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贬谪经历与其创作成就.doc

古代文人贬谪经历与其创作成就（一、二）

内容摘要：古代文人特别是唐宋时期的文人开始步入仕途时，大多数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要为国为民大干一番，可是他们那忧国忧民的情怀、正直刚正的品质、天真坦率的个性及清高的性格，为封建统治集团所不容，免不了要遭到贬谪的命运。但是那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却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关键词：贬谪 现象 原因 成就

翻开煌煌中华文学史，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会为那一篇篇浩若星河的名篇精品而感叹，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为那一个个灿若星辰的文学大家的仰止。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唐诗宋词的沐浴中长大的呢？我们吟咏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体会着淳朴的思乡之情；我们默诵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感念着母爱的慈情温馨；我们高歌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传承着有志之士的骨气。可是当我们仔细凝视每一篇散发光辉的文学精品时，当我们仔细品味每一位成就斐然的文学大家时，我们发现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每一篇精品背后都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在每一位大家脚下都有高低不平的足迹。他们怀着激情与理想，高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去报国、忧民，却在黑暗的现实中碰得血流满面，最终不得不“穷而独善其身”。
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却普遍存在于古代文人身上。促使我们不得不努力思考着他们的坎坷经历与创作成就的关系。下面就让我们走近他们的时代，走近他们的内心，去探索一下这个奥秘吧。
一、古代文人贬谪现象例举
屈原，“楚辞”的开创者，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出身于贵族之家，与楚王同姓，有着优厚的文化教养，也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献身精神。他希望辅佑楚王，使祖国富强，主张内修法度，联齐抗秦，与朝中的亲秦派形成对立，因楚王昏庸无能、听信谗言，逐渐地被最高统治集团疏远，终于遭致了流放的命运。在流放江南的岁月里，他忧愤交集地写下了长篇自叙抒情诗《离骚》。
李白，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诗歌创作充满了激情与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自然天成。李白青年时期曾上书安州裴长史、韩朝宗，希求荐用。天宝元年奉召入京为供奉翰林，但不久就遭到朝中权贵谗毁，于天宝三载以“赐金放还”知名被迫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心怀报国之心的李白加入永王李璘的幕府，又在肃宗李亨讨伐时获“反叛”之罪入狱，长期流放夜郎。后又想从军报国，终因多病而不能实现。
白居易，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元和诗风”的代表流派“元白诗派”代表人物，公元802年冬，他在长安应吏部试后于次年步于仕途，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太子左赞善大夫之职。公元815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五年，应召回京任职。之后又主动请求外任，历任多个地方州府主事。晚年则闲居香山，直至去逝。
韩愈，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其“以文为诗”的特点也在诗坛别具一格。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四次科举考试后才得以登第。贞元十九年（公元803），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因上疏要求为关中农民减免赋税，被贬到连州阳山做县令。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应召入京为国子监博士，后升迁为刑部侍郎，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元和十四年（公元879年），因上表力阻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又被召入京任职，官终于吏部侍郎任上而病逝。
刘禹锡 ，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的诗歌创作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诗采丰美而笔致流利，被白居易称作“诗豪”。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永州八记》等文章至今是学生必读之作。贞元九年，他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永贞元年，二人同时参与了王叔文等人的“永贞革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可不久改革失败，二人又同贬为远州刺史。十年后，二人忽又被诏返京，但不久又被发落到更远的州县任职。从此，柳宗元再没有回京任职，刘禹锡则在调任了多次地方州官后才被调回京度过晚年。
苏轼，是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历经磨练而笑对人生，思想自由，品格坚贞、坦荡、旷达。无论从他的散文、诗、词的哪个方面衡量，他都是宋文学发展到颠峰时期的伟大代表作家，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和过人的才识。嘉佑二年，考中进士；嘉佑六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初年，他在朝任职，因从政思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多有不同，请求外调。在外期间由于改不了心直口快、敢于坦诚相言的习性，引发了“乌台诗案”，坐了四个月的监狱，放出之后连削两个官职，贬谪黄州。这就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处于新旧两党的夹击和陷害之中，过着漂泊不定的贫困生活，直至病逝。
辛弃疾，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一生以英雄自许，创立了风格独特的“稼轩体”。他那火一般的爱国热情，贯穿在他的所有的文学作品中。他自幼就有为民族复仇、收复失地的宏大志向。在朝任职期间，朝廷未让他去抗金，反而让他去镇压农民起义。辛弃疾对此很不满意。42岁的辛弃疾被免职，开始过了十年的闲居生活，后又被起用，可惜已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身体有病，获准回家休养，此时北伐已失败，辛弃疾含愤去世。
陆游，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其诗歌创作是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在他的近万首诗中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致死不减，这是其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特色。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在战乱中尝尽了颠沛流离的痛苦，这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在朝任职期间，他一再上书朝廷，反对议和，坚决要求北伐，得罪了朝中主和派，因此被迫罢官，返归山阴。四年后又被起用，但没被重用。从此过着类似隐居的田园生活约二十年，当他七十八岁时突然又被朝廷下诏起用，他毅然北伐，可惜北伐却失败了，他也因此遭到了不少污蔑打击。八十五岁的陆游含悲去世。
二、古代文人贬谪原因例谈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除了极个别的文人外，从小就在儒家入仕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人们，应该和一般人一样都在盼望着“步步高升”，不为自己的地位显赫，只为心中的报国情怀。他们都想像古代策士那样“编干诸侯”，“历抵卿相”，寄希望于风云际会，一鸣惊人；要么像豪侠之士平交王侯，行侠仗义，建立盖世功名。然而遗憾的是似乎有一种宿命在笼罩着他们。“贬谪”二字几乎与每一个文人有着不解之源。其本质原因就是他们难以同政客们融为一体。他们那忧国忧民的报国情怀与腐朽的统治集团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他们的正直刚正为封建上层集团的黑暗、虚伪所不容；他们的清高性情与高官贵族的自高自大相碰撞；他们的天真、坦率时时激怒着皇权人物。于是，贬谪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这一切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迹可寻：
（一）文人高官的忧国忧民情怀与统治集团的腐朽格格不入。
如屈原的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就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民生问题的极度关注。可楚国的统治者呢，却“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一厌乎求索”。（《离骚》）只顾个人利益进退，而不顾民之死活。又如白居易在《观刈麦》中说：“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这些都充分表现了白居易对贫苦劳动人民的同情，而且能够为民请命勇敢的揭发现实的黑暗。
又如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 。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了当如孙仲谋。
这些都表现了辛弃疾强烈的爱国主义理想，一生念念不忘驱除外侮，统一祖国，始终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可当他为国建立功业的理想在腐朽的统治集团中无法实现时，又只能产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和悲愤了。
（二）文人的正直刚正为封建统治集团的黑暗、虚伪所不容。
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写到：“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何如？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通过上阳人的悲惨遭遇，反映出在深宫幽闭的岁月里，葬送了无数妇女的青春和幸福。从而揭露了封建宫廷选妃嫔这一制度的残酷与罪恶，这又怎能不触动“龙颜”，让皇王颜面丧尽呢？
同样是白乐天，好像专与宫廷黑暗过不去一样，一首《卖炭翁》以强烈的正义感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所何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上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样大胆揭露统治者黑暗的勇气是可嘉的，但勇气是表现出来了，统治者却撕下了虚伪的面纱，对着正直的诗人发起了淫威，白居易从京城贬到了地方。
（三）文人的天真、坦率时时将统治者激怒，导致贬谪的命运。
韩愈的《左迁至蓝关于侄孙湘》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付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他想用一封奏章改变最高统治者的爱好，是不是天真之举？历史上能纳言听谏的皇帝可谓少矣，不看皇帝的性格，仅凭一腔热血就要上奏，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怪呢。
白居易是一位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的诗人，把文学当作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要求诗歌能“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因此他特别看重讽喻诗的写作。他觉得讽喻诗能反映国事民生，可发挥政治上的“美刺”作用。
比如他的《轻肥》写到：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医。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用诗歌批评了官府欺压百姓的暴行，以求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可惜的是，官府的种种暴行不因他的讽喻诗的出现而改变，他却因自己的作品遭到了权贵们的排斥，被贬到了地方官的任上，一干就是十几年。
（四）、文人的清高性格与高官贵族的自高自大相碰撞。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自视清高的情状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又怎能为自高自大的当权者容忍呢？
刘禹锡参加王叔文变法失败后，被贬到偏远地方做官。十年后，刘禹锡从郎州调回京都，很是看不惯京城里那些靠阿谀奉承爬上来的谄媚官员，作《游玄都观》诗一首讽刺之：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那些被讽刺的人看到这首诗后，定了他一个“诗语讥忿”的罪名，于是刘禹锡又被贬到了更远的连州。
这样一来，潇洒是潇洒了，出气是出气了，可对高官贵族们却毫发无损。人家笔杆子不行，可手中的权力行。于是文人们被贬谪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古代文人贬谪经历与其创作成就（三、四）
三、古代文人的贬谪经历对创作成就的推进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任何事情都是正反统一、好坏兼容的，好事有时能变坏，坏事有时能变好。历史上的皇帝、大臣们的名字人们不一定能记住几个，但那些闪着耀眼光芒的文学之星却深深的印在人们心中：屈原、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名一个个定格在中华文学史的天空中，让人们仰止，使人们感叹，这不能不说有“贬谪经历”功劳：
1、从社会底层走进上层社会，再贬谪到社会基层，这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如大诗人李白，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安社稷”“济苍生”，要像历史上的傅説、吕尚、管仲、诸葛亮……一样做一个辅弼大臣。但他那纯真的性格、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又使他免不了被贬谪的命运，可这又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处于逆境中的他一篇篇名作便诞生了。他作品里的大量名句也一直为后人传颂着。如“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赠蔡山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陪侍御淑华登楼歌》）。总之，李白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如果没有其贬谪经历，又怎能赢得“诗仙”的美誉呢？
又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不得不随改嫁的母亲远赴异乡求生。不仅在生活上遭受磨难和凄苦，在精神上也饱尝压抑与屈辱的滋味，正是这屈辱而不平的身世和经历，使范仲淹从小就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黑暗腐败及底层民众的苦难与不幸，二十六岁登进士第，因敢于直谏、刚正不阿，屡遭贬斥，久不被重用。纵观范仲淹的一生是苦难的，是不顺的，是坎坷的。但如果没有他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经历和政治上的失意，他又怎会成为文学家、政治家呢？是啊，正是这坎坷的经历才奠定了他“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于是，便有了《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百年来这名句一直为人们传颂着，其中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和宏阔胸襟，成为老百姓评价“仁人志士”的标准。
2、贬谪的经历使文人们更有机会接触社会的最低阶层，更深刻的体验到民生的多艰，由此创作出的散发民生思想光芒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柳宗元贬居永州所作的《捕蛇者说》至今还是中小学生必读的课文之一。文中通过捕蛇者蒋氏口述一家的遭遇，深刻揭露了官府横征暴敛给人们造成的惨重灾难，表现了作者对老百姓的痛苦遭遇的深深同情。“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噓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这生动形象的描述，就是黑暗统治下民生凋敝、命运凄惨的活生生记录。而文末“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精辟议论，准狠地击中了封建社会的要害之处。没有贬谪的经历，何来这千古的名文？
3、熟悉的地方无风景，在被贬谪的荒远地区，默默生长着自然界千百年来鬼斧神工的造化美景，。这些山山水水在文人的笔下存活至今，丰富着古代游记文学的宝库。
还是那位柳公，命运似乎特别不顺当。胸怀抱负却得不到朝廷重用，贬居地方也难以施展身手-----“永州司马”不过是闲职而已。于是他寄情于山水，以排遣心中的苦闷。永州城外西山一带，风景秀丽，柳宗元和朋友一道，剪除榛莾，搜佳选胜，写下了为世传诵的《永州八记》。在文中，作者将身世际遇与山水美景巧妙结合，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得每一篇游记都情景交融，余味无穷。这些都丰富了描绘自然山水的艺术技巧，开拓了散文反映现实与人生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游记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4、一帆风顺的仕途使部分文人的身份从本质上转变为政客，但却阻碍了自身创作水平的提高，不能创造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如南朝梁有个著名的才子叫江淹，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早年仕途不达，心怀郁愤，“颇著文章自娱”，诗、文、赋均负盛名。齐武帝永明以后，仕途显达。官至授金紫光禄大夫，声明显赫。从此，江淹便养尊处优，疏于笔耕，偶有诗作，也是平平淡淡，了无风采。因此人们都很惋惜地说：“江郎才尽了”。如果他也遭受过贬谪命运的话，也一定是一朵文学“奇葩”。
坎坷的人生经历对自身文学成就的促进在北宋晏殊的儿子晏畿道身上也较明显。晏畿道虽然家世显赫，但仕途并不得意，他亲身经历了家庭由显赫走向衰落，从生活中体验到了真正的哀愁，有一种出于不能自已的真情实感。他创作的《小山词》，一洗他父亲的《珠玉词》那种雍容典雅的气度，形成了极度凄楚哀怨的感伤情调。如他的《蝶恋花》写道：醉别西楼醒不已。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清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他善于从生活中选取富有表现力的动人细节，深婉曲折地抒写自己的心灵，尤其是对悲愁的感受细腻，但他对欢乐的体验也是刻骨铭心的。如他的《鹧鸪天》写道：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 从别后，忆相逢。凡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晏畿道与其父亲比起来，官运很不亨通，仕途很不得意，但在创作上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都要归功于他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

贬谪是一种挫折，但对文人本身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活经历，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挫折，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人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不是有这样一句话“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章”吗？正是这不计其数的先贤名流、大师大家的贬谪经历造了中华地域文化格局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贬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