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水利志》综述(2000年版).doc

《湖北水利志》综述（2000年版）
湖北省三面环山，中南部平原洼地，是便于人类活动与经济发展的集中区域。长江自西向东，劈开莽莽巫山后，穿行于平原洼地南部，流向东海；汉江穿过秦岭与武当山之间的峡谷后，从西北向东南，闯进这块平原洼地，汇流入长江。这两条大江给这块肥沃的土地既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又带来频繁、严重的洪涝灾害。千百年来，在这块平原洼地上生存、繁衍和发展的人们，不断地努力奋斗，力求用其水利，避其水害，治水历史悠久，成效也不断得到巩固、扩大。这些都是与水利在湖北省的地位重要和历代政府均较重视水利紧密相关的。从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来说，不治水，就没有湖北今日的面貌；不除水害、不兴水利，湖北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民经济现代化就要受到影响，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和防洪抗灾也得不到保障。由此可以说，湖北省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与治水紧密相关的发展史。
频繁严重的水旱灾害源于独特的环境条件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谓“湖北”。又因清代湖北省会武昌是隋唐以后鄂州的治所，故也简称“鄂”。
千百年来，湖北省境内水、旱灾害频繁、严重，特别是利于人类活动、经济发展的中南部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洪涝灾害经常发生，其间也常有干旱。据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统计，从公元前3世纪至1949年的2200年间，湖北境内发生范围在州、府或5县以上的洪、涝或干旱灾害，共计有551次，平均约每4年1次。其中洪、涝灾337次，旱灾214次。而洪、涝、旱灾发生的频次越到近代越频繁，灾害损失越严重。如秦至隋唐的1125年间，发生水、旱灾害127次，平均每8.9年发生1次；而清代的268年间，发生水、旱灾害154次，即平均1.73年1次；中华民国的38年间，遭遇水、旱灾害33次，平均1.12年一次。史料还显示，连续多年发生的水、旱灾害，屡见不鲜。如1865～1871年，连续7年发生洪涝灾害，其中尤以1870年（清同治九年）的大洪水危害最严重。据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曾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先后有“长办”、“长委”、“长江委”四种简称。全书通用。）所作历史洪水调查推算，1870年长江宜昌站洪峰流量达10.5万立方米每秒，为历史洪水最大；该年宜昌市沿江街道被淹，荆江沿岸堤防多处溃决，江汉平原一片汪洋，并于松滋老城冲出一条流向洞庭湖区的大河（后定名松滋河）。史料中连续多年干旱的记载，也多次发现，其中1323～1331年，连续9年在湖北省境内不同地区不断发生干旱，为历史所罕见。
1949～1995年的46年间，湖北全省也发生重大洪涝灾害8次（1949年、1954年、1964年、1969年、1980年、1983年、1991年、1995年），平均不到6年1次；发生重大旱灾8次（1952年、1959年、1966年、1972年、1978年、1981年、1988年、1995年），也是平均不到6年1次。
湖北地区水、旱灾害如此频繁、严重的主要原因：
（1）首先是长江上游产生的过境客水量巨大，洪汛期长，而境内河槽泄量有限，每遇较大降雨，极易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
湖北省自然面积18.59万平方公里，绝大部分属于长江流域，仅有北部随州、广水的桐柏山区有1163平方公里（占全省自然面积的0.6％）属淮河流域。长江干流全长6300多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在湖北省境上游的长江干流就有近4500公里，流域面积（含洞庭湖水系和汉江上游陕西、河南的部分）达136万平方公里；而且这些区域多是我国暴雨集中区，多年平均每年降在这一区域的雨雪等产生的水量，占到长江流域总水量的80％以上，其入海部分都要流经湖北。以大水年1954年为例，该年流经武汉关江段的长江及其支流汉江的年径流总量为9683亿立方米，其中属湖北省境上游四川、湖南、陕西、河南等11个省、区的“外省客水”量就达8673.6亿立方米，占该江段该年通过总水量的89.57％。丰富的客水资源，有利于灌溉、供水、航运、发电和其他综合开发利用；但是，由于巨量洪水往往超过河道安全泄量，每年汛期又给沿江地区带来“洪水压顶”的严重威胁和繁重的抗洪负担。特别是长江流域雨季从4月至10月，长达7个月，其降水量可占年降水量的85％左右，并且集中于夏季。每到夏季，长江洪水水量大、水位高、持续时间长，因而湖北省经常出现省境内没降多大的雨，而沿江仍面临着要防大汛的局面，使沿江人民防汛抗洪任务十分繁重；如果遇上省境下游的江西鄱阳湖水系洪水与长江中、上游洪水同步或雨区自下游向上游依次移动，使长江干流洪峰与该水系高水位相遭遇，就会使黄石直至武汉江段江水下泄受阻，洪峰水位抬高，高水位时间延长。同时，由于江水挟带的泥沙逐日落淤，天长日久，河床慢慢抬升，迫使两岸堤防逐年加高，境内每年汛期的洪峰水位都要高出堤内地面几米至十几米。大汛期，如有任何一段堤防溃决，都会造成范围不等的毁灭性灾害，若在荆江北岸上段荆江大堤倒口，还可能使长江改道，危及武汉，影响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故此，湖北人民素称防汛为“天大的事”，历来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2）其次是降水量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暴雨集中时洪、涝夹击，稍长时间无雨，干旱又接踵而至。
湖北位于北纬29°05′～33°20′，东经108°21′～116°07′，受太平洋、印度洋季风影响显著，冬干夏雨，冬冷夏热，雨热同季，属典型亚热带季风区。每年因季风的强弱与进退时间的不同，导致降水量变化极大。归纳起来，有几个严重不均：一是降水在地域上分布不均。鄂西北多年平均雨量为800毫米，鄂东南、鄂西南达到1400～1800毫米，局部可达2000毫米。二是降水在年际间分布不均。同一地方，同一季节不同年份的年雨量可相差四五倍。如实测雨量时间较长的武汉市汉口站，1889年雨量2107毫米，1902年只有576.4毫米；每年6月是降雨较多月份，但1887年6月汉口站月雨量是822.6毫米，1902年的6月就只有5.2毫米。三是降水在年内季节间分布不均。一年之中，雨量大多集中在夏、秋两季汛期，如汉口站，4～8月雨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2／3，其中5～7月又占全年雨量的45％。这样，遇到降雨集中，暴雨多，强度大，就要发生洪汛和涝灾。如果较长时间无雨或少雨，干旱就接踵发生。以1935年为例，该年全省绝大部分地区洪涝成灾，就是由于特别集中的暴雨造成的。暴雨中心的五峰县，这一年该县全年降雨2577.9毫米，其中7月上半月集中降雨1360.4毫米，最大日降水量为7月3日的422.9毫米，3天降水量为1076.l毫米，7天降水量为1318毫米。这场暴雨过后不久，湖北不少地方又发生大旱。这一年是湖北洪、旱灾害交加的典型年份。
（3）再次是湖北的地势地貌特点、社会经济布局，集中凸现了水、旱灾害的危害。
湖北地势总体上是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约成一个形似马蹄的不完整的盆地。其中西部山地为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一般海拔千米以上，最高点神农顶3105米，为华中第一高峰；北部有大洪山、桐柏山，东北部是大别山，东南部为幕阜山、九官山，一般海拔500米以上，高峰在1500米左右。长江从四川巫山入境，自西向东，沿湖北中、南部，过阳新、黄梅后进入江西、安徽，在湖北境内流程1046公里；汉江从陕西白河县入境，自西向东，纳丹江后折向东南，于武汉汇入长江，在省境内流程864公里。在长江、汉江交汇前的三角区域，形成一个3万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称之为“江汉平原”。据匡算，全省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区面积占全省总自然面积的56％，50米以下的平原湖区面积占20％，山区与平原之间为丘陵岗地，面积占垒省总自然面积的24％。4300余条长度在5公里以上的中小河流，一般都从山区发源，从南、北、东、西向长江、汉江和中南部的平原湖区汇流；史称湖北为“千湖之省”，就因省境内中南部低平，四周中小河流汇注于此，壅塞成千百个积水洼地，形成“水袋子”之故。
正是这极易遭受洪、涝以及干旱之灾的平原湖区及丘陵区，由于取水较易、交通方便以及其他有利条件，历来成为湖北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省会武汉，位于长江、汉江交汇之处，黄石、荆州、宜昌、襄樊、鄂州等重要工业城市，和武钢、江汉油田等大型厂矿，都分布于两江畔胖；全省2／3以上的人口都在这一地区生产活动，70％的粮食、80％的棉花都生产于这一区域；京广、汉丹、武南铁路和宜黄高等级公路等交通干线，都从这一区域通过。一旦遭灾，损失就十分惨重。因而，在湖北，抗洪减灾就成为人民生存、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历代：治水活动不断，但抗灾能力较低
人类社会离不开水，但水过多又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湖北由于水旱灾害频繁且严重，人们为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水的问题。治鄂必先治水。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古代.人们总是先找那些取水方便又不易受水淹的河谷岗地定居繁衍，然后再向河网湖区和丘陵山区发展。湖北古代的交通，除靠长江、汉水等水路外，陆路主要是从北部唐白河河谷岗地通向北方淮河与黄河流域。因此，湖北古代治水活动多出现在人口比较密集襄樊、随州、荆门、荆州一线。
湖北具有原始意义的一些水利工程，如传说中的随州厉山神农九井，楚庄王时期孙叔敖开凿楚运河、倡导筑堤屯垦及引沮漳水灌田等，史籍多有记载。这些早期的水利工程，已包括了防洪、航运、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等门类。
战国末年，由秦将白起为军事进攻而开凿的湖北最早的大型引水工程，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作用久远。战事过后经当地劳动人民加以改造、扩建和不断维修，发展成为我国早期的灌溉系统工程——百里长渠。此渠与后汉王宠开凿的木里沟，亦即木渠，组成了湖北省古代著名的灌溉渠系——长渠与木渠，并对三国时期著名的柤中灌区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作用。它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由于荆州、襄阳政治经济地位极为重要，沿长江和汉江的堤防逐步建立，筑堤技术也不断得到发展。著名的襄阳老龙石堤由东汉襄阳太守胡烈在原有土堤基础上加筑而成。荆州的金堤（今荆江大堤的前身）则由荆州剌史桓温令陈遵修筑于东晋永和年间。
从春秋战国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襄樊至荆州一线，敌对双方常用水作为军事攻防手段，曾先后发生过秦将白起利用夷水攻鄢，吴将夫概引漳水灌江陵及南北朝时期吴明彻、章昭达先后引江水灌江陵等。三国时江陵都督张咸筑大堰遏沮漳水放入江陵城北洼地，首开荆州三海的“北海”。南宋时则有更大发展，最后终于元初，前后近千年，是一项著名的大型军事水工，不仅在军事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江陵附近的水系变迁和生态环境都带来很大影响。
到了唐代，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少地区农田水利事业得到了较普遍的发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荆南节度使梁崇义重修长渠渠首工程武安堰；李皋塞江陵北支堤缺口。改“北海”洼地为膏壤；今阳新境内修建的长乐堰；山南节度使王起主持广修滨江塘堰，制定用水规则；天门县开凿石堰渠；崇阳县建造华陂堰等，都为后代史家所称道。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由于北方战乱不断，大批逃避兵荒的难民流入湖北，在沿江滨湖开垦安居，推动了湖北水利的发展。这期间修筑的较重大的水利工程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开始开凿襄汉漕渠未成，10年后继续开凿荆襄、襄汉漕渠，成效亦不明显。北宋时为沟通汉江与淮河流域之间的水上通道所作的努力，给后人以深刻印记。当时还先后多次重修和扩建长渠和木渠，不仅使这两条古老的灌溉渠系效益有很大发展，而且在建造技术、集资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比前期有较大的进步。南宋孟珙主持开凿的枣阳灌区，由跨越两条水系的大堰、一条长83丈的大渡槽以及众多的蓄水塘堰和一系列引水渠道所组成，其规模之大，为我国古代水利发展史所罕见。孟珙正是利用这些水利设施，开展声势浩大的军事屯田活动：“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受到朝廷的奖谕。
这一时期，由于垸田的发展，加上沿江两岸大规模军事屯田的影响，荆江两岸原有的一系列天然穴口相继遭堵塞。元大德七年（1303年），公安县竹林港、石首县陈瓮港决溢后，荆江向南分流的通道扩展，北岸“九穴十三口”湮塞大半，荆江洪水消泄与洞庭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因而引起了元明清各代的荆江与洞庭湖关系的复杂化，穴口开塞之争频繁。
明代，因江汉平原人口急剧增加，垸田发展之势不可阻挡。垸田的大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农业经济的繁荣，使两湖经济地位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对水利的兴修提出新的要求。在此期间，湖北曾多次普遍开展大修江汉堤防和圩岸的活动，堤防工程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荆州知府赵贤主持大修荆州6县江堤，不仅十分讲究堤防质量，而且设立“堤甲法”，形成管理防护制度，规定每千丈设一“堤老”，五百丈设一“堤长”，每百丈设一“堤甲”和十名“堤夫”，这些专官专人的职责是“夏秋防守，冬春修补，岁以为常”。同时，垸田的增多，也引起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不仅调节洪水的天然湖泊面积减少，水灾增多，而且水利纷争也日趋频繁。“人与水争地，水必与人为殃”，江汉平原水灾频率和灾情程度大大增加。
清代，湖北长江、汉江沿线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更为稠密，对防洪保安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荆江大堤（当时称万城堤）十分重视，对修防责任、要求十分严格。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长江发生一次大洪水，农历6月20日晚，万城堤溃决20余处，荆州城被淹二月，水深丈余，“官舍仓库皆没，兵民淹毙无算”，酿成浩劫。当时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代皇帝乾隆，于七月连发诏书13件，其中有3天，每天发2件；并派大学士阿桂和德成赴荆州调查处理，在前后长达1年半的查处过程中，乾隆为此事共发诏书24件，“御批”处分了上至总督、下至县丞的大小官员以及地方豪绅20余人；将10年内承修堤工的官员一律详查严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万城堤李家埠溃决，荆州全城被淹，清朝庭当即拨10.8万两帑银进行堵口和加固堤防，湖广总督裕泰被劾奏渎职罪，罚俸半年。因此，在清代荆州万城、武昌沿江堤、襄樊老龙堤等都多次重修。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舒惠和张之洞对堤防建设的贡献。光绪年间，荆州知府舒惠亲自筹划和组织领导了对万城堤沙市段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大汛期，他还督同文武官员亲往堤管所办公和巡护，从而使大堤的岁修和防护井然有序。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任期间，不仅主持大修了武泰堤、武青堤、武泰闸、武丰闸等省会附近的沿江大堤，还于道光三十年（1904年）督修了汉口后湖长堤30公里，使这一带沼泽之地渐成农田或市区；为纪念他，后人称后湖长堤为“张公堤”。因此，在清代沿长江、汉江两岸堤防继续发展，并逐步连成一体。到道光时期，长江自荆州以下两岸江堤已达近30万丈（约合1000公里），汉江自襄阳以下两岸堤防近17万丈（约合560余公里）。合计江汉堤防总长己达1500余公里。因为堤防关系国赋民生，地位日益重要，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议准湖北滨江一带各府、州、县分别设置专管堤防的官员，其任务是“每逢夏秋汛涨，各于所属地方董率堤老圩甲搭盖棚房，备置桩篓、柴草、芦苇、锹筐等项器物堆贮棚所，昼夜巡逻，看守防护，春冬兴工修筑”。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由于堤线的延长，防护任务的加重，每年防汛岁修需费甚巨，官府款项有限，不得不积费于民，开始推行收费修堤，形成官征官修、官征民修、民征民修等多种修堤体制。
中华民国时期，湖北水利继续以巩固堤防为主。民国3年成立湖北水利局，但在民国15年（1926年）前因军阎混战，经费不足，水利事业井无大的发展，仅民国10年，襄河在王家营溃决，堵口为一大工程。民国15年秋，“国民革命军底定武汉，重组湖北水利局”，并以湖北的特税、厘金及有堤防的36县田赋，各照正税附加堤工捐，每年合计约可收银二三百万元，专款存储，作为修堤经费，使堤防岁修、防汛得以正常进行。民国21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湖北江汉堤防收归中央直接管辖，于经济委员会下设江汉工程局于武汉，接收了湖北堤工事务，堤防修管有所加强。从民国15年直到民国27年（公元1938年）武汉沦陷之前，湖北堤防有两次大的施工，一次是1931年大水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在长江和淮河流域水灾区设立18个工赈局，其中湖北设5个工赈局，实行以工代赈，对江汉堤防进行一次大的培修，使堤顶高度与1931年洪水位齐平。建国前湖北长江干堤上的武昌金水闸，由美国人设计、英国制造闸门并远渡重洋运来中国安装，就是用这次赈款建成的。另一次是1935年大水后，汉江干堤钟祥堵口及遥堤之修筑，动员军工民工10万以上，是继王家营堵口堤工后汉江上又一大工程。1938年武汉沦陷后，江汉工程局迁到重庆，省政府西迁恩施。为增加粮食生产，支持长期抗战需要，民国政府开始在后方提倡兴办农田水利，要求每县完成一个水利工程。1943年在建设厅内成立水利工程处，办理农田水利贷款，先后在鄂西、鄂北等未沦陷地区兴修受益数百亩至数千亩的灌溉工程，如恩施胜利渠、成丰成惠渠、建始广润渠、利川南坪水道、郧县滔惠渠、均县六里渠等10多处，受益农田不足2万亩。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虽将水利列为施政中心之核心，当时的水利界人土也拟定出《湖北各湖河坝防善后计划》、《湖北三十五年度水利事业推进计划纲要》以及水利建设5年计划等，终因战事频繁、财源紧张，工程计划者多，完工受益者少。当时湖北动工兴建的郧县茅柳水库因工程量大，工款不济，开工后不久即下马；随之坝高35.2米、蓄水68万立方米的竹山县桥儿沟水库，也中途停工，建国后才予续建完成。古老的宜城百里长渠在民国时期亦曾两度发起修复，其中一次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发起，也因抗日战争影响和经济困难而未最后完成。
综观到民国时期为止的2000多年的湖北水利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尽管历代有志之士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求生存谋发展，在水利事业上付出了巨大而辛勤的劳动，但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和落后的政治、经济，加之战乱不断，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成的水利工程除堤防较成系统外，一般工程规模都很小，抗灾减灾作用有限，丰富的水资源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到1949年，全省除拥有1万余公里的干支民堤外，无一处蓄水百万立方米的水库，无一处水力发电站，也无一处电力排灌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就只有100多万口小塘小堰和沿江地区少数中小型涵闸。当时全省农田灌溉面积仅1000余万亩，连续抗旱能力多在20天左右，2695万亩水田、300万亩旱地，绝大部分为“望天收”。堤防的抗洪标准也只有几年一遇，稍遇大洪水就要遭受洪涝灾害。1931年长江大洪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因洪水淹没耕地2023万亩，武汉三镇的汉口淹没近3个月，繁华的中山大道行船；1935年汉江左岸钟祥狮子口决堤，汉江中下游受灾农田1230万亩，受灾人口595万人，淹死9.6万人；随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又遭受严重干旱。“十年九淹，三年两旱”就是对当时抗灾能力的真实描述。
当代：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治水规模空前、持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除水害、兴水利这一关系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事业，理所当然地列入中央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建国伊始，中华大地还弥漫着战争硝烟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就着手制定根治全国水患的宏伟蓝图。
为减轻长江中游严重的洪灾，1950年9～10月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召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汇报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并审查工程预算。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研究有关问题。1952年3月《政务院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中，要求“长江中游继续加强荆江大堤，以保证堤身的安全，井于汛前保证完成荆江分洪工程中围堤及进洪闸与节制闸，中下游其他地区仍应分段保证1931年或1949年的最高洪水位不生溃决。”毛泽东主席还指示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组成一强有力的工程建设指挥机构。1952年4月5日，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破土动工。5月24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代表中央到工地慰问，送来绣有毛泽东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和周恩来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的两面锦旗，极大鼓舞了工地30万军民，使工程于7月20日完成，比计划提前了15天，创造了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洪水，由于荆江分洪工程先后3次开闸分洪，大大减轻了洪水灾害，保证了武汉和沿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为此亲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毛泽东对治理长江十分关心。除1953年2月在长江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汇报长江水患及治理措施外，1958年3月毛泽东从重庆乘江峡号客轮到武汉，沿途视察了荆江形势，并详细听取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荆州地委书记陈明有关荆江大堤建设情况的汇报。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还挥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壮丽诗篇。
1958年1月，为根治长江中下游水患，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了长江治理和三峡水利枢纽建设问题。毛泽东全权委托周恩来负责这项工作。2月26日晚，刚访问朝鲜回国的周恩来立即赶到武汉，登上江峡号客轮实地考察长江和三峡。28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在王任重、林一山等陪同下，冒着鹅毛大雪，视察荆江大堤；随后勘察三峡坝址。3月8～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工作会议，周恩来作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还原则批准了兴建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7月成立了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为主任的丹江口工程委员会。此后，一直在周恩来的关怀与支持下，丹江口建成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的水利枢纽工程。
60年代，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长江三峡工程未能动工兴建。应湖北省的迫切要求，周恩来总理亲自做了大量的调研与协调工作，并于1970年12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信。26日，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后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使葛洲坝工程于1985年基本建成，1988年底最后一台机组安装、发电。
长江三峡工程虽然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未能开工建设，但在邓小平时代进入了实施。1980年7月，正当葛洲坝为夺取大江截流而紧张备战时，邓小平来到宜昌，详细视察了工程施工进展，询问了葛洲坝与三峡工程情况；后来又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加快了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促使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于1992年4月3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的决议。
1989年7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第一次出外视察，就是到湖北，察看长江荆江和武汉的防洪工程，察看宜昌长江三峡工程情况，并对湖北防汛抗洪和治理长江作了重要指示。
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人及田纪云、姜春云、温家宝、钱正英等都多次视察湖北水利工程，关心并支持湖北水利建设。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利事业，关心、支持湖北水利发展的示范与影响下，湖北省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也将治水列入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来进行安排部署。从1949年开始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紧密结合湖北实际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利的需要，领导并依靠全省人民，开展了规模空前、连续持久的除水害、兴水利的建设。
1950年7月，第一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在省政府召开的农林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本省农业的基本问题是水利问题，我们不能完全靠天吃饭。水利问题不解决，而去谈机械化生产，谈集体农场，都是一些空谈。倒不如号召广大人民、水利专家、农村干部以及有经验的人，老老实实地与水旱灾害作斗争，解决水利问题。”他对水利建设提出三个要求：挡、排、蓄。挡，就是筑堤防水；排，就是排除涝、渍；蓄就是修塘筑堰，蓄水灌溉。他认为搞好这三件事，才是为人民做的最切实的工作。
此后，历届省委和省政府都十分重视水利工作，坚持不懈地抓水利建设与管理。在具体安排部署上，自始至终把防洪保安放在首位，重点搞好荆江大堤等国家确保堤段的加固和其他险工险段的整治，同时抓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影响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水利问题，确定主攻方向和治理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除水害、兴水利的长期斗争。从1950～1995年，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0～1957年）
1949年，湖北新政权刚建立即遇大洪水。长江沙市站7月9日最高水位达44.49米，为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汉口站7月12目最高洪水位27.12米，为有水文记录以来80年中第四高水位；25米以上高水位持续了126天，为近30年来特有的现象。由于江汉堤防年久失修，抗洪能力低，遇高水位即发生溃决，当年江汉干堤溃口10余处，汉川、天门、潜江、沔阳等17县受灾。故建国伊始，治理洪灾就成为湖北省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了“以防洪排涝为主，首先关好大门”的治水方针，连续几年对江汉堤防大力进行加高培厚，消除隐患。长江防洪的重点江段荆江，大洪水时安全泄量不足，在中共中央和当时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于1952年仅用短短的70天新建了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北闸，随后完成了荆江分洪初期配套工程。1954年长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在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的情况下，沙市仍出现44.67米的历史最高洪水位，说明荆江分洪工程对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起了重大作用。1954年大洪水，江汉堤防受到严重的冲击.全省干堤有计划分洪和大小溃口口门总长4.46万米；支堤溃口175处，口门总长3.05万米；民堤溃口2000处，口门总长13万米。水灾过后，人民政府为了扶持灾民，修复堤防，重建家园，生产自救，由国家投资5000万元，实行以工代赈，堵口复堤。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4月，经100多万民工的施工，共完成土方7602万立方米，石方30余万立方米，使被毁堤防恢复到汛前状况，重点堤段进行了加高培厚，抽槽翻筑，消除了大量的隐患，增强了堤身抗洪能力。1955年冬至1956年春，针对汉江下游安全泄量过小的问题，修建了汉江下游杜家台分洪工程，最大分洪流量5300立方米每秒，缓解了汉江下游频繁而严重的洪水灾害。东荆河下游右岸洪湖隔堤工程也于1956年春完成，堵绝了长江和东荆河对四湖地区的泛滥，为四湖地区的治理奠定了基础。此外，鄂东地区兴建了长孙、举东、举西、黄梅百里长堤等防洪工程。
在此阶段，平原瑚区和山丘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恢复和整修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有重点地举办少数大中型灌溉、排水工程。其中，1950年修建的灌溉工程有通山横石潭和成宁浮山堰两处，防洪排捞工程有汉阳新丰垸、武昌徐青渠、嘉鱼利农闸、武昌金水湖堤、汉阳世成垸等5处；1951年修建的排灌工程有蒲圻松蒲渠、黄梅白浒渡梅济闸、嘉鱼新丰垸闸、沔阳排湖闸、潜江新沟坝幸福闸等5处工程。1952年，湖北大旱，受灾40个县，总计受灾面积870万亩，受灾人口670万。灾后，中共湖北省委提出农村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实行以工代赈，兴修农田水利；国家拨给湖北灾区水利工赈款1800万元兴修水利；省里派出10个工程队到灾区查勘水利；水利部也派来工作队到重灾区协助工作。从1952～1953年，兴修了第一批中小型水库，其中中型水库有麻城大坳和孝感金盆浴鲤两处，小型水库10多处。1952年还完成汉川闸和鄂城民信闸的改建工程，以及天门白龙寺闸等工程。民国政府时期两次动工修复均未建成的湖北历史悠久的宜城长渠工程，通过建国后两年的施工，于1953年5月1日建成并通水受益，设计灌溉农田10.3万亩。1953年冬开始修建蓄水量7493万立方米的京山石龙过江水库，1956年又修建了全省第一座总库客l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钟祥石门水库。这批工程的建成，使干部和技术人员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为以后大量修建山谷水库积累了经验。1955年冬，组成四湖排水工程指挥部，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四湖地区的全面治理工作。
这个阶段的水利建设，比较重视前期工作，施工中坚持质量标准，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深受群众欢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逐步加强了勘测设计力量，1956年完成了湖北省第一条中小河流——府河流域的规划编制工作，为全面进行流域治理，由治标转入治本开了一个好头。
二、第二阶段（1958～1969年）
前一阶段的治水，产生了实际效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1955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农民集体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又为整治山河、开展规模宏大的水利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因而，从1957年冬季开始，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消除水害、兴修水利的愿望与全国性“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形势结合起来，就使水利建设达到空前的规模。建设的重点开始转向以流域为单位的治本建设，在山区和丘陵区修建山谷水库，解决山洪危害和灌溉水源问题，同时兼顾其他水利水电开发。
湖北丘陵山区既有山洪危害，又有旱灾威胁，群众迫切要求修建水库，既拦蓄山洪，又蓄水防旱。省水利部门50年代中期比较重视水利基础工作，对大部分中小河流已进行了初步查勘，工程布点己有规划及初步资料；前期兴修大坳、石门等大中型水库，又积累了实践经验，为兴建水库作了一定准备。在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出现了均县李大贵引水上山的先进典型，随后光化县又将均县的经验发展为引、蓄结合的“西瓜秧式”水利系统。省委和省政府于1957年11月组织水利参观团，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书记赵辛初率领黄冈、孝感、荆州、宜昌地区的地委书记、各县县委书记和水利局局长等，参观随县、均县、光化等县水利建设。均县水利劳动模范李大贵“自力更生，引水上山，改水田，大增产”的经验，光化县赵岗乡建设“西瓜秧式”水利系统，使水源得以调剂的经验，使参观的同志受到了启发。参观后王任重说：“光化、均县的水利建设是一个创举，在全省范围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该记住均县县委第一书记陈玉文的一句话：‘见了一条河就要打主意，见了一个好的地形就要琢磨琢磨。’把河渠和塘堰连起来，变死水为活水，变车水为自流放水，变不保收为保收。总要改变现有的灌溉条件。”195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湖北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依靠群众力量，排除万难，大兴水利》，并配发社论《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湖北以至全国的水利建设。1958年5月上旬，省委水利建设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张体学、夏世厚、漆少川在随县主持召开全省水利现场会议。会议提出，湖北水利建设已进入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新阶段。今后水利建设方针是：“全面规划，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局部服从全局，依靠群众，勘俭治水。”要求大别山脉、桐柏山脉、幕阜山脉等地区，要以流域治理为主，在大力兴修小型水利的基础上，积极兴修中型工程和必要的大型工程，实行大中小相结合，组成完整的水利系统，并尽量做到防洪、灌溉、发电、航运相结合，使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鄂西山区以水土保持、塘堰和引水工程为主；滨湖地区防洪、排涝、灌溉、航运四结合。为促进地方大办水利的积极性，会议确定采取“三放二包”的办法，即工程批准权下放，技术力量下放，财权下放；任务、质量包干。要求各部门尽力支持水利建设：省、地、县地方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水利建设；物资部门优先供应材料；城市民用的水泥、钢材尽可能挤出来支援水利建设；交通运输部门在保证粮棉运输任务完成的前提下，优先运输水利物资。
由于群众有消除水患、开发水利的迫切要求，农民集体组织的力量又有大规模改造山河的可能，加上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以及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强有力的组织推动，一个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高潮就在全省兴起。1957年冬到1958年春，高峰出工劳力曾达720万人，占当时农业劳动力的74％。1958年开始流域治理的中小河流有15条，计动工兴建大中型水库170处。根治汉江的丹江口大型水电枢纽，在当时全省各方面建设全面开展，钢材、水泥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张体学亲自主持领导，克服种种困难，于1958年动工兴建；当时为解决建设材料设备的运输，还专修了汉口到丹江的铁路。该工程建成后，在防洪、灌溉、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效益，还是全国性南水北调的水源工程。与此同时，还有黑屋湾、明山、浮桥河、漳河、富水、白莲河、陆水、徐家河等大型水库也先后开工建设，它们都是本流域治理的控制性工程，具有防洪、灌溉、发电、航运、养殖等综台效益。比如浠水流域的白莲河水库控制该流域总水量的82.6％，不仅根除浠水县沿河两岸山洪灾害，还安装水力发电机组4.5万千瓦；同时，在岗岭起伏、地形复杂的浠水、蕲春县境，开挖总长达993.25公里的干、支渠，解决了浠水、蕲春两县50.5万亩农田灌溉问题，并为该流域干流梯级开发水电、航运、水产养殖等提供良好条件。
与山区开展中小流域治理的同时，平原河网湖区也开展了规模涉及一县或几县的大规模排、灌水系的整治工程建设。其中，有涉及沙市、江陵、荆门、监利、洪湖、潜江等县市，干支渠系总长2100公里，气势恢宏，规模浩大的四湖地区综合治理工程；有由潜江兴隆闸、谢家湾闸、沔阳泽口闸与百里长渠组成的汉南湖区治理工程；还有由天门罗汉寺闸与天南、天北长渠和府澴河改道入长江等工程组成的汉北湖区整治工程，其规模范围都跨县、跨地区。这批工程的修建，不仅使平原湖区有了通畅的排水渠网，而且使江汉平原农田有了可靠的灌溉水源，还为解决平原区航运水源和城镇工业、生活供水提供了保证。
在山丘地区和平原湖区大兴水利的同时，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继续对江汉堤防进行培修加固。为扩大荆江宣泄洪水能力，1966年冬至1968年，先后对长江石首中洲子和监利上车湾进行裁弯取直，加上1972年石首沙滩子发生自然裁弯，使下荆江缩短河长80公里，加快了洪水下泄速度，降低了沙市洪峰水位，从而减轻了荆江大堤的压力；但对监利江段则增加了一定的防洪负担。
1965年冬，湖北还开始在洪湖南套沟、公安黄天湖、黄冈白潭湖三处试建大型电力排水站，为以后全省大力发展电力提排提灌事业树立了样板，提供了经验。
1958～1969年，是湖北水利建设极为重要的时期。经过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全省江河防洪体系基本确立。全省主要中型河流基本上都兴建了控制性水库工程，全省一半以上的大型水库、1／3的中型水库，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平原湖区的自流排水体系也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湖北水利建设声势高、规模大，投入的人力多、物力巨、财力大。但总体来说，工程中、后期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没有协调好。前期均有一定勘测规划，工程布局合理、规模适中。群众性兴修水利运动掀起高潮之前，各级水利部门加强了对重点工程的领导，派驻领导干部指导施工；省水利厅及时采取了一些技术辅导措施，如编印了《小型水库定型设计》、《小型水库技术指导》、《渠道及附属建筑物》、《农田水利技术措施》、《农村低水头水电站》、《水土保持》等丛书，普及了工程技术，工程质量大多较好，工程的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都很显著，基本上打下了当今湖北水利的坚实基础。但是，由于主事层对水利事业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缺乏经验，主观希望短期内消除洪涝旱灾，导致当时水利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诸如“苦战三年，消灭水旱灾害”、“先上马，后加鞭”等口号，其结果是同时上的工程太多，拉长了施工战线，某些方面超越了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可能。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深入的勘测设计跟不上，不得不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做法，部分工程造成返工浪费，崇阳铁柱港水库等个别工程不得不中途下马，有的工程长期不能配套，工程效益不能很快发挥。在负担政策上，过份强调依靠群众，把一些本来应该由国家负担的工程，也交给群众自办，而群众无力或不予负担，工程就留下尾巴；同时，又违背了等价交换、互助互利的原则，不管受益与否，都要出工、负担钱或物，犯了“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用劳力、无偿调用物资和资金）”、“刮共产风”的错误，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60年以后，中央及时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始纠正“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