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倾向与可拆解性：“算法时代”下电影叙事的技术转机与观念危机——以2023年“春节档”影片叙事特征为中心.pdf

2023 年第 13 期离散倾向与可拆解性:“算法时代”下电影叙事的技术转机与观念危机 以 2023 年“春节档”影片叙事特征为中心王乾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1)摘要“算法时代”下,2023 年“春节档”的六部影片呈现出适应“算法权威”的叙事改变。技术层面的“算法-对话”机制,使得影片在类型片叙事基础上,解放和强调了离散要素的叙事力量,形成革新的类型片叙事范制。观念层面,电影叙事日渐成为一种“算法”活动,继而呈现可拆解性的特征。可拆解性对于叙事“亲人”属性的瓦解,引发了叙事的本体危机。在“算法”引发的技术转机与观念危机之间,电影创作者持抵抗立场。这种张力与抵抗,提示电影本体研究的重要性。关 键 词 算法;电影叙事;2023 年“春节档”;类型片;可拆解性一、“算法时代”下的电影叙事之变技术 之 于 电 影,是 一 个 始 终 被 讨 论 的 议题。2022 年末,当卡梅隆在阿凡达 2中使用 CG技术虚拟真实、又偏执地要求原始的水下实景拍摄时,技术发展与电影之间既互促又矛盾的复杂关系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2023 年初,当 ChatG-PT 引发风头无两的讨论时,前述问题指向具体的方向:以 AI 写作为代表的“算法”会对电影叙事产生怎样的影响?为厘清这种影响,首先要把对“算法”的理解从数字技术层面扩展到文化的层面。数字技术层面的“算法”在电影领域体现为制作方面的 AI 剧作生产、虚拟拍摄及剧本可视化等;在策划和宣发方面体现为基于观看数据反馈的项目策略制定、基于用户画像的内容投放、基于既往经验的票房预测等。仅从单一技术层面讨论“算法”对电影的影响,一方面,会高看“算法”。“算法”技术在多大层面上已经运用在电影领域、确实产生了多大的产业变革,都仍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技术立场也可能会看低“算法”,因为“算法”的出现远早于上述具体的“算法”技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的“算法”,已然不可否认地对社会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如算法之美所提:作为人类解决问题的步骤,广义的“算法”已经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1当下关于“算法”和电影的讨论,集中在“算法”技术对电影产业的功用性检验和科学化生产,属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算法”之于叙事的影响,是一个尚未被深入讨论的议题。在此状况下,更应考察作为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的“算法”,究竟如何影响电影,具体地,如何影响电影的叙事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想处理的问题并非面向技术更发达的未来。相反,讨论试图面对“算法”已然产生的电影改变。因此,确定“算法”的文化特质和恰切的电影关照对象,成为讨论的基础。可以用“算法时代”来概括“算法”对电影产生影响的文化时期。电影研究领域,该概括最早出现在 2016 年美国杂志电影季刊第 2 期的编者语中,以“Era of Algorithm”为名“算法时代”论及网络影评对于电影生态的影响。2在更广的领域,“算法时代”是一个常识性的惯用语汇。在 2018 年 2 月047的一档美国电台节目中,“算法时代”(The Algo-rithmic Age)的核心特征被概括为“算法权威”,即“我们当下的时代将全能的算法(计算机代码)视作近神的更高权威”。3关于“算法”的社会影响能力,讨论已有十余年。具体的技术方面,“算法”在教育4、边防5、金融行为6、社交媒体行为调节7等各个方面的运用已经受到关注和分析。讨论认为,“算法”进行着社会知识和意义的生产8,通过各层面的价值排序形成一种伦理力量。9概言之,“算法”技术正以整合推优、知识生产、“构境沉浸”10等属性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获得权威的话语权。以数据科学为依托的“算法”正在全面接管人的决策,这是“算法时代”的本质特征。在此语境下讨论电影叙事,除了“算法”技术的影响之外,更需要关注受“算法”观念统领的创作转变。因为“算法”对人类思维的影响是持续而绵延的,挑选恰切的电影案例以分析“变化的断面”便是困难的。选择 2023 年“春节档”的六部电影(满江红流浪地球 2熊出没伴我“熊芯”无名深海交换人生)作为考察的中心,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是作为承载“变化”的对象合法性。在“春节档”上映的影片,必然做好了与广泛社会场域进行交流互动的准备,“算法”的功用必然在其生产中获得彰显。第二,2023 年的“春节档”具有突出的“断面”意义。中国电影迎来阔别三年的重启,时间维度的断裂形成一个客观的、历时性的“断面”。“算法”对电影叙事的影响应累积出相对可观的质变。综上,本文以 2023 年“春节档”的六部影片为中心,考察其契合“算法时代”的叙事特征,探索这特征所昭示的电影叙事之变,力图为“算法时代”下、重新焕发生命力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二、技术层面的转机:革新的类型片叙事机制(一)“算法”影响电影叙事的技术之维:受众喜好数据化和理性对话机制立足创作实践场景,两种与“算法”相关的技术对电影叙事产生影响。一是直接作用于创作的 AI 写作。这种“算法”技术显然具备革新意义,但受技术发展状况制约,当下并未在影视创作领域广泛使用。截至目前,AI 写作在影视领域引发的最大“风波”,当属网友使用 AI 写作工具重写权力的游戏最终季结局,以抒发对剧作者的不满 这并非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行为。针对产业,有学者评价:“人工智能的创作大多因行文离谱且令人迷惑而显示出娱乐性。”11总体而言,AI 写作囿于发展状况,尚未深切影响国内电影创作。间接影响创作的受众反馈数据化,是当前广泛运用于影视商业创作的“算法”技术。掌握受众数据化反馈(如停留时长、弹幕数量等)的运营部门,已经很大程度上介入故事的前端策划,参与叙事创作的决策。大众喜好不再是基于文艺评论的感性归纳,而成为“算法”技术量化下的一套具有理性合法性的指南。据此,观众喜爱的叙事要素得到强化,受众反馈不佳的叙事要素提前遭到抑制。依托“算法”技术的“创作-受众”对话机制,已经受到相当的学界关注。在陈旭光总结之“艺术创作对话观”的基础上,张明浩提出“算法时代”下的电影创作行为正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和颠覆。一种滞后的、潜在的、间接的对话和反馈机制,正在被前置的、量化的、直接的“算法-对话”引擎机制所取代。12从 2013 年的纸牌屋开始,前述“算法-对话”机制已在国际剧集领域被广泛使用。国内剧集创作随其后,受到影响。国内电影方面,自 2014 年的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后,创作者广泛地参考被数据化的观众喜好,用以调整叙事策略。历经 10 年,与其说“算法”技术还是 Netflix 运用在纸牌屋上的大数据分析手段,不如说它已经是影视创作的一种广义的标准。电影叙事呈现迎合受众喜好数据的倾向,这一点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然而被忽略的是,在“算法”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已有一套有效的对话机制存在于观众喜好和电影叙事创作之间,即类型片叙事机制。这套始于经典好莱坞的商业片叙事规范,凭票房做量化标准,检验并指导电影叙事迎合观众兴趣。在大众喜好与叙事作品的交流目的上,类型片叙事机制与前述“算法-对话”机制有相同的运作逻辑。较之类型片生产逻辑,“算法”技术的广泛使用对电影叙事产生了怎样的、更进一步的影响?这是解析“算法”时代下电影叙事之变的有效角度。048 2023 年第 13 期(二)类型化叙事机制的转变:重心由整体向要素偏移总体而言,“春节档”六部影片的类型叙事策略中呈现出类型突破的特征。这种突破是一种看似“危险”的突破,即叙事中出现明显与主类型不相匹配的叙事要素。在主类型特征显著的满江红流浪地球 2熊出没伴我“熊芯”三部影片中:主类型为悬疑片的满江红嫁接了大比重的喜剧要素;科幻片流浪地球 2在刘培强支线上杂糅了家庭喜剧及动作片的属性,作为冒险片的熊出没伴我“熊芯”则向科幻和悬疑挪用了子结构。在既往类型片叙事机制的检验下,上述三种突破几乎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们均暴露了看似难以调和的类型矛盾。满江红的类型矛盾,出现在类型的本质规范上。约定俗成地,喜剧片中不应出现实质性的身体伤害,但身体层面的危险又恰恰是悬疑片的叙事动力所在。观众对于这两种类型的预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喜剧片着眼于观众的精神需求,悬疑类型着力于在生存需求上与观众产生共鸣。流浪地球 2的类型矛盾则在主题阐发的层面发生。作为一部“武装到牙齿”的科幻片,流浪地球 2触及的主题是人类力量向绝对冰冷之科学规则的宣战,这是影片从刘慈欣原著中继承的关键叙事“基因”。然而在刘培强支线的处理,使主要角色身上镀上一层“战狼”式的传奇色彩。刘培强成为一个略微脱离现实土壤的英雄式人物(尤其是在动作元素的加持下)。据此,影片所要赞颂的人类最质朴和微茫的力量,实际遭遇了消减。亦即是说,影片中一个重要角色的塑造偏离了主类型所呼唤的根本性主题表达。作为冒险片的熊出没伴我“熊芯”,更为激进和大胆地挪用了其他类型片的结构,使得类型的怪异变得相对显著。影片前端挪用科幻片的结构,以展示与 AI 相关的世界观,导致冒险片结构的激励事件出现得较为突兀。关于反派属性甄别的悬疑片设置,则使冒险类型在中段停滞,冒险历程的前后也呈现出并不统一的行动目标(前端是追寻,后端是对抗)。然而,这些类型革新并未实际造成观众兴趣的妨害。相反,市场和评论界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上述特征,并将之指认为“成功”的类型融合及创新。13这种指认与前述“算法”时代下的受众对话机制有重要关系。回到类型片对话机制和“算法-对话”机制的两种创作现场:在类型机制统筹下,创作者对于受众喜好的认知和反馈接受是整体性的。类型是迎合大众喜好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然而,在“算法-对话”机制下,创作者对于大众喜好的体认更精密,局部要素的统筹力量开始涌现出来。创作者可能在创作流程中接到运营部门对叙事要素的评估(如下图)。这类图示基于大数据经验,模拟观众对叙事要素的兴趣程度,从而指导创作者调图 1“算法”技术展示叙事要素能力的创作指导示意图049整叙事策略。在此,要素不只是为类型整体服务,而展现独当一面的观众吸引力。因此,在“算法”技术的影响下,统辖电影叙事的纲领由整体性的类型方案向局部要素偏转。这些要素可能是原本类型规范下不被重视的,甚至可能是游离于类型之外的离散要素 正如“春节档”影片所呈现的一样。“算法-对话”机制,为类型片生产提供了一种强调要素的转向。需要提出的是,这种变化并不仅是观众喜好数据化等技术的简单结果,更指涉深广的影视文化变革。数字技术使得电影早已不是连续整一、不可切分的整体。另外,“算法”推介的短视频影响下,大众业已养成了对于片段和局部的信任,甚至是迷恋和推崇。概言之,“算法”技术的影响,使得电影叙事迎合观众的发力重心由整体向要素偏移。“春节档”影片的类型特征昭示,这种偏移甚至可以指向有悖于类型特征的离散要素。进一步地,在整体性的统摄和要素的威力之中,谁占根本性的主导地位?亦即追问:“算法”技术引发的叙事突变,已然推翻了类型片叙事机制的对话有效性,抑或是对之的延展和革新?(三)转变引发的转机:“算法”技术对类型片叙事的革新从创作意图上看,类型片叙事依旧是“春节档”电影创作者依循的根本原则。满江红的编剧陈宇在和张艺谋导演的合作中,明确将类型策略作为根本策略14;流浪地球 2导演郭帆也将科幻类型视作故事创作的目标。15如果说这两部类型片倾向太过强大的影片不足以代表“算法时代”下的创作状态,那么另外几部类型本质较模糊的影片,也凭各自的叙事特征佐证着类型叙事的统筹地位。动画片是一种指涉技术规范而非暗示叙事方法的类型,在弱叙事框架下,熊出没伴我“熊芯”及深海呈现出向冒险片靠拢的倾向。交换人生模糊的类型属性,恰恰脱胎于失败的类型化。影片中,喜剧和爱情在互相争夺叙事模型的主导权,导致类型失焦,这从侧面体现了创作者对类型叙事的依赖。最为有趣的例证是背离类型片的无名。影片以彰显作者性的视听表达和挑战大众认知的非线性叙事为突出表征。但即使在这样的非类型观念统筹下,无名的叙事依然(或许是不自觉地)向悬疑片借力。叙事以悬疑亚类型(谍战)塑造人物关系的主轴,在局部挪用了以陈小姐(周迅饰)为代表的一系列谍战片人物模型。影片后段重要的主角打戏,占据了总体叙事的大段时长,呈现类型叙事中高潮段落的样貌。这一段落中视听语言所体现的杂耍式强化(利用镜头强化和渲染打斗效果,常见与动作类型片中),一定程度脱离了导演冷峻的作者性特质,向动作片偏转。可以看出,纵使在非类型的影片中,类型化的特征仍是无法割裂的重要叙事策略。从观众的反馈来看,类型片叙事仍是首要的、被大众所信赖的规范机制。满江红 及流浪地球 2 的票房成绩表明,只有完成了踏实的类型基础,对离散要素的强化才能形成锦上添花的效果。一旦丧失类型片叙事基底,就是离散要素具备再长的长板(如深海的奇观段落和无名的作者表达),也难以与观众达成准确的接洽。最后,既没有完成清晰的类型片叙事,又未在离散要素上着力扩展的影片会获得最少的观众青睐,如“春节档”中的交换人生。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对话”机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历经百年的类型片叙事传统。究其根本,是因为“算法”技术尚未真正改变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接受关系。外国学者通过对 Netflix 网站算法及用户习惯的研究,认为观众对电影作品的评价依然基于整体化的感性认知16,亦即,没有脱离类型片叙事的对话语境。作为对话机制的“算法”技术并未推翻既有的类型片叙事,而是提示了离散要素的价值和意义。至此,可以描述“算法”在技术层面对电影叙事的影响:“算法”技术所形成的、基于受众喜好数据化的“算法-对话”机制,是对类型片叙事机制的延展和革新。历经百年,类型片叙事面临僵局,同类型下的叙事作品呈现同质化倾向,创作者亦陷入重复既有经验的惰性困局。“算法”为类型片叙事提示了曾被忽略和抑制的离散要素,为类型的演化和迭代提供了有数据支撑、有理性可依的革新方向。进一步地,“算法”技术仅只为既有的类型片叙事策略提供锦上添花的指导作用吗?如何看待“算法时代”下影片那些非类型层面的整体性变化?050 2023 年第 13 期或许我们要从其他维度看待“算法”和电影叙事的关系。其中,观念层面的考量在逻辑上成为更为优先的维度。亦即,我们应当优先追问:“算法时代”的到来,是否隐隐动摇了我们对于电影叙事的本质理解?三、观念层面的危机:当电影叙事成为“算法”(一)“算法”影响电影叙事的观念之维:“算法”的权威与叙事能力“算法”并不只简单从技术的层面介入电影叙事,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当然包括叙事创作者)的观念,并最终投射出具体的叙事转变。正如人们对“算法时代”的归纳一样,我们正在进入一种“算法成为至高权威”的文化语境。在该语境中,创作者自身让渡出了一定的叙事主导权,服务于独立于人的、理性的“算法”权威。人向理性权威的依附,有着悠长的思想史传统。19 世纪的资本主义使得互相依赖的个人,被抽象的权威接管。17那时,理性权威是资本的逻辑及由其支配的抽象观念,包括资本导向的行政权力,海德格尔意义的“技术的形而上学”,控制论意义上的信息系统,等等。“算法”与资本逻辑有相近的能力,将“众多复杂的社会活动及其承载的价值,转化为变量、步骤和标准”18,总之,将原本不能被数据化的要素进行数据化。在思想史传统延续下,现代社会对于“算法权威”的接纳成为顺理成章的进程。学者在反思“算法”和现代理性关系指出:我们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切实受到了“算法”的影响,“数字化的函数逻辑时常隐蔽地进入现实世界,并牢固地植入日常生活和大众意识之中”,结果是,“算法”从观念和行动上都“侵入”到那些本不是数字化和科学化的对象中19,当然包括电影叙事活动。这种观念上的、“算法”对叙事活动的“侵入”,其实质蕴含在“算法”逻辑之中,亦即前述的两项概括:(1)将原本非数据化的要素数据化;(2)使人的意志服从于“算法权威”。当人们在“算法”观念的笼罩下进行创作时,电影叙事也成为类似“算法”的进程。形象而言,电影创作者像进行运算,进行着原本并非如此的叙事创作。另外,人们早已默认了“算法”式叙事的存在。当我们在 QQ 空间观看“那年今日”的推送时,当我们从 iPhone 相册精选中获得一条流动的时间线时,其实都在接受源自计算机的“叙事”。外国学者通过考察这类由“算法”生成的时间和事件复现,确证了“算法”本身所具有的叙事能力。20“算法”的叙事能力、“算法权威”的理性接管,使得我们理所应当地,甚至不自知地将叙事活动当作“算法”活动。事实上,当下在电影产业内的创作者已有显著感受:我们正在解题式地、步骤化地整合叙事要素,将之搭建成完整的电影叙事作品。作为“算法”的电影叙事,与作为文艺表达的电影叙事隐隐分野(如果不能说是质变,起码是倾向性上的不同),这种区隔在今年“春节档”影片中投射为一种明显的表征,在此将之称为可拆解性。(二)作为“算法”的电影叙事表征:叙事的可拆解性“春节档”影片叙事的可拆解性,指整一的叙事作品可被清晰地识别、拆解为子结构和要素。具体有纵向和横向两种表现形态。纵向即时间维度的段落可拆解性。“春节档”影片的叙事进程被有意识地拆分为边界清楚的子段落。边界是满江红中重复而显著的甬道音乐段落,是流浪地球 2 中的编年切分,是熊出没伴我“熊芯”中冒险站点的区隔,是深海中与丧气鬼的斗争事态,是交换人生中的七天倒计时。即使是在对叙事时间进行混沌处理的无名中,导演仍然通过三组重复片段(查看滩岸的日军尸体,张先生的叛变,叶先生在卫生间的刺杀准备)将叙事切割成易被解读的段落。如果说纵向时间维度的拆解是对序列编剧法的高度服从,还可以被放在电影叙事既有的脉络中进行理解,那么横向的、分类意义上的可拆解性,则有悖于电影作为发达叙事门类的先进性,是一种“倒退”的特征。叙事活动演进可被看作一条进化的脉络。从早期口头叙事到成熟电影叙事,叙事活动总体上是综合化的。叙事活动的演进总是在不断平衡和捏合某些二元对立的叙事属性。这种综合,在 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间得到一次极突出的体现。史诗综合体之后,逐渐对立的经验性叙事和虚构性叙事在小说这里得到平衡,各自旗下的传记、传奇、寓言等体式亦在小说中得到捏合。21与小说051情况类似,媒介性质复杂的电影也在弥合某些矛盾的叙事属性:讲述的与展示的、现实性的与虚构性的、抒情的与记叙的,等等。然而,在“春节档”电影中,曾被捏合的叙事属性呈现出彼此分离的状况。在满江红与流浪地球 2中,讲述性质的叙事和展示性质的叙事明显分离。“叙述”(即讲述性质的)与“模仿”(即展示性质的),这对自柏亚时代起被对立的叙事方式,曾在在电影叙事中得到融洽的统一,电影叙事被看作是讲述和演示兼有的叙事品类。22但在满江红与流浪地球 2中,复杂的行动总是预先被解释,或是延时被揭示。例如,满江红第 15 分钟和第 40 分钟,张大与秦桧及刘喜的对话分别展开叙事段落,解释了此后复杂行动的意义、目标和困难。这种处理等同于“流浪地球”计划中一个个危急情景前的大会讨论。又如,在满江红的重要人物瑶琴和孙均身上,叙事总是先展现其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行动,再于滞后的关键节点之处进行揭示。观众总体处于被讲述信息和被展示行为的割裂之中。行动意涵和行动本身被分开书写了,成为“说”与“做”的分离。因此,满江红总体呈现比既往悬疑片更多了解释的倾向,而流浪地球 2又显得比大多科幻片更多了动作的属性。在交换人生与深海中,现实性生活场景与假定性奇幻场景被切开。由现实性统领的场景中承载爱情和亲情的叙事重心。假定性场景(换身份游乐园空间和深海大饭店空间)中,奇幻历险得以展开。这种分离与夏洛特烦恼(2015)、超时空同居(2018)和你好,李焕英(2021)的融合倾向截然不同。此外,六部“春节档”的叙事呈现信息披露与情感抒发相分离的面貌。该拆分较前述两方面更具统摄力。拆分并不只在局部产生,更形成了彼此独立的叙事结构。六部影片的情节高潮与情感高潮都被拆分开,如下表所示:表 1“春节档”影片中分离的两种高潮片名满江红流浪地球 2熊出没伴我“熊芯”无名深海交换人生情节高潮张大赴死(靠前)点火成功(靠后)决战反派(靠前)杀死日寇(靠前)抵达深海之眼(靠前)抢夺神器(靠前)情感高潮复诵诗词(靠后)炸毁月球(靠前)熊妈牺牲(靠后)身份宣言(靠后)突破自我桎梏(靠后)家庭重聚(靠后)在两种高潮的统筹下,信息披露与情感抒发形成彼此错开的节奏。单个叙事单元往往承担单一的功能。当观众停在叙事的某一个切面上时,会发现叙事者抑或是在推进事态、解决迷局、建立意义,抑或“停下剧情”,引起剧烈的情感波动。满江红中的“樱桃传情”、流浪地球 2中的“牺牲宣誓”、无名中的“爱人送别”,均是“停下来抒情”的示例。六部“春节档”影片叙事的可拆解性,暗合“算法”观念的根本特征,即将原本非数据化的要素数据化。当创作者将叙事当作一项“算法”活动,当叙事流被切割成一个个边界清晰的数据模块,叙事作品便成为可拆解的。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可拆解性,与结构主义思潮统摄下的电影叙事样态是否存在差异?答案是肯定的。“算法”观念引发的叙事可拆解性,使得叙事“亲人”的根本属性遭遇动摇,从而引发叙事的危机。(三)成为“算法”的叙事危机:动摇“亲人”的本体属性即使是对电影保有高度结构主义理想的麦茨,也承认电影与语言的不同,认为电影只是近似语言的“泛语言”。23即使我们在该立场上后退一步,认为电影是高度科学化的语言 作为“算法”的叙事观念仍会动摇退一步的底线。“算法”观念甚至拒绝残存在语言中的、不可被精确规范的部分。世纪之交,当后人类成为重要议题时,已有学者前瞻地提出了这种危机:“如果准确陈述可以由机器承担,那么人类语言独有的特性(模糊、隐喻、在符号系统之间的映射性转化),将被逼迫到不可言说之中。”24作为“算法”的电影叙事,不容忍模糊而暧昧的诗性,倾向于成为精确表意的、追求052 2023 年第 13 期效率的工具语言。在“春节档”六部电影的叙事中,属于人的诗性光芒消失殆尽,仅剩满江红中的樱桃与诗、熊出没伴我“熊芯”中的童谣、无名中的上海市民生活片段。然而,即使是仍有人之温度的段落,也镀上程式化色彩,像概念工具箱中有效的、被反复使用过的螺丝钉。在“算法”观念的统筹下,叙事中人的属性被计算的力量所挤占和代替。这一点,暗合着“算法时代”对于“算法权威”的推崇。整体来看,这种挤占十分明显:影片中推动叙事的不再是人的精神力量,而是外在与人的逻辑闭合与事态完结。在满江红与无名中,人物的行动与欲求是被隐藏的,推动叙事进程的是事件逻辑的自恰和真相的揭露。在流浪地球 2和交换人生中,人物虽展现一定的主动性,但驱动叙事的仍是外在于人的事态压力。其中,事件的圆满解决是叙事根本的目标。这四部影片并不再像传统好莱坞电影一样,以人作为推动叙事的动力。它们倾向于建立一种近似的语法完型,一种信息结构的完整展示。这种改变的突出表征是,主要人物在四部影片始末是稳定的,鲜有弧光。熊出没伴我“熊芯”与深海更接近以人物欲求驱动叙事,但(或是处于偶然)两部影片的主人公均呈现“非人”倾向,削弱了观众对之人性力量的体认。无论是外在表征上对人之特性的排斥,还是内在动力中对人之力量的抛弃,作为“算法”的叙事都呈现出与人背离、而贴近“算法”权威的倾向。危机的根本也就在此处产生,因为叙事具有“亲人”的本体属性。分析哲学家格利高里居里在叙事与叙述者:故事的哲学中这样总结叙事的“亲人”属性:叙事与人性是“为彼此而生的”。一方面,叙事最强悍的功能是表现和揭示人的属性。另一方面,人的属性(具体指性格)则适合为叙事增加统一性(叙事性的一项指标):它能“丰富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为“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生动的标尺”。25当“算法”观念使电影叙事远离对于人的依附时,叙事遭遇本体性的动摇。叙事活动固守的边界被计算活动侵越,对于人类精神性活动的深度刻画似乎不再是叙事作品追求的典范。相反,无懈可击的逻辑闭环、“有头有尾”的程序正当,正成为作品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叙事与逻辑推演和数理计算之间的界限愈见消失了。当电影叙事成为“算法”、当创作者以“算法”观念统筹叙事活动,一种本体性的危机隐隐笼罩在叙事进程中。对此,创作者的立场和行动成为进一步的议题。四、转机与危机的张力之间:电影叙事者的防御姿态和转向可能 面对“算法”在技术和观念层面的影响,电影创作者所处的境遇可被概括为转机和危机之间的张力。一方面,“算法”技术革新了传统的类型片叙事机制,使创作者获得要素抓手,突破僵化的类型藩篱。另一方面,“算法”观念动摇了叙事作为“亲人”活动的根本属性,使创作者不安:他们所进行的工作,似乎偏离了数千年的叙事传统。面对这种张力,评论与理论界呈现出警惕和防御的倾向。李道新教授在讨论电影理论的数字人文视野时,着重提示的对于“算法”的审慎态度。26在实践领域,创作者也展现了类似的防御姿态。创作者固守着对于人的力量的宣扬,这一点在“春节档”电影叙事的故事和讲述两个层面均有体现。故事的层面,“春节档”电影将人与“算法”的对抗作为了重要素材。流浪地球 2中,与数字生命相关的一线涉及人类在“算法”时代的生存问题和本体属性,结局是人的感情统治“算法”理性;在熊出没伴我“熊芯”中,母子亲情使得 AI 机器人拥有了独立意识,支撑主要角色踏上艰辛的冒险,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两部电影在书写人性情感制胜的寓言。满江红与交换人生近似地触及了人与非人体制的对抗。前者中,封闭庭院内的进谏机制近似“算法”,它机械而理性。主角张大不断从外院向内院靠近,是一种具备游戏性质的通关行为,其本质就是在挑战“算法”规则。交换人生中,主人公对抗的是具体的规则,该规则还被赋予了弹珠机这种“算法”机器的形态。如果说故事层面的触及,体现了创作者对于前述张力的感知,那么讲述的进程则表明了创作者面对张力的立场。总体而言,“春节档”的六部影片还是在书写人的赞歌。纵使叙事进程呈现由053信息驱动、由“算法”主导的倾向,但在叙事的最强音处,创作者仍安排了人的胜利。胜利是满江红中以诗歌为代表的精神力量的彰显,是流浪地球 2中技术员对父女情战胜计算理性的豪赌获胜,是熊出没伴我“熊芯”中英雄妈妈的献身。无名中何主任(梁朝伟饰)的存活、交换人生中陆小谷在丢失弹珠机之后的回归、深海中参宿冲破纱布的自我拯救,都显得“蛮不讲理”并脱离此前统治叙事的“算法”规则。人的力量总是强势地接管叙事,打破在“算法”规则下的死局。共同的处理使得六部影片最后都被拉回好莱坞式的甜蜜范畴。这种叙事处理体现了创作者的保守立场:他们始终呼唤和回归“旧”的叙事,即以人为根本的叙事,从而抵御“算法”的洪流。除了这种抵御,创作者还能以怎样的姿态应对“算法”时代下的电影叙事之变?我们是否可以对“算法”下的叙事持激进的拥抱姿态?如果承认“算法”对叙事造成的本体危机,那对于这组问题的回答必然呼唤革新的叙事概念。或许,创作者不仅要在“算法”技术的转机和“算法”观念的危机之间做权宜式的腾挪,而应找到问题的更基础之处:反思新的“叙事”本体可能。如果作为“算法”的叙事,能凭借其精确计算的信息排布、事态驱动的内在逻辑,为既有的叙事开辟新的领域,那么“算法时代”下的“叙事”是否不需要被纳入崇尚人之力的旧叙事范畴?在这一根本性尝试上,满江红的前半个小时与流浪地球 2的中段体现出相对努力的探索。观众在这两个段落看到一种人类几乎退场的、由事件自主组织的“叙事”样态。或曰可惜的是,两部影片最后都走向了“亲人”的叙事旧道。面对“算法”张力,电影创作者有求索的可能,即探索一套属于“算法”时代的叙事技法、观念及美学。创作者寻找出路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始终被本讨论悬置的命题,即电影叙事作为影像的媒介属性。前述讨论把电影叙事视作是可被清晰讲述的文本,其与文字媒介之间的差异性被抹去了。应当谨记:电影叙事并非“可述”的,而是“可见”的。之所以将可述的文本内容作为讨论的核心,是因为在可见的层面,“算法”技术与观念尚未造成显著的影响。“春节档”影片中的影像与声音,并未显现出与好莱坞电影的明显不同,并未像文本内容一样呈现出暗合“算法”的清晰表征。六部影片的影像仍旧凝结着出色的人的想象,以流浪地球 2和深海最为突出。究其原因,或是由于影像的呈现经历众多有人参与的生产环节,一方面,“算法”鞭长莫及;另一方面,“算法”对于影像的干预似乎存在天然的壁垒。相较于文字经验,视觉经验显然凝练了更多的人类本能,而非依赖后天的理性训练。“算法”与作为影像的电影叙事之间还有漫长的磨合之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如果创作者和学界能预先发现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如“算法”与文本叙事的本质相斥),或许能更高效地利用“算法”,并避免“算法”的陷阱。为进一步探究“算法”对电影叙事的影响,影像与“算法”的关系是重要而根本的研究方向。结 语有关“算法”的电影讨论,总是会抵达艺术与科学的对立。“算法”对电影的冲撞,近似于本雅明意义的艺术本体论的探讨。在这一根本讨论上,学者总体保持对艺术本真的坚守,警惕权力转移与科技倾压,及其可能引发的本体崩塌。该研究立场与电影创作者的保守倾向是同源的。可以说,面对“算法”的电影人又一次跌入技术变革的焦虑和恐惧之中,正像 20 世纪 20 年代面对有声电影时一样。应对焦虑和恐惧,我们或许可以考察另一个被悬置的、更根本的问题:电影叙事必然在“算法”的洪流下并做出重大的适应性调整吗?亦即,电影的本质在技术和媒介层面发生吗?直面该问题是困难的,我们可以从几次变革中获得经验。回到数字技术第一次震荡电影的历史现场:20 世纪 80 年代,电影载体由胶片广泛转变为数字存储媒介。这次数字技术的震荡是否动摇电影本体属性和叙事性质,仍值得商榷。电影似乎具有极强的概念统摄性,使得它总是能抵御技术冲撞,将不同技术规制下的电影生产纳入相同的范畴。数字电影之后,VR 电影和互动电影等新技术的“电影”,也尚未使电影摆脱由胶片缔造的神话。由此推及“算法”对于电影叙事的影响,这次变革也可能是一种局部的、适应性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穿过“算法”冲撞而稳054 2023 年第 13 期定存在的电影要素,甚至更是值得关注的部分。在此,并非要消解“算法”之于电影的研究意义,而是要提示电影本体的研究意义。或许,在讨论电影如何审慎利用“算法”之前,在讨论电影叙事是否会成为“算法”奴隶之前,我们更应对电影本身进行深入的探究。或许,相比对新兴的“算法”的理解,我们更缺乏对电影本身的认知。在电影本体论的研究框架下,技术引发的张力、张力影响下的变与不变,都将构成我们更加靠近电影艺术本质的阶梯。故此,最终希望提示“算法时代”下的电影研究立场。相关讨论在关注“算法”时,仍要把电影作为第一性对象。“电影是什么”,始终是电影研究的根本议题。参考文献1美布莱恩克里斯汀,汤姆格里菲思.序言A.美布莱恩克里斯汀,汤姆格里菲思.算法之美:指导工作与生活的算法C.万慧,胡小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2Rich,B.R.Film Criticism in the Era of AlgorithmsJ.Film Quarterly,2016,70(02):5-8.3希 Louridas,Panos.Algorithms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20:1.4 Carlo Perrotta,Neil Selwyn.Deep learning goes to school:To-ward a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AI in educationJ.Learning,Media and Technology,2020,45(03):251-269.5Amoore,L.,Raley,R.Securing with algorithms:Knowledge,de-cision,sovereigntyJ.Security Dialogue,2017(48):3-10.6美卢克多梅尔.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M.胡小锐,钟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7Taina Bucher.Want to be on top?Algorithmic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invisibility on Facebook J.New Media&Society,2012,14(07):1164-1180.8Introna,L.The enfram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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