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挤压的市场机会——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结构性困境与消解.pdf

【原文出处探2022.9.136146博完【综合研究】2022.12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SCIENCES.,中国人民大举INNOVATIVEPOLICY AND MANAGEMENT1850被挤压的市场机会一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结构性困境与消解黄冬娅刘万群【摘要】日趋激烈的大国间技术竞争使得技术自主受到广泛关注。关于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既有研究普遍从国家结构和产业政策角度进行探讨，缺乏对市场机会的分析。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共同作用，使得后发国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市场机会挤压。只有国家介入才有可能破除这一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国家采取措施消解市场机会挤压；另一方面，需要同时对政策对象施加纪律约束，从而使其保持较强的进取动力。只有在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后发国家本土企业才能较为快速地实现技术追赶。【关键词】市场机会；市场权力；政治权力；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纪律约束【作者简介】黄冬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刘万群，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士研究生（广州5 1 0 2 7 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研究”(2 1 ZDA041)。问题的提出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决定了该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技术成为各国争夺的无声战场。无论是否愿意，世界性或地区性大国（以及异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小国家），都可能被不同程度卷人国家间的技术竞争。在大部分时期，大国间的技术竞争相对温和。然而，一旦竞争加剧，以至发生冲突乃至战争，技术先进方往往会以技术断供、禁止对方科技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等作为威胁或实际制裁手段。如果说中美贸易战让部分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等倡导的自由市场与技术中立观点，那么俄乌战争中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对俄罗斯实施的无差别全面制裁则给世人敲响警钟，即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次被“断供”的对象。近年来，很多国家都试图保障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确保国家经济、军事安全。美国对外通过一系列措施对他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市场打压和技术打压，对内则再次在国家安全的框架下动员美国式举国体制，试图重塑其在全球的技术领导力。为此，美国先后颁布了制造业促进法案(2 0 1 0)、确保美国先进制造领导地位(2 0 1 1)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规划(2 0 1 2)无尽前沿法案(2 0 2 1)等重振国内产业、技术相关战略，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 0 1 7)、美国国防战略报告(2 0 1 8)、2 0 2 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 0 2 1)2 0 2 2 年美国竞争法2 0 2 2)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迎来产业政策（或者说更广泛的国家介入)的“复兴”，如英国的英国工业2 0 5 0 计划(2013)，法国的新工业法国(2 0 1 3、2 0 1 5)，德国的工业4.0(2 0 1 3)与德国工业战略2 0 3 0(2 0 1 9)，日本的日本再兴战略(2 0 1 3)，以及韩国的新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2 0 0 9)。不仅如此，它们还将技术竞争上升到经济主权、技术主权的高度，试图减少对外技术依赖。相比之下，后发国家想要在激烈的国际技术竞4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FORSCIENCES.A中国人民大单1958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则要困难得多。后发国家参与技术竞争之路始于技术追赶。后发展虽然意味着一定的后发优势，但同时也让后发国家面临着更多的后发劣势，而且越晚开启工业化进程，后发劣势的程度越深。其中，市场机会问题是后发国家在技术追赶路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技术变革的“需求拉动”理论表明，市场需求对技术进步有重要影响。对于具体国家及其企业来说，市场需求就意味着市场机会。它们需要争取和利用市场机会应用其技术，反馈问题，进而不断改进其技术。在后发国家，市场机会与技术呈现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论：一方面，后发国家的本土技术不够先进，从而缺乏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不被市场应用的技术得不到改进的机会，这导致其更加落后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可以说，市场机会是后发国家技术追赶过程中的“死亡谷(valley ofdeath)。本文将从市场机会角度切入，分析市场机会为什么重要，后发国家面临的市场机会挤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国家在其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市场机会：技术追赶的条件基础市场机会为什么重要，或者说，国家介人到技术追赶过程中为什么需要对市场机会予以重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技术进步与技术能力形成过程。技术进步的渐进性与互动性，技术能力形成过程的经验性与累积性特征，决定了市场机会是技术追赶的条件基础。第一，技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是渐进性的。技术创新存在着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两种类型，但任何技术从产生到成熟都是渐进的过程。以属于突破性创新的芯片技术为例，历史上第一块芯片仅仅在一块晶片上集成一个晶体管、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而今天动辑一块芯片上集成数以万计的晶体管，二者在复杂度、工艺精度、性能等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不是一而就，而是数十年不断技术送代的结果。换言之，任何技术都要经历从无到有，从可用再到好用的过程。而企业在具体技术领域也同样会经历这一过程。例如，通信设备产业的领头羊华为自主研发的第一款程控交换机十分粗陋，如今的技术领先地位是通过多年不断努力逐渐获得的。第二，技术进步建立在互动基础上。技术可以在实验室里生产出来，但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得到完善。技术只有在应用过程中才能得到改进、完善，而这需要与用户进行互动。技术生产者在与用户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信息的交换。这些信息包括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用户对技术的其他需求/期待，等等。生产者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关于技术改进的信息，一方面，需要与用户进行深入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尽可能让自己的技术应用到更丰富的场景中，从而充分暴露问题，为技术改进提供方向。第三，技术能力的获得是经验性的。企业技术能力体现在其成员的知识与技能上。这些知识和技能除通过学习公开流动的技术知识和理论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大量实践获得。后者表现为决窍(know-how)、经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说，企业必须为其研发人员提供实践的机会，让他们在技术应用、改进和研发的过程中学习，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即“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如果技术和产品不能得到一定的应用规模，研发人员很难积累相关经验知识。第四，技术能力的增长是累积性的。技术能力的累积性特征意味着企业必须投资于持续性的学习过程，并将技术学习与研发的经验数据系统化、编码化，从而使得知识和经验能够不断积累和被传承。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过去的技术经验积累有助于新一轮的技术学习与技术研发。其在某一特定技术领域获得的优势，极有可能让其未来在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取得成功。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企业和国家来说，只有技术能力累积到一定程度(量变)，才能发生质变。技术创新绝不会发生在一片空白之上。技术进步与技术能力形成过程的上述四个特征都指向市场机会，其中又隐含了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市场机会的时间维度。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无论技术的完善还是技术能力的形成都需要一定2022.12LSCIECES.,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NOViHO中国人民大单INNOVATIVE POLICYAND MANAGEMENT叔骨科中心1958的时间投入。这里有必要将时间(time)与时机(timing)区分开来。后发优势指向的是时机，即一国开启工业化/技术追赶的时间节点，后发展使其可以直接利用既有的技术(技术使用权)，节省了研发的资金与时间成本。但是，也正是因此导致了后发劣势。由于工业化时间短，后发国家不仅在技术所有权和技术标准主导权等方面处于劣势，而且技术能力薄弱。克服这些后发劣势仍然需要投入时间成本。市场机会的时间维度意味着需要给予后发国家的企业一定的时间周期，让其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发现问题、改进技术，积累技术能力。通常来讲，复杂度越高的技术需要更多时间和耐心。二是市场机会的规模维度。如果企业不能获得必要的市场机会规模，存活尚且艰难，更别提进行技术改进。规模关系到作为技术生产者的企业所能获取信息的广度。规模维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用户数量，只有当使用某一技术产品的用户达到一定数量时，所收集到的信息才能有效服务于技术改进；二是用户/环境异质性，一些技术产品需要不同类型用户反馈问题与需求，或者需要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使用数据反馈。否则，技术产品只能适用于特定的用户/环境。以汽车为例，汽车的应用场景往往非常多样化，比如寒冷、高温、潮湿等不同环境。实验室环境不可能模拟出技术实际应用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只有汽车真正在这些环境条件下行驶后才有机会收集相关数据信息市场机会挤压的形成（一）从个体能力问题到结构问题既有文献倾向于从企业（家）视角切人对市场机会的研究，主要关注市场机会的来源、识别与应用。一般认为，市场机会客观存在于市场中。市场需求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技术条件变化等都会带来市场机会的增加。不过，由于市场机会并非总是显性地存在于市场中，能否被识别出来并成功利用，则有赖于企业能力与企业家精神。尽管如此，市场对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在这种范式下，处于劣势的企业只能诉诸自身能力的提升。然而，发展的不同步与权力介入将市场机会的性质从个体能力问题变成结构性问题。一是发展的不同步。不同国家开启工业化的时间有先后。后发国家在企业能力积累与企业家精神的孕育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导致结构性差异。二是权力参与到对结构性差异的塑造与维持。第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结果，但当权力介人其间后，结构性差异逐渐演变成结构性不平等。本文将后发国家企业在市场机会方面面临的结构性差异与不平等称为市场机会挤压。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市场机会挤压。一是后发展者比先发者面临的竞争者数量更多，竞争压力更大。后发展者越早开启发展，面临的竞争者数量越少；开启发展的时间越晚，则需要与更多的竞争者同台竞技。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它们的技术、商业模式都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生态链，后来者很难进人。二是由于权力介人其间，后发国家企业的市场机会被来自市场之外的力量所压缩。后发展者面临着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同时挤压。其中，最主要的市场挤压来自发达国家。下面从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两个层面讨论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如何对后发国家企业的市场机会进行挤压。二）市场权力对市场机会挤压的基础性塑造企业间常常因为实力不对称而产生相对权力。格里芬等人区分了五种企业间权力关系，即等级型(hierarchy)、俘获型(captive)、关系型(relational)、模块型(modular)和市场型(market)，权力不对称程度由高向低。市场权力主要存在于领先企业(leadfirm)。领先企业通过强制、议程设置、偏好塑造与社会建构等方式对从属企业行使权力。其中，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与买方驱动的商品链中，领先企业在权力类型与行使方向上存在差异。前者权力来源于大型制造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向后形成对原材料和供应商的支配性地位，向前对最终消费者市场拥有权力；后者权力主要来源于品牌、供应链管理等无形资源，权力主要向后导向供应链中分散的供应商。如果将企业间权力关系扩展到国家层次，我们会发6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FORSOCLSCIENCES.A中国人民大有教管料中心1851现一些国家的企业与另一些国家的企业相比处于系统性的优势/劣势地位。马修马哈特加提出“位置权力(positionalpower)概念，用以衡量一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影响力。发达国家的企业无论是总体位置权力还是平均位置权力都优于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后发国家企业。换言之，发达国家企业凭借先发优势掌握了更多的市场权力。因此，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进而对后发国家企业形成市场机会挤压。因市场权力导致的市场机会挤压发生在两个市场。一是最终消费市场。发达国家企业凭借其技术、品牌或组织等优势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留给后发国家企业很少的市场，且多为边缘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品的偏好逐渐形成，并成为惯性，不会轻易更换为其他企业的产品。以中国通信产业为例，1 9 9 0 年代以前，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被国外进口设备所垄断。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贝尔、加拿大的北电、法国的阿尔卡特以及日本的NEC与富士通瓜分了绝大部分主流市场。换言之，本土企业面临的市场机会挤压程度非常高，以至于行业内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二是中间产品市场。对于一个产品而言，技术不仅体现在最终产品环节，也体现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即中间产品。前者需要在最终消费者市场中去验证、改进和完善技术，后者则需要在中间产品市场进行这一过程。加人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后发国家企业在与先进企业的接触过程中学习技术、组织管理等。但是，发达国家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支配地位。一方面，它们决定企业能否进人国际生产网络。1 9 8 0 年代，随着墨西哥推行经济自由化，国外电脑制造商拒绝了墨西哥的自给自足要求，试图将当地供应商剔出生产网络。另一方面，它们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倾向于将后发国家企业作为代工厂，或者将其压制在产业链低端。那些试图自主研发的企业往往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从而失去向先进企业学习技术，以及在主流市场应用自主研发技术的机会。虽然跨国企业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在后发国家培育供应商，帮助一些供应商改进技术，但绝不希望培育出自已的竞争对手。一旦这些供应商有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可能时，它们就会培育新的供应商，甚至打压有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供应商。例如，苹果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采购商，当其意识到有可能被三星“卡脖子”时，转而扶持台积电，以维持自身的市场权力。当然，并非所有的市场都呈现出同样的市场机会挤压程度。通常来讲，越是核心关键技术，市场机会挤压程度越高。一方面，核心关键技术进入门槛高，后发国家企业很难进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企业会牢牢把握住高端市场，不会轻易放手。无论是最终产品市场还是产业供应链市场，发达国家企业利用自已所拥有的市场权力挤压后发国家的市场机会。尤其是，它们试图抢占后发国家有限但有潜力的国内市场(尤其是高端技术市场)，阻止后发国家企业利用本土市场需求的成长空间积累技术能力与实现技术追赶的内生机会。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后发国家仅仅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供应地，并利用其富有潜力的市场为自己服务。概言之，它们希望后发国家企业与之形成一种依附型关系，而不是竞争型关系。(三)政治权力对市场机会挤压的进一步塑造市场权力借助于政治权力得以巩固和增强。纯粹市场权力往往很脆弱，易转移。“一个生产者比其他人所拥有的优势总是短暂的，因为其他生产者总能在以后仿制出那些曾经给他带来优势的产品。”因而，企业会寻求政治力量扩展或维持其市场权力，以防落人他人之手。1 9 8 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长达近2 0 年的制裁行动就源于美国国内半导体厂商和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游说与施压。事实上，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早已经揭示过市场权力的政治属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没有政治的支持，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地主导经济、抑制经济或限制市场力量。”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CEN2022.12SCIENCES.,中国人民大学INNOVATIVE POLICYAND MANAGEMENT幸敬宵料中心1958国家介人市场固然有企业的请求，但经常也是国家的主动作为所致。国家本身存在着军事与经济安全需求，而确保军事与经济安全都离不开技术。因此，国家有足够的动力运用政治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追求相对于他国的技术优势。对于技术先进国而言，当其他国家或经济体没有危及其比较优势时，国家逻辑往往顺应市场逻辑；当其他国家的技术追赶导致其相对优势缩小、安全威胁感知增强时，国家则会使用政治权力校正市场逻辑，以护持其技术霸权。技术先进国家面对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时，通常从三方面着手构建其产业权力(industrialpower)，进而维持其优势地位：一是在技术端限制本国(乃至盟国)关键技术及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出口，阻断后发国家获得先进技术的途径；二是在金融端控制融资渠道，进而影响后发国家的研发投入，以及通过投资其他国家的企业，使它们也能够为其国家战略目标所服务；三是在市场端形成市场控制力。第三点即关系到本文所讲的市场机会。技术先进国家借助其政治权力发动市场战，一方面将(潜在)竞争国家企业挤出市场，另一方面则扩张本国企业的市场机会。技术先进国家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通过加征关税，高别国产品进人其国内市场的门槛。关税政策的制定通常有三个基本目标：增加政府税收，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利用互惠协定为出口产品打开外国市场。后两个目标均与市场机会相关，即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国内、国际市场。一国政治影响力越大，越容易达成这两个目标。例如，美国多次轮起关税大棒，扼制竞争对手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其中尤以1 9 8 0 年代针对日本与近年针对中国的关税制裁为甚。二是直接给别国产品定价。1 9 8 6 年，美国商务部为每个日本芯片制造商在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s)和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s)领域的产品制定了价格。此后不久，美国商务部又为这些产品在包括美国、欧洲市场等在内的2 0 个市场的销售设定最低价。三是司法指控。（潜在竞争国家企业常被技术先进国家（主要是美国)滥用域外管辖权提出司法指控。尽管被指控理由存在“莫须有”的情形，但这足以致其在国际市场上不被信任，尤其是被视为严重威胁者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伤筋动骨”。阿尔斯通被美国“肢解”后，如今在世界5 0 0 强企业名单中已不见踪影。四是政治禁令。技术先进国直接通过行政命令禁止购买（潜在）竞争国家企业的产品，甚至下令拆除已有的设施。特朗普签署的2 0 1 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禁止美国政府部门购买、获取、延长或更新华为提供的电信设备或服务；2 0 2 0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美国企业利用通用服务基金(USF)购买华为的设备或服务；2 0 2 0 年美国政府拨款以拆除和更换华为等企业的设备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游说或威胁，令其禁用、拆除中国相关企业的设备。五是强制要求开放(潜在)竞争国家的国内市场。1 9 8 6 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设定了进口数量，要求保证美国企业必须在日本市场占有2 0%的份额。可以说，大多数措施都严重违反西方国家自身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原则。在一定时期内，市场机会规模是确定的。因此，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发达国家无论是扩张本国企业的市场机会还是将后发国家企业挤出市场，都是市场机会挤压的一体两面。被挤压的（潜在)竞争国家的相关产业和企业的生存基础受到影响，轻则导致技术研发速度放缓，重则产业衰落、企业解体。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在经历美国十多年的持久打压之下，参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的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东芝等企业在此期间大多逐步退出半导体产业的相关业务，其他企业则转型成为细分领域供应商，从而导致日本半导体技术实力快速下滑，而这又导致其市场份额进一步菱缩。以其最具竞争力的动态随机存储器为例，在1 9 8 7 年最高峰时曾占据8 0%的全球市场份额，之后则迅速下降。这通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市场机会被压缩导致收人减少，进而导致技术研发投人减少，从而不能维持技术优势，进一步导致市场份额减少如此恶性8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CIALLSCIENCES.,中国人民大师1958循环(见图1)。综上所述，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加强。随着技术积累越深厚，先进企业及其母国的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也随之扩张，对市场机会进行挤压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开启发展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市场权力)、政治权力介入与市场机会挤压程度的关系(见图2)。一般情况下，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市场机会挤压主要是由技术先进国家的企业通过市场权力所致。一国开启发展时间越晚，其面临的市场机会挤压程度越高(P)。当一国被技术先进国家识别为(潜在)竞争者/威胁者时，政治权力将发挥更为显性的作用。一国被认为威胁性越强，政治权力就会加码，那么该国受到的市场机会挤压程度就越高(P+)；反之，当一国被视为盟产业投资额在全球占比一市场份额在全球占比%605040302010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份图1日本半导体产业投资额与市场份额在全球的变化趋势资料来源：根据ICInsights、O md i a 数据自制。市场份额数据不包括Foundry。P+挤压程度P开启发履时间图2开启发展时间、政治权力介入与市场机会挤压程度资料来源：作者自制。9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CE2022.12NOLIVIVOSCIENCES.R有教育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INNOVATIVE POLICYAND MANAGEMENT1958友或者合作伙伴时，其市场机会挤压程度不会加剧，甚至可能因为技术先进国家为其提供一部分市场机会而变小(P-)。国家介入：市场机会+纪律约束如果说发达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对市场机会挤压进行固化或增强，后发国家同样也可以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部分)消解。事实上，如果没有来自政治力量的作用，后发国家企业将没法破除这一结构性困境。(一)国家对市场机会挤压的（部分）消解后发国家主要依靠本土市场解决市场机会挤压问题。一是技术的不断改进更多有赖于与本土用户的持续、深人互动。因为在本土市场范围内，技术提供者与用户的物理距离较短，语言和文化接近，互动所需要的成本更低。事实上，发达国家企业技术成熟过程也多是在本土市场中完成的，之后才去国际市场上不断“攻城略地”。二是相比于国际市场，后发国家的政府在本土市场“施展拳脚”的空间更大一些。如前所述，发达国家通过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对国际市场形成了强大控制力，后发国家很难在短时间内撼动这一格局。后发国家“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国家解决市场机会挤压问题时，可以朝两个方向努力。一是通过影响存量市场机会分配结构，为本土企业争取更多的市场机会。一些国家在发展初期采取限制外资的发展战略，市场机会挤压还未发生时就在一定程度上被阻止。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外国直接投资(FDI)持敌对态度，FDI占固定投资总额的比例在日本(1 9 5 0-1 9 7 5)韩国(1 9 6 5-1990)和中国台湾(1 9 6 0-1 9 8 5)分别为0.2%、1.6%、2.4%。不过这种情况属于少数，大多数国家都对FDI持积极态度，甚至依赖FDI。通常认为，中国市场保护程度很高，但中国也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除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少数年份，中国实际利用FDI呈逐年增长之势(见图3)。这也使得外资企业在我国多个产业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根据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6 0%的制造业产业有2 7 个，市场占有率为50%60%的有3 0 个，市场占有率为40%5 0%的有26个，市场占有率在3 0%40%之间的有5 0 个。当大量FDI进人之后，国家必须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减轻本土企业的市场机会挤压程度，否则，实际利用16001500140013001200F1100D1000金覆（亿美元）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088888&802222年份图31980-202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情况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 0 2 1。10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35LSCENCES.,创新政策与中国人便大甲亨教贤料中心RUCINNOVATIVEPOL1958本土产品在面对国外先进产品时毫无招架之力。这些措施包括利用政策优惠、补贴、意识形态宣传、行政指导等方式鼓励使用本土产品。日本、韩国等都曾推动国产化行动、国货计划。二是创造出新的市场机会，用增量来缓解挤压程度。一种是实施“大推进(BigPush)战略，系统性地创造大规模市场需求。这一战略主要适用于发展初期。罗森斯坦一罗丹认为，为了克服工业品市场狭小和投资无利可图的困境，国家可组织协调建立相互具有供需关系的关键工业部门，扩大中间产品规模。受限于国家意志与能力，大多数国家实施的“大推进”战略尝试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成功实现追赶的日本和韩国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一战略。另一种则是通过公共采购，以及有计划地实施技术升级换代等方式创造局部市场机会。这种方式往往针对特定产业。例如，中国将通信设备作为基础设施，有计划地推动从2 G到5 G的升级，每一轮的升级都释放出新的市场机会；安防技术的发展也得益于国家“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等的大规模采购。当然，这些新的市场机会转化为本土企业的市场机会仍然需要配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以及更广泛的公共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和用户，需要承担起为本土产品提供市场机会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国家层面鼓励使用本土产品，但这一过程依然长路漫漫。其一，外国产品的技术先进性程度更高，体验更好；其二，与第一点相关，正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用户对本土产品的技术瑕疵容忍度更低；其三，跨国企业对用户进行偏好塑造。这三个方面导致用户更愿意选择外国产品，并对其产生高忠诚度与消费惯性，因而不会轻易建立新的用户一生产者关系。因此，本土产品常因技术不够先进或业绩门槛而被拒之门外。普通消费者基于市场原则选择外国产品无可厚非，但这无疑将阻断本土产品在市场应用中试错、改进的螺旋上升的过程。那么，因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具有公共属性，可以要求其为本土产品提供市场机会，帮助本土企业改进技术。当然，公共部门为此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它们要在一定时期内容忍因技术落后而带来的效率损失。这对应了市场机会的时间维度。本土用户，尤其是公共机构用户，应该为本土企业提供技术能力成长与技术追赶所需要的时间与耐心。（二）有纪律的市场机会保护国家介人消解市场机会挤压程度只是开始，伴随的是一套执行纪律约束的责任，即国家需要督促本土企业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进行技术学习与追赶。企业的技术学习并不会因为国家提供了适当的保护水平就自动发生。企业是受利润驱动的。在保护环境下，企业倾向于追求最容易、最迅速的盈利方式，利用市场保护享受高额利润。幼稚产业保护理论饱受诉病的地方在于，大多数国家只是对本土产业和企业进行了保护，但缺乏相应的纪律约束。在纯粹市场环境下，纪律约束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执行的。疏于技术学习的企业将被挤压在产业链低端，甚至淘汰出市场。然而，纯粹市场只存在于简单的市场活动(比如菜市场)，技术追赶与创新作为复杂的经济活动通常都依赖于受组织的市场(organizedmarket)。国家介人有意设计或无意影响了市场环境，进而形成二元市场结构，甚至三元市场结构。在国家保护的市场中，市场的纪律约束会打一定折扣，从而需要国家予以补充，甚至国家需要充当更加重要的督促角色，让本土企业不至于丧失进取精神。执行纪律约束的本质是保证市场的竞争性，尤其是本土企业（不论其所有制性质）之间的公平竞争性。不同国家执行的纪律约束应与本国其他政策措施相适应。以激励与纪律并举闻名的东亚经济体，通常以出口业绩作为约束条件。没有达到目标的企业会受到取消补贴等惩罚。但是这一手段并不适用于大多数后发国家。这是因为，东亚经济体对外资严格限制，出口主力是本土企业。出口业绩意味着本土企业的技术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大量外资进入，出口业绩与本土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则不能直接挂钩。除了出口业绩外，东亚经济体还选择通过以下112022.12创新政策与管理2022.12SCIENCES,中国人民大举INNOVATIVEPOLICY ANDMANAGEMENT1958几种方式执行纪律约束。第一，直接规定技术指标，设置挑战性目标，或者要求实现特定功能。国家对体现技术先进性、稳定性、安全性等的参数进行规定，要求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必须达到要求，否则将不被继续支持，甚至被追回补贴等。对于部分不便于规定具体技术参数的技术，则要求其必须实现某种功能。第二，利用竞争机制鞭策本土企业。当本土企业出现自满与懈怠时，国家引人更多竞争主体，包括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促使本土企业保持进取精神。东亚经济体都在本土企业具备一定技术能力之后逐步放松进口保护与外资限制。第三，促进本土企业之间的互动学习。后发国家由于技术与市场“两头在外”，本土企业往往作为组装厂商被整合在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网络中，本土企业之间缺乏互动。国内企业家、技术专家等都已意识到，很多关键技术的单点突破并不难，但是由于没能形成产业生态，导致很难发展出本土产品技术系统。日本、韩国通过分包制(Subcontracting)等机制将国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织起来，促进它们形成“暴露问题、界定问题、协同解决问题”的技术共同体。本土企业间的互动学习与产业生态，对于解决或预防被“卡脖子”尤为重要。结论与讨论现有研究聚焦于国家结构与产业政策，但对国家介人如何影响技术追赶的中间机制关注较少。本文认为，市场机会是勾连起国家介入与技术追赶的重要机制之一。技术进步的渐进性与互动性，以及技术能力形成过程的经验性与累积性特征，意味着市场机会是技术追赶的条件基础。然而，世界并没有因为欧美国家在全世界倡导和推行自由市场而“变得越来越平”。相反，权力深嵌于市场之中。基于先发优势，发达国家通过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共同塑造国家产业链的市场机会结构，形成对后发国家的市场机会挤压。这使得后发国家企业失去了在应用过程中改进与创新技术的机会。改善既有市场体系中后发国家的结构地位，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力量，更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国家一方面努力消解市场机会挤压，为本土企业争取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纪律约束令本土企业保持进取精神，充分利用争取来的市场机会进行技术学习与追赶。后发国家只有通过国家与市场的共同努力，实现技术追赶与赶超，才能逐步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从而能够在全球市场分工中获得更多利益。后发国家技术追赶之路必定艰难，但却是路身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这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发达国家的技术管制更加严格，后发国家的技术来源受到影响。但这也为后发国家利用本土市场进行技术追赶提供了合法性与机会。对于中国而言，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是无奈之举，但同时也是我们利用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进行技术追赶的重要机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窗口，通过“市场机会+纪律约束”机制推动本土企业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争取在大国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注释：王珏：技术与国家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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