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学教育观念的缘起及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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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学教育观念的缘起及形成》，作者秦春，江苏教育学院教授，载《文艺评论》2012年第12期。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论为我们构筑了丰富多姿的理论视域，这其中既有对文体的探索，也有对文辞的追求；既有对创作主体的建构，也有对审美体验的追寻，但贯穿始终的则是对文学教育功能的孜孜以求，特别是在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文学理论中一直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凸现文学的教化色彩，从而确证文学的实用取向，甚至有论者将儒家学说称为“教化的哲学”而与西方哲学加以区分。李景林认为：“儒学具有‘教化’的功能和作用，这使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同于西方哲学”，“对于儒学这个‘教化’境域中的哲理系统，我们实无以名之，姑且强为之名曰‘教化的哲学’”，以致孔子所创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表征，因此“它又是中国文化立身成德的价值基础或教养本原。”然而，这一文学教育观念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观念的历史缘起及其价值取向的最初品性。
文学教育的发生总伴随着文学活动的发生，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开始一般可以追溯到文学观念的最初形态，虽那时的文学教育还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教育，但却包含了后来文学教育的基本质素。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可以追溯到先秦以前，当时并没有纯粹的文学活动，更没有明确的文学教育观念形态，只有一些文学教育的原始质素，其大多蕴含在宗教活动（如占卜、祭祀等）、先民的日常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之中，而且文学教育的内容也繁杂多样，当时“歌谣、祝辞、神话、传说是我国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当然这也是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可是，就是这些文学教育的最初形态，已经初步显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思想的初质。
有论者将从文学发端到20 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学分为“自然文学、神士文学和政教文学”三种类型。这种划分基本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精神历程，但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中自然文学指原生状态的文学样式，是尚未赋予社会功能的文学，而神士文学则是指先民的祭祀、占卜等活动并被纳入社会功能体系的文学，它们主要集中体现了在以儒家为主导的政教文学之前。
作为先民时期的文学样式主要是自发的原生态诗歌、民谣以及谚语等自然文学，大多来自生产劳动或是作为当时的一种生命情感的不自觉的显露。如为人所熟知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揭示了当时先民们的狩猎场景。又如《吕氏春秋·乐成》记载：“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则反映了当时农耕灌溉场景。虽然这些民歌在其原初意义上并没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但因其来源于先民心声的直接表达，在一定意义上仍可以洞见其蕴含的教育作用。因为这些自然文学已经具有了群体化意识和情感，具备了社会属性。就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哀乐之心感，而欧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也就是说在这些最具自然状态的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以及民生疾苦具有政治考量价值，从中可以考见治理国家的得失，从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甚至他们专门派人到民间采集诗歌以了解民情。又如《春秋公羊传注疏·宣公十五年》所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因此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无意识的诗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作为观照民心、了解社会的途径，体现了文学教育的社会功能。
当然，这种原生态自然文学还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文学型态，与此相比，神士文学则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自觉性。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种种自然现象的认识极为有限，对自然界中出现的刮风、下雨、雷电以及其他地质灾难等难免产生恐惧和不解，进而形成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同时也体现先民对自然世界的素朴认识，于是出现了具有宗教色彩的文学活动，诸如求神、祭祀、占卜等。据《尸子》记载“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当此时也，弦歌鼓舞者禁之。”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祭祀活动是何等庄重，也表现出对自然神灵的顶礼膜拜之情。人们不仅祈福于天，甚至出现问政于天，祈求天神降福于天下苍生。在《墨子·天志上》记载：“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下，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刍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在古代祭祀活动中始终都伴随着诗歌、音乐和舞蹈，在当时诗、歌、舞本是三位一体，因此，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活动也是先民最初的文学活动。所谓“巫”，《说文解字》解释为：“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也”。王国维就认为：“巫之事神，必用歌舞”，“是古代之巫，实为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而意大利人类学家维柯更是认为这是人类原始诗性的自然勃发，并称他们为“神学诗人”，“一切古代异教民族把一切涉及占卜预兆的事情都归原到约夫这种想象的共相，所以这些民族都生下来就具有诗性。他们的诗性智慧是从这种诗性玄学开始的，诗性玄学就凭天神的意旨或预见这方面来观照天神。他们就叫做神学诗人。”在这种祭祀活动中，文学在其中起到重要媒介和祭祀凭借，也就是说在古代的这种原始祭祀、占卜等活动中，已经初现了文学的质素。《诗经》中的《颂》基本上是祭神和颂神的诗歌，而在《大雅》、《小雅》中也有祭神诗歌，如其中的《小雅·楚茨》就是一首结构完整、程序明晰的祭神诗。张应斌将在古代这种祭祀、占卜等原始宗教活动的诗歌等文学行为称为“神士文学”，而这种神士文学已经脱离最初的无意识的文学形式，开始自觉地赋予一定的社会功能。他认为：“神士文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学纳入社会功能的轨道，有意识地使文学为增进人类的福利服务，从而使文学社会化、功能化。”在宗教活动中的文学就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和有意识的文学活动，也体现在早期文学活动在观念上的超验性和文学的实用性、合目的性的特征。他们利用文学通神的功能为手段，使这些具有文学质素的宗教活动来为人类自身谋取利益，带来福运，祛除灾难，祈求上苍保佑，这时的文学已经带有明显的社会实用性。
当然，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先导具有这种敬神、事神的特征，但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神本位的国家，它仍然体现政治伦理的特性，神士文学则被纳入到国家伦理范畴。陈来认为：“在中国，以对天神祭祀权的独占和国家祭祀体系的建制为特色的古代国家宗教虽然显示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神界的关系，但似不能说国家出自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性的国家，“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同构”，“古代中国文明中，宗庙所在地成为聚落的中心，政治身份的世袭和宗主身份的传递相合，成为商周文明社会国家的突出特点。尤其是西周，政治身份与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发展出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传统。”因此，在中国以血缘为群居纽带的社会特性注定了以神学为基础的原始宗教必然被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所取代，那么孕育于祭祀活动之中的神士文学的功能也将转化为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注重民心教化、政治伦理教化的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之渊源之一的神士文学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注重实用和为政治服务的取向。就如《礼记·礼运》所曰：“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这种祭祀文学也体现为政治统治服务的特征，并且开始有意识的通过以神设教，以达到治理天下之目的。《周易·观卦》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通过“神道设教”运用原始宗教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体现了在中国古代文学政治功能的教育特性。其实在这里已经奠定了将文学作为德教的工具和实现政治统治的途径，为后来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学教育观开了先声。
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原始社会里，文学已经肩负起道德教化和政治教育，特别到尧舜时期，这种教育更加自觉。在现存的文献记载中更多的表现了这种对文学教育的认识，而且内涵更加丰富。《尚书·尧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左传》文公十八年释“五典”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尧先让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要以“五典”作为美德规约自己的行为，当时因“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就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他们已经明确地表述了要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并将之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同时，舜还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舜即位后就命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不仅蕴含了古代教育思想的启蒙性质，同时也注重运用文学艺术对下一代进行教育，带有明显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内涵。柳诒徵在论及唐虞时期政教情形时认为，当时存在着“教乐”，“一曰教乐，其所教为诗歌声律。《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即近世所谓声音学、言语学、文学、音乐诸科也。此诸科者，似不切于实用。然观当时之风气，则诗乐与宗教、政治大有关系。……是天子巡狩之时，八伯须召乐，亦与政治、宗教有关系也。诵诗可以知政，作乐可以降神，则文化教育，亦即其时之实用教育也。”揭示了在当时文学教育注重实用特征，到先秦时则被儒家继承了下来，运用文学进行政治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尧舜时代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已经开始自觉的认识到文学的教育作用，体现了文学的德教思想和社会功能。
到夏商周时期，文学教育功能得到了体制性的强化，并且形成了许多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思想形态。夏代一般认为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开始，在当时不仅注重运用文学进行教育，还出现了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礼记·王制》） 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夏曰校”，“校者，教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时的学校开始有了明确的教育目的和内容，并且已经自觉地运用文学艺术进行教育，从而将文学教育纳入到国家层面的体制之中。在《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夏启“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的故事，记载了夏启从上天得到“九辩”、“九歌”二乐并以之教夏人。从中我们看到夏人开始“自觉利用了艺术的特殊作用来教育和感化人们，所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到商代中国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产生于周代的《易经》虽是一部推算吉凶的巫书，但对后来儒家影响甚深，儒家许多教育思想都肇始于《易经》，其中还出现对教育作用和目的的认识。《易·涣》卦六三爻辞曰：“涣其躬，无悔”。“涣其躬”指“以水冲洗其身之污垢，以喻清除德行之邪恶。”其实这里并非谈论沐浴，而是以“沐浴”喻指王上施行德教就如水冲洗人身，涤除人品行中不良习气，从而使人获得自新，自然无悔。这里强调了通过教育加强个人的自身修养，达到对人的自省、自新，同时这种“涣其躬”不是最终目的所在，而是一个过程或途径。《易传·涣象》说：“‘涣其躬’，志在外也”，“志在外，谓志在教育他人，治理国家。”明确阐述了教育的目的在于加强个人道德品德教育以便治理国家。
西周的“六艺”教育对教育的认识已经更加系统、全面。“六艺”包含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是西周学校教育的教学内容，其中的“礼乐”教育主要属于道德教育范畴，“礼”指政治伦理、道德规范教育，而“乐”是艺术教育，同时指出“乐”既“通伦理”，又“与政通”（《礼记·乐记》） 将文学艺术教育明显地着上了政教、德教的思想。作为一种国家教育形态来说，文学教育思想已经在这里得到了萌芽。
在古代先民以及夏商周时代里，文学教育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此时文学的教育作用只是潜在的融于生活中，存在于人们口头诗歌传诵、以及神话、传说之中，体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学教育的萌芽状态，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思想在这里已经初见端倪，并为儒家所继承。孟轲在追述夏商周三代学校教育的共同任务时就说：“皆所以明人论也。”（《孟子·滕文公上》），已经显现了后来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品质，特别是被占据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所继承并产生久远影响。我们知道，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统摄下所形成的文学教育观念，一直注重文学的政教功能，也规约着文学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势，虽然这一走势在具体的历史阶段随儒家思想的变迁而或增或损，但始终占据历史舞台的主导。
作为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文学教育，其形成于先秦时期，奠定者则是孔子。在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中最初形态是关于他对文学观念的论述。人们通常所说的“孔门四科”，“文学”是其中一科。他在谈论弟子特长时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虽然这里的“文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但作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文学概念的事实仍然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知道孔子办教育主要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培养治理国家的管理人才，实现他改造社会的政治信念，即“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可以说是对孔子兴办教育根本目的的一个概括，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形成他的文学教育观念的最初起点。当时礼崩乐坏，文化下移，私学兴起，他希望通过教育培养经国治世人才，以挽救政治统治危机，因此，他注重学生“德行”养成也就成为“四科”之首，而“言语”和“政事”则是从事治理国家的重要科目，“言语”就是“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适四方”，“政事”指“具体处理政治事务的政治才能。”在此基础上“文学”一科也必将体现了“政事”的内涵，着上文学的政治教化、道德伦理内涵。
历来人们认为“文学”指“文章博学”，既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也指人的学识或学术，包括哲学、历史、语言等著作等。其实在孔子这里，文学本身所指称的“文章博学”就主要指儒家的《诗》、《书》、《礼》、《乐》等经典典籍，并将其作为文治教化的凭借，但在孔子“四科”的整体架构内，当时的文学必然具有一种政治教化的作用，体现了孔子文学教育的基本理念。关于孔子的文学政教意蕴，我们从孔子所倡导的与“四科”相对应的“四教”则更加体现了孔子的文学教育观念。《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他的“四教”与“四科”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四科”作为培养目标，“四教”则是教育内容，而其中的“文”是他推行教育的基础。孔子在继承和发展西周“六艺”教育，并以《诗》、《书》、《礼》、《乐》等儒家典籍作为教育内容，致力于培养具有以“仁”为基础、以“礼”为核心的政治道德伦理型的人才，从而形成一套道德规范和政治信条，维护封建统治，并确立起“诗教”的文学教育观念。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篇》） 这样包括文学在内的六艺成为文学教育的内容。至此，文学就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成为实现儒家政治道德教育的手段，文学教育的实用倾向便见端倪。
孔子的文学教育观念最为典型的就体现在他的“诗教”观上。作为“诗教”的诗学命题无疑可以追溯到《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而托名子夏而作的《诗大序》则是对“诗言志”政教意蕴的最好注本。《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这一段中，前半段明显来源于《尧典》的“诗言志”，而后面只是对诗的政治道德教育的进一步发挥，凸现了诗在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中的突出作用。真正对“诗教”观念进行全面解释当属孔子。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把诗的功能归结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几乎囊括了后世文学的审美、认识、教育的所有功能，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功能观的发展走向，也是对文学“诗教”观的全面阐释。其中“事父”、“事君”是孔子文学教育观的落脚点，彰显了“诗教”是为统治者服务、为完善社会伦理道德服务的思想。同时，因为这种文学教育观切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需要，能够利于增强封建统治而为历代统治者所亲睐和推崇，以致影响了古代文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并始终占据古代文论的主导地位。孔子除阐释诗的教育功能外，还反复强调学《诗》的重要性，而整个一部文学著作《诗经》内容多样，艺术丰富，最终在他看来就是“思无邪”（《论语·为政》），他还再三批评“郑声淫”，要求“放郑声”（《论语·卫灵公》），表现了对不符合儒家思想观念的文学的放逐。《论语·季氏》还说：“不学《诗》，无以言。”已经将文学的教育作用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甚至将文学的教育作用看成是在治理国家中的具有重要地位。
先秦时期继承儒家思想并进一步强调文学政教作用的应属荀子。荀子对文学教育功能的强调是建立在他“性本恶”的人性假设上。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他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恶”的，因此要使人向“善”，就要进行教育，才能成为圣人，而学习的内容就是记载圣人之道的各种经典。他在《儒效》、《劝学》等篇中认为《诗》、《书》、《礼》、《乐》、《春秋》是学习的主要内容。《荀子·儒效篇》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对儒家圣人和经典作了极高的评价，对后世文统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教育中“文以载道”观念的确立起到推动作用。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形成阶段，同时也是文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时期。在文学教育中注重把文学作为政治统治的凭借和道德教化的手段的观念，一直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走向，虽时有变化，但总体上却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