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原理.pdf

1第 40 卷第 3 期2023 年 7 月东 疆 学 刊Dongjiang JournalVol.40 No.3Jul.2023本刊特稿“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原理王向远摘要“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指的是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区域及所有国家进行的研究，其中当然应该包含“东方学”，应将其列为“区域国别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从而形成“区域国别东方学”，如此可以赋予这个新建的一级学科以东方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区域国别东方学”的学科建构原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明：第一，需要从学术史上说明传统国学如何走向作为区域研究的东方学；第二，需要从学理上阐明“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两个学科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需要从学术功能上论述中国的东方学如何进行东方区域认同与国别辨异。关键词东方学；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东方学；区域认同中图分类号 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2-2007（2023）03-001-07收稿日期 2022-10-1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3。作者简介 王向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方学、比较文学、翻译学。（广州 510420）“东方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国际性传统学科。“区域国别学”（又称“区域国别研究”）是国家新设立的交叉学科中的一个一级学科，包含着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区域与所有国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研究，因此理所当然应该将东方（亚洲）研究，亦即“东方学”包含在“区域国别学”之内。事实上，在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上，“东方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结合已经形成了“区域国别东方学”这样一种研究模式，只是以往缺乏理论上的自觉，因而需要从学理上对“区域国别东方学”的学科建构原理予以阐明。一、从传统国学走向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东方学谈中国的东方学，必须从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学”概念谈起。本来，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史上并没有“国学”这个概念，而只有“儒学”“佛学”“理学”“道学”等科属概念。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一直缺乏与我们自身学术相抗衡的外来学术体系，我们的学术文化没有受到挑战和威胁。而没有产生“国学”的概念，却恰恰意味着中国的学问实际上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共有的学问，具有超越“国学”的区域性。就具体学术领域如儒学、佛学、道家之学等方面的研究而言，它们固然是国学，但超出了“国”的范围，又是东方佛学、东亚儒学、东亚道家哲学，归根到底是东方学。具体而言，佛学虽然来自印度，然而佛学在印度式微，之后在中国继起，于是佛学的重心从印度移到了中国，中国成为北传佛教即大乘佛学的中心。至少从公元四五世纪起，佛学成为以汉译佛经为本的中国的国学，同时也具有了“东方佛学”2的区域属性。同样，儒学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但在东亚各国的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曾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哲学，这样儒学就超越了中国的范围而成为“东亚儒学”，因此，当今研究儒学就常常需要将它作为“东亚儒学”加以跨国界的研究。此外，中国的道家思想对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促使朝鲜半岛仙道、日本神道、古道的产生，以及艺道、武道、养生道等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研究道家文化或道学，必须具有东亚的完整视阈，必须在东方学的层面上进行。至于中国的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书学与画学等，既是中国传统的国学，也是东亚各国的区域之学。这是由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文化在亚洲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是由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影响力造成的。中国的国学所具有的这种区域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会使得学术视阈与范围由国学走向区域学。事实上，在近代（晚清）以后的历史学中，就产生了区域史学的新形态，那就是“东方史学”。东方史学从中国传统史学中孕育并脱胎而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起初中国史学家及学者们都没有自觉意识到传统国学正向东方学演进，倒是日本的“东洋学”家因较早受到西方的东方学的启发影响，站在局外，能够较早做出准确的观察与判断。例如，著名东洋学家内藤湖南曾敏锐地指出：“钱大昕以来的史学，即考证学派史学开始了从中国内部向西北地理，即塞外的发展，祁韵士、张穆、徐松、何秋涛一派不断地传承着这一研究，终于发展到洪钧的阶段，此间中国史学出现了从中国史逐渐向东方史方向发展的倾向。这正是近代中国史学的倾向。”1(327)正如内藤湖南所言，近代中国国史研究的范围向周边延伸扩大，溢出了“国史”的范畴，就自然形成了“东方史”。就如“东洋史”是日本“东洋学”的最早形态一样，东方史也是中国“东方学”的最初形态。葛兆光先生在谈到中国历史研究时曾指出：“中国大陆的学者出于自然的感情和简单的认a王若：新发现罗振玉手稿跋，中华读书报，2008年8月20日第3版。据王若考辨，应为“东方学简章”，手稿“章”字脱落。同，长期习惯于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有意识地去建构具有政治、文化和传统统一性的中国历史，这会引起一些问题。”2(5)葛先生的这一提醒很值得学界重视。历史的“中国”是一个中心相对稳定、而疆界和外延却不断伸缩移动的中国，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就要走进历史，不能站在现代中国的版图上看待历史现象。须知在国土范围中理所当然地属于现代中国的区域，在古代却不然。当我们从“中华中心”意识走出来，转而尝试从“东方”“亚洲”“东亚”或“民族”的立场来研究历史文化问题的时候，必然会从封闭的“国学”研究走向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东方学”的研究。中国东方学的这种立场比国学的立场更有历史感和临场感，更为包容、更为学术，更能超越文化民族主义，更能融入世界学术潮流，也更能避免将“历史”写成“中国当代史”，更能显示中国国学的区域属性，也更能体现中国、中国历史文化在亚洲、在东方的中心位置。当中国的“国学”自然延伸到作为区域研究的“东方学”时，就有了“东方学”的学科意识与学科自觉，“东方学”的名称也就正式诞生了。1923 年，罗振玉等二十位著名学者，因受欧美与日本的“东方学”及其学术团体组织的启发刺激，在中国倡议发起组织“东方学会”。罗振玉亲手撰写了东方学会简章，其第一条云：“本会以研究东方三千年来之文化，约以哲学、历史、文艺、美术四类为宗旨。”其中所谓的“东方”主要是指中国，但假如“东方”就等于中国，那就没有必要称为“东方学会”了。虽然这里的“东方”主要是指中国，“东方学会”的宗旨主要是研究中国文化，但并未止于此前“国学”的视阈与方法，而是具有了“东方”的视阈与“东方学”的方法。东方学会简章在会员征集上也强调国际性，其中第七条写道：“本会入会会员不分国籍，凡赞成本会宗旨者，得由本会发起人及各国大学院、大学校介绍入会，会员规则随后订之。”a可见会员的构成与3此前以国学研究为主体的构成也颇有分别。从“东方学”的发起可以看出，至少在1920 年代，就有学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传统国学的范畴需要扩大到“东方学”，意识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是和周边其他东方国家密切关联的。沈兼士在 1922 年 9 月撰写的筹划国学门经费建议书中写道：“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不可旁贷之义务。吾人对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产，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扬光大，于世界学术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事耶！”3(561)在这里，沈兼士明确使用了“东方学”的概念，并把东方文化确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而且他还主张研究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影响，就必须研究印度、日本、阿拉伯、朝鲜半岛、东南亚，就必须确立东方学。不仅如此，中国的东方学既是传统国学的自然延伸，同时也受到欧美、日本的东方学的刺激和启发。1898 年，日本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甫一出版，就引起了我国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上海东文学社第二年就出版了樊炳清的中文译本。王国维亲自作序，称东洋史要属于“科学之研究”，而且“简而赅，博而要”，同时慨叹道：“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历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4(1)面对日本的东洋及中国研究的繁荣状况，历史学家陈垣也说过类似的话，据当年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历史学者柴德赓先生回忆，陈垣先生“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钻研”。5(436)受到国外东方学的刺激，傅斯年也曾在 1928 年喊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6(266)1935 年，傅斯年在评论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伯希和“在东方学上的贡献，本为留意国外汉学者所夙知”，而“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采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7(202)由上可见，中国东方学的产生与发展明显受到了国外东方学的刺激与启发。到了 1940 年代，中国学界的“东方学”在概念名称上已经与国际东方学接轨。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学者莫东寅撰写出版了东方学研究史一书，作者在该书“叙言”中写道：“东方研究史东方（Orient）一语，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三文化区，与西洋相对。以东方研究为对象之科学，即所谓东方学（Orienttology），包括文化、自然各方面。其最要者，则以中国史地为关键。”8这样的界定基本上与欧洲的东方学趋同，但“以中国史地为关键”，则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因为在欧美的东方学中，印度、阿拉伯、伊朗、突厥的研究，较之中国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在这样的自国本位意识中，我们所关注的外国东方学学者的研究，也主要是关注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而中国学者自己的东方学研究，恐怕也主要不是对“他者”文化的研究，而是对自国文化的研究。事实上，莫东寅在东方研究史出版的同时，还出版了汉学发达史，两书有诸多重合之处，显示了他的“东方研究”与“汉学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有一批学者在踏踏实实地埋头从事着东方学的研究。活跃于 20 世纪中前期的一些学者，是在国学的延长线上从事东方学研究的。例如，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熊十力、许地山、周作人、朱谦之、戴季陶、陈垣、陈寅恪、梁漱溟、汤用彤、丰子恺、黄文弼、向达等人的研究，已经有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文化类型分别的观念。他们的研究立足于国学，但也常常涉及周边的日本、印度、朝鲜、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拥有世界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许多成果已经是“国学”所不能概括的，从而与传统的、单纯的、封闭的“国学”划出了一道分水岭，进入了“东方学”的范畴。但是，总体上看，作为国学的自然延伸状态，其东方学学科归属意识并不自觉，至少并不鲜明。除了陈垣、沈兼士、罗振玉、傅斯年等人明确使用或提倡“东方学”这个概念之外，这4一时期中国的东方学不像西方的东方学那样把“东方”作为“他者”，也不像西方的东方学那样具有东西方之间的“辨异”功能，而主要是对东方的“认同”。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与西方的东方学相比，长期以来中国的东方学的学科概念并不彰显，大部分学者一般并不以“东方学”相标榜，也不以“东方学家”自称。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第二代东方学学者的活跃，情况大有改观。向达、季羡林、饶宗颐、林志纯、金克木、周一良、马坚、冯承钧、贺昌群、常书鸿、朱杰勤、彭树智、常任侠、黄心川等学者，已经有了鲜明的东方学学科意识。例如，季羡林先生一直是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的提倡者与组织者，并主持编纂了大型东方学学术丛书东方文化集成，饶宗颐先生最早将自己的选集命名为“东方学论集”a。在这些东方学前辈的带动下，进入 21 世纪后，第三代、第四代东方学学者也成长了起来。他们不但进行具体的研究，而且发表了关于中国的东方学的学术起源、学科研究史、学科概念、学术宗旨、研究方法等论文，并开始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史撰写、东方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尝试。可以说，中国东方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二、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逻辑关系以上从动态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由传统的国学向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东方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事实上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国别东方学”这样一种学科范式。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只是近几十年来才逐渐清晰的。“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明确。“区域国别研究”似乎可以有两种基本的理解。第一种理解，就是把“区域研究”作为本体，与“国别研究”相对区分，或者是把国别研究包括在区域研究中，使之作为区域研究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区域”无分大小，“东a饶宗颐：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年。方/西方”也是一种区域。在这一理解中，“东方学”的概念可有可无，并没有多大意义，它可以被“区域研究”所覆盖。实际上，在迄今为止讨论“区域研究”或“区域国别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东方学”。但是，要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忽略“东方学”的概念，那么一个学者所做的那种“区域国别研究”，在客观性上应该能够达到足够纯粹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假定它仅仅是地理地缘上的区域研究，而不包含任何主观上的区域建构，更不包含区域认同。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纯粹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做不到的、不存在的。既然是区域研究，宗旨就一定是区域认同；正如既然是国别研究，那就一定是某国特性的辨异与确认。换言之，区域认同是一切区域研究的逻辑前提。不同的只是，有的区域研究的认同是研究者所属国家的区域认同，即自我区域的自我认同，例如，中国学者研究东亚、研究亚洲，那就一定包含着中国学者对东亚、对亚洲的一定意义上的认同，中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那就一定包含着对丝绸之路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确认；而有的区域研究则是与研究者所属国家无直接关系的区域认同，即他者区域的他者认同，例如，中国学者研究欧盟、研究东盟国家等，则是研究他者区域的他者认同。不管怎样，只要是认同，那就一定是很明确的；既然是明确的，那就一定要有标识性的概括，亦即认同的称谓。这种称谓，习惯上多使用带有地缘色彩的名词，例如，“东亚”“北约”，或者“非洲统一组织”“东盟”之类，都有一定的地缘标识，都是一种区域认同，同时也必然包含着区域排他意识。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非全球性的区域，往往都带有强烈的“东方/西方”二元世界的背景或归属性，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东方的，就是西方的。是东方的，或多或少就暗含着西方排斥或西方排除的意识；是西方的，也同样包含着东方排斥或东方排除的意识。即便像“亚太”“印太”之类的区域概念，看上去似乎跨越了传统的东方和西方，但实际上所包含的“东方/西方”5的二元对立意识更为强烈，只不过是“东方/西方”的范围发生了移动和改变而已。由此看来，“区域研究”中，“东方/西方”的概念是不能缺席的，任何区域的组织与区域认同，任何关于区域的研究，都难以摆脱“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大背景。当然，有朝一日终会超越“东方/西方”这个二元对立，而走向真正的世界共同体或人类共同体。由此可见，“区域”的概念不能简单地覆盖“东方/西方”的概念，区域研究也不能简单地覆盖“东方学/西方学”的研究。在中国的“区域研究”中，“东方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相关概念。中国的区域研究所包含的区域认同，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必然是东方的，其学术性质也必然是东方学的。相对地，当中国区域研究的对象是西方区域或西方认同的时候，也仍然是以东方、东方学为依据、为参照系的。由此引出对区域研究的第二种理解，它是以“横向发展”的思路，以国别研究为起点，以“世界体系”的建构为旨归，将“区域研究”与“东方学”研究看作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将“区域研究”看作东方学的一个下位概念或次级概念。其基本的逻辑是：“区域研究”是“国别研究”的延伸与超越，若干区域研究汇成“东方学/西方学”，从而“形成了国别研究区域学东方学/西方学世界体系研究这样一个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整体、从整体再到总体的、完整的学科序列与学科结构体系”。a这个模式不仅可以用来理解“东方学”与“区域研究”之关系，更能够理解“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之关系。这是一种以“国别”为最小单位的宏观研究的模式，指的是国际区域，这样就排斥了以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域（也称区域）为对象的那种“地区研究”，表明这类研究本身是外向的、国际性的。“国别研究”是“区域研究”的基础，“区域研究”是“国别研究”的扩大与发展。“国别研究”是可以使用定语加以限定的，可以指涉具体国家。同样地，由国别研究延展而成的“区域研究”也是可以用定语来限定的，具体指涉某一特定的区域，例a王向远：“区域研究”的学科建构及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研究，2021 年第 7 期。如，在地理、地缘上，可以说南欧、北欧、北美、南美、东北亚、马格里布五国、南太平洋诸岛国、加勒比海国家等。除了这样的地理性的客观区域之外，区域还是一种主观建构。可以根据研究需要予以整合，这种区域可以是地缘的，但又可以是超地缘的，不受地缘的制约，而成为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上的国际组织或国际性的联合体。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这样的区域组织很多，往往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断地产生、分化、分裂、消亡、重组。因此，区域与国别一样，也是可以用定语来限定的。凡是可以限定的，在理论上说，都不是“一”而是“多”。从历史上看，曾经存在的区域的数量很可能要比国别的数量还要多。因为每一区域都是不同国别以不同的形式与缘由的组合，组合的形式一旦变化，区域本身就发生变化，新的区域就会产生。这样一来，区域总是这样不断分散重组，并可能导致更高级、更具有整合性的、更大的区域产生。实际上，这个更大、更高层次的区域，就是“东方”与“西方”。正如阴阳和合推动天地万物运行，“东方/西方”绝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也一直在推动世界的发展。当东方与西方一旦达成某种程度的统一时，“世界体系”就形成了。在那里，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两者都无需限定，也不能限定。“东方”和“西方”之前没有定语，也就是说，“东方/西方”虽也属于广义的区域，但是又具有“唯一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区域都只是“东方/西方”的构成部分。站在“东方/西方”二元世界的角度看，任何区域，要么归为东方，要么归为西方。这样说来，区域研究只是东方学、西方学的次级概念，各种区域研究都是东方学或西方学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当区域研究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会演变成为东方学或西方学的学术形态。这种形态作为区域研究的归拢与整合，是建立在二元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东方学/西方学”既是对学术文化形态的二元划分，也是世界历史自希波战争时期就形成的“西方6（古希腊）东方（古波斯）”永恒矛盾对立的一种象征化与绵延化。几千年的世界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在总体上看，是东西方两个世界不断相生相克的历史，所不同的只是东方的代表者与西方的代表者而已。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实质的改变。而且，在实际的区域研究中，当我们在与“西方”文化相对而言时，也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东方”的立场，形成关于东方文化的连带性观念，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东方文化”的认同。在“东方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或东西方二元文化的比较层面上，可以暂时忽略东方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才容易进行“东方文化”的认同。例如，从学术史上看，只有在批判西方的“物质主义”时，才认同并弘扬“东方精神”或“东方精神主义”；在批判西方的“科学主义”时，才认同东方学的“诗性”或“诗性传统”；在批判西方的权力暴力文化时，才认同东方的“和平主义”；在说西方文化的样态是“动的文化”时，才说东方文化的样态是“静的文化”；在说西方文化是“分析”的时候，才说东方文化是“综合”的，如此等等。在这些意义上，“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将和东西方二元世界如影随形，将和东西方文化的存在相伴相生。总之，“区域国别研究”与“东方学”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用“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东方学”这一词组来表述，简言之就是“区域国别东方学”。在这里，“区域国别”是对“东方学”的限定，意味着东方学研究具有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性。无论从学科原理还是从学术史的研究实践看，都应该将东方学（还有与之相对的“西方学”）列为“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从而赋予这个新建的一级学科以东方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这样既可以充实“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内容与内涵，也可以赋予“区域国别学”这个新兴的一级学科以东方学的深厚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三、“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宗旨任何一种学科的“体系建构”实际上都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提炼，属于一种哲学上所说的“建构”行为。不妨用建筑行为做比喻，当积累了相当多的建筑材料时，就要把这些材料建构起来，形成建筑物。从学术史上看，在中国东方学的“区域国别东方学”的层面上，早就形成了学科史前史的若干形态。佛教传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阈，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晋唐时代求法僧的“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形成了“亚洲（东方）视阈”。由于佛教的因缘，中国最早关注南面的印度诸国，并最早形成的堪称区域国别研究，是从法显到玄奘的对所谓“五天竺”（或称“五印度”）的研究，而在从古至今的一千多年间，“翻译驱动”作为一种学术动机与动力，决定了我国南亚及印度研究的独特风貌和基本特点。在西面，从“西域大食天方中东”的称谓演化，可以见出我国中东学史从古至今的大体发展脉络。在东南方向，近现代中国学者利用得天独厚的关于南洋的汉文史料展开交通史研究，从“殖民”“迁民”“华侨”等不同概念入手研究华侨史，形成了南洋交通史、南洋华侨史两种研究模式，作为世界上对该地区展开的较早的区域研究，显示了“南洋学”的中国特色。到了当代，则在“东南亚”的新的区域概念中进行总体把握和研究。在东面，从古至今，中国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日本研究传统，在“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来，又以“东亚”这一区域概念为中心，通过“东亚儒学”与“东亚共同体”等概念，形成了中国的“东亚”话语体系。在朝鲜半岛的研究中，则以“实学”与“诗学”为中心，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朝鲜学韩国学”。此外，20 世纪初以来，通过四次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辨析与论争，明确了“东洋文明西洋文明”的划分依据及其根本差异，7意识到了中国属于“东方”并且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者，对东西方文化的优劣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也对文化互补与融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初步建立起了现代的“东方西方”观念，形成中国的“理论东方学”。中国的“区域国别东方学”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的东方区域认同的过程。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的共同性已经由西方人通过他们的“古典学”及各种学术著述、多种途径建构起来了，形成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共同历史与共同文化的认同。欧美虽然有大量东方学的著作，却没有在认同的意义上建构东方学，因为他们只把东方作为“非西方”，其宗旨在“西方东方”之间的辨异，而不在东方认同。而东方各国之间的认同，由于种种原因做得还很不够。日本、韩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东方学者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但不能替代我们的研究。中国的东方学体系建构、中国的区域研究学科体系的建构，就是要体现中国人的东方区域认同。而这种认同首先应该基于我们对东方共同历史的认同，基于“东方学是国学的自然延伸”这一基本特性。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都会发现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周边民族、周边国家、乃至周边区域的历史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与周边民族通过和平与非和平的种种方式不断融合的过程，历史上汉民族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经过各式各样的所谓“胡化”的过程；反过来，融进来的少数民族更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而经历了陈垣先生所说的“华化”的过程。a到了后来，这种共同历史的建构不仅仅体现为人群的、民族的融合，更体现为以物质商品为媒介、为载体的相互交流，于是乎现代的国史研究就形成“交通史”或“关系史”的模式，到晚近进一步发展为“丝绸之路”研究，这是在更大范围内对东方共同历史的叙述与书写。在东方区域认同的同时，中国的“区域国别东方学”也有国家之间的辨异，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国别东方学的研究中。中国的日本研究、印度研究、阿拉伯国家研究、朝鲜韩国研究a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等国别东方学的研究成果，都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揭示了这个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特别性、特殊性，以便强化该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辨识度。国别东方学的这种“辨异”作用与功能，与中国对西方及西方各国的研究（亦即“西方学”）是有所不同的。中国西方学的辨异功能是在“中西方”或“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而国别东方学是东方内部的辨异，是辨东方内部的同中之异。这种国别东方学层面上的“辨异”与上述的区域东方学层面上的“认同”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论述的中国的“国别区域东方学”的建构，是在“区域国别”这一研究对象层面上进行的，是对区域与国别的空间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呈现与把握。这种对象面上的“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与从文、史、哲等具体学科切入的，或者说在学科面上进行的“分支学科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属于两种不同的层面。只有“区域国别东方学”与“分支学科东方学”两者的互相补充，才能将中国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完整地体现出来。参考文献：1 日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2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3 沈兼士：筹划国学门经费建议书，国学季刊一卷三号，1923 年。4 日 桑原骘藏：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上海：东文学社，1899 年。5 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6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年。7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年。8 莫东寅：东方研究史，东方社，1943年。责任编辑 全红 127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Orientalism in Area Studies”and Its PrincipleWang Xiangyuan(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510420)Abstract:As a disciplinary concept,“area studies”refers to the study of all regions and countries in the world,in which“Orientalism”should certainly be included.“Orientalism”should be listed as a subdiscipline in“area studies”,thus forming“Orientalism in area studies”,so that this new discipline acquires the profound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Orientalism.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of“Orientalism in area studies”needs to be clarifi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it should explain how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tudies have transferred to Orientalism as area stud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Second,it should clarify the relation between“Orientalism”and“area studies”i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concept.Third,it should demonstrate how can Chinese Orientalism carry out its identification and uniqueness in the oriental region in terms of academic function.Keywords:Orientalism,area studies,Orientalism in area studies,regional identificationThe Explor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Korean DemocracyJiang Xiuyu,Shen Hao(Yanbian University,Yanji,133002)Abstract:Civil society in Korea emerg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and it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an oscillating manner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authoritarian rule.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Miracle on the Han River”and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political ideology and order,Korean civil society developed rapidl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Korean civil society has reached a peak of development due to the liberal political environment,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rganized and professionalized,and its influence on Koreas democratic politics has increased.Meanwhile,however,Korean civil society has divided into“conservative”and“progressive”factions,and the consistenc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been fragmented.Compounded by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middle class,the future of Korean civil society is facing a serious test.Keywords:Korea,civil society,democracy,politicsNew Changes in the Korea-US Alliance and the New Geopolitical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n the Context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Russia-Ukraine ConflictLi Dunqiu,Mao Huijie(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273100)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provoked by the U.S.an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Korea-US alliance have undergone new changes,adding new variables to the geopolitical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At present,the geopolitical security structure of Northeast Asia is gradually unbalanced and undergoing a period of reshaping or reorganization.Korea is under the impact of both land and sea power,and the geopolitical pressure on Korea will be even greater aft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akes offic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Yoon Sukyeol has made“strengthening the Korea-US alliance”its top diplomatic principle,and it is building a“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alliance”betwee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Strategically,the Korea-US alliance has dovetailed with the U.S.Indo-Pacific Strategy,strengthening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mong the U.S.,Japan and South Korea,and opening the door of cooperation to NATO.It is a dangerous sign that the direction of the Korea-US military alliance is changing:it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but is now facing Northeast Asia,the Indo-Pacific region,and even the world.In terms of geo-security strategy,it would be wise for South Korea to maintain a neutral or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land and sea power.Keywords: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Russia-Ukraine conflict,Northeast Asia,Korea-US alliance,geopolitical security,re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