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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镇真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隆镇土地纷争及其协调失败的法律民族志曾令健*摘要：一桩土地纷争的法律民族志表明，镇域纠纷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镇域与纠纷运动的互动关系中，最为显著者莫过于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镇（乡）所在物理时空、生活与生产方式、社会观念、个体认知与激情、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日常实践与偶发事件等物质及意识，构成纠纷运动的场域/结构，纠纷运动既是镇域在个案中之特定呈现，也对场域/结构之存在形态产生反作用，纠纷运动及其效应更是作为场域/结构之一部分而沉淀于镇域中，往复不止。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集中体现为支配与反抗、资源与局限、架构与形塑等彼此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关键词：土地纷争；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法律民族志镇（乡）政府处理农村土地纷争，个中涉及法律、政治、经济诸层面之考量：于法律言之，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乃职责所在；于政治而言，镇（乡）政府乃科层体制末端之一重要节点，“守土有责”；就经济言之，土地开发、利用及由此引发的纷争，关乎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争夺。然而，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尽管三十余年来中国人文社会领域对于“镇域”（或称“乡域”）的考察不胜枚举，但主要囿于经济学、生态学、政治学、空间规划、社会治理以及教育研究，也有域外学者关注中国镇域历史地理学，且当代中国乡村纠纷解决、基层纠纷解决研究亦浩如烟海，但直接探究镇域与纠纷解决之关系者付之阙如，湟论法律人类学立场。秉持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本文系一桩西部农地纠纷及其运动的法律民族志，*本文是2 0 2 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法典民族性表达与制度供给研究”（2 1 JZ D 0 3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 0 2 1 年度一般项目“民俗信仰的法源地位与民法典权利对标（C D 2 1 C FX0 6）、重庆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纠纷解决及其治法保障”（2 0 2 0 QNXF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曾令健，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纠纷解决、民事裁判学、司法跨学科研究。参见【日】森正夫编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丁韵、胡婧等译，范金民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1 8。参见曾令健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法院调解社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 0 2 0，第1 8 46 页。2“纠纷运动”即任何纠纷都存在升级与缓和的过程。参见徐昕纠纷运动的理论框架，未刊稿，2 0 0 9。174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 0 2 3年第1 辑总第2 7 辑）意在呈现当下镇域与纠纷解决之间的复杂互动，尝试提炼“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一说，以描述、概括、解释互动中的支配与反抗、资源与局限、架构与形塑。相对于吉登斯先生基于欧洲社会进行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整合，本文则立足中国经验以修正、拓展“二重性”理论。本文素材源自笔者2 0 1 4年以降对个案约五年的持续跟踪、现场观察以及深度访谈。对于一项典型的个案研究，确有必要作些简要交代。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质性研究之典范的个案研究，还是量化分析，通常都无法作出一个全称性判断。对此，通过普查对研究对象进行“地毯式”调查或许有所助益，然而，个中局限以及质疑甚至完全不亚于个案研究，包括研究成本乃至研究之可行性。普查过程还极可能有意无意地“丢失”或“忽略”许多偶然、有意义的细节，从而忽视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以致损及研究的完整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无吊诡的是，在直面事物的复杂性上，个案研究正是较优选择。故而，有必要重申“没有终局性研究，人文社会研究亦势必是一项寻求解释限度与理论边界的永恒活动”。镇域：田野、方法与结构“镇域”概念是探究基层纠纷解决的一个关键的分析工具，对理解中国社会纠纷解决历来具有重要意义。在探讨清代中期社会治理时，罗威廉（WilliamT.Rowe）认为，“乡”是国家与社会的对接点，是有效治理社会的关键场域（key set）。另一种理解则基于行为习性、生活模式、基层治理的“边角性”，即“从空间上看，乡镇社会无疑是一个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它与它们的不同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上的交叉与共融，而且也表现在社会构成、生活模式、文化和人们行为习性上的交叉与共融，而且，这种交叉与共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它交融了两者所共有的一些经济与文化特点更质言之，所谓“结构二重性”，即结构对行动既具使动性也有制约性，行动则实现结构的再生产。详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98，第8 5、8 7、8 9 93、2 7 7、335、42 8 436 页。该说是极具理论抱负的，这不在于其对此前各种有力说法的综合、折中，也不在于消解长期以来个人与社会之二元对立，而在于解释从个体心理到行为到结构到社会再生产乃至社会变迁的路径与其间的关联，也正是从个体心理至社会变迁之一切共同证成了结构二重性理论。结构二重性及结构化理论之早期论述，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一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文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3，第52 58、2 0 0、2 2 5 2 30、2 30 2 33、2 7 4、2 7 8 页。结构二重性及结构化理论之运用，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一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98，第7、2 36 2 37、357、36 1、38 7 页。曾令健：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法院调解社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 0 2 0，第37 页。参见 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04。175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隆镇土地纷争及其协调失败的法律民族志为重要的还可能是它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的边缘地带所具有的某些边缘或底边文化的特点”。简言之，镇域是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地带，这种交接直观地呈现为一个空间概念，却又蕴含生活模式、行为习性诸因子，也因此具有基层社会治理的“边角性”。至于当代中国城市化背景中的乡镇社会，无疑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诸特征。与乡镇社会相对应的是大城市或成熟城市中的“街角社会”。在城市的社区生活中，其体现出的模式和习性与乡镇社会中呈现出的交叉、融合具有相似和相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昭示城市化进程中乡镇社会、城市社区的命运之间的某些相似与联系。对于当代中国镇域，本文拟先从田野、方法、结构三个维度进行探讨，进而为后续分析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一)镇域作为田野：行动场域镇域是本项研究得以开展的物理时空，正因如此，作为调研田野的镇域遂成为研究的行动场域，从而支配研究的开展方式、调研内容以及素材内容。事实上，尽管中国的乡镇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或相近之处，但不同乡镇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同样明显。即便是邻近的乡镇，抛开气候、地势、人文等更具包容性的因素，仅就人员具体构成而言，在细节层面也势必各具特点。乡镇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既是从事田野调查所必然面对的，也是必须要适应的。至少从既有情况来看，不能适应乡镇生活习性或说不为乡镇所接纳的田野调研，基本上难以有序进行。同时，之所以在众多要素之中专门抽出人的个体要素，缘于任何具有整体性意义的镇域特征（色），均需凭借具体的个体一一展示出来。换言之，所谓“地方性知识”（l o c a l k n o w l e d g e，也译作“地方知识”）一一当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吉尔兹（G e e r t z，也译作“格尔茨”）视之属于特定时间的、空间的、群体的范畴，其“扎根于集体的文化资源而非个体的独特能力”，更是一种“腔调，即对所发生的事实赋予一种地方通俗的定性”。本文认为，最直接的载体仍是具体的每一个个体，最直观的体现方式则为个体的观念及行为选择。有学者甚至认为，“地方性知识”概念在本质上还是从思想的意义上对知识进行“分类”，因此应该留心另一个相近的概念一“地方感”，即一种更接近底层精英或民众自身的主体感受，乡村社会（也包括城市社会）中吴毅：小镇喧器：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7，第6 53 6 54页。参见【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4。参见【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一一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 0 0 4，第2 30 页。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一一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 0 1 6，第338 339页。176中国不动法研究（2 0 2 3年第1 辑总第2 7 辑）人们的行动和思维逻辑往往并不能用“知识”分析方法解读，而只能在特定的区域中去体验。概言之，作为行动场域的田野调研，是以当地人接纳为先决要件的，同时直接通过具体的当地个体去感受地方性，这也恰是田野调研者所真正关心的。(二)镇域作为方法：观察视角与分析立场镇域是本项研究得以开展的方法论保证，也构成本项研究的观察视角与分析立场。恰如镇域作为行动场域，镇域作为研究方法则意味着其所包含的文化、社会、经济、生活、习性等已然成了研究的切人点。镇域本身可以使观察者“在地”地、情境化地洞悉事件、行为背后潜藏的林林要素、种种因由，预测事件、行为的发展趋势，评价事件、行为的当下及长远影响，不一而足。同时，作为观察视角，镇域也势将在客观上对研究者的视域形成不同程度的制约。这种双重性是田野研究中函须时刻留意的。镇域也是一种分析立场。其意味着“间接”（二阶性）体验、感知地方性，故镇域于无形中影响研究者的分析立场。在镇域中考察事件、行为时，但凡研究者必须借助对当地人的体验来认知、剖析研究对象，那么无论研究者本身持有何种前见，镇域之于分析立场的影响则都难以避免。这与研究者的价值选择抑或利益衡量往往并无直接关涉，而是田野调研的技术使然。正如镇域作为观察视角，作为分析立场的镇域无疑也具双重性。（三）镇域作为结构：资源的存在及其利用形式镇域是行为、事件得以发生、发展、演化的行动资源之所在，也是行动资源的利用形式。对于当地人，无论其活动范围相对于镇域而言或小或大，镇域本身所包含的生活模式、行为习性等均成为其行动的基本因素。纵然是那些外向型生活、生产的人们，除非业已与乡镇彻底割裂，否则仍需重视镇域所代表的那些物质、精神层面的行动资源。无论援引抑或忽略这些行动资源，作为行动资源的镇域，“就在那里”！对于作为行动资源存在方式的镇域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行动者一结构”简明、确切地表述。参见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 0 0 4年第6 期。一项类似的研究例通过洞察他人对法律的感知、理解来分析法律意识（a“second-order”layer of legalconsciousness),见 Kathryne M.Young,“Everyone Knows the Game:Legal Consciousness in the HawaianCockfight,Law&Society Review 48（3)（2 0 1 4):499-530。“行动者一结构”分析框架，详见曾令健承继契合沟通一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人民调解，当代法学32009年第6 期；曾令健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法院调解社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 0 2 0，第41 43页。177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隆镇土地纷争及其协调失败的法律民族志镇域既是行动资源的存在方式，也是行动的表现形式和反复行动的长期积淀。这一点无论是对于生活向度完全或主要集中于镇域的人们，还是对于外向型生活、生产的民众，都具有同等效用，唯程度有别罢了。这与作为行动资源存在方式的镇域并无二致，不予赞述。田野调查：镇东南毗邻一古镇隆镇位于四川盆地南部，面积1 0 0 多平方公里，人口8 万余人。隆镇是一个传统农业镇。在城镇化进程中，镇政府依地理风貌、产业结构、经济传统着力推进生态、观光农业及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导的招商引资。据笔者观察，这些引资较有成效。镇东南毗邻一古镇。后者颇擅挖掘传统文化，打造文化经济不遗余力。古镇有旧时老街可追忆，还有明代摩崖石刻供观瞻，更有清代山寨以攀览。山寨始建于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加固成一座石头城。三面峭壁，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今，山寨被打造成一座供人攀缘观瞻的古镇。昔年要塞，今朝形胜，登寨远跳，大江南去，不老往事，今日繁华。隆镇辖1 0 余村、30 0 余村民小组。其中，潜隆村2 9组离古镇三四里之遥。2 0 0 9年秋，马红留学归国后创业时，相中了省道旁2 9组的土地。马红说，这片地在方圆十里之内条件最出色。“搞蔬菜，第一个就得交通方便。”隆镇本就交通便利，紧邻一条国道、两条高速公路，省道穿镇而过。隆镇距东市城区仅1 小时车程。综合周边情况，马红与村民们订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租7 0 余亩土地作特色蔬菜种植之用。依笔者观察，隆镇在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努力。仅省道沿途，就能见到几家规模较大的农家乐、农业生态园。从镇干部处得知，当地致力发展优质粮油、特色果蔬、生态养殖、休闲观光。其中，个别菜蔬制作工艺已经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部分产品或品牌在全市乃至全国也有影响。马红言，尽管今日来看，隆镇农业的相关公司不少，但当年并非这般光景。马红所在公司属于隆镇农业开发“先行者”。她认为，正因“带头带好了，把自已给套起来了”。尤其是随着古镇开发，景区附近开始大量搞起大棚蔬菜种植，挖塘养鱼，或索性修建（临时）厂房，一路延伸到马红的7 0 余亩承租地。三隆镇开发：从“造城镇”至到农业产业化总体上，隆镇开发与其隶属的会水区保持“同构”。会水乃东市发展新区，是成渝文中人名、地名等依惯例作技术化处理。178中国不动法研究（2 0 2 3年第1 辑总第2 7 辑）经济区的交通枢纽，位于渝新欧铁路大通道上。2 0 1 4年，全区生产总值40 0 多亿元，增长超1 1%；2 0 1 5年，近50 0 亿元，增长超1 2%；2 0 1 6 年，约51 0 亿元。在城镇化建设方面，2 0 1 4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近50 0 0 亩，获批征地30 0 0 余亩，土地复垦2 0 0 0余亩，城镇建成区面积超40 平方公里，45万余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6 0%；2 0 1 5年，城镇建成区面积7 0 余平方公里，8 0 余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6 4%；2 0 1 6 年，城镇建成区面积近8 0 平方公里，约8 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6 5%。依会水区政府工作报告（2 0 1 7），2 0 1 7 年至2 0 2 1 年的工作重点是“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发展特色效益农业”隆镇开发尤其是城镇化建设正寄于会水区的建设大潮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若说城市是现代性的典型，中国“城镇化”则应当是一个涉及“造城镇”“公共产品供给”“产业结构调整”“现代性建构”的综合体。“造城镇”即新建城镇区域，修造街道、商品房；“农民进城”即所谓的“农转非”，由农业人口转变成非农业人口；“公共产品供给”即政府的秩序、环保、科技、教育、文化诸投入与公共服务供给；“产业结构调整”在城镇化语境中主要指政府通过政策导向从宏观上影响辖区工业、农业及第三产业的比重以及生产模式等；“现代性建构”即塑造社会公众的现代性意识。城镇化本质上是对物理空间、生产方式、社会环境、公众意识的一个整体性形塑，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产业到生活、从表达到意识、从结构到行动的系统性、整体性工程。然而，作为西部小镇，隆镇“城镇化”之综合性的直观体现则是修建新街道、商品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招商引资。换言之，城镇化集中在“造城镇”、“公共产品供给”及“农民进城”。当笔者初到田野时，除省道两旁的生态园、农家乐外，隆镇的公路也令我印象深刻。尽管省道穿镇而过，但镇政府不在省道旁，而在旧街尽头。在一次驱车驶离隆镇之前，一名副镇长特别提醒我：“别驾车超速，因为道路翻新过，车子很容易超速。这边那个测速点是限的40 码哟，一不小心速度就超了。”新修建的街道极为整洁。旧街道没那般平直、整齐，却也干净。镇汽车站建在省道旁，且在近年城镇建设中翻新过，还征收过潜隆村的土地。征地改建车站发生在2 0 0 6 年。东市政府专门作了关于会水区隆镇实施城镇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市政府在同意区政府提交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征收土地方案时，特别强调“进一步落实补充耕地方案”和“提高已补充耕地的质量”。在区政府提交的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数据源自会水区政府工作报告（2 0 1 5）会水区政府工作报告（2 0 1 6）会水区政府工作报告（2 0 1 7），由笔者调研收集。郭忠华：权力、结构与社会再生产一访安东尼吉登斯，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0 9年1 2 月3日，第23版。179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隆镇土地纷争及其协调失败的法律民族志征收土地方案中，为实施集镇规划建设，申请了约1.3公项土地。其中，农用地约1.2公顷，其余为未利用地。在农用地中，耕地面积近0.9公顷，其他约0.4公项。在耕地中，水田约0.8 公项，其余为旱田。此次征地，约0.4公项土地用于扩建镇汽车站，其余的作商用。镇政府向市政府呈报征地总费用40 余万元，涉及安置农业人口1 9人，均货币安置。征收牵涉3个村，潜隆村邻近镇政府驻地，部分土地也在征收之列。在征地面积与安置人口上，潜隆村属于重点村。其中，被征土地约0.96 公项，占征收总面积的约7 4%；安置1 0 人，占安置总人口的约53%。田野调研时，扩建后的汽车站运营良好，两旁尤其是公路对面的五金、建材、家电、超市、面庄等商铺生意亦不赖。规划是扩建汽车站，而征收土地主要作了商用。从经营角度言，汽车站与商铺确也互相促进。该次征收仅是隆镇开发之一个案，隆镇城镇化是一个更庞大的系统工程。2 0 1 4年，隆镇尝试通过“以产兴城、产城一体、产城融合”的思路将经营与建设相结合。是年，房地产业尚景气。据称，该年前后开工、竣工面积约50 万平方米，新建商品房近50 0 0套，销售率超7 0%，30 0 0 多名村民“农转非”，还吸引了邻近县近千人到此置业。作为西部小乡镇，隆镇政府驻地开发须结合农村尤其是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来统筹考虑。这涉及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许多西部城镇而言，将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置业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作为深嵌在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业文化之中的乡场集镇，相当一部分的西部中小城镇是从乡场集镇发展而来的，唯历史长短、发展快慢不同。依调研来看，西部乡场集镇基本上都受周遭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的直接、长期、深刻的影响。尽管城镇化建设常将乡镇驻地人口作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统计城市化人口比重，但乡镇驻地人口的生活、生产、思维仍具鲜明的乡土性，或说其与农业人口的生产、生活及思维缺乏实质性差别。具体体现有二：一是乡镇生活与农村生活的互动，二是乡镇驻地人口的生活、生产及思维模式。西部乡镇经济均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周遭农村的生产、生活。以乡镇集市为例，尽管当代中国的乡镇集市一定程度上仍然发挥着不同村组农户之间交换农副产品、信息沟通、人际交往等功能，但交易更多发生在集镇驻地人口与周遭农民之间。农户将农副产品卖给乡镇居民，换取生活资料、生产工具及服务，警如种子、农药、家电、烟酒、调料、建材、就医、药品、服装、理发。乡镇集市也是农副产品集散地尤其是收“乡土性”系借用费孝通先生对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概括。尽管历经时代变迁，“乡土性”也正经受着意涵变迁，但“乡土性”仍可以较形象地表达出土地在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的支配作用或显著影响。关于传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农村社会乡土特色的论述，还可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 998，第6 1 1 页；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1 44页。180国不动法研究（2 0 2 3年第1 辑：总第2 7 辑）购地，还为农户提供丧葬服务，如碑刻、“白喜事”乐队，甚至部分在外地出生、成长的，去世后也可能回祖籍地安葬。再如，“红喜事”婚礼、寿宴等也往往于节假日尤其是年前、年尾在乡镇的饭店举行。相对于传统乡镇集市，隆镇作为古镇因打造观光农业、开发旅游经济，也有一定的特别之处。由于观光、游览者以附近区县或东市居民为主，出行通常“一日游”，集市主要提供餐饮、出行服务，以及出售农副产品、手工制品等，住宿服务尚不突出。在供需双方的权重上，农村对乡镇商品的种类、服务的方式、交易的时间等具有支配性意义。就乡镇商铺而言，按照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需求、农村生活的日常性需要规划商铺的进货、囤货成为必然。尽管乡镇商家的推销可能会影响周边农村生活，如有意识甚或偶然引进某种家具或某种品牌的家电，并在周边农村开辟出新市场，但这类商业行为发生的概率较小，整体上，乡镇经济以适应农村生产、生活为主。一名从事五金销售的受访者曾谈到农村生产方式之于乡镇商品及乡镇手工业的影响。他少小离家到黔西南某乡镇当五金学徒，用铁皮制作农村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工具。“大凡你在黔西南看到有白铁皮制作的粮仓，这个粮仓十之八九是我们乡镇出去打工的人做的。”据说，该地原本不用铁皮制作粮仓，而是使用木制或砖砌粮仓。2 0 世纪90年代以降，来自他家乡的五金师傅们在制卖水桶、铁炉、头、铁锹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传统五金制品的市场量有限，同时，当地农户表示传统粮仓容易破损，且不便存放粮食。由是，有师傅试以白铁皮制作粮仓，虫鼠难以损毁储粮。铁制粮仓一经投入使用，遂被当地农民接受，其制作与销售大兴。整个镇的五金师傅及店家从中“好好受益了一把”。他略带风趣又不无骄傲地说：“在那个地方，凡是能够用白铁皮制作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制作了的。你现在到贵州，如果看到有白铁皮粮仓，那么多半这个地方就有咱们老家的人在这儿做五金生意。”隆镇情形相仿，商铺经营业务范围绝大多数都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乡镇驻地人口的生活、生产背后的思维模式与周遭农户大抵无甚显著区别。参与乡镇经济、商业、社会生活的人口大致可分几类：一是乡镇政府和学校等的公务员及雇员，二是在乡镇及临近区县经商、务工的本地人，三是离家到外省市经商、务工的本地人，四是在乡镇经商、务工的外省市人及本地农民。对于政府或事业单位的公务员、职员，其尽管在乡镇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作用不小，但人口占比较小。依笔者对西部乡镇干部的观察，这类人群的生活重心或说意义（价值）中心通常在县区城里，许2021年岁末，笔者在东市另一古镇调研，傍晚在一饭馆用餐。稀稀落落三桌，七八个顾客，均是白日里自驾来镇上玩赏而夜饭后驱车回东市的居民。来自笔者的调研笔记（以下简称调研笔记），2 0 1 7 年1 月30 日。181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隆镇土地纷争及其协调失败的法律民族志多人有着候鸟式作息模式，“工作一生活”二元格局因居住地、工作地的物理分隔而显得极为明显。至于本地农民之于乡镇社会生活的意义，可以说，本地农民乃乡土性在乡镇生活各个层面的集中“投影”，正是该群体使乡土性在乡镇生活的各个角落之间流转成为可能。至于在乡镇务工、经商的本地人或外来人口，其工作大多围绕农村经济、农村生活展开。至于乡镇生活本身的消费与建设项目可能吸纳的劳动与资本，尽管在数字上可观，但要么间接与农村经济、农村生活相关，要么在其形成的城镇经济交往结构中渗透着乡土生活的因素。如镇上居民常常通过各种形式、途径获得一些菜地甚至稻田，即便这些田地的使用权在法律意义上并不为其所有。极端个案如四川盆地东部某集镇中心一片约长1 50 米、宽1 0 0 米的洼地，系城镇化建设中偶然留下的。据笔者了解，镇上居民在此“临时耕种”已近二十年。一日，笔者闲逛，但见夕阳下的菜地仍旧郁郁葱葱，小块菜圃排布井然、界限分明，一名老人正“吆喝”几个孩童摘菜归去。当然，使乡镇生活、生产及思维模式与周遭农村缺乏实质性区别的原因还在于，广大西部乡镇经济发达程度均很有限，故向外发展的思维影响着乡镇居民与周遭村民。尤其是数十年市场经济改革，给西部农村及乡镇的民众塑造了一个大体相仿的思维定式，即奔向沿海、走向大城市，通过打工、创业、求学、参军等寻求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地位的提升。尽管近些年在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多重因素影响下，外向型发展思维有所调整，相当一部分人回到隆镇，但对于包括隆镇在内的广大西部乡镇，外向型发展思维仍是主流。可以说，外向型发展思维也弥合了乡镇与村落在生活、生产及思维模式方面残存的些许差异（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格局）。在许多西部乡镇和农村，在沿海城镇、大都市获得个人财富积累（自由）与社会地位上升的乡镇居民、农民返回乡镇、山村，修建、购置房产，修坟莹，甚至修祠堂，遂在秉持外向型发展思维的同时，呈现出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维度的某种“往回看”。这或许缘于某种“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心理，但共享的生活与生命的价值体验恰是乡土性之一重要方面。调研笔记，2 0 2 2 年4月2 9日。2中国农民历史性地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也是“乡土中国”在英文中被表述为“Earthbound China（直译即“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之一重要原因。仅就近现代中国农民的迁徒自由而言，民国政府时期的广大农民处于迁徒的“客观不能”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迁徙问题更多属于迁徙之“制度不能”。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经济结构使广大农民通常只能“深深地扎根在乡村这片热土之中”，尽管有少数农民出于各种原因离开自己家乡，但其作为一种常见的经济补充手段往往是由于农民迫于人土矛盾压力而在附近城镇寻些活计贴补家用罢了。关于近现代中国农民的迁徒、经济的论述，还可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1 998，第2 8 页。“计划经济以其完备的计划体制妨碍农民的外出，阶级斗争以其超经济的强制阻止农民的外出。人民公社必须把农民限制在生产队里，因为限制人口流动是实现计划的重要前提。”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1 998，第42 8 页。182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 0 2 3年第1 辑：总第2 7 辑）纵然在现代化、工业化转型进程中的乡村与集镇之间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以各自的优势同对方打交道并与对方建立起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在某种程度上又决定了这个社会整体的形式”“市镇与乡下连接的内容远远超过经济范畴里的分配和交换”“乡下人将自己的社会秩序向市镇延伸。集镇成为表达乡土情感的闹市”“乡村入侵市镇，乡下人朝着集镇的方向不断地移动”“小镇会产生靠近都市的价值观，这与连接集镇店铺和农村腹地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诸特征，以至于“城乡之间出现的交融，最终胜出的还是乡村”,但是，在当代中国西部集镇文化与经济中，由传统思维与现代观念、基础农业与工商文旅彼此交织、相互杂而生成的综合体，不仅乡土性依然鲜明、可辨，且作为乡土性之一根源（既不充分，也非决定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决定集镇与农村尤其是周边农村之间关系及发展的核心要素。故而，基于乡镇的特殊地理位置与社会文化心理，乡镇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就是解决农业产业发展。对于乡镇政府，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在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发展好农业，这既是发展问题，也是经济议题，更是政治话题。对于隆镇这种传统农业乡镇，农业创新更具特殊意义。由是，引人资金与技术、探索新型农业成了镇政府的重要的日常工作。马红的故事正是在隆镇开发尤其是在农业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四“种蔬菜是种，种鱼塘也是种”“到潜隆村投资是因为我有个亲戚在那边，严格说，不是亲戚，是熟人。我是他们介绍过去（的）。我从小生活在（东市）城里，年龄大一些就到国外念书，在那边生活了好多年。我哪里晓得那个地方。就是大家聊天谈到搞农业投资。有熟人介绍到那边去的。如果在当地没有熟人的话，这个事就不可能发生。”谈起初到潜隆村的情景，马红略显亢奋，这不禁令人联想其当年的“热血青年”形象。“之所以投资农业，是有原因的，就像我们选择到潜隆村去投资一样。我有亲戚在会水区负责管理农业这块工作。加上那个时候对大学生、留学生归国创业有支持，农业方面也有专门的政策扶持。所以我们当初就选择了搞特色蔬菜的种植。”据马红介绍，她与几个朋友到潜隆村搞农业开发，受到国家政策、市场行情、个人关系等宏观与微观、客观与主观等多重因素影响。马红一行人是较早在潜隆村投资农业的。由于熟人是该村的，且当时的镇政府负责人也支持她们投资，她们才有机会选择交通便利、条件出众的地块。“你看我那块地好平整嘛”，是马红时常挂嘴边的一句话。马红表示，在成立红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龙公司”）之前，她们做过市场调研，【美】康拉德M.阿伦斯伯格：爱尔兰乡下人-一项人类学研究，乐梅译，商务印书馆，2 0 2 2，第9495、97、1 0 0 1 0 4页。183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隆镇土地纷争及其协调失败的法律民族志发现搞特色果蔬很有前景。笔者曾就农业创新及投资做过一些调查。应当说，农业投资的政策导向性是非常强的。一名投资菇类制品的受访者坦言，这本身是一个好项目，但在他介人之前，其他合作者基本没有开展生产业务。农业项目之一吊诡现象是“不生产有盈利，一投产不挣钱”。换言之，业务“收人”主要来自农业“补贴”。一旦把资金和补贴投人运营，往往很难盈利。据说，当时项目负责人的家属就在当地农业部门任职。所以，在他投资之前，这个项目其实就是“领补贴”。对于项目能否真正运营以及做大、做强，受访者表示：“一方面是运营难度不小，另一方面是投入成本不是一般大。”在此类情形中，“农业补贴”转变成“补贴农业”，姑且将之称作“补贴经济”，即某种寄居于农业政策隙之中的非正规经济。严格意义上讲，许多“补贴农业”“补贴经济”难以算作经济活动，除了“象征性经营”与收人一支出“账面平衡”，其本身对经济增量几乎没有直接影响。通常所说的“非正规经济”是一个相对于正规经济而言的经济范畴。非正规经济的说法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非正规部门，即那些缺乏或违反合法手续、未被统计的、零散的、小规模的经济活动，警如回收废旧物品、贩毒、性交易。在“补贴经济”中，除了象征性经营，几乎没有经济活动的内容。当然，“补贴农业”“补贴经济”也不是绝对的，相当一部分经营者通常抱有“骑墙”心理，一方面把重心放在补贴的套现上，另一方面则持“试着经营”的心态。一项产业倘若完全限于补贴套现，显然偏离经济活动而进人其他层面。对于当代中国农业项目，一些研究者认为，项目化农业在成本一收益层面还不及“小农经济”。基于安徽平镇调研，有学者表示：“我非常反对地方政府引进大资本进行规模经营，资本种粮，若是资本自已愿意去种也是可以的，这样资本种粮，亏盈都归自已承担。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积极推进资本下乡，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资调研笔记，2 0 1 5年9月2 5日。通常认为，非正规经济是与正规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现象。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经2济现象，也是一个十分紧要的社会问题。详见【美】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1 1，第2 0 1 2 1 8、2 8 6 2 8 8 页。根据素德文卡特斯先生对美国街区黑帮的研究，诸如贩毒事业、暴力活动、帮内控制机制、派际合作与火并、跟政客和警察“打交道”、社区自治中的暴力与阴谋，以及社区居民的营生，甚至为社区进步而“奋斗”，在非正规经济视角下，即是街区非正规经济秩序的生成与维系、支配与反抗。详见【美】素德文卡特斯黑帮老大的一天，孙飞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9。在中国语境中，非正规经济是一个与整体社会转型紧密相关的紧要议题。从非正规经济及其从业人员的角度，黄宗智先生特别强调了农村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不仅以此与“刘易斯拐点”等西方理论展开对话，甚至将非正规经济作为关乎中国社会发展和国家体制变迁的基本问题。详见【美】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法律出版社，2 0 1 5，第395 492、524533、56 3 59 3页。质言之，非正规经济中的“非正规”乃相对官方统计而言，凡未纳人统计的价值创造、交换及分配即“非正规”，而非必然带有某种道德色彩或法律评价意义，警如“开黑车”“开顺风车”以贴补家用，或下岗女工做“女红”卖与邻里，非正规经济更非现代化、现代性、社会转型的产物，唯在现今时代愈发显得“打眼”罢了，比如一个清末民初的农夫干完农活后在田垦上“守株待免”亦算作非正规经济。184国不动法研究（2 0 2 3年第1 辑总第2 7 辑）本下乡。据我们的调查，无论是在种粮的单产上，还是种粮的利益上，资本规模种粮都远不如家庭农业有效率从我的调查来看，资本下乡种粮几乎没有赚钱的，资本下乡主要是希望得到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有学者也认为，适度规模、“小而精”的真正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出路。一名受访者表示：近几年，大概自2 0 1 4年以来政策执行方面有所加强，尤其是检查比此前严格了。他本人就经营一家农场（笔者注：位于四川盆地东部一个农业县，国道551 5贯穿全境），也经常参与农业项目，但出于成本一收益计算，他表示现在基本上不申请40 万元以上的项目，项目大、内容多，容易出纰漏，通过检查的难度也大。最近承接的一个30 万元的项目，是从事土地平整工作的。他这样算账：国家的30 万元经费花在土地平整上面，包括租机器的费用、人工费用等，刚刚持平，没有什么余钱，自已的1 5万元就其他地方“做账”，最终有两三万元的“结余”归自己，算作这个项目的“收益”。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做这个事，经费方面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考虑到平整土地后方便自己扩大项目生产，毕竞根据合同还可以搞个十来年。另外，就算合同期满了不再续期，至少可以留给当地老百姓用，因为他是当地人，至少赚些人情。但是，从平整土地的后续处理来看，是人情抑或是纠葛，倒也难说，这在潜隆村有所体现。对于补贴经济，马红从未正面回答，只说农业投资的效益回报本身比较慢。尽管如此，她们的早期投入及阶段性效益却极为明显。在马红与村民们签署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之后，她与合伙人迅速成立红龙公司。通过公司化运作农业项目以控制商业风险，按马红的说法，这是其多年求学、创业累积的常识。对于初期运行成果和阶段性收益，马红的合伙人也有类似表达。但是，在顺利运营大约三年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在马红承租地周边仍有大量农地由潜隆村人耕种传统农作物。2 0 1 2 年秋，吴正经也在附近租了一部分土地，并在2 0 1 3年初设立腾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龙公司”）。据马红介绍，吴正经来了之后，动用挖土机开挖水塘。“他是会水区农委出来的，在农业这一块还是很熟，也很有关系，一来就挖塘，挖了好几个水塘摆起。”谈到吴正贺雪峰：一个教授的农地考察报告，广州日报2 0 1 3年1 0 月30 日。12参见【美】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法律出版社，2 0 1 5，第364394页。调研笔记，2 0 1 8 年7 月5日。185镇域纠纷运动二重性：隆镇土地纷争及其协调失败的法律民族志经与腾龙公司，马红很不屑：“他就不是来搞农业开发的，因为挖水塘有补贴。”据说，吴正经在会水区农委工作多年，辞职后到潜隆村投资。之所以选择潜隆村，是因为隆镇党政领导班子在2 0 1 3年前后陆续有调整，这与马红的情形相似。正是在这轮调整中，班子成员中一名与马红关系较近的负责人调离了隆镇。“种蔬菜是种，种鱼塘也是种”，一名当地人这样说道。当潜隆村及周边村落的农业投资项目逐渐增多之时，村民广泛参加，“搞蔬菜种植、挖水塘有补贴”的消息也不胫而走。除了挖水塘，吴正经还修建了一些砖房，供其他项目使用。调研发现，腾龙公司最初的投资项目与红龙公司比较接近。依工商登记，腾龙公司最初的经营范围是“蔬菜、水果种植、销售，农副产品初加工、销售，农业观光服务”。鉴于吴正经本人的工作经历，挖水塘只是早期减少资金投入、缓解成本压力的重要手段。严格说，腾龙公司最初并不是挖鱼塘，而是修建农业浇灌所需的储水设施。这才与农业补贴关联得上。同时，腾龙公司一开始也没有搞水产养殖。从经营范围也能发现，水产养殖不在该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