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的三种英文学刊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pd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6 NO.1（2023）：023-041DOI：10.19857/ki.ICL.20236102Copyrigh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近代北京的三种英文学刊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Three English Journals in Republican Beij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顾钧北京外国语大学GU Ju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 Abstract：Due to the efforts of a large number of returned Wester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Republican Beijing produced a variety of English journals，a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deepene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So far，these journals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either at home or abroad.As the first attempt，this paper conducts a general survey of three major journals，namely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and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in terms of their founding process，authorial team and main contents.These journals have witness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on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as well as the rise and prosperity of emerging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 China.Dozens of Chinese contributors to these journals were characterized by profound academic attainments and high proficiency in English，but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many of them have been either neglected，or noticed merely through their Chinese works rather than English ones，which deserve renewed attention.This paper chooses several of them as examples of returned students for analysis，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role i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hinas academic modernization.Compared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the three English journals gained more international fame and gave a stronger boost to Beijing s image as an academic center.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urmoil facing Republican China，their achievement and performance should be given more credit，and coul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 s soft power today*投稿日期 Submitted Date：Oct.22，2022；接受刊登日期 Accepted Date：Feb.8，2023.#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课题“外国语言文学知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JZDZ024）阶段性成果。2023年第6卷 第1期国际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at least three aspects：first，how to explain Chinese politics，society，history and culture in English；second，how to translate Chinese academic works into English and expand their influence internationally；third，how to establish academic leadership through English journals based in China.Keyword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returned Wester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modern Chinese scholarshipNotes on the Author：GU Jun，Ph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Professor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Mainly engaged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of the modern period.近代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心。辛亥革命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回国和中外学术交往的深入，在北京出现了多种英文学刊。但到底有多少种，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还无法精确统计，特别是有些刊物办刊时间短，印量有限，更增加了统计的难度。国内已有的成果主要是在中文期刊方面，无论是综合性的（如 解放后中文期刊目录），还是专业性的（如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都为今后从事外文期刊的整理编目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对这批英文学刊均未有系统研究，本文作为首次尝试，在全面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将重点评述三份刊物：（1）中国政治学会主办的 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161941）、（2）辅仁大学主办的辅仁英文学志（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261934）、（3）燕京大学主办的 燕京社会学界（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19381950）。这些刊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不仅享誉国内，在国际学界也有广泛的影响。作为对比，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同一时期中文刊物的情况。在社会科学领域，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的学刊，主要有北京大学 社会科学季刊（1922年创办）、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创办）、中央大学 社会科学丛刊（1934年创办）、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1935年创办）。从起点看，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 创办于1916年，早于北京大学 社会科学季刊。北大 社会科学季刊 创刊于1922年，终刊于1943年，共出版8卷；清华 社会科学 创刊于1935年，终刊于1950年，共出版6卷；而 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 办刊时间前后25年，共出版24卷。无论是办刊时长，还是出版数量，后者均处于领先地位。就近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来说，这些英文刊物的重要性都不容置疑。一、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以下简称 学报）是中国政治学会的会刊。学报 第一卷第一期（1916年4月）的首篇文章 学会的缘起（The Origin of the Association）有助于我们了解学会的基本情况。024近代北京的三种英文学刊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Three English Journals in Republican Beij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2023,Vol.6,No.1学会建立的动议来自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18691923），他提议仿效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03年建立）成立一个中国政治学会，旨在研究国际法和外交。芮恩施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后刊物的主编严鹤龄（18791937），严又向顾维钧咨询建立这个学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几位发起人决定召开筹备会议，讨论实施方案。由于顾维钧很快赴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学会的组织工作落在了严鹤龄一个人身上，严于是寻求伍朝枢（18871934，后担任学会秘书）的帮助和合作。伍朝枢全力支持建立学会的想法，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自1915年9月至11月，不少中外学者被邀请参与筹备，为制定学会章程建言献策，其中特别活跃的是美国政治学者韦罗贝（W.F.Willoughby，18671960），当时任北洋政府顾问。1915年12月5日，中国社会政治学会（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大会召开，地点在时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官邸，65名成员参加，会议一开始选举了学会的领导人。会长为陆徵祥，第一副会长为芮恩施，第二副会长为曹汝霖（时任外交次长），秘书为伍朝枢，财务为章宗元，理事为严鹤龄、张煜全、林行规、王景春、周诒春、吴乃琛、胡诒榖、麻克类（J.W.R.Macleay）、韦罗璧（W.W.Willoughby）等九人。从以上名单不难看出，学会领导以外交界人士为主。当然不少人同时也是学者，可谓学者型的官员。此后学会定期改选，继陆徵祥之后担任会长的有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胡适等人。从学会建立之初，学报 的创办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学会领导多次召开会议，就刊物的语言、目标、范围和性质等展开讨论。最后确定 学报 的语言为英文，主要目标是一方面引进国外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向外国读者介绍有关中国的信息和学术发展，而后者是重点。至于稿件的范围，则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主。我们发现，这些原则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办刊过程中基本得到了执行。学报 从第1卷第1期（1916年4月）开始，到第24卷第4期（1941年3月）结束，前后25年，共24卷、93期。学报 为季刊，正常情况下一年四期，但也有特殊情况，如1920年第5卷为了集中刊载有关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文件和论文，将第1、2期（1920年3月、6月）合并出版；第6卷因故只出了1、2期，没有3、4期。另外，1921年停刊一年，没有出版。起初 学报 只有英文名，1931年第15卷至1938年第22卷上有胡适题写的中文刊名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学报 的发行不限于国内，从创刊之初就瞄准了海外市场，而且发行范围一直在拓展。如1937年第20卷上刊登的各地授权代理商分别为：北京法文书店、上海别发洋行（另有新加坡办事处）、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另有大阪、京都、札幌办事处）、纽约办事处。而到了1941年第24卷出版时，除了北京、上海、东京、纽约的代理商之外，又增加了伦敦、巴黎和莱比锡几处。学报 的价格为国内订户年费4元、单册1.2元；国外订户年费2美元、单册0.6美元。学报 栏目分为论文、消息与札记（News and Notes，后来改为 Notes and Suggestions）、书评。值得一提的是，学报 上不少文章都是在学会会议上的演讲稿。学会成立后，除了每年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外，还经常举行小型的联谊会（smoker），这些会议一般都会邀请12位知名学者发表讲演。如1916年2月15日，芮恩施在美国驻华公使官邸召开了一次联谊会，约100名会员参加，严复和韦罗璧应邀发表演讲，题目分别是 中国古代政治组织概0252023年第6卷 第1期国际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览（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和 预算的性质与作用（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a Budget），后来两篇演讲稿发表在 学报 第1卷第4期。学报 编辑部由主编、业务编辑、经营编辑组成。首任主编严鹤龄（第1卷第1期至第5卷第3期），此后担任主编的有张煜全（18791953）（第5卷第4期至第6卷第2期）、刁敏谦（18881970）（第7卷第1期至第14卷第4期）、蒋廷黻（18951965）（第15卷第1期至第18卷第4期）、萧公权（18971981）（第19卷第1期至第21卷第4期）、张煜全（第22卷第1期至第24卷第4期）。严鹤龄1908年考取浙江公费留学资格，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就读，先后获法学硕士（1909）和博士学位（1911），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参加过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曾任驻美公使，并两次出任清华校长。张煜全1901年作为北洋大学官费生被派往美国留学，1904年获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任清华校长。刁敏谦1916年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历任英文 北京导报 总编辑、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等职。蒋廷黻1912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萧公权1920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攻读政治哲学，1926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底赴美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主编均有留学背景，所获学位和研究领域为法学、政治学、外交学，也正是 学报 的主要方向。学报 上的各类文章约630篇，不计书评、札记、短文、编者按语，学术论文约360篇。其中法学（包括国际法、外交学、国际关系）约120篇，政治学（含政府学、行政管理学）约50篇，经济学（含财政学）约60篇，社会学（含人类学）约30篇，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共13篇，人文学科（文史哲）约40篇，海外汉学47篇。学报 的作者队伍阵容强大，各类文章的中国作者约180人，外国作者约150人。就中国作者来说，大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不少具有博士学位。法学如王宠惠18811958（耶鲁大学）、刁敏谦（伦敦大学）、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夏晋麟（爱丁堡大学）等；政治学如鲍明钤18941961（霍普金斯大学）、王造时（威斯康辛大学）、徐淑希（哥伦比亚大学）、崔书琴（哈佛大学）、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等；经济学如马寅初（哥伦比亚大学）、何廉（耶鲁大学）、方显廷（耶鲁大学）等；社会学如许仕廉（衣阿华大学）；心理学如刘廷芳（哥伦比亚大学）等。这些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政府部门（外交、财政、司法、交通）工作，另一类则为高校教师，其中执教清华者（很多也是原来清华毕业生）比例最高，以 学报 上政治类论文和书评的作者来看，清华师生占据了绝对优势：浦薛凤（19001997）、时昭瀛、王化成、张忠绂、沈乃正、崔书琴（19061957）、陈之迈、刘师舜（19001996）、杨光泩（19001942）、萧公权、王造时、邵循正（1909197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 学报 上发表多篇文章的魁格雷（又名桂克礼，Harold S.Quigley，18891968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于1921年9月至1923年6月担任清华访问教授、劳力（Selden G.Lowrie，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于1922年9月至1923年6月担任清华访问教授、克尔文（又名恪而温，Edward S.Corwi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主任）于1928年9月至12月担任清华访问026近代北京的三种英文学刊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Three English Journals in Republican Beij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2023,Vol.6,No.1教授。就外国作者来看，不少都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主要分布在驻华使领馆、中国政府部门、高校（特别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在华外国公司企业。就 学报 最为关注的法学方面来看，外国作者中有多位曾在中国政府担任法律（宪法、司法）顾问，如1912至 1919年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有贺长雄、1914至 1916年的法律顾问韦罗贝、1916至1917年的宪法顾问韦罗璧、1917至1919年的法律顾问德尼斯（William C.Dennis）、1919至1929 年的司法和立法顾问宝道（Georges Padoux）、1921 至 1930 年的法律顾问埃斯加拉（Jean Escarra）。从 学报 上文章的数量来看，国际法学是讨论的重点。在国际法学领域，不平等条约的修订一直是热门话题。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留学生群体的民族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迫切地希望这个新兴的共和制国家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享有与他国一样的平等待遇。1920年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加入国际联盟，无疑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然而，就现有的条约关系来说中国仍处于不平等地位，这一现实与国人特别是留学生的期许有相当大的落差。在民国初年的留学生当中，率先在 学报 上发文探讨修约重要性的是刁敏谦。刁氏于1916年7月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 中国与各国条约上之义务 详细阐述了中外条约签订与执行中种种不合乎国际法准则之处，是最早从法理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专著之一。回国后刁敏谦沿着博士论文的思路，在1917年 学报 第2期上发表了 中国与和平会议：修约问题（China and the Peace Conference：Problems of Treaty Revision）一文，继续探讨相关问题。该文开门见山地指出，目前外国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之中，领事裁判权是比驻军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更为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另一方面在刁敏谦看来也未必对外国人真有便利可言，因为它不仅限制了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自由，也大大增加了外国领事的工作量。虽然英国早在1902年的 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第十二款中就承诺将考虑撤销这一特权，1但十五年过去了，英国还是以种种借口拖延，其他如美国、日本等也是如此。刁敏谦写这篇文章时，一战还没有结束，巴黎和会也还没有召开，但他已考虑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中国应该向列强提出哪些修约要求，真可谓未雨绸缪。虽然惨烈的战争还在继续，但刁敏谦对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他在文章最后写道：“从这次大战中将诞生新的世界，新的体制将被建立，在这样的前景中寄寓着我们的期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条约关系将根据理性的原则重新调整。”2后来的事实表明，刁敏谦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要求确实成为巴黎和会时中方的一大诉求。刁敏谦在英国的博士论文没有在 学报 上刊载，学报 上发表的是夏晋麟1922年在爱丁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 中英条约关系：国际法和外交研究（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册第103页。WANG Tieya,Zhongwai jiu yuezhang huibian(Collection of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efore 1949),vol.2,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2019,103.2 M.T.Z.Tyau,“China and the Peace Conference:Problems of Treaty Revision,”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no.2(1917):54.0272023年第6卷 第1期国际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China and Great Britain：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主体部分的7个章节，分7 次连载（1923 年第 24 期；1924 年第 14 期）。这 7 个章节分别是：（1）领事裁判权；（2）专管租界与公共租界；（3）租借地及势力范围的历史概况；（4）租借地；（5）势力范围；（6）门户开放、领土完整与政治统一；（7）关税自主。夏晋麟同样主张废除领事裁判权，但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收回这一权力无法一蹴而就的，需要分步走。他在论文第一章的最后提出了六步走的建议：一、颁布新的全套的法律法规，建立新式的法院；二、如果案件涉及外国人，聘请外国法官与中国法官共同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审理；三、在通商口岸尽量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移送中国法庭审理；四、在内地逐步取消领事裁决民事案件的权力；五、在通商口岸逐步取消领事裁决民事案件的权力；六、逐步取消英国领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裁判刑事案件的权力。3虽然要收回旧条约中的权益不容易，但在签署新条约时完全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刁敏谦在发表于 学报 第 9 卷第 4 期（1925 年 10 月）的 中国的新条约（China s New Treaties）一文中，回顾了“一战”结束后中国和智利、瑞士、玻利维亚、波斯等国签订的协议。举国上下反对领事裁判权在这些新条约中得到了体现，中国和波斯1920年6月1日签订的友好条约 第五条中明确表示没有领事裁判权。和以前签过合约的国家再签约时，也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条。巴黎和会中国拒绝签字，后来和德国单独订立新的 中德协约（1921年5月20日签署）时，德国放弃了领事裁判权。1921年9月26日和墨西哥签订的 暂行修改中墨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条约之协定 中，墨西哥政府“自愿表示，将来正式修改该约，本国政府放弃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一事，当居修改各款之一。”4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苏联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年5月31日签订），苏联政府宣布，“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同时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5刁敏谦对这些新的进展感到高兴，也对全面解决领事裁判权问题充满期待。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不仅在国家层面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动力，在个人层面也刺激了不少中国学子研习国际法，顾维钧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表示，自己在美留学期间“一直对外交关系有兴趣，并想改进中国外交事务的处理方法”。6 他1912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外人在华之地位 是最早全面讨论中外条约体系的著作，其中对于领事裁判权的由来、发展、作用有详细的描述。此后的英美留学生刁敏谦、鲍明钤、刘师舜等对此继续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顾维钧在论文中还没有明确提出修约的要求，而后来者不仅要求明确，而且充分利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国际法知识为中国外交3 Ching-lin Hsia,“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Chapter I,”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no.2(1923):46-47.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册第183页。WANG Tieya,Zhongwai jiu yuezhang huibian(Collection of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efore 1949),vol.3,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2019,183.5 同上，第399页。Ibid.,399.6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1册第 72页。GU Weijun,Gu weijun huiyilu(Memoirs of Gu Weijun),vol.1,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72.028近代北京的三种英文学刊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Three English Journals in Republican Beij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2023,Vol.6,No.1出谋划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刁敏谦对“情势变迁”（Rebus sic Stantibus）原则的运用，这是国际法中一条古老的原则，它设定签订条约时缔约国是以某些根本情势的继续存在为前提的，但一旦这种根本情势发生变化，缔约国就可以根据该原则废除条约。刁敏谦在博士论文中使用了这一原则作为中国要求改订条约的法理依据。他后来在 学报 上发表的 中国与和平会议 一文再次运用了这一原则，他指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都是清朝帝制时代订立的，现在民国已经建立，中国已经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旧的条约义务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因此其修约要求必须被正视。二、辅仁英文学志辅仁英文学志 创刊于1926年9月，终刊于1934年11月，共出版9期，19261929年期间基本是每半年出版1期，共计6期，1930年12月、1931年12月分别出版了第7、8期。之后受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影响，直到1934年11月才出版了第9期，也是最后一期。起初该刊只有英文名，第7期扉页上出现了 辅仁英文学报 的名称，第8、9期则更名为 辅仁英文学志（以下简称 学志）。学志 没有订阅费，免费向校友会成员发放。16期上有Printed in the U.S.A.字样，表明该刊当时在美国印刷；79期则在北京印刷，扉页上有“北平定府大街辅仁大学印行”字样。学志 上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论文，另一类是反映大学创办情况的介绍性文字，通过后者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辅仁大学的早期历史。学志 第1期刊登了英敛之与马相伯致罗马教皇碧岳十世的信件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Letter to Pope Pius X）、辅仁社（The 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英敛之讣告（Obituary of Sir Vincent Ying）、辅仁大学的中文名称（The Chinese Nam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四篇文章，全面展示了辅仁创办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英敛之起了关键作用。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近代著名教育家、慈善家、爱国天主教徒。1902年于天津创办 大公报，以开风气、牗民智作为宗旨。1913年秋他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招收天主教青年，传授中国文化知识，成为后来辅仁大学的发祥地。“辅仁”出自 论语 颜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句话，既典雅，又能反映中国文化特色。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不幸因病去世，临终前将校务托付给陈垣。此后陈垣与相关人士一起做了大量筹备工作，1927年底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辅仁大学正式成立。学志 没有标明主编和编委会，估计应该是在陈垣的领导下中外教师共同负责。就学术论文来说，学志 以中西交通为主要内容，自第1期起便把目光投向中国天主教早期历史，以后几乎每一期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如奥图尔（G.B.O Toole）的 中国早期基督教漫谈（Random Notes on Early Christianity in China，第3期）、高福德（Francis Clougherly）的 马可 波罗同时代的方济各会会士（The Franciscan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第5期）等。其他宗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陈垣 摩尼教入中国考 的英译文，该文原载 国学季刊，一经发表就受到高度评价。陈垣在说明该文缘起时写道：“今摩尼教久亡，经典焚毁殆尽，言0292023年第6卷 第1期国际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摩尼教者只可求诸基督教史。然欲求中国摩尼教史料，则又非基督教史所有，只可仍求之汉文典籍，及诸佛教史中。然无论为基督教史，为佛教史，其对于摩尼，均具贬词。考古者只可取其言外之意而已。”7该文由英千里将其中第2章 摩尼教始通中国 和第15章 元明时代摩尼教 译为英文，以Manichaeism in China为题发表于 学志 第4期。英千里早年留学欧洲，精通英、法等多种外文，长期担任辅仁大学秘书长及西洋语言文学系主任，除了陈垣的论文外，他还翻译了多篇重要文献。发表在 学志 第5期的 景教碑文新译（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storian Tablet）是中国学者最早的尝试。为了说明景教的衰落，英千里还翻译了唐武宗打击景教徒和佛教徒的直接资料 武宗还俗敕令（The Secularization Decree of Emperor Wu-Tsung），并发表于 学志 第6期。此外，他还在 明朝末代皇帝与天主教（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Catholicity）中将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带给罗马教宗的中文信件翻译为英文。景教是传入中国最早的基督宗教教派，在 学志 上备受关注。根据历史记载，聂斯托利派传教士于唐贞观九年（635）抵达长安，在明天启五年（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德宗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立，现存西安碑林，正文汉文34行，1780字）出土以后，这一宗教即被称为景教。景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到会昌五年（845）被禁断，在唐代流传达210年，但是后世典籍中一直只有零星的资料，直到景教碑的发现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景教虽然很早传入中国，但因为中途断绝，加上文献稀少，对于它的性质一直存在认识误区，在中国历史上，有人将景教与祆教、摩尼教混为一谈，也有人将其与回教混同。直到20世纪，国人对于景教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聂斯托利派乃第五世纪之一异端，创于聂斯托利，聂斯托利生于西利亚（Syria），为安底奥血（即吾国古书之安都城Antioche）隐修院院长，律己严，善辞令，四百卅八年升为君士坦丁堡大宗主教（Patriarcha de Constantinophe），其所讲之异端道理，是反对圣母称为天主之母；总之，依聂氏所言，从圣母所生者，是有形可见之人，成为司祭，受苦受难而死。天主物尔朋常与此人缔结，有不能分离之情；然天主物尔朋非降生为人焉，所以在基多有着行之二位：一、天主之子，二、圣母之子。”8中国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今天早已成为不刊之论。关于景教，学志 上发表了3篇译文：英千里翻译的景教碑文、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翻译的 志玄安乐经 和 宣元本经（部分）。被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劫掠到法国的敦煌写本（代号：P.3847）尊经 中罗列了三十部景教经典，但迄今为海内外学界所公布的仅八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序听迷诗所经 一神论 宣元本经 大圣通真归法赞 志玄安乐经 三威蒙度赞 尊经。9其中景教碑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叙述此教流行过程的唯一文献。英千里将其翻译成英文，发表在 学志 第5期（1928年10月）。因为此前已有多份译文，所以他把自己的7 陈垣：陈垣全集 第2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CHEN Yuan,Chen Yuan quanji(Complete Works of Chen Yuan),vol.2,Hefei:Anhui University Press,2009,142.8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第85页。XU Zongze,Zhongguo tianzhujiao chuanjiaoshi gailu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Shanghai:The Roman Catholic Mission Press,1938,85.9 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第 212 页。WENG Shaojun,Hanyu jingjiao wendian quanshi(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Nestorian Classics),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6,212.030近代北京的三种英文学刊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Three English Journals in Republican Beij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2023,Vol.6,No.1工作称为“新”（new）译。奥图尔专门为译文写了序言，指出英千里的译文超过前人，可谓后出转精。遗憾的是，这份质量上乘的作品一直不为学界所知，朱谦之在权威的 中国景教（初稿完成于 1968年）一书中详细罗列了各个时期的译本，却偏偏没有英千里的译作。10英千里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他的译文也已经出版将近一个世纪，“新”译早已成为旧作，他的贡献应该尽快得到学界重视。另需特别关注的是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的两篇景教译文。在敦煌文献发现前，景教碑几乎是唯一的研究资料。20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更多的景教文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 宣元本经 志玄安乐经 两种先为晚清收藏家李盛铎所有，后流失到日本，今存日本。1931年陈垣利用拜访李盛铎的机会抄写了 宣元本经 卷首10行，约190个字：“时，景通法王，在大秦国那萨罗城和明宫宝法云座，将与二见，了决真源，应乐咸通，七方云集，有诸明净士，一切神天等妙法王，无量觉众，及三百六十五种异见中民，如是族类，无边无极，自嗟空昧，久失真源，罄集明宫，普心至仰，时景通法王，端严进念，上观空皇，亲承印旨，告诸众曰：善来法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