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在两性书写上的“民间叙事”表达——以莫言、迟子建、林白、白先勇与苏童的小说为例.pdf

55Apr.2023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23年4 月Vol.44No.2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4 4 卷第2 期当代小说在两性书写上的“民间叙事”表达以莫言、迟子建、林白、白先勇与苏童的小说为例丁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两性书写是当代小说的敏感领域，需寻求合适的表达方式，“民间叙事”不失为合情亦合理的选择。“民间叙事”是指以民间生活为题材、以民间文化为纽带和以民间生态为本位的叙事追求，而两性书写是民间生活、民间文化与民间生态的重要领域，民问叙事则为当代小说的两性书写提供了参照。具体而言，这种叙事追求可从空间的移位、身份的再认知与跨界伦理的心理还原三个方面管窥：空间上，将发生场所由室内移位至室外的天地，得以在孕育生命的土地上透视灵魂；身份上，将欲望与身份认知建立联系，在两性体验中不断加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伦理上，重新审视跨界伦理的心理动因，尝试修复缺位或失位的伦理关系。民间叙事展现出对两性欲望的真实书写与包容呈现，尝试通过两性书写来透视生命本质，为当代小说在两性书写的表达上提供了路径。关键词：民间叙事；两性书写；表达；移位；认知；认同中图分类号：1 2 0 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6 7 3-2 2 1 9（2 0 2 3）0 2-0 0 5 5-0 5小说中的两性书写是敏感领域，废都迄今为止无法摘去“病态”的标签，这就为当代小说在两性书写上提供了思索空间。在这条求索之路上，“民间叙事”不失为合情亦合理的选择。“民间叙事”的概念不一而同，刘魁立、陈思和、万建中、南帆、程蔷、董乃斌、杨利慧、晓苏等都进行过思考。其中，对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思考最为成熟的，当以晓苏的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为典型，他将民间叙事定义为不同于政治化叙事与精英化叙事的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与叙事话语，从四重角度诠释了民间叙事赋予作品的独到“意思”，其中就包括民间叙事作为两性表达手段的独特意义。具体来说，小说中的民间叙事，主要表现为以民间生活为题材、以民间文化为纽带和以民间生态为本位的叙事追求。通俗地讲，民间叙事可以理解为以俗世生活为切口、以去精英化和去政治化为追求并以民间立场为本位的创作手法与创作立场。在两性表达上，追求民间叙事的小说，相比传统小说更具有真实性、包容性与反思性的特质。真实性，即如实还原两性活动中的生理与心理感受，收稿日期：2 0 2 2-0 4-0 5作者简介：丁萌（1 9 9 4 一），男，河南漯河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叙事学与比较文学。不避讳身体描写，但又不流于淫移；包容性，既正视合情合理的欲望，也重新审视不合情理的极端欲望、病态欲望，从中透视个体对自我的身份认知；反思性，即反思扭曲欲望背后的心理动因与社会根源，并试图修复原本缺失或扭曲的伦理关系。文章选取追求民间叙事的数部当代小说，主要以莫言、迟子建、林白、白先勇与苏童的小说为典型，选取标准如下：首先，以个体本位为旨归，追求去政治化与去精英化叙事，回归个体本身。其次，以追求本真为要义，敢于呈现两性欲望的复杂形态。最后，以个体心理世界为窗口，探讨极端欲望背后的心理动因。民间叙事的表达方式，使我们对两性书写的身体关注，转向对个体体验与生存选择的精神关注，提醒我们由两性书写上的“是什么”转向对“为什么”的关注，对背后的民间审美追求与生命意志予以合情亦合理的表达。空间的移位与灵魂的透视精神分析学的飓风刮进中国文坛后，欲望表达在自由浪潮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冻”。但如何把握尺度、如何找到一种合理的表达方式，成为作家思考的重要问题。与两性活动联系最紧密的要素之一便是空间。民间叙事将两性空间由室内转向室外，外部空间是与天地同体的天然“床榻”，也激56活了两性双方丰富的内心体验，我们可以从自然空间的移位与心理空间的移位两种类型来感受：（一）自然空间式移位室外的自然空间为两性书写提供了天然屏障，生命与大地产生了“呼应”，于一草一木的微观变化中，间接表达身体的享受与心灵的契合，红高梁中的高梁地便是典型。高梁地是两人各自生命旅途得以重新开始的起点。莫言笔下的高梁地是一张与天地共生的“床榻”，两人交合时多以高梁地的阳光、草地为衬：“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梁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梁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2 6 9余占鳌的出现如同高粱地里的阳光般使她电“晕眩”，两个冰冷世界中的炙热灵魂也于此遇合。除了微观的一草一木，宏观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天然的书写载体，如白鹿原中以关中平原为地理背景，在这里封建礼制根深蒂固，这与欲望本身就形成了对立关系，而小娥就是这对立关系中的牺牲品。她只能“流浪”，因为祠堂内的“铜墙铁壁”将她逐出门外，委身居住的窑洞也不安全，她所寄予厚望的男人们也都一次次将她抛弃，所有的不公正遭遇都将她从“内”推向“外”，关中平原的辽阔大地上竟没有她的栖息之地。小娥在室外的交合与九儿相比，掺杂着更多的无可奈何与悲观失望。所有人都将小娥向“外”推，而使她“内”在的灵魂被命运的重锤压得粉碎。(二）心理空间式移位两性结合过程中个体的心路历程也会发生剧烈变化，随着器官的愉悦与心理的满足，会赋予客观自然物以“生命”，故小说中多采用拟人手法，转移对身体的关注，放大对心灵世界的关注，使两性活动具备野性与诗性的双重特征。迟子建逆行精灵中鹅颈女人与三个男人的结合，犹如三幅优美的画卷，在诗性中弥漫着野性的气息。她追求的并不是肉体的满足，而是置身于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感受以及满足后对周围世界的诗意透视。鹅颈女人自己承认：“一般来说，她只有在特殊的天气和氛围中才感觉到自己的情欲像囚禁的雄狮欲出笼一样不可逼制。”3 1 2 0 4在特定的氛围中，鹅颈女人内心的欲望也演化为诗意的追求、幻化为诗意的世界：比如与拖拉机手在无人的麦地她躺在茂盛的麦地里，感觉四周的麦秆像房屋的柱子一样使人依恋她那天不是和他在做爱，而是和麦子在做爱。鹅颈女人记得那是一个大雪频繁的冬天.这种时候鹅颈女人忽然望见了山顶的一簇火花，它灿烂地亮着，仿佛来自天堂的消息使她为之一振，她知道那是猎人胡京的木屋。至于与鱼贩子的邂逅，并未给她留下诗意的回想.她上前与他搭灿，他就把她想倒在渔船中了。3 2 0 4-2 0 6这三幅画卷可描绘为风吹麦浪、雪夜无声与“鱼水”之欢，生理欲望的满足不是目的，而是心理世界深层次的满足与满足后对周围世界的“诗性”幻化，鹅颈女人感受到的是麦子的香味、雪落的声音与鱼筐的腥味，融合了声音、画面与触感的多层表达，这是一种心理空间式移位，由内心世界投射到外部空间，实现了内外空间的叙事循环与诗意世界的构建，在唯美的画卷中为世俗的欲望披上了诗意的外衣。通过两种类型的移位，阳光、草地为身体披上了外衣，宗法、礼制为人物竖起了围墙，身体与灵魂的交合跨越了世俗的“界限”。两种移位处理，使人与人的交合转换为人与天地的“汇融”，在狂野的两性书写中嵌入了世俗美的诗意。欲望的升降格处理与身份的再认知身体是作家在进行欲望书写时所关注的主体。如何认识当代小说中身体与主体的关系？首先，身体是作家赋予作品与读者的“质感”：“读者和作品之间，还是有着一种形而下的关系，是可以抚摸的，可以感觉到身体那种质感的。”4 1 9 3其次，身体是隐喻符号，人处于世界之中，在多重关系场域中不断寻求自我身份的认知。同样，人类的欲望也是复杂的关系场，既是人类生活的直观表达，也是自我认知的重要路径，因为身体是感受中枢，对主体身份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故“身份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欲望表达”的深层所指。但主体身份确认并非都是积极的，也可能获得消极、扭曲的认知，存在升格与降格两种模式。（一）升格：超越生理欲望的身份认知不同阶段对待两性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主体也将获得不同的自我认知，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上趋近更为成熟的认知。大体来说，朝向正确方向的自我认知，即超越世俗欲望而不是简单沉溺于生理欲望的满足，一般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以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为例：第一个阶段是潜在生理欲望的萌发，表现为对57身体的发现。小说的开端就展现了“我”对自己身体的关注：“这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地早。在幼儿园里，五六岁。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欲望-2“抚摸”这种触摸表达，随身体的发育逐步演变为性冲动的心理预设。小时候的“我”非常勇敢，所以从身体的自我欣赏中建构了一个独立、勇敢的“我”。第二个阶段是两性生活的初体验使主体对自我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多米时有受虐的自我臆想，甚至常常幻想被强奸，扭曲的痛感与快感并存。多米的受虐倾向与她所受的伤害有关，疼痛的两性体验与不被珍惜的爱情遭遇，给她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她几度想要放弃自己，但最终迷途知返，认识到了自我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第三个阶段是修复两性伤害中的心灵创伤，逐步摆正自己所处的位置，对“我应该是谁”的问题有了超越性的认知。多米曾想通过把身体交付男人以获得安全感，可终究是幻影。最初的“我”是在镜中认识了自己，经历了伤痛后她最终又在“镜子”中找回了自我。林多米由憎懂女孩转变为成熟女性的过程，是在两性伤痛体验中换来的。性意识始终是作品的一条暗线，以身体叙事的话语方式呈现，“身体”在这里充当认知建构的载体，体现了由欲望到身体的“升格”路径，最终摆脱了两性欲望的负面影响。（二）降格：沉溺于生理欲望的自我堕落在两性体验中获得的自我认知，并非都是积极意义的，沦为欲望牺牲品的也不在少数，呈现出深陷欲望牢笼的“降格”书写。莫言红树林中对林岚遭遇的书写，便是以降格手法来呈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无可奈何与自我迷失，最终只能在两性欲望的满足中转移焦虑。林岚先后把自己的身体“交付”给秦书记的傻儿子、秦书记、金大川与鸭子。这种“交付”既有无奈也有私欲，嫁给秦书记的傻儿子是父亲的决定，与秦书记的交合是图谋自已的事业，与金大川的交合则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而与鸭子开房则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在这一过程中，她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也逐步脱离正轨，最终只能靠身体上的满足来麻木自己。在这类降格书写处理中，身体叙事不再居于隐性进程，而直接以器官为载体，展现于读者面前，带有本我表达的祖露，也充斥着丰沛的生命力量。如何对待身体、对待欲望，也使主人公走上不同的道路。如果沉溺于纯粹的生理满足，那就为主人公的堕落之路埋下了伏笔。升格处理实现了主体对自我认知的超越，降格处理更能使读者感受到女性生命的顽强以及遭遇的不公。欲望的降格处理，本质上是为了以民间个体所居的“下”与话语掌控方的“上”进行对位审视，而非以生理欲望的堕落引人注目。王安忆在岗上的世纪中营造了李小琴与杨绪国不惧世俗的“浪漫”，但这份“浪漫”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礼赞与爱情的尊重，身体的碰撞、心灵的遇合足以抵抗两人内心对“审判”的恐惧，而并非传达七天七夜的肉体狂欢。民间叙事中的“民间”不是无拘无束的民间，不是浪漫到可以超越伦理法则的“民间”，所以在进行降格书写时，提醒读者要从“下”朝“上”看，寻求背后的人文关怀。三、跨界伦理的精神还原与心理认同两性欲望之外，还存在着同性之间与代际之间的微妙“跨界”，也即同性书写与乱伦书写。同性与乱伦之恋是对现有伦理规约的跨界，从民间叙事的个体立场出发，这种“跨界”一般有因可寻，多源于缺失性的心理动机。同性伴侣的选择，往往与现实中理想伴侣的缺失有关。而乱伦的发生，往往因个体所处的伦理关系中存在缺位、失位的情况。这两种选择并非以破坏伦理规约为目的，而重在强调精神创伤的修复，以获得心理满足与自我认同。（一）同性书写的权力反抗与心理防御女性的同性之恋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庐隐、凌叔华、丁玲等作家笔下的同性之爱，主要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与平等、破除男女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同性之间的模糊情谊，也被视作对抗等级制度、摆脱婚育焦虑的寄托。庐隐海滨故人中的丽石与沅青都是在朋友的痛苦婚姻中转向对同性情谊的关注；丁玲暑假中中没有出路的女教师也以选择同性伴侣的方式反抗压迫。以同性情谊作为反抗手段或许仅是权宜之计，而非发自内心的选择。在海滨故人中，沅青与丽石还是分道扬，沅青接受了家庭对婚姻的安排。至2 0 世纪8 0 年代文学解冻，这一时期的女同书写已成为反抗男权话语的有力武器，而酷儿书写更将其推向顶峰。但酷儿书写对身体的过分“祖露”易引起争议，这种叙事策略可能是对“民间”性的破坏。女性的同性之恋成为她们反抗传统规约的武器、成为她们寻求底护的“象牙塔”，同时成为解构男性话语而寻求女性话语权的通道，带有鲜明的自我反抗与心理防御色彩。同样，关于男性的同性书写也是对特定群体的心理防护与自我反抗的真实还原。白先勇的孽子讲述了2 0 世纪7 0 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同性恋少年的成长故事，展现了因选择同性之恋而被朋友、家庭与社会所驱逐的少年群体内心的孤独与。他们的选择首先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其次才是寻58（责任编辑：呙艳妮）找心灵的底护，躲起来悄悄地“释放”情欲。他们是食不果腹、无家可归而无奈选择“报团取暖”的“孽子”，他们也深知所作所为不能为伦理规约所接受，所以只能蜷缩于黑夜中的新公园，躲避世人的目光与偏见，在黑夜中释放内心的欲望：“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6 1 2 6 这这种同性之恋的选择是为了逃避外在世界的伤害，并以此为手段来表达对世俗偏见的反抗。所幸他们都找到了栖息地，团体也因此解散，小说在“我”的口号声中戛然而止，不断重复的“一似乎也象征着这些少年会化身为真正的“青春鸟”翱翔于世界的广阔天地之中，不再以同性之恋作为心理防御的武器与反抗世界的征途。由此，同性之恋的选择多由后天的个人经历与社会关系所推就，并非出生时就从基因上选择了同性。从民间叙事的立场来看，欲望的选择与呈现是民间百态的真实书写，我们应去关注同性书写背后的心灵呐喊与个人诉求，这些不被正视的同性欲望是对世俗偏见的反抗，是处在孤独与仿中的特定群体为自己建起的心理防御之墙。我们应追寻作家的脚步，聆听同性书写背后的声音，这些深陷欲望之井、被定义为“他者”的群体，与正常人一样，同样渴望关爱与认同。（二）乱伦书写的欲望扭曲与对认同的渴求乱伦是世界文学的母题之一，在跨越代际的两性交合中，厘清主人公的心理动机仍然是突破口。比如儿子与母亲这组虐恋关系，从出生起婴儿与母亲的脐带完成了分割，但维系亲情的“线”却未曾断裂。换种方式来看，乱伦使生命返回原点，让分割的线重新“连接”，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生命的再次“复活”。这种选择多源于伦理关系中某一方的缺位或失位，即父亲、母亲角色的缺失或从小没有建立对家庭及社会伦理关系的正常认知。在苏童的米中，五龙从小缺失母爱，作为孤儿的他对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有着超出正常边界的渴慕。在五龙懂的性欲驱使下，他与堂嫂在草堆里发生了关系，弥补了他内心对母亲以及女性形象的认知缺陷，但却跨越了伦理界限，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也成为其一生被情欲所困的起点。为了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他娶了与阿保通奸且有了身孕的织云，后又带有报复性地娶了织云的妹妹琦云。五龙的选择源自原有伦理关系中的“缺位”，缺乏对母亲、对女性的正常认知。母亲形象的缺位，使他不懂得如何与女性保持距离、如何正常相处。当他想要弥补这一缺口时，被突如其来的异性所吸引，而不懂得规避禁忌。这也导致在后面的感情关系中五龙逐步迷失，从根源上来说是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排斥，让他始终没有获得来自“他者”的认同感，即使五龙成为地方一霸，却依旧觉得自已与这车水马龙的城市格格不入。在原生态伦理关系中，一方的缺位或失位会对个体正常伦理观念的建立产生阻碍，故乱伦书写都存在着“修补”性质的心理动机，尝试将原本缺位或失位的伦理关系扶回正轨，本质上依旧是一种心理认同，可这种“修补”却很难成功。民间叙事将我们对同性书写与乱伦书写在“是什么”的关注上，移向对“为什么”的关注。只有正视“跨界”伦理关系背后个体选择的心理动因，才能明白伦理失位或缺位对个人成长与选择会产生重要的，甚至决定命运的影响。欲望是人性最原始、最野性的生命状态，也是最浪漫、最激情的秘密之地。如何真实又不流于淫移的表达、如何从欲望之表引向背后的深层思考，是所有作家关心的重要问题。“民间”不是通过对越粗、越野性、越原始领域的暴露来彰显，而是一种扎根于大地、活跃于俗世生活中的本真美。民间叙事追求“真”与“情”，但又不失“理”与“礼”，本文所归纳的叙事表达，旨在挖掘当代小说欲望书写背后个体最真实的生命状态。那些扭曲的、病态的欲望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提醒读者正视欲望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更是要提醒读者去关注极端欲望背后的心理动因。两性欲望只有得到正视，才能体会生命的本真之美，才能发掘民间叙事的独特魅力。当然，这三种叙事表达方式或许也存在以管窥豹的不足，在其他叙事方式中或许也会存在，在当代众多小说中也不一定能成为典型表达。但针对当代小说的两性书写而言，民间叙事无疑不失为一种合情亦合理的表达方式。参考文献：1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 0 1 5.2莫言.红高粱 M/莫言文集卷1.北京：作家出版社，1 9 9 4：69.3迟子建.逆行精灵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8:2 0 4-2 0 6.4于坚,谢有顺.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 J.花城,2 0 0 3(3):1 9 3.5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M.北京：作家出版社,2 0 0 9:1-2.6白先勇.孽子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5:2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