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制造所为例.pdf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2023年第2期/总第18期Vol.5，No.2，2023“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制造所为例张 弛摘要：在清末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要与弥补大量进口所导致的利源外泄之弊，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应运而生。前者致力于搜集国内外先进实用的教育用品并进行展示讲解以便学界参考，后者则以前者之展品为模板进行仿制与研发，二者的最终目的是试图走出一条自制教育用品之路。尽管前后仅存续了十余年，但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可谓是近代中国教育用品本土化尝试的缩影，它们在社会教育和振兴实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关键词：清末；教育改革；教育用品；陈列馆；制造所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3）02-0060-12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学部专员田吴炤与刘钟琳在天津调查学务途中，专程前往参观了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并在调查笔记中有如下记载：中萃中外各学堂图画标本模型器械，排分五场陈列，每场有二室，每室门牌标识用具各种类，区画井然，最便观者之搜讨，观时购券入场，由左转右，环视一周，品类甚多，几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妙在每入一室，有学生及执事人员在内招待，遇有疑难随时询问，无不详画指示，益人智慧不少。入第二场第二室为物理化学实验器具类第三场壁上全挂直隶各学堂影片，所陈皆是各学堂表簿、规则、证书及各种教科书图籍，其学生之各科成绩品及所用具，无不搜刮殆尽，凡外来参观者不必入学校，即此调查，亦可窥 全豹a为何学部专员会在调查各中小学学堂和师范学堂中途，特意参观天津教育品陈列馆b并给予很高评价？“天津学堂林立，势难处处设备完全，有教育馆以供众览，可以随事研究，不啻基金项目：天津社会科学院2018年度院级重点课题“近代天津社会教育研究（19051949）”（18YZD-02）；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天津社会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19051949）”（TJZL19-004）。作者简介：张弛，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a 京师督学局员赴津调查学务笔记，学部官报 1906年第10期。b 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学家陈端志将教育博物馆定义为：“专为教育家而收集校舍、校庭及学校卫生之资料，桌、椅、黑板等校具，理化学实验器械、地球仪、博物标本、模型、挂图等教具之类，并备置有关教育的参考图书，为教育上参考之资的专门的博物馆。”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版，第8081页。60每学生有一陈列馆也，此则创办人谋教育普及之苦心也。”a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与随后创建的教育品制造所b，乃至后来在北京出现的类似的制造单位，甚至专门培养相关制作人才的教育机构c，在袁世凯和周学熙等人发起的卓有成效的直隶教育改革d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大而言之，其成败经验在科举制逐步废除、新式教育开始兴起的清末民初具有何种历史意义？这些问题是笔者在接下来尝试加以探讨的。一、兴学而不能制器：教育用品需求的暴增与最初的因应之道在清末的新政改革中，教育改革无疑是富于成效的，截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学生人数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258,876人e，到宣统元年（1909年）学堂数更增加到近6万所，学生数超过163万人。f但众所周知，教育在满足社会发展所需之前，必须先满足自身需要。新教育推动之初，不仅合格师资难觅，还缺乏统称为教育用品的教学器材用具。特别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小学堂、初等小学堂以及高等小学堂章程都明确规定，学堂要置备“教科必用之书籍、图式、度量衡、黑板、几案、椅凳以及体操、图画、理科、算术所用之器械；标本模型，务须齐备”。g可以想见，出于符合官方要求与满足教学的需要，这些学堂学生所需的教具、文具、书本、标本、模型、挂图、理化器材等将会构成一个多么大的市场，恐怕只能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面对如此庞大的新需求，时人最先想到的便是从国外进口，而日本凭借其地缘优势，自然成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原材料供应商”。其实，清末国人从日本大量购置教学用品的情形在当时诸多东游笔记中均有反映。例如，在直隶普通教育司总办王景禧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日本考察教育的笔记中就曾记述，“因思直隶开办学校，已逾一载，凡垩笔、石笔、石版、墨水及动植矿物标本，理化学试验各仪器，一切购自外洋，若学校林立，势必不便取给”。h程淯则有更详尽的关于国人斥巨资从当地购置教学用品的描述，据称中国学堂用具大半购自东京山越工作所制造工场，“浙江高等a 京师督学局员赴津调查学务笔记，学部官报 1906年第10期。b 目前学界对于天津教育品陈列馆的关注刚刚起步，已有论文就其引入、发展及建设情况展开探讨，如李军：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开设，东南文化 2017年第5期；李军：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引入与发展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为例，科学教育与博物馆 2015年第1期；郭辉：严修与近代天津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7年第8期。但上述论文都是在博物馆学视域下展开的研究，缺乏从教育史视角的分析。至于天津教育品制造所及其代表的中国近代以来教育品本土化的努力实践，目前的研究还付之阙如。c 晚清政府曾试图培养专门制作教育用品的人才，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京师大学堂建立附属学科博物品实习科，但成果不彰。袁世凯继任民国大总统后，曾在京尝试移植天津经验，创办了北京教育品制造所，但由于资金周转不良很快夭折。以上两个机构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作为个案研究均有一定意义，限于篇幅，此处不赘。d 美斯蒂夫R.麦金农著，牛秋实、于英红译：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144页。e 桑兵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f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g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26、438页。h （清）王景禧著：日游笔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78页。“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 61学堂共购五千元，又云南提学使订购五百元，各提学使抵位后，亦必陆续购买”。a程又从友人处得知，陕西留学监前往东京日新社购置图画标本等教育用品，其中宝石标本50种，实价200元，矿石标本200种，实价500元，折后合计320元。不低的折扣背后是日本商人因为中国人大量购买，所以信口雌黄、漫天要价。另据陕西留学监告知，该省开办师范学堂，费用已达13万元，其中在日购置书籍、仪器、模型、标本等的花费约万元。假如将中国各省此类费用合计，应该是一笔极大的开支。b有鉴于此，有时人呼吁中国应自制教育用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不易之言也。今吾国创办学堂，一切教育品，多取资于日本，此不过都会之区，交通便利然耳，至开化较迟之州县，有欲购一粉笔石板而不可得者，遑问理化器械，动植物标本乎，窃谓宜多于交通便利之区，设考工场，调查外国一切教育品，能仿造者仿造，其有关系学理，不能贸然从事者，则选工人之巧捷而年幼者数百人，聘外国各种技师为教习，专以搜罗教育品之法为主”，并指出较之于从海外购买，自制显然更为便利。c出于所费不赀和内地赴日多有不便等原因，从日本进口教育用品逐渐被国人认为终非长久之计，自行仿造与培养本土技师的计划因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例如，前文提及的王景禧对中国学堂教育用品均购自外国的现象有所警觉，并提出了因应之策：“于师范学堂内，附设学校用品科，选聪颖朴诚，稍读书而通文义，年十六岁以上子弟数十人入之，教以博物学及浅近化学，学作各标本用品等。不过半年，即可毕业，所造各器专售作通省学校之用，为益似不鲜也。”d尽管王景禧这番提议的下文不得而知，但这一时期，社会上已开始出现中国应该自行仿制教育用品的声音。张之洞创办的江楚编译书局在其章程中就明言：“本局亦当延聘中法绘图西法绘图各一人，专绘教科书附图。若学堂中应用之历史、地理、动植物各标本挂图，将来经费宽裕，亦宜仿绘。”e但该书局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还只打算先聘请专人为教科书绘制插图，至于专门仿造各类标本挂图仍有待将来。然而两年之后，官方就已然无法坐视教育用品被国外商品垄断的事实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学部颁发奖励制造教育用品章程，其中强调：“教育用品甚众，若不能自行制造，则一切仰赖他国，非所以保利源而兴艺术，唯精巧之器未能遽言自制，而通常用品近来各省颇有自行仿制者，自应提倡以期振兴，并晓谕各学堂遇有需用教育用品之时，宜就本国所有者购用，总价稍昂，物价稍逊，不足为病，务使学生皆有土物足爱之心，而制造教育用品者亦可藉资鼓励扩广改良，并不致因销路阻滞不能持久。”f章程奖励制造的教育用品包括一般文具、图画器材、体操服装、博物用具、标本模型及挂图书籍等，制造商将仿制品呈送各省提学使。由学部加以审定，确定合用后，或给予奖牌或照章免税，并通告各省学堂采购以示优异。g易言之，这个奖励办法实则是学部意图协助本土制ab（清）程淯著：丙午日本游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8、32页。c 强迫教育私议节录丙午第四期北洋官报，东方杂志第3卷第5期，1906年，第67页。d（清）王景禧著：日游笔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78页。e 江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9期，1904年，第213页。f 赣抚转饬学堂购用本国物品，申报 1906年12月8日。g 学部奖励教育品，北洋官报 1906年第1148册，第56页。教育史研究 2023 2 62造商打开产品的销路，以便养成各学堂采用本土教育用品的习惯。其实，早在学部出台专门的奖励办法之前，国内一些口岸城市，其中尤以天津为著，已经开始聘用日本技师，学习相应技术，走上了自制教育用品之路。当然，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举动不能脱离20世纪初叶袁世凯将天津作为新政试验基地的大背景来讨论。二、来自东邻的启示：直隶工艺总局的设立与实业教育的兴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回天津，同时接收了八国联军的临时行政机构都统衙门，将之扩充为清廷行政体系之下前所未有的新式衙署。a在都统衙门新式的行政架构之下，袁世凯听从了周学熙的建议，仿照日本工业教育的方法，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设“直隶工艺总局”（以下简称“工艺总局”），“是为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工艺，提倡实业为宗旨”。b周学熙担任工艺总局第一任总办，他希望借鉴东邻日本的经验，使工艺总局在工艺教育与工艺展示两个方面都能有所斩获，其中，工艺教育由工艺学堂（后更名为高等工业学堂）负责；而工艺展示的部分，则交由考工厂c和教育品陈列馆（以下简称“陈列馆”）主导，以期完成社会教育并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任务。d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工厂指定采购的商品中，教育用品占据了重要位置。在其拟定的采购自各省的商品运津陈列章程中，着重强调：“凡教育品（书籍、文房具、照相具、度量衡、测量用具、乐器具、天文地理及声、光、电、水、气等各种仪器），须择其精美特出者购取之，藉资考镜，以便仿制，或更设法求精，俾得进而愈上。”e结合前文，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论出赴日采购符合陈列需求的教育用品是筹办陈列馆的题中应有之意，后来被任命为陈列馆议绅的陈宝泉即被总办周学熙专程派往东京就相关事宜进行调查并购置展品。f在陈宝泉归国后给周学熙呈送的意见书中，除提及采购了为数不少的教学用品外，还建议陈列馆应仿照日本教育博物馆开设音乐实习室。g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提示，陈列馆的灵感无疑取法于成立于明治十年（1877年）的东京教育博物馆。在清末诸多东游笔记中，尤其在专程赴日考察教育人士的笔下，东京教育博物馆h都是作为行程的重要一站而出现。罗振玉认为，（教育博物馆）“有裨于教育界甚巨”；李濬之则“博涉泛览，觉目眩神昏，心滋愧也”，不禁赞叹“俾得就性之所近，逐类研究，启发心智，莫若a 徐永治：论20世纪初直隶地区的社会整合兼评袁世凯与北洋新政，清史研究 2000年第3期，第12页。bde 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0、65、69页。c 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考工厂（又称劝工陈列所，即后来的直隶商品陈列所）是一个商品展示馆，展示着收集自国内外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型商品。考工厂的创设源于袁世凯和周学熙很早就意识到愚昧无知是许多绅商不愿投资近代实业经济的主因。通过展示本地和外省乃至外国的先进工商业产品，他们希望让公众特别是商人发现其中潜在的机会。简言之，考工厂类似于以展示方式促销并鼓励产品创新与大众消费，同时接受厂商的寄售品，是一个经过官方认证的商品展销平台。f 陈宝泉：五十自述，陈宝泉著，郑伟整理：退思斋诗文存，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g 陈宝泉：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议绅陈宝泉上周总办意见书，直隶教育杂志 1905年第5期。h 该馆附属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位于东京本乡汤岛三丁目，其陈列分为三部：第一部为家庭教育、幼稚园、小学校用具及其成绩品；第二部为物理学、数学、地学、化学、动物学、生理学及植物学等教学用具，以及器械标本挂图等；第三部为实业教育及成绩品。另有图画、音乐、体操教具参考书等，又设几案供观众阅览，亦有各种学校所用桌椅制品。来馆参观者以及携带书籍专门来对照参考的中学、实业学校与专门学校的学生，每年合计达六七万人之多。“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 63于此”。a值得注意的是，李濬之在参观东京教育博物馆后特意提及，“今天津创设陈列教育品，颇有可观，惟风气未开，参考者尚不多耳”。b考虑到李濬之东游的时间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算是时人论述中较早提及陈列馆的一例了。由此可见，陈列馆在当时确实得风气之先，在业界享有一定知名度。实际上，在陈列馆创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的东游日记中亦对东京教育博物馆着墨颇多。c不仅如此，严修与张伯苓等人还在同游日本的过程中购置了大量的标本d、仪器e、纸张f等教学用具，而这些教具在接下来陈列馆的创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文明进化最要关键”：教育品陈列馆的创设从目前已知的史料来看，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天津就已经举办了教育品陈列展，是年直隶学务处督办严修会同张伯苓等人最初计划在浙江会馆开展，后因地势不便，转而借地于城隍庙官立小学堂开办教育品陈列场，用于展示各种理化仪器、博物标本以及科学书籍。此次展览展期四天，共分博物部、气学部、力学部、水学部、教育用品部、磁石部、电学部、化学部、热学部、声学部、光学部、书籍部12部，并附设人体模型。其中，严修等人斥巨资购自日本的各种仪器设备，如“大远镜”和“一千倍之显微镜”都备受瞩目，好评如潮。除了展品新奇之外，此次展览还请林墨青、华实甫、张伯苓等专业人士在场内照料，让他们为参观者逐件讲解、试验。会场整体设置比较合理，出入各有路径，“颇有整齐严肃之象”。g由于首次展览大获成功，翌年，严修与张伯苓等又在原处举办了第二次陈列展，并新购置了多种仪器标本，门票铜元一枚，但对教员率领学生来参观者概不收费。h在两次展陈均取得理想效果的基础上，天津教育界人士更进一步认为，出于培养人才、发扬工艺、广开民智的目的，天津应该开辟固定专门的教育品陈列机构。“学堂为人材根本，工艺为民生至计，二者固宜并重，而讲求之道亦属和资，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查外国学校，各科课程皆有教育物品，各种仪器具备，以供指教，故学堂工场日新月异，竞出心裁。伏思天津为总汇之区，购置仪器、图画，任人纵观，以资启发。”i有鉴于此，周学熙与严修等人共同起草了陈列馆试办章程，同时约估陈列馆开办经费银15,700两，常年额定支出、活动支出合计约银5994两。应该说，创建陈列馆的倡议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他在对试办章程的批复中指出：“设立教育品陈列馆为文明进化最要关键”，并承诺对开办经费和日常用度给予保证。ja 综合摘引自（清）罗振玉著：扶桑两月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02页；（清）双寿著：东瀛小识，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37页；严修著：东游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88页；（清）文恺著：东游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06页；（清）李濬之著：东隅琐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8页。b（清）李濬之著：东隅琐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8页。cdef严修著：东游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88、129、146、174页。g 文明盛事，大公报 1904年2月5日；文明盛事续志，大公报 1904年2月8日。h 开办第二次教育品陈列场，大公报 1905年1月22日。i 北洋教育品陈列馆试办章程，教育世界 1904年第14期。j 周学熙：直隶工艺总局酌拟教育品陈列馆试办章程并约估经费详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卷十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291页。教育史研究 2023 2 64有了官方的大力支持，陈列馆建设工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中旬在天津玉皇阁庙屋旧址破土动工a，并于次年二月初十（1905年3月15日）正式开馆，翌日起正式售票，任人参观。b根据试办章程，陈列馆的宗旨是专门搜集“中外应用之教育物品标签系说，以冀教育普及改良”。其展品主要包括：（1）教授用品和各种图形，如家庭及幼稚园玩具、实物教授用具、体操游戏、地学、数学、音乐、手工等用具，以及史地标本、幻灯和映画等；（2）理科仪器、标本及图形，如物理、化学、药理、生理学器械，动植物学、矿物学、农学等标本及器具；（3）各学堂建筑图形，如桌椅函架样式及图形；（4）学龄就学表，幼稚园儿童人数表、小学学生人数表、男女生人数表，各种学校学生毕业后的状况调查表、学校卫生状况表、教科用书诸表、学校职员保姆诸表等；（5）各类学堂学生“成绩品”及毕业证书；（6）附设藏书楼。c从开馆后见诸报端的新闻报道来看，陈列馆的具体布设基本符合试办章程的最初设想。楼上楼下共分为两场六室：第一陈列场第一室陈列家庭玩具和幼稚园用各种图书、玩具、标本、模型等；第一陈列场第二室为人体解剖模型和动植物标本以及算学用具；第二陈列场第一室暂时闲置；第二陈列场第二室陈列理化试验器具；第二陈列场第三室陈列本国学堂各种教科书、图章、证书、学生用品及手工“成绩品”；第二陈列场第四室陈列各学堂各学科“成绩品”。d后又在空置的展览室增设日本农科大学、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成绩品”，亦附设学校模型及新式油画水彩画。e附设的藏书楼在筹建时“拟陈列各种科学应用之书籍，分类庋藏，以便阅览”f，建成后，“馆中附设图书室，举凡大中小学及各类学校之教科书和其他图书，咸分类陈列，供众阅览，此为天津最早的官办公众阅览室”。g值得一提的是，严修将家藏的1300余册图书捐赠给陈列馆图书室。h该图书室对各学堂学生免费开放，“各校生往观不取分文外，客每人取制钱十文，即可任意观览，亦开风气之一端也”。i在管理方面，陈列馆附属于工艺总局，“应归直隶工艺总局会办统辖”，设管理人三人，暂拟由天津小学堂两学董与工艺学堂监督兼任，并延聘品行端正、科学素优、曾游历外洋者四五人为议绅，会同商议重要事件。另外，陈列馆还设有经理人“常川驻馆照料一切”，设立了收支司事、书器司事、售验收票与携带品收管人、看护人等职j，建立起较为完备规范的管理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工艺学堂监督赵元礼、乡贤郑炳勋k等人被任命为管理，陈宝泉等人被聘为议绅l。在参观规程方面，除持有优待票和特别入览票外，参观者须购票入馆。陈列馆每年三月至a 纪陈列馆，大公报 1904年11月22日。b 开馆有期，大公报 1905年3月13日。cfj 周学熙：直隶工艺总局酌拟教育品陈列馆试办章程并约估经费详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卷十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2921293、1293、12911292页。d 纪教育品陈列馆，大公报 1905年3月17日。e 新辟教育品陈列场之内容，直隶教育杂志 1905年第9期。gh 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2、1672页。i 工艺局添设图书馆，申报 1905年4月12日。k 张大民主编：天津近代教育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l 周学熙：自叙年谱，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页。“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 65八月的每日上午九时开门，下午四时停止售票、五时关门；九月至来年二月每日上午九时开门，下午三时半停售门票、四时关门。闭馆日为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来年正月初五日、万寿圣节下午、上元节下午、端午节下午、中秋节下午、每月逢五日下午。但为了便于各学堂教习和学生在休息日来馆参观及演说，陈列馆特别安排“每月逢五日倘若为星期”（意为如果逢五日正好为星期日），则闭馆日顺延一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列馆尤为注重对观众的教育指导，规定：“凡参观之人，欲究询陈列品物之用法及其出产地者，经理人须尽心指授，倘一时不能具对应，记明其名目，代问诸通人，然后答复问者，不得任意责难，答者不得含糊搪塞。”a另外，在接待女性观众方面，该馆规定“凡来参观之人不准携带妇女”，但“女学堂之女教习，及女学生不在禁例”b，并仿照考工厂的办法，规定“每礼拜五日，但准妇女入观”c。除了完成展示陈列的基本任务外，为了向天津各学堂教员进一步普及科学原理与理化仪器的使用方法，陈列馆尤为注重开展科学教育。据见诸报端的报道来看，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举办了13次仪器讲演会，每次参加教员人数约三四十人d，这的确是走在了中国科学教育的前列。时任天津私立第一中学教务长的张伯苓就曾多次在仪器讲演会担任主讲，讲解气学、光学、声学等知识，并试验各种科学仪器e，师范学堂日籍教员小幡勇治亦曾专门就生理学开讲多次f。尽管陈列馆在很多方面都得一时风气之先，但并不意味着它无可指摘。早在严修与张伯苓等人举办第一次教育品陈列展时，就有人指出该展览用日文名词标注出入口字样，导致国人多有不解，无法依照指示通行。g本文开头引用的学部专员的调查笔记中，在肯定陈列馆诸多可取之处外，亦指出其不足：“惟第一场所列家庭玩具多是日本风俗。第五场陈列日本农产品，于本国土产毫无收入，又是场置有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筑模型一座，闻费数百金，似无甚益。”h由此可见，草创之初的陈列馆在理念设计、运营架构，甚至具体陈设内容方面都直接仿照东京教育博物馆。应该说，这种“拿来主义”的办法虽会招致南橘北枳的隐忧，但对于白手起家的国人而言，不啻为当时最富操作性的方案。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陈列馆在创建之初已被时人视为直隶地区教育改革的创新之举和成功典范。在开馆当天，总办周学熙与天津府太守等地方官员齐聚前往验收i，袁世凯亦曾前往参观j，学务大臣张百熙在视察天津学务途中，也专程参观了考工厂、工艺局与陈列馆。k陈ab 周学熙：直隶工艺总局酌拟教育品陈列馆试办章程并约估经费详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卷十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294、1294页。c 开馆有期，大公报 1905年3月13日。d 仪器演讲会纪要，申报 1906年12月27日。e 纪教育品陈列馆仪器讲演会，大公报 1906年6月12日；纪讲演会，大公报 1906年10月22日；讲演仪器，大公报 1906年12月17；讲演会纪盛，大公报 1907年4月2日。f 纪仪器讲演会，大公报 1906年12月3日；纪第一次仪器讲演会，大公报 1907年4月2日。g 文明盛事续志，大公报 1904年2月8日。h 京师督学局员赴津调查学务笔记，学部官报 1906年第10期。i 陈列馆开，大公报 1905年3月16日。j 验看陈列馆，大公报 1094年4月9日。k 续纪张尚书之视学，大公报 1905年8月7日。教育史研究 2023 2 66列馆不仅吸引官绅前来参观，普通民众也纷至沓来。开馆“售票之第一日，往观者颇众”。a另据报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陈列馆共接待观览人数合计7121人，其中，女客2251人。b开馆两月，搜集到展品2000多件c，应该说，陈列馆的运营已然渐入正轨。四、由陈列到仿制：天津教育品制造所的开办必须指出的是，在创设陈列馆之初，周学熙和袁世凯就不满足于将陈列馆定位为单纯展示他国教育用品的平台。他们希望以陈列馆为模板，激励本土学界、教育界奋起直追，自力更生，同时亦能逐渐减少因进口外国教育用品而导致的利源外泄之弊。陈列馆议绅陈宝泉在专门就筹办事宜赴日本考察归来后，曾专门上书周学熙建议：“此次买修理物品之器械一组，可否雇一二学徒，使以之练习手工，以备临时修理之用，盖此举即为制造理化器械之先声也。”d袁世凯在批复陈列馆试办章程中亦指明：“其中有本国可自行仿造者，即由局模制以恢学界而杜漏卮。”e在陈列馆开馆两个月后，周学熙向商部申报的公文中也提及：“教育品陈列馆所搜集大中小学堂及各专门学堂教授用品，俾教习学生藉资启发而冀教育普及为宗旨，并使本局工场仿制各种教育品，以免利源外溢。”f正因起初便有仿造进而自制的意图，当周学熙接到天津士绅杨辰g提交的申请试办制造教育用品简明章程暨请款办法时，可谓正中下怀。这份简明章程开宗明义陈述其动机：“现在制科已废，学堂日增，所用物品概系购自外洋，积岁累年，恐成习惯。兴学而不能制器，不惟外人所窃笑，亦利源外溢之一大漏卮。今制造教育物品，实为裨益学界，开通民智起见，中有即隐寓提倡工艺挽回利源之意。”h虽然积极意义甚大，但考虑到教育用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又因风气尚未大开，招募商人入股极为不易，因此，章程提出先申请官款5000两作为经费，暂时试办六个月，其间，优先制作国内能仿制的用品，但暂不设厂，只择地办事。该机构临时定名“制造教育品办公处”，需要从国外购买的原材料，函请留日学生代购，需要仿制者，向陈列馆暂借。一旦有制成品，随时选期择地，请学界集思广益，评判优劣。试办期亦不求贩卖，以能多制作成品为目的，待六个月之后，储量稍多，再另觅出售地点。章程最后还附录了拟试造的各类教育用品目录。i如前所述，周学熙在开办陈列馆之初便有“原拟将学堂置备之品其容易仿造者，可令工徒仿造”之意，因而顺理成章地认为杨辰“所拟章程尚属妥帖”，随即呈请袁世凯拨款试办，并承诺三个月后“查看情形”，其间，他本人“自当随时考察，期收实效而a 天津教育品陈列所，教育杂志（保定），1905年第4期。b 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调查录，直隶教育杂志 1905年第9期。cf 商务议员周观察学熙申报商部文，大公报 1905年5月24日。d 陈宝泉：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议绅陈宝泉上周总办意见书，直隶教育杂志 1905年第5期。e 周学熙：直隶工艺总局酌拟教育品陈列馆试办章程并约估经费详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卷十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291页。g 杨辰，字星伯，时任直隶工艺总局参议，后由严修、张伯苓邀请担任教育品制造所管理员。由此可见，严、张二人对制造所的成立也出力甚多，参见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hi 周学熙：工艺局据津绅杨辰禀呈试办教育物品抄录简明章程暨各类品目详情拨款文，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109111页。“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 67挽利权，实于学界大有裨益”。a根据现有史料，在津门官绅各界的推动下，教育品制造所（以下简称“制造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初在天津府署后门马路北创设，并公开招募各类工匠，如钢铁工、印刷工、木工、纸工、雕刻工、玻璃工，画工等。制造所的宗旨在于“裨益学界，提倡工艺”，并强调如果应聘的工匠本身精通手艺，能够自制教育用品，该所可以包销，并提供专利保护。倘若工匠自身无本，制造所也可代垫，得利均分。b其后，制造所很快步入正轨，进步神速。“招致本境各工，授之术度，由简而繁，由粗而精，循序渐进。于是标本模型、理化器具，凡若铜、若铁、若竹木、若纸布之可以仿造者，咸能自制。”c开办一年来，制造所“其制成之物已二百数十种，共五千二百余件，除极精细之玻璃，极难化之药料，须暂购自外洋，其余各原料、各品物，无不惟我取予，无待他求”。d另据周学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复袁世凯关于工艺筹办情况的公文，制造所自创建以来，“竭力研究仿造，出品良多，而且进步之速异乎寻常。上年曾将所制物品选择多种，咨送京师劝工陈列所，交纳陈列，旋奉农工商部咨复，以所送各物均系料实工坚，适于人用。而制造所所出教育军用各品，精美尤甲于他省，成效卓著”。e除了获得官方肯定，制造所出品的油墨、墨汁、墨水等被认为品质颇佳，广受学界好评f，亦曾多次参加各种展览会。该所制作的声光电化实验用具、幼稚园恩物（即玩具）图形、体操用具、农具模型等都出自本土工匠之手，尤其是各种狮子虎豹标本，“尤足动目”，被时人评为“精彩卓绝”，给予高度评价。g制造所还曾选送185种产品，装箱13只参加武汉劝业奖进会h，并凭借理化器械和天津公园模型教育品获得优胜奖i。制造所还被直隶地区推选参加南洋劝业博览会并荣获奏奖（即报请皇帝奖赏）与优奖。j获奖之外，制造所打开了产品销路。学部经过考核，认为该所制成品“种类尚多”“自必适用”，可“定一持平之价”，除派销直隶各个学堂外，亦可通行外省k，并派专员来津购办仪器和书籍共计18箱，以供北京各学堂使用。la 周学熙：工艺局据津绅杨辰禀呈试办教育物品抄录简明章程暨各类品目详情拨款文，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b 提倡工艺，大公报 1906年2月13日；招工制造教育品，北洋官报 1906年第916册，第4页。c 王守恂撰：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九，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d 郝庆元编：直隶工艺总局资料选编，转引自程莉著：近代实业家周学熙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e 周学熙：详直督袁复陈筹办工艺情形文，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f 教育品制造厂自制教育用品，大公报 1907年1月7日。g 江南乐育生：天津考工厂工商劝业展览会纪盛，大公报 1906年12月15日。h 直隶工艺局详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厂选备物品交钱道赴武汉劝业奖进会比赛文并批，北洋官报 1909年第2256册，第67页。i 直隶出品协赞会公布文件协助武汉劝业奖进会之官办局厂各得褒奖，大公报 1910年1月9日。j 直隶赴赛会物品得奖全录，大公报 1910年12月17日。k 督宪那准学部咨教育品制造所改良用品请通行购用札饬工艺局查照文，北洋官报 1909年第2148册，第56页。l 应用购运仪器，大公报 1907年12月23日。教育史研究 2023 2 68五、合并、搬迁及至落幕：陈列馆与制造所的曲折发展随着陈列馆与制造所逐渐步入正轨，两个单位之间的业务往来日益频密。起初，只是制造所向陈列馆商借教育用品作为模板，后来，由于制造所出品日渐丰富，陈列馆很多展品转而取自制造所，从日本购进的展品反而成了少数。因此，工艺总局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初将制造所划归陈列馆合并经营。易言之，陈列馆已然成为制造所仿制、研发教育用品的展销平台，而非专注于搜罗海内外各式教学器物以供学界参考的信息中心，陈列馆的宗旨已然不同于过往。尽管在名义上，制造所被划归陈列馆，但实质上陈列馆的工作重心已然由展示转向制造。同年五月，考工厂拟定搬迁到河北公园劝业会场内a，陈列馆也一并迁入。考工厂在迁址后更名为劝工陈列所，因为二者同在劝业会场，名称容易混淆。周学熙认为，既然陈列馆现在专注制造，所以有必要借此迁移之计，撤销陈列馆字样，更名为教育品制造所，“以副名实，而清界限”。陈列馆的原有陈列物品，在制造所中另辟一地，称为教育品参观室，作为制造标本参考之用。b该动议获得袁世凯的批准，陈列馆在迁入劝业会场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重新开馆后，正式更名为“天津教育品制造所”。c表面上看，名实相符、迁入新址都是对教育品陈列馆和制造所发展的重大利好，但是，由非营利性质的陈列馆转变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负盈亏的制造所，意味着政府财政拨款可能减少与自谋销路的压力陡增。正如周学熙在呈请更名的公文中所称：“改并之后，该所专以仿造新品为主，务使出品日多，行销日广，以求供教育之取用，杜学堂之漏卮。”d易言之，合并更名之后的制作所必须在制造和销售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同时发力。事实上，制造所确实在开拓销路和扩充人员方面有所动作。制造所借考工厂创设总售品所和四处分售品所之机，搭售自己的产品e，招考执事学生并录取20人以增加人手、充实力量f。但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开办初期的高光时刻后，陈列馆与制造所都遭遇了自身发展的瓶颈。实际上，一些运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早在陈列馆开办一年左右时已开始显现。在经历了开馆初期的官绅云集、门庭若市之后，失去新鲜度的陈列馆逐渐乏人关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的调查记录显示，当月入馆参观人数不足1200人，较高峰时7000余人的纪录可谓差之远矣。g对于馆员而言，门可罗雀的经营状况导致一些馆员懈怠懒散在所难免。周学熙在卸任工艺总局总办前曾专门巡视下辖各单位，他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某日上午十一点到a 劝业会场于1906年建设完成，从此工艺总局下属各单位才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劝业会场在工艺总局的规划下，“勘定大经路中州会馆北首地二百余亩，先建草棚茶馆后渐事布置，筑亭台池榭，取名劝业会场，备各界游观之所”，后于1912年更名为“天津公园”。参见周学熙：自叙年谱，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4页。bd 周学熙：直隶工艺总局详陈列馆拟并名为教育品制造所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卷十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83、1295页。c 周学熙：直隶工艺总局详陈列馆拟并名为教育品制造所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卷十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295页；详直督袁复陈筹办工艺情形文，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即日迁移暂停入览广告，大公报 1907年6月21日。e 广设售品所先声，大公报 1907年6月11日。f 招考执事学生，大公报 1907年8月2日；教育品制造所榜示，大公报 1907年8月27日。g 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调查入览人数表，大公报 1906年12月18日。“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 69陈列馆，却发现当值的经理员无故离岗去了商务印书馆；至于各个展室，则尘土甚多，执事学生也“毫无精神，殊为闷损”。周指出，“此馆本为提倡教育精神而设，现在京内外四方远近诸朝贵及大教育家来参观者络绎不绝”，经理员应该常驻馆内，片刻不离，断不可在观众参观的时段擅自外出。a随即，他严令管理员赵元礼转告经理员及职员学生，要“振刷精神”，“力求进步，勿再废弛”。b周还提醒馆员，诸如大公报刊载的日本文部省新颁之中国留学生章程等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消息报道，应随时抄录汇总，登簿陈列，以备参考。c从周学熙的观察和批评中，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仅仅开办一年多的陈列馆似乎问题多多，不仅疏于管理、纪律荒废，而且对教育界前沿信息缺乏敏感、后知后觉。较之于陈列馆的管理不善，制造所则陷入了更大的麻烦当中。从制造所向工艺总局上报的经营状况来看，虽然制造所的营利保持稳定，但抵扣掉巨额的前期亏损后，实际收支状况总是入不敷出。更为关键的是，制造所的实际利润与前期亏损两者间数额相距悬殊，几无通过提升自身业绩进行弥补的可能。d尽管作为工艺总局下辖的官办机构，制造所可能不会因一时的亏损而关门大吉，但长此以往，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只能依靠官方拨款来输血续命的缺陷还是给制造所的未来发展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笔者囿于资料，对周学熙卸任后制造所的具体运营状况难以遽下断言，但貌似迁入劝业会场，并未使制造所的发展实现“质”的飞跃。这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制造所委派赴日学习考察石印与绘画技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