西部精神、家国想象及“巴子营”世界——李学辉西部小说创作综论.pdf

李学辉是新世纪以来勤奋笔耕的西部作家，其小说创作成就斐然。李学辉小说注重对西部精神的发掘，这成为其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据；李学辉小说虽然叙述的主要是?州故事，但其视野却没有局限于?州，而是有着更大的辐射空间，即力图通过讲述?州而达到讲述“中国”的预设，我们称之为“家国想象”。无论是对于西部精神的阐发，还是对于家国想象的释放，李学辉小说都是从一个原点出发的，这个原点就是“巴子营”世界。李学辉小说所精心创构的“巴子营”世界，具有极强的西部性，这通过其所描述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西部性，以及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西部性，清晰地呈现出来。关键词：李学辉小说；西部精神；家国想象；“巴子营”世界中图分类号：12 4 7文献标志码：AD0I:10.3969/j.issn.1674-8107.2023.04.013李学辉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西部作家，他数十年笔耕不，将其全部的精力、智慧和热情投身于文学事业，取得了相应的文学成就，为甘肃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李学辉是甘肃武威人，而甘肃武威体现着典型的西部性，这里不仅是唐代边塞诗所反复歌咏的“边地”,聚集了西部特殊的地形地貌与气候特征，而且这里更有着久远的文化传承与风俗民情。李学辉生于斯、长于斯,按他自己的说法，“可能会终老?州”（武威古称“?州”），其成长史中蕴含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自不待言，故当他钟情于文学事业的最初时刻，就显示出其“西部文学”特质。纵观李学辉的西部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所以能取得相应的文学成就，与其在三个向度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对西部精神内涵的持续挖掘与表现，无论是其长篇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还是其数量较多的中短篇,都是如此;其次是由对西部精神的挖掘上升到对民族精神的思考，并展现了其特有的家国想象；最后是其有着明确的建构艺术世界的眼光、雄心和耐心。本文将从上述三个向度，讨论其小说创作。一、西部精神：李学辉小说创作的支点中国西部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学创作现象，必然有其特殊的题材空间、形象生成空间、生活氛围空间，以及由话语系统和表现手段所形成的审美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空间。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空间的切实存在，一种贯注于西部文学中的风骨与气质，将它与其他收稿日期：2 0 2 3-0 2-0 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项目编号：2 1&ZD260)；甘肃省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新时代甘肃作家地方性想象 研究一一以李学辉小说创作为例”（项目编号：2 0 2 3CXZX一8 0 5)。作者简介：王贵禄（19 6 7-），男，甘肃秦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贾张书晨（19 9 7-），女，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贵禄，贾张书晨：西部精神、家国想象及“巴子营”世界一一李学辉西部小说创作综论地域文学区别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西部精神可视为西部文学的魂魄所系。众所周知，“西部精神”是从19 8 0 年代就被研究者反复讨论的话题，虽然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毕竞给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理论线索。综合众多学者已有的讨论，本文认为,所谓西部精神,即是由强悍的生命精神、韧性的生活精神、顽强的开拓精神、沉着的自由精神等构成的精神价值的总和，它是在西部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的客观背景下，在漫长的历史动荡和文化积淀的过程中，融合了现实的时代精神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地域精神叫。李学辉几乎在其每部小说的创作中，都试图呈现西部精神的某种内涵，或呈现其复杂性内涵构成，而这，也恰恰成为其作品最动人的地方。末代紧皮手是李学辉2 0 10 年发表的首部长篇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品对主人公余土地的塑造，是从彰显其身上所蕴蓄的西部精神人手的，这就是强悍的生命精神、韧性的生活精神及沉着的自由精神。首章第二十九代紧皮手余土地的诞生，就突出展现了余土地身上强悍的生命精神。余土地原名余大喜，余土地是成为紧皮手之后的更名。从余大喜到余土地，要经过激水、拍皮、入庙、挨鞭等严酷的考验,充满了未知,在所有考验环节完成的时刻，被考验者已生不如死。激水环节考验的是身体的抗极寒能力，拍皮环节考验的是抵御诱惑的能力，人庙环节考验的是心理调节能力,挨鞭环节考验的是抗击打能力。可见，考验是从身心两个层面展开的，不具有强悍的生命精神，被考验者是绝难通过的。做了紧皮手之后，第一次给巴子营的土地紧皮，余土地再次彰显了其生命精神。紧皮是个“紧迫”的任务，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来,直至“紧完为止”。而紧皮手每抽一鞭，那由五牲皮做成的龙鞭都要被轮圆了，跨出几步才能抽出，且劲道要足，龙鞭抽打在土地上，就会出现一道白印,这样的紧皮不是生命的狂欢。“鞭挡带出的几点土远远飘去，一缕一缕，形成一条条土柱，汇在一起,好似一条土龙在田地里翻滚。2 16 8余土地早已耗尽全身的力气，但他坚持给最后一109块土地紧完皮，累到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在地头，很显然，是强悍的生命精神支撑着他走到了最后。与展现余土地强悍的生命精神并行不悖的，是展现其韧性的生活精神与沉着的自由精神。在余大喜通过重重考验成为余土地之后，有一年的休养期。他本来可在?州城的稻花香酒楼吃饭，在馆驿巷客栈住宿，在堂堂爽浴室洗澡，这些都是其时?州城最高档的消费项目了，他只管消费，其所有的花销费用都由巴子营出。但余土地起初放弃了这些消费项目，而在一个偏僻之地找了个住宿，方便照顾一个瞎眼的老妇人，他本想凭自身的力气挣钱以养活自已，饿了就去小吃摊吃点东西。余土地的想法是“替他们省钱”而其透露出来的则是，他始终将自已看作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一个处于生活状态的巴子营人。作品对余土地生活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多维度开掘，着重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得以彰显。余土地受到多次迫害，在经历了被错划为“地主”“紧皮”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被强迫结婚等一系列事件，仍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保持劳动的热情，因为就其自身而言，其心灵是自由的,并未被阉割。身处不利环境哪怕是在极“左”路线这样的恶劣环境，余土地仍设法给土地紧皮,这时的紧皮活动被赋予精神仪式的意味,毋宁说表现了其对大地深沉的爱，本质上则是其韧性的生活精神与沉着的自由精神使然。李学辉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对西部精神的开掘与展现往往相对集中，并通过极具生活在场感的情节叙述，使这种西部精神的存在生发出强烈的质感，我们分析麦婚这篇作品可见一斑。麦婚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这种“特色”，你可以认定为是对风俗民情的详述，也可以认定为是对群体形象的定格，还可以认定为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呈现，在本文看来，却主要是对西部精神的开掘与展现，而这种西部精神着重体现为顽强的开拓精神。王世厚已年过半百，他的儿子王奋发到了结婚的年龄，王奋发在外打工数年,其恋爱对象赵金莲是邻村女子，也在外打工。王世厚夫妇关切儿子的婚姻幸福,这是作为父母的责任所在，没有110什么可奇怪的，但他们关切的方式却与众不同，他们要以“麦婚”这种传统方式为儿子举办婚礼。麦婚是流传于?州的一种古老民俗，从挑选麦种开始，一直到小麦开花，都是婚礼的筹备期，而筹备的内容随着节气变化各不相同，由于筹备期旷日持久且仪式繁多，早已被人废弃。王世厚夫妇再续这种传统，就具有了开拓的意义。“开拓”的难度不仅表现在这种婚俗因为久弃不用，很多用物一时之间难以凑齐,而且表现在实现麦婚的过程,要调用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和不同背景的人，且每个被调用的人即使是熟人，也不会是免费的，都需要给予酬劳。麦婚过程实际上是仪式过程，各种仪式“从功能方面说，可以被看作一个社会特定的公共空间的浓缩。这个公共空间既指称一个确定的时间、地点、器具、规章、程序等，还指称一个特定的人群所网络起来的人际关系：即谁在那个场合做什么，谁在那个场合该做什么，谁在那个场合能做什么 315 3。麦婚过程异常复杂，包括选晒麦种、缝被盖斗、选地施肥、石盘磨面、提亲订婚、春种拉犁、赶制婚毡、喝送麦水、织挂红线、线拴婚田、守麦田、童唱婚谣、举行婚礼、进人婚田等,所有仪式都与麦子相关，又都与生育和生活相关。麦婚过程虽然有着花样翻新的繁琐仪式，执行起来困难很大，但正是因为困难的层出不穷，才使一对新人不断强化了婚姻认识的庄严感与神圣性。在快节奏的今天，在消费话语弥漫的当下，王世厚夫妇凭着一股韧劲，硬是完成了一场慢节奏的旷日持久的麦婚，麦婚过程的所有环节、所有细节无一遗漏，充分体现了他们顽强的开拓精神。这种开拓精神是贯注于西部人骨子里的强，作品对这种西部精神的开掘，使其充满了内在的魅力与张力。麻雀飞翔是值得重视的一部中篇小说，其所叙述的故事，虽然属于新世纪以来常见的“乡下人进城”的类型，但作品却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即对城市语境中如何坚守“韧性的生活精神”所进行的深入思考。严家三兄弟在埋葬父亲后，决心离开巴子营，到外面的世界寻找未来，约定“翻了身才能回到村里”,否则就不能回村，也不能再见面。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品分为三条线索，叙述了三兄弟的不同命运。严大爬上的是一辆破车,因无明确的目的地，在一个冷清的小镇下了车，在这个小镇，严大彻底改变了命运，而改变命运的机缘，是他韧性的生活精神。严大韧性的生活精神，首先表现在不对生活挑三抹四，能够做到随遇而安，原本这个小镇缺少产业和商业，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当遇到小镇上的“老人”，才有了一个守夜的工作，就是给街东头的寡妇桃花在夜间看门，“老人”的说法是“不怕镇里人骚情，就怕外面游手好闲的打食 4 112，这本是一个无人愿意干的工作，但严大认为有吃饭的地方（在“老人 家里搭伙），有住宿的地方（住小学校的门房），已经很知足了；其次表现在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上，本来他在晚上巡视几次就可以了，然后可到学校去睡觉，但他觉得既然自已的工作是守夜，如果守不出一点动静来，就不是好的守夜人，索性就躺在桃花家的门口过夜，等于整夜都在值守；还表现在他的勤快上，这其实透露出来的是他的生活态度，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白天就扫大街，把街道扫得干净光鲜，并挡带着把“老人”家里的力气活都干了；最后，表现在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刚进入小镇受人欺负，被“老人”解救之后，感觉这位老者犹如“爹来到了身边”,从此对“老人”是言听计从，孝顺有加，而他的知恩图报尤其表现在对桃花母子的重视和照顾上，他非常尊重桃花的意见，对桃花的儿子视如已出,甚至对桃花故去的丈夫也心怀感激，当得知其去世前为桃花母子留下了十多万元的存款，严大朝南跪拜,直呼“哥喉，你是我的再生父母呢！”正是因为严大表现出的韧性的生活精神，俘获了桃花的芳心，也使“老人”乐于促成这段姻缘。严富在家排行老二，他坐车来到了巴城，初到大城市的严富，有着所有乡下人进城的无所适从，但严富很快就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而这靠的是他韧性的生活精神。严富韧性的生活精神，首先表现在随方凑圆，不奢望，不奢求，很能够“将就”,这与严大如出一辙，他到巴城的第一个晚上是在沿河路的干河滩上度过的，后来与车站值班室的一位老人熟悉王贵禄，贾张书晨：西部精神、家国想象及“巴子营”世界一一李学辉西部小说创作综论了，经老人同意，在车站的楼梯拐角处安装了简易门，有了个“房子”,算是安置下来了；其次表现在他积极的生活态度上，他查阅用工信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但他并不灰心，而是来到车站找零工做，帮司乘员搬行李，挣了两块钱，看到一个女人提着两个大旅行包，主动上前帮她扛，一直扛到了她家，得到一盒牛奶、一块面包和五十块钱；还表现在他的工作态度上，在为那个帮助扛过包的女人（可能是被包养的小三)看门期间，犹如“门神”在世，任何男人如果没有女人的允许，是不让进门的。可见,在坚守韧性的生活精神方面,严富与严大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严富所在的大城市毕竞不同于严大所处的小城镇，充满各种诱惑，这对其生活精神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严富要面对的有利诱，如巴城日报的尾花消息报道“门神 后，一个胖子来了三趟，要挖人，提出给他加一倍的工钱，甚至送一套楼房，都被他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天上掉下的钱都是哄人的，我不想。4 138 还要面对色诱，被包养的小三总有被人厌弃的时候，“那个女人”在被“王哥”冷落之后,诱惑严富，但被拒绝，严富的理由是“不是自己的女人，男人不能要”，“乡下人到城里，更应该这样。要不然，会被人瞧不起。”2 14 1尽管因为拒绝利诱严富遭到毒打，拒绝色诱而失去了工作，但严富并不后悔，他坚守住了自己的生活精神，如此便没有走上“骆驼祥子”的老路。老三严贵与他的两个哥哥不同，他认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就高人一等，他缺乏的恰是韧性的生活精神，因为缺少这种精神，他来到巴城之后处处碰壁。邀请几个巴城工作的同学吃饭，想经他们介绍走条捷径，结果将带来的钱几乎花光，而他们一个个都溜之大吉。严贵后来想起经商的“下铺的同学”，见面之后发现同学正忙，被告知“正缺一个送材料的”让他三轮车去送材料，只送了一次，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随后在巴城浑浑疆疆地度日，经过“下铺的同学”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他才接受了送材料的工作。夏天的时候，严贵送完饮料后，在树荫下乘?,因为死町着一个过路的姑娘看,被骂“流氓”而激发了他的报复欲，尾随姑娘到家并111用西瓜刀行凶，行凶后潜逃，成了通缉犯。严贵在巴城的经历无疑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不能踏踏实实地生活，不能忍受生活的艰辛与困苦，总想着不劳而获，总想着被人重视，因而滋生出一股莫名的不平之气，对真实的生活满是抱怨，他之所以行凶杀人,也是因为这种抱怨和不平之气。严家三兄弟形象的创造，是作者对“乡下人进城”叙事的一种突破，而支撑起这一切的，无疑是作者对西部精神特别是韧性的生活精神在城市语境中的深入发掘，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二、家国想象：李学辉小说创作的境界李学辉的小说虽然叙述的是?州的故事，但其视野却没有局限于?州，而是有着更大的辐射空间。换句话说，李学辉有着力图通过讲述?州而达到讲述“中国”的预设，这种预设尤其表现在长篇小说国家坐骑的叙述之中。诚如李学辉所叙：“国家坐骑承载的是普通民众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有一种烛照作用,在任何一个时代,普遍民众的精神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基本品质。團人用手指在地下抠出脉断艺绝 四个字，也是一种绝叹，他呵护的义马身上负载的那种民间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国家精神。”5 为了更好地解读作品，有必要澄清何谓国家意识、国家精神。国家意识是对基于文化、地缘、传统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责任感，“国家意识是行为主体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情感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在自我内部，国家也被内摄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6 2 6;相应地，国家精神是“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国族信仰及其认同，标示国家内部团结、整合并具有凝聚力，体现为国民对国族即国家统一体及其国格与国性的高度自觉与忠诚，也体现为国家对其国民作为公民之权利及义务的自觉维护及其责任 7。国家坐骑叙述了近现代史上动荡岁月里，?州普通民众所承载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尽管这种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在?州民众的眼中是112那么实在又那么模糊，甚至还有点错位。李学辉的这种写作倾向，使人想起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的作家应该“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的主张：“我们把人民性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词汇，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的本领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18 14纵观这部力作，我们不难发现，李学辉最为看重的并不是风俗民情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在?州人民一切质朴的感情中，对于国家的感情无疑最为动人。?州作为历史上的边睡之地，又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接壤争夺之地，自西汉之后一直为边关重镇。历朝历代都有名将镇守于此，历来的成边将士都要进行爱国教育，因为只有将这个功课做足了，才可能使其安心成边报效国家,故国家意识与国家精神早已成为渗透于?州人骨髓里的一种文化基因。?州人对于国家意识与国家精神的理解是具象的，就是说他们是以一种具象的崇拜物来表达其国家意识与国家精神的，而这个崇拜物就是“义马”（其理想形态就是“龙驹”）。李学辉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如其所叙，“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回溯历史，试图从历史的肌理中找寻与普通民众相对应的精神承载”，“面对此，以单纯的盲从、愚味来涵盖国民性，是表面且平面的，如何从普通民众服从的心理中找出一种精神的寄托，来彰显时代、超越时代的认知，诠释漫长时代的特殊性，不仅仅要解构一个时代的截面，更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人们未发现的，这样，义马就担负了此种责任 。“义马 是一种半人半兽半神的存在，义马首先是人，是将人从婴孩时就按照马的生活行为习性进行严格的训练，随着婴孩渐渐长大，具备了马的外形特征，能达到“人马合一”的状态（即具有人的智慧与马的力量），就演变为人们心目中的神。义马注定只能是祭祀品，最终要将其涅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躲火化，这样做的目的，是祈求义马转生为国家之马，使国家中兴。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州人如此重视马文化？“马”这种动物在?州人的观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马是一种重要的作战工具，其奔跑速度、调度功能和运动气势，都足以为将士们增强战力，在战事频仍的?州,马文化的兴盛就成为必然。何况?州地势开阔，水草丰茂，非常适合养马，故历朝都在这里设置马政，即将?州作为官方所用马匹的养殖、训练和采购的基地。?州人的生活与马文化关联密切,马神庙、马户、圜人、马街、马场、马日等不一而足，而马文化的核心是义马，因为义马是国家意识与国家精神的象征。国家坐骑是围绕韩义马的出生、成长和涅躲而展开叙事的。伴随韩义马生命历程中的种种人、种种事、种种情，都形象地揭开了近现代史上一段充满灾难与悲情的岁月，而贯穿于这段岁月的主题，是国家意识与国家精神的浮动变迁。故事的起始时间是“光绪十九年除夕”（18 9 3年），这个除夕的特别之处，是有一匹传说中的汗血宝马风驰一般跑进了?州城,在绕城奔跑之后,汗血宝马在马户韩骧的妻子的胸脯上拱了几下（此时韩妻已经怀孕数月），且洒下热泪，随后转身离去。这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描述，预示着即将出生的韩义马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生命历程。在汗血宝马跑进?州城的时刻,马政司官员们的一番议论，透露出其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与期待，如其所叙，“国家积贫，人丁赢弱,马显疲态，挡不住坚船利炮。龙驹一出，天下大兴”“国有兵才稳，兵有马才胜，家无马不兴”19 4。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其他大大小小战争的打击，清政府早已是千疮百孔，根本就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在马政司官员们看来，要想击退西方列强，就需要龙驹现身，只有龙驹现身天下才会大兴，这正是他们的期待，又何尝不是?州人的期待呢？尽管这种期待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对于那个时代还习惯于冷兵器的人们来说，有这种期待也是合理的。?州人的国家意识是深沉的。“在他们眼里，王贵禄，贾张书晨：西部精神、家国想象及“巴子营”世界一一李学辉西部小说创作综论马户们喂马养马，是给国家用的。生下孩子，也是国家的。国家大于天。9 13?州人的国家意识的确让人动容，为了国家，作为个体的人或者一个家庭，没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这体现了其国家精神。生逢乱世，“国家指的又是什么？韩骧与其妻的对话，表明“国家”概念的模糊性。当韩义马还是个婴孩,晚上要睡在圜床上，夫妻两人便有一次对话。“睡在那样的床上，他不舒服。”“舒服便不做义马了。他不是我们的,是国家的。”“国家是什么？”“我也说不好。他也是光绪皇帝的。”“光绪皇帝那么远，他能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生下来是义马，死了转生后就成国家的马了。”/“你信？”“别乱问，这不是信与不信的事。这是规矩，这是他的命。9 37 可见，?州人是把“国家 与“皇帝”联系在一起的，但“国家”终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这种观念，还可从人与胡七爷的对话中推断出来,胡七爷谈到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独揽大权，随后圜人所说的话，表明“国家”与“当权者”并非一回事：“我只管训练好义马。谁坐天下，马就是谁的，但终究是国家的。”19 14 9 与?州人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相比照的，是那些官僚与军阀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的缺失。梅树楠作?州知县时，大肆推行苛捐杂税政策,其理由是国已不像个国，家也不成个家了“凡属国家之人都要认捐。国家之马，更应认捐。不瞒爷说，挂在马街的铁马掌，也要认捐呢！9 19 4 这是大厦将倾前的典型症候，梅知县不是“对其国民作为公民之权利及义务的自觉维护及其责任”，而是相反，就连义马这样注定为国献身的人也要认捐，梅知县们在横征暴敛中加速了晚清王朝的覆灭。在军阀混战时期,马廷作?州镇守使，其恶劣程度远超梅知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表现了十足的军阀作风。马廷理直气壮地要骑义马，他认为：“（义马）既然是国家之马，我先骑了。在这个地方，我就是国家。9 16 6韩骧为了保护“体现国家精气神”的义马不被辱,建议来骑他,结果被斩首。在马廷这样的军阀的观念中，谈不上国家概念，当然就无从体现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了，他们只相信武力，相信屠113杀，充分表明军阀时代只能是一个短命的时代。相对于李学辉的其他作品，国家坐骑表达了明确的家国想象,这使其能够从更高的视点，来观察近现代史上一段充满苦难与悲情的岁月，从而使其创作境界得以提升，具有了史诗性。作品所叙述的时长大约四十年，即从“光绪十九年”到1926年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人甘，军阀马廷被逐出?州，19 31年马步青乘冯玉祥中原大战败北之际进驻?州。这个时段，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西路军渡黄河、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个时段发生，远在西北边地的?州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这个时段，也是韩义马完成从出生、成长到涅檗的生命历程的时段。国家坐骑并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线，而是从叙述韩义马的生命历程，来辐射中国近现代史上那段岁月的，而所有那段岁月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影响到了韩义马的生命历程,这就使其叙事落到实处，取得了“以小见大”的叙述效果。尽管韩义马死后“转生为国家之马”并使国家大兴只是一个传说，但毕竟能够鼓舞人心，使人们能够感受到黑暗岁月中的一线光明。“国家负了人心，捐税散了人心。只要义马存在，散了的人心就会聚拢，这就是精神。19 12 9 而作品以悲剧的方式所传达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又是何其动人，这也许是国家坐骑最值得重视和深究的地方。西部小说创作，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局限于“西部”而缺少更高维度的观照，由于视野的局限也就使作品内涵得不到最大程度的扩张。新历史小说思潮的出现，为西部小说的内涵扩张提供了一种思路，白鹿原以一个村庄的变迁来折射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事件的方式，给西部作家良多启发，国家坐骑无疑走的是这条路线，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三、“巴子营”：李学辉小说创作的地理阅读李学辉的小说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中114短篇，几乎都可发现一个叫“巴子营”的文学空间的存在，“巴子营”于是成为了李学辉小说创作的地理中心。在中外文学史上,这种以特定空间作为叙事形态的现象层出不穷，如“鲁镇”之于鲁迅，“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福克纳，“湘西”之于沈从文，“高邮”之于汪曾祺，“商州”之于贾平凹，“枫杨树乡”之于苏童。“巴子营”并非实有其地，毋宁说是李学辉根据其故乡虚构出来的乡村社会的指代和浓缩，而这个乡村社会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时间跨度是从晚清一直到当下，因此李学辉的所有小说作品，可概括为“一部西部乡村社会的变迁史与心灵史”。李学辉所精心创构的“巴子营”世界，具有极强的西部性，一是地理环境的西部性，二是人文环境的西部性，三是人物形象的西部性，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性呈现，使李学辉小说具有了鲜明的西部性。我们首先来看李学辉小说作品所呈现的地理环境的西部性。通常来说，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地、河流、山脉、湖泊、动植物等要素，这些要素在李学辉小说作品中都有广泛的涉猎。如末代紧皮手的第二章“余土地在?州城的春夏秋冬”,相对集中地对?州（包括巴子营)的气候状况进行了精彩的描述，而作者始终能够把握住气候的地域性特征，这使其描述总能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州城的春天来得迟，好像老天爷不忍将人们身上的冬装早早地卸下，风里带着点寒意，又加着点暖气,冷一阵,热一阵,就在这冷热交替中,柳树率先发出了新枝。2 6 西北的春天来得迟而且短暂，这里所描述的是“乍暖还寒时候”的气候状况。再看夏天的情形：“雨不管余土地的心情，只管地下。青砖灰瓦被洗得精爽起来。路边的树摇摇摆摆，偶尔有一只鸟煽动着湿湿的翅膀,找能躲雨的地方去了。一间小房子立在雨中，像一个害羞的姑娘，躲躲闪闪，很无助。12 31这里所描述的，是盛夏时节大雨涝沱的情形，西北的降水主要在夏季，如遇大雨则来势迅猛，作品通过对“路边的树”“一只鸟”“一间小屋子”的描述，就再现了西北夏雨的迅猛之势,落笔可谓精准。秋天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品叙述余土地在一个秋夜潜返到巴子营，先是听到使劲叫着的秋虫，然后不断从嗅觉辨别出种种庄稼，如香味醇厚的谷子、气味成熟而诱人的洋芋、散发着令人失魂落魄气味的荞麦，这样的描写是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再现了西北秋天特有的景象，另一方面则将主人公余土地的大地情结生动地揭示了出来。作品对于西北冬季天气的描写，突出了其“突发”与“刚猛”的特点，再现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肃杀悲?之感，如：“?州一立冬就显得有点刚猛。这是典型的北方天气，犹如北方男人的脾气。天空蓝就蓝得令人发术，阴就阴得令人千肠百肚、不经意间，一场雪下来,铺天盖地,满地的白冷让?州人走路困难起来，第二天太阳一照，雪融地湿,又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天气。2 14 8 李学辉对于西北山形地势的描写，同样准确而生动，寒寒几笔就能再现其特点和气象，如国家坐骑中对于河西走廊山形地势的描写：“去敦煌的路上，相马师坐在牛车上,圜人闻到了一股腐气。天空很低，低到相马师的手一抬就能摘到云朵。河西走廊两边的山很近，又很远。山中间是无边的良田和戈壁。它们兄弟般连在一起，又仇人般泾渭分明。良田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戈壁则永远是褐色。只有在冬天，一场无际无涯的雪一下，戈壁会短暂地白一次，阳光一照，又裸出本色。沙砾的位置固定着。风卷过来，褐色的表皮抗拒着风的侵袭。戈壁上的茂草,努力地泛黄泛绿。19 8 6 河西走廊两边的山，为什么“很近”又“很远”？“很近”是人的错觉，实际上却是“很远”；“良田和戈壁”是连在一起的，又是泾渭分明的，如兄弟又如仇人，这种比喻可谓精彩，写活了河西走廊的地理分布。西北水资源匮乏，故李学辉书写河流的情况较少，偶尔涉及到河流湖泊，仍可见其过人的洞察力，如汉奸河对“大权河”的书写：“大权河离巴子营不远。河静、村静，一切都静穆在晨曦中。接纳了一点晨光的大权河赤裸得刺眼，宽阔的冰面上星星点点的光在拥挤。过往的阳光让冰面滚过几粒水珠后，夜晚便将水珠凝住，冰面就疙疙瘩瘩地拉扯人的鞋王贵禄，贾张书晨：西部精神、家国想象及“巴子营”世界一一李学辉西部小说创作综论底，稍有不慎，便会滑倒冰面上。老福立在河边，耀眼的白婉蜓开去，拉直了他的目光。这白，一白就五个多月，白得老福心里生毛。”4 7 9 大权河水是巴子营人的饮用水，却很早就结冰，结冰期近半年之久，这个段落的出现,印证了西北边地河流状况的特殊性。李学辉如此重视其小说创作突显地理环境的西部性,因为他深知地理环境西部性的书写，是其作品西部性的基础。李学辉小说对人文环境的西部性有着更执着的书写，其对以巴子营为中心的?州人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及风俗民情的体察与呈现，使其小说作品彰显极强的可辨识性。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是无法直接“看见”的，风俗民情却是外在的，是可见的且具有仪式感的，在李学辉的小说创作中，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是通过风俗民情而加以呈现的。李学辉对此有明确的追求：“我一直抱着本土的乡土不放，抒写的东西基本被人打上乡土的烙印。在发表若干小说后，自己突然醒悟了一点。我觉得自己抒写的乡土尽管有粗砺的诗意，但有些单薄，缺乏历史的支撑，于是我便翻看多年的行走积累，那些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非物质文化在我心里激起了震撼。5 诚如李学辉所言,其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 的挖掘,而因此所获得的最具代表性的素材，就是“紧皮手”与“义马”，前者体现了?州人深沉的大地情结，后者体现了?州人的国家意识与国家精神。末代紧皮手与国家坐骑因为对?州风俗民情的出色表述，以及非物质文化本身的唯一性，而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替代的文本存在。不仅长篇小说是这样，李学辉的中短篇小说亦重视风俗民情的书写，虽然其所呈现的风俗民情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极具西北特色。纵观李学辉小说中的风俗民情书写，大都与生存、生活和生育相关，具有十足的烟火气，我们不妨以中短篇小说为例，来分析其风俗民情书写。麦女以巴子营的“麦女”风俗为中心，叙述了巴子营人的“麦子情结”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品中的“奶奶”在十四岁的时候被选为麦女，麦女是“麦神的信使”。选麦女的115程序复杂，第一关是族中三老（主要看五官和身材是否匀称），第二关是相婆，相婆要把准麦女的衣服脱掉，看身上有没有斑疤，闻身上有没有怪味，然后让她跑，叫“跑汗”，跑出来的汗相婆用手指接住,放在舌尖品尝,判断有无怪味。过了这两关，麦女也就选出来了。麦女的任务是培育麦种，程序是这样的：从每家每户选好9 颗麦子，用黄纸包好，装进一个大布袋，族长最后拿来公田里打下的精选麦粒，要用小红口袋装了，一同塞进大布袋里；整个冬天，麦女要楼着布袋睡觉，直到春种时节；春种的前一天,族长会通知麦女,接到通知后的麦女，要洗澡、漱口、换新衣服；麦女抱着麦种袋，坐上轿子，到祠堂将麦种袋交给族中三老；开犁播种时，麦女披彩挂红，到公田里撒完那个小红口袋里的麦子；撒完公田的麦种后,到各家的麦田里走一遭，程序就结束了。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过程，不断强化着人们的麦子情结，体现了农耕文化对天地的敬畏，仪式的功能就在于“增强、转化或减少了这些情感要素 10 15 7。在李学辉的中短篇小说中，都会涉及这样那样的风俗民情书写，只不过有些作品不是将风俗民情作为重点进行叙述，却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譬如麻雀飞翔中，严家父母去世后，三个光棍儿子,就在坟前插了三根指向天际的木棍：“这是巴子营的习俗，到了结婚年龄还没找到老婆，一旦父母死后，就插这些木棍，找到老婆后才能被拔掉，在灶膛里一烧，告诉灶王爷，自己成真正的男人了。4 12李学辉小说立足于“巴子营”艺术世界的创构，塑造了众多的乡土人物，这些人物都表现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的特点。李学辉小说着眼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叙说着“巴子营”的变迁，因此其作品总体上被赋予了某种史诗性，而其人物序列也据此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一类是历史人物，另一类是现实人物。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李学辉都有着塑造典型人物的美学追求：“人立不起来，结构松散，语言拖查无味，足以让读者形成审丑疲劳。5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人物“立起来 呢？阅116读李学辉小说作品，我们发现其对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能够从人物的经济状况、时代诉求、文化背景、性格特点、心理现实等因素出发,让其在某种事件中，通过对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心理等方面的描述，将人物“立起来”。汉奸河叙述了抗战中期巴子营人的生活状况，塑造了老福、廖立芳、甲长等历史人物形象。老福是作品用力最多的一个人物，相对来说也塑造得生动、丰满。老福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巴子营的农民，他勤劳本分，过着平淡的日子，但因为“抗战”这个历史语境，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大的变化。先是儿子看送壮丁的热闹，被人顺手抓了壮丁，其妻本来就有病，因为儿子被抓壮丁，一气之下病情加重就死了，老福被变成了一个老光棍。成了老光棍的老福，经历了三个事件（一是拒缴抗日粮，二是巴子营遭日机轰炸后的救人，三是接受调查组的调查），显示了老福内心蕴蓄的反抗性，对国民党大大小小官员借抗日发国难财的认识,以及对廖立芳本能的欲望。老福的性格原本是儒弱的,但因为贫穷而被逼无奈,他的话变得强硬起来，在与甲长关于抗日粮的对话就是如此。老福没有文化，也没有抗日的概念，故当日机轰炸巴子营时，他以为是“天兵灭人了”待看到压在条下被大火围困的甲长，他才知道这是日本人犯下的罪行。他与廖立芳顶着极大风险，在大火中四处救人，则说明他秉性良善，关键时刻能以大局为重。但老福与廖立芳的救人，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感激，且被人传说为是趁火打劫，“扒了一夜死人的东西”。面对险恶的人心，他只能自证清白：“巴子营人身上有几根肋骨我还不知道，还金银财宝，屁 4 8 8 这句话的意思是，巴子营人都穷得叮当响，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巴城救援队的人于是只能问很滑稽的问题，诸如为何炸弹就没落到你们家、莫不是你们引来的日本飞机之类。随后老福与廖立芳被绑在了村口的白杨树上,接受审问，但能审出个什么来呢？副处长看到此情形，建议将他们关在老福家里，看能不能打探出什么消息来。此时老福与廖立芳的对话就显得很有意思了，老福的问话与其他村民一样无理,具有一定的挑性,被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廖立芳扇了两次耳光，则说明老福的观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与陋见。作者在塑造老福这个人物形象时,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因此能够塑造得生动丰满。其他人物虽用力不多，但也能抓住特征化细节，寒寒数笔便神情毕现，具有很强的辨识度。除夕在李学辉小说作品中虽然不是很突出，但其实是极有特色的一篇作品，这篇立足现实的作品塑造了八爷、王翠花、改存等人物形象，其中八爷形象尤为突出。八爷当了巴子营四十多年的村支书，这四十多年间八爷与巴子营一起沉浮,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八爷有一个自豪的想法，就是“巴子营的地留人呢”。八爷的认识是清楚的，只有把青年人留住，巴子营才有未来，但问题是，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刻，还留得住人吗？这几年最令八爷楸心的事，就是村里的青年人不断外出打工，挡也挡不住。这使以农为本的八爷大惑不解，在他看来，他们“说人话总得吃人饭，总不至于不种地吧 4 18 5。村里想放弃种地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就是死了丈夫、信誓旦旦地说“嫁到巴子营,死也要埋在巴子营”的王翠花，也放弃种地了。她给八爷算了一笔账，说明搞“高成本投资”的农业，不如到外面打工合算。这个一心要振兴巴子营的固执的老人，终于想通了，青年人都会自己算账，也知道怎么创造自已的未来，外出打工就打工吧。八爷坚决反对的是，巴子营女孩到餐厅、歌厅打工，因为这些都是伺候人的“下贱活”。偏偏王翠花的女儿改存上高职后，就去餐厅打工，当了大堂经理。八爷去餐厅走访，为了给巴子营姑娘撑面子，他这个“父母官”打电话叫来村委会一班人，吃了一顿饭,本来是改存请客，八爷硬要自已付账，当看到“万元”账单，才后悔莫及，这笔钱抵得上他五年的村支书工资。餐厅事件使八爷备受打击，使他的自信心近乎崩塌，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八爷在村委会上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今年一家收一百元，在空场子里搭台子，放三十六路焰火，挂八十盏马灯，让外面闯荡的这些小子们瞧瞧，巴子营人过年是咋个过法”，除此之外，“让全村人集中起来看春节晚会，架八口大铁锅、煮八锅王贵禄，贾张书晨：西部精神、家国想象及“巴子营”世界一一李学辉西部小说创作综论肉、摆八扇酒，我就不信，出去的人记不住巴子营”410。摆这么大的阵仗，说到底还是希望“出去的人”都能回来，能安心在巴子营扎根生活，但这也许只能是一厢情愿。除夕之夜，八爷组织人和车将改存和王翠花硬是从餐厅拽了回来，因为他觉得过除夕，巴子营人“一个都不能少”。八爷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典型的村支书形象，他的身上聚合了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与历史缺憾，也具有中国最基层干部的持久高涨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他对乡村的爱是深入骨髓的，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有生之年看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