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斯邱塔设计溯源.pdf

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90钱伯斯邱塔设计溯源 钟剑峰摘 要：本文通过考察邱塔设计者威廉钱伯斯的中国经历，归纳分析其著作中有关中国古塔的论述，并引述邱塔设计说明及对邱塔与相关中国古塔进行异同对比，从而对邱塔设计来源提供另一种思考。邱塔的设计明确来源于对中国古塔，包括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山东临清舍利宝塔，尤其是对广州琶洲塔的模仿，同时融合了钱伯斯自身的思考理解，并有创新之处。关键词：钱伯斯；邱塔设计来源；中国古塔；琶洲塔中图分类号：K928.75 doi:10.19326/ki.2095-9257.2023.03.010a“Sir William Chambers,”Nature,No.3698,Sept.14,1940,p.363.bR.C.Bald,“Sir William Chambers and the Chinese Garde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1,No.3,Jun,1950,p.291.cPatrick Conner,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79,p.76.dOsvald Sirn,China and Gardens of Europ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Washington:Dumbarton Oaks,1990,p.62.eConner,op.cit.,p.82.一、引 言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 1796），18 世纪英国著名建筑、装饰、园林设计师。他是西方根据其个人的东方观察提供有关中国建筑室内装饰和花园规划准确信息的第一人。a他是首位发表中国建筑图纸的西方建筑师，他在邱园（Kew Garden）对中国建筑的模仿不仅因为它们的真实性而受到赞誉，而且还展示了它们在欧洲环境下的可能性。18世纪结束前在荷兰、法国、德国、西班牙和瑞典都有很多花园宝塔，在欧洲远近国家也建起了中国亭子。实际上，钱伯斯在欧洲大陆的影响更大，并且持续时间比在英国更长。b钱伯斯在英国以及后来在欧洲推广中国建筑方面做得最多。c在欧洲园林艺术史上，很少有名字像钱伯斯一样广为人知，他被认为是 18 世纪后半期西方中国园林设计领域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代表d。钱伯斯于1757年开始着手的邱园改造计划是其造园实务的主要代表。其中 1762 年落成的邱塔是最受瞩目的作品，被视为当时最接近中国建筑的设计作品，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日后欧洲“中国风”园林仿造设计的典型。两百多年来，邱塔一直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也是现存最主要的欧洲中式建筑遗存之一。而关于邱塔设计来源问题成为中外学术界多年来持续关注的研究对象。归纳起来，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邱塔来源于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孔佩特（Patrick Conner）在西方世界中的东方建筑（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中，论述钱伯斯在西方推广中国建筑的贡献时，认为邱塔的设计灵感首先来自南京瓷塔，即大报恩寺琉璃塔，理由是它是中国最高、最好的瓷塔，正如纽霍夫（Jean Nieuhoff，1618 1672）所刻的版画一样；邱塔也有宽阔的塔基；邱塔装置炫目反光的玻璃和上漆的铁瓦可能是模仿瓷塔琉璃的效果。e孔佩特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志华在外国造园艺术（2001）中沿用孔佩特的说法：“这座塔无疑是模仿南京报恩寺塔的，虽然钱伯斯没到过南京，但纽浩夫（纽霍夫笔者注）的书的插图是很清晰的。除了产生炫目反光的龙，各层的铁瓦也上了光漆，大约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02023/4/25 17:30:09钱伯斯邱塔设计溯源91是为了制造琉璃的光泽。”a邱博舜在钱伯斯东方造园论（2016）中译导读中提到，中国塔（邱塔笔者注）与南京瓷塔外形上较为类似，并推测钱伯斯关于南京瓷塔的知识可能从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 1743)，或是在当时流传较广的中国游记如纽霍夫的著作里获得b。这一观点也与孔佩特基本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邱塔来源于广州古塔。日本学者泉田英雄在邱园中国塔之由来（2003）一文中指出，孔佩特的观点没有考虑到钱伯斯的广州经历，而这恰是邱塔设计的主要依据。泉田英雄推测，钱伯斯在广州逗留期间画下其中一座佛塔的素描，其原型应该是六榕寺的花塔。他对邱塔、南京塔、花塔三者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花塔在外观上更接近邱塔（除了比例上的差异），而仅根据纽霍夫的描述来设计内部的旋转楼梯及其装饰是很困难的。c这是首篇关于邱塔溯源的专题论述。阿尔杜斯贝尔特姆（Aldous Bertram）在邱塔的广州原型（“Cantonese Models for the Great Pagoda at Kew”，2013）专文中认为，邱塔的原型更有可a陈志华：外国造园艺术，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第 340 页。b威廉钱伯斯著，邱博舜译注：东方造园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 31 页。c泉田英雄：邱园中国塔之由来，见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东京：日本建筑学会，2003 年，第 237 238 页。dAldous Bertram,“Cantonese Models for the Great Pagoda at Kew,”The Georgian Group Journal,Vol.XXI,2013,pp.47 57.e威廉钱伯斯著，邱博舜译注：东方造园论，第 8 12 页；原文停留时间两年，根据“霍珀号”1748 1749 年从哥德堡到广州的航行日志及当时清廷对商船停留广州时间的限定，应为一年左右。能在钱伯斯于 1740 年代到访的广州找到，而不是像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在欧洲 17 世纪关于中国的文献中寻找。贝尔特姆认为，孔佩特的观点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南京塔之所以出名是由于其惊人的材料，包括五彩的琉璃、奢华的黄金等。相比之下，尽管邱塔最初使用了彩色的釉面铁瓦作为屋顶，其塔身主体却非常朴素；其次，如果钱伯斯在纽霍夫的版画里寻求邱塔原型的话，显然山东临清舍利塔更为实用八角形的结构、简单的拱形窗户和朴素的外墙；最后，由于钱伯斯著作中广州古塔图缺乏设计细节，没有实用价值，邱塔的设计应该受到琶洲塔、赤岗塔和花塔等广州古塔的影响。d二、钱伯斯来华历史背景及其广州经历钱 伯 斯，1723 年 出 生 于 瑞 典 古 腾 堡（Gottenburg），16 岁进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任职瑞典东印度公司期间，钱伯斯三次到达东方（见表 1），并曾在 1743 1749 年两次停留于广州，停留时间近一年之久。e表 1 钱伯斯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三次东方之旅出发日返航日职务船名停留地1740 年 4 月1742 年 10 月 18 日见习生腓特烈国王号（Fredericus Rex Sueciae）孟加拉地区1743 年 4 月1745 年 9 月 12 日助理大班骑士号（Riddarhust）广州1748 年 1 月 20 日1749 年 7 月 11 日大班霍珀号（Hoppet）广州资料来源：威廉钱伯斯著、邱博舜译注：东方造园论，第 11 页。注：原表格将“supercargo”翻译成货物管理员，但按当时中文习惯宜翻译成“大班”，见湛约翰（John Chalmers）编著：英粤字典（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Dictionary），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51 页。此外，原表格将停留地标为广东，应改为广州，见 Sirn,op.cit.,pp.64 65。瑞典东印度公司航船“霍珀号”1748 1749 年从哥德堡到广州的航行日志显示，“霍珀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12023/4/25 17:30:09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92号”1748 年 8 月 21 日抵达黄埔，1749 年 1 月 22日离开，停留广州时间 5 个月零 1 天，即钱伯斯第二次来广州停留时间。a钱伯斯停留广州期间时值乾隆朝。清初中国对西方国家实行传统的朝贡政策。随着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下诏开海贸易，清廷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进行管理，清代中国进入四口通商时期（1685 1757），广州体制初步形成。b“北方战争”（1700 1721 年，俄国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对瑞典发动的战争）结束后十年，瑞典于 1731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次年派出第一艘商船“腓特烈国王号”（Fredericus Rex Sueciae）从哥德堡启航，前往广州从事对华贸易，开辟了中瑞直接通商的时期。c在广州体制下，清廷对外国商人在广州的活动内容、范围和期限实行严格限制。珠江航道、城东黄埔锚地、城西十三行商馆区以及广州郊区寺庙（含河南海幢寺）、芳村花地湾、行商住宅及花园等，基本构成了 1840 年前广州外商活动的全景。d除了清廷管理限制外，广州民众对外国人的观念也造成了困扰：“在中国，任何公开的精确测量活动都存在很大困难，因为这些人对陌生人投掷石头和采取其他侮辱方式，非常麻烦。”e外国人被看作一些“难以驾驭的番鬼”好斗、野蛮、吵闹的人。faBerttelse om resan med skeppet Hoppet frn Gteborg till Kanton 1748,49.Med utsikter af passerade orte,pp.186 187.资料来源：哥德堡大学图书馆，馆藏编号：arkivnr X 389。b何新华：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 年，第 333 334 页。c蔡鸿生：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93 页。d何韶颖：作为城市外交空间的佛教寺院以清代广州海幢寺为例，见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编2015 年中国建筑史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5 年，第 52 页。eChambers William,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London,1757,p.1.f亨特（William C.Hunter）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15 页。gJohn Harris,Sir William Chambers:Knight of the Polar Star.London: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0,pp.4 5.hWilliam,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Preface.iE.Beresford,The Lives of the British Architects from William of Wykeham,to Sir William Chambers.London:Ballantyne Co.Limited.1909,p.315.j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忆，第 214 页。尽管面临限制和困扰，钱伯斯在广州期间观察中国艺术和习俗，探索中国文化g，尤其钟情于中国建筑研究，并认为广州建筑具有中国建筑的代表性：中国建筑既不壮观，也没有丰富的材料，但它们的方式很奇特，比例很合理，形式很简单，有时甚至很美，这使它们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海港的郊区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品位，但当我们考虑到广州是亚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而且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其他城市都要好，这种反对意见就会失去很多分量。h钱伯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绘制广州的寺庙和宝塔图纸。i钱伯斯停留广州期间所能观测到的中国古塔，我们可以结合一份瑞典东印度公司随船牧师霍特伯格（Gustav Fredrik Hjortberg，1724 1776）1748 年和 1749 年航行记录中的广州河（珠江）航道图进行考察。该图对当时西方人所能看到的具有航标和地标作用的广州古塔及其位置进行了绘制标注说明。图中观测点位于黄埔港口附近的珠江航道，自下而上，由东往西，溯珠江而上，沿珠江前航道（指从十三行以东，经猎德炮台至黄埔的珠江航道），西人称中国帆船河道（Junk River）j，依次分布着琶洲塔、赤岗塔及广州城内的六榕寺花塔，见图 1。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22023/4/26 8:42:03钱伯斯邱塔设计溯源93图 1 广州河（珠江）航道图中的琶洲塔、赤岗塔、六榕寺花塔资料来源：Hjortberg,Gustaf Fredrik,Ost-Indisk Resa 1748 och 1749,pp.112 113.瑞典国家图书馆藏，馆藏编号：M.281a；另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藏：East Indian Journey during the Years 1748 and 1749，馆藏编号：2021668151。琶 洲 塔，图 中 标 注 为 黄 埔 塔（Whampoa Tower）。琶洲塔修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597 1600），坐落在明清广州城东南琵琶洲上。最早因其在明代有“水中冒金鳖”的传说而被称为“海鳌塔”，至清代转而以地为名，被称为“琶洲塔”。清中晚期，琵琶洲成为黄埔岛的一部分，西方记载中往往将琶洲塔称为“黄埔塔”（Whampoa Pagoda）a，或直接用琶洲塔的粤语音译 Pa-tiaw Tower。b琶洲塔所在的黄埔岛是明清来广州贸易外国商船的停泊所，也是广州体制下外国人近距离观察测绘中国古塔的唯一活动场a王元林、肖东陶：明清广州琶洲塔与珠江口航道的关系，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37 卷第 1 辑，2022 年 1 月，第 5 14页。bPehr Osbeck,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s.London:Benjamin White,1771,p.199.c倪文君：西方人“塑造”的广州景观（1517 1840），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7 年，第 84 页。d彼得奥斯贝克著，倪文君译：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80 页。译者误将白兰地塔注释为琶洲塔，将广州塔注释为赤岗塔。笔者注e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古塔，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 年，第 42 页。f倪文君：西方人“塑造”的广州景观（1517 1840），第 83 页。gOsbeck,op.cit.,p.202.h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忆，第 407 页。i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古塔，第 31 33 页。所：“这座塔被认为是广东省最好的塔之一，并且外国人是被允许登上此塔的。船只可以直接停泊在塔的基座之下，因为它是建在紧靠河岸的一块高地上。”c赤 岗 塔，图 中 标 注 为 白 兰 地 塔（Brandy Tower），并注明位于黄埔与广州之间。瑞典东印度公司随船牧师奥斯贝克（Pehr Osbeck，1723 1805）称其得名于一种白兰地酒，但并无其他史料佐证。同时，奥斯贝克也提到，中国人把这座塔叫作“Tie-Koang”，从发音上判断，正是“赤岗”的广东话发音。d赤岗塔修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年间（1619 1627），位于海珠岛赤岗一红砂岩山岗上。e西方人也称赤岗塔为半路塔（Half-way Pagoda）、中途塔（Middle Pagoda），这里“半路”“中途”是指该塔位于黄埔到广州的半路、中途。f关于半路塔、中途塔的称呼，根据奥斯贝克的记载，来源于粤海关给这座位于黄埔和广州中点塔的命名。g外国人又称之为“磨碟砂涌塔”（Lob Creek Pagoda），得名自流过它所在的小丘下的一条珠江支流，即磨碟砂涌。h六榕寺花塔，图中标注为标志塔（Signal Tower），即广州城的标志，并注明该塔位于广州城内。六榕寺花塔，又称六榕塔、千佛塔，坐落于广州城内的六榕寺内，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宝庄严寺，后改名长寿寺、净慧寺。北宋时易名六榕寺，舍利塔称六榕塔。清初时又被人们称为“花塔”。花塔除具有佛教方面的作用外，还兼有航标的作用“巍峨轮奂，雄矗天半，海舶收港，引为表望”，是宋元以来广州城的主要地标之一。i奥斯贝克将花塔直接称为广州塔（The 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32023/4/25 17:30:09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94Tower of Canton）a，但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在广州体制下，外国人即使住在城外，也不准入城。b外国人只能在城外远观花塔。这也是邱塔来源于花塔一说值得商榷的地方之一。除了图中绘制标注的三座古塔外，还有一座西方人常提及的广州古塔，即莲花塔。莲花塔原名文昌塔，坐落在莲花山北主峰山顶上。因此山多产砺石，山东面又有一狮子形巨岩，以及其雄踞珠江口内狮子洋西岸，又称狮子山。因此该塔又称石砺塔、狮子塔，后易名莲花塔。莲花塔雄踞珠江入海口西岸，中外船舶以此作为进出广州的航标，因此有“省会华表”之称。c“晚上我们顺风顺水地前进了一程，停泊在狮子塔（Lions Tower）附近，这是去广州路上最显著的三个塔楼中的第一个”。d以上四座广州古塔与清代广州珠江航道联系密切，是外国人进出珠江航道的重要航标和地标，也是清代外国人了解广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是他们眼中羊城的风物标志e：外国人溯江而上前往广州，过了虎门以后，往往就会被沿途看到的几座高耸的宝塔所吸引：一方面由于它们是奇妙的中国建筑的样品，另一方面也由于它们建造的地点恰到好处塔身之高与结构之和谐。在广州至黄埔之间就有两座最好的塔：离广州最近的一座被外国人称为磨碟沙涌塔，另一座是黄埔塔。还有一座塔在二道滩旁的山丘上。f这四座古塔基本构成了钱伯斯停留广州期间中国古塔的观测对象。其中，四座古塔对钱伯斯影响程度不一，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处于黄埔与广州之间的琶洲塔。这在钱伯斯著作里有明确记aOsbeck,op.cit.,p.203.b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忆，第 11 页。c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古塔，第 47 页。d彼得奥斯贝克著，倪文君译：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第 72 页。e王元林、肖东陶：明清广州琶洲塔与珠江口航道的关系，第 5 14 页。f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忆，第 407 页。gBald,op.cit.,p.294.hHarris,op.cit.,p.5.iWilliam,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p.5.j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年，第 30 页。kWilliam,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p.5.载。钱伯斯的广州之行为其提供了亲身观察与现场测绘中国古塔的直接体验和一手素材：“钱伯斯的早期文章中国人的园林布局艺术是向英国人传达他在广州所见所闻的诚实尝试。”g钱伯斯的观察报告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兴趣，并为其赢得了汉学家的声誉。h三、钱伯斯著作中关于中国古塔的论述钱伯斯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1757）、民用建筑装饰论（A Treatise on the Decorative Part of Civil Architecture,1759）、萨里邱园园林和建筑物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透视图（Plans,Elevations,Sections,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in Surry,1763）、东方造园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1773）。而关于中国古塔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设计一书中。该书专门辟了一个章节论述中国古塔的建筑形式和结构。钱伯斯在其著作中指出，塔在中国随处可见。中国一些省份的每个城镇，甚至大的村庄都有塔。i钱伯斯进而列举两座以结构宏伟著称的中国名塔。其中一座塔即被誉为中古世界一大奇迹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Porcelain-Tower，或Pagoda at Nang-King 或 Nanking）j。“南京的瓷塔无疑是中国最高、最好的塔。塔平面呈八角形，每边是十五英尺。塔高两百英尺，分为九层，每层塔檐覆盖着绿色的琉璃。”k钱伯斯未曾到过南京，这是邱塔来源于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一说饱受争议之处。钱伯斯对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这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42023/4/25 17:30:09钱伯斯邱塔设计溯源95段描述来自法国汉学家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 1743）著述的中华帝国全志a。这成为钱氏虽未到过南京，但对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有过了解的直接证据，也是邱塔来源于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一说的主要依据。另一座中国名塔则是被称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的东昌府塔（Tong-Tchang-Fou，即山东临清舍利宝塔），其描述也来自中华帝国全志b，研究者却鲜少论及。东昌府也同样因其建筑而闻名，尤其是一座八层（实际为九层笔者注）的塔，没有围墙，塔外层是琉璃，装饰着不同的人物，里面是不同颜色、精细打磨的大理石。通过墙上的楼梯，你可以登上不同楼层，并从那里到达塔廊，（塔廊）装饰着镀金的铁栏杆，这使塔檐更加美观。檐角挂着铃铛，当风吹过时会发出悦耳的叮当声。c 此外，钱伯斯还对中国古塔的建筑形式及结构进行了总体归纳：在形式上，塔几乎都是相似的。平面呈八角形，外观七层或八层，有时候是十层，从底层到顶层，塔的高度和宽度逐层递减。每层都有支撑栏杆，檐角悬挂着小铜铃。每层封闭的通道或栏杆都有一个狭窄的塔廊。塔刹通常是一根长杆，周围环绕铁圈，八根铁链悬挂杆顶，并固定在塔顶檐角之上。d 值得注意的是，钱伯斯还在著作里绘制了一座实地观测的广州古塔立面及首层内部平面结构图。虽然没有提到这座广州古塔的具体名称，但钱伯斯对古塔位置做了相对明确的描述：“图版五复制于广州其中的一座塔，这座塔矗立于大河（Ta-Ho）岸边，位于广州和黄埔之间。”e从钱伯斯的描述中，我们首先可以明确，这座古塔建于aJean Baptiste Du Halde,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London：J.Watts，1741,p.135.bIbid.,p.221.cWilliam,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p.5.dIbid.,pp.5 6.eIbid.,p.6.f倪文君：西方人“塑造”的广州景观（1517 1840），第 77 页。g同上。h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忆，第 26 页。i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古塔，第 42 页。j同上，第 38 页。珠江边。在西方人的文献中，珠江有不少名称，较常见的一种是“the River of Ta”，或“River of Ta”，或直接称“Ta-Ho”，很显然是中文“大河”的音译。f钱伯斯在其著作里注释为：广州人称之为大河（Great River）。这表明珠江的大河称呼来自当地人对于珠江的俗称。西方人笔下描述的珠江大多指从广州至虎门河段，这段河道常常被称为“Canton River”，可直译为“广州河”g。不过在西方文献中，“Canton River”又并非都是指虎门到广州的全部河段，正如霍特伯格所绘广州河航道图有时候也指黄埔至十三行商馆区的这部分。珠江也通称省河h。其次，根据“位于广州和黄埔之间”的方位描述，符合此条件的只有赤岗塔和琶洲塔。从字面上理解，如果强调广州与黄埔的中间位置，无疑是指赤岗塔；如果单纯泛指广州与黄埔之间的范围，而考虑观测难易度来说，琶洲塔自然更符合建筑内部观测的条件。从其中首层内部结构平面图来看，这需要绘图者近距离地内部观测。最后，另据钱伯斯关于此塔“首层由四个拱门进入”的描述，与琶洲塔为每层四面开门相对，如十字形i恰好吻合。而赤岗塔底层设置三门，从南、北两门进入塔心室j。至此，我们可以确定：钱伯斯绘制的广州古塔图的古塔原型应是琶洲塔，而不是赤岗塔，更不可能是花塔。钱伯斯对琶洲塔的建筑形式和内外结构进行了详细描述：塔基三级，塔楼七层（实际外观为九层笔者注）。首层由四个拱门进入，内部呈八角形空间，中间是通往第二层的楼梯，如图版五图二所示。通往所有其他楼层的梯子都以相同方式放置。每层栏杆都一样，上面饰有鱼鳞状花纹。这在中国建筑和古希腊、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52023/4/25 17:30:09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96罗马建筑中都很常见。除了最底层外，每层塔檐都有角，檐角上装饰花草，还挂着铃铛。塔刹由一根杆子构成，杆子顶部是一个球，将它绕成九圈，铁圈由固定在塔顶檐角上的链条悬挂。我已经省略了在立面图中代表不同楼层楼梯高度的图示，这是为了避免产生设计混淆。a对于钱伯斯绘制的琶洲塔立面图（见图 2），研究者常以其简略、层数不符实际等缘由否认其实际价值意义。但该图使用了比例尺图例，并附有一幅首层内部结构平面图，更重要的是来自钱伯斯亲身实地观测。另外，用形象画法表现建筑要素也是作图者常用的绘图方法。无独有偶，同一时期的广州方志也将琶洲塔外观绘制为七层（实际为九层）b。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琶洲塔为钱伯斯邱塔的设计建造实务提供了直观形象的实物素材。图 2 钱伯斯绘制的琶洲塔立面、首层结构平面图图片来源：William,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Plate V。从上述钱伯斯著作中关于中国古塔的论述可aWilliam,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p.6.b仇巨川纂，陈宪猷校注：羊城古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30 页。c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著，许明龙译：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 中华帝国全志 中文版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3 页。d英格马奥特森（Ingemar Ottosson）著，王艳辉译：启蒙时代瑞典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史学集刊2012 年第 2 期，第 97 页。e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忆，第 407 页。f罗哲文：中国古塔，第 24 30 页。以得知，钱伯斯对于中国古塔的认识，一方面来源于被称为欧洲 18 世纪中国知识最重要来源的中华帝国全志 c，另一方面则来自钱伯斯于广州的实地观测。也就是说，钱伯斯的中国古塔知识来源不仅仅建立在单纯的观察基础上，同时也深受欧洲学术潮流的影响。d就具体中国古塔而言，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临清舍利宝塔，尤其是广州琶洲塔，给钱伯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著作文本内容来看，这三座中国古塔的叙述有主次差别：广州琶洲塔出现在著作正文中，并绘有立面图和首层结构平面图，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临清舍利宝塔的描述则出现在文本注释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钱伯斯接触的中国古塔几乎都属于明代楼阁式古塔，建筑形式和结构相对单一。这也是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古塔的普遍印象。这些塔都是八角形，有九层，除去周围地面的高度外，约高 120 英尺。其底座的外围直径约为 24 英尺。每一层的外边都有飞檐环绕。底座的墙厚 8 英尺。窗户开在南北两边上下飞檐之间。内部则不分层，由底至顶，景观可不中断。神像放在入口对面的壁龛里，龛前有一个小小的祭坛，此外别无他物。涂过灰泥的内墙上照例有许多外国游客的题名。e事实上，中国古塔和其他建筑物一样，随着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发展，塔的结构和形式也不断变化：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以木塔为主；唐、宋、辽、金时期砖、石塔高度发展；明清时期普遍流行琉璃宝塔。f四、邱塔与相关中国古塔之比较关于邱塔的设计来源问题，钱伯斯在萨里邱园园林和建筑物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62023/4/25 17:30:09钱伯斯邱塔设计溯源97透视图一书中论及邱塔设计说明时有总体表述：“（邱塔）设计是对我在 1757 年出版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设计书中所描述中国塔的模仿”，a即邱塔来源于钱伯斯论著中对中国aWilliam,Plans,Elevations,Sections,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in Surry,p.5.b罗哲文：中国古塔，第 34 页。c李大卫：“他者之石”17 18 纪欧洲视域下中国古塔的重构，载探索发现2022 年 1 月，第 178 180 页。d同上，第 178 页。古塔建筑形式及结构的描述，其中包括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临清舍利宝塔及广州琶洲塔。下面列表（见表 2）对比邱塔与其他三座中国古塔。表 2 邱塔与中国古塔比较塔名类型外层层数层高塔身平面塔心结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邱塔楼阁式十层49.68 米八角形中心木旋梯砖木彩 色 木 龙、玻 璃、铁，角系铜铃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楼阁式九层78.02 米八角形塔心室砖石旋梯砖石琉璃，角梁系金铃临清舍利宝塔楼阁式九层61 米八角形通天柱青石旋梯砖木琉璃，檐角雕花木椽，上系铜铃琶洲塔楼阁式九层50 米八角形穿壁绕平座砖木石、铁，角悬铜铃资料来源：Chambers William,Plans,Elevations,Sections,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in Surry,pp.5 6；王永平：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1984 年，第 208 216 页；王志民主编：山东省历史文化遗址调查与保护研究报告，济南：齐鲁书社，2008 年，第825 827 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古塔，第 38 页。从表 2 可以看出，邱塔在建筑类型、塔身平面、建筑材料及建筑层高等方面与中国古塔类似。从建筑类型来说，都为楼阁式塔，每层之间距离较大，表现出塔的一层相当于楼阁一层的高度。从底层到顶层，塔的高度和宽度逐层递减。塔身就是一座高层的楼阁；每层塔身均有相同的门、窗、柱子等；塔檐出檐深远，平座、栏杆从砖体塔身挑出，檐角悬挂铜铃；塔内部均有楼层，可供登临伫立或向外眺望。塔内有砖石或木制楼梯，供人上下。b从塔身平面来看，都呈八角形。就建筑材料而言，塔身或为砖木或为砖石。在建筑层高上，邱塔与琶洲塔几乎一致。此外，四者都有相轮式塔刹。但在外层层数、塔心结构及装饰材料等方面，邱塔又有自身的特点。从外层层数看，邱塔外层为十层，三座中国古塔外层为九层，与一般中国塔为奇数的原则一致，并且，除外层外，一些中国古塔还有暗层，如琶洲塔，内设暗层八层，实际共十七层；从塔心结构而言，邱塔在塔心中心处设置一座旋转楼梯直通塔顶，塔顶部观光瞭望的空间格局也与中国古塔不同。c装饰材料方面，邱塔在塔檐装饰彩色木龙，覆盖一种不同颜色薄玻璃以产生耀眼反射的装饰手法也是特别之处。钱伯斯在邱塔上使用了铜绿（green copper verdigris）一种在当时欧洲常用于室内装饰和木板油画的昂贵颜料，并首次将铁这种材料用在建筑屋面上，且在表面涂刷多种颜色。这样大胆的尝试力图模仿琉璃表面的釉面光泽效果。钱伯斯并没有试图通过探索中国工艺来复制琉璃，而是选择全新的材料进行建筑创作。d他用创新和实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72023/4/25 17:30:09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98验性的建筑材料，富有想象力地将中国风格改编成一个极具技巧性的结构a。此外，相对于中国古塔塔基复杂的雕刻和塔刹繁芜的装饰，邱塔则采用了简易的建造装置手法。还有一点，在建造时间长短上，与中国古塔动辄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建造时间相比，邱塔的营建只花费了区区半年时间，营造时间长短的不同反映出建造技术、营建方式的巨大差异。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邱塔与相关中国古塔呈现出模仿与创新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尽管钱伯斯既熟知广州古塔，也了解山东临清舍利塔和南京瓷塔，但是正如阿尔汗布拉宫（Alhambra）与清真寺一样，邱塔绝不意味着考古学意义上对中国古塔的重建。它是洛可可式的发明。事实上，邱园清真寺内部最能说明这一点，绿色粉刷的棕榈树（洛可可式的主旋律）围绕着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1714 1782）用蓝色绘制的天堂般的圆顶。b换言之，钱伯斯用西方风格诠释了东方建筑，并以其形象进行设计。五、结 语综上所述，通过对钱伯斯来华背景及其广州经历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了解，钱伯斯在广州对中国古塔进行了实地观察，并有机会近距离实测广州琶洲塔。通过钱伯斯著作中有关中国古塔的归纳分析可以获知，钱伯斯对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临清舍利宝塔，尤其是广州琶洲塔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钱伯斯对中国古塔形成了相对单一的印象。通过钱伯斯邱塔设计说明及邱塔与相关中国古塔的异同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邱塔的设计明确来源于对中国古塔aLee Prosser,“The Great Pagoda at Kew:Colour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Chinoiserie Architecture,”Architectural History,Volume 62,2019,pp.69 88.bHarris,op.cit.,p.38.cWilliam,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Preface.d陈志华：外国造园艺术，第 216 页。（包括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临清舍利宝塔，尤其是琶洲塔）的模仿，在建筑类型、塔身平面、建筑材料及建筑层高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同时融合了钱伯斯自身的思考理解，并有创新之处，在外层层数、塔心结构、装饰材料及建筑技术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邱塔设计建筑实务体现了钱伯斯对中国古塔选择性的局部借鉴与模仿，反映了其对包括中国建筑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总体看法：我认为他们是伟大的，或者说是聪明的，只是与周边国家的民众相比；并且无意让他们与古希腊、罗马人或这个地区的现代欧洲人比较，但必须允许他们作为一个独特而非凡的民族引起我们的注意。作为一个地区的居民，他们与所有的文明国家隔开。他们在没有榜样的帮助下形成了自己的礼仪，创造了自己的艺术。虽然一般来说，中国建筑并不适合欧洲人的目的，但在需要大量场景的大型公园和花园里，或者在包含众多房间的巨大宫殿里，我认为以中国人的品位来完成一些建筑是合适的。多样性总是令人愉快的。c钱伯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一方面折射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和社会文明进步带来的文化自豪感；另一方面钱伯斯以亲身观察为基础，对中国建筑园林文化进行理论思考，并将其付诸实践，一定程度上回应了 18 世纪欧洲盛行一时的假中国之名而粗制滥造之风，并成为欧洲传播中国造园艺术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d更为重要的是，邱塔设计建筑实务深刻体现了钱伯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文化多样性的欣赏和包容，并在模仿、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这也是如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带来的启示。（钟剑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982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