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及诗学思想与中原文质彬彬的文学精神之关系.pdf

收稿日期:2006206202 作者简介:胡永杰(19742),男,河南舞阳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文学硕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24卷 第3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5月Vol.24 No.3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May 2007论杜甫诗歌及诗学思想与中原文质彬彬的文学精神之关系胡永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450002)摘 要:文章充实的内容和华美的辞采兼重的文质彬彬精神是中原文学重要的精神传统,从先秦到唐代的中原文学中这种精神都明显可见。杜甫作为中原诗人,其诗歌具有文质兼美的风貌,在诗学思想上完美地协调了诗歌文质之间的关系,对古今诗歌成就持有较为客观通达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文质彬彬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中原文学文质彬彬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关键词:中原文学精神;文质彬彬;杜甫;诗歌;诗学思想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476(2007)0320026206 中原之地士人自先秦时期便形成了道德德行与文章辞采华美兼重的传统,在美学、文学精神上也一向文质兼重,以文质彬彬为尚。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35岁之前主要在巩县、偃师、洛阳等地度过,是典型的中原文人。他的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文质兼重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与中原文学文质彬彬精神传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论述。一、中原文学文质彬彬的精神简述“文质彬彬”之说最早由孔子提出,论语 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是指君子的人格修养,虽不是指文章,但这与孔子包括文学在内的美学主张是一致的,如在美学、诗学上主张非紫而主朱,去郑声而存雅乐、雅言,其雅正之诗学主张,正是以中和之美为标准,与文质彬彬的要求是一致的。孔子既要求诗文具有益于社会政治的内容,也主张具有优美的辞采。他提出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表明看重诗 所具有的政治教化、传授知识的重大社会功能。同时又很看重 诗 及其他文章、辞令的文采,如: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 宪问)仲尼曰:志 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这表明,孔子在文学思想上以文质和谐为美,两者兼重,观点颇为圆通。郑大夫子产也是春秋时期文质彬彬的典范。子产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道德操守、政事才能都极为卓越,为人们所敬重。在文章、辞令的文采上,子产也非常突出,为人们所推赞。上引孔子所云“为命 东里子产润色之”即一例,晋大夫叔向也云: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说:“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左传 襄公三十年)子产与孔子同时稍早,其文质彬彬的人格构建对孔子颇有影响。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原文学文质彬彬的传统。西汉文学的代表是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之作。但这些辞赋后人多称之为淫丽之作,有文过其质之弊。这种面貌的形成与以楚文化为主的南方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一方面西汉辞赋作家多出身于南方,如司马相如、扬雄及王褒都是蜀地人,枚乘、枚皋父子为淮阴(今属江苏)人,严忌、严助、朱买臣都是吴(今江苏苏州一带)人。另一方面,汉代皇室也出身于楚地,酷爱楚辞及文艺、娱乐之事。如汉高祖、汉武帝、汉宣帝及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都爱好楚辞。楚地及其他南方文学中向有惊采艳艳的传统,加上统治者的爱好所带来的刺激作用,两者结合,主要源于楚辞的汉赋郁然勃发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以说,西汉辞赋主要是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更多体现了楚文化的精神。虽然汉武帝时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文化精神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楚文化精神在西汉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西汉辞赋作家出身中原之地者不多,主要有贾谊、贾山。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与其他辞赋作家之作不同的风貌,具有文质彬彬的特色,特别是贾谊。贾谊是洛阳人,精通儒学,尤擅长 春秋左传,道德纯正,其忧国忧民的思想精神为后世所敬仰,与曾经以琴声挑逗卓文君的司马相如的思想个性颇有不同之处;其辞赋、政论等辞采淳美,才华横溢,也为历代所称颂。贾谊的辞赋历来被后人评为文质彬彬的典范,如扬雄 法言 吾子 云: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之后皇甫谧、挚虞乃至唐代的李华等论及汉赋,对贾谊的评价都与扬雄相似。西汉以长安为都城,长安、洛阳两京地区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统治者又大力倡导儒学,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消长,楚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北方文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扬雄翻悔前作、放弃辞赋的行为可见其迹象。东汉时期,移都洛阳,河洛等中原地区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中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其时产生了一批儒学、文章兼美的文人,如班固、傅毅、张衡、马融、蔡邕等,其辞赋、诗歌开始呈现出雅正典丽的特征。如皇甫谧 三都赋序 中所称: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 上林、扬雄 甘泉、班固 两都、张衡 二京、马融 广成、王生 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麟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这些被后人称道的辞赋除司马相如、扬雄的一些作品外都是东汉之作。其他体裁之文也同样具有文质彬彬的特点,如刘勰称张衡 怨诗“清典可味”(文心雕龙 明诗),挚虞称蔡邕之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文章流别论)。汉乐府和古诗更是以杰出的成就奠定了中原诗学文质彬彬的传统。刘勰称之: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 孤竹 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 明诗)这些中原文学的代表之作,在文学实绩上为中原文学文质彬彬的精神传统打下了基础。建安文学主要产生在中原之地,更是以刚健的骨力和华美的辞采为后世所看重,是中原文学文质彬彬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三曹七子等建安文人既有汉代士人固有的心系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有刚健昂扬的个性气质,又有超凡的文章才华,这正是对中原士人文质彬彬人格修养的继承。建安诗赋既有充实向上的内容、深沉浓郁的情感,又有华美而不过度修饰的辞采,堪称文质彬彬,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钟嵘称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 卷上),范温则云“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潜溪诗眼),都道出了建安文学文质彬彬的特色。曹魏后期至西晋,中原士人的儒学精神逐渐减弱,开始形成浮华轻薄之个性,文质彬彬的人格构建开始被打破。文学中,在内容方面刚健充实的骨力大大减弱,形式上过度追求辞藻的修饰,呈现出繁缛之气,整个文学表现为文繁质弱的面貌。东晋之后,中原衣冠南渡,文学的中心也移至江左,江南之地轻浅清丽的文学精神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中原刚健厚重的精神气质消退殆尽。齐梁文学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是其淫艳文风,这种文风的产生与齐梁文人普遍持有的重文倾质,把经世致用的功能排除于文学之外的主张不无关系。如萧纲所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萧绎也在批评当时文风时指出:“夫今之俗,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纪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金楼子 立言)当把文学进一步理解为只是承载吟咏花草,流连风月,甚至是表达不健康的低层次的情欲的工具,而与奋发向上、刚健进取的仁人志士之情志、气质无涉时,文学变得有肉无骨,格力卑弱,淫靡浅浮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北朝文学则与南朝相反,表现出过于质实,甚至排斥文采的特征。如西魏、北周时宇文泰“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北史 文帝纪)。他命苏绰作 大诰,文辞仿效 尚书,并定自是以后,文笔皆依此体:“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以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当指西魏文帝元宝炬 引者)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 大诰。奏行之。”(北史 苏绰传)苏绰也主张朴素的文风,在 六条诏书 中提倡朴素淳风,在 大诰 中72第3期胡永杰:论杜甫诗歌及诗学思想与中原文质彬彬的文学精神之关系要求文章“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指出北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之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所以主张复古,模仿经典。当时柳虬也主张质朴的文风:“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为 文质论。”(周书 柳虬传)张少康先生说:“柳虬的 文质论 今已不传,但内容从上述记载看,显然是倡导复古的。”1南朝和北朝文学各自在不同的方向上偏离了文质彬彬的精神,这从反面说明了文质彬彬的文学精神与中原之地地域文化环境之间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倒是一些由南入北的文人,融合南方文学的文采和北方文学的骨力,表现出文质彬彬的文学个性。其中成绩最为突出者是庾信。庾信早期生活于梁朝,与其父庾肩吾及徐、徐陵父子以文体绮艳著称,当时世号“徐庾体”。后滞留在西魏,生活于北方,受到北地清刚之气的影响,将南北文风融合起来,加之国破家亡之痛的磨砺,诗风顿变为沉郁苍凉,恢复了文质彬彬的精神。如明人杨慎评之:“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升庵诗话 卷九)隋唐时期,随着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又重新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文人又重新慢慢崛起。在唐代高宗、武后时期,中原文人就已非常兴盛了,如上官仪,文章四友中的杜审言、唐初四杰和沈、宋等都是中原人,但是其成就主要在文学上,儒学道德尚有缺失。到唐中宗至唐玄宗开元时期,以张说(洛阳人)、孙逖(少时主要寓居河南巩县)、贾曾(洛阳人)、许景先(原籍常州义兴,后徙家洛阳)、席豫(原籍襄阳,徙家河南)、王丘(相州安阳人,今河南安阳)、元德秀(原籍今河南洛阳,后居于今河南鲁山)、韦嗣立(郡望京兆杜陵,世据郑州阳武)为首的一批中原士人,重新恢复中原士人儒学文章、操行才学兼美的传统,形成了一代文儒2。对于文学的见解和主张,现存文献中张说表达的最多也最充分。张说是盛唐贤相,具有正直的品性、远大的政治理想,又有卓越的文章才华,当时与苏颋被人们并称为“燕许大手笔”。张说在理论上也表达了对文学艺术的通达兼容的态度和观点。他对历代著名文人在诗文艺术上取得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表现出文质并重的兼容态度。张说自己所主张的则是一种刚健有骨力而不奇险,辞采华美、韵味深长而不淫艳,浑厚大气而非轻浅小巧的文学风貌。他曾在与徐坚的一次对话中(大唐新语 文章)评论同时期文人,肯定了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富嘉谟之文刚健的骨力、雄劲的气势但不欣赏他偏于奇险的倾向;肯定了阎朝隐之文华美的辞采但反对他有失雅正的淫丽之风;肯定了韩休之文的典雅却憾其滋味不足有失审美的感染力;肯定许景先之文秾丽的文采而憾其骨力不遒;肯定了张九龄之文典正清丽之美却不满意其轻巧窘迫有失厚重大方的风度。可见他所主张的正是一种文质彬彬、中和雅重的文风。总之,纵观文学史,文质彬彬是中原文学精神中很显著的一个特征。二、杜甫文质彬彬的诗歌风貌杜甫作为中原之地的诗人,既有纯正而执著的儒学精神,又有极高的诗歌艺术造诣和成就,其人格构建可以说达到了颇为完美的文质彬彬的境界。这与张说、孙逖等前辈中原文人所形成的文儒风貌是一脉相承的。其诗歌也同样具有文质彬彬的风貌。在思想内容上,杜甫诗大至感时愤世、忧国忧民、抒写政治理想,小至思亲怀乡、写景咏物、吟咏一己之哀乐悲愁,都充溢着诚挚、淳厚的精神。刘熙载称:“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 诗概)如果从杜甫诗中也有部分表达佛道思想作品的角度看,则刘氏对杜甫的评价稍嫌夸张,如果从杜甫在一生行事及诗文写作中都保持着极为纯正庄重的精神品质来看,这评价是符合实际的。萧涤非、廖仲安先生指出:“盛唐诗人中,像孟浩然等,都还偶然写过两首宫体诗,而杜甫却没有写过一首宫体诗。也许有人会提到 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 有宫体嫌疑,但这两首诗的结尾是: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显然是寓劝诫于谐谑。可见其思想内容和宫体根本沾不上边。”3杜甫诗中思想之正、之淳于此可见一斑。在诗歌艺术方面,早在年少时,杜甫即已颇有诗思,才华横溢:“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壮游)天赋既高,学识又富,所以他自己也自豪地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对艺术具有痴迷的爱好,与诗友相处常常切磋诗艺,分别后还怀念不已,如 春日忆李白 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赠高式颜 诗中叹息与高式颜分别:“自失论文友,空知卖酒垆。平生飞动意,见尔不能无。”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诗中期待和高适、岑参:“会待袄氛静,论文暂裹粮。”怀旧 诗中伤悼苏渊明的去世:“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他自己对诗歌艺术更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写作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作写成常常“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 其七),“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他有极82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高的艺术禀赋,加以后天勤奋博学,又有对艺术孜孜不倦的痴迷爱好和执著态度,使他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后人对此一致推崇,仅举一例,以窥斑知豹: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王介甫选四家,以杜为首,秦少游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神,崇奉至矣。(刘凤诰 杜工部诗话)闻一多先生认为: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文学,魏晋六朝时期有文学而没良心,杜甫则二者兼备,有良心也有文学4。正是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文和质两方面都达到了完美的境地的高度评价。杜甫诗歌最终取得了集大成的伟大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时代环境的造就,盛唐在文学上本身就是一个集成的时代,诗歌融合南北文风,吸取前代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取得的成绩,达到文质彬彬的风貌,这是整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如殷 所云:“开元十五年之后,声律风骨始备矣”,“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河岳英灵集序)。杜甫适逢其时,生长于盛唐之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玉成了他集大成的诗歌成就。但是,在名家辈出、繁花似锦的盛唐诗坛上,时代却独独选中了杜甫集古今诗歌成就之大成,这就是诗人自身的原因了。这些原因中有家庭教育培养出的他深厚的学力和卓绝才华的一面,也有他自身思想个性中超出一般的谦虚、冷静、理智、兼容的一面,而后者无疑与中原文化中固有的兼容并蓄、文质彬彬的精神传统的影响分不开。傅若金说:“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王琦 李太白全集 卷三十四引傅若金 清江集)胡应麟说:“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唯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唯兼综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兼畜(蓄)。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诗薮 内编 卷四)两人在对李白和杜甫的比较中,道出了他们各自的诗歌特色与其才性气质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正是在中原文质彬彬的诗学精神的传统和中原文化环境中培育出来稳重理智的个性气质,使杜甫具有了容为大的艺术胸怀和客观理智的艺术眼光,能够“转益多师是吾师”,“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最终取得了兼综一代,集成古今的诗歌成就。三、杜甫对诗歌文质关系的协调杜甫对中原文质彬彬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不但表现在他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兼美的诗歌成就上,也表现在他思想认识中对诗歌文质关系的协调上。中国古代文人由于兼有士大夫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他们担负着经国治世和文章写作两份人生事业,两者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相应地他们对文章政治教化与陶情悦性、展示才华两方面功能之间关系的认识也一直存在着矛盾。杜甫之前,文人们一直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使两者的关系协调起来。西汉时出现了枚乘、司马相如、枚皋、扬雄等一大批颇有文采的辞赋作家,但他们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迎合汉武帝等统治者愉悦享乐的需要而驰骋辞采的,在观念上却认为文章应该以讽喻政治为主,因而轻视文辞。所以,司马相如临终前只写了 封禅书留给汉武帝;枚皋认为:“为赋乃俳,见视如倡,乃自悔类倡”,“故其赋中有诋娸东方朔,又有自诋娸”(汉书 卷五十一 贾邹枚路传 枚乘传附枚皋);扬雄则认为,辞赋是“雕虫小技”,“童子篆刻,壮夫不为”,最终放弃了辞赋,转写 太玄、法言。东汉时王充颇重视文章,认为:“故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论衡 超奇篇)王充所谓的文人鸿儒是包括司马相如、班固、傅毅等辞赋作家在内的,但其中地位最高者是子书的作者,如写 太玄、法言 的扬雄,写 新论 的桓谭等,辞赋作者只是处于其最底层。可见王充也是因重视文章经世致用的功用而未能给文章的辞采以足够的重视。建安时期在诗赋创作上颇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境地,整个时代都很重视文才、文采。但是建安文人给文章、文采以足够的重视,是基于当时人生苦短的生命感伤思潮的影响。生命短暂的伤感使建安文人格外重视个体情感的抒写及对个体生命的珍视,诗赋在当时能以抒情为主的面目出现,“文以气为主”的文学主张的提出都与此密切相关。可见,建安文人推重文章的价值,能够以抒情、辞采为诗赋的主要风貌,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认识上解决了文章经世致用的功用与审美功用之间的矛盾,而是由于生命感伤思潮的影响他们暂时抛开(或绕开)了文章的政用功能(这其中也有建安文人崇尚通脱,能够一定程度上超脱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限制的原因)。而当他们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去看文章时,又会表达出小看辞赋、文辞的观点。如曹植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 壮夫不为 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92第3期胡永杰:论杜甫诗歌及诗学思想与中原文质彬彬的文学精神之关系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与杨德祖书)齐梁时期文人对文章的审美功能明确给予了肯定。如萧绎云:“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 立言)。但是齐梁文人对文学的审美质性的凸显,是由于把政教功能从其中排斥出去的结果,也不是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之故。如萧纲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即道出了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一些文人则是从文章政教功能的目的出发,去否定其辞采及审美功能。这方面极端的例子是隋文帝和李鄂的文学主张。隋文帝不喜词华,诏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曾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当时任治书侍御史的李鄂也上书请求禁止属文尚辞藻的风气(资治通鉴 陈纪十)。文质关系之间的矛盾,唐代的许多著名文人也没有解决。如陈子昂,论诗文主张风骨、兴寄,在唐代文学走上盛唐昂扬壮大的时代风格之途上具有先驱者的地位,对唐代的文学发展自功不可没。但他却从士大夫的政治追求着眼,对文采乃至整个文章采取了轻视的态度,上薛令文章启 称:“然则文章薄技,固弃于高贤;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大人君子以为道德之薄哉!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文章小能,何足观者。”(全唐文 卷214)卢藏用 陈子昂别传 也称他:“工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时人不之知也。”(全唐文 卷238)李白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诗歌的文质关系的看法上也颇矛盾,孟啓 本事诗 高逸 中记载:“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诗论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古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重质轻文的倾向。对文质之间关系处理得较好的主要是唐代中原文人。杜甫之前,张说可为代表,他认为:臣闻七声无主,律吕综其和;五彩无章,黼黻交其丽。是知气有壹郁,非巧辞莫之通;形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先王以是经天地,究人神,阐寂寞,鉴幽昧,文之辞义大矣哉!“(张说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全唐文 卷225)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张说 洛州张司马集序,全唐文 卷225)张说在直面文章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前提下,给文章的文采辞藻以极高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可以说是具有较为完美的文质彬彬的文学思想。杜甫则更为充分地协调了这一矛盾。他极为重视文章的地位,偶题 诗中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杜甫所谓“文章”主要指诗歌,他没有认为文章是“小道”,而是把它看做非常庄重严肃的千古事业,绝无文人们固有的“馀事作诗人”的态度。他推重文章的地位,可以说主要是把文章的作用基于其“风雅比兴”精神,但他并没有因为主张文章的风雅精神而小视其艺术审美特质。可见他不是用绕开或排斥文章的经世致用功能的办法去正视其抒情审美作用的,也没有因重视文章的政用功能而小视或排斥文辞文采等艺术形式和抒情悦性的审美质性,而是把文章庄重的风雅传统和声律辞采抒情等审美特质协调起来了。这一点前人也注意到了: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新唐书 卷201文艺上 杜审言传 附 杜甫传)杜甫协调两者的关键在于他把士大夫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理想化为了自己的性情品质,反过来说,就是杜甫的性情品质本身就完全符合儒家的君子品格,仁人志士之心。所以随口吟咏,随意挥写都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具有温雅醇厚的品格。从另一方面看,因为他性情淳厚、品格端正,并不需勉强附和政治教化的内容,只需吟咏性情,抒写感愤,诗歌随兴致性情所之而发,所以也就没有做作勉强之感。而性情感喟和艺术技巧是血脉相连的,艺术形式是表达性情、抒情写志必须的手段,也就无需顾虑辞采的斟酌布置是否有碍大雅的问题了。正是因为他性淳情正,以儒家的诗学标准衡量,堂堂正正,问心无愧,所以他可以毫不心虚地说“文章千古事”、“名声岂浪垂”、“吾人诗家流,博采世上名”,正所谓因理直而气壮也。四、杜甫对待古今诗歌客观通达的态度正因为杜甫理顺了文质之间的关系,能够把两03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者协调起来,所以他对待古今诗歌成就能够文质兼重,作出了比较合理公正的评价,表现出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 诗经、楚辞、汉代古诗、建安诗歌等大家一致交口赞扬的诗作,杜甫自然极力推重,积极继承。如 戏为六绝句 其六称“别裁伪体亲风雅”,其五称“窃攀屈宋宜方驾”,其三称“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解闷十二首 其五称:“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偶题 诗云“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 中称赞苏涣诗“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杜甫集中对这些诗文的赞扬推崇随处可见。对待晋宋齐梁等人们颇有争议或大力抨击的文学,杜甫从未人云亦云,而是保持着极为冷静客观的态度,采取了颇为公正通达的评价。如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称赞陶渊明、谢灵运:“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中称赞苏端、薛复的诗才可与何逊、刘孝绰、沈约、谢、鲍照媲美:“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解闷十二首 其七中推重谢灵运、谢、阴铿、何逊:“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这些都是为当时所诟病的齐梁诗人。杜甫称赞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称赞高适、岑参:“沈鲍得同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鲍照的七言体诗向来被认为是轻俗之体,杜甫却对他进行了大力赞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萧涤非、廖仲安先生说:“可以这样说,杜甫正是第一个肯定鲍照对七言诗的巨大贡献的诗人。”3杜甫对六朝文学评价中所表现出的客观通达的态度在当时是无人能比肩的。我们不能把杜甫对晋宋齐梁诗歌艺术成就的肯定看做不加分析的盲目赞扬,或泛泛而谈。他明确说过“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可见他并不赞赏齐梁轻艳柔弱的文风。他深知晋宋齐梁诗歌的得与失,肯定其成就,批判其糟粕,不是毫不冷静地一概加以排斥,而是在深知其弊的前提下对其成绩真心赞扬,认真继承,这正是老杜对待文学态度客观而通达的体现之处。冯班云:“千古会看齐梁诗,莫若杜老。晓得他好处,又晓得他短处。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话。”(冯班 钝吟杂录 卷四)是有道理的。杜甫对同时代的诗人也进行了广泛的赞扬。刘克庄曾论杜甫云:“杜公为诗家宗祖,然于前辈如陈拾遗、李北海,极其尊敬。于朋友如郑虔、李白、高适、岑参,尤所推让 未尝有竞名之意。晚见 舂陵行,则云 粲粲元道州,前贤畏后生,至有 秋月、华星 之褒,其接引后辈又如此。名重而后谦,才高服善,今古一人而已。”(后村诗话 后卷 卷二)上面论述中,就杜甫诗歌风貌、诗学思想与中原文学文质彬彬的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当然,杜甫诗歌丰富多彩,他伟大诗歌成就的取得与他身历大半个中国,受到中原、巴蜀、秦陇、荆楚、吴越、齐鲁等多种地域文化的滋养密不可分,本文所论只是涉及其一个方面。参考文献:1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史:上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81.2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 G/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 G/萧涤非.杜甫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4张忠刚,赵睿才.21世纪杜甫研究述略 G/中国杜甫研究会.杜甫研究论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Discuss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DU Fus poems,poetry idea and the spirit ofthe balance of out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 in Center Plain literatureHU Yong2jie(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Henan,Zhengzhou 450002,China)Abstract:The spirit of the balance of out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 which pay attention to both writings substantialcontent and colourful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spirit in literature of Center Plains.From the pre-Qin Days to theTang Dynasty,the spirit can be seen obviously in the literature of Center Plains.As a poet of Center Plains,DU Fu s poemshave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balance of out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He also coordinates the relation perfectly betweenout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 of poetry,and has understanding attitude for former poems and poets.So he obviously dis2plays the feature of balance of out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and this comes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with the spirit ofbalance of out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 in literature of Center Plains.Key words:the spirit in literature of Center Plains;the balance of outward grace and solid worth;DU Fu;poems;poet2ry idea13第3期胡永杰:论杜甫诗歌及诗学思想与中原文质彬彬的文学精神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