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_谢军.pdf

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谢军 摘要 张文光、刘辅国、刀安仁等人创立的“自治同志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主要活跃于滇西地区的秘密革命团体，其成员除清军、学生、工人、商人等阶层外，包含大量哥老会成员，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又采用“歃血盟誓”作为入会及起事仪式，具有一定的会党色彩。在云南辛亥革命中，“自治同志会”发挥动员群众、策划参与起义、推动滇西反正等作用，但因部分将领和哥老会成员纪律欠缺、盲目破坏，给局部地区的革命进程和社会秩序带来消极影响。关键词 云南;辛亥革命;腾越起义;自治同志会 中图分类号 K29作者简介:谢军，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500)1911 年 10 月(农历辛亥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反清”革命形势如大火般燃起。该年 10 月 27 日(农历九月初六)，偏居中国西南的腾越(今腾冲)爆发起义，取得云南辛亥革命首胜，进而又推动省内昆明起义和临安起义的爆发，为云南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重要贡献。有关云南辛亥革命，学界多从起义过程、重要人物、政权建设和新军、士绅群体等方面进行探讨，缺乏对这一时期革命团体的单独研究。“自治同志会”是领导、发动云南腾越起义的组织核心，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始末，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厘清。笔者结合所掌握的资料，对“自治同志会”的性质、活动，以及其对云南辛亥革命所起的影响试做探析。一、“自治同志会”的创立与性质在清末时期，中国国贫民弱，还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威胁，清政府希望通过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维护统治，增强国力。而在广大民间社会，民主革命思潮和活动愈发活跃，以武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创立民主共和国，进而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认可。“自治同志会”的创立受到当时云南社会环境和全国革命思潮的影响，具有深刻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48学界对云南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分为:1 事件研究，主要有陈力、孙代兴 辛亥“腾越起义”述评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2 期)、汤明珠 辛亥滇南临安起义述评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1 年第4 期)、包黎 云南“重九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6 期);2 人物研究，主要有李永顺 孙中山与云南辛亥革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2 期)、郭玉富 张文光与辛亥腾越起义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2 期)、张黎波 滇军名将庾恩旸与云南辛亥革命 (中国边疆学 2015 年第 1 期);3 群体研究，主要有吴达德 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 以云南为中心的探讨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1 年第 5 期)、赵蕊 云南绅士与辛亥革命 (学术探索 2021年第 2 期);4 政权建设研究，主要有荆德新 论云南军都督府 (云南社会科学 1992 年第 4 期)、尹仑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的民族政策 (云南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2 期)。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一)“自治同志会”的创立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苦于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多设计外围组织联络、发动会党和清军起事，兴中会之兴汉会、华兴会之同仇会、光复会之龙华会等革命团体的设立，都蕴含这种考虑。而在清末云南，“自治同志会”就是一个由革命党、会党、清军等群体在联合的过程中所孕育的革命团体，也是后来腾越起义成功发动的组织核心。“自治同志会”由张文光、刘辅国、刀安仁创立于1908 年。张文光，字绍三，腾越董库人，“任侠尚义，商于缅甸”，1908 年由杨振鸿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员;刘辅国，字弼臣，生于优渥之家，“愤清政不纲，平居深念，谓欲挽救祖国，非恢复汉家山河不可”，结识革命党人秦力山、黄毓英等人后，1906 年由秦力山介绍加入同盟会;刀安仁，名沛生，1891 年承袭干崖土司职位，因目睹清王朝腐败不振，由封建土司转变为民主革命者，表示“以举兵滇边为己任”，1906 年由孙中山主盟，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在“自治同志会”创立前，张文光曾创立“革新会”，打着“革故鼎新”旗号进行革命联络活动，但收效有限。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张文光于 1908 年联合刘辅国、刀安仁等人在腾越干崖创立“自治同志会”(又名“自治青年会”)，“结成了以刀安仁、刘辅国、张鉴安、李治、李学诗、陈定州、祝宗云、周维美、马登云、黄安和、李光斗、陈奎生等五十多人为主的革命核心”。“由刀安仁任组长，张文光为付(副)组长，刘弼臣为联络员”，“自治同志会”的骨干中，有同盟会员、干崖土司刀安仁，有身兼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的张文光、刘辅国，有新军将领陈云龙、彭蓂、宋学诗等人，“此外如玉器工人李光斗、刘云轩，昆明弹棉工人熊金山，哥老会首领杜云山、周维美，腾城义士黄安和(此处缺失二字)会员马登云、段祚庆，屠户廖香亭，小商小贩革勋言、陈定州、冯德斋、马连三，秀才竹宗云等共数百人”;“自治同志会”成员中，包含军人、会党、农民、工人、商人、士绅、学生等群体。这种多社会阶层的构成，说明“自治同志会”作为一个革命团体，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广泛发动群众的效果。清末时期，清政府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异常敏感，怎样设立革命团体策划反清起义，考验着革命党人的智慧，张文光等人将革命团体命名为“自治同志会”，会员证里还印有“自立基础自富强，治身应如治家邦，会合同胞结团体，众志成城振我疆”的口号，表面打着“自治”“自强”的旗号，似乎是在为清政府的“立宪”“新政”摇旗呐喊，实际上从事的却是反清革命活动，这和辛亥革命时期各地的革命团体相比较，特色颇为鲜明，这种温和、顺应性的会名和口号，对地方当局起到了迷惑作用，为“自治同志会”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掩护。“自治同志会”创立后，发展很快，一度引起当地一些保守士绅的注意。据起义军将领回忆，1910 年 56 月，腾越和顺乡民李某弄到一张“自治同志会”成员证向迤西道、腾越镇、厅署告密讨赏，但地方当局并不完全清楚“自治同志会”的性质，将其当成了民间立宪团体，担心不明不白地抓了“自治同志会”成员徒增乱子，便以“边省边县有什么革58辛亥革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是指 1894 年兴中会创立到 1912 年孙中山离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为止，狭义上的辛亥革命是指 1911 年(农历辛亥年)在全国各地爆发的反清革命活动。此处指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第 2721 页。方树梅辑纂: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3 年，第 23 页。土司的官阶分为指挥使、宣慰使、宣抚使、副宣抚使、安抚使、长官使等，干崖属于宣抚使一级，刀安仁为干崖(今盈江)第24 代宣抚使。刀安禄、李顺才等编著:刀安仁传略，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第 80 页。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92 页。刀安禄、杨永生编著:刀安仁年谱，德宏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第 45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1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8 页。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命党人”的口吻，“改由自治局(县议会前身)传话，叫自治会解散了事”，而不是以企图颠覆政权的罪名严捕“自治同志会”成员。总之，“自治”的外壳为自治同志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清廷的无意放纵下，“自治同志会”在滇西一带势力渐大。(二)“自治同志会”的会党色彩虽然云南的经济在清末时期不算发达，但腾越一地，地处中缅交界地带，是商业交通的要冲、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大批英国商品由此输入，转销南方各省，我国西南大批药材、丝绸及土特产也经此输出。哥老会作为民间秘密会党组织，具有寄生性和反秩序性的特点，易于在政府控制力量相对薄弱以及商业活动较为活跃的地方发展。腾越远在西南边陲，又与缅甸交界，清政府控制力量相对较弱，作为中缅贸易集散地，商业活动比较繁荣，吸引大量游民汇集于此，因此哥老会很活跃。根据英国驻腾越代领事史密斯的描述，腾越起义爆发前当地人民就知道有秘密、非法的结社(原文音译为“德华社”)活跃于腾越，“它在名义上是秘密 的，从而是非法的”，地方当局自以为了解该结社的组织和意图，认为“该社主要目的似乎是向它的成员募集现款，供它的首领们庆贺节日之用;地方当局虽然知道它同情革命，但不认为此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史密斯的话语中分析，在清地方当局看来，该结社中首领的威望和权力很大，并利用结社满足私欲;而会党作为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其一大特点便是封建家长式的组织结构，在哥老会的内部活动中，会首借组织敛财是常有之事，新成员入会要缴纳一定的入会费，而“会员所交会费及酬谢财物，都被袍哥上层分子占为己有。每逢四时八节，生期嫁娶，要向会员 打秋风，索取礼钱”。当“本堂口 的大爷或有声望的会众，遇有婚、丧、喜、寿，本 堂口 的兄弟伙，必须送礼。喜庆叫 传礼信，逢丧叫凑烧香钱”。“同情革命”与会党的反清因素也大体不差，因此英人史密斯所说这一结社，很可能是当地的哥老会组织。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创立于腾越、活跃于滇西的“自治同志会”染上浓厚的会党色彩，这主要体现在“自治同志会”拥有大量会党成员以及“歃血盟誓”的仪式上。在“自治同志会”的骨干分子中，除张文光、刘辅国、周维美、黄安和等人具有会党身份外，榆标陆军排长陈云龙为军中哥老会代表，杜云山是腾越“仁”字袍哥大爷，张海清“为义 字堂口首领”，“自治同志会”的广大成员中，会党群众达数千人。其不仅在腾越地区吸纳众多会党成员，还将势力发展到大理地区，腾越起义军后来与已反正的大理军队爆发冲突时，大理军中有将领自称为“自治同志会”代表，并在军中公开进行哥老会活动。在人员组成之外，“自治同志会”还采用“歃血盟誓”作为入会及起事仪式。“歃血盟誓”的民俗传统，在我国古已有之，通过以人血或鸡血滴酒同饮，模拟宗法血缘关系的建立，强化结拜双方的结盟意识，并产生归属感。但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歃血盟誓”越发活跃于民间秘密活动中，“是会党最基本的组织方式”。“自治同志会”成立时，张文光等人共饮生鸡血酒“歃血盟誓”，表达一致反清的决心，后来周开勋以振国学堂学生身份加入“自治同志会”，也曾喝生鸡血酒发誓。当然，不管是“自治同志会”成员中会党的组成，还是“歃血盟誓”的仪式，本身并不意味着“自治同志会”具有秘密会党的性质，因为“自治同志会”本质上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指导、以推翻封建政权建立民主政制为目标的革命68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41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09 页。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220 页。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第 561 页。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第 484 页。保山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保山地区志(下卷)，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650651 页。周钟岳总纂:云南光复纪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8586 页。欧阳恩良:西南袍哥与辛亥革命，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1 年，第 11 页。周应嫄:我的父亲周开勋 ，团结 2017 年第 5 期。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团体，这从“自治同志会”的联络活动，以及起义后以革命方略 为指导进行的改革措施和军事活动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云南社会哥老会盛行的情况下，“自治同志会”通过吸收具有“反清”倾向的哥老会群众入会，并利用异姓结拜弟兄“歃血盟誓”的仪式，为自身抹上会党色彩，这不仅壮大反清力量，还增强会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可以说，通过创立具有浓厚会党色彩的“自治同志会”，张文光等人将包括会党在内的大批群众组织起来，为滇西的反清起义积累雄厚的力量。二、“自治同志会”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将革命党视为洪水猛兽。“自治同志会”的反清宗旨，决定了它不仅是革命团体，也是秘密团体。这种特性对于革命党人联络群众、策划反清活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自治同志会”只是松散的反清联盟，没有明确的章程制度，还有大量会党分子在其中，而会党的封建意识浓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在推进起义过程中，许多将领就是哥老会首领，落后习性不改，更无法做到对“自治同志会”内的会党进行改造，这对滇西的反正运动造成消极影响。(一)“自治同志会”在云南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有人认为“由于讲武堂学生成为 基本之党军，而革命潮流发展迅速，故武昌起义后，云南先后爆发腾越及重九起义。”突出强调讲武堂师生在云南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有人说“云南响应武昌革命者主要为新军”。不可否认，讲武堂师生和新军在云南辛亥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但“自治同志会”作为策划、发动腾越起义的革命团体，也为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突出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 联络群众，策划起义，为云南辛亥革命做准备。清末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力量尚小，又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需要联合其他群体开展反清事业。因此，在民间社会势力滋蔓，又具有“反满兴汉”政治因素的会党，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视，联络、发动会党反清成为清末革命党人的重要策略。辛亥革命前，云南社会哥老会盛行，广泛活跃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在城市乡村里都公开组织活动”，“尤其是当兵吃粮的人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自 1908 年创立“自治同志会”后，张文光、刀安仁等同志会骨干们积极联络群众，“发展会党数千人，清军陆、防两营官兵，多数被秘密吸收为自治会员”。作为民间秘密会党组织，哥老会以异姓结拜兄弟模拟封建宗法血缘关系，成员虽以兄弟相称，但会首威望很高，张文光“是哥老会的首领人物，在帮会上有一定的号召力”。通过会首身份，召集大量哥老会群众，并以“自治同志会”将其组织起来，很好地壮大反清的力量。张文光等人在腾越设立“自治同志会”后，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到 1911 年 4 月 27 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后，消息传到云南，“文光怦然欲试，遂谋举事腾中”，可惜消息被腾越关道耿保奎得知，耿保奎派总兵张嘉钰捕拿张文光、张鉴安、李治等“自治同志会”骨干，腾越同知温良彝与张鉴安等人有交情，以张文光潜在势力很大，严惩恐激起事变为理由，放松对“自治同志会”78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197 页。段金生: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5 年第 4 期。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 2004 年，第 222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1962 年编印，第 136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1962 年编印，第 136 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八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46 页。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80 页。冯自由:革命逸史(下册)，新星出版社 2016 年，第 1164 页。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成员的抓捕，只是勒令取消“自治同志会”，缴毁证书，平息事端。此次起事尽管胎死腹中，但为腾越起义积累了经验，此后“自治同志会”成员的活动更加秘密谨慎，并“把组织活动地点改在东街柴炭闹市马登云家(现城关第一街)，因巷道深窄，连接正街，正街上人喊马叫的混乱嘈杂之声，对秘密会议能起掩护作用，使自治会工作安全推进”。1911 年 10 月 10 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自治同志会”骨干加紧策划起义，刘辅国赶往蛮允、昔马、户撒、腊撒、弄璋等地联络驻防清军准备起义，张文光带着刘云轩等人冒险赴干崖(今盈江)，向刀安仁传达起义消息，并取用同盟会 革命方略 一书，“行前向周维美、马登云、陈定州、革勋言等交待任务，叫他们在腾严密布置一切举义准备工作”。1911 年 10 月 26 日(农历九月初五)，周维美召集“自治同志会”骨干在五皇殿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举事事宜，到 10 月 27 日(农历九月初六)，“自治同志会”的领导核心张文光返回腾越后，众人即“歃血誓众”，宣誓当晚起义。2 参与腾越起义，建立滇西军都督府。“自治同志会”成员不仅长期在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联络群众、策划起义，还亲身参与武装起义，为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建立做出贡献。1911 年 10月 27 日(农历九月初六)晚九点，腾越起义正式爆发，“自治同志会”骨干张文光率军袭击巡防军第四营，夺得该军指挥权，陈云龙率军袭击新军第三营，击毙七十六标第三营管带张桐，又领兵会攻镇署、军械局、腾越厅署等机关。刀安仁、刘辅国虽未参与当晚起义，但刀安仁于起义次日率军抵腾，刘辅国于 11 月 3 日(农历九月十三日)约同蛮允、昔马等地的清防营到达腾越，壮大腾越义军的声势。起义顺利发动后，周维美与外国驻腾领事馆及各属交涉，递交对外宣言 致外国官员书 等，申明起义的宗旨，邬梁栋则率兵保护领事馆及税司、教堂、医院等机构，减少外国人的恐慌和中外交涉问题，也为起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按照 革命方略，起义军于 10 月 29 日(农历九月初八)成立滇西军都督府，这是云南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意味着“自治同志会”组织发动的腾越起义取得基本胜利。在滇西军都督府中，张文光任第一都督，总揽大权;刀安仁任第二都督，协助管理和决策;陈云龙任前军都指挥，负责前军军务;刘辅国任民政司长，负责治安、学务、司法等事务;周维美、李治等人统领军警维护腾越治安;而黄安和因常在土司地界来往，熟悉边情，被委为保商营管带，驻扎干崖;张鉴安、马登云、革勋言等“自治同志会”成员，在腾越起义后都任职于滇西军都督府之中，致力于内抚商民、外敦睦谊。在滇西军都督府这个新政权里，除原腾越咨议长寸开泰主持裁判局，很多政府重要职位首要人选都是“自治同志会”成员，他们很好地完成安抚滇西、推进反正的工作，使滇西政权得到滇西民众和在缅侨胞的支持，获得大量的捐助粮饷。滇西军都督府通电国内外后，“孙中山先生派代表李汉兴到腾协助工作”。同盟会仰光支部也派杨大森、周作霖、寸尊福等人到腾越了解情况并协助工作。3 以腾越为基地，加快云南反正进程。“自治同志会”组织发动腾越起义，进而建立滇西军都督府，滇西军都督府改组机构、安定腾越后，分派起义军扩大成果，以彭蓂等营出击永昌、李学诗等营出击顺宁、刘德胜等营出击云龙，以陈云龙为前军都指挥，计划会师大理。起义军自三路出师后，进展比较顺利，到 11 月 14 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是时腾军所占有者，为腾越，龙陵、永康、永昌、顺宁、云州、缅宁、云龙诸郡县，及沿边各土司也”。起义军中的“自治同志会”骨干，一边推动云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一边还打击滋事会党游民。起义军光复保山时，有哥老会首领杜文里(又88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2829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2 页。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219 页。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234 页。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名杜水牛)，冒充起义军在永昌一带掳掠，张文光“立派马登云到保山处决了杜水牛”。龙陵反正后，张文光又派“自治同志会”骨干、振国学校教师刘明德率士林军和民军百余人前往龙陵，“沿途接受满清降卒”，稳定龙陵局势。腾越起义爆发后，广大“自治同志会”成员以强烈的反清意识参与到这场起义中，推动滇西地区的反正，并且还对重九日昆明起义和 11 月 1 日(农历九月十一日)临安起义的爆发产生间接性影响。“自治同志会”在腾越进行革命布置时，张文光致信在昆明进行革命工作的黄毓英，表示:“今蜀中有事，鄂省举义，弟必洞闻，料有心人必不能坐失机宜也。兄乘此，秘与军队、各界众同志筹划停妥，准于九月六日举义。由腾越起点，按照方略行事。即使不测，甘愿为同胞牺牲，以谢同志。用报驰闻，请弟刻期计划，旦夕奏效。尤望函电相商，东西联络，以便双方并进是祷。”因为当初同在滇西策划革命时，张文光、黄毓英曾立下“光在腾举事，君应我于滇垣。君在滇举事，我应君于腾越”的诺言，所以腾越起义发生后，当昆明革命党人在起事时机上有所争议时，黄毓英愤然曰:“今事已急矣!君踌躇，我必先发，事败被获，必首诸君同谋，我死，君等度不能幸生”，推动了昆明于重九夜爆发起义。腾越起义将领刘辅国后来说:“滇之举义，子和(即黄毓英)一人之力，子和之成功，出于吾弟兄之运动;滇垣反正，全受腾越影响”，虽有自吹自擂、夸大其词之嫌，但“重九起义”能在腾越起义后三日爆发，与“自治同志会”发动群众在腾越先期起事不无关系。腾越起义和昆明“重九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临安后，临安士绅朱朝瑛与驻临安的新军第 75 标军官、同盟会员赵复祥相互联络，于 11 月 1 日(农历九月十一日)晚上发动起义，将新军 75 标标统罗鸿奎驱逐出境，临安知府吴昌祀也逃往越南，11 月 2 日(农历九月十二日)临安光复，成立南防军政府，随后推动滇南一带也走向光复。(二)“自治同志会”的局限性“自治同志会”是一个松散的革命团体，以张文光等人为首领，并没有完善的组织形式，虽然在辛亥革命中推动云南的光复，但因为自身的组成成分复杂，又没有以民主革命思想对成员进行改造，这使得一些成员以“自治同志会”为旗号，盲目破坏，激起事端，对革命带来消极影响。1 加重“腾榆冲突”腾越起义三天后，昆明于 10 月 30 日(农历九月初九)爆发“重九起义”，建立大汉云南军都督府。大理方面得知省城反正后，以和平反正的方式组建“迤西自治总机关部”，公推著有声望的滇籍士绅赵藩为机关部总理，由云龙、李福兴为协理。腾越起义军推进到永昌时，有榆(大理)军将领郭龄昌在此驻军。郭龄昌反复无常，腾越起义军进占永昌后，郭龄昌又率军退回大理，并切断腾永与大理之间的渡桥、电线，“腾永与榆交通遂绝。”腾军陈云龙想赴大理联络，但电讯、旅道一度受阻，又因所率军队军纪涣散，在沿途屡次劫掠，腾榆双方军队交火多次，大理方面不仅将腾军派去的联络人员杀害，还致电昆明，称腾越义军“糜烂地方”。而榆军将领郭龄昌回到大理后，被哥老会首领蒋辅丞的部下陈香亭、张国权枪毙于城南十里塘，蒋辅丞因此事与新军协统曲同丰发生冲突，最后被曲同丰处决。当时大理军中哥老会盛行，会首蒋辅丞的死，在军中引起很大不满，具有哥老会身份的榆军排长钟湘藻与陈香亭、张国权等联络98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63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75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7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4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7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217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89 页。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87 页。周钟岳总纂:云南光复纪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85 页。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会党，“自称同志会大代表，榆标兵袒钟(湘藻)者几过半数”。而此处势力庞大、以钟湘藻为大代表的“同志会”，是否为张文光等人所创的“自治同志会”呢?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三:一，钟湘藻是新军军官，而“自治同志会”曾在新军中发展过会员，据腾军将领刘明德回忆:“1910 年张文光的组织更壮大了，他的联络对象，主要是清朝新老军队，如西防各营，和大理派驻腾越的新老官兵，以及地方上各行各业阶层先进有志之士和认为可靠的一些哥老会员。”钟湘藻作为大理新军排长，正是张文光与“自治同志会”的联络对象之一。二，有资料在提到张文光策划腾越起义时指出:“而文光适自腾越一路以同志会联络会党及陆防军，争先发难。”很明显，该处“同志会”是指“自治同志会”。三，记载钟湘藻“自称同志会大代表”的 云南光复纪要 中，在提到“自治同志会”骨干、腾军将领陈云龙时指出:“腾军排长陈天星又名云龙者，在军中有势力，称同志会代表，文光用之以号召党人。”可见钟湘藻的“同志会”与陈云龙的“同志会”，实为同一组织，即“自治同志会”。大理军中哥老会钟湘藻等人打出“自治同志会”旗号后，裹胁甚众，地方游民会党布满市衢，“纷纷作异军苍头状，伺隙而起”，“谋乘间戕杀官绅作乱”，不仅主张欢迎“自治同志会”骨干陈云龙所率的军队，还散布谣言，“谓腾军来必悬旗欢迎，方可免难”。大理军中的会党将服装也变更成哥老会打扮，“目兵尽改装，去军帽、肩章，头缠青巾，拖尺幅脑后”，预谋对大理进行劫掠，后来当标统孙绍骞等人劝说钟湘藻，并许诺升其为管带时，钟湘藻还要求承认军中的会党组织、允许开山堂结拜。“同志会大代表”钟湘藻由排长被擢升管带后，强硬对待陈云龙部，“以同志会攻同志会，前约瓦解”。值得一提的是，钟湘藻等会党分子进行活动时，还造“革故鼎新”票据，“售卖至数万张”。张文光在创立“自治同志会”前，曾创“革新会”，打着“革故鼎新”旗号进行活动，二者是否相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以断言，钟湘藻售卖的票据，应该是哥老会组织的“票布”，即哥老会入会凭证。2 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对滇西军都督府造成负面影响腾越起义的组织核心“自治同志会”中包含大量会党成员，这其中的部分成员通过参加起义推动革命的发展，也有部分成员因其游民阶层固有的破坏性和嗜利性，对社会秩序构成挑战。这不仅反映在“腾榆冲突”中，冲突结束后，这种情况依旧存在，云南光复纪要 记载:“腾、榆战争止息，迤西大部分已渐平静。惟僻远诸地，时有同志会党徒，假迤西自治总机关部名，别立迤西自治团体会或分机关部，淆人耳目，骇诈愚民。总机关部屡与赵巡按会衔出示严禁，取消分部数处，而永北一带，竞酿仇杀冲突之事。”会党是一种模拟封建宗法血缘关系的秘密会社，会首在组织中有很大权威，能够左右一般会众的行动，而以游民、兵勇、工人、破产劳动者为主体的清末会党群体，大多唯利是图，具有很强烈的不安定意识。腾越起义中，张文光、刘辅国等人不仅是同盟会员，还是哥老会首领，这对于吸纳会党加入“自治同志会”、壮大起义队伍起到积极作用，但因为没能对会党群众进行思想改造，这种革命“发起者”与会党的亲密关系又导致后来腾越军中会党横行无忌，并造成许多消极影响。哥老会首领、腾永起义军都指挥陈云龙，“庸妄骄张，治军无纪，又信任钱泰丰、刘竹云、张文焕、杜文里09周钟岳总纂:云南光复纪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86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011 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第 101 页。周钟岳总纂:云南光复纪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89 页。谢本书、荆德新等: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482 页。周钟岳总纂:云南光复纪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86 页。周钟岳总纂:云南光复纪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86 页。周钟岳总纂:云南光复纪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96 页。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等，增兵至二十余营。钱起兵卒，刘张杜则出哥老会，一时杂沓并进，各自号一军，无所统纪，后之糜饷扰民，阻兵肇乱，几几不可收拾，实基于此。”在腾永军赴大理联络的过程中，腾永军中“自治同志会”骨干陈云龙、张文焕、刘竹云以及大理军中“自治同志会”成员的盲动，加重军民嫌隙和双方冲突，也使滇西军都督府和腾越义军声名受损。当时大理游匪肆扰，人心惶惶，“言各匪股皆陈天星(即陈云龙)派出者”，还“急电省都督府，说张文光有野心，不团结革命力量，自称滇西军都督，请求制止”。三、结语在云南辛亥革命时期，具有会党色彩的秘密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经过长期的活动，在滇西一带联络清军、会党及各阶层群众，为反清起义积攒力量。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后，“自治同志会”预备起事，但因为消息走漏，没能呼应起义。辛亥八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自治同志会”加紧联络策划，发动清军、会党、学生、工人、商人等群众起义，在腾越取得云南辛亥革命的首胜，推动整个云南反正进程。腾越起义成功后，以张文光为首的滇西军都督府，兵分三路推动全滇反正，可就在腾永起义军东进过程中，一些“自治同志会”成员不仅掳掠扰民，还加重“腾榆冲突”，对滇西一带的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自治同志会”成分复杂，包括大量游民会党成员;其次是“自治同志会”不仅组织松散，而且不少骨干本身就是会党成员，根本无法对起义队伍和“自治同志会”中的会党进行及时引导和改造，所以在起义进程中，会党游民的野性并没有在革命中得到改变，其盲目破坏性和反秩序性都表现得非常明显，给腾越起义和资产阶级政权滇西军都督府带来负面影响。云南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滇西军都督府被迫解散，原滇西军都督张文光在往大理履新“大理提督”前，特意针对“自治同志会”发出布告，催促此前未交会费之会员，补交会费，以作地方公用，并且要求“凡领照之人，已填者赶将照费及照根如数交归商会(总董张桂庭、副董蔡益斋)君处，未填者亦赶将会照全数缴还”，将入会凭证全部交还，意味着完成“反清”目标的“自治同志会”于无形中消失。(责任编辑:张燕伶)19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235 页。谢本书、荆德新等: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482 页。政协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大理州文史资料，第 3 辑，1985 年编印，第 205 页。政协云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7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65 页。Shanghai ChroniclesIssue 1，2023Contents and AbstractsMing and Qing dynasties，people could learn medical knowledge through mentoring，family inheritance，and self study be-fore practicing medicine A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with a Confucian background entered the medical profession，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were also strengthened Some scholar officials holding cultural rights recor-ded some doctors in local chronicles in their own ways，which not only expressed their own ethical appeals but also showedtheir moral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for docto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own status，doctors were also eager to con-tact local scholar officials and shape their own image through some behaviors in line with Confucian ethics Given the su-perior status of Confucianism，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led to a clear tendency of becomingConfucian in all aspects of medicine，which further led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of doctors and thetechnical nature of medicine being covered by other characteristics in line with Confucian ethicsKeywords:Yongzhou，local chronicles，doctors，become Confuci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Position of Qingpu County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trend of county establishment inSongjiang Prefectur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Xie Chunhui(67)Abstract: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abolishing and restoring Qingpu County in Songjiang Prefec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issues of governance after the restoration showed that county establishment could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due taxes However，this measure was still us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adjusting taxes and corvee For example，the dis-cussion of transforming Jinshan Garrison into a coun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ou County in theearly Qing dynasty both revealed this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counties In the end，this measure turned out to aggravate theissue of uneven taxes and corvee within the same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among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the samelevel，and triggered further taxation and corvee reforms A review of the above discussion and practices of county establish-ment shows that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 of this measure came from the pressure of paying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