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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命题怎一个理性了得？
——兼商榷孙绍振先生的“突出理性”
西安通大苏州附中 陈兴才
或揭示生活，表达观点，有助于经世济用，或独抒性灵，表达情感，涵养身心，这两方面一从社会属性，一从个体特质，构成了写作活动的存在理由。我们今天痛心于学生作文的现状——言之无物也好，假大空也好，无性情、无观点、无用、无我也好，其本质正是对于写作目的的背离。于是其存在价值只有一个——应试。“应试作文”，是“伪写作”，如同人有黑白黄棕大小好坏之人，唯稻草人虽枉托人之名却不能算人。中国的高考应试作文就是这么个东西，只活在考试中，与不平则鸣无关，与言之有物无关，与人学、文学均无关。
这背后的原因在哪，单从教学和学法来找原因都找不到——老师们付出太多，纠结也太多，因为它有原罪；追寻作文教学的原点的专家、老师们应先找到原罪，原罪不在作文教学内，也不止在语文内，也不止在教育内，在一个更深处，此处不便挖，但可以发现由原罪派出的死死压住学生胸口的一只恶手，这恶手，就是数十年回避真实、空谈人生、逼着少年作老生常谈的高考命题。
2012年高考作文命题出笼之后，年高而对基础教育热情有加的孙绍振先生有两文谈到了高考作文命题，一篇是发表在《语文学习》2012年7、8合期上的《理性分析：立论的基础》，一篇是发表在《语文建设》2012年7、8合期上的《超越抒情、突出理性分析》，他的诸多论述很有启发性，读者受益当是很多，但他对于2012年的作文命题所作的判断——注重理性分析，突出思辨，中国命题与外国命题接轨甚至超越国外命题等说法，却是笔者觉得颇有话说的。
中国高考作文命题究竟呈现了什么样的理性分析？
     现阶段高考作文命题就是一个人生说教的笼子,到现在为止，高考作文命题大多数是披着思维、思辨的皮，让学生不说自己的话，而是代证某个现成的哲思，这些哲思也不深奥，就是人生大道理，老生常谈的那种。如果说高考作文命题是个关学生的笼子，这个笼子有两层铁栅，一层是 “被立意”，我非常同意潘新和先生把中国式考场作文叫作“命意作文”（见《语文建设》2012.7－8期《被立意:言语生命、精神思想之殇——2012年高考作文题“命意"导向批判》）——让你思考，但必须思考我给你的意旨。第二层是，“被说教立意”，“被立意”的说法是潘新和先生提出来的，潘先生还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个“被立意”的更可恶处——倘是“好意”则罢了，事实上这些“意”几乎都是老生常谈的人生说教。
叶老说，写作的根源就是发表的欲望，正同说话一样，胸中有积蓄，不吐不快。自己的积蓄，出于自己的欲望吐出来，当然可见真性情和鲜明个性。我们的作文命题是什么呢，不是激发、诱导、点燃学生的一吐块垒的欲望，是让诗与青春的年华少年老成扮父辈说教，我们看见的是一群苍老的青春面孔。
最早的此类命题大约是80年代初的，从一幅漫画得出“浅尝辄止”的说教，让学生周纳成文，无外乎就是那些个做事要坚持不懈要专一不要半途而废的大道理。这个命题的实质在于，主题定好了，大家都来百般绕舌地印证出题者给你的意旨，而且这个话题是个人生说教，早已不新鲜，无需思考其对与不对，你只需要解证就行。后来就有“近朱近墨”、“环境的重要”、“诚信”、“答案是丰富多彩的”、“点与平面（个体与整体）”、“内因与外因”、“拒绝平庸”、“仰望天空与脚踏实地（理想与现实）”诸如此类的种子绵延不绝于今，概括起来就是让学生作“老生常谈”，我们的学生何来表达的欲望，表达欲望都没有，只能说你出题者想听的话和那些不需要证明只需要贯彻的大道理，还谈何真性情和个性。这样的作文题就是一个笼子，把学生关进去，只许说笼子里的话，而且这样的命题竟然不是一两家，而是多数，多年，蔚为大观。不要以为这些命题只是让考试的有效性存在问题，长此以往，它影响了中学作文教学，在中学，以考代教是很难消除的现象，于是这样的命题必然入侵了平时教学，结果就是学生无表达欲望和激情，更无真观点真性情，习惯中事就是被你关在笼子说着学习红头文件的感想。
花样翻新的命题形式，本质还是演绎老生常谈的人生说教
二三十年不是不想着改进，一种变化是文体不限，似乎放宽了，给学生松些绑了，可以说故事了，倒增加了一点美感和表达技巧，但实质没变，因为“命意”不变，学生虽然可以写剧本、写故事，也可以写议论文，终究还是要被关进人生大道理的说教的笼子：议论文是要你学习贯彻红头文件，叙事文呢，也不过是让你编个故事来演绎那个大道理，只是举例学习红头文件。
又有一种变化，是关于命题材料之有无和材料的地位方面的。有直接命题，引导语加命题（引导语不提示立意方向，往往只是解读命题中的语语含义），有供料命题（又分为完全供料和新材料命题，区别在于是否完全依据材料核心意思去立意）。这几种形式数年一个轮回，目的也许是“为了变化”。但这些变来这去，除了折腾学生和教师之外，并未有实质变革。就拿供料来说，那就是先用一个材料给你，比如小鱼、小马或是其他什么寓言甚至是杜撰的故事，让学生去引伸立意，这个材料可能有点美，有点“哲思”，先绕一绕，等于先做个阅读题——孙绍振先生美其名曰“从感性到理性”，问题是这个材料“感性”一番走向“理性”后，指向的还是老生常谈的人生说教，不需证明和真思考的大道理——再去学习宣讲演绎红头文件，认真领会上级指示。这也是某省的阅卷专家从同情学生的角度建议学生努力写好记叙文的出发点所在，因为你题目指向的那些大道理，学生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看法来，最后写议论文的吃亏。还可注意一个现象，让作家写高考作文也写不好，原因在于你让再厉害的作家去说他们觉得本无意思的话题，他写得出好文章才怪。
第三种变化似乎是质地的变化，那就是孙绍振先生说的“超越抒情、突出理性分析”（见《语文建设》2012年7、8合期），他为近两年作文命题叫好，理由是众多的命题开始强调批判性思维或可以多向思考，具有哲思，与西方接轨了，并表达了他的核心观点：一定要培养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比如他认为江西卷“不要老想着你没有什么，要想到你拥有什么”的命题就不是单向的片面的思路，而是把矛盾的两个方面提供给考生，由考生去进行理性分析。再如他说福建卷“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内看你使用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你跑了多少路程（冯骥才）”提供了双重矛盾，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形式上，都表现出向理性分析进展的历史的进步。有位曾经的教师现在的媒体人撰文批评2012的命题，总体上“迷失了方向”，“走进了哲思的歪路”。孙老先生几乎是大怒着教训其“炒作、肆意武断、粗野、虚妄”（见《语文学习》2012年7、8合期），孙教授的意思是，“哲思”怎是歪路，是应该的方向。孙教授的让学生有哲学思考、会批判分析的观点，笔者完全赞同，甚至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下一代要出问题。然而孙教授所倡赞的“突出理性”只是命题材料本身，它并不代表可以开启学生的思辨和引导学生去进行哲学的思考，根子还在那个最终的“命意”——还是那些人生说教。就拿孙老称赞的江西卷来看，“不要老想着你没有什么，要想到你拥有什么——材料本身确实是把矛盾的两面都放进去了，但学生从中得出的立意是什么？不就是“学会满足、放低心态、要换个角度看问题”等等吗？学生随便拿一种立意都还是“被一个人生大道理立意”，等于是，你可以选择进哪个笼子，结果还是要进笼子。于是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充满了哲思和思辨的命题材料只是在让学生先做一道思辨性阅读题，做出答案后，这个阅读题的答案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立意”，其材料的价值，就在于多一道折腾。
怎样认识理性分析能力？
就供料作文来说，从提供心灵鸡汤到从鸡汤喝出味道，再去演绎和证明这个鸡汤的味道，这就是高考命题的习惯模式。
就这个心灵鸡汤，笔者要与孙教授商榷的是，他认为2012年众多命题注重理性分析了。其实他只看到作文命题的材料上强调理性思考了，却没注意到这些命题是让学生理性思考什么。如安徽卷里的“梯子”，材料有点绕，故意为难学生（其实是先考了阅读的思维）不说，从考后较公认的立意来看，有两个：防患于未然和说不如做。这两个东西算哲思吗？你可以说它是，但充基量只是两个大道理。湖南卷，更有意思，打着开放和鼓励学生不同思考的旗号，画了四只“手”，“奉献、向上的、创造的、欢乐的”四个命意，表面上有四个选择，但一旦选定，学生面对的只是一个没意思的话题，谈奉献，说创造，要积极向上之类，这样的话题交给学生与哲思何干，又谈何理性分析，人生说教耳。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这类打着开放和鼓励哲思的命题的实质，它条条路任你选，但最后还是被关进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叫人生大道理。所谓可以多项选择，并非思想观点的选择，只是一堆旨意中你可以选一个去谢恩然后奉行的选择，简单点，相当于，给你两个、三个甚至四个题目，你任选一个，而每一个都写着讨厌的人生哲学（说“人生哲学”是委屈了“哲学”的）。
真正的哲学思考不是拿哲学来贴标签，它体现的本应该是思维的深度，孙老所赞赏的哲思性命题正是披着个批判思维和突出理性的外衣，最后还是把学生引导到老生常谈的人生大道理上去，哪里会有思维的质地。还有老师说，现在学生不学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了，是个损失；其实，我倒庆幸于不学，众所周知，那套几十年前的哲学常识是个什么东西。学生学了又怎样，不过是在老生常谈时多带上些中庸的两面看问题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之类的老气横秋式话语，言语更为苍老，更为老官僚腔，只是说话方式更为圆滑，并非真正的作文素养提升，而所呈现出的无我、无真观点、无性情、无深度并不因为会两面“辩证”的圆滑艺术而改变苍白空洞的实质。我赞成那个被孙先生斥责的“哲思的歪路”的评价，因为命题者提供给学生的不是哲思的写作空间，最多是那些个原材料貌似有点哲思的味，但这仅仅是阅读所得，学生一旦拿起笔，已经进入“命意”作文的流程，它不是真哲学，只是命题的一个花式，最终还是教学生作些空谈，学习，传达，演绎，难有自己的见解，当前大面积的学生作文其实只有三种：不会说教（劣文）、会说教（一般文章）、漂亮说教（优秀文章）。
中外命题在注重理性方面的根本差别
孙先生在文中为了强调理性分析的重要性还举了国外作文题，认为中国的命题是与国际接轨，甚至做得更好。但他没有注意到，中外都在强调理性的时候，涉及的话题有什么本质不同。孙教授举例子，如法国命题“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艺术品是否与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英联邦命题“科学提倡怀疑精神，宗教信仰镇压怀疑精神，你对此认可多少”，美国命题“人们一直说，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请对比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知识与从书本上学得的知识。在你看来，哪一种更为重要，为什么？”，由此他认为国外命题一直就重视理性分析，我们中国现在的命题正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是接轨和进步。
但容我们再细看，这中外的突出理性分析的命题指向真的一样吗？人家的是具体的哲学或生活话题，我们的是什么？我赞赏孙老同样赞赏的广东卷“我更愿意生活的年代”和湖北卷“科技的利与弊”这两个命题，因为它们从是两个具体的“生活问题”，与上述国外命题很接近，由具体切身而引发学生思考，是有着思考的载体的和核心的，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考查学生的思辨和理性分析能力，我认为是正道，然而，我们的大多数命题，是几十年不变的人生说教，考了几十年后，人生大道理都不够用了，于是用小鱼、小马式的材料来拐弯抹角和故作高深，一剥开，还是那些无聊无趣的老生常谈。如孙老更加赞赏的天津的两条小鱼，最后剥开来就是“善于发现、当局者迷、简单的也是丰富的、最常见的也最易忽视”这类所谓人生哲学。更要命的是，学生得到这些命意之后，他无法像国外题目那样深入“艺术品”、“若有所悟”、“宗教”这些具体的生活去谈，而是要空对空说道理，因为你的命题是小鱼，没有哪个学生一本正经再去分析小鱼的身世命运，只能从人生大道理出发去找名人来开会名言来荟萃，因为它已经不需要真正的分析和提出观点来证明，他只需要演绎学习“圣旨”。其他如浙江的“路边的鼓掌”三选一之类的题目，学生怎么选，最后都是要去说人生大道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真正的像国外命题那样，拿具体的问题给学生发表看法，如法国的“艺术”、英国的“宗教与科学”、美国的“生活与书本”？我们中国除了久已让耳朵生茧的人生大道理就没有可谈之事之人之物了？说作文命题整体迷失方向，滑入“哲思”的歪路，并不过分。
孙老又认为命题走向理性分析不仅是与国外接轨，还可说是回归，中国的传统科举中的“策论”就是注重理性分析的，所以现在的命题突出理性分析是正确的。这个点上，孙老依然是逻辑上有问题，因为古代重理性是对，结论“现在的高考命题突出理性是正确的”也是对的，但其中的小前提还是有着与上面同样的问题。就以孙老自己所举例来看，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殿试第一场，史论题目之一：“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这个题目将要求学生就具体的“诸葛亮、王安石”和“申商之术”来展开。而高考命题的理性是什么呢？人生大道理，老生常谈，空对空，理到理。
多年来，好的题目屈指可数，如“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题目本身虽看不出孙教授所说的“突出理性分析”，但要呈现这个话题，难道不正是需要生活的深刻领悟和哲学思考？即使是如“好奇心”、“忙”也算亮点，起码不至于让学生去充当肤浅的假哲学家和年轻的假老人。08年江苏卷的“好奇心”命题引起了众多教师和专家的不快，因为担心写议论文的学生吃亏——它不好议论什么。其实这个题目是个好题目，它贴着生活，你要从这个话题中找到可议论的又让人觉得有价值的观点，那真是本事；反过来说，习惯人生道理老生常谈的师生当然要抓头。至于那次高考据说好文章不多，低幼选材特别多，不是命题之过，而正是多年恶劣的假道学命题把学生关在人生说教的笼子里的恶果显现。
什么样的命题可以算是走出人生说教笼子的呢，以11年江苏卷的《拒绝平庸》为例。如果有个具体的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它是平庸的，有人说是平凡的，还有人说它不平庸，不平凡，请你来发表看法。如果这样的命题出现，学生首先要有自己的判断，然后去说清自己的观点，既涉及这个人物的评价，又要涉及平庸的理解，我想，这个过程当能体现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和思辨特质。但现实的题目却是“拒绝平庸”，平庸的意义已经确定，而且态度一定要是“拒绝”，这就成了人生说教。前者可算是与国外接轨，而后者，中国高考特色。现在还有一种命题观点，认为凡是能让较多学生写出好文章的就是好的命题，我看得要看这种好作文是哪种好文章，如果是让学生顺利地周纳人生高腔，其实是媚众而已。你的命题对于作文教学的导向责任去哪了呢？
高考命题模式带来中国高考特色的说理文
这种老生常谈的命题，影响到作文教学中的一个恶果就是，把“说事拉理”的思辨正道变成了“说理找事”的中国特色，从而使中学作文教学严重脱离生活现实而存在。从思辨能力的培养来说，教学中应该是就某事发表看法，在说看法中形成论证，并且可以用某种理论或别的事情来证明我对这件事分析得对，目的是为了分析事情本质，得到真相和真知，说理能力、思辨能力自然提高，然而，我们的命题关照的作文教学是，先放一个道理在那，为了说这个道理，去找人找事来证明，目的是为说理而说理，于是文中观点一点都不重要（出题者已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做的就只是解证，顺竿子爬，培养一种高明的附和本领），只要来个名人开会名言荟萃名事扎堆就行，高下只在于谁的事新鲜，与观点无多大关系，如此作文彻底地沦为红头文件的宣讲会和贯彻会，作文的价值何在？
这样的作文命题，考生的事就是代“命题者”传声。他们耍着人生的高腔，或找（基本上是编）个“生活中”的事来表现人生之意，那就是记叙文，或者举出正反的、古今的、中外的不同人和事来证明来加注，那就是议论文，孙老批判的“名人开会名言荟萃”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所谓的作文“立意”这个最显个性最见性情的空间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最多是在“命意”的情况下如何构思语言和表达技巧。此时的所谓好作文其实是一种圆滑。叶老所说作文并做人的第一标准“诚实”已经荡然无存。
好的作文命题正应该是提供“命域”（也出自潘新和先生的说法），对某一个特定具体的对象或话题（可大可小）发表看法，考察孙老师所举的国外作文题，正有着这个共同特点，话题（社会现实性、生活性很强）给你，观点你定，说什么你做主，而不是被孙老认为更出色的“回避日常生活的直接表述，借助权威人士的感性话语来展示”或是通过小鱼小马一类心灵鸡汤故事来让学生揣摩内涵然后依此内涵作文——它的结果就是脱离了真实的生活、社会、哲学语境，演变成学生带着既定指示去演绎人生大道理。
我们的作文为何不能把“孔子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为母亲洗脚的活动该不该推广”、“行善该高调还是低调”这些最切入生活、深入社会甚至有痛感的东西让学生来思考表达，即使怕过火，也可以把“围观”、“身份”、“角落”、“说真话更需要勇气还是技巧”这类与社会、人生现实既保持热络又适当保持距离的话题给学生思考作文（学生的哲思素养应该从具体的社会话题中去培养，而不是从老生常谈的人生大道理）？这个“为何不能”的深处，才是我要暗示的原罪，其实它关联的是教育目的及作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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