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汪曾祺).doc

《职业》导学案
林口县第四中学 刘冰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以下问题：
职 业
汪曾祺
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街上的居民铺户、大人小孩，和这些叫卖的人自己，都听得很熟了—— 
“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
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见过这么脆的嗓子，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这是一个中年的女人，专收旧衣烂衫。她这一声真能喝得千门万户开，声音很高，拉得很长，一口气。她把“有”字切成了“——一尤”，破空而来，传得很远（她的声音能传半条街）。“旧衣烂衫”稍稍延长，“卖”字有余不尽：
“——一尤旧衣烂衫……找来卖……” 
有时有苗族的少女卖杨梅、卖玉麦粑粑。
“卖杨梅——！”
“玉麦粑粑——！”
她们都是苗家打扮，戴一个绣花小帽子，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干干净净的，都长得很秀气。她们卖的杨梅很大，颜色红得发黑，叫做“火炭梅”，放在竹篮里，下面衬着新鲜的绿叶。玉麦粑粑是嫩玉米磨制成的粑粑（昆明人叫玉米为苞谷，苗人叫玉麦），下一点盐，蒸熟（蒸出后粑粑上还明显地保留着拍制时的手指印痕），包在玉米的嫩皮里，味道清香清香的。这些苗族女孩子把山里的夏天和初秋带到了昆明的街头了。
……
在这些耳熟的叫卖声中，还有一种，是：
“椒盐饼子西洋糕！”
椒盐饼子，名副其实：发面饼，里面和了一点椒盐，一边稍厚，一边稍薄，形状像一把老式的木梳，是在铛上烙出来的，有一点油性，颜色黄黄的。西洋糕即发糕，米面蒸成，状如莲蓬，大小亦如之，有一点淡淡的甜味。放的是糖精，不是糖。这东西和西洋可以说是毫无瓜葛，不知道何以命名曰“西洋糕”。这两种食品都不怎么诱人。淡而无味，虚泡不实。买椒盐饼子的多半是老头，他们穿着土布衣裳，喝着大叶清茶，抽金堂叶子烟，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一边嚼着这种古式的点心，自得其乐。西洋糕则多是老太太叫住，买给她的小孙子吃。这玩意好消化，不伤人，下肚没多少东西。当然也有其他的人买了充饥，比如拉车的，赶马的马锅头（注：马锅头是马帮的赶马人），在茶馆里打扬琴说书的瞎子……
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是一个孩子。他斜挎着一个腰圆形的扁浅木盆，饼子和糕分别放在木盆两侧，上面盖一层白布，白布上放一饼一糕作为幌子，从早到晚，穿街过巷，吆喝着：
“椒盐饼子西洋糕！”
这孩子也就是十一二岁，如果上学，该是小学五六年级。但是他没有上过学。 
我从侧面约略知道这孩子的身世。非常简单。他是个孤儿，父亲死得早，母亲给人家洗衣服。他还有个外婆，在大西门外摆一个茶摊卖茶，卖葵花子，他外婆还会给人刮痧、放血、拔罐子，这也能得一点钱。他长大了，得自己挣饭吃。母亲托人求了糕点铺的杨老板，他就做了糕点铺的小伙计。晚上发面，天一亮就起来烧火，帮师傅蒸糕、打饼，白天挎着木盆去卖 
“椒盐饼子西洋糕！”
这孩子是个小大人！他非常尽职，毫不贪玩。遇有唱花灯的、耍猴的、耍木脑壳戏的，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只是找一个有荫凉、引人注意的地方站着，高声吆喝：
“椒盐饼子西洋糕！”
每天下午，在华山西路、逼死坡前要过龙云的马。这些马每天由马夫牵到郊外去遛，放了青，饮了水，再牵回来。他每天都是这时经过逼死坡（据说这是明建文帝被逼死的地方），他很爱看这些马。黑马、青马、枣红马。有一匹白马，真是一条龙，高腿狭面，长腰秀颈，雪白雪白。它总不好好走路。马夫拽着它的嚼子，它的钉了蹄铁的马蹄踏在石板上，郭答郭答。他站在路边看不厌，但是他没有忘记吆喝：
“椒盐饼子西洋糕！” 
    饼子和糕卖给谁呢？卖给这些马吗？ 
    他吆喝得很好听，有腔有调。若是谱出来，就是： 
   │#5 5  6— —│5 3  2— —‖
     椒盐  饼子     西洋糕
放了学的孩子（他们背着书包），也觉得他吆喝得好听，爱学他。但是他们把字眼改了，变成了： 
│#5 5  6— —│5 3  2— —‖
     捏着鼻子——吹洋  号
昆明人读“饼字”不走鼻音，“饼子” 和“鼻子”很相近。他在前面吆喝，孩子们在他身后摹仿：
“捏着鼻子吹洋号！” 
这又不含什么恶意，他并不发急生气，爱学就学吧。这些上学的孩子比卖糕饼的孩子要小两三岁，他们大都吃过他的椒盐饼子西洋糕。他们长大了，还会想起这个“捏着鼻子吹洋号”，俨然这就是卖糕饼的小大人的名字。 
这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我在一条巷子里看见他在前面走。这是一条很长的、僻静的巷子。穿过这条巷子，便是城墙，往左一拐，不远就是大西门了。我知道今天是他外婆的生日，他是上外婆家吃饭去的。他跟杨老板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把卖剩的糕饼交回到柜上，才去。虽然只是背影，但看得出他新剃了头，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我第一次看到这孩子没有挎着浅盆，散着手走着，觉得很新鲜。他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着。忽然回过头来看看。他看到巷子里没有人，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
“捏着鼻子吹洋号！……”（有删节）
(这是三十多年前在昆明写过的一篇旧作，这一次是第三次重写了)
　　 1982.6.29
1．下面对这篇作品的分析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对民间生活的关注和观察，是汪曾祺文学创作的一贯视角。就像这篇《职业》，作者抓住“街头吆喝声”这一个“点”，生动细致地呈现出城市生活平静而琐碎的一个“面”。
B．本文以对多年前昆明街头各种吆喝声的描写开篇，既从听觉角度营造了一幅四十年代昆明生活的风俗画，同时也通过对“同行”的描写，为后文卖糕饼孩子的出场作铺垫。
C．本文描写了街头小贩吆喝卖东西的很多细节，他们整日辛苦地奔波于大街小巷，只能赚取微薄的收入。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对这些底层劳动者不幸生活的巨大同情。
D．本篇的语言表达平实委婉而又富有弹性，生活气息浓厚，如对小贩所卖食物的具体介绍。同时这种平淡质朴的文风也是他心地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的人格写照。
2.在写卖糕饼孩子的叫卖之前，作者先写了其他几种叫卖声。请分析这样设计的作用。

3．关于的吆喝声，作者说“他吆喝得很好听，有腔有调”，并以音乐简谱的形式将其标注了出来，请说说这一表达形式的作用。

4．“饼子和糕卖给谁呢？卖给这些马吗？”请说说小说中这句话的表达效果。

5．这篇文章的结尾很有味道，作者说当那个孩子“看到巷子里没有人，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请结合全文谈谈你对它的理解。

6．作者在《<职业>自赏》里写到：“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我的代表作，似乎已有定评，但我的回答出乎一些人的意外：《职业》。”试探究作者认可这篇小说的原因。

鉴 赏 家
汪曾祺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都是原装。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亲家一样了……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儿”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他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
    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的。
    叶三五十岁整生日，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门卖果子了，他们养得起他。
    叶三有点生气了：
   “嫌我给你们丢人？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
    季四太爷即季陶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里人都称之为四太爷。
    叶三真是为了季陶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陶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季陶民有一个脾气，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
    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总是首先给季陶民送去。
    季陶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须通报，一来就是半天。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意，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笔。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

    季陶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    有时会问叶三：“好不好？”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最爱画荷花。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
    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
    果贩叶三是我师。
    惭愧画家少见识，
    为君破例著胭脂。
    季陶民送了叶三很多画，都是题了上款的。有时季陶民给叶三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一张也不卖！”
    十多年过去了。季陶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陶民坟上供一供。
    季陶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陶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
   “不卖。”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因为是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客人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
   “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客人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
   “不卖。”
    客人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陶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进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一项是         （    ）
A．小说塑造的叶三，为人勤快、诚实守信、阅历丰富，对绘画艺术有热情。叶三如果不卖果子，而当一个画家，也一定会很出色。季陶民“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半斤水果”，这看似闲笔，实则表现出季陶民旷达超脱且率性的脾气。
B．“紫藤有风”，“花是乱的”一段，汪曾祺借助白描语言的神力，让一个果贩与一个鉴赏家的形象精致地叠合在一起，可谓神来之笔。
C. 从情节和结构来看，很难在作品中找到一般小说那种清晰的线索，强烈的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甚至很难概括出一个故事梗概，颇有“散文”的特征。
D. 小说语言独具特色：准确、干净，大量使用短句，使语言凝练又明快活泼，形成汪曾祺独到的文风。
问题：你喜欢叶三吗？请结合文章内容说明理由。

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结合学生提出的问题，分析解答）

知识引申——课外推荐阅读：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 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未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1990年9月1日

父亲汪曾祺
汪朗
　　某种意义上，父亲挺欣赏老庄式的淡泊的生活态度。
　　父亲多年境况不顺，坎坷颇多。他说，当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能够熬过来靠的就是——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则是一种自我调适。
　　父亲无官无职，无权无势，对于名利，从不孜孜以求。
　　他干了几十年，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级别，应该受什么待遇。1958年，他到河南出差，单位给他买了软卧，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算是“高干”了。不过好景不长，出差回京不久父亲便当上了“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后来平反了，他也没向单位提出过什么要求。他当过北京市评定艺术职称的高级评委，领过国务院的特殊津贴，都是懵懵懂懂得到的，自己从来没争过要过。直到办完离休手续，领到离休证，父亲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局级干部”。他写文章，很少和人谈稿费的问题，有人愿意多给固然高兴，少给些也无所谓。
　　父亲觉得，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
　　父亲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有权利写自己觉得该写的东西。建国后，按流行的政治标准衡量，父亲明白，他的作品不会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他也乐于承认这一点;甚至坦言，他的艺术观点不怎么招人喜欢。对此父亲并不在意，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父亲的文章一般都是气静心平，娓娓而谈。但他并不是不会言词激烈甚至开骂。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写作基础课要写小说，便找了一件在工厂当炉前工时亲身经历的事做题材——一次上夜班，由于工厂领导瞎指挥造成漏钢事故，形势十分紧张，工人连夜奋力抢救，保护了设备，但已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厂里广播站却高声宣扬，由于领导英明，指挥得力，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抢修了一夜的工人已经精疲力竭，在澡堂里迷迷糊糊听着这样颠倒黑白的广播睡着了。小说写成之后拿给父亲看，他提了一个意见：“结尾不好，太平。应该是工人听了这样的广播之后，骂了一句——‘他妈的!’”“他妈的”能写进文章吗?不仅不雅，领导若看到了会高兴吗?但父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非如此不可，这是小说人物的必然反应。写小说要以生活为基础，刻画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
　　父亲和林斤澜唱过对台戏。林斤澜一直强调小说结构的重要性，父亲却来了一句：小说结构的特点是“随便”，弄得林斤澜有点上火。后来父亲补充了一下，说小说结构的特点是“苦心经营的随便”。此事才算了结。
　　父亲经常拿出他的作品，让家里人提提意见、把把关。对父亲批判最严厉的，是他的孙辈。一次，他的孙女汪卉回家气哼哼地说：“爷爷写的文章一点都不好!”原来，老师让同学们从文学名著中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以便写作文时用。她把父亲的书翻了个溜儿够，一无所获，于是很恼火：“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另一个孙女在一旁慢腾腾地帮腔：“就是。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在班上最多就是个二类文。”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得好，没词儿!”过了一阵儿还在嘟囔：“没词儿，没词儿。好!”我们知道，他对这个评价很得意，认为这是文学作品的至高境界，也是他的追求。
　　在艺术上父亲相当自信，认为自己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和运用有独到之处，他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家里有一幅高尔基木刻像，挂了快四十年了。大家都觉得该换换了，但又不知道换什么合适。没想到父亲嘟囔了一句“该挂我了”，说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真的换了他的照片。那张照片是一个美国人拍的，曾经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占了整整一页。
　　父亲在《论风格》中有这样几句话：“一个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风格，必须要坚持自己独特的个性。作家要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欣赏自己。一个随人俯仰、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
(取材于汪朗《岁月留痕》，有删改)
作者简介——
汪曾祺:
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有关汪曾祺旅游景区：汪曾祺纪念馆、汪曾祺文学馆、汪曾祺故居。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2018年12月21日，汪曾祺入选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作家榜前十，排第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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