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变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苏北H村的田野调查.pdf

51Jul.2023Vol.35 No.42023 年 7 月第35卷/第4期/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BEI YOUTH ADMINISTRATIVE CADRES COLLEGE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变迁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苏北 H 村的田野调查李爱芹（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摘要：基于苏北H村的田野调查，从生命历程的视角研究农村光棍，研究发现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呈现出显著的年代分层特点，即不同年代出生的光棍，其主导类型不同，形成机制不同。5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为历史塑造型光棍；6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为代内剥削型光棍；7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为机会剥夺型光棍；8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为经济贫困型光棍；9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为重返单身型光棍。择偶标准的时代变迁、通婚圈的时代变迁、婚姻支付的时代变迁与女性婚姻主导权的时代变迁是形成不同年代光棍主导类型变迁的主要成因。关键词：农村光棍；主导类型；生命历程；时代变迁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12（2023）04-0051-09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农村光棍问题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50岁及以下农村未婚男性人口规模为463.96万。有学者推算，未来中国大概有3000万5000万男性遭受婚姻挤压。到2050年，30岁以上未婚男性约有5147万1，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户籍人口。庞大的农村光棍群体衍生出巨大的社会风险和潜在隐忧，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对于农村光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光棍产生原因的探讨上。宏观结构层面的研究主要从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婚姻迁移方面进行原因分析，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造成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导致大量男性过剩无法婚配2。而贫困地区女性的婚姻迁移使得女性资源缺乏问题在贫困农村地区更为严重，导致当地男性青年婚配困难3。中观地理环境层面的研究，主要从光棍群体所处区位经济和地理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农村光棍形成具有地域性差异，光棍群体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贫困、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中西部农村地区4。微观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光棍的个体条件，认为那些自身条件不好、家庭经济状况差收稿日期：2022-12-02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农村光棍问题及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21YJA840009）作者简介：李爱芹（1976），女，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52的农村男性缺乏婚姻交换的基本条件，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较弱，容易在婚姻上陷入困境5 28。此外，还有部分文献对农村光棍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及治理对策进行研究。文献梳理表明，现有研究大多将光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忽视了不同出生队列的光棍是何以形成的6。事实上，无论是宏观结构因素，抑或中观地理环境因素，还是微观个体因素，这些因素对不同出生队列的光棍群体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背后与光棍个体的生命历程以及时代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光棍形成的历史变迁机制，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没有注意这些光棍类型与不同年代之间的关联，缺少基于生命历程视角讨论不同年代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及其形成的结构性机制7。生命历程理论（lifecoursetheory）来自芝加哥学派对移民的研究，它侧重于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显著影响，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看作是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1965年，Norman指出应使用“队列”（cohort）这一概念来研究生命历程。此后，队列效应成了生命历程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72年，Riley等提出年龄分层理论，认为应将每个个体归入一定的出生队列，探索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对不同出生队列的影响。生命历程理论认为通过比较研究不同出生队列在生命历程轨迹和经验上的差异，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社会变迁的过程和历史发展的趋势8。为此，本文立足于生命历程的视角，通过田野调查，以苏北H村的全部光棍案例作为经验材料，试图分析不同年代出生的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并剖析不同出生年代农村光棍主导类型变迁的形成机制。二、苏北 H 村农村光棍的现状H村是江苏北部的一个行政村，与山东省微山县交界。村民以种植水稻和小麦为主，青年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守在村里的多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全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村民总计2265人，年龄超过30岁还没有结婚或再婚的光棍98人。本研究主要采用无结构式访谈法，访谈对象主要包括光棍本人及其家人、村干部、村民等，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光棍的成因。为了分析不同年代出生光棍的主导类型及其形成机制，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本文以光棍的出生年代为指标，将同一个出生年代的人列为一个出生队列，即每十年为一个出生队列，将H村98名光棍分为4个出生队列。统计出该村50后光棍（1950-1959年出生）10人，占比9.8%；60后光棍（1960-1969年出生）11人，占比11.2%；70后光棍（1970-1979年出生）16人，占比16.3%；80后光棍（1980-1989年出生）38人，占比38.8%；90后光棍（1990年后出生）23人，占比23.5%（详见表1）。表1 苏北H村光棍年代分层出生队列50后光棍60后光棍70后光棍80后光棍90后光棍总计光棍数量（人）101116382398占总光棍的比例9.8%11.2%16.3%38.8%23.5%100%此外，本文借鉴刘燕舞、陶自祥、黄佳鹏等学者关于光棍类型的分类，并根据H村光棍的成因，把H村光棍分为历史塑造型光棍、代内剥削型光棍、机会剥夺型光棍、经济贫困型光棍、身心残障型光棍和重返单身型光棍六种类型。历史塑造型光棍是指因特殊历史时段塑造的光棍类型9。代内剥削型光棍是指在多兄弟家庭里因兄弟相互争夺家庭土地、财富和机会等有限资源致使其中某个儿子无法成家而沦为光棍10。机会剥夺型光棍是指那种“死守农村”的男性因为53没有外出打工而间接被剥夺了婚配机会的光棍11。经济贫困型光棍是指因个体或家庭经济贫困无法婚配的光棍。身心残障型光棍是指因自身身体条件无法娶妻的光棍，这些光棍多有身体缺陷或心智残障。重返单身型光棍是指曾经结过婚但因离婚而重返单身的光棍。根据访谈结果，苏北H村98名光棍中，按照光棍类型统计，历史塑造型光棍10人，占比10.2%；代内剥削型光棍12人，占比12.2%；机会剥削型光棍17人，占比17.3%；经济贫困型光棍30人，占比30.6%；重返单身型光棍20人，占比20.4%；身心残障型光棍9人，占比9.2%（详见表2）。表2 苏北H村光棍成因类型光棍类型历史塑造型代内剥削型机会剥夺型经济贫困型重返单身型身心残障型总计光棍数量（人）1012173020998占总光棍的比例10.2%12.2%17.3%30.6%20.4%9.2%100%三、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研究发现，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呈现出显著的年代分层特点，即不同年代出生的光棍，其主导类型不同，形成机制不同。（一）5 0 后光棍的主导类型：历史塑造型光棍表3 50后不同光棍类型占比出生队列50后光棍总数量（人）光棍成因类型光棍数量（人）各类型在50后光棍中的占比50后（1950-1959年出生）10历史塑造型770%身心残障型220%代内剥削型110%经济贫困型00%机会剥夺型00%重返单身型00%根据表3，H村1950年以后出生的光棍有10人，其中历史塑造型光棍7人，占比70%；身心残障型光棍2人，占比20%，代内剥削型光棍1人，占比10%。根据各类型在50后光棍的占比，历史塑造型光棍在50后光棍中的占比高达70%，成为5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这7位历史塑造型光棍的年龄均在60岁以上，他们身心健康，相貌端正，没有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他们成为光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年轻时受父母地主、富农等历史成分的影响找不到配偶。7人中，5人为地主的后代，2人的父母出身为富农。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国家颁布的 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中明确规定：“工、农、贫民子女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其原来的成分不变更。”这一决策的颁布，强化了农民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政治因素在婚姻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在讲究“家庭出身”“历史成分”“政治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时期，地主、富农等“家庭成分不好”的“五类分子”子女或者有“海外关系者”的子女处于择偶链条的最末端，除非找相同境遇者，否则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案例1：光棍王某，1951年生人，71岁，父亲是地主，土改时父亲被批斗后离家出走，至此杳无音信。王某体型高大，相貌端正，而且比较能吃苦耐劳，但到结婚年龄时，受父亲地主身份的影响，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一直未婚。54案例2：光棍薛某，1957年生人，65岁，父亲是富农，他是家中长子，有1个妹妹和2个弟弟。受父亲富农身份的影响，到结婚年龄时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等分田到户以后，不再讲究家庭出身时，他也错过了最佳的择偶期，打了一辈子光棍。他的两个弟弟倒是顺利结婚成家了。（二）6 0 后光棍的主导类型：代内剥削型光棍表4 60后不同光棍类型占比出生队列60后光棍总数量（人）光棍成因类型光棍数量各类型在60后光棍中的占比60后（1960-1969年出生）11代内剥削型545.5%历史塑造型327.3%经济贫困型19.1%身心残障型19.1%重返单身型19.1%机会剥夺型00%根据表4，H村60后出生的光棍共计11人，其中代内剥削型光棍5人，占比45.5%；历史塑造型光棍3人，占比27.3%；经济贫困型光棍、身心残障型光棍与重返单身型光棍各1人，各占比9.1%。根据统计结果，占比最高的代内剥削型光棍是6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调研中发现，60后光棍多出生在多兄弟家庭中，从光棍的排行来看，不同排行的男子打光棍的几率差异明显，长子打光棍的几率普遍高于其他非长子。H村5个代内剥削型光棍中，有3人是长子。长子打光棍概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弟弟妹妹们的代内剥削，多子女家庭中，基于“长兄如父”的传统伦理和现实家庭情况，长子普遍承担了帮助父母抚养弟妹的家庭责任。弟妹们小时，他们要创造财富抚养弟妹们长大，无法为自己结婚成家储蓄更多的财富。当弟妹们长大也要结婚成家时，他们要与长子共同争夺家中的土地、财产和机会等有限资源。除此之外，在访谈中还发现，当地女性普遍不乐意接纳长子的这种处境，不愿意嫁给这类兄弟较多家庭中的长子，她们害怕与长子结婚后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害怕成为男方弟妹们的剥削对象。于是，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子容易在婚姻市场中遭受排斥，导致成婚困难。案例3：光棍王某，1963年生人，59岁，家中长子，有2个弟弟，2个妹妹。在集体化时期，和父母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王某帮助母亲承担起养活爷爷和弟弟妹妹的重担。18岁时，母亲托媒人给儿子介绍对象。从18岁到28岁，10年间，媒人相继给王某介绍了6个女孩，均是嫌弃王某的长子身份，怕嫁过去还得承担照护弟妹的责任。28岁后，就没人给王某介绍对象了，至今仍未婚配。此外，调研还发现，“老小”（排行最靠后的儿子）成为光棍的概率仅次于长子，高于排行中间的其他兄弟。H村5个代内剥削型光棍中，2人是“老小”，这种现象与苏北农村婚后分家的习俗有很大关联。在苏北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会按照儿子们排行的先后顺序依次为长子、次子、“老小”等建房娶媳妇，儿子们结婚后就会分家单过，先后分走父母积累的财产。排行在前的儿子们拥有优先消耗家庭财产的时间优势，等到排行最靠后的儿子结婚时，他们成婚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哥哥们消耗剥削殆尽。此外，等他们结婚时，父母年事已高，无法像年轻时那样为子女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哥哥们已经分家另过，也不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所以会导致“老小”因资源缺乏而婚配困难的局面。案例4：光棍李某，1961年生人，61岁，家中“老小”，有3个哥哥，1个姐姐。3个哥哥结婚时，父母分别给3个哥哥在自家宅基地里盖了三处房子，并分别支付了女方提出的彩礼要求。哥哥55们结婚后分家，不再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李某24岁时经人介绍，认识邻村的女孩，女孩提出要盖新房才结婚。这时李某的父母已近60岁，因长期超负荷从事体力劳动而健康状况不佳，父亲更是需要常年服药，家里的经济状况无法再为李某盖新房。女孩拒绝了李某，婚事告吹。此后，经人介绍的几个女孩都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李某，李某至今单身一人。（三）7 0 后光棍的主导类型：机会剥夺型光棍表5 70后不同光棍类型占比出生队列70后光棍总数量（人）光棍成因类型光棍数量各类型在70后光棍中的占比70后（1970-1979年出生）16机会剥夺型956.3%代内剥削型318.8%经济贫困型212.5%身心残障型16.3%重返单身型16.3%历史塑造型00%根据表5，H村70后出生的光棍共计16人，其中因死守农村没有外出打工而被间接剥夺了婚配机会的机会剥夺型光棍9人，占比56.3%；代内剥夺型光棍3人，占比18.8%；经济贫困型光棍2人，占比12.5%；身心残障型光棍与重返单身型光棍各1人，各占比6.3%。根据统计结果，机会剥夺型光棍的数量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光棍，成为7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70后出生者的适婚年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历史时期最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打工经济的兴起，这时大量农村人口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开始外出务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传统的婚姻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当地村庄的封闭通婚圈被打破，跨区域、跨省的开放婚姻市场迅速形成，男女之间的通婚范围从本地婚姻市场扩展至全国的婚姻市场。打工经济席卷整个农村之后，农村年轻女孩也纷纷外出打工，导致农村地区的女性资源迅速枯竭，性别失衡的本地婚姻市场使得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村男性面临择偶难的困境。村民们发现，打工潮背景下青年男性在本地很难找媳妇，从外出打工地带回来媳妇反而相对容易一些。那些选择外出打工的男性青年大多都能在打工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接触、自由恋爱、同居，并带回老家结婚生子。这些外地媳妇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她们通常不会向男方索要高额的彩礼，且因距离娘家较远，婚后很少回娘家，所以这种娶外地女的婚配模式对男性而言婚姻成本不高。调研中发现，H村不少70后男性青年都是在外出打工时找到媳妇的，其中包括2名做上门女婿的案例。而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外出打工而死守农村的男性青年则因为当地女性资源的外流而陷入择偶困境，甚至沦为光棍。案例5：光棍蔡某，1972年生人，50岁。初中辍学后在家务农，当村里同龄人纷纷外出打工时，他因为家庭情况无法外出。父母身体不好，他要帮助父母种地，还要替父母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村里同龄人外出务工后带回来不少外地媳妇，他却一直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村民都替他可惜，说他“嘴会说能拉（呱），如果外出打工的话，拐回来一个外地媳妇绝对没问题”。案例6：光棍高某，1974年生人，48岁，在3个兄弟中排行长子，相貌端正，交际能力较好。因两个弟弟都外出打工，他只好留守在家从事传统农业，农闲时会就近在乡镇上打临时工挣钱养家，因当地女孩资源稀缺，他没有找到对象。相貌和能力都不如他的两个弟弟反而在打工地都找到了媳妇，一个弟弟在打工地认识了一个贵州的女孩，带回家成婚了；另一个弟弟是在重庆打工时遇到了当地女孩做了上门女婿。56（四）8 0 后光棍的主导类型：经济贫困型光棍表6 80后不同光棍类型占比出生队列80后光棍总数量（人）光棍成因类型光棍数量各类型在80后光棍中的占比80后（1980-1989年出生）38经济贫困型2052.6%重返单身型718.4%机会剥夺型615.8%身心残障型37.9%代内剥削型25.3%历史塑造型00%根据表6，H村80后光棍共计38人，其中经济贫困型光棍20人，占比52.6%；重返单身型光棍7人，占比18.4%；机会剥夺型光棍6人，占比15.8%；身心残障型光棍3人，占比7.9%；代内剥削型光棍2人，占比5.3%。根据统计结果，经济贫困型光棍是8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据该村村支书王书记介绍，近年来，H村女方索要的彩礼逐年攀升，该村十年前的彩礼基本不超过万元，现在却达到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而且不少女方家庭要求男方家庭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才可以结婚。究其原因，在农村婚姻市场中，婚姻资源配置存在性别结构失衡现象，由于女性资源的稀缺，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男方则越来越被动和弱势，女方可以在婚姻谈判中向男方索要高额彩礼，具有较强的“婚姻市场要价能力”12。这导致农村婚姻市场上的要价越来越高，也增加了男性缔结婚姻的难度，为了提高自身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男方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包含彩礼在内的各种婚姻开支。在H村，除彩礼外，“在县城买房子”成了当地男方家庭娶媳妇的重要条件，“有房、有车、有彩礼”成为当地男性增强竞争力的重要砝码。包括彩礼、婚房在内的动辄几十万元的结婚费用成为不少农村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当地不少男青年及其家庭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婚姻费用，婚事一拖再拖，最终成为光棍。案例7：光棍张某，1984年生人，38岁。经人介绍了3个对象都未能成功，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家庭经济贫困无力支付女方高额的婚姻要价。23岁时，第一个介绍对象要求彩礼18.8万，外加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26岁时，第二个介绍对象要求彩礼20万，同时要求到县城买房子。30岁时，第三个介绍对象是个离异女性，要求彩礼10万，同意可以不在县城买房，但要在宅基地上盖新房。张某无法满足女方的彩礼、婚房等要求，后来就没人给他介绍对象了，至今未能成婚。案例8：光棍崔某，1986年生人，36岁。26岁时与同村女孩自由恋爱，女方提出要20万彩礼，还要求在县城买婚房。崔某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只能拼凑出彩礼钱，但没钱买婚房，女方父母不同意两人结婚，强迫女孩分手，后来女孩经人介绍嫁到县城。之后，崔某相亲多次，但都因无法支付女方的高额彩礼而作罢。32岁之后，就没有人再给他介绍对象了。（五）9 0 后光棍的主导类型：重返单身型光棍表7 90后光棍类型占比出生队列90后光棍总数量（人）光棍成因类型光棍数量各类型在90后光棍中的占比90后（1990年后出生）23重返单身型1147.8%经济贫困型730.4%机会剥夺型28.7%身心残障型28.7%代内剥削型14.4%历史塑造型00%57根据表7，H村共有90后光棍23人，其中，重返单身型光棍11人，占比47.8%；经济贫困型光棍7人，占比30.4%；机会剥夺型光棍和身心残障型光棍各2人，各占比8.7%；代内剥削型光棍1人，占比4.4%。根据统计结果，9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是重返单身型光棍。据H村村干部李某介绍，最近几年，村里的离婚案例逐渐增多，其中大多是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男方大都是被迫的，很少有男方会主动提出离婚。这是因为男方在迎娶中已经花费了大量的费用，离婚不但面临失婚的风险，再婚对他们的经济更是很大的考验，但女方往往离婚态度坚决，而且离婚时女方多不愿带走孩子，她们会主动要求把孩子留在男方家庭。没有孩子的离婚女性很容易再婚成功，她们还可以向再婚对象索要彩礼，甚至女性离婚后再嫁头婚男性的案例在村里也不少见。而离婚的男性则很难再婚，在当地女性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孩子的拖累和高额再婚支付成本使得拖儿带女的离婚男性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案例9：光棍李某，1991年生人，31岁，离异4年，有个4岁的儿子跟着李某。离异的原因是李某长期在外务工，夫妻两人聚少离多，妻子有外遇。离婚后，李某想再婚，但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托人介绍的对象要么嫌弃他家里经济贫困，要么嫌弃他离婚带娃。李某不断降低再婚标准，表示“哪怕是个残疾女性或者是离婚带娃女性，也愿意”，但却至今没能再婚成功。案例10：光棍赵某，1990年生人，32岁，离异5年，女儿3岁。离异的原因是妻子嫌弃赵某不能挣钱，没本事。离婚后，孩子跟着赵某，妻子很快再嫁，不但要到彩礼10万，还嫁给了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子，而赵某却迟迟找不到结婚对象。四、农村光棍主导类型变迁的形成机制基于苏北H村的调研发现，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呈现出显著的年代分层特点。50后出生的光棍中，历史塑造型光棍为主导类型；60后出生的光棍中，代内剥削型光棍为主导类型；70后出生的光棍中，机会剥夺型光棍为主导类型；80后出生的光棍中，经济贫困型光棍为主导类型；90后出生的光棍中，离婚重返单身型光棍为主导类型。为什么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在不断变迁，这种变迁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择偶标准的时代变迁择偶标准指男女选择结婚对象的条件或者要求。择偶标准的变迁可以折射出时代发展的脉络，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择偶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青年择偶注重的是政治条件。在这个时期，政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婚配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择偶标准。家庭出身好的找对象很容易，而出身不好的地主、富农等五类分子的后代则很难找对象。因此，50后的光棍多为历史塑造型光棍，他们的择偶时期刚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成为光棍是因为受到父母政治身份和家庭出身的影响。随着以阶级斗争为刚时代的结束，历史塑造型光棍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前，农村社会没有男性青年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而无法娶妻了。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青年择偶更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随着政治第一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金钱物质的重要性逐渐被普遍认可，经济条件较好的男性成了女性择偶时比较青睐的对象。在这段时期，女性择偶标准的实用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个好老公少奋斗20年”等观念受到不少女性的认同。受这种择偶观的影响，有不少80后男性青年因为家庭经济贫困的原因而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58外，成为光棍。因此，经济贫困型光棍成为8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至今，感情因素得到重视和认可，青年人的择偶标准越来越多元化，感情因素、经济收入、物质条件、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都是当前女性择偶时要综合考虑的重要条件，其中，感情因素日渐成为女性青年首要考虑的因素。当前，青年男女选择婚姻的自由度增大，婚姻文化的包容度日益增强，婚姻观念日益开放，结婚、离婚、再婚逐渐成为个体表达情感体验的私事，当事人不再在乎他人的看法。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年轻人普遍认可“感情好就结婚，感情不好就离婚”“现在离婚也不是多大的事”“谁在乎别人的看法”等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农村闪婚闪离的现象开始增多，由此，因离婚导致的重返单身型光棍成为90后光棍的主导类型。（二）通婚圈的时代变迁 通婚圈是指婚配对象来源的空间范围，它反映的是一个家族、村落或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社会经济交往的状况13。传统农村社会的通婚圈范围有限，与本村或邻村结亲的较多，双方家庭空间距离很少超过5公里。在本地通婚圈内，女方的婚姻资源供给与男方的婚姻需求大致能够保持平衡，不存在婚姻挤压现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出打工浪潮的涌起，农村社会相对封闭的通婚圈被打破。女性资源开始跨区域流动，开放性的全国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并对农村本地婚姻市场带来挤压。女性资源的外流导致本地婚姻市场中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留守本地的男性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于是，不少适婚男性纷纷外出打工并在打工地找对象。一起打工的青年男女在打工过程中恋爱、同居。有些女性在怀孕后被男方匆匆带回老家结婚生子，她们并不会索要较高的彩礼，比本地婚相比，娶外地媳妇的经济负担相对较小，因此，在H村外地新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越来越多，也逐渐被男方父母所接受。相反，那些因种种原因一直留守在农村无法外出打工的适婚男性则面临失婚的风险，这也是H村70后光棍中“机会剥夺型”光棍成为主导类型的主要原因。（三）婚姻支付的时代变迁婚姻支付指缔结婚姻过程中包括金钱与物品等各种财务的投入14。根据婚姻支付的主体，可以分为男方婚姻支付和女方婚姻支付。男方婚姻支付的内容主要为彩礼、婚房和婚宴，女方婚姻支付的内容主要为嫁妆和婚宴。婚姻支付可以反映出婚姻市场中男女两性的供需情况及男女双方的家庭经济状况。婚姻支付会随着婚姻市场的变动而变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的婚姻支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男方的婚姻支付更是变化巨大。据H村村支书王某回忆，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家庭普遍贫困，当时彩礼100元左右，结婚时给新娘买身新衣服就可以结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收入开始增加，当地彩礼数额也开始增加，至90年代中后期，该村彩礼大概在3000元左右。进入21世纪，彩礼上涨到数千元，接近1万元。2010年之后，当地彩礼急速上升达到3万5万元左右。除彩礼外，还要给女方买三金，结婚时要自建或装修新房。2020年之后，当地彩礼普遍超过10万元，女方不再接受农村自建房作为婚房，大多都要求在县城购置商品房，有房、有车、有彩礼成为当前青年男女结婚的标配。据村民党员陆某介绍，“当前本村男子娶媳妇的平均花费在60万元以上，其中在县城里买房子是大头（花费），除房子外，彩礼价格基本也要在10万元以上。”女方索要彩礼时通常就高不就低，如果谁家嫁闺女索要的彩礼比该村平均彩礼水平低的话，女方父母会觉得没面子，很多农村家长都将女儿的彩礼钱与女儿的出息程度以及自身的脸面挂钩，导致该村形成了严重的彩礼攀比风气。80后青年的适婚年龄刚好处于农村婚姻支付快速攀升的时期，由此，经济贫困型光棍也成为80后光棍59的主导类型。（四）女性婚姻主导权的时代变迁一般而言，女性婚姻主导权是指女性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既表现为女性在结婚时的优势地位，还表现为女性在离婚时具有主动权和主导权15。20世纪80年代之前，婚姻缔结一般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青年男女普遍不具有婚姻主导权，其中，女性的意见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尤为容易被忽视16。然而，随着2000年前后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女性资源的外流，农村婚姻市场中性别结构逐渐失衡，女性在婚姻市场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并在婚姻市场中具有较高的要价能力，她们可以在婚前向男方家庭索要高额的彩礼。男性则在婚姻市场中逐渐处于劣势地位，择偶的压力和困境不断增大。为了增加择偶的竞争力，男方家庭不得不尽可能满足女方的要求，否则就会有打光棍的风险，这也是经济贫困型光棍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当前女性的婚姻主导权还体现女性在离婚时具有主导权。20世纪90年代之前，社会舆论对女性离婚存在偏见和歧视，离婚被污名化现象严重。因此，妇女离婚首先要承受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会直接导致妇女在婚姻市场中的严重贬值，即使再嫁也是下嫁17。然而当前的农村社会出现了离婚去道德化的现象，女性离婚不再受社会舆论的约束和道德的谴责，在生活的预期和现实的诉求不能得到满足时，选择离婚并再婚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构成女性的一种策略选择18。在H村调查的离婚案例中，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占多数，男性在离婚时较为被动。在本地婚姻市场中，不但单身女性不愁嫁，二婚女性也不愁嫁。但是男性不敢轻易提出离婚，高额的再婚成本和婚姻市场上的男女比例失衡使得离婚后的男性想要再婚难度非常大。因此，90后光棍中，较大比例的光棍是离婚后重返单身型光棍。参考文献：1 李树茁，孟阳，杨博.贫困、婚姻与养老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的风险与治理 J.南京社会科学，2019（8）：77-87.2 李树茁.性别失衡、男性婚姻挤压与婚姻策略 J.探索与争鸣，2013（5）：22-23.3 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J.人口学刊，2006（1）：32-36.4 邢成举.男性光棍构成差异的地域性解释基于凤城和新县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 J.青年研究，2011（1）：72-77.5 彭大松.村落里的单身汉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 刘燕舞.负性生命事件、地域性贫困与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机制研究以大别山为个案 J.贵州社会科学，2019（10）：149-158.7 黄佳鹏.光棍的年代分层及其机制分析基于浙东L村的个案研究 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5）：595-601.8 焦开山，包智明.社会变革、生命历程与老年健康 J.社会学研究，2020（1）：149-169.9 刘燕舞.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60-169.10 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 J.青年研究，2011（5）：31-38.11 黄佳鹏.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及其自我认同机制 J.深圳社会科学，2019（5）：91-99.12 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 J.青年研究，2010（3）：24-36.13 杨华.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 J.北京社会科学，2019（3）：91-100.14 李升，方卓.乡村婚姻支付的社会交换逻辑基于豫东F乡高额彩礼的个案研究 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7-24.15 李永萍.家庭政治视角下的农村“女儿养老”及其形成机制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10.16 李永萍.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57-166.17 张雪霖.阶层分化、社会流动和农村离婚新秩序以鲁西北C村离婚经验为例 J.中国青年研究，2016（12）：33-38.18 施磊磊.个体化进程与农村青年离婚的形成机制以皖北Y村为个案的质性探究 J.中国青年研究，2020（8）：13-19.编辑：刘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