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在当代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pdf

邵培仁是中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开拓者和宝藏学者，不仅见证了中国传播学从引进到发展的全部过程，目睹、参与了中国传播研究中的热点事件、学术争辩和改革创新，而且开拓了许多传播研究领域，相继提出了整体互动论、华莱坞、整体全球化、人类整体传播学和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等概念和主张，在传播学本土化、交叉化、全球化研究和媒介经营管理、华莱坞电影及传播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当代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关键词：邵培仁 中国传播学 知识发生学 当代传播史 学术综述“知识发生学就是指通过科学方法反映和揭示人类知识从幼稚到成熟的发生、发展、演化的经历及其历史的科学。知识发生学不仅要探究和展示知识生成、发展和演化的全部过程，而且还要研究知识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和为何发生；不仅要探究概念知识、原理知识的生成与演变，而且要探析方法知识和应用知识的发展和变化。”1分析和探究当代中国传播学发生、成育和扩散过程的起点和源头，是个体不是群体。因为“新的知识总是源自个体。”“知识只能由个体创造。换言之，没有个体，组织不能创造知识。因此，组织的角色是支援和激励个体的创造活动，或者说，组织应该为个体提供适当的环境。”2因此，探索和揭示当代中国传播学历史真相及其知识发生、成育、扩散的过程，也必定先从创造新知识的源头个体开始，然后再依次分析和展示其逐级逐层、由此及彼、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的创新扩散的全部过程。邵培仁教授1983年开始传播学研究，四十年来，他坚守初心、持之以恒、辛勤耕耘、著作等身，“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传播学研究思想，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见证了中国传播学从引进到发展的艰难曲折的全部过程，目睹、参与了中国传播研究中的热点事件、学术争辩和改革创新。”3一叶知秋，滴水现阳。通过对传播学界多年来关于邵培仁传播学术成果及生产过程的评论和研究资料的回顾和总结，不仅可以更全面、系统地了解他的传播学知识生产与扩散的历程及其独具特色的传播学思想，而且可以从某个方面和角度呈现当代中国传播学发展、演化的基本过程和学术生态，从而既给中国传播学研究留下珍贵的媒介记忆，又能给后学以有益的启示和指导。一、用短语评价邵培仁教授对于邵培仁教授，如果用一句话评价，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判断，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他在当代中国传播研究中具有不断开拓、创新的重要学术地位。有人说他“独领风骚传播学”4，“是居留在传播学这块处女地上的一位辛勤耕耘者。”5有人形容他是中国“传播学领域里的 一匹黑马。”6也有专家认为，邵培仁是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和“开山炼铜的创新性”的学者，7是“中国传播学的开拓者”8。在外媒专家型记者的笔下，邵培仁“是中国第一代从事传播学和媒介管理学研究的专家，是两块学术处女地的开拓者”，也是年轻研究生口中的“邵老爸”。9有刊物主编在访谈中对邵培仁说，“您是当代传播学领域的一位 宝藏学者 和 著名传播学家。这不仅是指您学术研究范围之广、成果之多（如您在华夏传播、媒介管理学、媒介地理学、媒介生态学、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中国电影理论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更钦佩您融通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大手笔、大视野与大格局。”10还有学者在许多年前就指出，“作为一个有深度、有智慧、有创新、有良知的中国传播学大师”“邵培仁在传播学、媒介管理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其在我国当代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1二、鸟瞰邵培仁教授的传播学术历程“人是天地间最为神奇的造化，传播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最富人性的独特现象。”“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工具，是推动人类由动物世界进入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的 核能”而“传播学则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 护照 和 通行证，”12值得学术研究者倾情付出。“邵培仁作为中国第一代传播学学者，见证了传播学的引介、学科建制、学科大发展近40年的中国传播发展史，在传播理论、媒介管理、媒介地理学、亚洲传播理论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填补了国内传播学领域的众多空白，”13“筚路蓝缕、鳞次栉比般地构建出了一座座宏阔巍峨的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大厦，为中国传播学开拓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研究疆域他是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勤奋的垦荒人，中国传播学的先行者。”14在传播学研究中“创造性地本文微信网页版特别推荐 文化传播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84构建起了一整套传播学边缘学科、传播学交叉学科”，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15周颖在论文中“对邵培仁教授传播思想进路做了四个阶段的划分：1988-1998年为传播理论及学科交叉研究初探；1998-2008年为媒介经营管理理论体系建构；2008-2015年为传播交叉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学术寻根；2015年至今从事面向未来、走向亚洲、放眼世界的传播理念探索。”她认为“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代传播学学家，邵培仁教授的传播思想与研究领域流变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传播学东渐的历程基本契合。在近四十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中，其丰硕的理论成果以及极富启发性的传播思想不断丰富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体系及理论范式，从传播学的 阳光模式 整体互动模式到 五次传播革命 五大传播生态观 五种传播生态规律再到 媒介地理学 和当下的 华莱坞 概念、人类整体传播学、新世界主义 理念等，邵培仁教授的 学术敏感 与 学术创新 持续填补着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为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交叉化、国际化开疆辟土，共创美好愿景。”16林凯在论文中对邵培仁教授的传播学本土学术历程作了梳理，从学术历程的四个阶段（1988-1998年传播学本土化研究，1998-2012年传播交叉化研究和传播学本土化深度耕耘，2013-2017年华莱坞电影理论构建和华夏传播研究，2017至今，人类整体传播学和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创建），“重点关注和展示邵培仁教授在传播学本土化或者华夏传播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和贡献”。他指出“邵培仁教授在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媒介管理学、华莱坞电影理论、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五个研究领域都率先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许多成果填补了传播学研究或传播交叉研究的学术空白。可以说，邵培仁 开山炼铜 的著述工作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看到，在三十多年的传播学研究中，邵培仁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也即立足本土、追寻民族文化底色，倡导学科交叉创新，着眼世界的具有高屋建瓴、视野开阔的整体研究格局，能够在时代发展中，将传播理论与中国本土传播经验紧密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他的传播学研究思想丰富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体系，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具有风向标的意义。”17陈江柳在论文中写道：邵培仁“历经40多年的学术研究旅程，他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于传播学中国化实践与创新之中。邵培仁教授对传播学中国化始终保持一种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总能以一种前瞻的眼光和深刻的洞见引领年轻学者勇往直前；他热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对世界学术前沿信息又持续给予敏锐的关注和把握；他刻苦耐劳、筚路蓝缕，但他的学术姿态却是积极乐观、快乐从容，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他的学术旅程不仅体现了老一辈专家学者在传播学本土化进程中耕耘和开拓的风采，更传递出中国传播学逐步走向自主、走向开放和积极同世界对话的豪迈姿态。”18三、作为整体互动的传播学研究“模式（model）是历史的产物，现实的抽象，原物的映现”“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19“传播模式就是将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直观简洁的归纳，也是一种将现实传播活动的结构属性象征化、逻辑化的描述。”优秀的传播模式通常具有“五种功能”和“五个标准”或特点。“因而，传播模式也就成了我们正确认识传播现象、解决传播问题的一把金钥匙。”20“在传播模式问题上，邵培仁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设想。”“整体互动论”就是他的一种“新型传播模式的展现”21，也“是建立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哲学和心学的产儿。”22“作为一种整体世界观和互动世界观”23，整体互动论既强调整体研究，也重视互动研究。“整体是互动因素的聚合与归并，互动是整体形态的链条与部件。整体互动论作为一种范式，一种思路，它是我们对传播过程进行透视和分析的途径，”24具有“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和“双向交流、相互影响的”以及“非秩序化的”机理，体现了其“传播过程和传播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辩证性和互动性、动态性和发展性、多向性和复杂性”特点。25张健康教授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分析认为：“整体互动模式最早见于1991年邵培仁教授在新闻学第4期发表的关于传播模式的思考与构想，获得学术界瞩目。随后，杜骏飞以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略论邵培仁同志的传播学研究实绩、肖容以 整体互动论：独树一帜的传播模式略论邵培仁的传播学研究高度评价该模式的启示性、创新性、科学性，这两篇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新闻学 1992年第3期、第4期收录。1995年，邵培仁教授在新闻广场发表了 整体的大象：新闻传播社会学的立体透视，进一步对其整体互动论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补充完善，标志着该模式的成熟。在注重模式构建的传播学科里面，模式是传播学者的军功章。邵培仁教授的整体互动模式是中国媒介理论研究酝酿期的杰出成果之一，对中国后继的媒介理论研究，特别是为媒介系统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6童兵教授认为，传播学本土化建设需要从传播模式和理论框架建构入手。他认为，同其他同类著作比，邵培仁基于整体互动模式的“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显得更科学、更高大.更有征服力和包容度。从实现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目标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思路与突破口。”27事实上，邵培仁教授不仅在传播学基础研究、传播学本土化和交叉化研究中成功地运用了整体互动论，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赞扬，而且在亚洲传播研究28和全球传播研究中继续拓展和升华了整体互动论，并在此基础相继提出了“整体全球化”“人类整体传播学”和“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概念和主张，29甚至还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整体互动的新闻传播学。”30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共同思考和探索在人类的联系性愈加紧密、世界的整体性日益加强的时代，在规划应对未来传播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的面前，人类将如何建构和发挥作为整体传播学的作用，如何共同打造我们所希望的未来。”31四、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本土化是中国传播学创新原动力。”“传播学本土化是一种对根的探寻，对干的审视，是华人传播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自信，意在明白中国传播学的渊源、发展过程及其文化特色和发展趋势”“向世界显示某种学术存在，进而获得学术尊重、学术共享和进行平等对话的权利。”32邵培仁教授早在1995年的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一文中就提出和回答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本土化、中国化）传播学的著名三问：对“为何要有中国特色？”给出了四条无可辩驳的理由；对“怎样叫作有中国特色？”提出了五条比较严格的标准；对“怎样才有中国特色？”提出了四条非特别推荐文化传播85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2023年第六期常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路径。33后来又将传播本土化分为三个层面（即原义文法层面的本土化、格义语义层面的本土化、创义思想层面的本土化），34总结为六条进路或策略（即验证主义、寻根主义、融合主义、问题主义、改良主义、创新主义），35揭示了本土传播中中华文化基因抽取与特征建模的路径和文化基因演变的四种模型，36在媒体大声疾呼“传播学应进行本土化建设”，37先后发表了 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 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建构 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 从思想到理论：论本土传播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路径 本土之路三十年：华夏传播理论的建构实践（19882018）等60余篇传播学本土化方面的论文，出版了 华夏传播理论 亚洲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等传播学本土化著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创造性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形成了真正根植于中国学术土壤的中国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让中国传播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力量。”同时，“他用一个又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创新成果，不断启迪后辈学人，不断扎根本土、放眼世界，推进传播学研究的中国范式，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系列标识性理论概念，为传播学界点燃了一个个走进未来的新火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本土传播理论体系，为传播学研究贡献了中国学人独有的智慧。”38邵培仁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尤其是“华夏传播研究既是立足中国本土、历史的学问，也是面向当下、未来和世界的研究。”39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传播学界始终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常将历史并不悠久的美西方学术奉为圭臬，对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不仅疑虑重重，而且“在很长时间都视为 异端，似乎与年轻的、现代化的传播学格格不入。”40其实，“如果一位中国学者不了解自己学术的立足之地，不知道中国传播学的祖源、历史和身份，不知道它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却在学术资源、学术思维、学术行为上 他者化，是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极易造成学术主体性和学术方向性的偏离和丧失。”41在直面和回应传播学“本土化焦虑”和“质疑”中，邵培仁始终冲锋在前。1997年，邵培仁出版传播学导论（2001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奖（教材）一等奖）。此书“是其传播理论精华的集成，是其传播学研究的代表作。这本书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目的、标准和途径进行了系统论述和示范”“是中国传播学者开始有意进行传播本土化的尝试，代表了中国学者的一种研究思维和取向。”42邵培仁撰写发表了一系列“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深度成果”，特别是“华夏传播理论一书则将这样一种理论建构的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通过理论演绎确立了华夏传播研究的新范式”，43“从理论胚胎中建构起了 传播的接受观 传播的交往观 传播的辩证观，在为华夏传播正名的同时，回应了更大的时代命题，为学科发展注入了中国智慧”44“指明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发人深省的研究方向”，“代表了中国传播学者在全球传播时代的觉醒”。45“邵培仁先生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以宽宏的多学科研究视野，阐释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而提出华夏传播理论观与价值传播模式，为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以传播学本土化为中心，回应了目前学界关于学术理论本土化的焦虑与争议，即理论建构不必执拗于内外、古今之别，而应内外兼容、古今融通”“体现了一种具有文化间性的理性探索”。46谢清果教授和潘祥辉教授认为，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华夏传播理论，“不仅是一部有问题意识、方法启示和理论贡献的创新性成果，也是一部在传播学领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著作”“不仅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而且必定对中国传播学史论研究和亚洲传播理论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对构建人类传播命运共同体也有一定的助益。”47尽管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已有极大改观，取得了丰硕成果，邵培仁又适时提醒学界，我们面临着新的“本土化挑战”，即“我们需要防范全球性学术主体将中国传播学 他者化 的思维与行动，其实更要防范本土传播学队伍中的学术主体在丧失文化自信和崇洋媚外心理的驱使下自己将自己的学术 他者化，甚至干脆与对方狼狈为奸、同流合污。”48传播学本土研究必须坚守“无比珍贵的中华文化基因”，“确保中华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根基与力量之源。”49五、传播学交叉化研究邵培仁教授认为，“交叉性研究与传播学研究是与生俱来、共生共荣的。”“如今仍然需要取长补短，兼容并包，继续以开放性的姿态进行多学科交叉和多元化共建。”“交叉化是学术创新的策略和方法。”“没有交叉化就没有今天的传播学。交叉、融合、多样、差异，既标志着传播学科的生机与活力，也反映了传播学科的丰富度和均匀度，预示着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交叉化研究也是培养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中国传播学 短道超越 先声夺人 后发制人 的重要路径和基本策略。”50“但时至今日，新闻与传播学科一直以来高速发展所呈现的内卷化和精致化趋势，又的确造成了某种故步自封的风险。”甚至对交叉研究所形成的跨界创新还“有来自观念、制度、学科、竞争、组织等方面的阻力、干扰、嘲笑和批评。”51邵培仁教授在政治传播学一书“后记”中写道：“科学研究是一项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创造离不开探索，而探索则是一项智力活动的 马拉松，一副沉重的思维 十字架。探索需要勇气、毅力、信心和强壮的体魄，还需要作者忍受巨大的艰辛、苦痛和种种莫名的精神压力。”“没有探索，科学研究的创造过程就会蜕化为制造过程。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探索都是受欢迎的。探索常常与白眼并臂，与风险为伴。”这是邵培仁当时进行传播学交叉研究时最真实的学术语境和心理感受。因为当时传播学被视为“洪水猛兽”“精神污染”，“特别是在1989年到1991年间，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最为低潮的时期，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52但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邵培仁急切、大胆地行走在跨学科研究的前沿，他怀抱 边引进、边吸收、边创新 的信念，力图推动传播学向其他领域扩张，或与其他学科联姻以孕育新的学术生命。他主编的 当代传播学丛书 以宽阔的视野，或兼收并蓄或渗透移植，率先在经济传播、艺术传播、教育传播、政治传播、新闻传播等跨学科领域耕耘、开拓，为后来的跨学科研究奠立了基础，”53“开启了传播学交叉研究之旅。”54“也可以说，它（邵培仁主编的“当代传播学丛书”）既是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特别推荐 文化传播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86里程碑，也是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正式铺开的标志。此套丛书实在是难得的硕果。”55新闻传播学界欢呼雀跃，好评如潮。“邵培仁主编的经济传播学是国内第一本传播学跨学科研究成果。”56张学洪教授在经济传播学序言中写道，“作者不辞劳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朴实学风，为我们系统地阐述了这门崭新的学问经济传播学。”“这是一部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的难得的好书。”江苏省社科院徐福基教授在序言中认为：“政治传播学拓宽传播学者和政治学者的著述领域，突破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模式、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新的传播理论模式整体互动论。”多年以后，纵观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史，浙江大学郁建新教授和何子英认为：在我国政治传播领域，“最具影响的研究当属俞可平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1987）和邵培仁 政治传播学（1991）。”“两位学者的政治沟通（传播）分析，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路线。”57南京大学裴显生教授在序言中盛赞：“培仁主编的艺术传播学是我国第一部具有自觉的创学科意识的体系性著作”，“其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杭州大学肖朝红写道：“中国大陆第一部新闻传播学专著新闻传播学是作者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等各种知识的合理融汇与重新整合的基础上，在这一交叉边缘领域开拓创新，建立了比较完整、新颖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58“邵培仁从1990年开始，平均每年都出版一至两部论著，是传播学界领域较宽、研究成果较多的研究者。从传播学文献积累方面看，邵培仁在不同研究领域的探索为传播学分支学科的认识打下基础。他在研究上的多产和跨领域研究特点被称为：传播学领域的 一匹黑马。”“邵培仁撰写出版国内第一部媒介经营管理学（1998）和媒介战略管理（2003），在媒介管理学研究领域开拓了新的空间。2001年他又开辟媒介理论研究新领域，在国内率先发表媒介生态学和媒介地理学等论文，如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 论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 论中国媒介的地理集群与能量集聚论媒介地理学的正当性、科学性和学术坚守等。”59随着邵培仁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出版，邵培仁率领弟子进行的传播交叉研究进一步呈现出爆发增长态势，前后有近30种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面世。“邵培仁教授的传播学交叉化和本土化的创新性研究正好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其研究成果的多元思维、宏大视角及多级模式也顺应了时代的特点和信息社会的需求。”“但是他在传播交叉化研究上最突出的理论成就是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和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60“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系列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61他“提出和完善了一整套与外国学者的媒体环境科学不同的媒介生态理论体系，全力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生态学。因此，邵氏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生态学的主要代表。”62同时，也“是媒介生态学本土化研究的开拓者。”63其成果“在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中具有前瞻性与奠基性”，为交叉研究做出了示范并形成了关于媒介生态系统的著名理论，“成为后续研究者的基础知识。”64邵培仁不仅是“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还“是媒介地理学理论的建立者，专著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一书，”“被誉为 既有中国学术主体性又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 的拓荒范例，入选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媒介地理学新论（NewPerspectivesonGeographyofMedia）英文版也即将由Routlege和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与此同时，邵培仁相继主编出版了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汇集 媒介理论三部曲 媒介理论前沿 媒介理论前瞻 媒介理论前线，大力拓展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界，”65“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工作，对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贡献卓越。”66六、传播学全球化研究邵培仁认为，“传播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67传媒作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可以为建设美好世界做出贡献。因此，中国传播学不仅要跳出了只研究自身传播的范畴，而且要积极地参与中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大力开展媒介全球化与传播学全球化研究。邵培仁教授也是媒介全球化与传播学全球化研究的领先者。其中有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考与分析，如经济全球化：幸或不幸（2001）、经济全球化利弊分析（2002）等；有关于媒介全球化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的研究，如媒介全球化：是机遇还是挑战？（2001）、媒介特区：中国参与媒介全球化竞争的“实验田”（2001）、跨国传媒集团入粤的思索（2002）、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2006）、媒介尺度论：对传播本土性与全球性的考察（2010）、传播全球化、媒体人性化的新格局（2008）等；有关于整体全球化的分析和前瞻，如整体全球化：“一带一路”的话语范式与创新路径（2018）、整体全球化与中国传媒的全球传播（2019）等；还有对于传播学科全球化的构想与展望，如走向整体的传播学（2013）、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2018）、人类整体传播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传播研究（2019）等；更加重要的创新成果是关于全球传播历史、现状的分析与愿景的构想及展望，如著作亚洲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2017）、全球传播愿景：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2021）和一系列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亚洲传播、全球传播研究论文。“透过邵培仁教授的研究成果与传播理念，我们能勾画出一幅其由本土化入手逐渐扩大视野，立足中国、走向亚洲、放眼世界的学术进军路线图。在传播学本土化道路上，他观照中国、关注亚洲；在传播学国际化进程中，他既考察世界之于中国与亚洲的意义，又强调中国在亚洲及世界的地位。总之，其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路径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生共存的整体。”邵培仁教授“传播学研究的全球化并非屈从于 西方中心主义，而是主动塑造中国传播研究的独立话语体系，积极向世界传递传播研究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情境，更是积极地向世界展示并使用能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兼容的中国学术版本。他聚焦国际传播变局、关注国际学术潮流的研究进路实则用国际环境能够理解与接纳的方式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以此促进不同文化及学术共同体间的文明对话与价值互镜。”68“邵培仁教授等人的新作亚洲传播理论国际传特别推荐文化传播87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2023年第六期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为理解和回答如何避免传统的 欧美中心主义 和各种新生的 中心主义 之间的纷争、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将地方经验纳入全球视野使地缘性研究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内容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且“作为连接 地方经验 与 全球视野 的桥梁”，“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迁中新的地位与作用。”69这本书“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亚洲传播理论的诞生、演变和发展，以及亚洲传播理论的历史经验”“代表了亚洲传播研究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是亚洲国家间传播研究中的新范式和新贡献。”70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教授和李润泽指出：如今，“我们的国际传播研究正在从国家主义范式向全球主义迈进。学者认识到了 西方理论、中国经验 的二元研究框架的不足，在结合了中国实践经验后融合了中国传统中的 天下 思想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理念，开始探索基于中国视角的新世界主义理论。2022年，邵鹏和邵培仁便是从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倡导出发，立足 新世界主义，主编了 全球传播愿景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一书。”71“全球传播愿景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描述了全球传播的宏伟蓝图，深入探讨了国际传播的未来动向”；并且“集中显示了东方整体性思维的优势，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理念迁移、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和国际传播的统筹协调机制，描画了美好的学科发展前景和世界发展愿景。”72全球传播愿景“从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中国愿景出发，全面回答了当代世界的媒介传播如何打开新视野、创造新思维以及探寻新进路的问题。”“彰显出协商性和破击力兼具、伸缩性和包容度并取以及统摄历史性与前瞻性的理论创新思维。”“这种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探索，正构成对21世纪陷入乏力与困境的国际传播学的激活和推进。”73邵培仁的传播学全球化“研究成果体系不仅为重构传播研究的理论范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展示了更开放多元、辩证统一、共进共演的整体性思维理念和研究范式，积极地向世界展示并使用能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兼容的中国版本，从而更有效地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向全球社会更精准地传递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这些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不仅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拥抱全球文明的宏大梦想，同时也充分体现出邵培仁教授作为华人本土传播学者 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 的高远理想和 心系天下、兼济苍生 的家国情怀。”74七、媒介经营管理研究邵培仁在中国第一部媒介经营管理学专著的“前言”中写道：“在很长时间内，金钱好像是一朵不祥的乌云，笼罩在中国媒介组织的上空。人们害怕谈钱，羞于谈钱；谈政治，讲奉献，是恒久不变的话题。选用媒介领导，既不看专业也不看经历，只看政治素质，是否具有媒介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通常不被重视。”75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更是“谈虎色变”，几乎是一块“不毛之地”。76邵培仁本着“学术研究要有一种敢于冒险、敢为人先的精神”77，率先发表了一系列以“探讨新时期的媒介经营管理的中国特色”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如互动共荣：市场经济与新闻传播（1994）、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2001）、论中国媒介经济管理发展的前景（2003）、论中国报业集团管理改革中的十大悖论（2004）等，“率先在国内传播学界开辟了媒介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媒介经营管理学（1998）专著，”78出版了第一部知识经济与大众传媒（1999）、第一部媒介战略管理（2003），出版了国家“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媒介管理学（2002）、媒介管理学经典案例（2003）和“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媒介管理学概论（2010）等，主持完成了20多项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社科基金和媒体委托的科研项目和咨询项目。邵培仁理论联系实际，“以立体、多元、移动的镜头钻探传媒实践，对媒介经营管理、全球传媒竞争、新闻业的沦落蜕变，及传媒同质化、节目庸俗化、媒介恐慌、信息污染、媒介角色错位、功能异化等诸多问题 把脉问诊，切中肯綮，被誉为 加入WTO后的中国媒介管理宝典。”79同时，“邵培仁在学科发展 一穷二白、毫无前车之鉴的基础上构建的媒介管理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还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不论是学术思想的丰富性，还是研究思路的逻辑性，都对未来媒介管理学的研究做出了示范与启示。”80特别是出版的“媒介经营管理学不仅是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科学性、新颖性的学术特点，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媒介经营管理实践活动和高校新闻与传播教学活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在媒介经营导向上，作者提出了双元双效双赢的经营导向，从而既有别于以传播者为中心的生产导向，又不同于以受众为中心的消费导向，同时又解决了中国媒介经营中的两难困境。全书中，作者对媒介经营管理四大要素的创新、对八大原则的确定、对六大职能的论述、对两大规律的总结和对中国传媒市场化四种特点听概括、四种承包模式的分析，都充分表现了作者突出的理论洞察力和思想的先进性”81，“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经营管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82“媒介战略管理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媒介战略管理著作，以其新颖性、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成为一项有一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媒介管理学研究的新方向”“也是一部新闻传播学力作。”“纵观此书，可以发现一系列鲜明的特点：视野开阔，点面结合”“体系恢宏严密，论述严谨生动”“考证科学慎重，内容新颖深刻”“紧扣时代脉搏，重视创新发展”。83八、影视与华莱坞研究“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中国百余年的电影创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风格和特色，为有志于研究中国电影理论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建构具有中国特有的电影研究新思路、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机遇。二十多年来，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带领其团队站在历史的潮头和时代的前沿，疏通中国电影发展脉络，宏观审视世界电影发展的历史景观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现象，在全球性发展和国际化传播的好莱坞、宝莱坞、瑙莱坞等多维电影话语体系的竞争与共生趋势下，积极地将中国电影的理论思考置于更大的语境中，勇敢地提出 华莱坞电影 的研究新思路，开拓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创新路径，为中国电影理论打开世界电影格局提供了新方案、新视野、新范式之创新体系。”84邵培仁教授早在1979就开设了 电影文学与艺术本科生课程，后来又为博士生开设了 影视传播理论选修课（自己的学生必修），在传播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也招收和培养影视传播研究方面的人才。851983年开始发表谈影视中特别推荐 文化传播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26 期）88的快慢动作论文，1997年在媒介经营管理学一书中用专章深入论述了电影电视媒介的经营管理，出版专著电影经营管理（2005），并从多学科角度论述和发表了 流媒体时代的挑战与电视生存（2004）、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困境与出路（2005）、中国后电影产业分析（2005）、流动的景观媒介地理学视野下公路电影的地理再现（2006）、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2006）、中国电影产业集群的演化机制与发展模式（2009）、金钱的声音：中国影视基地的运作、盈利模式及其困境与对策（2010）、电影地理论：电影作为影像空间与景观的研究（2010）等几十篇影视研究论文。“基于对中国本土学术思想的持续寻根，2012年邵培仁在申报下一年 浙江大学国际传播视野中的华莱坞电影学术研讨会 的申报书中，首次提出 华莱坞电影 的学术概念。2013年邵培仁教授在华莱坞的想象与期待一文中明确了华莱坞电影的概念范畴：华莱坞乃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之电影也。”86先后发表了 华莱坞的机遇与挑战（2014）、华莱坞电影研究的新视界总序（2015）、华莱坞：拥抱中国电影4.0兼论历史、现状与未来（2015）、新世纪华莱坞高票房电影的叙事规律研究（2015）、重绘电影地图：突破华莱坞电影产业发展的“胡焕庸线”（2016）、百年导演梦：19052015华莱坞导演人种志研究（2016）等一系列创新性论文，出版了 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2014）、华莱坞电影概论（2017）、媒介地理视阈下的华莱坞（2018）等著作，从而不仅“打破了 地域 和 语言 上的局限，摆脱了 西方中心主义 的束缚，突破了 中国性 和 民族性 的困境，使中国电影研究拥有了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给 重写中国电影史 带来了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且“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和艺术创作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也为国际化传播和多极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87“据统计，2019年12月，华莱坞电影研究已吸引了国内64家研究机构106位学者的直接参与，”88不仅“在中国学术圈引发热议，”“这一影响还扩散至西方学术圈，包括伦敦、诺丁汉、纽黑文、罗德岛、温哥华、墨尔本、奥克兰、卢加诺、科英布拉等在内的18个城市20余家国际学术机构参与研究。”邵培仁主编的“华莱坞电影研究丛书”中的14本著作“被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至少16家国外名校图书馆收藏。”“华莱坞电影研究成为跨电影学、传播学的 现象级 理论研究，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欧美学界频频引用的中国本土原生理论话语，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并不多见。”89鉴于邵培仁教授在华莱坞电影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国际华莱坞学会于2022年10月22日在浙江工业大学主办的“旅行与对话：世界视域的华莱坞电影研究暨华莱坞电影理论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特授予他“国际华莱坞学会终身成就奖”。九、新闻与传播教育教学研究“邵培仁教授在中国传播学、国际传播学以及传播交叉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传播力和影响力，可谓广博而深远，系统而有致，理论创新而又接地气，涌现出持久的 理论母机 力量。”“三十几年间有几十篇述评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呈现出作为传播学家的邵培仁教授在传播学及其若干分支研究领域的开创地位与卓越学术贡献。但对作为教育传播学家的邵培仁教授的相关研究却不多见，这与邵培仁教授所获教育传播殊荣及其学科教育共同体在国内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难相对应。”90作为“中国教育传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邵培仁教授曾发表了 试论李更生的教育信念及其形成（1988）、论教育传播的环境（1991）、学生：教育信息的接受者（1992）、新世纪高质量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新探（2004）、探索和开拓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路径（2019）和信息公平、信息低保、数字鸿沟、信息开放共享等与教育相关的论文，率先出版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的开山之著”教育传播学（1992）。捧读此书人们无不“为书中新颖独特的理论模式、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富有创见的理论突破以及飞扬的文采、清新的风格、流畅的语言所吸引。”91作为“教育传播规划的设计师”，邵培仁教授不仅重视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如经过调研曾制定出以“宽、交、专”兼备为特色和以（知识、能力、素质）并重为标准的新闻传播学和文史哲学科本科人才培养计划，而且重视教学大纲制订、教案编写和课堂讲授等教学环节，也十分重视教材的编写与建设。“教材是学科教育的剧本。教材好，教育质量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作为中国第一代传播学家，邵培仁教授出版六种国家级、省级教材，这在国内外传播学界都是不多见的。在传播学教材方面，邵培仁教授先后获得两个浙江省重点教材建设项目和项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项目。”其中三部教材分别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教材）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其个人荣获“浙江大学教书育人典型”称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第六届范静宜新闻教育奖新闻良师奖和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92周岩和沈默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分析后指出，“从高被引教材创作数量上看，邵培仁教授一人竟有5本书进入高被引教材。”而“高被引传播学教材无疑是40年来中国传播学知识积累的重要代表，是学术圈内普遍承认的优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