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基于我国苏浙川三地实践经验的分析.pdf

16的分析。23(3):16-27.基于我国苏淋地实践经验张露露.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政府治理地方治理研究2 0 2 3 年第3 期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基于我国苏浙川三地实践经验的分析张露露（西南交通大学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 1 0 0 3 6)摘要：数字化协商是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与民主协商的耦合物。基于协商系统理论，构建我国数字化协商的要素指标测量体系，主要包括协商主体及其数字化参与度、协商场所及其包容性、协商实体及其科学性、协商传播及其敏捷性、协商转化及其扩散性、协商执行及其透明性等六个维度。数字化协商已成为维护并增进基层群众福补的新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与传统型协商相比，数字化协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新形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路经。在实践中要注重因地制宜、规避技术风险、在“数字化协商”走向“数智化协商”过程中做好调适等，以此更加稳健且全面地推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关键词：基层治理；数字技术；协商系统；数字协商民主；数字化协商；数智化协商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 0 9 6-1 2 4 3(2 0 2 3)0 3-0 0 1 6-1 2一、问题的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 1 3 0。之后，党中央多次提出，要统筹推进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七大协商。基层协商因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协商民主制度中处于基础性位置。2 0 1 5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2 0 1 5）、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2 0 1 7）、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 0 1 8）和关于加强和收稿日期：2 0 2 3-0 5-0 5作者简介：张露露（1 9 8 6 一），女，河南南阳人，政治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7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闯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2 0 1 9)等文件，为基层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各地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探索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又各具特色的基层协商经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伴随着基层协商研究的“经验转向”，如何开展基层协商、采用哪种模式进行协商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目前，学界关于基层协商运行模式的研究视角主要有四种。一是党群关系视角。王彦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创新党群治理方法并具体表现为“党群协商”2 。张大维认为，有必要把政党视角带入群议分析范式，并提出“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 3 ；随后，他又对“引领式协商”作出进一步解释4 。李华胤等概括出“权威引导式协商 模式5 。二是运行方式视角。张翔以民意表达工作室为观察点，认为政府的决策和治理表现出“内向型协商”的特质，需要向“外向型协商”转变 6 。李祖佩等认为“分配型协商民主 是有效克服规范型协商民主难题的一个阶段性方案 7 。刘雪姣对“分配型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和运行逻辑进行了系统阐释1 8 。张大维在考察天长市社区协商共治机制后，提出了“包容性协商”模式9。侣传振认为，乡镇政府在政策制定中会出现“包容性协商”和“排斥性协商”两种样态并在两者之间形成连续谱，表现为“弹性协商”模式 1 ，这种“回应性协商”也是基层协商有效运行的重要路径。张露露采用权力结构划分法，把乡村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划分为维持型、融合型、嵌人型和下沉型四种类型 1 2 。三是治理单元视角。党亚飞等认为，根据利益需求和治理成本可以将协商单元的功能划分为对话调处型、决策分配型、执行监督型、咨询共治型1 3)。张大维等指出，不同于基层治理单元与自治单元、行政单元等重合的一般看法，跨越基本单元的“片区协商”融合了自治、行政和治理，由此形成一个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的完整协商系统1 4 。四四是情感要素视角。杨涛基于华北席村的形态调查，认为在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网络中，跨村河流协商治理的内在机制表现为“共治式协商”1 5 。侣传振也强调，需要将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之中，由此形成“情感式协商 的基层协商治理形式 1 6 。总体而言，众多学者结合不同的案例素材、从不同角度和面向作出的探索和努力，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现有秉持经验取向的学术探讨多数为个案研究，多案例研究不仅少见，还缺乏有关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中协商模式的相关探讨，为本文留下了一定的学术探讨空间。基于此，本文把上述列举的协商模式统称为传统型协商，把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中的协商模式概括为数字化协商。首先，系统梳理数字化协商的理论渊源并作出概念界定；其次，运用协商系统理论构建数字化协商的要素指标衡量体系，并对我国江苏淮安、浙江杭州和四川绵阳三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提出研究结论和若干思考。二、数字化协商的理论基础和概念界定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数字技术的时代，更是一个民主协商的时代。数字化协商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群众数字化生产生活与基层协商民主相融合的产物。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网络协商民主和数字协商民主的学术探讨为数字化协商的概念生成提供了两股重要的理论源流（一）网络协商民主研究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协商民主的融合，网络协商民主研究渐起。以哈贝马斯18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Ju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传统协商民主理论成为网络协商民主的重要理论基础。国外学者主要是在批判继承传统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探讨网络协商民主的新发展，国内多数学者基于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着重从公共领域视角探讨网络空间的协商话语 1 7 。目前，我国网络协商民主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概念、形式和维度研究。代表性观点有网络协商民主的内涵既要坚持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行动者共同行动以促进多元理性的融合和交往，也要以网络公共空间建构为导向，促进公共事务的网络民主商谈 1 8 ；网络协商民主的形式包括狭义上的“网络民意调查和网络公共论坛”形式 1 9 ,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网络论坛、政府网站、网络留言板、市民热线”等形式 2 0 ；维度研究包括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统合形成“协商式治理”模式 2 1 ,网络协商民主有效开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化建构，包括规制性制度建构、规范性制度建构和制度认同 2 2 。二是优势和效能研究。网络固有的特性使网络协商民主摆脱了时空限制，为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了延展的公共场域 2 3 。网民与国家管理者这两大主客体间的互动，催生出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协商民主实践创新模式 2 4 。网络协商民主的效能可以用公共理性、参与度、协商过程和结果等变量来检验 2 5 。三是限度和困境研究。数字鸿沟与少数人的民主、信息控制与有限效果、群体极化与非理性协商等是网络协商民主的主要限度 2 6 ；在运行实践中，网络协商民主受到制度建设滞后、算法偏见 2 7 以及协商资源占有不均、协商共识达成难 2 8 等因素的制约。四是解决和改进路径研究。拓展民众话语权、完善网络协商平台 2 9 ,形成干群网上网下协商同心圆 3 0 ，发挥政府、公众和网络媒体三方合力等是摆脱网络协商民主困境的有效路径 3 1 O（二）数字协商民主研究在数字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在元宇宙视阈下，基于数字垄断、数字鸿沟、数字霸权和数字殖民等新问题，学界提出了协商民主与数字技术如何互动融合的研究议题 3 2 目前，我国学者对数字协商民主的探讨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理论维度。关于概念和特征，汪波指出在互联网大规模普及的背景下，数字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与网络技术深度结合的新型协商形态 3 3 。陈家刚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协商民主，不同行为者借由数字技术与平台展开平等对话、沟通，以实现合法决策和达成治理共识 3 4 。关于优势和问题，赵爱霞等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调和政府与社会、专家与民众、技术与民主关系的有效路径，但也面临着“群体极化”“精英民主”“智能极化”等问题 3 5 。罗荣认为，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协商民主过程具有更广的覆盖面和更高的开放性，但也要避免由此带来的“伪民主”和“技术迷信”等问题 3 6 。关于应对策略，陈家刚认为，数字协商民主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层面均面临多重挑战，应从这三个方面着力构建应对路径，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开放式发展 3 7 。二是实践维度。汪波等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数字协商平台的网民留言和政府回复数据为例，通过对政府数字协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数字协商显著提升了协商空间的话语容量，并能通过云计算提炼形成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3 8 。虞鑫等通过对第二轮世界新闻业研究(2 0 1 2 一2 0 1 6)数据的分析指出，互联网发展和公众的民主感知都集中存在对协商参与民主取向的增强效应 3 9 。董石桃等以微信协商为观察样本，对这种新的协商民主途径的内容、价值、问题及对策等展开了系统研究 4 0 。19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整体来看，网络协商民主和数字协商民主的系列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前期基础。事实证明，在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网络化和数字化已经成为与协商民主紧密联系的关键词，如何实现数字技术与民主协商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深人探讨的研究课题。当前，在学术研究中已经形成“网络协商民主”“数字协商民主”“协商式治理”等基本概念，但尚未提炼概括出“数字化协商”概念。数字化协商与以上三个概念相比，虽然也蕴含着民主和治理理念和数字技术要素，但更强调协商特质，且内涵和外延也更为宽泛。因此，数字化协商是指协商主体运用数字技术建构协商场域和平台，就公共治理议题展开平等对话，以化解分歧并达成共识的过程。数字化协商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三、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数字化协商的要素指标协商系统作为第四代协商民主的理论标识，是由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首先提出的。曼斯布里奇等人认为，协商系统是指一组有区别并可区分的，具有一定相互依存度的部分，通常具有分散的功能和劳动分工，是以某种方式连接而成的复杂整体 4 1 4-5。为了实现评估协商系统的目标，帕金森（JohnParkinson)于2 0 1 0 年首次提出测量协商系统的六个要素 4 2 1-5,随后他与巴赫泰格（AndrBachtiger）于2 0 1 9 年进一步优化了这六个要素43111-129国内学者张大维通过对这两组要素的内涵进行比较，将其概括为协商主体、协商场所、协商实体、协商传播、协商转化和协商执行六个通约要素(9),并认为一个完整成熟的协商系统不仅需要这些通约要素，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特征和测量标准 3 上述学者的研究对本文在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探讨数字化协商带来了以下重要启示。一是要跳出单纯的规范研究逻辑理路，应加人实证分析和实验思维来探讨数字化协商；二是需要运用系统论工具，并结合协商系统的六个环节对数字化协商进行整体而又全面的考察；三是需要根据六个通约要素的特征来建立相应的测量指标，以便对数字化协商的实践过程进行科学测量。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如下要素和指标评估体系。第一，协商主体及其数字化参与度。协商主体是在协商过程中与议题有关的各利益相关方。协商主体的“数字人”属性是影响数字化协商质量的主体性因素。“数字人”指“数字生命”和“数字生活”，“数字生命”是人在生物性的基础层面上被数字化，而“数字生活”是人在共同体的社会一政治层面被数字化 4 4 。在基层协商中，“数字人”指具有数字素养和数字化能力，能够在数字生活中完成公共协商活动的行为主体。数字化参与度是评估协商主体“数字人”程度的重要指标。第二，协商场所及其包容性。协商场所是协商主体的公共活动空间，也是协商主体聚集和交流的实际场域，分为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两种形态。前者指会议室、党群服务中心、广场、听证会等实体性协商空间，后者指网络论坛等数字化协商场域。协商场所究竞能在多大时空范围内容纳所有的协商主体，是开展数字化协商活动的基础条件，包容性由此成为数字化协商场所的基本衡量指标。第三，协商实体及其科学性。根据协商系统理论，协商实体是指在场所内或场所之间进行讨论和传递的实体。结合我国基层协商的具体情境，协商实体主要是指协商活动参与的组织实体，20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基层自治组织、村（居）民小组、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驻村（社区）单位、业主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在数字化协商中，组织实体的科学性，即是否科学设置以及是否具备一套科学完备的协商流程，是衡量协商实体的重要指标。第四，协商传播及其敏捷性。协商传播是在不同的协商主体之间借助协商媒介和途径所进行的、为了达成共识的信息交流和传递活动。协商传播强调信息传递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互动、信息分享和信息反馈的过程，致力于在公共协商过程中使各方主体化解分歧、取得理解并达成共识。“公共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对现代社会中思想的传播和辩论方式、意见的形成方式以及认同的表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4 数字化协商的信息传播过程与传统协商的传播过程相比，其优势体现为信息传递的敏捷性，因此，敏捷性构成协商传播的重要评估指标第五，协商转化及其扩散性。协商转化是将协商结果予以传播和转换的过程，在我国的基层协商中具体体现为结果公开和信息扩散。传统的协商结果扩散形式有宣讲、张榜公布、在村务或居务宣传栏公开，或者通过协商议事会、村民议事会的成员或利益相关主体传达协商结果，等等。在数字化协商中，协商议事结果通过虚拟网络渠道进行信息公开和信息扩散，扩散性由此构成协商转化的重要指标第六，协商执行及其透明性。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协商执行，强调协商议事的审查和经历等过程，涉及基层协商的跟踪监督和评议反馈环节。数字技术能通过数据采集和挖掘处理，准确记录、监测、评估相关人员行动轨迹的变化，由此增强立体化监督的效果 4 5 。透明性是评估协商执行过程的基本指标之一。运用数字技术对协商议事过程进行跟踪监督并进行民意反馈，能够提升基层协商民主运作过程的透明度，让权力更好地在阳光下运行。综上所述，在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可以从协商主体及其数字化参与度、协商场所及其包容性、协商实体及其科学性、协商传播及其敏捷性、协商转化及其扩散性、协商执行及其透明性六个环节对数字化协商的实践过程加以测量。本文基于我国苏浙川三地实践经验的共性分析，对数字化协商实践进行了整体性评估。四、数字化协商的多样化基层治理实践经验在我国的国家治理情境中，基层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创新的重要空间，也是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生动实践场域。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和普及，我国积极探索数字化情境中的协商民主新形式，既有数字立法协商、地方干部网络留言板等全国性品牌，也有“新湘事成”“皖事通”“全程（泉城）商量”等区域性特色实践。本文按照典型性、新颖性、完整性、社会反响好等标准，选取江苏省淮安市的“码”上议协商平台、浙江省杭州市的“米市协商铃”微信程序和四川省绵阳市的“互联网+智慧社区”掌上议事系统三个典型案例，作为观察并探讨数字化协商实践运作的经验样板。（一）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协商平台江苏省淮安市在基层协商治理中，面临着议题公开征集难、群众广泛参与难、各方资源融合21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难和成效评议监督难的“四难”问题。为此，淮安市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势，以二维码为载体，创新数字协商治理新形式，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平台建码，“一室一码”。淮安市依托“智慧政协”数字智慧平台，为全市1 7 3 2 个协商议事室建立了各自的专属二维码。通过二维码收集数据，把各协商议事室的各类数据信息动态关联到二维码上，形成了“码”上“码”下互动新模式。二是系统赋码，四级联动。建立数字智慧平台，集门户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和业务系统为一体。通过系统数据自动关联到二维码，达到市、县、镇、村四级协商议事数据互通、工作联动的目的。三是微信识“码”，“码”上议事。基层群众和协商主体通过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市政协门户网站、协商议事室门前、村头街尾等渠道能简单快捷地获取二维码，全过程参与“码”上征题、“码”上建议、“码”上协商、“码”上查情等协商议事活动。四是多方用“码”，提质增效。群众运用“码”上议，进行参与出题、了解情况、评论建议、参加远程协商、查看议事详情等活动。协商议事室运用“码”上议协商平台，能够及时便捷地收集协商议题并对议题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解、办理和议事。市、县（区）政协运用“码”上议协商平台，全面整理分析协商议事数据，系统了解协商议事活动开展情况。总体来看，准安市借助大数据分析统计平台，探索出“有事好商量”的基层协商治理新模式，推动了基层群众协商议事活动的深度推进和广度延展（二）浙江省杭州市“米市协商铃”微信程序浙江省杭州市米市巷街道人员流动性大，加之空间小、人口密度大，近年来随着群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矛盾增多，巫待创新民主协商机制以降低纠纷调解成本。为此，米市巷街道办事处开发运用微信“协商铃”小程序，搭建联接“部门一街道一社区一小区一居民”的数字平台。其主要做法如下。一是“群众按铃、一键直达”，打造智慧化民意感知系统。在街道和社区两级同步安装“米市协商铃”智能设备终端，并逐步覆盖到下辖小区。群众通过一键点击“协商铃”即可发起源头协商申请，并以此为起点，通过预设的线上信息系统和线下制度规程，完成受理、协商、反馈、评价等一整套系统化的操作流程。二是“铃声集结、多方报到”，打造智慧化民意回应系统。在回应处置协商事件中，通过完善的工作规程集结区级部门、社区和街道等政府人员及多元社会力量，整合法务、调解、仲裁、建筑、市政等各类社会资源参与民主协商，形成“数字化支撑、社会化参与、专业化服务、协同化治理的协商共治模式。三是“全程闭环、落地有声”，打造智慧化民意反馈系统。“协商铃”实现全过程闭环留痕，即通过后台数据库对协商事件、处理进程、结果反馈进行全程记录和监督管理，确保数据可追溯且不可篡改；同时，实现全程数据赋能，通过矛盾纠纷源头管控、及时干预和事件可追溯，形成“民呼我应”的市域大闭环体系。“米市协商铃”程序是一种以群众呼声为导向、以民主商议为手段、以数字赋能为支撑的“线上+线下”“技术+制度”“网络+数据”联动回应调处模式，有助于在听民声、解民忧、聚民心上实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和责任后移（三）四川省绵阳市“互联网+智慧社区”掌上议事系统针对社区居民人员结构复杂、传统治理模式精准度不足、群众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问题，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永兴镇龙家碾社区积极运用科技手段赋能社区治理。其主要做法如下。一是探索“互联网+智慧社区”新模式。通过与中国移动西部数据中心合作，搭建“微信关注+后台软件+云端数据”的智慧平台架构，形成前端社区居民手机端免费关注、后台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发软件管理、数据存储利用购买云端服务等实现的智慧社区建设新模式。二是开通掌上协商议22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事平台。利用智慧平台，聚焦基层群众关心的难事、烦心事，将其汇集并梳理成议题在平台上发布。通过网络平台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实现群众与社区、群众与社区工作者之间“零距离”。目前，该社区通过掌上议事平台，已开展网上协商议事4 0 余次。三是打造线上“有事帮您办”服务平台。发挥“大数据+网格化智慧管理”的作用，开通网络上报平台。网格员按照“群众报单一网格员派单一部门接单一结果反馈群众”的闭环流程，网上分解、现场办理、限时办结，通过“码上扫、马上办”推动问题办理“加速跑”。同时，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构建人人都是网格员的综治格局，不断完善网络报告和响应机制。四是网上公开，让协商议事结果更阳光。依托智慧平台开设网上党务、居务和财务“三务”公开阵地，将民主协商的结果予以公开，最大程度地接受社会和社区的群众监督，确保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力充分在阳光下运行。总之，龙家碾社区以数字化服务为突破口，聚焦基层治理的难点、痛点、拐点和堵点，努力构建居民、驻区单位、社区等主体协商议事、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五、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数字化协商检验江苏省淮安市等三个地区的协商实践是否符合基层协商的数字化标准，能否构成数字化协商，需要在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通过前文阐述的六个通约要素及其测量指标进行辨识和验证第一，协商主体及其数字化参与度检验。从江苏省淮安市等地的社会实践来看，城乡基层群众是数字化协商的关键主体，基层协商活动也都是围绕基层群众的重要关切点来开展的。例如，江苏省淮安市是针对群众参与难等“四难”问题；浙江省杭州市是聚焦群众诉求多、社会矛盾多等问题；四川省绵阳市是为了应对群众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难题。可见，基层群众参与度低是三个地区传统协商治理实践中面临的共性问题。数字化协商实践开展后，公开数据表明，江苏省准安市在2 0 2 1 一2 0 2 2 年间，普通群众参与协商议事活动达6.7 万人次，其中，通过“码”上议平台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与协商议事活动的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和乡贤达到1.7 5 万人次；浙江省杭州市米市协商铃”平台截至2 0 2 1 年1 0 月用户共计1 0 8 7 9 人，总按铃1 6 4 5 次，受理1 0 5 2 件，完成率93.16%；四川省绵阳市龙家碾社区截至2 0 2 1 年1 1 月共有3 5 1 3 人在社区互联网+智慧社区”平台注册，活跃用户达1 5 7 8 7 人，是户籍人数的3 倍。这组数据反映出基层群众具有较强的“数字人”特质，能够运用数字化平台有效参与基层协商议事活动。第二，协商场所及其包容性检验。从协商事务所涉及的范围以及所涵盖的社会影响面来看，四川省绵阳市“互联网+智慧社区”掌上议事系统是在社区范围内，围绕居民的利益相关事务进行数字化协商。与之不同的是，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包括市级、县级、乡镇和行政村四个层级的议事场所；浙江省杭州市的“米市协商铃”微信程序也涉及部门、街道、社区、小区和居民多个层面的协商场所，它们与四川省绵阳市相比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时空选择性，因此，协商场所的包容性相对更大。这三种创新实践是根据各自的问题靶向不同而灵活设置包容度不一的协商场所，是与自身场景相适应的。但总体而言，它们发挥数字技术本身具有的“脱域性场域建构功能”和“跨时空连接机制”4 6 ，使协商场所与传统的物理空间相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有效拓展了协商主体的公共活动空间23数字化协商统理论视域下的基台理新形态第三，协商实体及其科学性检验。从组织实体看，江苏省淮安市数字化协商的关键组织是网络协商议事会，浙江省杭州市是“米市协商铃”，四川省绵阳市是掌上议事系统。这三个组织同属数字化组织，是数字化协商的新型参与平台，也是联结公共协商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并实现信息传递的核心载体。这些组织实体都位于基层协商数据网络的枢纽位置，能够有效聚合、传达并反馈信息，凸显出组织设置本身的科学合理性。另外，从组织程序来看，江苏省淮安市建立协商议事室的专属二维码，构建“系统赋码，四级联动”“微信识码，码”上议事”一“多方用码，提质增效”流程，全面推进数字化协商活动的开展；浙江省杭州市建立“群众按铃、一键直达”一“铃声集结、多方报到”“全程闭环、落地有声”程序，为基层协商进行全过程数据赋能；四川省绵阳市建立“群众报单一网格员派单一部门接单一结果反馈群众”的闭环流程，推动协商议题的有序进行。可见，三地通过合理设置协商组织并建立配套的科学运作流程，为数字化协商的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第四，协商传播及其敏捷性检验。从传播媒介来看，江苏省淮安市采用协商议事室“二维码”，浙江省杭州市利用“米市协商铃”微信程序，四川省绵阳市利用“互联网+智慧社区”掌上议事系统。与传统媒介相比，这些数字化传播媒介更具灵活性、即时性和便捷性。对于基层群众而言，他们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通过QQ群、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市政门户网站等渠道，可以随时随地获悉公共议事活动信息；对于基层管理者而言，他们采用大数据分析统计平台，可以快速而又全面地获得协商议事数据，及时分析总结议事活动的开展情况，并对未来不可知的公共协商活动作出科学预判,提高基层治理的灵敏度和回应性。敏捷治理是一套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应变性的组织方法，更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管理方式 4 7 。三地通过数据信息的敏捷传播和协商赋能，已形成了“民呼我应”的基层治理联动体系。第五，协商转化及其扩散性检验。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协商平台在信息公开中，基层群众通过“二维码 参与议题征集、提出建议、协商议事、情况查询等活动，本身即是基层协商议事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的过程；“米市协商铃 通过数据库对协商议题、处理进程和结果反馈进行全过程记录，使协商数据公开可查；“互联网十智慧社区”依托智慧平台开设网上党务、居务和财务“三务”公开阵地，将民主协商的结果及时予以公开。这些做法能够有效解决以往基层群众信息获取渠道少、协商结果不可知等难题，既将传统的“面对面”公开形式转变为“端对端”“键对键”形式，使基层群众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获悉协商结果；又以直接公开的形式有效避免了间接传递消息所带来的信息遗漏或信息偏差，更好地保障了基层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第六，协商执行及其透明性检验。在“码”上议协商平台，基层群众采用“二维码”开展远程协商和提出政策建议，以监督和问责的形式推动基层权力的规范运行；“米市协商铃”专门设立智慧化的民意反馈系统，通过后台数据库对协商全过程实施监督管理，并明确要求数据不可篡改且可追溯，从而实现了全过程监督；智慧社区采用智慧平台公开信息，既使信息得以传递扩散，也能在最大程度上接受社区居民和社会公众的跟踪和监督。全程协商的过程既是数据流动和信息披露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推动自下而上监督机制常态化运作的过程。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基层协商的全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提高了基层协商治理的社会认同度；同时，确保了权力充分在阳光下运行，提升了基层协商的监督效果24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在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中，本文将数字化参与度、包容性、科学性、敏捷性、扩散性和透明性作为衡量基层协商数字化程度的指标，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确保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协商参与，确保不同的协商组织在更广阔的场域中，运用科学化的运作流程，促进信息传播和协商监督的公开透明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全面提高基层协商系统的质量和运作效能（见表1）。表1我国部分地区基层“数字化协商”实践的要素和指标检验序号要素比照达标程度江苏浙江四川要素江苏淮安浙江杭州四川绵阳指标淮安杭州 绵阳1协商主体基层群众街道群众社区居民数字化参与度较强较强较强市、县、乡镇、部门、街道、2协商场所社区、居民等包容性较大较大一般行政村社区等3协商实体协商议事室微信协商铃掌上议事系统科学性较强较强较强4协商传播二维码微信小程序互联网平台敏捷性很强很强很强5协商转化过程结果公开全过程记录“三务 公开扩散性较强较强较强6协商执行远程监督全过程监督信息监督透明性很强很强 很强六、结论与讨论数据化、信息化、网络化使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活动空间，形成“数字化生存”（beingdigital)的生产生活方式 4 8 1 5 8-2 2 3 数字化协商是大数据时代人们数字化生产生活方式与基层协商民主融合发展的产物。根据第5 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截至2 0 2 2 年1 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 0.6 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 5.6 0%，这为数字化协商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数字化协商有望成为我国基层治理中一种新的协商治理模式。本文以我国东西部三个地区的典型案例为经验素材，在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构建了数字化协商的要素和指标测量体系，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我国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中存在着数字化协商形态，且这种协商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特别是各地成功经验的政策扩散，正在从零星试点走向系统化，从不规范走向程序化和制度化。其次，数字化协商是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与民主协商的耦合态。与传统协商形态相比，它的独特优势体现为能够综合运用协商、民主和数字技术等多种治理方式，联动式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它与传统协商形态的理念价值相同，都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初衷和皈依，因此，实现并保障基层群众民主权益的这两种有效协商形式，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优势互补。再次，系统评估我国基层治理中数字化协商的质量，可以结合协商系统的六大通约要素，构建数字化参与度、包容性、科学性、敏捷性、扩散性和透明性等测量指标，为我国基层治理中的数字化协商实践提供对照标准。最后，苏浙川三地的实践经验表明，数字化协商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数字化协商发挥了数字技术的固有优势，能够在协商主体有效参与、协商组织科学设置、协商场所时空拓展、协商信息敏捷传播、协商监督公开透明等方面获得更优的运作效25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能，整体提升基层协商系统的质量，推动基层治理更加有效。整体来看，数字化协商可以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新形态，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路径。但同时，江苏等地的实践探索也引发了我们诸多反思：一是我国地域性差异很大，在政策扩散中不能“一刀切”或“一窝蜂”式地简单照搬数字化协商的成功经验，而要重视政策和制度实施的情境因素，灵活采用传统协商、数字化协商或两种协商形态相结合的方式，以更好地满足基层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治理需求；二是数字技术本身具有两面性，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的过程中，要注重规避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数字霸权”“数据泄露”等风险，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一种服务于基层群众的工具；三是在数智时代，基层协商可能会分别沿着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三个方向发展。新科技正引领我们迈向“社会5.0”，即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 4 9 1-2。如果说网络化是数字化协商的初级形态，那么，智能化则是数字化协商的高级形态。在从“数字化协商”迈向“数智化协商”的过程中，如何调适制度体制值得深人思考诚然，本文构建数字化协商的要素指标测量体系，据此对我国基层实践中的若干成功案例进行共性归纳和指标检验，是在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中探讨数字化协商的一个初步尝试。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扩大案例样本数量，对样本展开差异化的比较分析，并对数字化协商的新要素和新特征进行深人探讨以构建新的更完善的标准评估体系。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3.2王彦.党群协商：协商民主对党群治理方法创新的启示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1 7(3)：9 5-1 0 0.3张大维.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一一以天长市“1+N+X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J.中州学刊，2 0 2 0（1 0）：7 5-8 2.4张大维，赵益晨.引领式协商：协商系统理论下党领导自治的新发展一一以广西宜州木寨村为例 J.湖湘论坛，2 0 2 1(5）：4 7-6 2.5李华胤，张海超.权威引导式协商：新时代乡村善治的有效形式及运行机制一一以天长市“7+X协商委员会为例 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0（1)：1 2 4-1 3 0.6张翔“内向型协商”：对基层政府行政协商的一种阐释一一以T社区的“民意表达工作室”为例 J.新视野,2 0 1 5(4)：2 2-2 9.7李祖佩，杜姣.分配型协商民主：“项目进村”中村级民主的实践逻辑及其解释 J.中国行政管理,2 0 1 8(3):7 6-8 4.8刘雪姣.分配型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与运行逻辑一一基于鄂中W村的实证调研J.求实，2021(2):21-36.9张大维.包容性协商：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一一以天长市“1 1 3 5 5 社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 J.行政论坛，2 0 2 1(1)：1 0 5-1 1 2.10侣传振.弹性协商：乡镇政府推动基层协商实践的逻辑一一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1（5）：1 8-2 7.262023年第3 期地方治理研究11侣传振.回应性协商：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有效运行的重要路径基于三个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案例的比较 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1（2)：3 4-4 0.12张露露.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比较、问题与对策一一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J.中州学刊,2 0 1 9(4)：1-7.13党亚飞，应小丽.组织弹性与规则嵌入：农村协商治理单元的建构逻辑一一基于天长市农村社区协商实验的过程分析 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2 0（1)：3 5-4 2.14张大维，解惠强.片区协商：超越村组的社区议事单元及其系统运行一基于协商系统理论的农田改造考察 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1（3）：7 9-8 6.15杨涛.共治式协商：跨村河流协商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一一基于华北席村的形态调查 J.山东社会科学,2 0 1 9(1)：8 2-8 7.16侣传振.情感式协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一一基于C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的分析 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1)：1 0 4-1 1 4.1 7 黄春莹.国内外网络协商民主研究综述 J.理论界，2 0 2 0(1 1：2 8-3 3.18管志利.网络协商民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一一以场域理论为视角 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3):67-77.19 陈亮.试论网络环境下协商民主的可行性 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4（3）：2 5-26.20】毕宏音.网络协商民主研究的三维视角 J.天津社会科学,2 0 1 7(5)：8 8-9 1.21张继亮.协商式治理：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的深层整合 J.理论探索，2 0 1 6(5)：8 3-8 8.22王永香，王心渝，陆卫明.规制、规范与认知：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的三重维度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1（1)：1 1 7-1 2 6.23】张爱军，张媛.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势、困境及其化解 J.江准论坛，2 0 1 9(4：6 3-6 9.24】毕宏音，张丽红.舆情视角下我国网络协商民主的方式、困境及进路 J.电子政务，2 0 2 0(8):25-36.25走赵海艳.公共决策中网络协商民主的形式及效能分析 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1 9(4)：1 2 5-1 3 3.26】伍俊斌.网络协商民主的契合、限度与路径分析 J.马克思主义研究，2 0 1 5（3)：1 3 0-1 4 0.27徐凤月.新时代网络协商民主的实现机制、实践梗阻及优化路径 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2(6)：1-1 3.28张等文，杨才溢.网络协商民主发展的障碍因素与良性运行思路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7（4)：1 7 0-1 7 5.29】李际卫.网络协商民主的有效扩展J.人民论坛，2 0 1 8（1 5)：5 6-5 7.30】赵雅文.大力构筑网络协商民主“同心圆”J.理论探索，2 0 1 7(2)：8 7-9 2.31伍俊斌.论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 J.中州学刊，2 0 1 5(2)：1 0-1 4.32段治文，于雯美.元宇宙数字协商民主的机遇、风险和逻辑进路 J.学术界，2 0 2 2（1 1)：1 4 4-154.27田甜责任编辑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33汪波.信息时代数字协商民主的重塑 J.社会科学战线，2 0 2 0（2)：1 9 8-2 0 3.34陈家刚.数字协商民主：认知边界、行政价值与实践空间 J.中国行政管理，2 0 2 2（1)：2 6-32.35赵爱霞，王岩.新媒介赋权与数字协商民主实践 J.内蒙古社会科学，2 0 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