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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汉学史研究53塞尔维亚汉学史研究 塞尔维亚金晓蕾摘 要：本文主要考察塞尔维亚汉学研究的百年发展史，以历史学和文献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资料和文献的发掘梳理，聚焦早期、中期和当代三个发展阶段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试图揭示塞尔维亚汉学研究的历史传承及发展历程，同时昭示各个时代杰出学者对其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塞尔维亚汉学发展模式，无论从内容还是发展脉络来看，在东南欧国家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关键词：历史；塞尔维亚；汉学研究中图分类号：K555.1 doi:10.19326/ki.2095-9257.2023.03.006aRatko Nekovi,“Dani sazrevanja i osamostavljivanja,”Tragovi:Trideset godina sinologije 1974 2004.Ed.R.Pui.Beograd:Filoloki fakultet u Beoradu,2004,p.I.（R.奈施科维奇：成熟与独立的新时期序，载 R.普西奇编足迹：汉学成立30 周年纪念文集（1974 2004），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出版社，2004 年，第 I 页。）一、引 言不同于英、法、德、意等欧洲汉学研究发源地国家其汉学研究一般认为启于来华传教士对中华典籍的译介而兴于殖民者对中国扩张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塞尔维亚的汉学研究则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一些知名学者、教育家、诗人、教士、旅行家等发起的。他们虽然不熟谙汉语，大多通过译成欧洲语言的二手资料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但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完全置于当时西方汉学固有的意识形态之下，尤其在对待中国人民这一客体的观念和见解上。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有关，因为塞尔维亚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之地，历史上又有过被奥斯曼和奥匈东西方两大帝国侵凌的经历，是以大多数塞尔维亚学者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和敬佩之心，心仪中国文化和传统。这百余年间，时有知名学者像是带着使命而来，他们潜心研究中华文化，尽量用自己的话语诠释中国、著书立说，影响了他们的同时代人，更激发了下一代人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使塞尔维亚汉学研究得以发展并传承至今。塞尔维亚早期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多为中华典籍的译介和各类游记见闻录等，那时已有论语和道德经等典籍的节译本。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除了有更多的汉籍塞译作品问世外，塞尔维亚儿童报出版社（izdavaka kua“Deje novine”）创办了当时整个南斯拉夫地区第一份东方学研究杂志东方文化（Kulture Istoka），推动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民俗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随后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东方学系设立了汉学专业，使塞尔维亚的汉学研究走上学科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21 世纪初，塞尔维亚首次培养出两名汉学博士，标志着汉学作为科学学科真正在塞尔维亚学界立足。不过，由于塞尔维亚汉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属于边缘学科，基本上是一种学者自发的、纯学术的研究活动，很少受国家利益或其他功利目的的驱动得到有组织的推进，因此其发展比较缓慢，研究也 较为零散，在学术上没有形成系统的、一脉相承的一方学派，故而对其发展史的梳理工作一直没有能够引起本国学界甚至汉学家本身的足够重视。目前塞尔维亚只有两篇相关文章见刊：一是2004 年在庆祝贝尔格莱德大学设置汉语课程 30周年之际，当时的贝大语言学院院长 R.奈施科维奇（Ratko Nekovi，1941 2009）为纪念文集作了题为成熟与独立的新时期的序言，文中对汉学专业创建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概要性介绍；a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532023/4/25 17:30:07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54第二篇则是同一文集的编者 R.普西奇（Radosav Pui）所作的序言，主要是对塞尔维亚汉语教学史作了简要回顾。a正是鉴于塞尔维亚汉学研究曾在 20 世纪对整个东南欧地区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国内外学界对此又知之甚少，因此本文的立意和目的就是通过对其早中期和当代的重大事件、重要学者及代表性学术成果的梳理，对塞尔维亚汉学百年发展历程作一个基本阐述和全面考察。二、早期起点阶段：“二战”以前塞尔维亚人早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就听说过孔子。首次把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家介绍到塞尔维亚文化教育场域的是塞尔维亚民族和文化复兴的重要人物 D.奥布拉多维奇（Dositej Obradovi，1739/1742 1811)。他是当时知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改革家，曾出任塞尔维亚王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当他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托马斯玛丽德百加得达瑙（Franois Thomas Marie de Baculard dArnaud，1718 1805）编写的逸事集（Dlassements De Lhomme Sensible,Ou Anecdotes Diverses）中读到孔子的事迹时，立刻感到这位东方教育家的思想将有助于他在塞尔维亚倡导和推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思潮，于是在他1788 年编写的寓言集（Basne）里发表了两篇有关孔子的教育故事，后又在 1793 年编写的各类教学法合集（Sobranij raznih naravouitelnih vetej）中收入了九篇。史学家 G.Z.拉扎热维奇（Georgije Lazarevi-Zori，1789 1843）于 1839 年在他编撰的古今世界哲学思想和格言集智慧的萌芽（,）里首次译出了论语aRadosav Pui,“Uvod,”Tragovi:Trideset godina sinologije 1974 2004.Ed.R.Pui.Beograd:Filoloki fakultet u Beoradu.2004,p.II.（R.普西奇：序，载 R.普西奇编足迹：汉学成立 30 周年纪念文集（1974 2004），第 II 页。）bIlija Mari,“Indijska i kineska filosofija kod Srba u prvoj polovini XIX veka,”Almanah Institut Konfucije u Beogradu 3/4(2011):163 180.（I.马里奇：19 世纪印度和中国哲学在塞尔维亚的传播，载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年刊2011 年总 3/4 期，第 163 180 页。）cMilo Milovanovi,Filosofija i nauka u istoriskom razvitku svome.Deo 1:Stara i srednjevekovna filosofija.Belgrade:.Stefanovi,1904,p.36.（M.米洛瓦诺维奇：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发展上卷：古代与中世纪哲学，贝尔格莱德：兹斯坦凡诺维奇出版社，1904 年，第 36 页。）中的五句箴言。但据后人评价b，上述这些介绍孔子思想的文章中夹杂了许多作者个人的观点，与孔子本人的学说并无太大关系，而其译文也是如此，“译写”多于翻译，对原文的忠实度不高。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塞尔维亚学者对孔子只知其名，至多知道他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伦理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其他的便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了。20 世纪初，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塞尔维亚也深受影响。1904 年，孔子第一次作为中国哲学家被收入了 M.米洛瓦诺维奇（Milo Milovanovi，?18501924）编撰的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发展上卷：古代与中世纪哲学（Filosofija i nauka u istoriskom razvitku svome.Deo 1:Stara i srednjevekovna filosofija）。由于作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思辨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传统，崇尚的是实践哲学，便把孔子列为这一哲学范畴的代表人物。c1911 年在塞尔维亚教会创办的刊物东正教会公报（Glasnik Pravoslavne crkve）第 14 期上发表了 M.J.普特尼科维奇（Milan J.Putnikovi，生卒年不详）撰写的一篇较为详细介绍孔子生平和儒教教义的文章，并译出了儒家经典大学 中庸 论语的四十多个短小章节，分别归入“论上帝”“论生活的目的”“论信仰”“论爱”“论智慧的美德”“论统治”“论智者”“论过与妄”“论生活的教义”等主题。不过，由于作者是教士，介绍孔子也是为了让信徒了解一点东方宗教的基本情况，因此内容多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对作为儒教创始人的孔子进行评述。译文中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被替换成东正教教义概念，比如“礼”被译成“道德”，“天命”直接与“上帝”等同，儒家学说的要义也用说教式语言叙述：“（我们）要敬畏上帝，顺服他并聆听他的话语；要爱人如己，要舍弃自己，使肉欲降服于心智，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542023/4/26 8:42:03塞尔维亚汉学史研究55不要做与此相背之事，甚至不该存有妄念。”a据学者 I.马里奇（Ilija Mari）考证，普特尼科维奇教士参考的资料可能是并不十分完整的法文译本，因此转译成塞文的文本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不是很高。b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第一次用塞尔维亚语较为详细地译介孔子和儒家学说。老子及道德经也是在 20 世纪初被译介到塞尔维亚的。据塞尔维亚第一个完整译出道德经的学者 S.布尔吉奇（Svetozar Brki，1916 1993）称，c塞尔维亚第一个翻译道德经的是当时担任过塞尔维亚总理、外交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和贝尔格莱德市长等职的现代政治家、教育家 V.乔杰维奇（Vladan orevi，1844 1930）。乔杰维奇大约是在 20 世纪初翻译了道德经的上篇，遗憾的是这份译稿从未公开发表过。布尔吉奇读过译文的手稿，给予“文字极其优美”的评价并推测是从德文版道德经转译的。1922年，著名塞尔维亚诗人 M.茨勒扬斯基（Milo Crnjanski，1893 1977）参考比利时汉学家哈力兹（Charles de Harlez de Deulin，1832 1899）的法文版道德经并译出 17 个章节，一并与译出的易经和论语的几个段落以及五十来首唐宋诗词，发表在贝尔格莱德一份叫思想（Misao）的文艺杂志上。第二年又以中国抒情诗集（Antologija kineske lirike）之名成书出版。d虽然译出的不是道德经全文，甚至译出的 17个章节也不完整，更没有章节编号，也没有遵循原文的章节顺序，但这本诗歌集随着诗人在塞尔维亚的声名鹊起十分流行，百年里多次再版，对后人的影响很大。诗人把道德经当作东方哲理诗，把“无”理解成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设想的aMilan J.Putnikovi,“Konfucije.Kitajski filosof i osniva religije,”Glasnik Pravoslavne crkve 14(1911):232.（M.J.普特尼科维奇：孔子：中国哲学家和宗教创始人，载东正教会公报1911 年第 14 期，第 232 页。）bIlija Mari,“Indijska i kineska filosofija kod Srba poetkom XX veka,”Almanah Institut Konfucije u Beogradu 7/8(2013):123 138.（I.马里奇：20 世纪印度和中国哲学在塞尔维亚的传播，载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年刊2013 年总 7/8 期，第 123 138 页。）cSvetozar Brki,Izabrani spisi:Laoce,Konfucije,uangce.Beograd:Prosveta,2016,p.8.（S.布尔吉奇：老子、孔子、庄子文选，贝尔格莱德：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 8 页。）dMilo Crnjanski,Antologija kineske lirike.Beograd:Napredak,1923.（M.茨勒扬斯基：中国抒情诗集，贝尔格莱德：进步书局，1923 年。）eMilan Jovanovi Morski,Tamo amo po Istoku sveska druga.Beograd:CKZ,1895.（M.约万诺维奇：东方漫游记（下册），贝尔格莱德：CKZ 出版社，1895 年。）“以太”一样的物质，认为它们都反映了宇宙万物的内在联系。除了汉籍译介以外，19 世纪末诞生了第一部塞尔维亚人撰写的中国游记，作者是塞尔维亚卫生学创建人、后来成为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士的M.约万诺维奇（Milan Jovanovi Morski，1834 1896）。他年轻时性喜冒险，便去远东贸易商船上当了一名医生，漂洋过海来到印度、中国等国家。他将自己的远东见闻收录在东方漫游记（Tamo amo po Istoku）一书里，于 1895 年由塞尔维亚文学协会（Srpska knjievna zadruga）出版。他在书中详细描写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文化习俗以及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他眼里的中国人“恪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忠于自己的国家”，“不论身在何处，永远都是中国人”。e那个时期对中华文化及民族特性作了较为深入研究的是著名教育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 P.拉多萨夫列维奇（Paja Radosavljevi，1879 1958），他还是美国实验心理学派的创建人之一，与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相交甚笃。在罗素的影响下，他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 1923 年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文中国文化与文明之精神（“Duh kineske kulture i civilizacije”）。在文中，他先是从人文地理环境以及人类学角度阐述了中国文明的诞生，然后从政治制度、教育、哲学、宗教、风俗习惯、文学和艺术传统等多方面剖析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和中华民族的特性。在他看来，“中华文明之精神在于其历史的延续性、独特性、孤立性和保守性，但同时又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他认为，“中华文明根植于民主与和平精神，中华文化能够调和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产生的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552023/4/26 8:42:03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56对立与矛盾，实现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和谐”。他在百年前就预见到“中国人民将成为未来世界文明的构建者，将对人类的团结和进步发挥建设性作用”。a该文的许多观点即便在今天也不失其现代性，在塞尔维亚早期汉学研究中极具代表性。三、中期发展阶段：“二战”后至 20 世纪8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与这一地区的其他斯拉夫民族共同成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成为其主要组成共和国之一。b到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铁托的领导下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至 80 年代达到鼎盛。那是一个思想活跃、充满朝气和创造力的年代。汉学研究，特别是汉籍塞译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首先是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izdavaka kua Kultura）于 1958 年在“哲学小丛书”（“Mala filozofska biblioteka”）系列里推出了孔子：大学中庸一书，译介者是 I.奈德列科维奇（Iv Nedeljkovi，1930 2016）。在这套哲学丛书里，除了孔子，还收入了阿里安（Arian，86 160）、伊壁鸠鲁（Epicuras，前 341 前 270）、柏拉图、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 1600）等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家的代表著作。数年后，贝尔格莱德教育出版社（izdavaka kua Prosveta）于 1964 年出版了塞尔维亚著名学者、作家和诗人 S.布尔吉奇编译的老子、庄子和孔子文选（Laoce,Konfucije,uangce:Izabrani spisi），并附aPaja Radosavljevi,“Duh kineske kulture i civilizacije,”Podnebesko carstvo:Srbi o Kini 1725 1940.Ed.R.Pui.Beograd:igoja,2006,p.210 233.（P.拉多萨夫列维奇：中国文化与文明之精神，载 R.普西奇编天下帝国：塞尔维亚人中国游记（1725 1940），贝尔格莱德：芝哥雅出版社，2006 年，第 210 233 页。）b塞尔维亚人早在 1217 年就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但在 14 世纪中叶之后先后被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等外族统治，直至 19 世纪初重获民族独立，并于 1882 年成立该地区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918 年“一战”结束后，塞尔维亚与这一地区的其他斯拉夫民族成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 年易名南斯拉夫王国。1945 年 5 月“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立宪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共和国，数月后易名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 年再度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92 年这个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解体（19451992 年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就是大家熟知的“南斯拉夫”，现也常被称为“前南”），塞尔维亚与黑山两个共和国组建松散邦联制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常简称“南联盟”），2003 年改名为“塞尔维亚与黑山”。2006 年黑山宣布脱离联盟国家，自此塞尔维亚和黑山成为两个主权国家。尽管塞尔维亚在历史上几进几出“南斯拉夫”，但本文关注的始终是塞尔维亚学者的汉学研究历程。cSvetozar Brki,Izabrani spisi:Lao Ce,Konfucije,uang Ce.Beograd:Prosveta,1964.（S.布尔吉奇：老子、庄子和孔子文选，贝尔格莱德：教育出版社，1964 年。）有对中国三位古代思想家及其著作的评介。这部文选包括了道德经上下两篇全部 81 章的译文，这是这部中国道家典籍首次以完整的面目展现在塞尔维亚读者面前。文选的第二部分由庄子的逍遥游 大宗师 秋水三篇以及天地的部分节选组成，这也是首次在塞尔维亚推介庄子并译出庄子名篇。文选的第三部分包括儒家典籍中庸的全篇、论语和礼记的节选以及布尔吉奇编选的孔子关于“乐”和“诗”的言论。c毋庸置疑，这部文选在当时是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塞译本，在塞尔维亚汉学研究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由于精通数国语言，译者在翻译时能够参照多个语种的译本，包括中国国学大师林语堂、辜鸿铭的英文诠释本。为了准确译出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他还下功夫钻研表达这些概念的汉字的意义。因此，他的这部译著不论在思想的表达、文字的功力还是对原文的忠实度上，都是非常成功的，是汉籍塞译领域令许多后继者望尘莫及、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山。这部文选在后来的五十多年里至少再版四次，另外还出版了道德经 大学的单行本。布尔吉奇的研究和译介不仅激发了塞尔维亚读者对东方哲学的兴趣，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哲学思想，了解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激励了一代代塞尔维亚青年学子投身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研究中。在他之后，许多塞尔维亚学者翻译研究老子和孔子的学说，出版了许多译本，其中不乏高品质的译作。根据我们的统计，自 1964 年至 2020 年，儒家经典出（再）版 23 次，道德经出（再）版 36 次，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562023/4/25 17:30:07塞尔维亚汉学史研究57现有 13 种不同译本，是塞尔维亚译本最多、出（再）版次数最多的中华典籍。塞尔维亚易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犹太裔的塞尔维亚知名作家、后成为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士的 D.阿尔巴哈里（David Albahari）于 1980 年首先译出塞文版易经（Ji ing:knjiga promene）。此文本是他根据理雅各（James Legge，1815 1897）、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 1930）、蒲乐道（John Blofeld，1913 1987）的英译本译成塞文的简译本，并附有美国华裔学者翟楚、翟文伯父子写的导读。两年后，阿尔巴哈里又把蒲乐道的英文版易经完整地译成塞文，由高米兰诺瓦茨市儿童报出版社出版。这个易经译本一问世就成为当时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畅销书，至 1990 年再版了七次，影响极大。2005年，他参照翟氏父子注释的十翼再译易经。与之前的译本相比，这次他补全了十翼的重要篇章系辞传上下篇。阿尔巴哈里在易经塞译本的前言里除了介绍易经的哲学思想以及它在欧洲的传播、举证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外，还对初次读到这部中国典籍的塞尔维亚读者提出一番忠告。他说：“我们可以把易经当作哲学著作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预测命运的书，不过易经并非旨在为我们每个人指明一条通往目标的康庄大道，而是教我们学会忍耐、坚持、克制、思考、专注以及懂得分寸进退。而懂得分寸进退，即明白中庸之道。”他还说：“易经通过它的哲学思想和实际建议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想排除并克服外在的种种困难和阻碍，必须首先搬开自己内心的绊脚石。”a这也许就是这位学者自己多年研究易经的深刻体悟。阿尔巴哈里在 25 年里三译易经，这恐怕在世界易学史上也不多见，因此，阿尔巴哈里当之无愧被尊为塞尔维亚易学第一人，而由他带起的“易学热”在塞尔维亚经久不衰。至 2020 年，易经已有 12 种不同译本，共出（再）版 25 次。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 D.拉兹奇教授（Dejan Razi，1935 1986）。他是塞尔维亚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塞尔维亚汉语教育的发aDavid Albahari,Ji ing-knjiga promene.Beograd:Vuk Karadi,1980,p.8.（D.阿尔巴哈里：易经，贝尔格莱德：乌克卡拉季奇出版社，1980 年，第 8 页。）起人，也是推动塞尔维亚汉学研究向学科化方向发展的头号功臣。拉兹奇教授于 1958 年至 1967年先后就读于悉尼大学和堪培拉大学东方学系，兼修日语和汉语，并曾赴早稻田大学留学，进修了两年的日本当代文学和戏剧史。获硕士学位后，拉兹奇在昆士兰大学新成立的东方学系教授日本文学以及日语和汉语。可是在当他事业一帆风顺即将大展宏图之际，却无法抗拒越来越强烈的思乡之情，于是他放弃了在澳大利亚的大好前程回到了塞尔维亚。1972 年，拉兹奇教授在贝尔格莱德一所民间教育机构科拉拉兹人民大学（Kolarev narodni univerzitet）开设汉语课程，使汉语第一次走进塞尔维亚的教育机构。同时，拉兹奇教授还把自己编写的教学讲义公开发表在贝尔格莱德政治快报（Politika Ekspres）上，向广大民众介绍汉语语音特点、汉字的笔画结构以及日常用语。1974 年，拉兹奇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东方学系担任语言讲师，首次开设汉语选修课并建立汉学图书资料室。1982 年，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获日本文学博士学位，第二年晋级为助理教授并于 1985 年创建汉学本科专业并成为该专业的负责人。遗憾的是，天妒英才，汉学专业刚成立，拉兹奇教授就患上不治之症，被迫离开大学讲堂，第二年不幸去世。他的英年早逝是塞尔维亚汉学界的重大损失，而对刚刚起步的汉学专业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拉兹奇教授的重要学术成果是 1983 年编撰了塞尔维亚第一部汉语语法书汉语（Kineski jezik），系统介绍了汉字、语音、词汇和句法体系，创建了一套至今仍在教学中使用的塞尔维亚语的汉语语法术语体系。拉兹奇教授还是塞尔维亚禅宗研究的发起人之一，于 1985 年出版专著禅宗（Zen）。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禅宗在中国和日本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翻译了一些著名的公案及禅宗故事，论述了禅宗思想对东亚文化、民族性格和心理、艺术审美及日常生活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主要的文字成果还是体现在汉籍塞译方面。除了我们上面重点介绍的道德经 易经以及儒家经典的译介以外，这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572023/4/25 17:30:07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58个时期译出的中华典籍还包括孙子兵法以及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孙子兵法也是塞尔维亚翻译较多的一部典籍。1952 年，首次根据英国著名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 1958）的译本转译成塞尔维亚语后，至 2020 年已陆陆续续出版了 12 种不同译本，而且它的译介出版是中华典籍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最早译介到塞尔维亚的古典小说是水浒传（1937 年 J.波波维奇Jovan Popovi从德文转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又译出了红楼梦（1952 年.佩阳诺维奇ore Pejanovi从德语转译）、金瓶梅（1962年 M.波波维奇Milenko Popovi从英文转译）、今古奇观（1958 年 I.库山和 J.库山Ivan&Jaka Kuan从俄文转译）、好逑传（1961 年K.彼德洛维奇Konstantin Petrovi从德文转译）等，七八十年代还译介了两三种中国古典诗词集。这些古典小说都是从欧洲语言文本转译的，版本本来就不完整，加上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并未引起塞尔维亚学界的太多关注。相对来说，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难度更大，忠实度也不是很高，一些译出的诗歌难以查证出处。对中国古典诗歌感悟最深的是上文提及的塞尔维亚现代诗歌之父M.茨勒扬斯基。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经常借用中国的诗歌意象抒发情怀，后创立“苏门答腊”（“Sumatraizam”）现代诗歌流派。塞尔维亚汉学发展中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游记多于学术专著。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一共出了 28 部各类游记和见闻录，而学术专著只有 13部。这些游记大多出自作家、学者、政治家和记者之手，包括塞尔维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I.安德里奇（Ivo Andri，1892 1975）在 50 年代写的访华手记（“Putopis o Kini”）a。这些文字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描述了中国各地独特的风物人情、民俗文化以及社会变迁，是研究现当代中国以及两国关系史的宝贵资料。四、当代汉学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塞尔维亚当代汉学研究是以学科化、专业化aIvo Andri,“Putopis o Kini,”Almanah Instituta Konfucije u Beogradu 5/6(2012):105 141.（I.安德里奇：访华手记，载 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年刊2012 年总 5/6 期，第 105 141 页。）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虽然我们把 1985 年贝尔格莱德大学设立汉学专业作为当代汉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因拉兹奇教授的突然离世，这个专业曾一度停止招生，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靠中国派遣的汉语教师维持汉语教学，而汉学研究仅剩一个空壳。直到 2001 年，塞尔维亚首次培养出两名汉学博士，这才使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立足。这两名汉学博士，一位是文学博士 V.武吉切维奇（Viktorija Vukievi），遗憾的是她不久也因病离开大学，因此建设汉学专业的重任完全落在另一人身上，他就是拉兹奇教授的学生、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华文化研究的哲学博士 R.普西奇。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贝大东方学系的汉学专业终于发展成今天本硕博三级汉学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一代代青年汉学家，而普西奇教授作为塞尔维亚第二代汉学家，自然成为塞尔维亚当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普西奇教授 1978 年就读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从 1981 年起在东方学系选修汉语。大学毕业后即赴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汉语，又在 1985年至 1993 年间先后两次赴南京大学进修中国古代哲学。回塞尔维亚后，1993 年至 1996 年，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开设中国哲学公共选修课，这是塞尔维亚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三年里他先后开设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宗教史、先秦哲学、道教研究、儒教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易学研究等专题。普西奇的课十分受欢迎，甚至有许多其他学院的教授、学生和社会人士来旁听。1998 年他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转入语言学院东方学系担起了建设汉学专业的重任。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团队编写了塞尔维亚第一套大学汉语专用教材汉语教程。这套教材在后来十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得到多方认可，至今仍是汉学专业的主打教材。普西奇教授是一位十分勤奋而多产的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至今已出版七部汉学研究专著，论文百余篇，创作了17 部个人诗集并翻译了七种古典哲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婴儿与水：中国先秦哲学故事（Dete i voda:pria o filozofiji 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582023/4/25 17:30:07塞尔维亚汉学史研究59stare Kine）a、太阳鸟：中国文明史精要（Ptica u suncu:osvovi kineske civilizacije）b、文心雕龙：中国社会文化史（Zmaj izvajan u srcu pisma:ogledi iz drutvene i kulturne istorije Kine）c、禅宗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Uticaj zen budizma na kinesku umetnost）d、爱之道早期道教房中术研究（Dao ljubavi）e等。普西奇教授系统研习过西方哲学，又具有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喜欢打破常规，独辟蹊径，选择较为独特的视角和切入点讲述东方哲学故事。比如在婴儿与水：中国先秦哲学故事里，他借助“光”和“影”的交织贯穿全书，在“光”篇里通过先秦哲学关于道、卦、玄、情、欲、爱、友、神游、巫、灵等一个个故事，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先秦哲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生死观。在“影”篇里则详尽介绍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思想，诠释了“言”“无”“天命”“礼”“兼爱”“自然”“性善”等先秦哲学概念，在书的最后是他翻译的先秦哲人的名篇。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普西奇教授多年研究的总结，也代表了当代塞尔维亚中国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普西奇教授还是塞尔维亚从古代汉语翻译道德经的第一人。难能可贵之处是他花了整十年时间，根据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译出了两个塞译对照本，并对一些至今仍有争议的疑难点作了辨析和说明。他译注的道德经是所有塞语译本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译本，至今已出第三版。对塞尔维亚当代汉学研究贡献较大的还有一位学者，他就是塞尔维亚著名的东方学学者、aRadosav Puic,Dete i voda:pria o filozofiji stare Kine.Beograd:igoja,2017.（R.普西奇：婴儿与水：中国先秦哲学故事，贝尔格莱德：芝哥雅出版社，2017 年。）bRadosav Puic,Ptica u suncu:osvovi kineske civilizacije.Beograd:igoja,2012.（R.普西奇：太阳鸟：中国文明史精要，贝尔格莱德：芝哥雅出版社，2012 年。）cRadosav Puic,Zmaj izvajan u srcu pisma:ogledi iz drutvene i kulturne istorije Kine.Beograd:igoja,2021.（R.普西奇：文心雕龙：中国社会文化史，贝尔格莱德：芝哥雅出版社，2021 年。）dRadosav Puic,Uticaj zen budizma na kinesku umetnost.Beograd:Plato,2003.（R.普西奇：禅宗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贝尔格莱德：普拉托出版社，2003 年。）eRadosav Puic,Dao ljubavi.Beograd:igoja,2013.（R.普西奇：爱之道早期道教房中术研究，贝尔格莱德：芝哥雅出版社，2013 年。）fDuan Pajin,Filozofija umetnosti Kine i Japana.Beograd:BMG,1998.（D.帕引：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哲学，贝尔格莱德：BMG 出版社，1998 年。）gDuan Pajin,Put zmaja:renik taoizma.Beograd:Dragani,2004.（D.帕引：道教词典，贝尔格莱德：德拉甘尼奇出版社，2004 年。）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哲学教授 D.帕引（Duan Pajin）。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印度佛教，但也涉猎禅宗、道教、中国和日本艺术等，著有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哲学（Filozofija umetnosti Kine i Japana）f，并与他人一起编撰了道教词典（Put zmaja:renik taoizma）g以及两部关于禅宗的论文集。要论他对塞尔维亚汉学研究的最大贡献，还是他作为东方文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以及该杂志任期最长的主编，积极推介中国文化。这份刊物是 1984 年顺应当时南斯拉夫文化圈掀起的东方文化热而创办的一份季刊，后因南斯拉夫解体，杂志的主办单位儿童报出版社陷入财政危机而于 1992 年永久停刊，八年里一共出刊 32 期。这份刊物是南斯拉夫时期第一份也是仅有的推介东方文化的杂志，它的作者群体来自当时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学者、汉学家，还有世界知名的东方学家。据我们统计，杂志先后发起过十多个与汉学研究直接相关的专题，如道教、禅宗、中医、武术、园林艺术等，刊发了八十余篇与此相关的学术文章，其中塞尔维亚学者的原创文章三十余篇。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根据塞尔维亚人民图书馆提供的相关资料，在 1984 年以前的塞尔维亚所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同类文章才十篇左右。这些数据足以说明这份杂志对塞尔维亚汉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它在塞尔维亚汉学研究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其地位和影响至今没有一份同类杂志能够超越。目前塞尔维亚唯一的汉学研究刊物是由普西奇教授于 2010 年创办的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年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592023/4/25 17:30:07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60刊。它于 2016 年被塞尔维亚教育部定为 M53 级学术刊物。至今已刊发塞尔维亚学者的原创文章近六十篇，内容涉及中国文化、哲学、文学、历史、外交、语言等，译出百余篇反映中国与塞尔维亚、中国与世界文化交往的文章，为今天的塞尔维亚汉学家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园地。塞尔维亚当代汉学研究虽然历经坎坷，但仍以贝尔格莱德大学汉学专业和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为依托，稳步走学科化和专业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在近二十年里共出版了 33 部学术专著，六种汉学研究论文集、七篇汉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领域也从传统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扩展到中国文学和语言理论、园林、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五、结 语塞尔维亚是欧洲汉学大家庭中较为年轻的成员，起步较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回顾它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汉学发展历程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早期汉学研究也不都被置于殖民主义语境中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的制约之下。塞尔维亚汉学发展道路在整个中东欧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这是一种“无为而为”、顺其自然的发展历程，同时又凸显了每个时代杰出个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学者的个人研究兴趣和成就往往决定了所处时代汉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品质和发展走向。新时代塞尔维亚的汉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特点，面临着新的挑战。从总体上看，今天的青年汉学家多热衷于当代文学翻译，而经典古籍译介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和理论研究也是凤毛麟角。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中国经典古籍翻译除了对译者的知识储备和语言能力是一项巨大挑战外，翻译难度大、周期长、回报低，也是今天无人从事典籍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国的一些国际出版和翻译工程能够加大对典籍翻译项目的资助力度，这种情况也许会有好转，也将有助于推进塞尔维亚学者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文学、医学、科技等领域的深入研究。至于目前学术和理论研究不足的情况则与塞尔维亚传统科研体制有一定关系。目前塞尔维亚只有贝尔格莱德大学汉学专业一家汉学研究机构，汉学研究人才缺乏，梯队薄弱。再者，每年的塞尔维亚社科基金项目只有教科研体制内人员才有资格申请，如此一来，学术和理论研究工作势必就落在汉学专业少数几位教师身上，其规模十分有限。此外，塞尔维亚缺乏鼓励青年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激励机制，而攻读汉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