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_李武装.pdf

第 29 卷第 7 期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Vol 29No 72011 年 7 月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Jul 2011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李武装收稿日期:2011 05 0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ZX010)。作者简介:李武装(1974 )，男，陕西富平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哲学。(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西安 710049)摘要:马克思主义审视风险社会的基本理论视角是实践的视角、辩证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对风险社会的现实拷问和理论攀升，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展开的。透视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无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建设还是就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都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视角;反思;意义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642X(2011)07 0036 08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一是马克思主义者本人对“风险”以及“风险社会”的理解和诠释，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风险观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解读和当代中国风险问题的安置。这两个维度亦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需要分而述之。本文主要集中于前一问题，以求在系统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相关风险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考察。一、马克思主义审视风险社会的基本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风险社会”理论。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的逻辑”，揭示和预言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逻辑悖论或内在矛盾。这种“资本主义批判”路径内在的一系列逻辑面相和它所内蕴或展示的话语基质，就是风险社会理论。我们可以从实践的视角、辩证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分别加以提炼、把握和领悟。(一)实践的视角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践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象性活动，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所谓对象性，是一种特殊的客观性，是在现代性语境中产生的。其本质是指客观的东西成为主体可以改造的东西，被改造的自然又成为人无可匹敌的对象这一悖论特征。也正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之上，世界分化成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可以说，实践的这种二重分裂性，恰好构成风险社会产生的存在论基础。所谓主观世界，是指人的意识、观念世界，是人的头脑反映和把握物质世界的精神活动以及心理活动的总和。所谓客观世界，指“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人的意识活动之外的一切物质运动的总和。客观世界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主观世界具有“主观性”或“由己性”的特点，因此，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即就是说，客观世界在转变为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由于认识的有限性或先天局限、认识和实践主体的多元性等，从而可能出现“谬误”、“偏差”和“危机”，这种不可避免的潜在“风险”，成为实践视野中风险理论的缘起。所谓自在世界，就是在人类世界产生之前的自然界，包括先在世界和人类活动尚未触及的自然界。人类世界当然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属人世界，涵摄“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两大板块。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在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建造了属人的世界，这个过程包蕴和体现着自在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特质以及属人世界对自在世界的制约机制效能。进一步，在自然和人类之间，由于实践的二分化又统一的动态递嬗，世界范围内物质、能量等得以不断流通和交换，从而诸如生态危机之类的“负面效应”也展现出来。又由于人类世界总是处于不断发展进化之中，许多“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以及相关“负面效应”的积累和积聚，共同构成风险社会理论的元素符码和话语基质。这里需要强调，就人类而言，实践既是本原性的存在，又是对象性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不仅要从客体方面，而且要从主体方面，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相应地，我们也需要从实践方面去理解去分析风险以及风险社会的基本规定。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实践，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他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正负两个方面揭示了实践所具有的超越性和创造性。马克思认为，人在其实践活动中，不断依据“任何物种的尺度”和“内在固有的尺度”来创造出人的对象世界和人自身，不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不断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从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本主义”本质上是同一个学说。进一步，在实践视角的审视下，马克思把人理解为不断超越现存，不断重新创造自身和自己的世界的开放性存在，此一理论结晶就是马克思“开放的辩证法”。总之，在马克思实践视野下，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日渐分离，人对自然的控制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则是人的自我分裂，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固定化和异己化。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获得与拓展;另一方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丧失与弱化。而后者无非就是马克思风险社会理论的实践阐释:在实践基础上，风险属于我们世代相续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切负责。(二)辩证的视角“辨证法”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我们脱口而出的“唯物辩证法”，即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三大规律、五对范畴”，一是指相对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而言的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前者所彰显的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形式以及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辨证规律”及其“基本范畴”，乃至“辩证的思维方法”，都隐含着事物发展与生俱来的“风险”基因，从而构成马克思在辩证视野下审视风险社会理论的“自然观”。特别是这些“自然观”的方法论意义，对于马克思风险社会理论的建构及其化解路径，具有“合理内核”或“基本内核”功效。譬如用矛盾分析方法面对“风险”因子;用辩证的否定观应对“风险”问题等等。而就后者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是指“资本辩证法”或“过程辩证法”。其实质就是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自否定性，具体运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的自否定性。在这一意义上，列宁强调马克思虽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概念辩证法 引者)，却留下了资本论 的逻辑(资本辩证法 引者)。列宁的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当代英美一些学者的认同:“资本论 不是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的菜谱，也不是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描绘的乌托邦蓝图。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潜在动态变化的系统研究”。1 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作为揭示资本的自我否定性的马克思的批判的辩证法，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成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讨论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在英美国家尤其如此。根据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詹明信的看法，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仍然存在着体系性的危机，所以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是不合逻辑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仍然没有过时:“对于那些没有拜倒在西方神灵脚下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法仍然是一颗方法论上的定时炸弹”，“仍然可以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展示出新的思想前景”。2 马克思认为，造成人的异化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生产、交换方式，也即“抽象”对个人的统治。而这一抽象成为统治的实质，就是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借助于“资本逻辑”，实现了其在人间的“复制”。这一统治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资本主义交换原则与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同构”，也即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共谋”和“联姻”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一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在商品经济的现实运作中，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必然性。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即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原则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发现，当生产的目的从直接的使用价值转向间接的交换价值之时，一种“同质化”的抽象力量 资本逻辑就发生了。这也就是说，本来生产的目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现在却抛弃了这种特定的、具体的使用价值，转而追求一种抽象的等价之物 价值。而资本作为这种价值抽象的最高点，把这种同质化发挥到了极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都在围绕“资本”而旋转，都通73第 29 卷第 7 期李武装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过交换关系和交换原则而被磨平和同质化。这样，“资本的同一性因此便从这种同质化的时空中喷薄而出”。3 124这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关系所造就的同一化时空，实际上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和力量的现实体现，也即资本逻辑在时空中具体展开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但这却是一个颠倒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在这里，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3 125这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资本逻辑与同一性形而上学相“联姻”的特殊历史。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中，以商品为例具体分析了资本的这一巨大“形而上学本质”:它确实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 所以真正说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相互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马克思语)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总之，在资本主义界中，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是一对“隐性伴侣”。资本逻辑的置换演绎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演进。此一矛盾在更普遍层面上的拓展构成风险社会的运行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是风险社会的实质。而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说，解决风险社会的根本出路仅在于消灭资本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虽然资本以及资本全球化在当下社会历史进程的日渐发微，并没有出现资本一定能够消灭的征象。而欲求解此一问题，那就涉及到历史的视角及其运用。(三)历史的视角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在形式和自为形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和选择性原则、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共存样态，共同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因子的存在。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另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科学技术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等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等等，这些“合力”自当成为马克思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立足点。为了便于集中论述，此处主要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例展开论述。毫无疑问，历史发展和演进到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成了一个急剧变动的年代。用马克思的话讲:“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解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5 3031社会文化的这种不确定性蜕变，不但引起马克思对变化中的社会现实进行反思，而且也唤起马克思对变化中的人类历史最终走向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自身的反省。我们知道，马克思所有思想视野都蕴涵在对现实历史的具体分析和批判之中。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我们确实只知道“唯一的”“历史科学”。所谓“唯一的”“历史科学”，并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自然的位置，而是说自然在社会历史的中介性中得到阐释，历史存在论成了自然观的基本视域。因此，如今的所谓现代性批判中与自然相关的科学技术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风险问题、全球化的风险问题等等，都应该在对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分析中得到揭示，应该在作为现代基本历史建制的资本原则中得到本质性的揭示。对历史性存在尤其是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现代性世界进行分析，构成其理论主题。在这一基本的主题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批判内在地相互关联于“资本”这一核心的范畴。如果我们可以把“现代性状况”指认为当今时代的历史存在论处境，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基本历史建制，而不只仅仅是一种现代的“世界观”，那么，马克思的基本论域就是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将现代概念化，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马克思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规范基础。因此，以现代性批判为切点来阐释马克思关于风险社会的基本理论主张，不仅可以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的“风险观”，而且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最终置换出导向未83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 年 7 月来的历史观(社会发展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革命和压迫的辩证关系的解释，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所带来的异化的批判，本身包蕴和体现着深刻的矛盾。这一方面揭示出现代性本身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凸显出现代性的批判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和批判范式。譬如，与卢梭道德精神和情操角度以及黑格尔的主体性自由原则不同，马克思创造了政治经济学范式来讨论现代性，提出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生产力 生产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学说等等，从而为马克思“风险社会”理论的出场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二、马克思主义对风险社会的现实拷问马克思对风险社会的现实拷问和理论攀升，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展开的理论结晶就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出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本身就孕育着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精髓和实质。(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风险社会产生的实践基础世界有了自然和人类的不同归属。不同的归属注定了不同特性与运作规律的差异，不仅如此，人与人赖以生存的自然之间，还呈现出“异化”关系，即从自然中生成演化来的人，由于人类不断的“主体改造客体”活动，自然反过来也作用于人，从而孕育着“风险”的基本因子。这一事象可以理解为风险社会产生的实践基础。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事实;二是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自然力破坏。需要指出，人类本身的“无知性”和对自然规律的“失当”把握，也是导致此种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这种风险，按照学界对风险的分类来讲，隶属于自然风险。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这种风险产生的种类和涉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正所谓“天灾”不可预期，也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以风险意识的强化和培育来积极预防或做好相关预警机制的不断创制。(二)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产生的制度根源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经典论述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6 而人与人的异化在具体社会关系的展开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异化的四种基本规定:劳动结果的异化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 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异化;类本质的异化 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 人与人相异化。因为异化理论导致的是“社会关系的逻辑”(高云涌语)。在 手稿 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异化劳动 笔者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但它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这样，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这同时表明，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私有财产的起源与外化劳动的关系问题的，他认为私有财产和外化劳动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的。这就为之后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首先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异化;分析了资本的异化;研究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异化。这进一步明确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制度根源。人与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异化，内蕴着“社会风险”的基本因子。其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切内在矛盾和悖论性难题。譬如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社会风险”或“人为风险”的产生，正是在马克思对人与自己安身立命的社会关系的澄明中得以显现。(三)人与自我的异化:当代现代性意识的批判性反思在人与自我异化的阐叙中，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现代性意识批判进行把握。马克思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从“历史深处”全面彻底地解剖和批判现代社会，从而将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逻辑联系起来，并找到了扬弃异化与人类解放的道路 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一个静止的物，只有无限制地增殖才是资本运动的现实逻辑。在资本这种93第 29 卷第 7 期李武装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无休止的冲动支配之下，整个社会必然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不安之中。资本无孔不入的运动方式“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人们不再崇拜神灵，商品拜物教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如此阐叙，即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 30一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资本囿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5 31可以说，马克思从资本运动的逻辑中预言了全球化的趋势，这一预言如今已为历史所证明。在资本的支配下，刚刚从自然伦理支配下走出来的人类陷入了自我的分裂，成为异化的人。在异化劳动的情境下，人成了一种完全失去了生活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片面而贫乏的现成存在物，成为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单向度的人。实际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对于以资本为核心、以理性主义为形上基础的现代性，马克思是持批判态度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彻底否定现代性的价值。“现代性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破灭，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完全失去了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实现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通过终结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霸权地位，推翻资本主义关系，现代性所蕴含的潜能将以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所不可能提供的方式得到充分的发挥，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才能真正的实现。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争论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做出轻易的界定。现代主义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非常混乱的，它依赖着现代性，所以决不会真的反叛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要么使过去商品化，要么抹掉过去。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离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7 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承载着走出“人与自我异化”的逻辑设定和理想的社会目标。相对于马克思风险社会理论而言，这无疑属于文化风险的范畴。因为如果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那么，工业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一定会遭遇“现代性一定预示着社会必然进步吗”的质疑和批判。而在众多批判现代性的话语中，“自反性现代化”无疑是最具建设性向度的。所谓自反性现代化，是“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 工业社会 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8 这种反思性现代化，深彻透视到现代性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这种副作用模式，即现代“风险”、“风险意识”和“风险文化”渐次出场和形塑过程。现代性囿于资本无限扩张本质以及“现代性社会”所导致的“现代性的后果”，使人类对“绝对自我意识”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不断走向深化，从而在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等对式不断权衡定夺的过程中，建构起现代“风险”、“风险意识”理念。换言之，在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类自觉地以自己作为“主体”来形塑“社会”历史、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现代性社会”创制中，人类“理性”向“合理性”的内在转化并最终使理性与实在由符合而走向等同的过程和事实，奠定了现代“风险”、“风险意识”、“风险文化”出场的全部社会基础。三、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当代价值(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件得以表明:2004 年中共中央部署了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 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2005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高等教育一级学科(下设 5 个二级学科);2008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归结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探索和回答;2009 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等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要求我们不断结合现实，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展开或内蕴的理论04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 年 7 月质素。而风险社会理论的开拓，无疑是这一路向很明智的选择之一。其作用与意义，无论就理论还是现实而言，自当不言而喻。因为就理论品质而言，马克思主义从不拒斥任何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所以自然应当从日渐成为“显学”的风险社会理论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的风险观。而事实上，已经和将要成为“显学”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在新时期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涵化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既体现为肯定和吸收意义上的“正价值”，也体现为剖析和批判意义上的“负价值”。就现实而言，当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尤其是“现代性”和存在诸多“风险因子”的全球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进一步澄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蕴涵的“风险观”，并“一经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二)作为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透视的工具和方法论指导自从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西方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和学说就不断得到学人们的关注。吉登斯、道格拉斯、拉什和卢曼等诸多学人都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形成了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此一理论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风险独特性和现代性两歧的揭示，表现出对当代社会多层变迁的某种深刻洞察，运用这些有见地的“新”思想、“新”观点来分析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发展遭遇的问题，无疑具有“创新”功效。问题是，以上西方学人们的风险社会理论明显带有西方痕迹因而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未能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高度上深入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根源;未能深刻揭示当代社会风险与人的实践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未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等等。因此，对这些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理论定位”和批判性考察，自当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对之进行纠偏和匡正。后者之于前者，甚至是工具性的或者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地位。就是说，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社会观点去系统分析和辨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诸多观点，才能总体上把握之并给以恰如其分的定位，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风险观”。从而，我们才不至于迷失在西方“众说纷纭”的理论扭结之中，同时，我们的理论视野才更加开阔。(三)对当代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社会发展到当下，以“风险”命名的各种事象接踵而来。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厘定应对风险的相关理论，便成为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而马克思风险社会理论的开拓，可以成为此一理论建构的风向标。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风险观来预防和警惕当代社会相关风险的发生和治理机制，既是理论之需，又可以视为实践之需。譬如在经历了 SARS、地震、雪崩、“抗洪”等“自然风险”和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等“人为风险”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重建起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诸多风险，从而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建构及其意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独特发挥和运用，应当属于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理应挖掘和关注。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东方红”到“春天的故事”再到“走进新时代”，每一次历练，都见证着他们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建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关于革命目标和道路的决策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 1947 年 3 月以后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更把风险性决策运用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此时的风险决策思想可以被简单归纳为:通观全局、抓住关键、险中取胜、出奇制胜等方面。而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从酝酿发动大跃进到终止大跃进，其风险意识始终未放弃过，这些风险意识随着大跃进的过程而不断得到加强。毛泽东为抵御大跃进的风险，从一开始提出要一年抓四次，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逐步发展到要遵循综合平衡的原则;在实践上，为抵御风险频繁地举行会议与视察各地;在措施上，提出了中央和地方要设立三本账的主张。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抵御风险的意识被落实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上，有些内容在当年纠“左”的实践中已经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内容则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另外，毛泽东的风险思想也散见于诸多学者关于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执政理论等的研究之中。关于邓小平的风险意识、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战略以及邓小平风险思想的特征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风险问题的求解。他曾强14第 29 卷第 7 期李武装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调:风险是客观存在，必须引起重视;风险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风险;大胆改革，稳步前进。9 在不严格意义上，可以说，社会风险理论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风险的预示与防范贯穿于中国 80 年代之后新一轮现代化的全过程，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研究邓小平的风险发展思想和风险决策思想时，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学人的不同判断。如曾家华认为，风险发展思想有两个明显递进的层次:一是关于风险意识和风险的心理准备;二是关于如何对待风险。10 唐伟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种渐进的风险决策的方式。11 至于风险决策的各个主要环节和评判决策的标准，张复俊则从根本途径、物质基础、外部保障、内部保障等方面探讨了邓小平的改革风险控制观;12 宋林飞则对邓小平使用风险概念的五种意义、邓小平对社会不稳定成因的分析进行了阐述，并从五个方面探讨了邓小平防范与化解国家风险的对策思路。13 还有部分学者论述了邓小平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认为邓小平防范执政风险的基本对策是以改革为动力，以建设为主线，包括加强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各个方面。14 在对邓小平风险思想的特征和现实意义分析上，我们可以从其卓越的战略性、冷静的策略性、坚定的原则性、适时的灵活性、全面的系统性和实践的探索性等六个方面得以概括邓小平防范风险思想的独特特征。总之，邓小平的改革风险观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创举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我国改革实践的成功记录和理论升华。邓小平突破了对风险问题的传统理解，为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种风险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江泽民的风险观主要是从执政风险防范和执政党建设角度展开的。正确认识风险，坦然面对风险，并最终战胜风险，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从认识风险的理论到抵抗风险的实践，再把它上升为战胜风险的理论，为我们党提出和制定了抗险制胜的对策和基本措施。可以看出，江泽民围绕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政治主张。事实上，江泽民提出的“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系统地构建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方针，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的防范执政风险的对策体系。而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发展安全的角度，或者从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来认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或者从哲学的高度系统、辩证地看待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从促进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是江泽民的又一贡献。这对于我国金融的科学发展、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我国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是学者们关注的理论热点。从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来探讨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必须增强新时代的忧患意识，自觉防范风险，善于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契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用“五个统筹”应对发展进程中的风险，这是一条真理之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应对风险措施必须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我们总结的办法可能是:不断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增强承担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当然，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来探讨相关风险的治理，我们的结论是:社会风险的大小与社会和谐程度成反比;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对社会风险进行治理。因为事实上，和谐与风险是一对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的矛盾，对其内涵的当代性解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认识前提。和谐与风险的同一性表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与风险结伴而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治理风险的过程。进一步，我们要认识到，社会治理中政策模式的正确选择以及适应风险性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如果侧重于风险的复合治理和全球治理研究，那么我们自当从复合公共责任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复合治理机制来应对风险，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而站在全球化视域下，我们的立场是:建立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和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参考文献:1詹姆斯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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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manand society，and people and self initiation A probe into Marxiststheory of risk society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whether for the self constructions of Marxism theory or for Chinas contemporary society realityKey words:Marxism;risk society;vision;reflection;significance34第 29 卷第 7 期李武装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