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_李学林.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李学林 胡卜什摘 要 邓小平强调自然的客观性、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自然规律对正确发挥人的意识能动性的制约性，倡导在亲近自然、契合自然中享受自然之美；邓小平从整体性高度强调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提倡运用普遍联系观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以永恒发展观来转变生态环境观念，适应时代变化；邓小平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唯物史观出发，要求人们坚持生态大历史观，从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相结合的生态生产力观出发倡导加大对土壤的自然生产力保护的力度，从群众史观出发强调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要求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利益。关键词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哲学；生态环境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 模糊冲突 模型的生态环境政策执行逻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 李学林，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胡卜什，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都）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涉及开展全民义务植树造林运动、以设立自然保护区和禁止围湖造田等措施优化生态空间、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与水生态系统、推进资源节约、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建设领域等若干重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构想、创新举措，内容十分丰富。这一思想体系大多由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论断构成，在富有实践特色的重要论述中蕴涵了深刻的理论逻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探讨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当代美丽中国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一、生态文明中的唯物论邓小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立场来分析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意识能动性与自然规律的制约性的关系以及人类在契合自然中享受自然之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断。首先，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邓小平强调自然的客观性、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要求人们要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自人类诞生以来，始终存在着如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问题。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与认识发展水平低下，在人类看来，自然就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类只能像动物一样，在与自然相对立的状态中慑服于自然。在人类生产能力逐渐增强的古代社会，自然界长期是被作为索取的对象而与人类相对立。农耕文明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就出现了生态严重被毁的典型案例。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随着人类认识水平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人类在生产领域中与自然相对立的立场变得更为极端，盲目地认为人类已经获得了超越于自然之上的地位，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和客观性，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反对自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因物质生产技术水平的极大提高而表现出的“征服自然”的态度，要求人类不能以征服者的身份去盲目地支配自然，而是要谨记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客观事实，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 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总之，人类不能把自然看成是异己的力量，而是需要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与之相对立。作为一位坚定的唯物论者，邓小平明确地坚持自然的客观性、先在性观点，主张人类应当主动去认识自然，当大自然的学生，从自然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年，在视察峨眉山的途中，他对正在开展森林保护专业实习的大学生说：“大自然是不同寻常的课堂，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邓小平把自然比喻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课堂，强调了自然具有奇特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并且表明了人要有以自然作为学习对象的态度，在大自然这个大课堂中努力学习知识。他把自然界比喻为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就是强调自然界具有无穷的奥秘，发展的无限性，值得永远地对其保持学习的态度，做好大自然的学生，尊重其客观性，始终与之和谐相处。这一论断，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因人类物质财富快速增长而造成的视自然界为无用的“荒野”的轻视态度的否定，纠正了在我国曾一度流行的“人定胜天”的口号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尊重自然客观性的错误倾向，充分肯定了自然的独特价值。邓小平坚决反对盲目开荒、大力提倡建立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举措，就与此论断密切相关。其次，在人的意识与自然规律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重视自然规律对正确发挥人的意识能动性的制约性，要求尊重自然规律。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获得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然而，“这是通过消耗绝大多数的世界能源供应和资源而达到的”，因而造成了资源环境的严重灾难，“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源、全球环境调节机制、土壤、水、空气和生物多样性正在退化和破坏。”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清楚地意识到了。在他看来，人类不能停留在动物那种仅仅能够有限地利用自然的水平上，而是有能力来支配自然，恰恰是因为人类在自身所特有的认识与劳动活动中，达到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正确运用，而不是不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客观性：“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进一步认为，世纪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及其应用的历史，也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人与自然对立观的荒谬性也越来越明晰。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人类事实上能够较为普遍地意识到需要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地评估生态环境对发展的承载力，那已经是发生在罗马俱乐部发布 增长的极限 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尚处于贫穷落后的中国急于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了对生态环境较为严重的破坏。邓小平指出，这一运动之所以失败，其根本李学林等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原因，就在于不尊重包括自然规律在内的客观规律，“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十分难得的是，在 年初，他就已经意识到，全党还普遍缺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很难找到真正掌握了改造自然科学知识的干部。他指出：“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为了尽量避免因不尊重自然规律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尽可能减轻对大自然伤害程度的情况下获取物质资源，邓小平提出了努力揭示大自然规律的主张。他要求人们“要善于揭示大自然的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就能“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改革开放之初，在我国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压力的情况下，邓小平更加强调要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世纪 年代，我国对黑龙江北部“北大荒”的垦殖，成功地把这里的荒原变成了粮仓。与此同时，长期过量的开垦，也使这里的湿地、森林大面积较少，造成了较大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年，邓小平视察黑龙江时，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黑龙江开荒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他以赫鲁晓夫当年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大面积开荒引起黑风暴的悲剧为例，要求根据黑龙江本地降雨量小的气候条件来科学地处理土地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指出：“开荒要非常慎重”，“你们要搞调查研究，科学地处理这个问题。”后来，北大荒实行退耕还林，将部分过度开垦的土地恢复为森林、湿地，当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从尊重客观规律出发，邓小平要求在解决我国农村生产、生活的能源供给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上，要以科学研究为依据，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明确指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针对降雨量小的我国西北地区曾经按“以粮为纲”政策强制发展农业，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他明确要求，严重缺水的地区必须从其自然条件的客观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用水需求较小的畜牧业，以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他指出：“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再次，在顺应自然、适应自然上，邓小平倡导亲近自然、契合自然，以良好的审美心态享受自然之美。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是在人类从最初的敬畏自然逐渐转变为顺应自然、适应自然之后出现的。随着人类文明进入到更高阶段，开始出现欣赏自然之美的意识，出现赞美大自然的文艺作品，在山水画、田园诗中“让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交相辉映”，抒发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体验。在生产中，人类也开始尊重自然内在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动物只能按照其物种自身的需要来利用自然物，而人类却已经有按照自然界不同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意识，“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也就是在利用自然物时开始摆脱工具理性，而具有了价值理性。“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利用自然物，就是以审美心态来对待自然，重视其内在价值，而不是以功利态度随意干扰自然、改变自然。这就是一种在尊重自然内在价值与美感下的顺应自然的生产实践行为。自古以来，我国不少文人墨客都喜欢到名山大川中去旅行，欣赏自然山水之美，在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状态下，“产生出一种忘怀一切的自由感，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世纪 年代末，我国名胜风景区基础设施薄弱。为此，邓小平顶住压力，要求大力发展旅游业，搞好风景区绿化，完善旅游设施，为人民群众到美丽的旅游景区去亲近自然、契合自然提供良好服务。不仅如此，他还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游览了一些祖国的名山大川。正是由于邓小平在旅游领域的大力倡导，不仅使人民群众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而且在我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亲近自然、契合自然的良好意识，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增强了保护自然环境的情感。在邓小平看来，人类对待自然时要做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就必须懂得如何欣赏自然之美，要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通过绿化等活动恢复自然环境美丽的面貌，在观赏美丽的大自然中获得愉悦的心理享受。他曾指出：“现在资本主义管理讲美学，讲心理学，讲绿化。美观使人感到舒适，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要求人们在环境建设中，要懂美学与心理学，从审美规律上着眼，重视绿化的审美价值，打造出美丽的人化自然，为公众带来舒适的审美享受。二、生态文明中的辩证法邓小平高度重视唯物辩证法在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强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从整体性高度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其一，从整体性高度来认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邓小平强调维护生态平衡和美化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坚持人与自然的整体观，从人是靠自然界生活这一事实出发，指出自然界与人之间具有的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即自然界是“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将人类的劳动看成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他认为，人类在劳动中从自然界获取有用的物质，又将废弃之物返还给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按照这一整体观的要求，人类不应单纯从自然界中索取，而应该善待自然，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在物质变换中维护生态平衡，美化自然。自古以来，我国勤劳的先民一直都在努力耕耘土地，但有时也会因人地紧张而过度拓荒，从而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是从自然界是“人的身体”这一观点出发，邓小平反对不计后果的毁林开荒，重视水土保护，修复被损害的大自然。年 月，他高度肯定了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米脂县高西沟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取得的先进经验，明确指出：“水土保持，黄土高原种树，要搞一百年才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仍然关心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问题。年，他向来访的外宾表示：“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经过长期努力，邓小平关于黄土高原植被恢复的规划正在变为现实。在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当时我国部分地区工业污染形成的环境破坏问题。年，在陪同外宾游览漓江山水时，他注意到这里的几处江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随即暗中布置任务，要求当地干部立即查清具体污染源。在当晚听取了相关人员的及时汇报后，他从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的高度，坚决主张，为了发展经济而污染自然环境，实际上是一种功不抵过的愚蠢行为。他说：“你们为了发展生产，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请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不然的话，功不抵过啊！”在人们普遍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的情况下，邓小平能够以维护生态环境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这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整体观意识，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从客观效果来看，对桂林漓江山水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从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尽快发展我国旅游业的要求。其时，人们对旅游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去云南石林就是去看石头、去崂山就是去看古庙古树这类欣赏单一风景点的水平上。为了进一步提升旅游品质、挖掘旅游品牌内涵，邓小平从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出发，要求实现旅游景点的环境系统优化，打造赏心悦目的风景区。关于云南石林景区的旅游开发，在肯定这个石林具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旅游价值的同时，针对石林当时略显荒凉的景区环境，他明确指出：“石林要整理一下，要种些树，让风景李学林等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更优美一点。”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全国各地的旅游风景区，都要维护景区生态环境，做好美化景区自然环境的工作，“名胜旅游区要整修一番，像四川的峨眉山，长江三峡，甘肃的敦煌、嘉峪关，西安的半坡村、秦始皇陵等等。”在邓小平关于美化旅游环境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国旅游业开始在体现人与自然和谐互动方面下功夫，打造出能够体验物我交融的美丽风景区，从而使旅游者在对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的欣赏中得到美的享受。其二，以普遍联系观审视生态环境问题，邓小平重视生态环境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要求系统思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要求人们，要从联系的普遍性出发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之初，在不少人头脑里，缺乏以普遍联系观来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意识。于是，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常常出现把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现象。对此，邓小平引经据典，要求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中吸取有关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来完善对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战略思考。善于运用普遍联系观的古代中国人，早就产生了以系统思维设计兼顾生产性功能与环境保护功能的水利工程的生态智慧。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其杰出代表。两千多年来，这座大型水利工程，根据该地特殊的地形、水脉与水势，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解决了岷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等问题，在人工控制的状态下，既发挥灌溉、水运经济效益，又具有防洪、防沙的环境保护效益。邓小平对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十分赞赏的。他直言，四川在“公元前二三百年就有现代化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那时，恐怕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他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用水与水生态环境维护的系统工程理念中吸取智慧，要求有关部门的人员，要从防洪、发电、航运、生态环境等角度系统思考当时正处于争议状态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问题，不能犹豫，又要在具体建设方案中考虑长远利益，“为子孙后代留下点好东西。”这些重要论述，从古人关于生态环境的系统意识出发，启发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者们以普遍联系观审视生态环境问题，对于三峡工程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由于“公地悲剧”现象的存在，将会导致有限的环境资源被每一个当事人竞争性地过度使用的情况，导致当事人将个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的生态效益完全对立起来的局面，从而引发生态灾难。因此，通过政府的环境治理来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在生态环境意识薄弱的时代，人们并不习惯于将自然灾害与环境破坏联系起来，更难以为了社会的生态效益而主动放弃有损于环境的经济行为。在自然环境保护问题上，邓小平十分明确地主张，要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紧密联系起来，不能为了经济效益牺牲社会效益。年，长江上游特大洪灾发生以后，他及时地将这次重大灾害与森林产业长期以来的过量砍伐问题联系起来，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林业问题，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运用普遍联系观，从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出发，提出了动员全民植树、改善林木采伐方式、进口木材以减少森林砍伐等多项重要举措，从政府宏观决策角度系统解决森林保护与修复问题，为摆脱长期以来因木材需求量大而导致森林不断减少、最终形成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善于运用普遍联系观，就意味着要从通盘考虑的角度，将环境保护与全局工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不能把环境问题孤立地进行处理。在邓小平看来，各项建设工作都不能脱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联系，必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城市规划中，他明确要求，必须将城市环境治理问题作为一个与其他问题紧密结合的重要环节，相互之间要做到环环相扣。他指出：“现代化的城市要合理布局，一环扣一环，同时要解决好污染问题。”要求把污染治理工作与城市规划的其他工作在“一环扣一环”的格局中加以解决，就是普遍联系观的具体运用。在当时人们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尚未认识到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与全局工作的重要关联的情况下，他还把解决污染问题作为衡量治理能力的标准，明确指出能不能治理好污染也是管理水平的一个反映。其三，以永恒发展观来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邓小平要求人们转变生态环境观念，适应时代变化，提升环境保护意识。生态环境状况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生态系统自身的平衡状态、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扰动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对于执政者而言，能否以发展观的高度来审视生态环境问题，是衡量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水平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急于改变“一穷二白”落后局面的需要，要以“生产城市”取代“消费城市”，有限的资源必须尽量投入城市物质资料的生产之中。于是，有关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投入，就往往作为消费环节而被忽视。直到 世纪 年代末，城市绿化率低，环境差，生活空间不够宜居。面对这一现实状况，邓小平要求有关部门转变观念，以发展的角度看待我国城市的环境问题。他明确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城市建设、住宅等方面欠账太多”，需要投入更多非生产性资金补偿回来。同时，要求人们抛弃旧的城市规划观，新城区的建设，“要规划好，不要用五十年代的观点，而要用七十年代的观点来规划。”在更新城市规划观念上，邓小平强调提高市区的绿化程度。针对当时北京市绿地极度缺乏的状况，他明确指示，北京市有关方面要努力搞好绿化，把北京变成一个环境美丽的城市：“北京要搞好环境，种草种树，绿化街道，管好园林，经过若干年，做到不露一块黄土。”由于从古代社会以来大量毁林开荒的人为破坏，加之人们对森林的环境功能缺乏科学认识，到 世纪 年代，我国广大地区处于树木稀少的荒凉状态。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在不辞辛劳到各地视察时，总是耐心向当地干部群众讲解树木的生态环境功能，要以发展眼光来看待环境保护问题，通过主观努力来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他明确指出，种树是以发展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在大庆油田，他要求油田干部群众充分利用树木的神奇涵养水分的功能，在生产现场多种树：“树吸收水分，每棵树就等于一个小水库”，“井边要多栽些树，最好种核桃树。”在西北荒漠的某导弹试验基地，邓小平仍然给现场官兵普及有关树木的强大气候调节功能的知识，阐述改变绿化状况就会给气候带来变化的道理。他说：“一棵柳树是一个小水库”，“树栽多了，将来气候就变化了。”三、生态文明中的唯物史观邓小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唯物史观，坚持生态大历史观，从生态生产力观出发重视保护土壤的自然生产力，从群众史观出发尊重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首创精神。首先，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唯物史观出发，邓小平坚持生态大历史观，要求把环境保护工作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在历史观上也反对那种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的片面观点，主张把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起来的历史观。马克思在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认为，人类史不能离开自然史，人类史就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并且，人类与自然界彼此不可分开，二者分别是研究对方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历史科学中，其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李学林等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里，人类史与自然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中批评了否认人反作用于自然界的自然主义的唯心史观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更改了自然界的生物状况以及地理环境。因此，“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互制约的历史观，强调了人类在自然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将人类的环境保护活动纳入大历史的视野，为人类生态文明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唯物史观基础。邓小平在生态文明实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唯物史观，重视开展人的环境保护活动对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积极影响，要求人们以大尺度的人类历史观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坚持不懈，搞好生态文明。正是由于对大自然漫长历史进程的敬畏，他把大自然比喻为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要求人们始终不懈地关注自然、认识自然，让人类持之以恒地书写保护自然、修复自然的历史。年，他在全国倡导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在给有关部门上报的报告所做的批语中，要求在全民义务植树这件事情上，要有长期坚持的意识，“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此后，在一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谈话中，他进一步阐发了对植树造林伟大意义的认识，要求人们要充分意识到开展广泛持久的绿化工作以修复从古代社会就被损毁的森林资源的重要性，把绿化祖国、森林修复的工作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内涵与社会内涵，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事业，看成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同时，以百年、千年为尺度，要求人们要把绿化工作永远干下去，“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正是由于邓小平坚持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唯物史观，以历史观审视绿化祖国等生态环境活动的重要价值，才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意识提供了重要动力。其次，坚持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相结合的生态生产力观，邓小平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生产，重视保护土壤的自然生产力，提倡生产、使用生态价值较高的复合肥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自然资源在生产力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他们看来，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大机器生产的出现，使风力、水力、电力等自然力大量变为直接的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劳动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他们是如此重要自然因素的作用，以至于把人自身也作为一种自然力来看待：“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由此，他们认为，在生产力中，人在改变身外的自然时，也在改变自身的自然。在这一重要论述中，自然力成为生产力中与人的因素相对应的重要因素，使生产力的概念具有极为丰富的生态内涵。生产力系统由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构成，只有在两者之间形成物质变换时，生产力系统才处于良好状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农业破坏了土地的自然力，人口聚集于大中城市又“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形成了无法弥补的物质变换裂缝。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马克思接受了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观点，希望把人们消费后产生的有机物回归到土壤中，解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问题，以保持土壤的自然生产力。在探索发展生产力途径的问题上，邓小平秉持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相结合的生态生产力观，要求停止以造成生态平衡破坏、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的做法，保护自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然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增加农田面积，提高粮食总产量，我国曾经长期开展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等活动，对水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其中，太湖的围湖造田就是一个典型。年，邓小平在太湖边上的无锡市视察时，就明确指出，太湖湖区的大规模围湖造田改变了当地水生态，破坏了生态平衡，“你们围湖造田，湖面缩小，影响了平衡。”他已经察觉到太湖因围湖造田导致的面积缩小，不仅使其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引起水产品减少，也使其气候调节能力减弱，不能为湖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自然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太湖的自然生产力水平。由此，他对围湖造田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此后，全国围湖造田活动停止，对于湖泊的自然生产力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在大自然的提供的自然生产力中，土壤的肥力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因素。邓小平十分关注土壤的保护问题。年，他在阐述有关农业科学问题时，就将土壤学与生物学、气象学等并提，明确指出：“要发展农业，需要有生物学的发展，气象学的发展，土壤学的发展，遗传学的发展。”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古人很早就在探索保护土壤自然生产力的技术，比如沿用了上千年的土壤保墒技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精耕细作型农业。在邓小平看来，我国人地矛盾紧张的现实状况，只能在提高土壤的自然生产力水平上做文章。因此，中国农业必须走精耕细作的道路。他指出：“要在这样一个很小的土地面积上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单靠机械化是很不够的，还要精耕细作，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如前所述，在土壤肥力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批评了 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成的物质变换裂缝。为了减缓土壤肥力枯竭，农业资本家大量使用无机化肥，又导致了土壤盐碱化等严重的生态问题，破坏了土壤自然力。进入 世纪以后，随着土壤肥料学的发展，出现了过磷酸钙与某些有机废物一起混合的复合肥料。这种肥料可以根据不同的土壤类型、肥力水平以及气候条件进行调整，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单一营养元素肥料对土壤肥力的破坏。复合肥料体现的科学施肥技术，有利于保护土壤的生产力，具有较高生态价值。邓小平十分重视复合肥料与科学施肥问题，当美国哈默博士提出希望在生产复合肥料上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愿望时，他当即表示同意。他还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生产、使用复合肥料的重要性，指出：“复合肥料搞得好，那末，潜力会更大，增产的效果就更大。”在邓小平看来，解决农业生产力发展问题，仅仅靠政策等社会生产力还不能从根本上取得成功，还得靠科学施肥保持土壤的生产力才行，“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要尽快解决肥料问题。”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邓小平强调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利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历史进程主体的地位，努力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为了尽快扭转我国绿化率低的局面，邓小平把人民群众作为绿化事业的主体，提出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倡议，建议采取以法律规定每人每年栽种几棵的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变祖国绿化状况的伟大历史创造者。邓小平之所以果断地发动全民来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活动，就在于，他坚信共产党人始终能够动员人民群众开展各种伟大的活动，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邓小平看来，正因为共产党人的生态环境战略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够以最大的政治动员力来发动群众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活动。李学林等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他在视察天津市两个居民小区的园林绿化环境后，就表达了当群众有了美好环境的获得感将有利于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观点，“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邓小平坚持群众史观，走群众路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曾经多次阐述自己与群众的关系，把不少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首创权归于人民群众。他说：“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这绝不是一般的自谦性表态，而是他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的优良作风的一种明确表达。他曾经高度评价高西沟人在水土流失治理上的首创精神，明确指出“水土保护，主要就是走高西沟的道路”，向全国推广其先进经验。他非常重视苏北地区创造的治理盐碱地的台田技术，世纪 年代还向黑龙江省推荐这一方法，以解决北大荒开发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他指出：“荒地可以开，开发的方法要研究。可以采取苏北台田、条田的办法，保住水分。”这些事例表明，在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林继中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 “唐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一中州学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高建新山水审美的“天人合一”境界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马勇邓小平两次到桂林文史春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旅游局邓小平论旅游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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