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德性：郭沫若的战时牺牲美学与文化政治.pdf

郭沫若学刊2 0 2 3 年第2 期（总第1 4 4 期）文学研究道统与德性：郭沫若的战时牺牲美学与文化政治叶奕杉（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 1 0 2 7 5）摘要：以道统和德性来书写并动员抗战，可视为郭沫若的战时牺牲美学与文化政治策略。具体而言，“甘愿做炮灰”的道德理想，是郭沫若的自我鼓动和政治告白，尽显浪漫与激情。他对传统伦理的挪用，向祝颂悼祭传统的借力，不仅召唤着智识阶层，更为抗战建国和民族国家的信仰添补宗教般的神秘趋力。另外，他通过对优良德性的发现和提炼，将民众写入历史，赋予其为国牺牲的主体地位。郭沫若在关于牺牲的表达中展示的道德的真诚和成仁的意气，既关联着把握历史脉络的雄强自信，亦潜藏着富有韧性的生存哲学。关键词：郭沫若；牺牲；抗日战争；道统；德性中图分类号：K827B82-05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3-7 2 2 5(2 0 2 3)0 2-0 0 3 6-0 9郭沫若向来被视为随势而动的弄潮儿，其个人观念与时代追求紧紧契合，但就他全面抗战时期在两党之间、在文艺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境遇而言,其观念的普适性、动员的广延性高度考验着郭沫若的政治智慧。如何以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回应不同阵营、不同主体的召唤，便成为本文讨论的起点。作为抗战宣传的旗手，诉说和动员牺牲是郭沫若不可回避的任务。此间，他不仅多次谈到牺牲的话题，且留下的诸多文学作品也透露出浓重的死亡阴影。然而，学界在考察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如何书写牺牲时，侧重选择历史剧进行探讨，对其他体裁的文本关注较少。他们的研究大致从基督教、女性观、民族精神等角度切入，以文体或个案为单位进行分析。另外，相关研究多关注郭沫若的言说策略中动员他人的一面，相对忽略对其自身生存状态的观照。也未能参照不同主体，灵活辨析其中的差异。由此,本文拟从郭沫若的牺牲观念及其表达为切入点，进行综合性梳理和研讨。既发掘其与各方政策的内在关联,又捕捉其中独创性的设计。为理解国统区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文艺实践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一、“甘做炮灰”的政治美德：成仁理想的自我激发一般说来，“炮灰”一词的使用与外界对个人价值的倾轧相关联，伴随着对权力压迫的讥刺和对无谓受难者的悲焖。使用者往往持与非正义的宰制者相冲突的立场，表露对不可抵御的侵害个体利益的无奈与恸哭。但是，郭沫若却不断提醒国人要“甘做炮灰”，标榜自身“做炮灰”的决心，作者简介：叶奕杉（1 9 9 7-），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36将此与誓死如归、自我牺牲的正向价值缝合起来，将违背意愿的送命扭转为能动地投身。其中诡异的拼接，不仅释放了压抑在词义内部的可能性，也照应着郭沫若引领时代的英雄理想，以及自觉从官方视角出发统领并掌控时局的强大自信。甘做炮灰的宣示与鼓动集中在回国初期。归国杂吟组诗中“清晨我自向天视，成得炮灰恨始轻”的豪言壮语，使得“炮灰”所背负的正义性可疑行动被置换为情难自禁的崇高义举，不失为构建自我、融人时代的抗战言。相较鲁迅在“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中,对“炮灰”庸碌无为的定义，在郭沫若那里，成为“炮灰”倒毫无悲戚、可怖、卑微的含义。而他逐渐融人国内的抗战大潮后再述及“炮灰”时，便沾上了“不愿做炮灰”的情绪。1938年春天，郭沫若与长沙道别时，在长沙哟！再见一文中记录了他对国难解除后，“尚未成为炮灰”的自己再游长沙的畅想。潇湘之地不仅留下了他与夫人于立群相恋的轨迹，更标志着他在组织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上的障碍得到扫清。在一片坦途的欣喜之中，“成为炮灰”的假设变做了胜利怀想里的嗨暗处。1 9 3 8 年1 1 月，事业和爱情步人正轨的郭沫若，得知于立群从武汉慰劳团平安归来,写下“劈头相告慰，未得成炮灰”的诗句，流露出对爱人安然无恙的庆幸。这表明，无论是此前“甘做炮灰”散发出的危机时刻的非常气息，还是恢复到惯常的使用方式，都在隐秘地勾画其个人心迹。多幕剧甘愿做炮灰是被许多研究者宣判的失败之作，他们往往将该剧的缺憾当作郭沫若此后转向历史剧创作的机缘。很明显，这部政治倾向明确的应时之作，虽然人物并不处于架空的状态，但也有着强烈的观念化写作的痕迹。该剧写成于1 9 3 7 年1 1 月，此时距离郭沫若回国不满半年，其间他虽不时有慰问前线的工作，但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出席应酬，就是在伏案写作，户骨无存和血泪残肢的震撼还未完全在他的眼前展开。到浦东去来就道出了郭沫若消息较为闭塞的处境。他在慰问前线的老友向华时，对方即使没有仗可打，消息也要比郭沫若灵通。其结果，在戏剧的创作中，他只好移用个人经验，以恋情和与文化界人士接触的经验来补足“炮灰”本应承载的“血与火”的历练，进而通过讲述作家、钢琴家、化学家对抗战的参与，来为后方慰劳者树立甘愿做炮灰的牺牲精神的楷范。剧本从时间上只述至高志修与季小姐决定结伴乘车往前线慰劳的出行之态，而真正踏足战场，直面军人、提供支援的部分却是空白。实际上，全面抗战初期的郭沫若即便有牺牲一切的诚心和觉悟，也还未能充分体察到民族危亡的室息之感，这就导致“甘愿做炮灰”所需承担的风险、疾苦甚至死亡的代价，只现出简洁疏淡的流影。而在处理可能触及战争惨酷的题材时，郭沫若的叙述一般采用往复的移步换景模式，以上海为中心向前线辐射，在短时间内又回到上海。到浦东去来前线归来希望不要下雨在轰炸中来去等短文都记录着他作为闯人者和观察者,对战争浅尝辑止的体验。这与其说是赌上性命“做炮灰”的绝命之旅，不如说是颇有雅兴的战地观光。而空间的转换和身体的位移为战时立场的表达提供了为风景赋意的契机。恰如沈从文评价的，郭沫若的自传并非纯粹的纪实，而是一种创作。被收入自传的这几篇写于1 9 3 7 年的短文，在风景的处理上呈现出三种策略。最易察觉的，当属利用游历所见的风景构设战场和前线热烈、光明的景象，生成击退侵略者的乐观与自信。往浦东去来中回上海沿途“悠闲的农人”、拉着车的水牛，呈现出田园牧歌的自然氛围，“满孕着清风的汽车”与此行获知的敌人在沪产业被摧毁，我军频频击退敌兵登陆的利好战况相呼应。象征着奴役、踩与杀戮的“飞机与枪炮”却“在空中奏着音乐”。这种对听觉信号的乐观解读暗示着其疏朗的心境，对战局的信心。同样的，前鲁迅：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 年，第1 4 6 页。郭沫若：长沙哟，再见！，救亡日报1 9 3 8 年3 月1 6 日，第4 版。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9 2 年，第4 0 6 页。黄侯兴：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 9 8 3 年，第1 0-1 1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 9 2 7-1 9 3 7 第1 1 集（文学理论集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 9 8 7 年，第6 7 3 页。郭沫若：到浦东去来（下），救亡日报1 9 3 7 年8 月2 7 日，第4 版。37线归来中记述军旅生活的分量很小。作品对昆山前线的书写主要借助乡下原野的自然环境来完成，并侧重精神的提振。禾苗的成熟、荒野上向天空朝颂的牵牛花、河中活泼的小鱼等生机益然的自然景物，隐喻着如火如茶的前线工作。其二，上海都市空间的状况与前线的情形相互对立，显示出游历经验对民族精神的催发。前线归来中“我”的健康状况和情绪起伏随距离上海的远近而调整。从杨行回来后“我”的肠胃病发作，身体萎顿。后应故人陈诚之邀，前往昆山前线。昆山乡野的人情和空气“大和上海不同”，上海的早晨“隐隐有一股炎热气袭击你”，人情“也相差不远”，而昆山的早晨清?，豆腐店的小姑娘没有穿上海“令人生厌”的旗袍短袖，而是白衣黑裤的古式服装，本色而脱俗。店家奉上的豆浆胜过上海的牛奶，治疗了“我”居上海时患的肠胃病。当夜色中艰难行军的将士与乘汽车代步的自己被置于同一空间，待遇的差距引发了“无功受禄”的愧疚。原野中来往的汽车和队列使民族解放、精诚团结的口号得到落实。作家也借此划清与自由浪漫的创作路径之间的界线,重申战时功利性的文学艺术追求。后来因与陈诚汇合的地点不明，郭沫若一行人冒险在随时可能遇轰炸的路途中乘汽车寻找目标。如此生死危急的时刻,却被他看作在郊野兜风的“惬意”行旅。郭沫若对前线的加工和塑造，将风景与人情、个人感受相互关联，构成了对上海都市生活的贬低。这似乎重启了他在多年前由日本归国后，遭遇上海租界时确立的“自然与都市对立的情感模式”,印证了由日本回来了中所提及的此次回国再次体会到的“五七 归国时的幻灭感。这样的怀旧，还体现在文中频繁调动北伐时代的记忆之上,进而构成风景的第三种处理方式。乘车到前线途中，敌军炸到田地所留下的“大炸坑”,触动了他北伐时乘飞机意图散传单到市镇，最终却失误将传单发到江河和田地中的回忆。而他预想轰炸形成土坑可以利用来作为百姓的粪坑,则表现出郭沫若身处乡野时特有的祸兮福所倚的达观对此，我们当然可以用审时度势的使命感和政治告白来解释。即，有选择性地呈现活泼喜悦的前线画面，有意遮蔽和调适抗战的惨烈程度，从而安抚战争焦虑，引导自身和群众树立信心。这就呼应了郭沫若特有的，将“炮灰”与积极心态和昂扬情绪相匹配的行文方式。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全面抗战初期归国后，他在人事环境和战争处境上的双重隔膜给叙述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迅速搭建和重组国内社交关系网的任务，决定了他回国后走马灯式的兜圈行程。这就使他还未来得及深入体验前线生活，就打道回府。由此导致的素材短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前线的细描和特写。而文中记述的与陈诚、冯玉祥、蒋介石等故人的会面之事，势必无法回避对北伐记忆的援用。把过往和当下并置时，若不顾忌叙述抗战的悲剧时可能引发的对北伐恩怨的联想，那么郭沫若在人事上尴尬的局面会更加严峻。另一方面，抛妻别子的痛苦与前途渺茫的担忧呕需得到慰籍，因此，记录优美的景色、令人安适的人事也就成为了代偿的合理方式。结合郭沫若在被问及归国生活时，给出的“暂时还可以敷衍得过去”“没把握”“渺茫”的回答，可窥见他此时矛盾、焦虑的心理。挑抹出“去做炮灰”时的愉悦经历，提炼有助于抗战胜利的价值意义，符合克服和渡过危机的自身需求。“甘做炮灰”还蕴含着新生与复活的巨大能量，这在郭沫若的那里不仅是多难兴邦论的自觉复活，还是创作激情和冲动的复苏。对危机即转机的信仰，使他抒写着“民族复兴的机运，随着战事的发展，逐渐在磅”一类热情洋溢的语句。郭沫若在抗战初期的著述也没有全然忘记创造社时期文字的强烈动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炽热饱满的狂放姿态。炸裂与爆破的豪情与激情，奔突郭沫若：前线归来（二），救亡日报1 9 3 7 年9 月1 3 日，第4 版。郭沫若：前线归来，救亡日报1 9 3 7 年9 月1 2 日，第4 版。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9 2 年，第4 5 3 页。该部分未发表在救亡日报上，应是后期编订时添加的。第4 5 5 页。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3 年，第1 2 5 页。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宇宙风1 9 3 7 年第4 7 期。郭沫若：前线归来（二），救亡日报1 9 3 7 年9 月1 3 日，第4 版。8郭沫若：文化与战争，碧湖1 9 3 9 年第2 1 期。38在诸如“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上血风腥”的诗文中。屈原“不要挨近我，我要爆炸”的怒吼，亦展示着高度的叛逆与不。但假如把这样的理解平移到他战后创作的地下的笑声里关于炸毁的呼号中，那就完全不相匹配了。男主人公戈阳在临终前发出了绝叫：“我崇拜着那些人们，那些为炸毁“和平“民主 而成了肉弹的人们。”内战期间，光明、理想和黑暗一同被粉碎在象征着国民政府的战时国都。总之，在炸毁的逻辑后,潜藏着战后重生激情的杀与战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情绪的急转和重庆的形势相互映照。主动充当炮灰看似属于不够机敏、灵活的做法，但却透露出郭沫若古拙、率直、真诚的文学趣味和人格理想。这也正符合刘纳对郭沫若的评价：“他的直率气质统摄着他的作品，似乎不经意写成，却自成一格。”对炮灰意义的扭转也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士人德行相互通约。飞蛾补火般在所不辞的决绝，转化为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演讲中惊人的宣示。在那里，他发出了“不单鞠躬尽痒,死而后已，还要鞠尽至死不已”的号召,从而将牺牲的激情无限地延长。惠特曼式的浪漫与成仁的执扮在“甘愿做炮灰”的牺牲理想中兼容。而这一充当炮灰的激情与强、固执与坚毅，又连接着他在抗战中反复剖白和建构的气节。二、作为气节训练的追祭与颂扬作为时代的引领者，郭沫若热衷于定义和传播牺牲的价值。除了前文所探讨的炮灰之辨外，类似的词义越界、翻转，陌生化的表意方式，在郭沫若的战时表述中还有很多。例如成仁便是成功表彰了抗战中阵亡、被虐杀、为国捐躯的政治工作者，肯定他们“成仁”的牺牲换得了民族精神的发扬，激扬了同仇敌的情绪。“成仁便是成功”的信条从语义上将成仁当做了成功的充分条件，从源头上肯定了先驱者们赴死的价值。而原本的“不成功便成仁”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成仁和成功之间并不能相互抵达。这样的运作，省略了在授予牺牲的荣光时，所需要的判定死亡的实际效果的步骤。换言之，通过清理和指认先驱者们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形成对得失困境的超越。与此同时，更主张后来者不仅要紧随先烈的号召，善于从中取勇往直前的能量，也要看清劫难、心怀同情，承担修复悲痛的责任，告慰先烈的牺牲。于是，“成仁便是成功”就落实了牺牲者的荣誉，也起到了鼓动后进者的作用。在危机时代，“成仁就是成功”的法则是以富有远见的大局眼光，审视当下的失败与牺牲。通常用精神层面的推进与革新作为支撑，以证明成仁者牲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最终获得前进的动能。和郭沫若一样，胡汉民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陈说也采用了“成仁就是成功”的方式，来填补实绩缺失可能引发的怨慰与沮丧：三月二十九日死难的烈士，表面上看，是失败了，不过成仁而已，并未成功；但后来武昌起义的成功，既以此役振起民族的精神为基础，那么武昌起义的成功，实在就是七十二烈士的成功。所以在历史上看，七十二烈士既属成仁之士，亦为成功之人！两者同以发展眼光，将民族精神的兴振视为取得最终突破的阶段性目标。先驱者的献身激情在这里担任了面向民族共同体、面向未来释放的角色。如果对照孙中山对军人需有成仁决心的精神要求，可以悟出其中的微妙之处。“此次诸君，随本总统出发,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为无上之光荣。”拼一死,殉党义的“成仁”理想传递着完善个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 卷，第4 6 页。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0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9 2 年，第1 3 1 页。陈俐，邓芳编：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卷8（文学小说、散文、中外文学比较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1 2 年，第6 3 页。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新华日报1 9 3 8 年3 月2 8 日，第3 版。郭沫若：成仁便是成功，羽书集，香港：孟夏书店，1 9 4 1 年，第2 5 0 页。胡汉民：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是成功，革命文献丛刊1 9 4 7 年第5 期。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5 年，第2 2 页。39人道德的诉求。将成功与否分而论之，会造成因新世界和革命而“成仁”与“国家”无关的错觉，使得革命激情只带引出个体内部精神世界的单向度满足。但成仁的精神经过毛泽东的改造，使得“重于泰山”之死被安置在了“人民”的秩序中。革命的目标在创造新世界、激发民族精神、服务人民利益三者间的演化，呈现出由虚到实收缩的态势。可见互文的革命政治口号文件，也提供了革命思路之间借鉴与更新的蛛丝马迹。而民族精神在郭沫若的战时动员设计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疑，民族精神问题处于战时文化界讨论的核心地位。郭沫若在复兴民族的真谛人类进化的驿程等诗文中，将民族精神归纳为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察觉到“民族精神渐渐地苏活转来了”的社会气象，把抗战看作民族再度出发的起点。与此同时，民族独立的斗争和民族精神的觉醒是同步发生的，民族精神与为抗战牺牲形成相互维系、相互汲养的关系。在抗战与觉悟中，他指出，在抗战中忍受牺牲的目标是“来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保卫我们祖国的独立的”。正如程光炜指出：“任何一个想传诸久远的政治集团都必须重视道统，而任何有历练的道统都必须是民族最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时代最先进文化的结合。”在晚清和五四时期有着多元关系类型的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经过重新整合，在此时走向了同构状态。早前几十年民族自信心与传统文化间背离的身影，又转身握手言和。而此一时代的民族精神所需要包装和萃取的便是民族道统中与不怕死的牺牲、奉献精神相关的部分。而这一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也被郭沫若称之为气节。气节之“节”即限制和规约，意味着裁定与划界。郭沫若所期待的，便是通过文艺进行道德审判,间接逼问失节者,鼓励奉献与牺牲。在由“有感”说到气节不要怕死抗战与文化问题中，郭沫若反复强调了气节与牺牲的关系。至于此种气节的训练所针对的主体，他在不要怕死中提供了答案：有点社会地位的智者。另外，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要编选筹集“古圣先贤的节烈故事”，方便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要调动和发挥文艺的力量，用诗文表彰抗战中涌现的“气节凛的阵亡将士”。这样的设计清晰地提示着中国文人祝颂、悼祭的传统趣味。借此制造守节“智者”的心理满足，逼问和羞辱失节“智者”的道德缺失。按照高尔基的说法，身为作家的郭沫若也需要承当“灵魂的工程师”的地位和责任。于是，在郭沫若那些注重政治宣传、动员效果的文告、诗歌中，节烈之魂纷纷显影。不过，战时筛选的节烈故事，势必要剥离宗教鬼神的元素，压缩可能引起的惧怕,放大示范和追鉴的作用。因此,郭沫若的文人趣味和政治动员在歌颂与追悼中相互交融。颂文起源于古代的祭祀仪式，通过“美盛德而述形容”（文心雕龙颂赞），进行道德评判。在郭沫若的笔下，廖仲恺、姜爱林等革命先辈就引导人们追踪血迹、赴汤蹈火。此外，域外经验也成为节烈的伦理资源。颂苏联红军中，保家卫国的苏联战士们“从个人的英雄主义长成到了群众的“狄唐”，成为自我牺牲精神的楷范。就他表彰牺牲者的言说来讲，则清晰地展示出与祭文共通的形式。祭文具有哀悼、祷祝、追念的功能，在寄托哀思的同时，也激励生者。而战时，则明显地滑向激励生者一端，力图达成牺牲精神的印刻。最为典型的当属丹娘魂，这首诗是为傅学文女士翻译的丹娘一书的题诗。与本诗一同出现在本书前言部分的宋美龄、冯玉祥、于右任等军政要人的诗文，也在提示着此诗是郭沫若介人政治和时代的产物。丹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战场遭到德军虐杀的女兵卓雅。且看诗句“汽油一罐丹娘血，兽军电线一火焚。救得莫斯科，一女还当百万军。皮鞭二百，惨不忍闻。木牌一个游击队员，六尺长绳压颈，魂飞宇宙八弦。”数字的连用，构成画面的冲击，具有强烈的节奏感。“母也丹娘,女也丹娘,姊也丹娘,妹也丹娘,亿万女性尽丹娘”,句式的重复,形成对后来者寄语的回响。可以发现，歌颂与追悼之间并无明显的文体界限，并且无论是悼还是颂，对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郭沫若：复兴民族的真谛，羽书集，香港：孟夏书店，1 9 4 1 年，第1 2 9 页。郭沫若：抗战与觉悟，文化批判1 9 3 7 年第4 卷第4 期。程光炜：郭沫若归国轶事，文史天地2 0 0 1 年第1 1 期。郭沫若：不要怕死，救亡日报1 9 3 7 年9 月1 0 日，第4 版。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 卷，第6 7 页，第2 5 3 页。40节烈的表彰和发掘都带有追祭的意味。在文学创作上，郭沫若对战时动员的设计和实践，与古代传统祭祀共享基本范式，只是对象由天、神和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转换为有民族精神的个人或群体。与祭祀和宗教的相似和类同,赋予了民族共同体神秘的圣光。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牺牲指向的退场，促成了人与人之间集体情感的孕育与发展。这种对传统的援用和迷恋，与国民党人发起并倡导的传统道德的文化复兴和国民精神动员一致。郭沫若“在且属于”的置身状态，以及他左右文化制度的特权，为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在凝聚民族认同的诉求中，演讲词、新诗等现代的文学样式与祝颂悼祭的互渗能够获得神秘的震慢力,完成牺牲与献祭的品质训练。颂咏悼祭的情趣也渗入了他对历史剧的构思。棠棣之花聂婴阻止春姑自杀，春姑也践行前者的遗愿，完成了对聂政事迹的传播。要知道春姑这个角色在前面的版本中，处于无名的状态,是以“酒家女”来代指的。也就是说携带着颂扬与传播使命的春姑是按照革命和抗战的时代要求续添的。屈原则可以直接看作是颂扬者的故事,婵娟之死催生了屈原的创作灵感，留下千古流传的名篇。高渐离中的秦始皇表彰怀贞，敬夏无且、宋意二人为英雄。南冠草洪承畴也选择优待具有民族气节的夏完淳。这都构成他训练民族气节的个人设计。正如阿斯曼所讲的：“作为殉道者的见证者(witness-as-martys)要求第二个见证者，他将能够见证他或她的死亡，把他或她界定为一个牺牲者（scarification），把他/她的经历作为充满意义的证词传递下去。”它们解释了宗教信息，献身于书写，并把它阐释为一个奠基故事，宗教共同体就建立在这个故事基础上。不过，悼祭的色彩的置入不可避免地会将节烈之事框定在死亡的范畴内。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郭沫若为何执着于以必死的结局来书写和颂扬？其实，这一方面来自他对胜利结局的不可动摇的确信,还有对于乌托邦的浪漫欲想。正如刘奎指出：“战争浪漫主义一度让他对战争充满了乌托邦幻想”。也就是说,他相信总有一天能够圆满解决现实中面临的民族危机，那么，不惜代价也就是值得的。而当下丧失的利益、抛掷的生命，都是成功的基础，具有充分的价值，能够促进“神明时代的展开”。比如他看待秋瑾的方式，就很能说明这一看法。他认为秋瑾的革命行动由深沉的理性为领导，她的牺牲“是求仁得仁”“充分完成了他们作为前驱者的任务”，既无冤屈也无可惜之处。因此，一二壮烈牺牲是为革命和解放行动造势的必要前提。在秋瑾牺牲的问题上，鲁迅的态度与其判然有别。他对于秋瑾不计成败的行动并不是很赞同，甚至说她是被啪啪的拍手拍死的。秋瑾革命的块择和行为的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经过自身理性的研判，又有多少是源于外界的逼迫,在鲁迅看来，疑点重重。而鲁迅的主张不仅与他“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紧密相关，也缘于她“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的理性革命态度。她并不迷恋、也并不追求一劳永逸的救世理想，即使有胜利也仅仅是暂时的，而黑暗和绝望却占据了大多数时候。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何拒绝劝他人做牺牲，不做“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的颂扬之事。另一方面则在于他的自我崇拜与充盈的自信心。总体而言，郭沫若抗战归国后受到的礼遇，足以激起他对自身能力的确证、对个人成就的满足。他不光在文坛赫赫有名，还在古文字研究、古代社会研究等学术领域成果丰硕。国共双方都希望借助郭沫若的声望和影响力以达成各自的政治目标，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香。外界的赞誉和自我的充盈共同召唤并加强了郭沫若的自信，使得他不须参考,逐渐服膺于自身的判断,从而对自已支持抗战、服务抗战的作为有种势在必得的热情。相信他所处的阵营，必将克服困难,走向光明。而死亡作为最极端的“失去”和“牺牲”的状态，也是缔造个人神话、建立自我认同的原料。另外，遍观史书的郭沫若，自然深溯时间之流而上，通过阿莱达阿斯曼，陶东风：创伤，受害者，见证（下），当代文坛2 0 1 8 年第4 期。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9 年，第3 页。郭沫若：神明时代的展开，新华日报1 9 4 3 年3 月8 日，第4 版。郭沫若：娜拉的答案，新华日报1 9 4 2 年7 月1 9 日，第4 版。鲁迅：鲁迅全集第1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 年，第4 7 1 页。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5 年，第2 2 9 页。41记述烈士之死来为民族国家立传的道理。身为文化界领袖，也不可能不明白抗战建国的指针，昭示着战斗牺牲与建立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生产的关系。有了这样的认知，郭沫若在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还未殉国的时刻，就认定“国家民族将要永远赖着你们的死而增加光荣”。这表明他早已敏锐地觉察到抗战初期的烈士之死在日后必将成为熔铸民族国家想象的奠基。“疼痛是维持记忆力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死亡和肉体损毁所制造的终结恐惧及其震撼力无疑更加稳固长效。对古今死难的节烈志士不厌其烦的颂扬，显示着郭沫若回应现实的文人自觉，以及对于历史走向不容置疑的判断与自信。需要补充的是，在可触摸到的实际利益面前，气节只能对选择起到辅助的作用。而郭沫若在由“有感”说到气节中推断：“人都爱说自杀是罪恶的，我看倒也不尽然，能有毅力解决自己的生命的人，我看是决不会沦于奸谍的地位的。”只在维持民族独立的范畴内有效。如果只持气节一端,那么这样的判断在大汉奸汪精卫的身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悖论。汪精卫并不缺乏殉国的激情与赴死的决心，他在对自我定义的唯意志论信仰中，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和政治担当，成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德性的完善”。好在郭沫若并未被烈士情结绑架，于是我们在他的文章中又看见了“汉贼不两立”的夷夏之辨被重新激活。在郭沫若的设计下，民族精神的凝聚，抗战建国的动员，抓取了中华民族坚韧、忍耐的道德价值，借鉴了颂扬悼祭的情感结构，构成战时气节的训练。三、民众升格：苦斗良习与悲难刺激战时郭沫若对鲁迅的纪念，也显示出他对战时牺牲精神的想象。1 9 3 8 年夏，郭沫若以鲁迅继承者的身份，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领袖。至此,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人生、写作与鲁迅精神、鲁迅形象构成了相互塑造的关系。而正如吴俊指出的，“牺牲者的被弃和愤怒”是鲁迅写作中非常突出的主题，对牺牲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贯穿了鲁迅的一生。由此,我们也可以从郭沫若评说鲁迅的文章中,发掘郭沫若对鲁迅牺牲观念的重构。首先,在抗战中，鲁迅精神被郭沫若提炼为持续战斗、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在鲁迅并没有死中,鲁迅对于“恶势力 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精神，被郭沫若移植到浴血抗战的民族精神之上。鲁迅秤击的各种社会乱象和四面八方的“恶势力”，仅仅浓缩为了外部的侵略，而鲁迅的反抗和战斗所针对的国内不和谐处则被剔除。在鲁迅逝世二周年时，他撰文揭示了纪念鲁迅背后的目的一一防止气铵，抵制汉奸。这其实利用了鲁迅的牺牲观念与抗战到底和持久战理念的通约之处。其次，郭沫若对鲁迅的纪念传递着“人皆可为鲁迅”的观念。鼓动民众尽力学习鲁迅，把鲁迅精神“从文艺的范围扩展出去”，从而“用集体创造的方法，集中各人在各方面的成绩”,最终“构成许许多多的伟大的鲁迅”。这样的号召显示出认同民众个体价值、团结民众力量、武装民众的倾向。对比鲁迅的“大弟子”胡风为纪念鲁迅撰写的文章，郭沫若安排的叙事因素较少,其写作主体处于半放逐的状态。因此,郭沫若战时对鲁迅的悼念，大多属于官方意志下鼓动抗战的操作。郭沫若挪用鲁迅的方式虽然普通，却也挑明了他对牺牲的理解：民众是抗战中需要争取和鼓动的对象，同时也是需要给予抚慰的对象。这就决定了，郭沫若在书写百姓之牺牲时需要承认民众的优良品质，赋予他们进入历史的资格，也需要以苦难刺激战斗。那些对民众入史的承认，对战斗不屈的弘扬，在郭沫若的创作中往往表现为一条从地方通往全国，个人通向集体的话语路径。在这条路径中，开掘民众符合抗战精神的品质是重中之重。先乱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3 年，第2 3 4 页。郭沫若：由四行想到四川，救亡日报1 9 3 7 年1 0 月3 1 日，第4 版。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尼采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 0 0 8 年，第2 5 7 页。郭沫若：由“有感”说到气节，救亡日报1 9 3 7 年8 月3 0 日，第4 版。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 0 1 4 年，第1 3 3-1 3 4 页。郭沫若：郭沫若广播演讲：汪逆愧戏是自进坟墓，新华日报1 9 4 0 年3 月2 2 日，第2 版。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2 年，第2 8 页。郭沫若：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新华日报1 9 3 8 年1 0 月1 9 日，第4 页。行都文化界：纪念鲁迅六十诞辰，新华日报1 9 4 0 年8 月4 日，第2 版。42治的精神总结出四川人革命性丰富，建设性彻底的特质，鼓励川人在抗战中发挥后治精神，帮助建立“民治、民享、民有的新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毫不动摇的持久战策略，抗战建国所需的行为方式,被郭沫若巧妙地合进了四川民众血液中，由此沟通了家乡四川与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大业。实际上，郭沫若很早就有了对民众力量的认知，指望在民众中实现战斗的自觉，开启民众运动与军事运动相互配合的局面。此前，郭沫若在1 9 3 7 年写的武装民众之必要，同样将目光投向地方-一也具备了载入历史的资格，获得了被纪念的特权。广东，结合北伐经验，意识到放下成见，团结无私她拒绝了子兰和宋玉的解救，要“生得光明”“死得的重要性。与动员四川的方式类似,郭沫若称广东磊落”水牛赞一诗将水牛看作中国下层劳苦百民众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因此,民众参与武装，姓的象征。称赞它生死都为牺牲的献身精神,死活活用武器枪支，补充前方，支援后方游击战十分必为了人民的忍耐力。“世界虽有六大洲，只有东方才要。套用贺桂梅对民族形式和阶级斗争的分析，郭有”表明对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美好品质的自豪。待沫若通过确立特定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从而他们“不如狗”的“地主们，财东们”指代封建地主阶将反侵略的斗争表现为基于地缘和血缘的情感共级和资产阶级或者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咏物的方同体这样自然而合法的行为，看似只起到辅助作式发出反侵略的号召，传播民主解放的思想。用的地方形式其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需要辨清的是，不能完全将情感的喷射视为注意的是，郭沫若借助川人和广东人的视角讲述作家的绝对立场。倘若一味忽视客观价值，矫枉过的抗战目标（建立新中国），和实施路线（全民团结正，就可能倒向明末颜元批评的那种“无事袖手谈抗战），都与1 9 3 8 年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相符。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之路。这种轻死的有意味的是，他文中使用的“三民”口号，源自美国心理合乎陈思和对战争文化心理的解说，如果将总统林肯的演说。这一说法被孙中山介绍到中国，这种心理带入创作，那么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并等同于自身主张的三民主义。由此可以联系到调，会导致悲剧的被取消。对此，郭沫若并非没有纲领中“捐弃成见”“破除域”,继承总理“三民主意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中的另一面。义遗教”的条款。因而我们很容易从中辨识出郭1940年，转任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文化工作委沫若对国民政府精神动员的回应，以及他与政党员会主任后，郭沫若积极人世的热情受到压制。正政治的纠结关系。这不仅说明了郭沫若的政治前是在冷遇中,他对“战争的无情与残酷”,这一此前瞻性和敏感性，亦反映了其个体追求与时代需求在文学转述中有所忽视和回避的部分，做出了更的深层关联。多的回应。不过，这些悲剧总是旁及其他现实的焦除了明白晓畅的宣传文章，也需提及他历史虑，对侵略者罪恶的控诉往往间接达成。即使在剧和诗歌中与上述观念相互阐发的地方。一方面，惨目吟母亲这般书写重庆大轰炸血腥惨烈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善于构设群体性死亡的面的作品中,对民众遭难的悲之情,对母爱的歌事件，有浓重的死亡阴影。这就使得戏剧中理想人颂，也盖过了对侵略者的怒火。格的呈现，并不完全仰赖单一主体的个人经验，而是由多个人物来共同组建。棠棣之花在4 0 年代的版本延展了聂政之死，聂婴与酒家女的戏份吃重。除了聂政之死指向的“士为知己者死”气节之外，聂婴与酒家女之死也进入了烈士的谱系之中。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牺牲者的身份之见,将处于边缘的下层百姓拉回到创造历史的中心，使匿名者有了清晰的面目。在2 0 年代光华版的聂婴中,酒家女处于无名的状态。但到了4 0 年代，酒家女则被赋名“春姑”。再如屈原中身份卑微的侍女婵娟，金刚坡下月光下波三篇小说都触及到郭沫若：先乱后治的精神，现代读物1 9 4 0 年5 卷第7 期。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 8 0 页。虞和平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1 2 9 政治国民党及汪伪，郑州：大象出版社，2 0 1 6 年，第2 9-3 0 页。罗雅琳：危机时刻的美学与政治一一以郭沫若历史剧 棠棣之花为中心，文学评论2 0 1 9 年第5 期。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9 2 年，第3 7 8 页。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 卷，第6 3 页。陈山榜，邓子平：颜元文集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 0 0 9 年，第5 1 页。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 0 1 8 年，第2 5 9 页。43抗战中民众的家庭困境与后代病亡的话题，对同胞的道德失范做出了严厉的批评。金刚坡下中的史太太好心收留逃难到重庆的母子，但由于地方官吏和流氓的坑害和欺骗，逃难女人的孩子被寄养在歌乐山时遭受了虐待，史太太与母子之间的信任与同情因此分崩离析。孤儿寡母选择继续流浪。月光下则对战时知识分子的命运有细致的描绘。作家逸欧因儿子天折，自己身患结核病，病人膏育，债台高筑，即使有友朋的经济支持，他也决心用麻绳结束自已和家人的生命。但事与愿违，他在行动之前，等待妻子睡熟的时候，自己竟然先进入了梦乡。疾病和精神的疲累使得他连走向死亡的能力都丧失掉。皖南事变后，文艺工作者的生存条件普遍恶劣，1 9 4 1 年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杀，幸得郭沫若亲自前往急救这才脱险。即使不能说小说主人公是以洪深自杀为原型，但也是郭沫若所关注的知识分子们的缩影。波中的日本侵略者没有直接制造惨剧，而是他们所制造的恐惧产生了次生效应，假国人之手杀死了中的无辜婴儿。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夫妇，因1 9 3 8 年武汉的战事，决定乘坐轮船逃难。同船的乘客因为怕他们孩子尖锐的啼哭声,招来日军飞机的袭击，便对年轻的夫妇恶语相向。众怒之中，一个猛汉将孩子投进了江水之中。孩子的父亲将“中国人没有教育”的杀人之举，归结为日本鬼子的残暴,以此说服自己和妻子,孩子也等于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然而,这种牵强的溯因,并不能掩盖他对同胞的失望和无奈。如果细细咀嚼孩子父亲的话可知，一方面他将战争袭来时的人性畸变所导致的自相残杀,归罪于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则点出了国人的愚味和野蛮。他们因为缺乏应对空袭的相关知识，所以在未知所带来的恐惧之中，清除异已、欺凌弱小。冷眼旁观凶手杀婴的念佛婆婆便是其中代表，她执迷不悟、煽风点火，真自私、假慈悲，按照一命抵众命的逻辑，用总结性的口吻将青年夫妻个体的悲剧融进集体的喜剧结局之中。再则，给年轻夫妇冠以留日学生的身份，其实也投射了作家对战时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观照。青年夫妇和同船乘客的冲突不只是对空袭认知的冲突，更关联到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冲突。“出过东洋”的经历反而成为同船人们理所当然地伤害夫妇的理由。在战时极端扭曲的心理状态下，任何的优势都可能引发平均原则下被嫉妒心支配的暴力。有意味的是，这个同乘一条船，漂浮于茫44茫江水上，共同面对敌机威胁的故事，是“同舟共济”的暗喻。如果结合前文对小说的分析,再联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的背景，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日军轰炸的威胁，有时并未导致牺牲，而本国内部的厮杀与倾轧，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郭沫若借此挖掘并控诉日军罪恶的同时，也在暗中遣责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团结，诉说共赴国难的心愿。总之，郭沫若的写法十分讨巧，借婴儿之死打造了集体和个人意志的表达空间，实现了“个”与“群”双向互通。他不仅站在民族的集体立场上，将日军安置在始作佣者的位置上，符合当时抗日的主流价值，也由集体的眼光流转到人的位置上书写战时个体被大众淹没的悲剧。侵略者与国民，知识分子与大众，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歧在故事中或隐或现，对战时社会多重矛盾进行了叩问。但也正因如此，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