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全面探索及其价值.pdf

抗战时期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文化创造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历史时期。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党的文化思想的逐渐成熟以及文化思潮的影响，促使党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二者的结合进行了全面思考和积极探索。这对增强文化自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建立抗战精神支撑、夯实文化自强基础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关键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观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两个结合”，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推进实践和理论创新，进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途径。其中，第二个“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底蕴，是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内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深厚思想基础。深入研究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对增强“两个结合”伟大实践的历史底蕴和政治自觉具有重要意义。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动因抗战建国的客观需要、我们党文化思想的渐趋成熟、中国文化新思潮的蓬勃开展，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 主 义 与中 华优 秀 传 统文 化 相 结 合 的 重 要因素。（一）抗战建国形势对思想文化提出新要求日军疯狂的军事进攻、积极的政治诱降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文化侵略攻势，使中国不同政治力量围绕抗战建国形成了不同的抗战主张，引发了思想领?域尖锐的斗争和激烈论战，严重困扰中国人民的抗战认知，消解了人们的抗战热情，制约着全国抗战进程。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以马克思主义解答时代问题，以凝聚共识、指明方向。第一，推动全国抗战进程，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解答文化斗争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要不要抗战、如何抗战以及抗战前途怎样等问题，文化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日本极力推广文化侵略政策，不仅推行奴化教育，而且利用抗战阵营中的妥协投降分子大造“亡国论”，企图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则实施法西斯文化政策，通过推行文化复古主义为其独裁统治和消极抗战作辩护。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救亡旗帜，“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激烈的文化斗争直接影响政治革命，使一些人对抗战前途感觉迷茫，抗战决心发生动摇。党要应对尖锐的文化斗争，回击各种反动逆流，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在民族解放的任务上”，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提出反映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符合中国抗战实际的科学文化理论，制订出解答抗战需求的文化战略策略，掌握文化发展主导权，以强大的文化领导力和影响力凝聚全国抗战共识、鼓舞抗战信心。第二，坚持党的文化抗战领导权，必须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党内教条主义依然存在，它们“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 理论 研究上”，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苏俄经验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现状相割裂，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受到了挫折。坚持党对抗战斗争和革命文化的领导权，促使革命沿着正确方向走向胜利，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实现抗战建国政治目标必须创建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新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为适应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创造。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普遍关注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文化就在一个什么问题的意义上被创造出来。”要夺取抗战建国斗争的胜利，仅仅针对文化交锋的具体问题开展斗争是不够的，最有力的回击就是创造出与现实斗争相匹配的民族新文化，从根本上动摇旧文化的根基和体系。近代以来“全盘西化论”“文化本位主义”和“文化调和主义”等救国理想相继失败，表明完全依赖传统文化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非理想之法。只有给传统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灵魂，并以扬弃态度剔除其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糟粕，挖掘和弘扬其引领时代发展的精神智慧，形成与时代需求同行的新文化，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能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力量。（二）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渐趋成熟成功与失败的革命历练，使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普遍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渐趋理性，为结合创造了有力的主体条件。第一，我们党的理论运用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思想理论条件。从领导工农运动到经受大革命失败的洗礼，从掀起土地革命高潮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从经受长征考验到落脚陕北、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并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党在成功与失败的反复比较中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将革命方略由服从共产国际指导转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将革命途径从“以俄为师”转向把外来理论和经验中国化，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到总结军事大争论并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剖析党内主观主义并阐明党的思想路线，再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党日益掌握了革命发展的规律，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增强了理论运用和创新能力，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自觉与成熟。第二，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趋于理性，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指导和借鉴。党早期对传统文化以批判为主，痛?斥封建“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东西，文章词赋也是贵族淫昏的粉饰”。然而，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理性对待传统文化，把批判封建文化和利用传统文艺形式、分析传统文化的现实影响以及科学整理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党在提出“反对旧社会封建迷信及基督、孔教等一切宗教恶习”的同时，规定要充分利用传统游艺形式如“武术、花鼓调、旧剧”等开展士兵政治教育，使“继承与改造民间传统艺术，使之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成为苏区文化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恽代英、澎湃等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对农村革命的深刻影响，开始把传统文化纳入中国革命实际去思考农村革命斗争策略问题。在此基础上，党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对待传统文化。瞿秋白提出，继承历史遗产“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一定要有阶级的立场，一定要努力学习新的阶级底宇宙观”的文化态度；柳提出，“有条件的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的文化发展方法；毛泽东则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中国兵法优秀成果，形成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理论，为结合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实践参考。（三）文化新思潮的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唯物辩证法的广泛传播、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发、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营造了良好文化氛围。第一，唯物辩证法风靡全国，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抗战背景下，我们党清醒认识到唯物史观在革命斗争中 的 应 用 和 实 践“只 有 借 助 于 辩 证 法 才 有 可能”。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文艺理论等一切学问的哲学基础，它透出了学术发展的新曙光。为此，党领导并组织相关机构和人员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介绍相关国外研究论著和教科书，推广国内研究著作，“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等”，大力宣传唯物辩证法。一时间，“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 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第二，文化思潮出现新变化，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开辟了科学路径。日军大举侵华的紧逼、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使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民族文化情结渐趋浓厚。唯物辩证法的盛行，则促使思想界开始科学审视中西文化关系，无论是文化本位派还是西化派，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都逐渐从绝对地否定或肯定向文化综合创造方向发展：本位派主张“以吾固有之文化，共相淬砺，建为国本”，但提出必须“以西 洋文 化为用”；西化派认为“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文化”，由背离民族传统转向回归传统，将中西文化关系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转向二者融合创新，开创了科学对待和发掘优秀民族文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路径。第三，新启蒙运动蓬勃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营造了良好氛围。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和文化思潮的推动下，党的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为抵制日本文化侵略、国民党文化破坏及复古文化侵蚀，发起了一场与抗日战争相配合、以建立“文化联合阵线”为目的的新启蒙运动。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统一思想，陈唯实提出“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艾思奇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为了解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难题，陈伯达提出“要合理地扬弃中国的旧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表明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对待传统文化科学态度的阐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营造了有利氛围，渲染了浓厚气氛。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全面探索革命斗争的需要、主体条件的具备以及文化思潮的综合作用，促使我们党开始从哲学基础、学理?解析、实践活动、方向指引等方面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并开启全面探索。（一）哲学建构：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扬弃、改造和融合不同文化的结合，首先需要确立其学理基础，即完成哲学建构。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马克思主义只有运用到实践中才能发挥其批判作用。作为发展着的科学理论和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汲取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和精华才能实现其中国化。抗战时期，我们党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率先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扬弃、改造和融合，奠定了结合的哲学基础。第一，用唯物辩证法扬弃中国传统知行观，为结合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唯心主义先验论者重知轻行，提倡“生而知之”“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知先行后；唯物主义反映论者重行轻知，主张“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闻之，莫见之，谓之亡”的行先知后。针对以上观点，毛泽东撰写了 实践论 并对其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将其重视知或行的有益因素融入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其割裂知、行关系的片面做法进行改造，创立了辩证的知行观；对传统的“知易行难”“知难行易”两种对立观点、以知鉴行和以行鉴知的真理认识标准分歧进行批判性总结，提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创立起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提出：“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 揭露了党内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过程和总规律，奠定了马克思主 义 和 中华 优秀 传 统 文化 相 结 合 的 认 识 论基础。第二，用唯物辩证法提升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毛泽东在 矛盾论 中，对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中的“尚变”传统及相关哲学范畴加以提炼改造，论述了“渐变”和“骤变”，即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渐变”和“骤变”的内在根据和本质原因在于事物的内因，论证了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他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一事物和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都是“一分为二”的，既存在共性和普遍性，又存在个性和特殊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矛盾也是“一分为二”的，在事物发展中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斗争形式是“一分为二”的，可以区分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类矛盾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他重点强调矛盾的转化，把它看成是旧事物向新事物飞跃的关键，揭示了“新陈代谢”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矛盾论 系统深刻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有助于击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桎梏，突显了结合的方法论意义。（二）学理阐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进行阐发和延伸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然通过一定学理形态予以表现。党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延伸来实现的。为了从根本上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和运用所引发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命题把“中国实际”从革命现实延伸至历史文化领域，拓展至中西文化之辩，建构起完备的学理形态。第一，将“中国实际”的内涵拓展至中国历史文?化层面，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建构起科学范式。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国实际，不仅得到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而且得到教条主义者王明的赞成。王明认为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地中国化，“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这就从客观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必须“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 究 孙 中 山 先 生 的 三 民 主 义，研 究 中 国 历史”，把优秀传统文化看作“中国实际”的一部分，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整风运动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使二者的结合获得了实践支撑和科学逻辑，拥有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审视文化的中西之辩，为结合提供了理论新视角。年初，在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中，针对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特殊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不仅因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而具有特殊性，而且与西方社会也有共同性，认为梁漱溟过份看重特殊性而忽略其共同性。尽管他们没有达成统一认识，但从中可看出，我们党已经突破了文化保守主义狭隘视角，承认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同共融之处，并认识到只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本国文化也有其合理之处，得出了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断，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中华文化进步的新视角。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确立了科学立足点。毛泽东在对抗大第三期二大队毕业学员的讲话中，用 西游记 中唐僧以坚持行进方向、孙悟空以机动灵活、猪八戒以吃苦耐劳、小白龙以埋头苦干最终取得真经的典故，“阐述他提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滋养。随后，解放日报 社论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提出，审查一个政党民族化的标准之一是“看这个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而不是坏的，早已过时而应该抛弃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突出了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确了二者结合的文化立足点。（三）实践推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动提升不同文化的结合，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实现。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促使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二者在交流互鉴中得到提升，实现了在融合中的创新发展。第一，以马克思主义扬弃中华传统文化，催生出中华文化新内容。一是对传统哲学命题作出新注解，使其获得时代化新内涵。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传统哲学命题作出新阐释，使其由治学方法转化为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并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二是对传统道德进行扩充，建立起了适应抗战需求的道德体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 对“忠孝仁义”进行新解读，认为其最高境界是“对国家尽其大忠”“对民族尽其大孝”“对四万万同胞和人类大多数给予爱护以实行大仁”“对危害 国 家 和 民 族 利 益 之 敌 进 行 斗 争 以 实 行 大义”，将其由狭隘的忠君、孝亲扩展到追求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伟业，使其获得了革命道德意蕴。三是对传统文艺“推陈出新”，构建起大众化文艺体系。继向林冰提出用民间形式作为创造文艺新形式之起点、胡风提出以五四文艺新传统代替民间形式作为文艺形式革新的基础后，毛泽东于 年为延安平剧院题词“推陈出新”，要求“以扬弃批判的态度接受平剧遗产”，在继承改造旧形式基础上?加入新内容，以此促进一切文艺改革，推动了大众化文艺体系的形成。四是对传统史学“古为今用”，创建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此外，还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的论断，强调历史对现实斗争的重要性，号召史学为抗战服务。毛泽东建议何干之在 中国民族战争史 中“把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赞扬范文澜的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对抵制复古活动“大有裨益”，鼓励史学服务于现实斗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和指导下，中国史学通过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及其规律来解答现实问题，真正实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伴随民族危机而陷于困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赋予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而获得了新生。第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马克思主义，形成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命题、表述方式等优秀资源融入马克思主义，使其获得了独特的中国文化色彩。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因汲取中华传统思维而具有了中国哲学底蕴。实践论 的副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行关系”反映了“实践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矛盾论 则借助于中国传统的矛盾学说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运动观和认识论，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观察问题和阐述理论的独特思维。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吸收中华传统军事观而具备了中国表达方式。毛泽东提出的“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是对 孙子兵法 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观的创造性阐发，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带有民族特色而易于普及宣传。三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吸收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等积极因素，将封建统治者的“民本”意识进化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使以维护封建剥削为目的的“为民做主”升华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求的人民至上价值追求。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和民族化，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了二者的相融相通和长远发展，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新文化。（四）方向确定：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两种文化的结合，必然要以新的文化形态来呈现。为了创建与革命方向一致的新文化，我们党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明确了新文化的领导力量、发展目标、发展方式、服务对象，明确了结合的坐标体系。第一，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强调新文化的领导属性，指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方向。领导权关系到政党在革命事业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党的认可程度和支持力度，决定其决策部署能否顺利执行、奋斗目标能否早期实现。因此，它不仅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党从抗日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离不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实际出发，提出以救亡为中心任务的中国文化“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指明了新文化的领导者，确立起区别新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志，指引着革命斗争各领域各方面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以“民族的”突出新文化建立的关键所在，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起点。我们党提出“民族的文化”，既是当时革命形势的现实需要，也是以往革命斗争的思想总结。要求新文化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还要“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 和 互 相 发 展 的 关 系，共 同 形 成 世 界 的 新 文化”，明确了新文化的世界属性。强调新文化应有自己的特性，即“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为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新内容，又通过民族特有形式将其表现，实现了文化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民族文化获得了追求民族独立的新内容、体现民族特征的新形式?以及与外来文化交流互鉴的发展新途径，突出了新文化的历史和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三，用“科学的”确定新文化发展的方法论原则，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导向。科学性是中华传统文化比较缺失的因素，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文化品质。抗战时期，我们党从方法和内容方面阐明了新文化对科学性缺失的弥补。用“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文化发展原则，以“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唯心论和宗教主义，彰显文化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用“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突出科学发展的重要地位。文化科学性的提出，促使党领导抗日军民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坚守和践行革命真理，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不断提高生产和斗争能力，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第四，用“大众的”指明新文化的奋斗目标和实现方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质。文化发展为了谁？文化发展依靠谁？这是衡量文化阶级属性的重要标志。在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挽救民族危亡的时期，党从新文化为谁服务、如何服务两方面阐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新文化是大众的，首先意味着新文化服务于大众，即通过大众的文化实践、思想阐发、情感表达等建立起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文化；其次蕴涵着新文化的服务方式是对大众的普及和提高，通过开展启蒙运动以唤醒“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并在此基础上“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揭示了新文化的人民本质。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意蕴抗战时期，我们党立足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审视并加以改造提升，同时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形成了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对增强文化自尊和自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汇聚革命力量、促进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第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增强了文化自尊自信。文化自尊自信是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自觉爱护、传承、践行及现代转化，实现对文化精髓的领悟、对文化价值的肯定。在救亡斗争中，我们党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和提炼，在继承其优秀成分、剔除其封建糟粕的同时，改造、提升仍有借鉴价值的精神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其民主性内容、民族化思维和大众化表达方式，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塑和现代转化，使其因适应实践斗争、满足现实需求而重现光芒。这促使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浸染而深感自卑、被文化侵略和文化独裁侵蚀而缺乏自信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和评判传统文化，增强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认同，坚定了文化自尊自信，奠定了文化自立的基础。第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党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文化目标“主要是正确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在二者的相融共生和相互促进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抗战时期，党在用唯物辩证法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提升和转化的同时，又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表现形式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原理因吸收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涵和表现形式而发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第三，掀起文化领域的普遍革命，建立了革命胜利的精神支撑。毛泽东提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 反 映 政 治 革 命 和 经 济 革 命，并 为 它 们 服 务的。”即文化必须与政治相适应并为其提供精神动力。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政治目标，要求文化必须在坚持“抗日第一”的前提下“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为达此目的，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哲学、道德、史学、文艺等领域，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一场根本性文化革命。这场文化革命，通过肯定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及其辉煌历史揭露和驳斥日本文化侵略阴谋，通过批判传统文化糟粕揭露国民党文化复古主义独裁实质，通过改造提升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使其获得新生，通过用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而使其中国化，最终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新文化。这场普遍性的文化革命，提高了人们对新文化的认知认同，凝聚了思想共识，汇聚起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第四，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夯实了文化自强的坚实基础。抗战时期，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知开始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或全面肯定，不断走向构建民族新文化的自觉追求。党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历史文化土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确立起扬弃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思维、理论视角和理想目标，构筑起新文化的方法体系；探讨文化发展的形式、内容、性质、价值以及发展前景，建构起新文化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哲学、伦理道德、历史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全面发展，构建起新文化学科体系。科学的方法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学科体系，共同构成科学完备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是我们党战胜各种文化逆流进而掌握文化斗争主导权并领导革命文化持续进步的基础。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我们党积极寻求抗战建国方案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反映了我们党在救亡图存斗争中的文化态度、文化思维和文化追求。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注入时代精神而浴火重生，马克思主义因吸收中国元素而具备了民族性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的民族新文化的产生，科学解答了抗战中的思想困惑和理论难题，统一了思想认识，鼓舞了抗战斗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是党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持续进行理论创新和文化创造，逐步实现文化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和方法指导，是当前我国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丰厚历史底蕴。参考文献：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编写组党的二十大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艾 思 奇 全 书：第卷 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毛 泽 东 选 集：第卷 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毛 泽 东 选 集：第卷 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都培炎“思接千载”和“与时俱进”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历史考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年内部发行：毛泽东文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王予霞，汤加庆，蔡佳伍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柳文集北京：三联书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章含之章士钊全集：第卷上海：文汇出版社，：胡适试评所谓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独立评论，（）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东方出版?社，：艾思奇全书：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上海：生活书店，：陈伯达思想无罪读书月报，（）毛泽东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毛 泽 东 选 集：第卷 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 党内秘密文件：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出版社，：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中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毛泽 东 书 信选 集 北 京：中央 文 献 出 版社，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刘 少 奇 选 集：上 卷 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张闻天文集：第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犆 狅 犿 狆 狉 犲 犺 犲 狀 狊 犻 狏 犲犈 狓 狆 犾 狅 狉 犪 狋 犻 狅 狀犪 狀 犱犐 犿 狆 狅 狉 狋 犪 狀 狋犞 犪 犾 狌 犲狅 犳 狋 犺 犲犆 犘 犆犘 狉 狅 犿 狅 狋 犻 狀 犵犕 犪 狉 狓 犻 狊 犿犆 狅 犿 犫 犻 狀 犲 犱狑 犻 狋 犺狋 犺 犲犈 狓 犮 犲 犾 犾 犲 狀 狋犆 犺 犻 狀 犲 狊 犲犜 狉 犪 犱 犻 狋 犻 狅 狀 犪 犾犆 狌 犾 狋 狌 狉 犲犱 狌 狉 犻 狀 犵 狋 犺 犲犃 狀 狋 犻 犑 犪 狆 犪 狀 犲 狊 犲犠 犪 狉 ，（犆 狅 犾 犾 犲 犵 犲 狅 犳犕 犪 狉 狓 犻 狊 犿，犛 犺 犪 犪 狀 狓 犻犖 狅 狉 犿 犪 犾犝 狀 犻 狏 犲 狉 狊 犻 狋 狔，犡 犻犪 狀 犆 犺 犻 狀 犪；犆 狅 犾 犾 犲 犵 犲 狅 犳犕 犪 狉 狓 犻 狊 犿，犅 犪 狅 犼 犻犝 狀 犻 狏 犲 狉 狊 犻 狋 狔狅 犳犃 狉 狋 狊犪 狀 犱犛 犮 犻 犲 狀 犮 犲，犅 犪 狅 犼 犻，犛 犺 犪 狀 狓 犻，犆 犺 犻 狀 犪）犃 犫 狊 狋 狉 犪 犮 狋：，犓 犲 狔 狑 狅 狉 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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