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互动的回汉族群边界演进及共同性凝结——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路径.pdf

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基于经济互动的回汉族群边界演进及共同性凝结*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路径李洁曾佳【摘要】本文基于族群互动视角，着力探究一个回汉杂居社区族群边界的建构、维系与模糊化历程。族群边界理论着眼于族群认同的情境化，为分析族际互动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范式，由田野个案的回汉族际互动可见，文化元素在族际间的流转致使族群边界呈现动态变化趋势，族群边界的延伸往往体现为族际共同性增进。友谊街回汉族际经济共生实践为区域民族工作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与路径，即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在于挖掘族际共同性，强化族际纽带，打造多民族团结协作基础。【关键词】经济互动；族群边界；共同性【作者】李洁，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曾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甘肃兰州，730020。【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2-0171-0009一、问题的提出在2021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这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工作方向，如何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不断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着力点。基于新时期民族工作方向，以族群边界理论为分析框架，本文拟以湖北省襄阳市友谊街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社区回汉民众在经济交往、婚姻缔结、文化交流等维度的互动，以个案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提供社会实践样态。族群边界理论发端于西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1969年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ckBath）提出族群并非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群体，而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群体建构过程，主张通过不同人类群体的持续协商和接触来解决边界问题，1 10从而将族群研究视角由关注族群文化要素转而聚焦于族群边界的形成和维持。随着族群边界理论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原生论与建构论之争，即族群认同究竟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的功利性工具，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选择的根基性情感。以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原生论派学者认为，群体成员是由根基性的联系聚集在一起的；建构论则按照国家是否在场分为工具论和现代想象论，其中工具论强调族群认同随具体社会情境的改变而变化，群体于经济或政治资源竞争做出种种调整。就本质而言，*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2lzujbkyxs020）。171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工具论和根基论并非全然对立，只是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为代表的现代想象论学者们对族群做出新的释意，主张将族群置于国家背景下予以解读，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出族群的产生是与主权国家的产生以及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并且深受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而要以国家视野看待族群记忆，族群与国家相互影响也相互映射。2 10如果说此前关于族群边界及认同的理论之争聚焦于原生论与工具论，那么2004年德国民族学家李峻石（Gunther Schlee）的讨论则跳脱二元论而倾向于渐变主义，他认为基于身份认同的冲突和基于资源争夺的冲突区分意义不大，族群认同不是绝对的，而是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生活的一种策略和方式，认同的目的在于适应社会并更好地争取自己的利益。3 3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特定的身份认同中的文化内容、群体利益下的结盟与对抗所引发的群体边界的改变，才是真正导致冲突的根源。以上关于族群边界、认同及冲突的理论发展进程，为我们认知、探析中国民族发展、族际关系提供了多重分析维度。结合中国实际，伴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及人口流动，族际交往互动愈加频繁，相应地带来族际关系发展变化、族群身份的强化或削弱、族群边界的变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研究这些问题，探讨其内在机理，有助于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研究的田野点友谊街，是湖北省襄阳市一个回汉杂居社区，拥有襄阳市最大的牛羊肉市场。在这一个案中，市场一方面成为族群区辨的场域，市场力量作用造就了人群的接触，引起族群身份与文化的商品化，从而形成比较明确的群体边界；另一方面，市场场域中群际接触增多也在不断消融族际边界。那么，友谊街的回汉族际边界通过哪些要素予以表达？经过了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边界的跨越与消融又是怎样实现的？族群认同与族际认同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表征，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键。族群边界通常表述为二者差异的藩篱，而实际上边界也是族际互动最为活跃的地带，共同性在边界地带不断增加，强化着族际联结，作用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友谊街族际交融的历史演进襄阳自古为商贾云集之地，明清之际为了寻求良好的市场机遇，回族民众纷纷从豫、陕等地来襄阳经营贸易，并逐渐在此定居，所经营的商品深受汉族民众所喜爱，这是回汉之间和睦相处、交错共居的历史基础。牛羊屠宰及其肉食加工销售是当地回族民众传统生计方式之一，源于回族的饮食习惯，对肉食的食用范围、屠宰加工均有严格要求，这是其牛羊屠宰业历史延续与传承的基础。湖北牛羊屠宰业大致兴起于明代，当时政府颁发给回族经营者专门凭证，保证回族对该行业的垄断，4 37此后更多回族人口投身该行业，使其成为当地回族经济的主要门类之一，襄阳遂逐渐成为湖北省回族四大聚居地之一。友谊街作为襄阳市最大的回族聚居点，从事该项生计的人口亦不在少数。除却少数资本雄厚的屠户每日屠宰销售十余头，绝大部分为规模较小的屠户，赊购牛羊，自宰自销，总体而言，牛羊屠宰业基本为回族民众所垄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友谊街许多回族民众进入国有工厂，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部分国有企业改制，许多下岗的回族工人重操传统商业活动。在政府鼓励下，他们在自家门前支起摊位，自主从事牛羊肉销售和牛肉面经营，饮食产业逐渐恢复成为当地回族居民就业谋生、增产增收的主要渠道。以后汉族民众的加盟则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友谊街的牛羊肉市场自此进入繁盛阶段，逐渐发展为全市最大的牛羊肉销售中心。伴随友谊街牛羊肉市场发展历程，区域主体回汉族际互动也处于演进、交融中。（一）市场共同体的形成市场是重要的人类活动场所，既是不同人群持续接触且互为区辨的场合，也是族群互动频繁发生的场域。在友谊街社区发展历程中，合作、竞争与资源共享是贯穿回汉族际关系史的主色调，突出表现在牛羊肉屠宰业上。以下几个阶段大体呈现了市场共同体形成的历程：市场之初基于分工的族际合作。友谊街牛羊肉市场形成之初，回汉民众之所以成为相互依赖的合作伙伴，与屠宰业分工有关。明代起回族民众已然掌握着宰牛技术资源，借用当地人的话“回族172民族发展研究会宰也敢宰”，而汉族民众多受雇于资本雄厚的回族经营者从事清洗、剥皮等辅助性工作，以学徒或者帮工身份进入市场以填补空缺的劳动力。因此市场屠宰业发展之初，回汉民众之间呈现为互惠性质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进一步作用于回汉民众的行业族际分工。考虑到效益与效率问题，回族商户舍弃了这部分收益，汉族商户随后发现这一商机，收集零散回族商户的牛杂等副产品进行初级加工。基于上述，伴随市场形成及初步发展，回汉之间的族际分工清晰化，逐渐形成趋于成熟的市场屠宰业内部分工，共同致力于牛羊肉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发展中的族际竞争。改革开放后，襄阳市政府鼓励早期由市场转入工厂的下岗工人重返牛羊屠宰业，而长期合作与互相学习使得汉族民众逐渐习得宰牛技能，也加入这一浪潮之中，市场显现出行业的族群性竞争，基于生计资源竞争的族群边界逐渐清晰起来。早期经营牛羊肉生意的盛况仍在回族民众脑海中历历在目，然而，市场开放是大势所趋，依靠行业传统以实现市场垄断并无依据。当“抵抗”无望时，从事屠宰业的回族商户只有逐渐消解现实，转而寻求族群身份的表达以竞争有限的资源，作为族群意识背后维系的利益因素日益为族群成员所重视。5其中友谊街回族女性包括与回族通婚的汉族女性戴上小白帽，就是一种典型的身份表达。早期友谊街回族经营的牛羊肉以品质好而得到大众认可，相应地建立起友谊街牛羊肉的招牌，改革开放后一些汉族商户加入牛羊肉市场，意味着共享招牌可能导致利益受损，于是彰显自身文化特征有了现实利益的考量，帽子作为回族商户身份的象征开始被使用，目的在于以明显的族群身份区分获取市场竞争力。正如费孝通所说，“象征是包括大多数人公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务或动作会在大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6 24“戴上帽子”成为地方社会“肉质好”的区域共同经验，以及族群的重要表达性工具，目的在于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扩大经营中的族际互助。伴随市场扩大及肉类生产的专业化，前一阶段基于生计资源竞争而清晰化的族群边界渐趋模糊。具体而言，汉族商户在从事牛羊杂经营中不再单纯依赖回族屠宰户供给，而是通过批发实现产品供给，牛羊肉经营亦如此。至经营旺季，由于供不应求，不论回族商户还是汉族商户均通过牛羊肉厂批发再零售，事实上族际经营区分不再那么显著。若早期回汉行业分层是基于回族商户对于经营资源或宰牛技术的垄断性占有，那么随着市场发展进程中传统垄断局面被打破，族际行业分层的基础不复存在。更进一步的是，在上述行业经营中族际边界模糊化的同时，族际间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而实现合作共赢，族际利益共同体结成。譬如，分别来自河南南阳和友谊街的李姓回族商户与高姓汉族商户打破族群区隔而建立起经营伙伴关系，“在经营淡季合作经营，夏天需求量少，天热易变质，各分一半来卖。”类似的伙伴关系还表现为市场中的互助，若某一商贩因送货无法顾及生意，周围商户均会自觉为其看守摊位或销售。共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回汉商户间实现了合作与互助，族际边界被打破，伙伴关系及集体归属感由此产生，进而亦对于前述族群身份表达产生一定影响。以帽饰为例，目前集市上戴白帽的回族商户数量较之市场兴起阶段已大大减少，且集中于40岁以上。身份表达的弱化，一则源于市场中商户们十余年的经营经历使其已然积累一定客户资源，从消费者反馈来看，并不关注商户是回族抑或汉族而在于肉的品质，也就意味着帽饰发挥的“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其二在于友谊街商户从事经营年限均超过15年，商户之间由“生人”向“熟人”转换，业缘的竞争关系逐渐向熟识、认同转变，商户们普遍意识到提高自身竞争力、发展客户才是出路，而非突出族群性以对抗。以上市场场域中的回汉关系，从行业分工、分层走向互助、合作，市场的历时性变迁与发展推动着回汉商户之间的交往互动增进，经营者的族群身份日趋淡化，由族群区分走向“共同体”。族际间由交往互动关系发展至族际认同，既与市场特性及共同利益有关，也与商户们从“陌生”走向“熟识”有关。族际共享与共同体凝结。“教门街”这一符号在早期区域社会发展中的运用显现着区域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定族群性特征，此后市场在共同体凝结中的纽带作用促使当地回汉商户逐步产生集体认同。1964年教门街更名为友谊街，是为一种官方表述对于地方族际交融、民族团结的体认，回汉民众在孕育于牛羊肉经营的角色分工与共同参与中日益深化着地域认同，广泛共享着经营经验、生活经历，族际纽带日益强化，一些回族商户同汉族邻居亲密程度远超族内关系。总之，无论回族商173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户还是汉族民众都被统一至“市场共同体”之中，回汉两族在社区支持和协助下自觉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经营环境。若起初族群之间源于“市场”而产生分化、边界，这里则基于同样的核心元素而促成族际凝聚。与市场共同体的形成相对应，友谊街社区也日益成为一个共同体，譬如社区正着力打造民族特色风情街，这些举措促进了社区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无疑又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与社区文化认同感。居住于这一地域空间中的回汉民众，在持续的交往互动中逐步凝结了文化互嵌的社区共同体。以上基于历时性角度所呈现的经济交往下回汉族际动态关系，显现着区域社会回汉族际经济交往模式随时代更迭而不断变更，但不变的交往本质则是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族际共生共享关系。（二）由边界区分走向族际情感的粘合倘若经济交往是友谊街族际互动最显著的层面，那么随着市场交往的日趋深入，必然引起族际互动其他层面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族际认知演进，进而实现更为宽广且深入的族际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这一历程伴生于市场实践，大致涉及下述几个维度：1.基于刻板印象的污名化及其消解。从历史维度看，历史上不同王朝国家的差异治理政策造就了回族民众一定苦难集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该群体对于外界的应激性区隔，族群边界被建构起来。就社会生活的横向维度而言，长久以来聚居于寺坊之间的回族民众多为族内交往互动，回汉之间交流沟通甚少。历史印记与居住区隔限制了人口流动的广度，使得回汉民众交往范围多局限于简单的生意往来，交往人群也基本限于域内居住的民众。历史记忆与族际互动的缺乏，使当地回族民众被落下“性子教”的性格印象。在友谊街牛羊肉市场的经济交往中，回族由于“性子教”有时引起交易双方的矛盾或冲突，譬如回族商户赛某谈及“以前一些回族做生意态度不好，不乏双方因交易不愉快而产生争吵”。市场之外，因友谊街牛羊肉市场与回族商户传统经营的连接塑造了市场的族群印记，使得个体商户的行为往往影响着外界对于群体的判断，形成对于回族群体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对于回族商户的群体形象并非来自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而是基于他者社会体验的转述而建构起来的主观印象，这种形象建构具有“想象性质”。7以上关于回族的刻板印象甚至污名是在有限的族际互动情形下产生的，更有甚者只是道听途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污名产生的根源，回族认为是自己“性子教”所致，这在其他访谈者口中也得到验证，但这一性格表述如何作用于回族污名？“前后台的分界线随处可在，前台经过装饰修正、清洁有序；相对的，后台往往不讨人喜欢”8 105，对于友谊街市场而言，宰牛环节本应纳入后台处理，2012年友谊街纳入城改项目之前宰牛场所也即售卖场所，商户在商铺前操刀，血水、污垢与解剖的动物尸体等直观映像一并呈现在消费者眼前，导致“后台区域”同“前台区域”事实上的重合，因此当提及“性子教”相关经验时，人们便会不自觉将族群与职业想象相联系。污名继而作用于外界对于友谊街回族商户群体的再认知与判断，进一步强化了友谊街的族群边界。由此，当地回族身份被动又主动地被强化，族群认同通过他者存在及反射得以增进。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族际交往增多，污名逐渐消减。同时，城改项目实施中宰场的设置与批发市场的出现，使得“宰”这一行为转入后台，实现了宰杀与售卖的分离，重新整合了市场的分类与布局，这对于污名的消除至关重要。也有消费者提到，“都是人家谣言传的，态度很好的”，这其中有商户因竞争转而注重服务态度的因素在内，“谣传”则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真实”与“印象”之间的差异。事实再次证明，唯有深化族际交往才是破除“污名”的关键所在。2.利益驱使下的多重关系建构。市场内商户间多重关系的建构是身份归属与表达的结果，贡纳尔哈兰（Gunnar Haland）认为“互动通过明显的分化被建构出来，像自己的人，在活动的各个领域就有可能和他们建立联系，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他们拥有的是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产生互动。”1 51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群体认同的表述形式和表达对象不尽相同。友谊街市场的多重关系大体涉及两类：性子教是襄阳地区方言，通常指人的品行过于耿直，脾气暴躁。174民族发展研究最初显现为基于族群身份的二元关系，出现于屠宰业兴盛阶段，对应于前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主体涉及回汉两大族群利益集团。此时族群身份以及对应的文化标识被借以排斥彼此，回汉族际关系因竞争与利益变得日趋紧张，比如回族商户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干这行”来强调群体对于行业垄断的合理性。然而却与时代发展所倡导的公平竞争不符，最终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当地有威望的老人劝说下偃旗息鼓。多重关系则以更为多元和隐匿的形式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发展各个时期，混杂着地缘、族缘、拟血缘、业缘等要素在内。其一为亲缘与地缘关系的联结。“通常情况下，友情与亲缘密切相连，同时也会回溯到同区域乃至村的地缘关系，进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的更为紧密。”9回族商户李某是从河南来友谊街从事牛羊肉经营较早一批商户之一，若干年的经营经历使他在市场上建立了一定社会关系网络，随后又介绍亲友到友谊街从事该行业，于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小团体逐渐形成。其二为拟血缘关系的建构。一些商户选择性地“制造”出“亲属”关系，例如相同姓氏的人按照姓氏的辈分互相称呼，尽管人们之间并不存有实质亲属关系，这类拟血缘凝聚路径是商户们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自发形成的。其三显现为市场商户中本地与外来之区分。对于本地商户而言，因世居于友谊街而在行业熟悉度与社会关系网络上均较外来商户更有优势，市场管理人员也对该群体更为关照；又由于世居此地，本地商户之间有着“从小就认识”的亲密关系，上述构成了本地商户群的基础。上述几层关系实则体现了友谊街民众的认同取向，显示了身份认同的分类框架以及当事人在具体情境中对诸多认同的抉择倾向，族缘、亲缘、地缘均可作为群体凝聚的依据和纽带，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样貌。这与李峻石的讨论一致，即认同“是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生活的一种策略和方式，认同的目标是适应环境，更好地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友谊街回汉民众之间在生活场域的频繁互动，是交错的居住格局、市场竞争与合作及个体业缘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动无疑将推动族际互动与认同。3.族际情感的粘合。上述市场经营中由族群区分走向跨族群的纽带联结，反映了市场这一场域中的族际认同转变，经济交往中的族际互动进一步影响着日常生活场域中族际交往观念的转变，并于族际互动实践中彰显着族际情感的粘合。一方面表现为族际交往观念的转变。市场最繁忙时期集中于腊月至春节之间，经营的季节性决定了商户们往往腊月投入经营，除夕前结束一年的忙碌。回族商户的经营及生活节奏渐与汉族趋于一致，由此引起回族节日观念的转变。欢庆春节最为典型，早期回汉民众之间存在一定交往观念差异，特别是通婚家庭，一位回族受访者说“过年不去人家（汉族）家里面”，如今人们则认为“走动联络下感情有必要，平时工作太忙了。”可见长期的族际互动使得回族民众逐渐由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转变，由此春节成为回汉民众互动最为频繁的时节，回汉民众在结束一年辛劳劳作后均忙于准备炸酥肉、卤肉等新年传统必备待客食物。另一方面，族际通婚成为衡量族际情感粘合的关键指标，友谊街历经了由族内婚走向族际婚的过程。历史上，回汉通婚不被允许，1958年湖北省宗教事务处纠正了“不准回汉通婚”，更改为回汉自由通婚。襄樊市伊斯兰教三项五十七条协议5第一项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大力宣传，互相尊重基础之上的族际通婚成为回族民众的自愿选择。若国家政策是推动婚姻观念转变的外部力量，那么良性族际互动就是族际通婚的内生力。伴随社会发展进程，处于共同生境的两个族群经济状况、生活水平渐趋一致，族际交往互动增进使得族际差异与区隔逐渐弱化，族群性表达已然淡化，为族际通婚奠定了基础。马戎认为当两个族群集团之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则族群关系是比较好的。10 205笔者对友谊街牛羊肉市场中30家商户婚姻类型进行统计，显示回汉通婚率达50%，这无疑是族际互动增进的一个渐进结果。伴随着回汉之间工作场域的交往互动，彼此了解增进，不同身份的族群成员之间以朋友身份进入初级关系领域越来越多，互相了解有助于消除原有族群刻板印象，增进认知与认同，情感基础的奠定延展了族际通婚的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兴起使得人口流动在前一阶段基础之上更为频繁，经济往来至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愈加频繁、紧密，共同性的积淀使得族际通婚的基础更为深厚。175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综上，以市场为纽带逐渐聚集的回汉杂居社区，伴随着市场发展进程中传统回汉族群边界日渐消解，带动着回汉民众于市场之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交往互动增进，使得经由市场凝聚的回汉族际交往在市场内外均呈现族际交融之态。另一面，则是回汉处于共同生境下的趋同、互动与共生，族际交融态势作用于族际通婚基础渐趋深厚。在友谊街社区，族群边界日渐消融，无论是工具性的亦或本质特征，均无突显的必要，族群显性特征渐趋隐没，代之以族际交融、边界跨越。三、族群边界的变动机制（一）族群边界的动态变化以下拟以图示阐释友谊街市场所呈现的回汉族群互动过程。以线条构成的圆作为族群实体，两个圈层叠加部位视为族群边界的重合（图1），笔者将影响族群边界的文化因子归为三类：维持族群认同的基质、边界扩充的翻转因子、族际共享文化元素。其中，族群专属与族际共享元素构成一个连续统的两端，翻转因子则位居其间，其动态流转相应带来族群边界的动态变化（图2）。具体而言，构成历史上回族族群凝结的是族称、族源、族内婚以及与屠宰业相关联的文化标识等，发展至当代，一些要素承继以维系边界，如族称和族源。族际互动连续统的右端（图2）对应族群边界的交织地带（图1），交错区域的存在源于历史上回汉之间本就广泛共享着服饰、方言、地域文化在内的诸多元素，而族际互动的深入促使其他一些元素转入中间地带，边界渗透性不断增加，边界重合面积扩充，由此带来族际交融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友谊街个案中，婚姻圈是翻转因子中转换最为彻底的元素之一，由连续统的一端族内婚转换到另一端族际婚；作为主要生计的屠宰业同样如此，历史上作为回族“专属”存在，在市场经济催生的族际合作与竞争下逐渐向族际共享靠拢，尽管这一时期能够体现族群性的元素（如帽饰）曾被刻意凸显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但终究淹没于当代族际交融实践中；“教门街”一词的含义变迁与之相应，初为“回族聚居”区域，以后成为回汉共享的文化表征与价值符号。伴随着族群文化中的一些要素在连续统上的移动，意味着诸文化要素在族群专属、翻转因子、族际共享元素三个板块中的流转以及所引起的后者板块扩容或缩减，同时基于族际互动与交融之势，由左端的族群专属逐渐走向右端的族际共享是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由此更高层次的区域共同体渐显雏形。在以上友谊街牛羊肉市场回汉族群边界的互动过程探讨中，族群边界更多显现为一种社会过程，应当被视为一种分析框架而非既定的社会事实，族群文化要素的流动性为研究族际互动提供了分析维度。上述图示仅呈现了简化的社会现象，而互动实践过程本身要复杂得多。（二）族群边界的动态机制基于上述族群边界的动态变化，笔者尝试探讨族群边界动态机制，相关讨论应涉及两方面，一则专属族群文化因子的继承和重构在于维系族群本身，其二文化因子的流动与边界地带叠合面积的服饰方言地域文化教门街族内婚屠宰业族内婚族源族源族称族称图1：族群边界的动态变化图2：族际互动连续统族群专属翻转因子族际共享历史语境下回汉族际互动当代语境下回汉族际互动族源教门街屠宰业族际婚族称族源服饰方言地域文化族称176民族发展研究扩大作用于族际共生共享，带来族际关系的动态变化。由是如何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关键应落脚至如何理解边界的动态变化。1.族体的维系与重构其一，族群认同于边界维持中的心理支撑。从心理学层面讲，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结嵌入人类存在方式的肌理之中。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指出，“虽然我们只能通过与外群体感知到我们自己所在的群体，但我们所在的群体在心理层面占首要的，我们的生活围绕着我们所属的群体展开，我们的生活也需要我们的群体支持”11 47，这同巴斯所倡导的族群是自我归属的产物一致，人们之所以依附所在家庭、氏族、族裔群体，在于如果缺乏这些依附与归属，自我就不成其为自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外群体的排斥，认同的表达只有涉及前述情境性竞争时才会出现。鉴于族缘通常与血缘、地缘连接紧密构成了人们生活习惯的网络。其二，族群认同基质的维持。认同的基质构成族群性，区别他者的同时使族群边界得以维持。12史密斯（Anthony D.Smith）将族群定义为一个具有共同名称的有着共同祖先和传说、共有的记忆和文化因素的人群。“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国家对于族群的承认或排斥，二者的互动缔造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族群身份。”13 214于回族而言，宗教信仰及其衍生的风俗习惯等文化惯习制造出凝结内群体、与外群体区分的文化标识。当社会变迁与文化涵化日渐使得族群文化要素不再显著时，回族则在与国家权力互动过程中主动寻求身份表达，共同利益取向促使族群凝聚，通过回溯共同祖先的“历史根源”以寻求“自身文化传统”的依据，友谊街回族群体用以界定自我与排斥他者的认同“基质”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变动，但“族属”及“族源”始终是族群差异性的底色。其三，象征身份的使用与边界维持。在族群流动与多元文化接触的空间里，族群成员通过凸显自认为重要的文化特征来塑造我族的边界，这类情形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色彩，构成边界表达的阶段性元素。友谊街回族以帽饰为工具以及拒绝从事牛杂生计来凸显自身的独特性，就是一种工具性表达，目的在于保持竞争优势，不过这类形式所发挥的功能日渐式微。由于工具论主要关注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动，因此在功利性的互动场景下，象征元素将随区域社会力量更迭而处于不断塑造与重构中。上述三类构成了族群性显现的基础与显著情形。从族体的维系来看，差异性是让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族际接触中依旧凝聚的粘合剂，正是差异性的存在构成了友谊街独特的族际生态及族群边界的维持。然而边界不仅仅体现为自我归属，它又是族际交流的媒介。2.族际共生共享理论上讲，族体生成之初与他族的差异程度最大可至族际无重叠，以后随着互动中共同文化要素的持续累加，重叠部分可能出现并拓展，极端则为完全重合。在族体实际演进中，区域社会的各族群之间本身必然存在一些基本共性，从而为跨族群互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共性的持续增加又助力于族际间蓄积一种持续的流动与联系，以结成更大的共同体。其一，共性的持续增加。友谊街社区的城市化进程调整了传统相对聚居的族群居住布局，促进多民族混合居住以及跨文化接触，混居增进彼此间的熟识与了解，有效消除地理沟通障碍，随之而来的是和睦邻里关系逐步形成；共同生计取向及协作增进则发展出族际共生互补的经济关系，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及生产专业化致使传统族际分工模式被打破，基于理性选择的伙伴关系组建并逐步搭建起回汉互嵌的新市场模式，共同的目标和合作带来社区族群关系的改善；文化互鉴则使族群个性发展至区域族际共性，从“教门街”到“友谊街”的转变，即为最初为回族享有发展至当下成为回汉共享的价值符号，是文化资源共享的典型例证，亦是族际连接的重要纽带。其二，共同情感的凝结。共同情感是指人们的义务感和归属感，是一种共享的社会感情关系，是各民族在情感上团结一致的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于生计与地缘性等基础的族际交往，进而发展至不同群体间在资源、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并在血缘、习俗等方面产生族际交融。共同生活环境的改善与彼此相处经验的丰富影响群体间的认知与互动，并最终作用于广泛的族际婚，因交往交流而形成习俗相互吸纳或包容，循序渐进并终达心理层面的交融。共性的累加是过程，共同情感凝结是最终目标和结果。正是共同性的不断累加，致使族群边界177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的渗透性不断增强，族际边界呈“交互式”扩张。正如舒茨（Alfred Schutz）所言，“只有从周遭世界的关系，从我们对世界的共同体验出发，互为主体性的世界才可以构成”14 237，聚焦共同经验是我们理解族群跨越边界以达到共同情感凝结的关键。四、基于个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路径探索历史语境下友谊街回汉族际互动实践个案，呈现出族际共同性凝聚是一个漫长历史进程的结果，也是族际深入交往的成果，共同体凝聚经验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呈现及缩影。于散杂居地区各族民众而言，所处区域社会是一个混合了历史、生境、情感等原生因素与场景因素的场域，与民族聚居区的聚合性又有不同，族际交往互动既为历史情景，又是当下常态，且交往互动的范围与程度不断拓展、深化。基于友谊街的个案探讨，可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以下经验参考：首先，着力推进区域资源共享，搭建共生互惠的经济共同体。市场是串联区域资源共生形态和族际互动二者关系的纽带，市场互动背后是由共生资源笼络的区域人群经济共生样态。友谊街牛羊肉市场的发展路径与社区民众族际互动实践相辅相成，由初期互惠式族际分工模式，到市场经济下族际竞争与边界凸显形态，于互助中找到族际均势的平衡点，回汉民众在谋求经济利益时不断重塑彼此关系，跨越族群边界并最终结成以市场为基础的族际经济共同体。可以说，经济上互通有无、密切联系，及以此为基础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共同经济生活，是友谊街共同体凝聚力得以不断增进的重要物质保证。友谊街族际经济互动发展历程显示，与族群身份相关联的区分性文化表征仅与特定活动类型有关，倾向于工具性表达，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层面，频繁地经济互动带来的则是彼此边界的持续渗透与交融，15 226245跨族群的经济共同体于族际经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友谊街经济共生实践为区域民族工作提供了共同体建设经验与路径。于区域内部而言，聚焦于引导和打造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族际经济交往关系，致力于推进区域资源共生共享，伴之以适宜性引导，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族际纽带；放眼到更大的视域，良好的族际生态创建往往也意味着更为开放的社会边界，市场的容括性推进着跨越区域的族际连接，边界的延展性不断扩充，社会边界切面扩大，最终作用于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回汉两族在经济层面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是以市场纽带整合地方社会的缩影。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经济活动能够通过不同的模式嵌入到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中。16 23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打造利益互惠、资源共享的经济交往关系是实现区域社会“有机团结”的题中之义，不仅深化族际生态，也为更加通畅的日常互动铺平了道路。由此，民族工作应致力于挖掘当下共生实践，因地制宜地推进资源共生共享，发挥边界之于族际共生的凝聚作用，于日常生活中促成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直接的体验，进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其次，挖掘族际文化共同性，构建基于族际共识的区域共同体。如上所述，经济共同体的凝结作用于族际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且在文化吸收与借鉴过程中推进区域社会的文化重构与整合。正是在市场经济与族际互动双重力量作用下，街区从族群文化表征日渐转换为区域族际共享文化标识，双方在共同参与、互动共享区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凝聚族际共识。而文化共享的背后是个体在“周遭世界”层面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合与交织，是族际共处经验的叠加与总结，是族际通婚的不断磨合与调适，以上循序渐进则作用于心理层面的族际认同与接纳，进而逐步构建起分享共同利益、互相融入彼此生活和具有密切情感纽带的区域共同体。可见，族群边界因族际互动而活跃的同时，也成为勾连族际的链条，作为族际文化交融与耦合区域的边界，不断形塑着族际共同体。于区域社会而言，想要跨越族群边界实现族际长久协同发展，需创造良好的社会机制，寻求经济互动、社会交往与文化互动的多维度联结，方能循序渐进以实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美好愿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演进和积累的结果，正是各民族的互动交178民族发展研究融，赋予了中华民族极强的凝聚力，总结与挖掘区域社会经验，可以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多的经验叙事。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创新发展，应基于不同区域社会所提取的多样性经验路径，聚焦于族际边界的共同性凝炼与打造，致力于培育、营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氛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保障与支持。参考文献：1挪威 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 M.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英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 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德 李俊石.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M.吴秀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答振益.湖北回族 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5郝亚明.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探析 J.广西民族研究，2008（3）.6费孝通.乡土中国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敏俊卿，李红伟.临潭回商群体认同的建构与表达 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8美 欧文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何明，木薇.城市族群流动与族群边界的建构以昆明市布依巷为例 J.民族研究，2013（5）.10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美 戈登 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 M.凌晨，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12Nathan Glazer，Daniel P.Moynihan.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13周传斌.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4奥地利 阿尔弗雷德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M.游淙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John Rex，David Mason.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16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M.Boston:Beacon Press，2001.THE EVOLUTION OF HUI-HAN ETHNIC BORDER AND FORMATION OF COMMONALITY UPON ECONOMIC INTERACTION：Also an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al Way to the Construction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Li Jie,Zeng JiaAbstract：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interaction,focuses on exploringthe construction,maintenance,and blurring process of ethnic border regarding a Hui-Han mixedcommunity.The ethnic border theory attends to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providing valid research paradigm for analyzing ethnic interactions,and it is observable from the fieldworkcase of Hui-Han ethnic interaction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among different ethnicgroups has made the ethnic border indicate the trend of dynamic changes,the extension of ethnicborder has always demonstrated the increase of ethnic commonality.The practice of Hui-Han economic symbiosis in the Youyi Street has provided the experience and way to the c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