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命字礼仪_贺少雅.pdf

现今较为完整的男子命字礼见于仪礼士冠礼篇。加冠礼在前，冠者要进行三次换装，首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再加爵弁，象征着从此获得了出仕、从戎与家族祭祀权。然后是命字，由冠礼上的主宾（一般是父亲的朋友或其他尊长）为冠者赐一个“字”，并念诵祝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意思是希望青年持守德行，德配美名。命字毕，代表着男子已进入成年人行列，这时要郑重地以成人之礼拜兄弟姐妹并乡大夫和乡先生，接受他们的祝福或训导，至此“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礼记冠义）。在这里，命字礼被定义为对即将成年者的尊重和祝福，如仪礼士冠礼所说的“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名字具有“字以表德”的意涵。如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曾说：“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为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苏季明书张横渠事，亦只曰子厚。”宋刘敞字序亦言：“字之也者，传其名也。传其名者，主成其德，故字表德者也。若名则非表德者也。古之人有名狗，名鳅，名黑臀，名籧篨，皆贤人也。周公之子名禽，孔子之子名鲤。圣人之命其子，亦无择焉。然则恶乎择？择乎字而已。”那么，如何取“字”呢？严格来说，“字”由“名”生，方法很多，包括同义互训、反义相对、连义推想、连义指实、辨物统类等。例如，白虎通姓名87说说命字礼仪中说“或旁其名为之字者，闻其名而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若名赐字子贡，名鲤字伯鱼”，子贡的“字”就属于同义互训。这些命字规则传承后世，又因不同时代的文化趣味而显得丰富多彩。例如汉魏时期人们喜欢用排行、尊老和谦逊的字，像汲黯字长孺、司马相如字长卿、苏武字子卿；宋人受理学思想影响喜欢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君子理想来命字，诸如郭忠恕字恕先、焦守节字秉直、薛居正字子平、张端礼字处和等。命字礼在周代以后，随着冠礼衰微而湮没不闻，所幸重名传统未断，取字之俗仍存。魏晋时期，王昶撰诫兄子及子书、陶渊明作命子诗，申说名字内涵，教育规训子孙。唐刘禹锡又创造性地将“杂说”文体应用到命名取字习俗中，作名子说一篇，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文人字说。文章阐述撰写字说的原因、所命之字的内涵以及对儿子的期待，告诫儿子取字是为了让其知晓孝敬父母、忠于国君，希望他们“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勉励他们“仁义道德，非训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字说作为一种应用性文体与命字礼或者说冠礼之间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按仪礼，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礼记书影88文史知识 2023-3字辞，后人因之，遂有字说、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辞之滥觞也。虽其文去古甚远，而丁宁训诫之义无大异焉。若夫字辞、祝辞，则仿古辞而为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说，故近以说为主，而其他亦并列焉。至于名说、名序，则援此意而推广之。”至宋代，字说文体渐趋成熟，如柳开撰字说，为焦邕命字为“世和”，解释“世和”这个“字”与 名“邕”之间的关联，并详细解说了“和”所蕴含的伦理内涵。文中说道：“世和，邕之义也。父子和，孝慈生；兄弟和，友爱成；夫妇和，室家平；朋友和，信义行。味之和，食之安；声之和，听之乐；色之和，视之亲；言之和，闻之悦。动以和，遂其事；居以和，睦其邻。惟和其难也，惟不和其易也。君子能其难也，久而尤节之，惧变生焉；小人能其易也，暂而尤忘之，喜怨行焉。”宋代是礼仪重建的重要时代。很多大儒都重视冠礼的规训作用和字说的撰写。祖无择进士魏舜元字序：“男子冠而不字，可以谓之阙礼。予之友弟魏君舜元，一日访予，以未字为请，且惧其阙礼。夫父名其子，士字其友，时乃古。予不敢逊，因稽其名所出，循其义以取称之字曰 善长。”王柏时哲夫字说中提到：“甥孙时垲将冠，其宗长为之谒字。今垲既冠，固将责以成人，非百倍其力于三纲八目之中，则何以明善而复其初哉，况敢望其治国平天下！请字以 哲夫，子其勉之。”司马光也特别强调名字的训诫意义，他在诸兄子字序中说：“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归过家，遍为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训焉。呜呼！朝夕不离于口耳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闻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元明时期，仍有不少世家大族坚守着加冠命字礼仪传统。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就是一例。该家族与明初著名文士宋濂及其弟子方孝孺关系密切，宋濂不仅为郑氏族人主持冠礼，还撰字说以教训子弟。他在郑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辞有序中说：“浦阳孝义之门曰郑氏，其十世之长仲德甫，筮得柔日，宿余为宾，将冠其从子木、杲、果。余亲与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礼，于是稽名定义，制字命之。”方孝孺撰郑氏四子加冠祝辞也记载了郑氏十世之长仲德父冠其89说说命字礼仪从子杓及诸孙燧、爚、燿之事，并希望“因字以勉其德”“欲四子者为君子”。尽管如此，字说的盛行和传承与命字礼或者说冠礼已无绝对关联，人们更看重的是请字、命字、撰字说、行命字礼等一系列围绕着“字”这一文化符号所衍生的社会网络和文化生态，例如，宋元时期，有的文人倾向于向名士硕儒求字，且屡次索求锲而不舍，如黄庭坚张说子难字说：“南阳张说子难，尝以名字求余为序。余辞以不能，而求不已。”有的年龄尚幼便要请字，元好问靖德昭儿子高户字说中提到：“靖氏，盖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 高户，而乞字于余。高户今六岁，青衿绣襦，温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将为万乘之器。因字之伯起，书以贻之。”有的请多人作字说演绎，如刘克庄方郎居之：“竹溪翁为吾家方郎广翁居之作字说，高矣美矣，然义理无穷，余请为竹溪作义疏，可乎？”明代也是如此。徐一夔在徐恭字序中记载，徐恭即将入国子监，他并未举行冠礼，但是认为入学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字”，在同僚中必有“辱与恭友者，必不肯以名呼”，所以请字用于交际，也为自我勉励。贵胄之家的冠礼命字也不例外，周忱在徐时用冠辞中提到：徐时用为兵部侍郎徐公良玉之长子，幼名镃，“三月吉日，始加元服，春官少宗伯羊城陈公为宾而字之曰时用。礼宾之日，驸马都尉沐公襄城伯李公、少保黄公暨、列卿贵人之在南京者，莫不毕集”。李时勉冠礼说也记载了徐时用加冠时的盛况：（时用）“既冠，冬官亚卿庐陵周公为制祝辞，内台副都海虞吾公又字以勖之，少保户部尚书东莱黄公复诗以美之，士大夫之长于诗者皆属而和之”。近代以来，取字习俗日渐衰微。1949年以后，除一些文人雅士还沿袭取字命号传统之外，大多数人已不知字号为何物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十八岁成人礼的推行，成人礼的复兴再次被提上日程。礼仪重建的推动者试图通过仪式的考验催熟年轻人，并汲取古代冠笄礼仪传统加以现代性转化，一时间成人礼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借此东风，或许命字礼也宜以适当的形式再度融入现代礼仪生活。（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