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工艺到非遗：民族村寨农产品品牌的价值重构与创新发展——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丹阳村藤编产业为例.pdf

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从手工艺到非遗：民族村寨农产品品牌的价值重构与创新发展*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丹阳村藤编产业为例刘银妹童珍李青蓓【摘要】在整体性、活态性的研究视角下，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丹阳村的藤编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日常生活用品、农产品品牌的初步成立、被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保护名录以及成为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丹阳藤编从“自者”眼中的生活常态到“他者”眼中的艺术表达的发展历程表明，一方面，非遗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实践层面，对文化持有者乃至地方社会带来了影响；另一方面，非遗作为超越地方社会的共享文化资源，其保护、传承、利用、创新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互构共生关系，对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关键词】藤编；手工技艺；农产品品牌；非遗【作者】刘银妹，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童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李青蓓，广西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06。【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2-0180-0009一、问题的提出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自此，传统民俗文化被以非遗名义纳入政府文化工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做了明确的界定，认为“非遗最重要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乃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活”的显现，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1。近20年来，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围绕中国非遗运动的总体发展规律、文化内涵以及作为文化资源的特征，从抢救性2、整体性3、生产性4再到生活化5保护模式，社会各界开展了多面向、多层次、多方位的实践与探讨，已然形成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在理论层面，高丙中认为非遗保护不仅是一个文化项目，更是集合多方力量进行文化保护的社会运动。6方李莉认为：“从整体论看，既要将非遗放在动态的时间维度中来理解，也要将其放在复杂的社会空间中来审视，看到它是后现代社会和知识化社会的产物，不仅是被保护的遗产，还是参与新的社会建构的资源。”7刘晓春也提出：“遗产为传承该文化之外的人消费、享用，非遗成为地方社会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产品的非遗，重新发明传统文化意义，服务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逻辑。”8上述将非遗视为一种文化资源的观念也引出了非遗保护的两种声音，第一种是保护本真性、原生态的非遗，第二种是在现代化的逻辑中开*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文化三交对广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留居地的作用研究”（22BMZ014）。180民族发展研究发、利用非遗。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下，非遗保护已演变成为一场资源博弈运动，成为各方主体较量的场域，9因此在两种声音中探索出一条最优解决路径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麻国庆提道：“最好的方法或长久的发展之道莫过于把它们保护在基层社群之中，亦即创造、解释和不断地再生产出这些民俗文化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土壤之中。”10萧放也认为应将非遗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环境、生计方式、精神状态结合起来，让具有传统特性的非遗的文化因素有机融入现代生活中。11在具体实践层面，宋俊华认为生产性保护应包含所有的非遗项目，要充分尊重非遗项目的生产规律，把非遗项目置于自身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非遗保护的自我良性发展。12针对生产性保护，有观点进一步进行了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13由此可见，我们既要探寻非遗融入日常生活以保护与传承的可能路径，也要将其置于更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场域深入分析其利用与创新的思路。非遗保护主要是针对一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项目进行政策性扶持和发展，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府也会将一些有着较好经济效益的传统手工艺列入非遗名录加以保护和利用，并将其塑造成地方文化品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农耕文化传承以及民族特色产业发展。马翀炜就提到了文化品牌的建设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方式转换的重要基点。14然而，从传统手工艺到非遗的发展过程中，非遗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实践后对文化持有者乃至地方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非遗作为超越地方社会的共享文化资源，其保护、传承、利用、创新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如何？这都是本文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于2022年7月前往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丹阳村对藤编实地调研，通过访谈丹阳村村委书记、驻村干部、企业负责人、企业工人等不同群体，以期找到关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二、口碑、牌子与名优产品：面向市场的手工艺品牌塑造策略2017年，原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推进工作会上提出“新三品”概念：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他指出，未来510年将是中国农业品牌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农业品牌闪亮登场。要与优势区相结合，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与安全绿色相结合，打造产品品牌；与原料基地相结合，打造企业品牌。15丹阳村拥有独特的竹藤资源优势，竹藤的编织品最开始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在本地销售使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成立了编织联合体，而后编织成品通过贸易出口到国外市场，编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外贸市场相较缩减，丹阳藤编通过申报非遗，打开国内市场，在区域内塑造公用品牌，产业得以发展。（一）口碑：本地市场中的人际传播与产品品牌推广丹阳村位于石漠化山区，耕地面积狭小，但家家户户基本都会编织，家里日用品如竹席、竹帽、竹箕、竹箩、竹篮以及椅子的面都由自家编织而成。编织产品除了自家编织使用之外，还会在附近市集上销售，大众对其认可度高。1984年，顺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丹阳村伏堆屯的韦昌英、韦昌荣两兄弟开始创办编织加工厂，凭借个人才智和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机会，兄弟俩不依靠外贸公司的订单，直接打通了国际销售渠道，将编织产品卖到了欧洲。在他们的带动下，全村95的农户从事藤篮编织，不少编织户成了万元户。如今，常年从事编织加工的有1200多户2800多人。伴随藤编行业的壮大，产业覆盖的村屯遍及全县19个乡镇，5万多人从事藤编产业，产品远销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荷兰、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都安藤芒编织技艺被列入第八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口碑传播的过程中，接受者会向传播者咨询产品的相关信息，在得到正面的信息后会做出相应的行为。丹阳编织产业在有了产业基础后吸引了农户的加入。“我自1983年嫁到丹阳村，主要是在家务农，种玉米和甘蔗。起初不会编，就是看旁边的邻居编，有老板发原料，我也是因为邻居介181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绍才开始做这个，当时三毛钱一个，一天做30多个，差不多赚10元，那时老板们不送到家里，需要自己来工厂取，现在都是送到家再回收，这次的工作是上周刚开始来做的，也是邻居介绍的，此工厂距离家有2公里，看有招工就来做了，平时也不太固定跟哪家工厂合作，主要是哪家有工作就去哪里的。”（访谈时她正在工厂做花篮的粘草工作，即在花篮四周涂上胶水，用仿真草装饰）。这一时期，丹阳编织产品主要是在本地销售，靠质量得到本地人的认可与推广，产品积累了一定的口碑。所谓“口碑”，即是大众对某物的趋同性评价。与通常意义上的“评价”类似，“口碑”也表现了公众意见，但与情境性明显的“评价”不同，“口碑”体现出鲜明的地方认同。16当产品得到大众的认可之后本地也有一定的市场，大众作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前后都会受到口碑信息的影响，购买前会因为编织产品的优良口碑而选择此产品，购买后处于评价阶段的大众也做出正面评价，从而成为传播者。当编织产品有了市场竞争优势，在推动产品的销售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大众投入到编织产业中。因而口碑传播有效地推动了产品品牌的推广。（二）牌子：外贸市场中的规则适应与企业品牌传播“品牌传播”的内涵是一种操作性的实务，即通过广告、公共关系、新闻报道、人际交往、产品或服务销售等传播手段以最优化地提高品牌在目标受众心目中的认知度、美誉度、和谐度。17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编织产业进入到外贸市场需要贴牌，进行品牌销售，当地政府也确立丹阳走“编织兴村”的道路，引导村民走集约化产业化经营道路。全村共成立11家公司，每个公司建立自己的产品品牌，并在品牌传播下逐步扩大市场范围。因为原材料都是纯天然的植物，又是纯手工制作，编织产品颇受国内外客商青睐，供不应求。为了跟上“知识经济”的时代步伐，1999年，编织大户韦昌英、韦昌荣购置了电脑，率先接通国际互联网。政府部门还派出专家深入指导培训，使他们学会了查找资料、收发邮件、设计图纸、编制生产经营管理程序。同年，英国客商詹尼格兰女士第一个从网上“走进”了丹阳，直接签下编织订单15万元。随着“信息化”的深入，村民们买回了26台电脑，建立了13个网站主页，创建编织热线网站，把编织品摆到网上展示。上网便于编织户了解世界各地商情，根据外国人的生活、习俗、用品等需求，不断调整、翻新编织工艺品。2005年，全村编织出口额达4000多万元，依靠电子商务创造出口占经营总额的80以上。目前，全村形成规模经营的藤编厂15家，规模较大的有广西格林编织厂、天然编织厂、银丰编织厂、佳利编织厂、鑫百旺编织厂，年产值6000万元以上。丹阳编织产业以龙头企业带动行业发展，促使行业从小手工作坊过渡到机械工业化经营生产方式，形成了“市场+公司+农户”的新模式。广西都安鑫百旺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谈道：“2000年开始经营编织产业，当时做编织产业也只有两家公司。我一开始也是小规模的经营，主要做代加工。经营了五六年之后，自己有了技术和经验，就慢慢做大成立了公司。公司原先叫广西都安福萍编织工艺厂，后来为了顺应外出的需求，把公司改成广西都安鑫百旺责任有限公司，因为如果叫福萍编织工艺厂的话，是没有对外销售出口的资格的，政策要求只有成立公司之后才能对外出口。”现在，鑫百旺责任有限公司作为丹阳村里五家最大的编织工艺有限公司之一，负责上游的工作环节，一方面对接国内的订单，另一方面由外贸公司对接国外的订单，其中仍是以国外的订单为主，若有数量大的生产则交给下面的代工厂生产。处于产业链的中游的编织厂一般从村里大企业或者外贸公司中拿到订单，寻找农户进行编织，最后回收到自己的工厂进行加工、打包出货，产品销售量得以保障，产品品牌得以传播，并且在品牌传播下企业得以扩大外贸市场，形成良好的产业循环。（三）名优产品：区域产业集聚与公用品牌塑造“区域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形象直接，是众多企业通力合作拼搏的结果，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更具广泛、持续的品牌效应，而且相对区域品牌而言，单个企业的生命周访谈对象：都安藤编之乡工厂工人；访谈时间：2022年7月19日；访谈地点：藤编之乡工厂。访谈对象：广西都安鑫百旺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访谈时间：2022年7月20日；访谈地点：广西都安福萍编织工艺厂。182民族发展研究期相对短暂，品牌效应难以持续，“区域品牌”更具持久性，是一种很珍贵的无形资产18。近几年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出口成本增加，产业利润降低。并且由于疫情的原因，展销会一直未召开，企业没能去参加展销会，“近两年受到疫情影响，订单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往年的暑假7、8月份是旺季，今年就不忙”。因而产业急需打开国内市场，成为名优产品。企业根据国外需求调整产品、技术升级、使产业适应国内市场。为推进产业辐射推广，丹阳形成了区域产业集聚，逐步推进公用品牌的塑造。“丹阳村最早经营编织产业是由韦昌荣开始，然后韦德涛成立第二个丹阳村的编制公司，韦昌荣和韦德涛是本家人，都是一个家族里面的，我们公司是继他们两个之后的第三家公司。”集聚的企业之间技术优先传播与扩散，中小企业之间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大大提高了合作效率，有利于产业规模的扩大，从而推动区域内公用品牌的建设。“我们一般接收上游公司订单，包括丹阳村几个规模较大的编织公司的订单（丹阳格林编织有限公司），主要就是帮他们生产加工产品，上游公司负责原料给我们，我们只负责做。”在口碑传播、企业品牌传播与区域内公用品牌塑造下，丹阳编织产业由家用的手工艺生活用品逐步走上国际市场并且拓广国内市场，将农家产品打造成名优产品，成为丹阳村独特的产业名片。三、文化名片：非遗保护运动中的手工艺品牌价值重构与塑造策略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广西将在有效保护前提下，推动非遗传承与现代服务业、旅游业等融合发展，促进非遗资源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支持各地打造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非遗街区、村镇。为了进一步扩大编织产业，政府将手工艺进行有效保护，列入非遗项目名录，确立非遗传承人；为充分发挥非遗产业价值，着手打造藤编特色小镇，通过非遗产业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为手工艺品牌的推广打下坚实的基础，并通过研学项目促进非遗文化传承、非遗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加之媒介的宣传输出，合力打造地方品牌。（一）传承发展：非遗项目的确立藤编手工艺非遗项目的确立与项目传承人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多方的协调以及努力而成。在政策支持下，村民代表、乡贤为了藤编手工艺的发展向村委会提交申请，再由村委会审核后向上级部门汇报，而县政府在了解到了藤编手工艺的历史和发展后及时反馈，向上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推荐，最终促成了非遗项目的确认，并认定藤编手工艺的传承人，然后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这种双向的文化保护行为促进了非遗的传承与创新。1.保护：都安藤芒编织技艺进入非遗名录都安瑶族自治县素有“中国竹藤草芒编织工艺品之乡”之称，都安藤芒编织技艺属于传统技艺，当地人利用或柔弱或坚韧或多彩的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色彩的藤，经过多种工序，把有韧性、弹性的藤草织成各式各样工艺品。经过长期的发展，藤编漂洋过海跻身欧美超市，编织业现已成为都安瑶族自治县部分乡、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基于悠久的历史以及目前手工艺良好的发展，2020年，都安藤芒编织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传承：都安藤芒编织技艺认定非遗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目前都安藤芒编制技艺只有一位传承人，在都安县地苏镇大定村。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才有认定非遗传承人的资格，每两年认定一访谈对象：丹阳村藤编工厂老板；访谈时间：2022年7月19日；访谈地点：工厂。访谈对象：广西都安鑫百旺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访谈时间：2022年7月20日；访谈地点：广西都安福萍编织工艺厂。访谈对象：藤篮工艺品厂负责人；访谈时间：2022年7月19日；访谈地点：藤篮工艺品厂。183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批，目前丹阳村也在着手准备藤芒编制技艺传承人的认定。传承人认定流程，首先需要申报者向所在行政区域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再由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汇总，最后评审媒体将推荐项目进行社会公示根据公示结果，拟定并公布入选名单。2022年1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蓝金桥为都安藤芒编织技艺传承人，其技艺娴熟，工艺精湛，在传统技艺编织方法的基础上创新了十字芒编、人字茎等多手法，并且能将制作材料与编发灵活结合，编织出的工艺品多达1000种。此外，对于代表性传承人政策上会给予一定的鼓励，支持授徒传艺。首先，会提供必要的传习活动场所。目前丹阳村通过粤桂协作帮扶资金260万元投资建设了藤编非遗展示馆以及100米的藤编文化长廊，鼓励、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其次，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教育培训、资料整理出版、交流等活动。此外，还通过开设传承人培训班，建立丹阳村藤编非遗展示馆等形式，方便传承人交流、传播其掌握的技艺。（二）产业塑造：藤编特色小镇的选择特色小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以产业为核心的社区营造，产、城、人融合，生产、生态、生活兼顾的发展理念，19因而特色小镇的建设也是大势所趋。丹阳村地理位置优越，乡村风貌秀美。西部往东庙方向，丰富的地下河天窗连接东庙吞榜、桃花水母天窗等构成风光绮丽的天窗群景观；东部往县城方向，与地苏瑶台度假山庄风景区、山水瑶田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园、佛教圣地安福寺形成休闲旅游区。同时，由于丹阳良好的产业基础以及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积极争取利用粤桂协作帮扶资金，丹阳与相邻的大定村共同形成都安编织产业核心区域，未来五年将建设成为特色藤编村庄和产业示范基地。2021年10月丹阳正式开始建立“藤编特色小镇”，投资600万元建设的藤编展示馆项目也已开始启动，这将成为都安“产业旅游文化”新的网红打卡地。（三）文化推进：研学项目的传播传承是最好的保护，“非遗进校园”主要面对中小学生，让青少年走进非遗、了解非遗并热爱非遗，在校园中奠定非遗文化传播的基础；“传承人进校园”使传承人在不断的展演中技艺得到提升，也促进了学生对家乡文化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党建+藤编+生态旅游”由党建引领产业与旅游，有效带领企业与群众推进“产、文、旅”融合发展。1.非遗文化进校园非遗进校园、非遗研学等活动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和现代教育有机结合，帮助孩子自觉地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参与者，焕发非遗新的生机和活力。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丹阳小学通过民族藤编特色课堂让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编织小工艺品，享受民族藤编的乐趣，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学校早在2007年就将这项民间文化引进校园并开设编织的地方课程，2010年，又增设了“巧巧手乐园”工作坊，课程逐渐步入正轨。藤编进校园，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提高了动手能力和审美情趣。目前该校已经形成了全校“人人知藤编，人人爱藤编，人人乐藤编”的良好氛围。2.非遗传承人研修班广西先后投入近250万元，确立了广西传统工艺工作站广西民族大学站、广西艺术学院驻百色站、广西古岳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站等6个传统工艺工作站，通过研究、培训、设计等手段帮助广大非遗传承人、民间手艺人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自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实施以来，广西民族大学在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共承办10期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班，涉及织锦技艺、刺绣技艺、编织技艺、染织技艺、民族服饰制作技艺、陶瓷烧制技艺和木构营造技艺等，参训人数共计349人，其中少数民族学员达70%以上。2018年6月4日，广西少数民族织绣普及培训班和广西编织技艺（竹、藤、芒编）普及培训班在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开班，来自广西各地的80位非遗传承人在这里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培训班旨在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高校的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通过组织非遗项目持有者、从业者等传承人群到高校学习专业知识、研究技艺和技术、开展交流研讨与实践，提高传承实践能力，如今传承人与广西高校强强联合已经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一种重要模式。184民族发展研究3.党建引领文化旅游近年来，地苏镇在丹阳村建设藤编特色小镇，打造“党建+藤编+生态旅游”产业旅游示范带。产业线上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产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藤编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党组织是融合发展的向导，企业是融合发展的主力，带领着群众为融合发展而奋斗。党建还有一定的自我约束作用，通过党建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与自我提升，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为企业谋发展、为群众谋福祉，不断规范自身的建设，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中。党建能够激发党组织与党员的内生动力，转为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带领着群众共同推进非遗产业与生态旅游融合的发展。（四）非遗推广：大众媒介的宣传实施意见中指出，持续抓好传播工作。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丰富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水平，提高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通过引导主流媒体、推动境外媒体、利用海外社交媒体等渠道，加大对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亮点以及保护、抢救、利用、传承等工作成效的宣传推广力度，努力讲好广西故事。自都安藤芒编织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各大媒体都对编织产业进行宣传报道。中国新闻网、广西新闻网、中国政府网等媒体对丹阳编织企业进行走访，了解编织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规划。据了解，地苏镇现有自营进出口权的藤编企业26家，生产300多个系列15000多个品种，藤编半成品加工遍及10多个易地搬迁安置点，覆盖3000多户脱贫户，户均年增收1万元，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都安藤芒编织技艺火出了国门，未来非遗产业将与旅游发展相结合。主流媒体不断增加的曝光度，对非遗的传承、保护、利用、创新都有一定推力。四、成为非遗：文化产业的情景转换与手工艺品牌的创新发展都安藤芒编织技艺进入非遗名录之后，手工艺逐渐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从脱贫到致富，从产业振兴到文化振兴，政府治理的政策、市场的导向、非遗的保护策略以及村落的规划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一系列的情景转换对于手工艺品牌来说是新的旅程，民族文化的加持让手工艺品牌有了肥沃的土壤，不仅扩大手工艺产业的辐射范围，也促进了手工艺品牌的创新发展。（一）基层治理情景转换：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乡村基层治理从对丹阳村的精准扶贫转换为以编织产业振兴乡村，从开始的扶贫政策到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开始打造亮点，对原有的典型产业赋予新的价值意涵。1.典型产业精准扶贫藤、草、禾等“无用物”让农民钱袋子鼓了起来，藤编工艺品半成品加工覆盖800多户贫困户，让在家的贫困户找到了增收之道。“我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即使是这样，我每个月在家编篮子都还能挣800多块钱呢！”脱贫户梁春说道。为保证丹阳村的精准扶贫成效，政府对企业、农户以及贫困户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1）企业出口返税。一方面出口到国外之后会退部分税，一般是5%左右的税，另一方面是2019年政府补贴20万元给企业，2020年补贴了5万。（2）农户技能培训。政府联合人社、农业农村、残联、妇联等部门开展技能培训，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编织技能，增加就业岗位。（3）建立贫困户受益机制。政府积极帮助贫困户和企业牵线，建立扶贫车间，通过扶贫车间吸纳就业岗位，给予公司补贴。广西都安福萍编织工艺厂入驻东庙老乡家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立扶贫车间，从事编织工艺品生产加工，编织工艺技术业务培训，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贫困人员就业问题。2.产业推动乡村振兴“藤条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成为我们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支详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载于广西日报，2022年5月11日第7版。185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柱产业。”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陆巍然介绍，自2021年7月都安被确定为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来，在党委、政府的政策指引与民间工艺的挖掘与开发下，全县竹藤草芒编织企业发展到29家，取得自营进出口权企业11家，编织产品种类达6600多种。地苏镇党委、政府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向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争取最优政策，为各藤编企业在用地、用工、仓储、物流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打响品牌，该镇利用粤桂协作帮扶资金260万元在丹阳村建设面积达600平方米的藤编非遗展示馆。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沃土。在良好的政策帮扶下，编织公司只用建设存储编织品的库房，极大地节省了建设厂房和雇佣工人的费用，降低了企业成本，还带动了十里八乡的村民发家致富。丹阳许多村民家中建起了楼房，开上了小车，部分村民还在县城买了房。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利用农闲时间做编织品补贴家用。（二）市场情景转换：从国外市场到国内市场“因为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下降，之前汇率是18，现在汇率是16。尤其是近两年的利润特别少，在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年产值都还有500万到600万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产值只有100万。”面对国外市场越来越严峻的局面，企业将目光转向了国内的市场，但是进入市场需要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民族文化正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丹阳藤编申报非遗项目的成功也扩大了其生存的空间。丹阳村干部说道：“下一步打算再深度的挖掘藤编的文化历史做一些年鉴，给藤编赋予一些内涵，非遗展示馆的一楼做一些体验馆，把产业+文化+旅游的模式推广出去。非遗长廊是粤桂帮扶的一个项目，到时候可以让老人在这体验一下。二楼做一个电商的平台，想培育一下我们的一些网红，通过网红推广产品。三楼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党建，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党建引领的。然后再延长我们的产业链，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主要是玉米腊肉一起打包，向外推广。这些都需要注入民族文化的内涵，这样产业才能长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了文化的加持，手工艺产业有了温度，在国内市场有了竞争优势，产业辐射范围得以扩大。（三）非遗保护情景转换：从抢救性保护到生产性保护对藤编的保护措施从前期的抢救性保护，如申报非遗、确立代表性传承人等，逐步转向为生产性保护。非遗生产性保护是以保持非遗原真性、整体性与传承性为核心，以传承非遗技艺为主，通过生产、销售等方式，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在生产中保持手工技艺的核心，充分发挥非遗产业的经济价值，有利于文化价值的发掘与传承，实现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非遗展示馆建成使用后，将直接带动该镇编织大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线上销售，实现线上线下融合，扩大全县竹藤编织产业品牌影响力。需要明确的是，生产性保护强调以其“本真性”“整体性”“传承性”为核心。丹阳藤编已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需要警惕的是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并不等同于产业化，丹阳藤编目前仍旧处于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探索阶段，接下来仍需进一步挖掘其文化特色，巩固完善其文化内涵。（四）村落发展情景转换：从产业先行到文化并行村落发展要走出单一产业，向产业融合转变，要避免出现“富饶型贫困”现象。“富饶型贫困”现象是指，民族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其文化资源开发过程很难贯通“资源产品商品产业”这一完整的产业链条，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红利并未得到有效释放。20丹阳编织产业通过自我产业升级，引进技术，开发设计创意；创建“市场+公司+农户”的模式来保证产业线的运作；建立“政府企业高校”的产学研人才保障机制，通过非遗进校园、传承人进校园的模式来培育人才以及提升传承人的能力，以综合驱动方式打破“富饶型贫困”，做到以手工艺产业带动村落经济，非遗文化加持产业品牌打造，推进“非遗+旅游”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产业融合，带动村落经访谈对象：广西都安鑫百旺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访谈时间：2022年7月20日；访谈地点：广西都安福萍编织工艺厂。访谈对象：地苏镇驻丹阳村干部；访谈时间：2022年7月20日；访谈地点：丹阳村政务服务中心。186民族发展研究济文化的提升，以产业催生文化，文化繁荣产业，共同促进村落经济发展。五、品牌化之后：民族村寨手工艺如何保护与发展丹阳村藤编手工艺产业，从日常生活用品发展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再发展到非遗品牌，经历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多重属性的情景。丹阳村通过编织产业从脱贫逐步走上致富的道路，离不开品牌化带来的效应，品牌化对产业生产以及文化形象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以民族特色产业带动文旅的融合，藤编手工艺文化形象从名不见经传到被大众所认可。品牌化使得藤编手工艺被展示在大众舞台，民族传统手工艺得到广泛的关注，村民自下而上的手工艺保护诉求，加上政府自上而下的保护政策，使藤编手工艺的非遗地位的得以确认，并在之后采取生产性保护的措施，使得藤编技艺在活态传承中得以创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品牌化之后，民族村寨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仍旧任重而道远。为此，笔者提出了以下三条路径。第一，继续践行生产性保护理念，确立以文化保护为主，兼顾市场需求的总体思路。藤编手工艺产业品牌化发展，需要围绕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业升级，明确品牌定位，生产出适应市场的产品；需要做好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非遗的确定扩大了产业宣传渠道，能有效地传播藤编手工艺，因而加强非遗保护工作，能使之民族文化的本质留存；藤编产业不断拓展的同时，非遗文化的建设需要跟上，保证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使藤编手工艺产业在不断成长的阶段，民族文化也能够动态传承，藤编手工艺产业能够健康地发展。第二，将非遗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深化“见人见物见生活”非遗保护新理念。丹阳藤编之前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本身就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申遗成功之后，其作为艺术品、商品，本身的意义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嬗变，很容易与原本的文化内涵割裂开来，导致非遗的“无根化”和疏离感。因此，藤编手工艺不仅是生产线上的商品，更是要在将其作为民族特色文化的符号放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加以理解，提升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意识，同时也要让大众了解了藤编手工艺，加深各民族的文化情感交流。第三，超越地方社会的单一叙事模式，建构非遗文化资源全面共享的新途径。丹阳藤编发展至今，已经不仅是一家一户的私人资源，因此不能将其仅仅局限在地方性知识的框架下予以阐释，作为艺术品、商品，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象征，其影响范围已经突破地方的地理范畴桎梏，漂洋过海，影响深远。因此，我们应该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下，打破非遗的单一叙事模式，将其放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参考文献：1张新科.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李辉.现代品牌化管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以山东为例 J.学术探索，2013（10）.3马知遥，刘垚瑶.乡村振兴与传统工艺类非遗保护和发展路径研究 J.文化遗产，2020（2）.4朱以青.传统技艺的生产保护与生活传承 J.民俗研究，2015（1）.5左倩.文旅融合赋能非遗传承 J.人民论坛，2020（19）.6高丙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的精神构成与中国实践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7方李莉.人类学视角下非遗保护理论、方法、路径 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1）.8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 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9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博弈 J.广西民族研究，2012（1）.10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 J.学术研究，2010（5）.11萧放，王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的路径研究 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2萧放，张士闪，宋俊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问”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3（1）.13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 N.中国文化报，2012-02-27（01）.14马翀炜，马骏.文化品牌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 J.广西民族研究，2010（1）.15农业部新闻办公室.韩长赋在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推进工作会上强调 理清思路 突出重点 狠抓落实让187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加工业强起来 农业品牌亮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EB/OL.2017-04-18.http:/ 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7余明阳，舒咏平.论“品牌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2（3）.18夏曾玉，谢健.区域品牌建设探讨温州案例研究 J.中国工业经济，2003（10）.19宋彦成.“非遗小镇”的营造逻辑 J.中国房地产，2017（14）.20李少惠，赵军义.民族文化产业“富饶型贫困”的生成及其突破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FROM HANDICRAFT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AL PRODUCT BRAND IN ETHNICVILLAGES：Taking the Vine Weaving Industry of DanYangVillage,Disu Town,Duan Yao Autonomous County inGuangxi as an ExampleLiu Yinmei,Tong Zhen,Li QingbeiAbstract：From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wholeness and reactivity,the development of vineweaving of Danyan village,Disu Town,Duan Yao Autonomous County in Guangxi can be dividedinto four phases:the daily use item,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the inclusionin the protection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autonomous regional level,and the turning into a cultural industry with ethnic feature.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anyang vine weaving fromlife normality in the eyes of“self”to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in the eyes of“other”shows that,on the one hand,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integrated into the level of local peoples lifepractice and brought influence to the culture holders and even to the local society;on the otherhand,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 shared cultural resource beyond local society,andthe mutual-construction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protection,inheritance,utilization,and innovation with social-economic-cultural development play importance roles in further promotingpeoples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wareness.Keywords：Vine weaving;handicraft;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责任编辑：陆露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