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异托邦”——沈从文《在别一个国度里》的诗学独特性.pdf

2023年第4期如果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历程进行分期，大约可以把 1927年以前视为早期，对起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沈从文来说，这是他的学步阶段。对沈从文的早期小说，文学史研究者评价往往较低，凌宇和金介甫在各自的沈从文传中较多关注了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但基本上是把小说作为传记的材料。这使得沈从文早期小说的价值似乎更在于向世人展示一个优秀作家是怎样在稚嫩中创生的。有研究者也会同时关注沈从文的早期小说所提供的原型模式，比如一个文坛的初学者如何在都市语境中确立自己的写作姿态，如何在因应主流小说叙事模式的同时奠定自己的小说调子，其乡土叙事模式最初呈现出怎样的形态，怎样判断什么是“小说”，如何处理自己的生存境遇与后五四时期北京文坛的关系等等。但是即使从小说诗学的角度着眼，早期沈从文创作也透露了一些独异的面向，其中作为小说修辞和审美风格的“戏拟”已经超越了初学者的模仿阶段，而呈现出一种诗学的独特性，并预示着沈从文的反讽诗学的诞生。沈从文早期最有特色的小说之一是 1926年最初刊载在 现代评论 的作品 在别一个国度里关于住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 一 束 信 件（以 下 简 称“在 别 一 个 国 度里”），1927年曾以压寨夫人为书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单行本，1929年由上海红黑出版处再出单行本时，又改名为男子须知。相较1926年的初刊本，男子须知文字略有改动，但幅度不大，也意味着沈从文对于初刊本整体上是满意的。不过把最初的题目 在别一个国度里 改掉，则似乎使小说有所减色。在别一个国度里的标题本身即展示了与沈从文所身处的都市情境不同的别一个“异托邦”，小说也堪称别致甚至独异之作，即使置于中国现代小说整个图谱中，也似乎足以用“文学性的异托邦”的范畴加以论评，这篇横空出世的小说仿佛真的是在别一个国度里才能诞生的作品，就小说的修辞风格乃至诗学特质来说，也给人以“异托邦”般的惊艳之感。本文关于这篇小说在类型学意义上的基本判断，是把在别一个国度里解读为一篇戏拟体小说，进而有可能从中生发一种沈从文式的反讽诗学。构建“异托邦”沈从文 在别一个国度里 的诗学独特性吴晓东摘要：沈从文发表于1926年的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是其早期创作中一部独异作品。本文从分析该小说设置的“拟说书人”的叙述者以及对“书信体”的模拟切入，讨论小说所呈现的戏拟的诗学以及转喻的修辞学，探究沈从文反讽诗学的诞生，进而阐发沈从文小说所内涵的诗学话语的混杂性，及其对于文本阐释以及文学性研究的意义。关键词：沈从文；在别一个国度里；异托邦；戏拟；反讽诗学036一“拟说书人”的叙述者如果说在别一个国度里关于住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的正标题具有主题学的含义指向，那么副标题也具有作为“副文本”的标识性意义，它交待了小说的核心事件：一个占山为王的土匪头目看上了一个宋家女子，通过书信往来讨价还价进而商量迎娶，也提示着读者该小说是书信的结集，但不是才子佳人意义上的“爱眉小札”，而是土匪逼婚的往来信件。读读湘西一隅的山大王是怎样写逼婚信的，对都市读者来说应该是颇有吸引力的阅读期待。而从文体层面说，副标题也标识出小说是“关于”“一束信件”的，让人联想到“五四”新文学初期小说家们惯用的书信体。在别一个国度里的主体部分的确由相对完整的七封书信以及一封由人物转述的“口信”构成，除了这封口信之外，七封书信的书写格式完备齐全，是名副其实的书信。但该小说整体上却很难说是纯粹的书信体，而是有个高高在上的全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统摄着叙事，七封书信及一封口信被叙述者组织和穿插其间。小说的第一节标题为“第一信”，但开头却是叙述者的声音先行出场，不厌其烦地交待了信笺、信封以及收信人等信息：此信用大八行信笺，笺端印有“边防保卫司令部用笺”九字。封套是淡黄色棉料纸做就的，长约八寸，横宽四寸余。除同样印有“边防保卫司令部函”八字外，上写着即递里耶南街庆记布庄转宋伯娘福启，背面还有“限三月二十一日烧夜饭火以前送到赏钱两吊”字样。这篇小说在叙事形式上的特异，正表现在“拟说书人”的第一人称全知叙事，可以看成是对传统话本小说中说书人的戏拟。虽然书信部分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但叙述者的叙述和交待则串联起书信，因此这篇小说并非如凌宇所说是“采用书信体”，因为严格的书信体小说一般通篇都由书信构成，而在别一个国度里则有叙述者“我”把书信串联在一起，而且其声音和口吻也别有风格。这个在小说中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的叙述者因此值得做做文章，可以对他的叙事进行修辞分析。这是一个既谙熟湘西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又对都市读者说话的叙述者，既肩负着讲故事的使命，又同时可以看做一个面向都市的湘西世界代言人，这种代言人的形象，也使“我”所叙述的故事显得真切可信，甚至栩栩如生，有这么个叙述者居间折冲，这别一个国度里的奇闻异事就容易被都市人接受和理解，因此叙述者“我”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承担了一种阐释的功能，是小说叙事意义的建构者兼阐释者，从而也就担负着催生文学性乃至叙事诗学的重任，甚至也使小说生成着一种别样的叙事伦理，激发后来者开启一种伦理批评的视野。因此在别一个国度里在文体特征、叙事模式以及意义图景诸种环节所生成的复杂性，正有赖于这个独异的叙述者。金介甫认为沈从文在小说中模仿的是说书人：“沈沿用中国话本小说中技法，完全用说话人口气，向读者讲落草大王娶讨太太的前后经过。”但与传统的说书人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叙事干预和评价相对客观和节制，也较有分寸感，是呈现式的，而不是评说式的。传统说书人对自己的故事处处评点，尤其在关键地方更是喋喋不休。而在别一个国度里的叙述者对山大王擘画迎娶的核心事件反而较少评论，却对不甚重要的细枝末节别有幽怀，譬如在完整呈现了山大王的第一封信之后，叙述者没有品评信的内容，却对无名无姓的送信人情有独钟：送信的并（原文如此，到了单行本 男子须知中增一“不”字引按）如小说上所说的喽啰神气，什么青布包头，什么夜行衣，什么腰插单刀，也许那都成了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事了。这人同平常乡下人一样，头上戴了个斗篷，把眉毛以上的部分隐去了。蓝布衣，蓝布裤，上衣比下衣颜色略深一点，这种衣衫，杂在九个乡下人中去拣选，拣选那顶地道的乡下人时，总脱不了他！然而论伶精，他实在是一个山猴儿。构建“异托邦”0372023年第4期从沈从文对这个土匪小角色的精细描摹中可以看出，他试图书写的毕竟是现代小说，而且显示出充分自觉的戏拟意识。“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喽啰神气”意味着沈从文的潜在对话者是七侠五义之类的公案和侠盗题材的章回体小说，小说写到最后，山大王终于迎娶到的压寨夫人给自己女同学的信中提及了七侠五义，正彰显了沈从文对古典话本小说一种戏拟的自觉，就像塞万提斯戏仿骑士小说写堂吉诃德一样。之所以是“戏拟”，也正因为沈从文颠覆了旧小说中的经典原型：“什么青布包头，什么夜行衣，什么腰插单刀，也许那都成了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事了。”这就是贯穿了整篇小说的叙述者的声音，因此，在别一个国度里并置有两种语体：叙述者的现代白话叙述语与小说中各色人等的书信语体。小说的叙述者即便如金介甫所说模仿了全知的说书人的角色，但依然渗透的是现代小说家的叙事自觉，表现出的是一种戏拟的修辞风格，这个叙述者也因此并非如金介甫所谓“完全用说话人口气”，而更适合以“拟说书人”来命名。二戏拟的诗学在别一个国度里中，戏拟的诗学更主要的体现，是对书信体的挪用。沈从文精心模仿各色人等写的书信，本身就是最精彩的戏仿。而小说叙述者之所以在叙述环节刻意节制了自己的主观判断，是因为沈从文知道自己小说的亮点是书信，要靠书信本身出奇制胜。因此交待了信笺、信封、收信人信息之后，就直接展示了落草大王的第一封信：宋伯娘大鉴：启者今无别事：你侄男拖队伍落草为寇，原非出于本意，这是你老人家所知。你侄男道义存心爱国，要杀贪官污吏，赶打洋鬼子，恢复全国损失了的一切地盘财物，也是象读书明礼的老伯妈以及一般长辈所知而深谅的。无如命不如人，为鬼戏弄，一时不得如意，故而权处穷谷深山，同弟兄们相互劳慰，忍苦忍痛，以待将来。你侄男平素为人，老人家是深知道。少少儿看到长大，身上几块瘢疤，老人家想来也数得清！今年五月十七满二十四岁了，什么事都莫成就，对老人家也狠觉得惭愧。学问及不得从省城读书转来的小羊仔，只有一副打得十个以上大汉的臂膊。但说到像貌，也不是什么歪鼻塌眼，总还成个人形！如今在山上，虽不是甚么长久事业，将来一有机会，总会建功立业的，这不是你侄男夸口的地方。弟兄们的规矩，比驻到街上的省军好多了，他们知道服从，懂礼节，也多半是些街上人，他们佩服你侄男懂军事学，他们都是你侄男的死勇。他们对大妹妹的尊敬，是用不到嘱咐，会比你侄男还要加倍尊敬的。你侄男得再说：凡事请老人家把来比较一下利害，用不着你侄男来多说。你侄男虽说立过誓，无论如何决不因事来惊动街房邻里，但到不得已时，弟兄们下山，也是不可免避的事！这得看老人家意思如何。谨此恭叩福安，并候复示！小侄石道义行礼三月二十日于山寨大营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引用，是因为这封信着实精彩。土匪头儿石道义的文字有相当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一个大言炎炎盛气凌人的山大王形象跃然纸上。石道义毕竟是个土匪，绑票、抢劫、杀人越货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未来有可能成为岳母的宋伯娘也同样是威逼、利诱，进而恐吓，土匪的本相昭然若揭。在这个意义上，土匪的身份对石道义的名字其实构成了一个反讽，也隐隐昭示了小说中一种反讽诗学的诞生。另一方面，山大王如何塑造自我形象，或者说如何自我美化也值得分梳。这是一个现代版甚至时尚化的大王，善于自我装点和粉饰，自诩“存心爱038国，要杀贪官污吏，赶打洋鬼子，恢复全国损失了的一切地盘财物”，堪称抱负远大。除了有传统山大王统领群匪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之外，还懂军事学，精通现代管理，堪称治军有方，自称比地方驻扎的政府军队（“省军”）还要纪律严明。此外还热衷时尚和艺术，光是风琴“就有几架”，从而区别于鲁智深程咬金式的流寇草莽，对女孩子别有吸引力，因此读到最后读者发现剧情终于演化为五四式的才子佳人模式，或者说是古代郎才女貌的现代变体。沈从文由此显示出了模拟各色当事人写信的高超本领。不妨再看看宋伯娘的回信：道义侄儿英鉴：二十一那天得到你一个信，舅舅念我听，你意思我通晓得了。你大妹妹有那么大一个人了，我年来又总是病缠身子，也愿意帮她早早找一处合式人家的。你既喜欢你大妹妹，就把来送给你，我有什么不愿意？但你说是要送上山来，这就太使我为难了！山上哪里是你大妹妹住的地方呢？这不但不是你大妹妹住的，也不是你长久住的！山上不是人住的地方，（阿弥陀佛，我并不是说你现在住到那里，就不是人！）现刻大妹妹就多病瘦弱，要她上山，就是要她速死！况且，我们是孤儿寡母不中用的人，靠到三两个亲戚帮忙，守着你伯伯遗下这点薄薄产业，平时不有事，还时常被不三不四的滥族歪戚来欺侮，借重那些披老虎皮的军队来捐来刮。果真像你所说的话，把你大妹妹一轿子送上山去，事情一张扬，怕他们官兵不深更半夜来抄你伯妈的家吗？可怜你伯伯，从小时候受了许多苦，由学徒弟担布担子漂乡起，挨了多少风雪，费了多少心血，积下这一点薄薄产业，不能给自己受用，不能给儿孙受用，还来由你大妹妹的事丢掉！老人家地下还有知觉，心中总也会不安吧。宋伯娘显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土匪，但又不敢直接拂逆，因此欲取先予（“就把来送给你，我有什么不愿意”），但马上话题一转，表示嫁女是有条件的，对“送上山来”表示为难，潜台词是不能嫁给土匪，接下来晓之以理（嫁女给土匪恐有官兵报复抄家之虞，也为后来土匪被招安的结局埋下一个伏笔），动之以情（抬出女儿已经过世的父亲大打感情牌）。这封信除了抬头部分的“英鉴”二字大约是代写信者的措辞，其余的主体部分堪称把宋伯娘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又不情不愿不卑不亢的口气模仿的惟妙惟肖。这篇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正是“一束信件”，沈从文模拟不同的人物，在写法、语言、口气、逻辑与修辞等方面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是非常吻合写信者的身份，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卓绝的模仿本领，这或许得益于他的行伍经历，见多识广，听过各色话语，同时善于观察、兼收并蓄。作家苏雪林曾经这样评价沈从文：“他有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头脑，野猫一般善于侦伺的眼光。似乎世间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不足融化而为他写作的题材的。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另一方面，沈从文写书信的本领或许也得益于行伍生涯对尺牍类书籍的阅读以及代写书信的训练，他一度热衷清末和民初被当成书信宝典的秋水轩尺牍，对代言体书信自是颇为熟悉。而在别一个国度里选择组合书信的小说形式，与“五四”开启的书信体小说创作热潮也有一定的关联性。“五四”以后文坛盛行书信体小说，部分原因是小说家们看中了书信的抒情功能，写信是主人公直抒胸臆的极佳形式。但另一方面，小说也容易被书信的体式所束缚，多多少少会受制于书信体所决定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文体与风格都容易导致单一化，从而影响了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相比之下，在别一个国度里中则扩容了书信的功能：叙述功能，信息功能，交际功能，恐吓功能，抒情功能不一而足。譬如第八封是石道义已经如愿迎娶的名叫大妹的女子给自己女同学的信，表达的是最初的惊恐万状之后发现山大王竟是一个远超预期的如意郎君之后的“生命的快适”：构建“异托邦”0392023年第4期四姐：我不知要同你说些什么话，关于我的事，这时想来可笑极了。在以前，我刚知道他要强迫我妈行他所欲行的事时，我想着一切的前途，将葬送到一个满烧着魔鬼的火的窟中，伤心几乎想实行自杀了。四姐你是知道的，一个女人，为一点比这小许多的事也会以死做牺牲的。我那时悬想他，一个杀人放火无事不做的大王，必是比书上所形容那类恶人还可怕！必是黑脸或青脸，眼睛绯红，比庙中什么判官还可怕！真是除了哭没有法子。眼泪是女人的无尽宝藏，再多流一点也不会干，所以我在五月五日以前，是只知道终日以泪洗面的。过去的都是梦样过去：雷霆是当日的雷霆，风雨也是当日的风雨，不必同四姐说了；我只告你近来的情形。你不要笑，我自己觉得是很幸福的人，我是极老实的同你说，我生活是太幸福了。他什么事都能体贴，用极温柔驯善的颜色，侍奉我，听我所说，为我去办一切的事。（他对外是一只虎，谁都怕他；又聪明有学识，谁都爱敬他。）他在我面前却只是一匹羊，知媚它的主人是它的职务。他对我的忠实，超越了我理想中情人的忠实。一个女人所应得到的男子的爱，我已得到了。我还得了一些别的人不能得到的爱。若是这时是在四姐面前，我真要抱住你用哭叫来表示我生命的快适了！压寨夫人大妹的身份是准备去考北京的女子高师学校的女学生，这封信也呈现出一个女学生所特有的姿态与腔调，充斥的是 1940年代张爱玲所厌恶的新文艺腔，但特别吻合于一个现代女学生的身份和口吻，而沈从文估计也是以微讽乃至反讽的态度模拟这副新文艺腔的。由此也可以见出，在别一个国度里虽然形式上借用了当时文坛盛行的书信体，但其更内在的诗学竞争力其实是来自于作者所模拟的各色人物的话语方式，来自于构建异托邦世界的修辞能力，进而来自于卓异的诗学创造力。三转喻的修辞学在别一个国度里统摄叙事进程的叙述者整体上呈现出的是相对克制和冷静的姿态，不过小说中有一段落叙述者的声音异常鲜明，而且直接出现了第一人称“我”。这一段的叙事指涉因此显得别有意味，这就是“我”详尽介绍山寨的状况以及大王的居室的桥段。不妨着重看看其中关于居室的描写：山砦的一切，还没有说过，想来大家都愿意知道。要说及大王的卧室时，那简直是一间简直是一间是一间什么？我说不出！顶会做梦的人，恐怕也梦不到这么一间房来罢。房是一个戏台，南方庙中的戏台，都是一个样子，见过别的庙中戏台的，大概也就想得到这个戏台的式样，不过这戏台经大王这一装置，我们认不出它是戏台了。四四方方，每一方各有一口大皮箱，箱就搁到楼板上，像把箱子当成茶几似的，一个箱上摆了一架大座钟，一个箱子上摆了一个大朱砂红的瓷瓶，瓶中插了一把前清分别品级的孔雀尾，瓶口边还露出一个短刀或剑的鞘尖子。其他两个箱子都不空，近他床那个箱子上，还有几本书，一本黑色皮面的官话新约。大王的床在中间，占了戏台全面积之三分一，床是漆金雕空花的大梨木合欢床，没有蚊帐，没有棉被，床上重重叠叠堆了十多条花绒毯子。两枝京七响的小手枪，两枝盒子炮，各悬挂于床架上之一角。戏台圆锥形顶上吊起那盏洋汽灯，象佛爷头上那大鹏金翅鸟样，正覆罩在床上。我还忘记说一进房那门簾了，这是一幅值钱的东西。红缎织金，九条龙在上面像要活了的样子。这样顶阔气的门簾，挂到这地方未免可惜，但除了这地方，谁也不配悬挂那么一幅门簾！叙述者“我”谈及大王的卧室时有些词穷。“我说不出！顶会做梦的人，恐怕也梦不到这么一间房来吧。”但“我”还是状写出了卧室的不伦不类的混搭和杂糅的风格：由戏台改造而成的卧室经040过大王的精心“装置”，各种各样的摆设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小型博览会，囊括了大座钟，大朱砂红的瓷瓶，前清分别品级的孔雀尾，短刀或剑的鞘尖子以及黑色皮面的官话新约等等。“鞘尖子”以及 新约 的并置或许指喻了大王的“文武双全”，而新约也同时表明了基督教因素对土匪窝的渗透，不管大王读不读，至少是一种身份和品味的象征，也说明了比起文化传播和行政治理，宗教力量或许更有渗透性，新约由此可以理解为山大王自我认知的混杂性和知识结构多重性的转喻修辞，也复杂化了湘西土匪意识形态的内涵。而漆金雕空花的合欢床，重重叠叠的花绒毯子，则表现的是大王对奢华享乐的追求已经超出实用性需求。至于各悬挂于床架上之一角的小手枪及盒子炮，虽说是大王本色当行的映衬，但也更多地彰显出的是装饰性。而“门帘”尤其被叙述者单独强调，“这样顶阔气的门簾，挂到这地方未免可惜，但除了这地方，谁也不配悬挂那么一幅门簾！”则依然凸显大王与一般的草寇在身份或者自我认同方面的差异性，更是一种象征资本。对山大王卧室事无巨细的摹写，与现代小说所秉承的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对典型环境的深描显然有不同的旨趣，沈从文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奇观效应，石道义所打造的山寨本身就是一种异托邦意义上的奇观场所和异质空间，叙述者也力图彰显石道义的与众不同，毋宁说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非典型环境下的非典型形象。当然，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并未把塑造人物作为主导创作意图和宗旨，尽管从卧室的摆设中也可以见出大王的品味和气质，大王形象本身也构成了“别一个国度”最奇特的征候。不过，山大王也好，山寨环境也罢，都在呈现沈从文倾力打造的异托邦，从小说创作的总体性动机来说，其中的一切都为了生成“别一个国度”的异托邦性。别一个国度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吸引都市读者眼球的奇观效应。这种别样的异托邦性，用大妹信中所说的“不伦不类的一切一切”来形容最为恰切。大王卧室的装饰总的特点正是“不伦不类”，而这句“不伦不类”，也可以看作是小说叙事的一种自我指涉，或曰“元叙事”“元指涉”。“不伦不类”中表现出的是土皇帝兼新潮暴发户的双重理想，读者也从叙述者的拍案惊奇中感受到几分戏谑的口吻。被沈从文充分渲染的山大王居室的装饰与器物，如果用经典现实主义的标准衡量，是一种“细节的肥大症”的表现，其中暗含的是至少难入卢卡契法眼的“细节的独立化”的“危险”：“随着叙述方法的真正修养的丧失，细节不再是具体情节的体现者。它们得到了一种离开情节，离开行动着的人物的命运而独立的意义。但是，任何同作品整体的艺术联系也就因此丧失了。描写的虚假的现场性表现为作品细分成种种独立因素的原子化，表现为结构的瓦解。”在别一个国度里的“结构”仰仗着叙述者“我”的支撑，又有一封封书信作为“骨架”，还不至于被“独立化”的细节瓦解，但沈从文描摹大王卧室的疑似卢卡契所谓“浮世绘”般的细节至少无法构成小说的叙事推动力，也“不再是具体情节的体现者”。因此，从叙事修辞的角度说，大王居室中那些浮华的装饰与器物，就更具一种转喻修辞的风格学特征，是对山大王乃至“别一个国度”的双重转喻。沈从文笔下繁复细节的诗学功能也必须从转喻修辞的意义上才能获得更好的阐释。而器物的转喻修辞作用也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再如第七信中陈列的大王聘礼的礼单：附聘礼饰物单如左赤金钏镯一对赤金戒四枚（二枚嵌小宝石）赤金丝大珍珠耳环一对赤金簪压发各一件赤金颈练一件赤金颈练一件（有宝石坠子）净圆珍珠颈练一件金打簧手表一枚白金结婚戒一枚白金结婚心形胸饰一枚白金镶钻石扣针一枚上等法国香水两瓶（瓶旁悬小纸签标明每瓶价值，一值二十四元，一值六十元。）法国香粉二盒构建“异托邦”0412023年第4期这第七封信的出场其实就是为了呈现这份看似没有必要全盘展示的礼单，但恰恰是这份礼单，也同样构成了关于山大王的转喻修辞，进而也构成了宋伯娘的转喻，宋伯娘听人读了礼单后的反应是“忽然放声大哭”，虽然流泪的直接原因是“想到过去的惶恐同将来的欢喜”，但与这份长长的礼单也未必没有关联。从这份礼单也可以看出土匪不“土”，相反，却相当“洋气”，甚至堪称极尽时尚与奢华，大王身在八蛮深山，胸怀现代都市，法国香水等用品还表达了全球化的理想。金介甫称沈从文“把山大王的信笺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仿佛它是舞台上的道具”，借用这个“道具”的说法，小说中铺陈的装饰和器物尤其是那份礼单，更具有“道具”的功能，进而在小说诗学的意义上生成了一种“转喻的修辞学”。雅克布逊曾经把语言学中的两种修辞手法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提升为20世纪两个重要的诗学范畴，其中的转喻修辞依据的是毗邻性原则，即回避直接状写某物，而是描述与之邻近的相关事物。在别一个国度里通过山寨中的居室来凸显大王的气质和性格，即是转喻修辞的具体体现。用这个视角分析沈从文，可以看出他的早期小说更擅长运用空间性的转喻修辞，并在书写都市题材的小说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沈从文或许并不知道自己运用的是所谓的转喻修辞技巧，但他在在别一个国度里的确状写出了独异的转喻段落。转喻修辞技巧在这篇小说中的运用或许与沈从文的主导叙述动机有更直接的关系，他试图给都市读者展示湘西新潮的土匪是什么样的，进而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世人对闻名天下的湘西土匪的刻板印象，因此借助于空间性的器物转喻塑造了一种传奇话语以及奇观美学，从中似乎也可以一窥“山大王”的现代性。小说中通过转喻修辞所塑造出的山大王，证明了20世纪初期的湘西偏僻乡土与都市的“现代性”时尚之间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关联性。而山大王之所以最后获得了宋家女学生的青睐，也多半因为这是一个颇具现代消费主义意识的时尚而先锋的土匪。而这种都市的现代时尚在小说叙事中是通过器物的转喻修辞渗透到乡土语境中的，都市时尚和消费符码对乡土由此呈现为一种无孔不入的渗透关系，大王居室的妆饰和器物以及那份长长的礼单中正渗透了时尚崇拜与都市渴望。而充斥了新文艺腔的大妹的书信，也塑造了一个沈从文一直热衷书写的女学生形象，而“女学生”，则堪称是沈从文湘西世界与都市和时尚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表意符码。沈从文后来更有名的小说萧萧中就更集中想象了女学生的形象：女学生这东西，在本乡的确永远是奇闻。每年热天，据说放“水”假日子一到，便有三三五五女学生，由一个荒谬不经的热闹地方来，到另一个远地方去，取道从本地过身，从乡下人眼中看来，这些人皆近于另一世界中活下的人，装扮如怪如神，行为也不可思议。这种人过身时，使一村人皆可以说一整天的笑话。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暖，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作，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一年用的钱可以买十六只水牛。她们在省里京里想往什么地方去时，不必走路，只要钻进一个大匣子中，那匣子就可以带她到地。她们在学校，男女一处上课，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在萧萧中，女学生不仅仅是一种都市和现代话语的转喻，而且成为介入文本叙事的力量，萧萧正是以她们为榜样，“也想逃走”。虽然没有成功，但依然意味着“女学生”已是渗透到乡土中的一种结构性的角色。在别一个国度里中，女学生也构成的是现代新潮语码，与先锋派的山大王一起建构了一个后五四的乡土时尚主题，也与后五四文坛的爱情小说热潮合流。而沈从文也以自己独有的湘西土匪版才子佳人的浪漫传奇，汇入了后五四的文学时尚潮流。对都市时尚的尊崇，对新女性话语的援用，对文坛新文艺腔的戏拟，都标志着沈从文是在主流文042学话语场中书写这个异托邦的故事。而沈从文构建的“异托邦”恰恰是在都市话语的参照之下才凸显了其“异”。湘西一隅虽地处偏僻，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并非与现代性隔绝，这个异托邦的世界其实充斥着与都市文明的对话性。四沈从文诗学话语的混杂性与“五四”时期的典型书信体小说相比，在别一个国度里对书信体的挪用显得更具探索性，小说形式也体现出一种前卫意识，甚至可以从“元叙事”的角度进行分析。沈从文不是让一封封书信自我呈现，而是引入了一个既隐身又风格化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叙事进程加以统摄，同时又审慎节制的进行干预，从而创造了早期小说中一篇具有实验性特征的独异之作。而从叙事修辞的意义上说，书信体只是在别一个国度里的表层文体特征，其内在的诗学独特性则体现为戏拟的手法以及转喻的修辞学，从而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戏仿力和创造力。沈从文对书信体形式的选择，因此也许并非青睐于书信体本身，而恐怕更看重的是各色书信在杂陈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众声喧哗的话语效果，是诸种话语的反讽性并置所生成的诗学驳杂性。因此，除了这篇小说鲜明的戏拟技巧以及戏谑因素生成的喜剧风格之外，在别一个国度里也蕴涵了一种反讽性的写作姿态，进而预示着独属于沈从文的反讽诗学的诞生。这篇小说因此有助于我们分析反讽诗学在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创设。在别一个国度里的反讽性既生成于一种结构性的戏拟，也生成于湘西乡土话语与都市时尚话语的对峙之中。小说虽然写的是关于湘西土匪的一出喜剧，但沈从文潜在的对话者是都市读者，是现代消费空间，也是新文学的话语场和文坛时尚，当小说同时讽喻了消费主义、新文艺腔、女学生崇拜以及湘西的土匪话语，沈从文的反讽诗学就悄然生成于一种双向互观的小说结构之中。可以说，沈从文笔下乡土与都市的并置与参照的格局本身就具有反讽性。反讽因素从此或隐或显地成为沈从文小说诗学的核心部分，而且与抒情美学交融互生。讨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反讽议题，也将有助于我们辨析“后五四”时代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学嬗变，这是一条从郁达夫式的感伤的抒情到“反讽的抒情”的轨迹。王德威在讨论沈从文的反讽与抒情的关系时曾说：“抒情话语使他得以强调语言的创造力和人性感知的自由性；同时反讽话语又引导他去质疑但不是摈弃任何对于生活的一厢情愿的寄托。”“这种反讽效果使意义的不同层面避免凝聚成单义的整体；它还使文本的审美意图持续处于危机之中。”反讽的美学功能集中体现在小说的意义似乎一直在生成之中，而不是有所定型。而王德威的“审美意图持续处于危机之中”是一句更精彩的判断，意味着在反讽模式中，审美意图本身是难以落实的，甚至是困难的，这就与沈从文在 1920年代中后期所遭遇的都市文化危机或者如老舍在诸如骆驼祥子等小说中试图表达的都市文明的地狱体验有直接的关联性。在王德威那里，反讽的功能还体现在“对叙事的表面含义的有意颠覆”，小说由此就无法获得稳定的图景。沈从文早期小说的意义图景也大都具有这种不稳定性，当然这或许不是沈从文的自觉艺术追求，其不稳定性或许生成于沈从文的一种审美无意识。尤其在他早期都市题材的小说中，沈从文所做的，是在戏谑、反讽和抒情美学之间走钢丝，因此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性。反而到了1930年代中期写 八骏图 的时候，讽刺倾向渐强，道德意味突出，意义图景也更明晰，反倒失去了早期小说的非确定性。大概是因为沈从文意识到自我主体已经足够坚定，对都市的优越感开始强大而且渐趋稳定，但也使反讽上升为单一的诗学模式，丧失的却是早期小说中某种强悍而粗犷的混杂性。而从在别一个国度里中还可以进一步衍生出的诗学议题在于，我们既讨论了该小说风格的独异性，又可以借助于小说中的修辞技巧讨论沈从文所建构的诗学模式，譬如通过这篇小说讨论“拟说书人”、戏拟诗学、转喻修辞、异质空间建构以及反讽与抒情的关系诸种问题。诗学阐释永远是具体性的，我们不是泛泛地从纯理论的意义上讨论诸如构建“异托邦”0432023年第4期戏拟和反讽，而是同时讨论戏拟和反讽在沈从文具体文本中的诗学独特性，即所谓“这一个”的无法替代性。换句话说，我们既讨论理论模式，又讨论理论模式在作家创作中的具体实践和应用，这就是作家作品论研究中独特的问题空间之所在。通过对沈从文早期小说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触碰到沈从文小说中某些独异的诗学特质，捕捉到沈从文诗学话语的杂糅性和一体性，即叙事、抒情以及反讽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已然在他的小说中同时生成。在别一个国度里由此也提供了一个文学性研究的范例，昭示了沈从文的反讽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混合了戏拟与谐趣，抒情与滥情等诸种风格，并在诗学的意义上获得了某种混杂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尝试更为多样的分析路数，如话语分析，文体类型分析，以及叙事修辞分析，进而指向的是诗学阐释模式的生成，也才有望抵达某种文学性研究的精髓。因此，细读沈从文的在别一个国度里对于文学性研究也别有一种启示意义。所谓的文学性研究，在文本解读的意义上说，就是针对不同的文本，找出独特的进入角度和方法，进而打开作品的独异空间，释放文本的修辞能量。正像洪子诚探讨“慢读”时所说：慢读者则会首先从作品的美学、形式着手。这并不是内容和形式的二元论，历史、政治、社会内容与审美、形式是意义的整体，但在阅读的次序上，审美、形式是关注的起点。如果把文本看作一个封闭城堡，进入就需要找到通道。这个通道不是现成的、明摆着的，是一条需要阅读者寻找的“暗道”。困难在于，不同文本、不同文类、不同读者，找到的通道不是同一条，他们不大可能共享同一模式。在别一个国度里也启发研究者只有寻找到打开不同文本的各异的密码，才能真正进入一个个封闭的“城堡”，进而洞察文学性的“异托邦”。注释：参见姜涛：公寓内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载公寓里的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沈从文：在别一个国度里关于住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现代评论1926年第3卷第72至75期。本文所引用该小说的文字均出于此，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这一版没有查到，据沈从文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这让人联想到施蛰存的小说凶宅，不过后者组接的是报纸的报道。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页。美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37页，第137页。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第3卷第3期。陈平原曾指出晚清以至民国初年盛行秋水轩尺牍 写信必读、“书信大全”之类，见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3页。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页。匈 卢卡契：叙述与描写，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参见 英 戴维洛奇：现代小说的语言：隐喻和转喻，陈先荣译，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沈从文：萧萧，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载刘洪涛等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3、880页，第882页。参见吴晓东：抒情与叙事的一体化：沈从文前期湘西题材小说的诗学意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人民日报 2019年 1月 16日。（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刘小波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