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白象：1950年代苏制IS-3和T-10系列重型坦克对北约的威胁分析.doc

红星-白象：1950年代苏制IS-3和T-10系列重型坦克对北约的威胁分析

原作者：Stephen·L·Sewell

关于1950年代冷战的一个永恒的标志是在莫斯科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式。在每年11月份举办的阅兵式上，数以百计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如万钧雷霆般驶过红场。西方情报机构仔细审查着阅兵式上出现的每一件新式武器，而多年来高居关注名单榜首的是IS-3“约瑟夫·斯大林”系列坦克——直到1960年代初才被T-10M坦克所代替。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武器比这些巨兽般的坦克更能作为那个“邪恶帝国”及其对东欧的主宰的化身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美英两国均生产并部署了他们自己的重型坦克以便专门与这些钢铁猛兽战斗。
但是，这些钢铁猛兽真的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具有威胁性吗？开放社会的一大好处便是档案是可以公开的，这使得人们可以接触到与已经被当作事实而接受的真相的另一面。根据今天的解密档案来看，这些钢铁猛兽都是些极端笨重复杂而又令人失望的残次品，装备着过时的火炮和效率低下的火控系统——至多也只是勉强堪用。最糟糕的是，有不下10,000辆这样的重型坦克被苏联人花费巨大的代价而生产制造了出来。这批数目巨大的坦克中只有极少部分得以进入部队服役并发挥作用，绝大多数只能在西伯利亚的武器贮存仓库中通过渐渐生锈而度过一生。
在这片充斥着“社会主义新人”的土地上，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与苏联的一切事物一样，可以概括为一个词：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同样的社会机制险些扼杀了T-34坦克。战后，这一机制仍然存在且与赫鲁晓夫时代的政策不稳定性沆瀣一气，最终导致了苏联军方高层集团内部一些极为恶劣的内耗【1】。但尽管科京（Kotin）设计局推出了重型坦克的设计哲学，莫洛佐夫（Morozov）设计局设计了他们的T-54坦克，卡尔采夫（Kartsev）设计局将T-54坦克升华成为T-55和T-62坦克，同时莫洛佐夫设计局完成了他们的T-64坦克——这在装甲兵器设计思想上的确是一款概念性的突破，并直接导致了T-72和T-80坦克的诞生。

时代背景：苏联对重型坦克的偏爱

在装甲车辆的设计及相关概念领域，1930年代的苏联远远领先于世界，而且在许多领域还领先于德国——比如在筹划坦克装甲车辆在战场上的运用方面。到1930年代末，苏联人确信下列坦克类型是未来所需要的：

● 轻型侦查坦克，最好是水陆两用。
● 轻型快速坦克，能够快速地从突破口向纵深发展。
● 轻-中型“步兵护卫”坦克，安装一门有效的火炮并与步兵协同机动以消灭敌人的抵抗节点。
● 中型坦克，能够对付有一定保护措施的敌方抵抗阵地及部队。
● 超重型坦克，用于在敌人的后方地域实现突破。

为此，苏联人从1929年只有1个坦克设计局一跃成为到1937年拥有4个坦克设计局。然而，实际上只有两个人握有实权：约瑟夫·雅科夫列维奇·科京（Zhosif·Ya·Kotin）掌管着位于列宁格勒市的100、174和185厂，米哈伊尔·伊里奇·科什金（Mikhail·I·Koshkin）掌管着位于哈尔科夫市的183厂。
在科什金加入前，坦克设计都是在列宁格勒市完成的，然后再送交其他的工厂——比如183厂——进行生产。这一机制所产生的典型例子就是时运不济的T-24中型坦克和被严重夸大的T-35超重型坦克。
科京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令人生畏的“旗舰”坦克上——这种坦克能够轻易地碾碎敌人。他的设计局设计了25公吨重的T-28坦克。T-28坦克是一款大块头的3炮塔中型坦克，但装甲较为薄弱。54公吨重的T-35坦克更糟糕——拥有和T-28坦克一样薄弱的装甲防护，但却安装了5个炮塔，配备了11-14名乘员；对苏联人而言幸运的是，只有能装备2个团的T-35坦克（61辆）被生产出来。科京不折不挠，在1937年一手发起了一场他麾下的100工厂和174工厂设计局之间的竞赛。每家工厂设计局要设计一款全新的超重型坦克，安装两门45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火炮和一门76毫米口径的加农炮。1938年，两家设计局均向斯大林展示了他们的设计。在那次不太为人所知的接见中，斯大林嘲笑那些设计是“百货商店坦克，随便一个理由就能架一门炮。”他下令在一款设计样车上去掉一个炮塔，并建议设计师们沿着这个思路再试试看。
两家设计局随后拿出了近乎理想的坦克设计：来自100工厂设计团队的T-100坦克和来自174厂的SMK坦克——该厂以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Sergey·M·Kirov）的名字来命名。这两款设计都是长长的、盒状外观，安装有2个分层前后排列的炮塔——前方位置较低的炮塔安装一门45毫米火炮和一挺机枪；后方位置较高的炮塔安装一门短身管76毫米火炮和一挺机枪。这两款设计最终都停留在了原型车阶段；饶是如此，这两辆原型车均参加了1939-1940年间爆发的苏芬战争。
二战前科京设计的唯一一款进入部队服役的坦克是单炮塔的KV系列重型坦克——这得益于科京的名声及科京的岳父——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Voroshilov）元帅。这是一款更常规的设计，重47公吨，安装3挺7.62毫米机枪和1门76毫米加农炮。事实上，这款坦克是被勒令“驶”下绘图板的，这一点后来通过在苏芬战争末期将原型车派往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 Isthmus）接受测试而被掩盖。
KV坦克的发展型号——KV-1坦克在1940年投入批量生产，几乎与T-34坦克同时。这两种坦克采用了类似的火炮——颇具威力的76毫米主炮能够摧毁那个时代世界上任何一款坦克。但KV-1坦克较为笨重，其采用的是1920年代美国拖拉机上的传动装置，发动机的功率也严重不足。而且尽管KV-1的装甲较厚，但其乘员的观测能力及人体工效学方面的设计很差，这使得该坦克在战斗中几乎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运用。在1940-1942年间，大约有2300辆KV-1系列坦克被生产出来。

上图：图中所示为一辆1941年型的KV-1重型坦克，该坦克采用铸造炮塔和与T-34∕76坦克上安装的F-34火炮类似的主炮。由于机械故障造成的KV-1坦克的损失比敌人造成的还多，而且许多KV-1坦克因为没有时间修理而被迫抛弃。

一俟战争爆发，KV-1坦克很快便被发现是一个“死亡陷阱”。由于担心触怒科京，许多指挥官没有向他汇报这款坦克实际上是何等的糟糕。最终，在许多资深的领导抱怨这款失败的设计后，科京才下令解决这个问题。尼古拉·沙什穆林（Nikolay·Shashmurin），一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重新设计了这款坦克，减掉了5吨的质量，并增加了新的传动系统。尽管还称不上是完美，但现在至少这款坦克是堪用的了。KV坦克的最终生产型被命名为KV-1S重型坦克（“S”代表“Speedy”的首字母，表示“快速”），共生产了约2400辆。还有一小部分是以KV-85坦克的名义生产的，这款坦克是在KV-1S的底盘上加装了IS-85坦克的炮塔。
作为对解决了KV系列坦克的诸多技术难题的奖励，沙什穆林得到了设计KV系列坦克后继型号的权力。他的团队设计了两款新式重型坦克：IS-1和IS-2，IS代指约瑟夫·斯大林（Iosef Stalin）。IS-1坦克（或称IS-85坦克）安装有85毫米口径的D-5T火炮，这款火炮同样装备了T-34坦克。IS-2坦克（或称IS-122坦克）安装了一门炮兵部队使用的122毫米口径A-19火炮的改进型号——D-25T坦克炮。尽管IS-1坦克被认为不及T-34∕85坦克有效，但安装122毫米火炮的IS-2坦克却是一款极具破坏力的武器。到1945年停产时为止，共有107辆IS-1坦克和4392辆IS-2坦克被生产出来并进入战斗部队服役。

进入IS-3时代

尽管IS-2重型坦克已被证明能够对付战场上所面临的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威胁，但古老的俄罗斯谚语“更好是良好的敌人”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一群苏联工程师广泛地研究了坦克在战斗中是如何被摧毁以及为什么被摧毁的问题，并最终得出结论说：绝大多数的“击毁”发生在车体前方60度角的范围内。如果这一区域能够被设计地不被敌人的炮弹穿透，那么无论坦克在战斗中遭遇什么情况，其均有很大的可能生存下来。设计新坦克的工作于1944年夏末被批准，项目代号“基洛维兹-1”（Kirovets-1）。

上图：行驶在柏林高速公路上的一队IS-2重型坦克，时间是1945年的春天。作为IS系列中最成功的型号，在1940年代早期苏联的重型坦克生产线一直在满负荷运转以生产IS-2重型坦克。

1941年，从列宁格勒市迁出的3个坦克设计局被疏散到了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市的拖拉机厂。在那里，它们合并成了车里雅宾斯克市代号为“基洛夫工厂”的第185厂，该厂也被称作“坦克城”。1944年底列宁格勒市解放后，老的原第100厂附属设计局回迁。因此，当科京决定设计一款新型重型坦克时，他引发了一场在老的第100厂设计组（由科京自己和他的首席助手A·S·拉耶夫率领）和185厂的厂属设计局（由N·L·杜霍夫和M·F·Balzhi率领）之间的竞赛。
这两家设计局在设计新车型时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科京的设计团队采用的是一款类似IS-2重型坦克的炮塔，但底盘的设计较为前卫——底盘车首采用3块重型装甲板焊接起来以构成弓形和倾斜的部位。尽管工厂里的工程师们把这种极为厚重的装甲部位自豪地称为“鹰喙”，但它的这种外观却被军方戏称为“梭鱼鼻子”，后来这款坦克还得到了一个“梭鱼”的诨号。这款坦克拥有多个内部编号，包括240工程、240M工程、244工程、245工程和248工程。
杜霍夫的设计团队更倾向于铸造工艺。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在前卫的铸造车体上加装一个更加前卫的铸造炮塔的设计方案，坦克的炮塔看上去就像一个倒扣的煎锅。他们称这种坦克为“胜利”坦克，并给予其“703工程”的工厂内部编号。
这两家设计局均对自己设计的优势满怀信心，因此负责坦克生产的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V·A·Malyshev）接到命令去作最后的裁决。他最终在两个方案之间达成了妥协：新坦克采用列宁格勒方案的车体，但炮塔采用车里雅宾斯克的方案。新坦克被命名为IS-3，但仍保留“703工程”的内部编号。饶是如此，新坦克的总质量不能超过IS-2——46公吨。这意味着需要进行一些重新设计以对新坦克进行减重。
设计人员提出了两个新的解决方案：第一，他们“削去”了车体底部两侧悬挂系统扭力杆悬吊轴承之间区域的直角结构，而改之以倾斜成角的装甲板结构填充。尽管这样使得车重下降，却也导致了车身结构强度的减损——这是所有IS-3系列重型坦克的“阿喀琉斯之踵”。第二，为了达到所需要的装甲防护水平，设计人员将车体上方的一部分装甲板向外“折”了过来，形成一种类似“拱顶石”样的外观以便在翼子板上方为车体提供额外的装甲防护力。为了迷惑敌人，故用1块倾斜的平面钢板将车体顶部与翼子板外缘连接了起来。
首辆703工程样车于1944年10月驶下车里雅宾斯克市的组装线。由于采用了许多IS-2坦克的零部件，因此新坦克在运用这些零部件的子系统上并不需要作很大的改进。在通过了工厂、国家和军队的测试后，新坦克于1945年被下令正式投入生产。
但批量生产过程却遇到了麻烦——新坦克的设计缺陷此时开始渐渐浮出水面。由于车体的“弯折”，车体和行走装置之间的焊接部位容易发生断裂。这种“弯折”还损坏了IS-3坦克的负重轮平衡肘。最终的结果就是，尽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但“废品”坦克的数量也开始急剧增多。饶是如此，苏联人打算给他们的战时盟友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惊喜”。
1945年9月7日，在柏林举行的胜利阅兵式上，苏联红军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第71独立突破重型坦克团装备的52辆第1生产批次的IS-3重型坦克作为阅兵队伍的最后一个方队而行驶在夏洛腾堡大街上。尽管这款坦克还未真正达到“堪用”的状态，但它们对那些观礼席上的观察家们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惊雷般的震撼。另外，将这种坦克派往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也被搁置了，理由同样是因为这种坦克自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1945至1947年间，车里雅宾斯克市的第185“基洛夫”工厂一共生产了2311辆IS-3坦克。尽管IS-3坦克被苏联人吹捧为是世界上最棒的，并出现在每一次检阅上，但事实却是这些坦克在机械性能上是不可靠的。尽管西方分析家对着IS-3坦克的半球形炮塔和似乎很厚实的倾斜装甲抓狂，但事实上IS-3的车组乘员却是在拥挤和昏暗的环境里工作的。由于车体的弯折和焊接部位的裂缝，以及负重轮平衡肘很快便会全部磨损，因此IS-3重型坦克并未达到苏联人哪怕是最低要求的“堪用”标准和“可靠”状态。
结果，苏联人发现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坦克刚驶下车里雅宾斯克的生产线就要立刻用火车运到列宁格勒市的工厂里对它们的缺陷进行修复。到1946年，苏联人甚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解决这款苏联“旗舰坦克”的问题，并阻止西方情报机构发现这款坦克事实上是多么的糟糕。最终，IS-3重型坦克开始了几乎不断的“升级-维修”循环过程。1948至1959年间，每一辆IS-3坦克都接受了3次较大的改装和升级。
第一次较大的升级发生在1948至1952年间，项目代号“UKN-703工程”——全称是“703工程设计缺陷修改项目”。当时IS-3坦克的单价是350,000新卢布（约合549,000美元），苏联人为每辆坦克额外投入了260,000新卢布（约合408,000美元）以改装新式负重轮、炮塔座圈、发动机悬架衬套、主离合器、油泵和无线电设备。这样一来，这些改装的设备将坦克总重提高到了48.5公吨。
第二次较大的改进发生在1953至1955年间，主要集中在解决脆弱又短命的坦克行走装置方面的问题。
最后，在1957年开始了一项对IS-3坦克的全面升级计划，包括对车底和发动机舱的加固、加装新式机枪、新式观测设备和红外大灯，换装了一种可靠性更高的新型V-54发动机（与T-54系列坦克所用的发动机一样，听上去颇有几分讽刺意味）、新型空气滤清器、新型电气设备、更新式的负重轮、新型副油箱、新增一台新式无线电设备。坦克外部加装了新式翼子板和储物箱。这次改装后，IS-3坦克被重新命名为IS-3M重型坦克。
除了用于宣传外，IS-3重型坦克几乎不具备多少军事价值。由于其尴尬的身份，IS-3坦克也极少被提供给苏联的卫星国。波兰对2辆IS-3进行过测试并最终拒绝了这款坦克；后来捷克得到了1辆IS-3重型坦克，在对其进行测试并发现其未能通过后便只将其用作阅兵之用。只有在1960年代，大约100辆IS-3坦克被卖到北朝鲜，另有少量被卖到了中国，还卖给埃及120辆。尽管苏联人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使用了IS-3重型坦克并有少量损失在了暴乱中，但这款坦克唯一一次参加实战是在1967年经埃及人之手实现的。在那次战争中，埃及人的表现是如此之差（还有这款坦克固有的设计缺陷的原因）以致有73辆IS-3在战斗中损失【2】。剩下的坦克被重组成1个团，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期间担任纵深预备队。
1970至1980年代，苏联人悄悄地把绝大多数不再适合在靶场上当作“硬”目标的IS-3坦克改造成了沿中苏边境线分布的火力碉堡。直到今天，一些这样的碉堡仍然在一些筑垒地域中与机枪炮兵单位共同发挥着作用。

IS-4：独立思考的产物

在不让列宁格勒的同行们知晓的情况下，车里雅宾斯克设计局悄悄地开始设计另一款“知识产权”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型重型坦克。他们将其设计预案定位为IS-2重型坦克的性能提升型号，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一种新型重型坦克，代号701-6工程。他们生产了1辆原型车，打了科京和他的设计团队一个措手不及。
新坦克是由L·S·托洛亚诺夫牵头的团队设计的，并借助了工厂经理Isaak·Zal’tsman和主任设计师N·L·Dukhov的聪明才智，但却未让联共（布）委员会代表N·S·帕托利切夫知晓这件事（这些爪牙一旦知晓便会立刻上报科京，而科京是无法容忍一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列宁格勒设计局附属的“卫星工厂”进行属于他们自己的坦克设计的）。【3】
新坦克是在IS-2重型坦克的基础上改进的，但其质量达到了60公吨，比斯大林对重型坦克的车重所作的明确限制还要多出10吨。新坦克体积庞大，内部空间宽敞，但因为要使得小巧的V-11系列发动机（520马力）能够驱动车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涡轮增压使其功率提高到750马力，这就要求更好的冷却系统和较低的档位以确保坦克的可用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当坦克运转时会产生巨大的噪音；部队官兵嘲笑说，这种坦克在远未驶入对目标的有效射击距离之前就能听到它的噪音。
但由于车里雅宾斯克设计局私下设计坦克的事已是既成事实，苏联政府最终正式接受让这款坦克服役并在1947年以“IS-4重型坦克”的代号将其投入生产。然而，事情在幕后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车里雅宾斯克工厂在1945至1946年间生产了250辆IS-4重型坦克，事实上到了1947年IS-4坦克就已经停产了。
IS-4重型坦克从未在苏联的西部国土上服役过，因为对当地的桥梁来说它太重了。因此这些坦克在朝鲜战争期间被送往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以备不时之需。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苏军指导思想的改变，此外还有科京希望另外设计一款属于他自己的新式坦克并投入服役，因此IS-4重型坦克被从现役部队中撤装并安置在永久性的贮存仓库中，直到报废。

T-10:愈弄愈糟的“坏坦克”

到1948年，苏联人在重型坦克方面的境况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有3种不同的型号在服役：IS-2、IS-3和IS-4。除了负重轮和主炮外，这些坦克几乎没有可以通用的零部件，它们的可靠性也不尽相同。IS-2系列重型坦克仍然是被认为堪用的绝对战斗主力，但已经逐渐落后于世界坦克设计的潮流。IS-3系列重型坦克是“车库皇后”，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而孤零零的IS-4系列重型坦克很快便被“贬”往远东，从人们的视线和脑海中消失了。
不知所措的科京从1948年起开始向前摸索以满足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主战装甲车辆管理局（GBTU）——所提出的关于一种新型重型坦克的要求，该局要求新坦克在性能上要优于IS-2，但质量不超过50公吨。科京自己亲自在设计团队挂帅，将为满足上述要求而进行的项目命名为“730工程”。
新坦克被非正式地命名为IS-8重型坦克，是一款对IS-3重型坦克的基本设计“炒冷饭”的作品。约瑟夫·科京笃信如下的公式——“如果X是个好东西，而且X+Y是更好的东西，那么X+Y+Z也应当是更好的东西”。但这一次，X是IS-2的设计，X+Y是多灾多难的IS-3；不用说，X+Y+Z（IS-8）也不会是一款改良的设计。
新坦克采用了IS-3重型坦克悬挂系统的部件，其脆弱的车体和狭窄的炮塔让它与IS-3更相像了。新车体现在采用的是冲压而成的浅V型腹板，更大更重的炮塔，以及更强悍的带增压的发动机。新坦克用12.7毫米口径的DShK型机枪替换了7.62毫米口径的同轴机枪，另外还有一挺DShK型机枪安装在装填手的舱口环上。
新坦克在设计上几乎没有多少超越IS-3的改良之处。车里雅宾斯克工厂厂长Zal’tsman对这一项目缺乏热情，他视该项目为对时间和资源的浪费。科京属贪赃枉法之辈，且对那些不对其表示附和的人会牢记在心并极不友善。对Zal’tsman的观点，他当然不高兴。
很明显，Zal’tsman试图阻止IS-8项目与其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突然逮捕之间有直接的关系。Zal’tsman被从关押他的牢房中提了出来并被送往莫斯科接受审讯。Zal’tsman没有坐牢或接受酷刑的折磨，但却被调离车里雅宾斯克并被派往一家制造坦克履带的小工厂任职。Zal’tsman离职后，科京的一名亲信便牢牢掌控了位于车里雅宾斯克市的坦克厂。很快，IS-8项目便得以继续进行。
在1952年以“IS-10”的编号投入批量生产前，IS-8重型坦克的设计经历了2次大规模的修改。但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份逝世后，这款坦克的设计代号在毫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被改成了T-10，并于1953年11月28日被下令投入批量生产。
到1953年时，在苏联国防部里已经没有很强的支持重型坦克的声音了。那一时期的苏联国防部，当家人N·A·布尔加宁与其说是一位会打仗的领导，倒不如说是一位政客。很明显，他看出来在这款新型坦克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无独有偶，步兵出身的时任苏军总参谋长V·D·索科洛夫斯基对重型坦克和中型坦克之间的区别并不感冒。T-10重型坦克的问题比它的前辈——IS-3重型坦克更多，而且基于“如果设计人员解决了IS-3重型坦克存在的问题，那么T-10重型坦克就能够在不存在相同问题的情况下投入生产”的希望，T-10重型坦克是在以极低的速率生产着。
1950年代中期，一场为苏联坦克加装稳定装置以便让其能够在行进间战斗的活动开始了。军事理论家们现在正在关注着从西方兴起的一些理念，并表示不得不停车射击的坦克很快便会被摧毁。结果，所有T-54系列坦克（由莫洛佐夫设计）和T-10重型坦克均加装了稳定装置。
最初于1955年在上述坦克上加装的稳定装置为SPT-1型（绰号“地平线”，加装在T-54A坦克上）和PUOT-1型（绰号“飓风”，加装在T-10A坦克上）。这两种稳定装置在保证坦克火炮在垂直方向上保持稳定方面表现优异。但尽管这两款稳定装置让短停射击更加容易（炮长再也不必等到火炮停止摆动后再准备射击目标），但它们仍然不具备在运动中与目标交战的能力。
因此，T-54A坦克和T-10A坦克在1956和1957年间只进行了小批量生产，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这两款坦克的后继型号上。T-54B坦克安装了STP-2“旋风”稳定装置，而T-10B坦克安装了PUOT-2“雷霆”稳定装置。
那一时期的绝大多数苏制坦克采用与主炮“硬性”铰接耦合的光学火炮瞄准镜（TSh）。T-54B坦克只需要保持火炮稳定即可，因为其上安装的TSh-2-22火炮瞄准镜是直接与火炮联动的，当炮长觉得呈现在他视野中的目标图像足够稳定时便可以开火了。
T-10重型坦克采用的是与主炮联动的TP-2-27型周视瞄准镜，而非一般的光学瞄准镜。这就要求主炮和瞄准镜均保持稳定以协调工作。就1950年代苏联的技术水准来讲，这就必然会增加坦克的质量、功率和复杂性。尽管T-54B坦克的炮长只需要完成瞄准-射击就行了——命中率估计为60%，但不幸的T-10B坦克的炮长不得不将他的T2S-2-29型瞄准镜套在目标上并保持按下扳机的姿势，直到主炮开火。这就要求稳定装置应使瞄准镜和主炮的运动协调，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主炮应当能够在开火前的数秒内“悬停”在半空中。这在当时并不是坦克兵的标准训练任务之一，因此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坦克炮长不会使用这一笨重而且昂贵的稳定系统。【4】
现在，需要对T-10坦克作出改进以便保住其竞争力。1957年，T-10重型坦克被改进成了T-10M型重型坦克。但再一次地，列宁格勒设计局和车里雅宾斯克设计局在如何解决坦克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列宁格勒设计局的方案是“272工程”，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车里雅宾斯克设计局的方案——“734工程”。导致IS-3重型坦克困局出现的僵持现象又一次出现了。尽管如此，由于马雷舍夫（Malyshev）已经在1957年去世，这次比赛对科京来说变得更容易了。经过5年的争论后，272工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方案难以区分彼此，但却有相当一部分内部控制系统和零部件的位置是无法兼容的。总的来讲，列宁格勒设计局的方案比车里雅宾斯克设计局的方案要重1.5公吨，而且采用了不同型号的发动机（列宁格勒方案为V-12-6B型，而车里雅宾斯克方案为V-12-6型）和防空指挥塔。
这两个方案均采用了新式主炮——M-62T2型坦克炮，该炮从本质上来讲是D-25T型坦克炮的改进型号。该炮采用了小型化的辅助输弹装置以减轻装填炮弹的负担，还采用了炮膛抽烟装置和炮口制退器（制退器的外观类似同一时期的苏制122毫米口径D-30型榴弹炮上安装的制退器）。由于T-10M重型坦克采用与T-64系列坦克的115毫米口径D-68坦克炮和T-72系列坦克的125毫米口径D-81坦克炮所采用的类似的可燃药筒，因此苏联人甚至在1967年专门为生产T-10M重型坦克的主炮弹药而建立了一条全新的生产线。生产的弹种包括1种高爆破片弹（HE-FRAG）、1种曳光穿甲弹（AP-T）、1种脱壳穿甲弹（APDS）和2种破甲弹（HEAT）。T-10M重型坦克还用14.5毫米口径的KPVT重机枪替换了之前的DShK机枪以提升它们对付轻装甲目标的能力；同样的，新型同轴机枪的采用进一步增加了重量，并挤占了更多的炮塔内部空间。

上图：一辆T-10M重型坦克，被保存在一处苏军基地的门口处，犹如“卫兵”一般。照片由Steve Zaloga提供。

事关重型坦克未来的最大的一面红旗在1960年被竖立了起来。在当年的2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公布了第141-5号决议，该决议为需要加速完成和生产的工程项目划分了先后顺序。尽管像T-64中型坦克这样的项目赫然在列，但没有任何一个重型坦克项目被提到或涉及。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从1953年起T-10坦克便已经投入生产了，但到现在为止只有寥寥数百辆坦克被实际生产制造出来。
1960年7月，赫鲁晓夫出席了一个成就展，成就展上的展品是当时三大设计局的主心骨——科京、卡尔采夫和莫洛佐夫的作品。科京展示了T-10M重型坦克，卡尔采夫展示了166工程（即后来的T-62坦克）、167工程和可发射导弹的150工程（即后来的IT-1坦克歼击车）的原型车；莫洛佐夫展示的是432工程的生产型原型车——T-64坦克。尽管赫鲁晓夫欣赏后者的概念，但他还是告诉设计师们停止制造坦克而设计导弹。如果坦克需要继续保留的话，那它们就必须要能够发射导弹，并采用位于坦克内部扁扁的滚筒状弹仓以储存弹药。卡尔采夫争辩说这是个愚蠢的想法，而且苏联更有可能需要安装火炮而不是导弹的坦克。尽管他和赫鲁晓夫吵了一架，但很明显赫鲁晓夫听取了他的意见。但在看完已经过时的T-10坦克后，赫鲁晓夫坚定地表示：我们不需要重型坦克。科京被告知停止在T-10M重型坦克上的一切研发工作并停止生产。
科京，这位曾经备受宠幸的官宦亲信，这次很明显地感觉到部长会议的决议和赫鲁晓夫的指示都没有迎合他的口味。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型导弹坦克计划，比如“282工程”——可视为T-10M重型坦克的“导弹化版本”。赫鲁晓夫在1962年灾难性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大为受窘，于是便妄图取消坦克而以导弹来代替。科京试图“绕过”赫鲁晓夫的“重型坦克禁令”的绵薄努力最终未被很好地接受：暴怒的赫鲁晓夫给了科京一记严厉的警告，告诉他要么另辟蹊径造导弹；要么就作好从他的办公室滚蛋的准备。
但到了1964年，赫鲁晓夫从权力的巅峰跌落，科京拉了三名苏军高级将领——他们都曾是同一条战线上的老战友——作自己的同盟：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R·Ya·Malinovskiy，国防部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元帅（V·I·Chuykov，陆军总司令）和波卢博亚罗夫元帅（Poluboyarov，坦克部队司令）。这三个人都是重型坦克的狂热爱好者，因此在1964到1966年间，大批T-10重型坦克驶下了生产线（数量占T-10坦克的总产量——8000辆的绝大部分）。但就在1966年，扎哈罗夫元帅（M·V·Zakharov）担任苏军总参谋长。扎氏的军旅生涯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炮兵开始的，他下令停止T-10重型坦克的生产。
确实，T-10重型坦克在重型坦克团和独立坦克团中服役了些时日。由于速度慢、行程短，因此它并不受那些喜欢打机动战的指挥官的欢迎。1970年代末，这些坦克被送往贮存仓库，并最终于1993年被从现役部队中撤装并报废。尽管相当数量的IS-3重型坦克仍然作为固定防御要塞而伫立在边境的筑垒地域，但几乎所有的T-10重型坦克都销声匿迹了。

重型坦克的编制与战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的重型坦克被编入重型坦克突破团，每团下辖21-22辆坦克。这些团视具体情况需要而被分派给特定的单位和部队。1946至1957年间，这些团的编制几乎维持原样，只是各单位的实力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尽管如此，重型坦克要求特殊的训练，因此在1956年，苏军唯一的重型坦克训练团（TTP）——第23坦克训练团被重新编组并扩大了编制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对重型坦克乘员的需求。
从1947年到1957年，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被联合编组为重型机动团，这些重型机动团被指派给一线的坦克师和机械化师。每个重型机动团含有至少20辆重型坦克和20辆ISU-152自行火炮。直到机械化师被重新编组为摩托化步兵师，以及坦克师被改组成了全部装备同一种型号坦克的师级单位，这些重型机动团才被撤销。
1957年，在国防部长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Georgiy·K·Zhukov）元帅的命令下，苏军重新将上述单位编组成了新式重型坦克团，还创立了特种重型坦克师，每师下辖2个重型坦克团和1个中型坦克团。这是苏联军方在赫鲁晓夫裁军——将苏联武装力量总数由481万人砍到了362万人——所引发的恐慌下所做出的反应，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住重型作战力量。
新式重型坦克团采用与战后中型坦克团相同的编制——下辖3个坦克营，每营31辆坦克，外加1至2辆指挥坦克。苏军总共组建了6个重型坦克师：驻德苏军2个，白俄罗斯军区2个，基辅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各1个。每个师总共有186辆重型坦克，在所有这些特种师中共装备有约1000辆IS-3和T-10系列重型坦克。
这些重型坦克师和重型坦克团的想定任务是“突破”。但到了1965年，重型坦克被认为其使用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绝大多数重型坦克师在1965年被转入预备役；到了1967年这些重型坦克的任务更是被改成了“反坦克战斗”，这一任务因它们缺乏准备而难以妥善执行。绝大多数仍留在西部国土的坦克被重新编入独立重型坦克团，每团约148至150辆坦克，这些坦克团按照每个集团军分一个的比例分配。1970年代，这些坦克被号称是“主战坦克”的T-64坦克取代，而且此时在前方地域部署的也只有主战坦克了。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T-10重型坦克团参与实战是在1968年。作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力的一部分，可以在布拉格和其他一些捷克大城市的照片里看到作为路障使用的T-10M重型坦克。

“次要细节”

谁是杀害T-10坦克——这款曾经是最让人畏惧的苏联坦克的凶手？
T-10坦克自身就是它最凶残的敌人，一如它只受到很窄的一群（但却具有影响力）苏维埃官僚的喜爱。指挥官们喜欢可靠性高而又机动灵活的T-54和T-55坦克，而且他们发现笨重的T-10重型坦克是一个累赘，在1950和1960年代的苏军闪击战设想中更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术，以及德国陆军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共同迫使苏联人采用2种主要型号的作战坦克：一种中型坦克，能够高速机动并支援步兵；一种重型坦克，能够经受住敌人的火力同时压制住敌人的防御，并敲掉敌人的火炮和坦克。尽管T-34和T-34∕85坦克以令人瞠目的成功达到了第一点要求，但KV-1并没有以一种重型坦克的身份达到第二点要求。得以让重型坦克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理由是IS-2重型坦克的引入。
二战后，那些凭借以IS-2重型坦克为“矛头”的坦克部队而打了胜仗的军官们想要确保他们将继续拥有同样的能力。为了确保这样的能力，他们甚至愿意容忍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零部件、弹药、乘员的训练，等等。无他，只因为IS-2重型坦克是一款闻名遐迩的出色产品：它可靠、有效，当运用得当时，它能够突破任何一种敌人的防御或军队。
在早期，绝大多数指挥官意识到了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的IS-3重型坦克实际上却比IS-2重型坦克更差劲，他们一点儿也不想要IS-3。他们仍然记得1941年时的情形：对指挥官来说，开不出大门的坦克一点儿用也没有，不论它们在纸面上的优势有多么地伟大。
科京并未置身于技术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这一现实之中，他仍然觉得他能够把重型坦克“卖”给部队的指挥官们，即使因此抢走莫洛佐夫中型坦克设计局的荣誉也在所不惜。但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发生的技术变革粉碎了他的梦想——因为破甲弹药和反坦克导弹的发展使得坦克采用更厚更重的均质钢装甲的梦想破灭了。到1960年代末，一辆装备了破甲弹药或AT-3反坦克导弹的T-54B中型坦克能够打掉任何一辆亦能被T-10重型坦克打掉的坦克。这样一来，继续保留重型坦克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了。
T-10重型坦克的行程同样显得不足。尽管T-54中型坦克有超过400千米的行程，而且改进后的T-55中型坦克在外挂400升容积的附加燃油箱的情况下行程可达到500至700千米，而T-10重型坦克即使是在高速公路上的行程也只有寥寥的180至280千米。这一数据与早期的M48和“百人队长”坦克相比是很不错的，因为后两种坦克即使是在车内加满油的情况下其行程也只有区区160千米；但是等到T-10重型坦克正式部署的年代，它的竞争对手换成了M60和“酋长”式主战坦克，后两者均采用柴油发动机，拥有约500千米的巨大行程。
俄罗斯分析人员最近所作的一项观察意在指出T-10重型坦克改造与现代化升级项目的巨大花费，而且T-10重型坦克一定是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话题。客观地说，给予一款过时的坦克“星级”待遇并从有限的资源中挤出东西来对其进行升级是会让总参谋部的筹划人员们头疼不已的。至于为T-10坦克专门开发高技术弹药，这很明显是在往T-10重型坦克的脸上镀金。T-10重型坦克前前后后总共耗费了大约100万新卢布——再加上它们年度维修保养、中期改造、大修和下命令坚持对其升级的费用，这8000多辆T-10重型坦克的总开销已经超过了80亿卢布，再加上在它们超过40年的服役期内的维修费用——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即便考虑到冷战期间苏联人为地把卢布和美元的汇率固定在1.57:1，以及以这些卢布为基础而提出的做梦一般的苏联国家预算的因素，一笔超过250亿美元的浪费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系来讲都是巨大的伤害。
下面这些改进是上述改造和升级项目进行期间所包含的一部分：
● 原先每5辆T-10重型坦克中只有1辆安装了防空用（AA）的高射机枪，现在要把这一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坦克（1959年进行）；
● 将操纵不灵便且困难的8档变速箱换成了新型而且结构更简单的6档变速箱（1960年进行）；
● 为坦克加装了用于水下潜渡的深水涉水装备（OPVT），这样一来T-10重型坦克就可以表现出与中型坦克一样的机动性（1963年进行）；
● 为坦克提供了全套的新式弹药，弹药采用可燃药筒（1967年进行）。

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进行的对大威力滑膛炮和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药（APFSDS）的研发同样也证明了，在战场上重型坦克再也不具备主宰远距离交战的能力了。T-10重型坦克装备的穿甲弹（AP）能够在2000米的距离上击穿5英寸（127毫米）厚的均质轧制钢装甲（RHA），而新式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APFSDS）在同样远的距离上能够轻松击穿厚度2倍于上述数值的均质钢板。即使其装甲厚度达到了250毫米，在面对美国和北约中型坦克装备的105毫米口径L7系列坦克炮时，T-10重型坦克也发现它十分地脆弱，同时又不能在同样的作战距离上对北约坦克发起反击并打掉它们——这令T-10坦克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俄罗斯作者声称，T-10M重型坦克装备的M-62T2S火炮在发射大威力的脱壳穿甲弹（APDS）的情况下最终是能够摧毁任何一种北约所装备的坦克的。即便是这种穿甲弹的穿甲威力有这么高，考虑到T-10坦克较慢的装填速度、设计极差的人机工效学和简陋的火控装置，这一切都使得以上的臆测变得不可能实现。
在T-10 重型坦克的棺材板上钉上的最大的一颗钉子同样是来自亚历山大·莫洛佐夫（Aleksandr Morozov）。196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一款革命性的概念坦克——装备115毫米口径坦克炮，自动装弹机装填弹药，3人乘员组，战斗全重只有36公吨。尽管马利诺夫斯基、崔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