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动乱衰亡.doc

周溯源：中国古代王朝动乱衰亡的体制原因
2014-03-07 11:23　来源：新华文摘　 我有话说
　　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周溯源
　　摘要：中国古代不少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动乱衰亡，周而复始。每个王朝动乱衰亡的具体原因不一，但在体制方面则有共同之处。历代专制王朝存在几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即腐败的官僚体制与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需要人才与人才受压抑的矛盾，需要任贤使能与任人唯亲的矛盾；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矛盾；从庶民到君主需要安全保障却又没有法律保障的矛盾。
　　关键词：古代王朝；动乱衰亡；体制矛盾
　　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王朝，不只是指大的朝代，也包括大的朝代中的小王朝。所说的动乱，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指国家因宫廷政变、诸侯割据、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等原因引起的动荡、战乱，这些动荡、战乱影响社会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破坏社会财富和民众的生命安全。历史上每个王朝动乱衰亡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在这里笔者只就体制方面的原因作些探讨，分析专制王朝存在的几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腐败的官僚体制与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
　　历代君主大都知道，要治好民，必须治好官，而吏治的好与坏，即在于官吏是否勤与廉。在勤与廉二者之间，廉又居首位。因为在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态下，靠天吃饭，国家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生产的职能很简单，因此官吏能否廉政，能否做到“无为而治”是第一位的事。一旦吏治腐败，社会就免不了动乱。但是，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都是专制社会。在这种专制的官僚体制下，各级官吏的思想是“为民父母”，而不是“民为父母”，是“牧民”，而不是“养民”。“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这些历代相传的民谚，反映的理念就是把当官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发财的手段。当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小官发小财，当大官发大财。虽然儒家的教科书也要求各级官吏要有爱民之心，要施仁政，要奉公守法，但是，由于没有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又是从上至下的，不是双向的、平等的，这样，当官者就不仅仅满足于吃饭穿衣、养家糊口，不仅仅满足于领取俸禄，还要谋取俸禄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不规范收入，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手中的权力提供了这种条件与方便，权力就是资本，权力越大，资本越大。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的上层首先腐败，上行则下效，继而下层的腐败随之出现；而下层的腐败又回过头来推动、加剧了中上层的腐败。那些以反暴政、反不平、反腐败而造反起家的英雄豪杰、农民领袖，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也很快被权力所腐蚀，丢掉了当初的革命理想，放弃了对公平公正的追求，欣赏起特权来，以自己的特权代替被推翻者的特权，以自己的腐败代替被推翻者的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当他是长工时，曾经动情地对伙伴们表示：“苟富贵，毋相忘！”而当他当上张楚王不久，就嫌弃当年的穷兄弟[1]。“平等、平均”口号叫得最响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建都天京以后，那些农民领袖们也不由自主地搞起封建特权来。革命尚未成功，前方将士仍在浴血奋战，天国的高层内部却争权夺利，杀得血流成河。
　　专制体制使君主以及最高统治集团获利最大。这又带来一个新的矛盾，即君主以及最高统治集团挥霍无度与要求中下层官吏清廉的矛盾。君主以“天子”身份君临天下，“朕即国家”，君主占有天下财富、挥霍无度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有些开国君主、部分大臣，在建国初期或许尚能节俭，如汉文帝、汉景帝、隋文帝、唐太宗等。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越往后就越难保持节俭的传统，急不可耐地追求享乐了。也有的帝王早年励精图治，到晚年却奢侈糜烂，如唐玄宗。至于那些诸侯、封疆大吏、文臣武将、各级命官，则是一个个的“万户侯”、“千户侯”，合法享受封地采邑，鱼肉百姓。层层效仿，最后发展到“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腐败局面。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那样，柳湘莲说偌大一个贾府，除了门前的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余都是肮脏的。然而，那两只石狮子，又何尝是干净的呢？同样是从老百姓那里剥削掠夺来的。商纣王造“酒池肉林”，淫逸无度。秦始皇不仅追求生前的极度享乐，造阿房宫，还追求死后的荣华富贵，修骊山陵，动用数十万人的劳力。为求长生不老，他听信方士徐福之言，竟强选3000 童男童女，到东海寻仙丹。西汉末年的元帝，耽于声色，从皇帝到贵戚大臣，竞相奢侈，挥金如土。皇家养的厩马将近万匹，天天食粟。汉成帝为了给自己修建陵墓，“重增赋敛，征发如雨”，造成“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3]。东汉桓帝时，因统治集团的挥霍享乐，最后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4]的地步。汉灵帝为了弥补由于追求声色犬马生活带来的财政亏空，竟不惜在西院卖官鬻爵。隋炀帝穷奢极侈，“驱天下以从（同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5]。以致黄河上下，千里无烟；江淮之间，满目荒凉。他为了能乘船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游玩，动用全国民力修大运河，制造了数层楼房高的龙船和数万艘等级不同的游船，调集船工纤夫即达十万人以上。动身时后宫、百官随行，大小船只鱼贯二百余里，每到一处，下令周围五百里以内的民众和官府贡献土产、食物。不管耗费多少民生国力，不管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他全不在乎。后来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愤怒地指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不仅常常用重赏厚赐以结臣下的欢心，而且还有意规劝、鼓励臣下多置田产，安于享乐，以销蚀、泯灭臣下可能夺权的野心。例如，汉高祖对相国萧何大量强行贱买民田宅表示出优容安慰，对在御道上拦驾上书抗议萧何霸道行为的数千人一笑付之。[6]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表现最为典型。有一天，宋太祖对握有将兵大权的亲友兼大臣石守信等人说：“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疑，不亦善乎？”众大臣皆拜谢，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皆称病，乞解兵柄，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7]。
　　被人称道的“康乾盛世”，其中的乾隆皇帝素以反腐惩贪而著名。他特别喜欢出巡。在位60 余年，总计出巡150 次之多，平均每年出巡超过两次。为何出巡？照他的话说，是“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其中的“察民瘼”、“成巩固之业”就含有查访吏治民情、反腐惩贪的内容。他在位时惩治了许多贪官污吏，著名的就有十大案。诸如南河亏空案、两淮盐引案、甘肃捐监冒赈案，等等。其中甘肃捐监冒赈案，56 名贪污犯一律处死，无一赦免。但是，贪赃枉法并未禁住。何以如此？这与乾隆皇帝本人带头聚敛、挥霍无度有直接关系。例如，他为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令官员捐献“养廉银”，这等于是公开的索贿和强占！他晚年检查自己：“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每次下江南，随行王公大臣和扈从人员竟达两千五百余名，往返行程六千里，行宫三十余处，六次共花掉银子两千多万两。真是“皇帝出朝，地动山摇”！被他宠信、在他身边弄权的和珅，仿效皇帝，也敛财无度，成为全国最大的贪污犯。到嘉庆帝惩治和珅罪时，和珅家已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8]。据估计，财产总值折银2 亿2300 万两，相当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4359 万两的五倍！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而和珅的家仆则学和珅，也巧取豪夺，有的家产达二十多万两银子，有的占田六百余顷。层层官吏，上行下效。特别是那些世家大族，占有大量财富。西晋时富豪石崇与贵戚王恺竞奢斗富，令世人瞠目。王恺用紫丝布作步障四十里，石崇则用锦缎作步障五十里；王恺向石崇炫耀武帝送来的二尺珊瑚，石崇不屑一顾，将之击碎，命仆人取来六七枚三四尺高的珊瑚，让王恺随便挑选。《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令人惊叹：“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9]虽然这是艺术中的夸张描写，但反映的却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贪手段以严酷著称，但是明朝早、中、后期的几位大贪官，其劣迹仍是令人触目惊心。英宗时大宦官王振，专权达七年之久，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还走私军用物资。明景帝“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无算”[10]。嘉靖皇帝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家，物资清单上记载：黄金13171 两6 钱5 分，纯金器皿3185 件，重11033 两3 钱1 分，金嵌珠宝器皿共367 件，重1802 两7 钱2 分，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达3201 轴卷册等[11]。明朝末期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勾结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左右朝廷，招权纳贿，盗窃库藏。后被崇祯皇帝扳倒，抄家追赃，仅银元宝就达七百万锭之多[12]。
　　明朝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那些主张改革弊政、严惩贪污的改革派，自身也有贪污劣迹。他们一面高喊反贪，一面自己却在贪污。例如，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较有远见的改革派，但自身问题也不少。内阁首辅徐阶“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其子揽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13]。徐阶罢官回乡后，在苏松地区侵占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佃户数万人。他每年仅在华亭一地就收租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14]。高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他还曾经把世宗西苑里的器具窃出[15]。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竟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人为了巴结他，动用公款为他营造私第，他竟不辞而受。据史载，张居正自守孝夺情重返政坛后，以权谋私变本加厉，“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16]。张居正不仅受贿，而且行贿。从其行贿之大，可知其受贿之多。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为感谢这位恩人，并巩固自己的权位，张居正让其子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它珍玩尤多”[17]。而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仅有田数十亩，是不可能有金银的，按照明史专家王春瑜推算，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后，虽然官居一品，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哪怕将他一生的官俸加在一起，总和也只能折银两万余两。毫无疑问，他送给冯保如此多的金银财宝，决非正道而来[18]。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查出家产折价约金银19．58 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17]。
　　明朝末代号称“节俭”的崇祯皇帝，仍然养宫女近九千人，宦官增至万人，每年仅宫内脂粉费耗银就达四十万两，鞋料费五万两[19]。
　　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为了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竟然在外患日蹙的情况下，挪用海军造军舰的八百万两银子，重建颐和园，从而导致后来甲午海战、抗击八国联军等一系列战事的失败。
　　君主在性方面的特权，尤为突出。据记载，周代王者除立后外，还设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秦朝增至七个级别，到汉武帝则增至十个级别，到汉元帝时再增为十五个级别。多数君主淫逸无度，除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广选天下美女以充后宫，致使后宫佳丽，成千上万。晋武帝称帝后不久，再次下诏广选天下美女入宫，供其淫乐。灭掉吴国之后，又将吴主孙皓的五千宫女悉数并入自己的后宫，致使他的宫女多达万人。晋武帝每次退朝至后宫，竟不知所适，便乘羊车任意游荡，羊车停在哪里，就在那里宴饮就寝。聪明的宫女设法用盐水和新鲜的竹叶引诱羊车，以求得到君主的宠幸。隋炀帝时，后宫美女竟达四万多人。武则天做了皇帝后，在占有男宠方面，也要与男皇帝比高低，以至养有男宠多名，以求得心理之平衡。
　　南宋大臣杨万里审视官场的腐败后得出结论：“驭吏之难，莫难于禁赃吏……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20]杨万里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官僚体制是腐败的，却要求各级官吏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以君主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贪污腐化，挥霍无度，却要求中下层官吏做到清廉，同样不可能。因此，吏治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愈到后来，愈呈加速之势，不但贪污受贿，而且敲诈勒索，由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到肆无忌惮、明火执仗，一旦发展到民众不能忍受的那一天，动乱也就必然出现。
　　二、需要人才与人才受压抑的矛盾，需要任贤使能与任人唯亲的矛盾
　　要治理好国家，无疑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人才兴，国家兴。即便有完善的法律，还得靠各级官吏去执行。社会本不缺少人才，民众中有很多可造之才、可用之才，“人皆可以为尧、舜”[21]，但是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体制压抑了人才。自从产生国家以后，禅让改为世袭，权力的分割、国家的治理，完全是皇室一家一族之事，他人不得染指。君主偶尔选择几个贤才，也不过是作为辅佐之臣，参谋参谋，顾问顾问，仅此而已。一般来说，平民进不了统治者的圈子。夏朝自启以后，至商周均实行世卿制。世卿制是建筑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制度，其特点是：官员由王任命，官职世代相袭。诸侯国的官员由诸侯国君任命，官职世袭。公卿大夫死后，嫡长子继承其爵位、官职、采邑。各级官位被大小贵族世袭垄断，大夫以上的官员，基本上不存在选拔问题，先天的血缘关系已经决定。世卿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了冲击和否定。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和征辟，与考试相结合，伴以比较严格的选举法令，如果政治清明，政府还是可以选拔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汉武帝正式确立察举制，在他统治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有所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毫无疑问，这种选官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宰相公孙弘、政治家晁错、思想家董仲舒，都是通过察举脱颖而出的。但是，到东汉后期就变形了，走样了，在荐主与被荐人之间形成一种名为“门生故吏”的特殊政治关系。被荐人靠走权贵的门路爬上去，爬上去后再对荐主报恩。于是培植私人势力成为目的，至于所荐者是否真是人才则不管了。因而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2]的现象。到了魏晋时期，随着士族势力的兴起，出现了门阀士族政治。曹丕正式称帝后，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置由“著姓士族”担任的大、小中正官员，掌管选举，评定品级，作为政府选拔官吏的根据。名义上是以德才为标准，但因评判权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官场用人门阀化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趋势。“九品中正制”从法律上肯定了世家豪族凭借门第世代为官的特权。所谓“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氏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23]。其结果只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4]，“平流进取，坐至公卿”[25]。只要门第高，即使畏马如虎的人也可以当将军，把笔难以成文的人也可以做宰相。例如，孙吴统治集团是由南下的淮泗大族和江南的土著大族组成的，权力即为他们所控制。仅吴郡陆氏一家，就有二相、五侯、十多名将军。任郡守县令者，全是吴郡顾、陆、朱、张四姓子弟。蜀汉政府的情况也不例外。到了西晋，局面越来越糟，“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26]当然，世族中也不乏德才兼备、才华超群者，能胜任其职；寒门中也会有少量幸运者被荐举，但总的来说，九品中正制与世卿制无实质差别。再到后来，出现了科举制。隋朝首创，唐代定制，两宋逐渐完善，明清达到顶峰。对比以前的选官制度，科举制的确是一个巨大进步。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使得平民出身的子弟也有机会通过科举之路进入统治者队伍，“布衣卿相”也不乏其例。这些精英之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官吏结构，增添政府的活力，提高执政能力，扩大执政基础。科举制给广大士人以希望和出路，尽管对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渺茫的，可望而不可即，但毕竟是存在的，可以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相当一部分人亦能梦想成真。
　　但是，貌似公平、公正、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度，也难以培养、选拔真正合格的人才，值得民众信赖的官吏，以满足管理社会的需要。
　　首先是选才的范围狭小，只在少数人中选拔人才。因为只有少数富家子弟才能入学读书，才能支持“十年寒窗”所需的大笔费用。广大穷苦农民的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天赋很高，资质优秀，也只能望学兴叹，自认命苦，无缘选拔入仕。
　　其次，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当。隋代科举，相当于察举制中的策问应答。唐代进士科自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 年）起，开始确立了帖经、试杂文和对时务策三场考试的格局。宋代进士科主要考经义和时务策。到了明代，则以八股取士，开始走向僵化、衰落。纵观科举考试，起初还是有一些鲜活内容，但愈到后来愈不行了，主要内容无非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那一套，空谈性理，偏重于道德说教，没有科技，没有经济，没有实业，没有管理，学的是脱离社会管理、脱离发展民生经济的“理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考试禁锢人的思维。固定的格式，固定的答案，唯上、唯书，无创造性可言。唐代的“帖经”，即填空，属于死记硬背。最煊赫的进士科考试，也只是重视诗赋，能显示考生的文才，但不是经世之道。八股文考试，具有严格的框架程式，内容则限制为“代圣贤立言”，不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科举考试把读书人引向歧途，那些醉心于科举仕途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对国计民生不热心、不了解、不研究，也就很难掌握经邦济世的真学问。费正清认为，中国“在思想领域里，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理学盛行的一段时间内，朱熹的教导主张诚意在于‘格物’（考察事物），之后就可以进而了解自身。但‘格物’这个词的意思并非指科学观察，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27]。考生心里都明白，考试不过是做官的“敲门砖”，一旦官做上去了，砖头也就丢到一边去了。用这种考试内容、考试方法“格式化”出来的人才，大多学会了因循守旧，开口诗云，闭口子曰，在上司面前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信条，唯唯诺诺，战战兢兢，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发展不了经济，应对不了社会危机
其三，虽然是考试得了科名，但官职到手还得等待，走门路。有的士子候补到六十多岁，还轮不上一官半职。“乌纱帽”的予夺仍在朝廷吏部手中。好不容易熬到一个职位，走马上任后，首先感谢的是上司。要保官位，靠上司；要提拔晋升，靠上司；出了问题找庇护，还是靠上司。归根结底，权力是上司给的，哪怕是智商再低的官员，也知道最基本的逻辑是对上负责，其次才考虑对下负责。“对上负责”也不一定是对整个朝廷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政府负责，而只需对顶头上司负责，对他那个“小圈子”负责。只要讨好了上司和“小圈子”，对下不负责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在这种体制导向下，管理社会的官吏队伍究竟能有多大兴趣为百姓办事？究竟能集中多少心思和精力建功立业？这样的官僚队伍，会做“官”，不一定会办事。
　　其四，一部分人只求做官，不求办事。在中国人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高”，高在何处呢？无非是能做官，做官就能发财。读书人首先看中的是“学也，禄在其中矣”[28]，“劳心者治人”[21]，害怕、躲避的是“耕也，馁在其中矣”[28]，“劳力者治于人”[21]。民谚流传的人生“四喜”之一是“金榜题名时”，“四悲”之一是“下第举人心”。有些人之所以能“头悬梁，锥刺股”，之所以能“十年寒窗”苦读坐冷板凳，追求的是“金榜高中”、“一举成名天下知”，向往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儒家教导的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科名可作敲门砖，能够换来官与禄。脑子里的潜意识是“封妻荫子”，“衣锦还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即便是“三年清知府”，也能有个“十万雪花银”。民间流传的据说是出自宋真宗之手的《劝学诗》，十分诱人地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士子们虽然青壮年时也不乏“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许曾有过“立德、立功、立言、立节”[29]四不朽的追求，但步入官场后，却经受不住权力的腐蚀，抵制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逃避不了潜规则的掣肘，克制不了人性贪欲的纠缠，特别是能够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于是习惯于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日渐走向腐败。至于履行职责，为民办事，就只好看良心和觉悟了。
　　其五，买官卖官是普遍现象。在封建社会，官吏是委任而非选举，即使是科举及第，最终还需委任才能当官。委任制给买官卖官的行为带来了便利。据史载，东汉灵帝刘宏是较早公开卖官的皇帝。光和元年，他开西邸（即西园）卖官鬻爵。上起公卿，下至郎吏，地方守令，均标价而售。二千石（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四百石（县长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要求出任地方县令者，随该县肥瘠而价格有所差别。家产富裕者先交款，家底薄一时交不起者可赊欠，上任后加倍偿还。三公九卿等朝廷高官不便公开出售，则通过身边亲信私下交易，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为扩大财源，一官上任不久，新官接踵而至，有的地方竟至于一月更官数次。西晋时，武帝司马炎也是公开卖官，所得之款，尽入皇帝私库，供其花天酒地，挥霍奢靡。他享有姬妾近万人。南北朝时的北魏，宣武帝时的吏部尚书元晖，亦是“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聚敛无极，百姓患之”[30]。北齐到了后期，因“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于是皇上“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无官不卖，“于是州郡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31]。唐中宗时，韦后大树私党，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中宗与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32]。一时间，皇后、公主和他们所信任的人，组成了一个小集团，专门出售官吏委任状，牟取暴利。唐朝玄宗时的杨国忠，亦是卖官高手。他自侍御史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掌握了中央选任官吏的人事大权。他一手遮天，每次选用官吏，完全凭他和几位亲信的好恶，根据所用人的贿赂请托。到唐懿宗时，买官卖官已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据史书记载：“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南宋宁宗时韩侂胄掌权，社会上贿赂盛行，公执宰执、台谏之门，亦习以为常。韩侂胄的亲信陈自强（历任枢密院参知政事、右丞相），性极贪鄙，公开纳贿卖官。各地官员寄给他的信，信封上须注明某物若干并献，无“并”字的信则不拆阅；人有仕途干进，必先议价而后定；又纵子弟亲戚收受贿赂。到了理宗统治时期，外戚贾似道当权，他与党羽亦公开卖官，官员的补缺或升迁改秩，明码标价，交相贸易。明末崇祯皇帝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奏，揭露吏部官员的贪赃和腐败，他写道：“臣所闻见，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专以此得之，馆选亦然。”[33]
　　以上所述只是几个典型而已，其他卖官的皇帝、朝臣，难以一一列举。既然皇帝和朝臣可以卖官，那么，地方长官当然也可以卖官了。这样一来，历朝历代买官卖官成为普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买官卖官之外，封建社会还有公开的、堂而皇之的捐纳政策，即政府以授予官职（虚衔或实职）取得捐款，以补财政开支之不足。这是比较“体面”的卖官鬻爵。秦始皇因飞蝗成灾，下诏凡百姓缴粟千石的拜爵一级；汉文帝接受晁错务农贵粟建议，下诏准许民众缴粟赎罪或给予爵位，捐纳始兴。以后历代封建政府常因赈灾、筹饷、边防或兴办工程等事，用捐纳取得经费的来源。捐款人在纳资或粟后，即可得官位或褒奖。清朝初年屡用捐纳筹措饷银。从咸丰帝开始，广开捐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捐纳，使本已十分庞大的官僚队伍更加膨胀。到清末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候补官员，一个个等得急不可耐。据《申报》1906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已在吏部注册的候补官员达25.74 多万人，而当时正式在编官员却只有四万人左右。由于竞争激烈，候补官员不得不重金行贿以谋取一个官职。捐纳盛行，官职变成商品，致使一些无德无才、腐败昏聩的人也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有的甚至占据要津，而真正清正廉洁、德才兼备的人才则被挤到了一边，无法发挥效忠国民的才干。
　　当然，在那些用钱买官者中，肯定不乏“修齐治平”的有志之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为了谋得一个干事的平台，不得已而为之，但相当多的买官者恐怕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捞取外快，收回成本，还要增值，中饱私囊，尽快成为富翁。清人陆陇其指出：许多捐官者“原系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捞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34]。因为官是用钱买来的，敲诈百姓似乎更顺理成章，理直气壮。至于儒家的君臣大义，对不起，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一点中外买官者有其共性。例如，在中世纪的法国，“贵族可以用金钱购买，议员也可以用金钱购买，他们把贵族、议员的头衔一买到手，就想以拥护统治特权、反对任何改革来一本万利地收回其所支付了的代价”[35]。如此这般，腐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贪官污吏们对于那些讲原则，妨碍自己营私舞弊、贪污腐败的清官耿介之士，则要设法排挤和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能除之者，也要设法把他拉下水，使其同流合污。而那些清官耿介之士，开始尚能抵挡一阵子，但几个回合下来，遍体鳞伤，除了极少数能够坚持到底以外，大多数招架不住，免不了心灰意冷，倍感“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36]，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要么主动辞官不做，要么被击败踢出去，要么接受“招安”，握手言欢，彼此彼此。至于像孔子践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像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1]、像曹植提倡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37]、像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8]、像王安石提倡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39]、像于谦提倡的“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40]、像郑板桥提倡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41]、像林则徐提倡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37]那样的文人、官吏，毕竟是凤毛麟角。翻开二十四史，真正有名有姓、名副其实的有名清官屈指可数，有据可查的也不过几十位，真是寥若晨星，其原因即在此。
除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以外，还有保举制、荫子制的选官方式。保举制是由具有相当级别或资格的官员，向用人机构或有用人权的人推荐人选，使被推荐者得以任职。这种方式当然可以为伯乐式的人物保举出一些杰出人才，但也为有钱有势、善于钻营者开了方便之门，导致出现保举的所谓人才，“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胜神童”，而那些一无金钱、二无背景的在野贤才，在慨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贵在朝中”之余，更是增添了对社会不公的失望与愤恨。至于荫子制，则是具有一定品级和爵位的官员，为其子孙补选官位的方式。它不以德选，不因才授，完全是一种特权制度。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制，只能导致官员素质的退化。
　　由此可见，在这种官僚体制下，儒家倡导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流于口号，几乎是一种自我标榜，实际上培养、选拔的并非执政良才，官吏也不是为民办事的公仆。
　　清朝思想家、史学家龚自珍对封建君主专制摧抑人才的原因作了分析。他在《古史钩沉论一》中指出，统治者仇视天下之士，为了垄断高踞于万民之上的统治地位，必须去除士人的廉耻之心。独裁者对官吏的颐指气使、任意斥责和处罚，一方面使他们失去人格和尊严，另一方面使他们无所适从，不敢有所作为。“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42]。于是，只能规规矩矩，看上头的脸色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负责，更谈不上发挥创造性。独裁者的“一人为刚”，造成了众官吏的“万夫为柔”，普遍患有“软骨病”。在费正清看来，因为“惟命是从则比较安全，这就易于扼杀下层的主动性”[27]。
　　古代专制制度是家天下，既然是家天下，就必然依着血统，依着“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法进行统治。选拔官吏当然是一要亲，二要忠，第三方是德与才。而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德，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忠。这样就免不了出现一些“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出现一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像李白这样的绝代天才，虽然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也感叹“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拔剑四顾心茫然”。虽然一度被选入朝廷，颇为自负地放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也只是让他当个文学侍臣，发挥不了治国理政的才华。他最后心灰意冷，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遂转向享乐与消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但愿长醉不愿醒”[43]。李白的诗反映了一部分人才的心态。
　　即使如此，历代统治者仍不遗余力地网络人才。完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重要途径。一次，唐太宗微服临驾端门，看见新取的进士鱼贯而入，喜不自禁，以为“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然而有人对此讽刺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44]那些皓首穷经、背驼腰弓的举人们，熬过殿试这一层，锐气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即便是中了进士，也没有多少经邦济世的真本领和精力。李白就看不起因走科举之道而熬白了头的士子。他在《嘲鲁儒》一诗中写道：“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43]嘲笑迂腐的鲁儒，不务实际，整天搬弄五经章句，死钻牛角尖，对经国济世的方略，却茫然无知，如坠五里雾中。李白的诗虽然夸张了一点，有些偏激，但也的确指出了科举制的弊端，对人才的压抑与摧残，对民族生机与创造力的压抑与摧残，其结果必然是阻碍统治集团执政能力的提高。明代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全景式地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士子的毒害。像范进中举前后的表现，令人啼笑皆非，不胜悲怆！
　　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是私有制家天下的必然派生物。自古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无人莫做官”，就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汉高祖死后，惠帝即位，但吕后却大权独揽，毒死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致使惠帝忧郁病死。吕后遂临朝称制，分封诸吕子侄为王侯，拔擢亲信，排斥功臣，诸吕势力，迅速坐大。吕后病危时，命其侄吕产任相国，吕禄任上将军，分掌南军与北军，以巩固吕氏权力。直到吕后病逝，因诸吕阴谋作乱，方才被大臣周勃、陈平等所翦灭。唐朝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多数被诛杀，少数被贬逐；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也几乎相继被杀戮殆尽；另有“海内名士”三十六家，也以谋反的名义而被族诛。为抬高武氏一族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为第一等。她临朝称制后，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对此，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中愤怒地写道：“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45]唐玄宗时，因杨贵妃得宠，杨家势力如日中天。杨贵妃的母亲、姐姐皆封国夫人，叔、从兄皆为卿。特别是杨贵妃从祖兄杨国忠，由金吾卫兵曹参军累迁至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与李林甫相勾结，连起大狱，诛逐重臣，飞扬跋扈。李林甫死后，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先后兼领四十余使，封卫国公。与其妹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及其兄杨钅舌五家，豪富至极，胜过王侯。他们结党营私，贿赂公行，选任官吏均于私第暗定。任人唯亲，达于极至。一时间，诸杨势倾天下。以至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46]
　　在这种任人唯亲的体制下，致使许多有才华的人感到仕进无门，遂转向消极悲观。信奉孔子讲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28]，“不在其位，不谋其政”[28]，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诸葛亮说的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47]，过着躬耕垅亩的生活。也有的抱着“当官做儒家，不当官做道家”的人生观，息影林泉，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48]的隐居生活。有的实现不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实现不了现实价值，便转而追求历史价值，著书立说，藏之深山，传诸后世。如王符、王船山、李贽，等等。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消极，坐视现状日趋崩溃，等待看“好戏”。有的看不惯现实政治的黑暗，不愿同流合污，辞官不做，或不肯出山。有的秉性清高，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亦不肯出山，或辞官不做。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愤世嫉俗，认为“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37]不与当世合作。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愤怒，走上反抗的道路。如唐代黄巢，长安科举落第后，赋《菊花》诗言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49]科举的落第使他萌生了反唐的决心。他把反动腐朽的封建势力视为即将凋谢的“百花”，把自己比作凌霜傲放的秋菊。他设想将来总有一天能带领千军万马冲进长安城，推翻唐天子，把贪官污吏、豪强劣绅统统踏倒在地，建立一个人民安乐、社会均平、弊绝风清的新世界。后来他发动了农民大起义，号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与唐王朝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数万大军转战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一度占领了都城长安，起义士兵头戴黄巾，宛如当年他落第后言志诗中所写的菊花那样，开遍了长安城。起义军歼灭了大量官军，杀了大批地主、豪绅、官吏，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亡。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也是在连续几次科举失败后，决心走上反清夺权道路的。每次农民大起义，都有大批失意文人参加进来，汇成摧垮旧王朝的革命洪流。“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50]，科举道路实现不了功名富贵，则企图通过革命造反的手段来实现。
　　总之，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对权力的世袭和垄断，不能保证由最优秀的人才治国，不能及时淘汰不合格者，不利于保护志士仁人建功立业，不利于激励人才的竞争成长。需要人才却又压抑人才、需要选贤任能却又任人唯亲，二者成为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使人才的整体素质下降，执政能力下降，政风民风变坏，使大量的人才浪费，使大量的人才走向现实政权的对立面，使本来可以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力量，却成为破坏社会秩序、打乱历史正常发展的力量，使一个又一个的专制王朝走向崩溃，使社会的再进步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矛盾
　　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君主乾纲独断，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君主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君主的一个举动、一个决策，都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有时一言之差，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君主以“天子”自居，“天子自圣明”，“君为臣纲”，自信而又自负，很难采纳臣下的建议，更难接受臣下的批评。但天下之大，政务之繁，问题之复杂，决策之困难，仅靠君主一人的智慧和精力来作出明断，又的确是困难的，并且常常由于君主的专断和昏庸，造成决策失误，举措失当，政局不稳，乃至王朝倾覆。这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寻求补救办法，于是设谏官以纠正君主的过失，设御史机关以纠察百官。周公总结夏商兴亡的教训时，就提到进谏纳谏和监察的问题。他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51]所以周礼规定设师保以“谏王恶”。后来的《管子形势解》也说：“谏者，所以安主也。……主恶谏则不安。”[52]秦汉设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官，负责监察和谏议，隋唐以后设御史台、谏垣、谏院、给事中、都察院等，发展了谏议和监察制度。谏官和朝臣可以直接上言反映情况。但并非每个君主都有自知之明，都能理解舜提出的“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的道理，都能有唐太宗的明智见识：“夫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53]
　　作为君主，是纳谏还是拒谏，是责己还是罪人，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