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pdf

政治研究【编者按】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影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东亚地区呈现出令人关注的新趋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指向性上升，加紧构筑多层次的盟友关系；在美国战略的影响下，日韩政府均在政策和行动上有所跟进；东亚国家间信任和合作成本提高，地区内博奔进入窗口期。本期笔谈精选了五篇海外华人政治学者的新论，从现实和学术双角度对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进行了追踪分析，作者认为中国需要审视地区安全趋势，创造性地利用好危中之机，在严峻复杂的安全发展环境中把握好机遇。原文曾发表于网络媒体，后经作者大幅度修改，特集结成本篇“笔谈”，与读者分享。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3-40 48(2 0 2 3)0 2-0 0 0 9-16【D 0 1】10.16 496/j.c n k i.r b y j.2 0 2 3.0 2.0 0 2美国与东亚：全球战略与同盟关系的演进赵全胜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战略重心有三个：欧洲、中东和东亚地区。在冷战时期，欧洲处于美苏争霸的焦点，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维持其全球霸权采取了兼顾亚太和中东的战略；2 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则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一、东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苏联解体宣告冷战结束，国际格局也随之发生了转换。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及其所在的东亚地区逐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头号挑战者”。为应对挑战，美国缩减了其在中东的军备力量，还明确提出要将战略重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进而达成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此种举动并非美国主动降低欧洲和中东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而是为了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美国政府调整了全球战略的利益布局，更加重视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收益。为了加强对中国的遏制，美国在东亚地区采取了两项值得注意的战略：一是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的“印太战略”，将同盟关系扩展到印度，形成对中国的全方位包围；二是拜登政府反复强调的以美国的盟国体制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战略，意在试图与盟友在对华围堵方面达成战略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9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共识。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多边主义战略，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其实质都是“剑指中国”，其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东亚地区。美国与东亚地区盟国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的所谓同盟关系是传统意义上的双边同盟关系，这对当下美国的战略诉求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美国要打造在东亚地区的“小北约”，以美日韩为核心，插手台湾问题，并紧拉东南亚和印度，例如东盟中的菲律宾和越南等都是美国积极争取的对象。美国打造东亚地区“小北约”的战略设想有其实际出发点。与二战后获得全球霸主地位的曾经的美国相比，当下的美国面临相对衰落的局面，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特朗普执政后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这一口号的原因。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单边和逆全球化的做法，积极推进多边机制，不仅强化美日韩的同盟核心地位，还建立了包括印度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包括美英澳在内的“奥库斯”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同时美国也积极把北约拉进东亚地区，例如邀请日韩领导参加在欧洲举行的北约峰会以及在东京设立北约办事处等，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外交安全动作。二、日本对美国的作用在众多盟友中，日本无疑是东亚地区最有实力且最有意愿加人美国的多边安全体制的国家。这不仅是出于二战后日本通过美日安保条约被绑在美国“战车”上的需要，也有日本自身主动发展的需要。尽管在日本极少有人想要重回军国主义老路，但大部分人希望保持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大国地位。日本在美国的亚洲安全伙伴中是最具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综合实力不容小。二战以来，日本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增加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还为其军事实力的加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围堵中国的意图而言，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作用是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特别是遍布在日本本土和冲绳地区的140 余个美军基地，帮助美国实现了在东亚地区的快速反应。以1996 年“台海危机”为例，为了警告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军的两艘航母战斗群和大批次的军机直逼台湾海峡。美国派出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都来自于美军海外基地，其中最主要的是驻日美军基地如驻冲绳和驻横须贺的空军和海军，这些都凸显了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认为，没有驻日美军军事基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行动就无法全面展开。最近日本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力量，同时扩大军事开支，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不断突破1%，而且还将在今后五年内把军事预算增加一倍，这就使得日本将会很快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大国。三、美国对东亚盟国的控制美国对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东亚主要盟国的控制从二战后美军占领时期就已开始。这种对盟国的控制可以从军事控制、经济控制、政治控制和外交控制等几个方面来说明。美国对日韩的军事控制和经济控制是显而易见的。军事控制体现在美国遍布日韩的军事基地和数万名驻军所发挥的作用上。经济控制方面，从“敲打日本”（JapanBashing）到“广场协议”的签署都是典型表现，在此不作赘述。在政治方面，首先实施了大战略方向的控制。笔者著Great Power Strateg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 n d Ja p a n 一书，详细地阐述了美国在2 0世纪90 年代通过政府内部的激烈政策辩论，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敲打日本”这一主流思维改变为“日本第一”这个新战略思想的过程。在思维转变过程中，美国决策集团和日本政治精英层也在战略上达成了共识，实现了美日安保指针的重新界定和美日同盟再出发。具体来说，美国的决策精英层不仅通过内部 参见:Quansheng Zhao.Great Power Strateg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JapanM.Routledge,2022.10日本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辩论不断纠正战略方向，而且对日本内部的政治动向十分警惕。在2 0 世纪8 0 年代末9 0 年代初期，经历了苏联解体后，日本政坛内部对美日同盟的功用提出了质疑：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美国政府及时感知了日本的这一动向，在美日政治精英的联手合作下，成功扭转了源自日本内部的“同盟飘离”倾向，使美日同盟更上一层楼。同样的场景在以鸠山由纪夫为党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2 0 0 9-2 0 12 年）也上演过一次。美国对其同盟国家不仅强调共同的国家利益，还强调共同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价值观外交，用软性的方式对盟国进行控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表现在对领袖人物政治生命的控制上。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亨大使曾经在出版的被美国打垮的日本政治家们一书中，描述了战后企图脱离美国控制的日本政治家是如何一一被美国打倒，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被送进监狱的例子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对其盟国（例如韩国）政治精英的控制还表现在通过“赏罚分明”的外交手段来引导韩国政坛的动向，根据韩国政治家对美姿态予以区别对待，如对文在寅的疏离和对尹锡悦的激赏（给其到美国国会发表讲演的殊荣），都明确地表达了美国对不同政治家“赏罚分明”的态度。美国通过软性外交手段牢牢控制住日韩两个盟国，在国际环境中起到了某种威慢作用，还对这些政治人物在本国的政治地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四、中国的应对中美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最大的对手，虽然双方都认识到在合适的时候可以合作，但美国强调的是竞争。即便欧洲面临着俄罗斯的挑战和俄乌冲突，美国也仍然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把战略重心继续放在东亚地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中国，所以美国不断强化美日韩三方合作，共同通过科技战和贸易战来打压中国，同时也继续打“台湾牌”，并且敦促日本和韩国也要在台海问题上明确表态。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又都极力避免军事冲突。由于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一旦失控不仅将影响两国，也会带来全球性的重大灾难，所以两国都努力维持在“斗而不破”、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状态。中国政府当然明白，美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遏制中国发展的超级大国，所以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采取了直面应对的方式。例如2 0 2 2 年8 月美国国会议长访台之时，中国军队就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以表达自已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面对美国联合日韩发起的针对中国的科技战，如制定“芯片法案”以联盟方式谋取“半导体霸权”等，中国也都采取了反制措施。毋庸置疑，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把日本和韩国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中国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例如中国在日本一再干涉台湾问题的情况下，主动在琉球问题上出击，就对日本造成很大的困扰。但中国还是要对日本和韩国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毕竟双边和多边经济依存关系深厚，再加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渊源，使得中国在争取日本和韩国方面有一定的空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在中日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指出，东亚的国际纠纷应该用东亚的方式来解决。而东亚方式的精髓，早在周恩来总理于197 2 年赠送给为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来华访问的田中角荣首相的条幅“言必信，行必果”中表达出来了，建立和维护国与国之间政治领导层的互信这一东亚政治的传统精神就成为解决东亚国际关系问题的一把钥匙。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要切实关注所要争取国家内部的政治动向及其民意走向。例如，日本和韩国都是奉行选举制度的民主国家，选举和民意调查的结果都对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和决策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政治家的决策又能影响到民意的走向。说到底，各国政治家都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而且其在任时间的长短是受制于选举和民意走向的。那种忽视各国民意走向的认知，在处理东亚国际关系方面也是不可取的。在合纵连横的大战略格局里，中国也在积极发展和其他大国的关系，最重要的当属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正在不断调整和俄罗斯的关系，从抱团取暖到联手对抗美国的打压。对欧洲和北约国家，中国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特别是对法国期11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和德国这两个欧盟大国。在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方面，中国也是十分积极的，除了传统上的朋友圈（例如东盟），还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与中亚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将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延伸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正在积极做好在东亚地区应对美国打压的准备。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用“四个不会停止”来概括：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的成长不会停止；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过程不会停止；美国在两党共识的基础上打压中国并继续打“台湾牌”不会停止；中国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发展的决心不会停止。这样就会出现中美长期对峙的现象，甚至有可能出现小规模的局部性冲突。但由于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共同进行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所以中国和美国还是要摸索出一条和平相处之路，这也符合东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日韩关系回暖与地区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孙太一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当前，日韩关系回暖总体而言是因为双方当前的政策都相对务实。日韩在较多领域利益重合，接下来在安全领域、经贸领域尤其是供应链多元化议题上可能会加深合作。日韩也已经表示接下来会推进副部长级别的防御和战略对话，这可能会全面恢复两国于2 0 16 年签署的军事信息总体安全协议（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Agreement），使双方能够共享机密情报、改善安全关系，加强在朝鲜半岛及其他地区的防御和威。双方也会同时加强民间的交流和互动，尤其是商界、学界的交流将更为频繁。总体而言，日韩关系回暖的外部因素要大于内部因素。日韩内部因为深层的历史原因可能还会有长期挑战影响双边关系的持续、深人发展。而中日韩之间经济、产业的结构性变化也使得日韩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与他们互补的经济体。当然，中日韩间的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因日韩和解而更快得到实现。另外，随着中美关系的触底，中日韩关系可能也会同样迎来窗口期。一、日韩关系回暖的外部因素日韩关系有所回暖更多是来自外部的因素，尤其是因为美国的推动以及美国塑造的“朝鲜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话语，使得日韩不得不抱团取暖。当然，美国的这种推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特朗普时期，世界各国对美国是极为不满的，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盟友伙伴都深受美国对外政策之苦。而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虽然在言论上有所调整，在实际行动上却依旧让很多国家认为美外交政策并没有在实质上从特朗普的道路上大幅转向。从布林肯怠慢东盟国家外长，只在从爱尔兰飞以色列的飞机上尝试接人会议导致各方尴尬等待的外交事故，到不顾北约盟友反对从阿富汗撤军让北约在阿后勤体系彻底瘫痪，从迫使欧洲承担对俄制裁的大部分代价，到以通胀削减法案大量补贴美国企业而让伙伴国家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等等。可以说，拜登政府在外交上虽然没有特朗普时期那么出格，却同样令各方不满。美方自己泄露出来的情报评估也告诉我们美国对自己的外交处境并不那么乐观。最新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主要发展中国家并不希望被卷人中美竞争，也不希望在俄乌冲突中的选边站队。当然，各方都希望能在中美俄的博奔中获益。美方的一 M i s s y R y a n.K e y n a t i o n s s i t o u t U.S.s t a n d o f f w i t h R u s s i a,Ch i n a,l e a k s s h o w O LJ.T h e W a s h i n g t o n Po s t.(2 0 2 3-0 4-2 9).h t t p s:/ 2023 年第 2 期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些伙伴或者一直在争取的对象，比如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埃及等，都认为美国不再是那个完全无法撼动的霸权国了，他们也因此没有必要一直一边倒地靠向美国，追寻“扈从”去搭美国的便车，偶尔进行“权力平衡”也是很值得的。因为这样的现实，美方不得不加大力度去做各盟友伙伴的工作，而对日本、韩国的投人又额外地多。一方面是因为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虽然没有直接派兵，但因为需要持续不断地提供军火并就一些重要议题协调盟友国家，美方实质上是深度卷入的。这就意味着美国没有精力去专注于“亚洲再平衡”，而只能靠盟友去当马前卒，协助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尹锡悦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与文在寅政府相比的大幅度转向也让美国看到了撬动东亚地缘平衡、进行推波助澜的契机。当然，日本和美国并非铁板一块。岸田文雄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中美日之间必须优先考虑积极主动的外交，他希望日本能和中国建立有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总体来说，岸田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当前可能过于激烈了。因此，日本领导层已经多次呼吁美日和中国之间应该加强沟通。日本的相关态度也已经在七国集团的联合公报中体现出来。报告指出七国集团成员国应该和中国坦诚相待，与中国合作，虽然总体措辞依旧强硬，但比美方提出的更为强硬的原始版本还是要软化了不少。与此同时，东北亚的一些其他最新进展，也为日韩回暖创造了条件。比如，朝鲜自2 0 2 3年以来频繁试射导弹，让东北亚的战略安全考量成为了日韩的优先议题。而就中国议题而言，除了台海问题全球化、热度升级外，日韩也在美国的推动下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二、日韩关系回暖的内部因素及挑战日韩内部的和解因素并不稳定且缺乏可持续性。韩国放弃要求日本公司赔偿二战“劳工受害者”，而改为由韩国企业替日本企业向相关受害者支付赔偿金是尹锡悦政府向岸田政府抛去的橄榄枝。但从一开始，受害者及家属要求日本赔偿就不是为了钱，而是想要一个说法，要在情感上、道义上得到慰籍，由韩国公司来赔偿是误解了矛盾的本质。虽然有拜登政府的赞赏，但盖勒普的民调显示59%的韩国人反对尹锡悦的这种单方面的善意和让步。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同样展现诚意，那这样的妥协将是不稳定且不能长久的。自196 5年日韩双边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就一直在尝试建立“以未来为导向的关系”（Future-oriented relationship）。2 0 15年，朴槿惠政府和安倍政府曾经就赔偿慰安妇及家属议题达成过共识，而当时的共识就因为受害者及家属方面认为突然出现的协议令他们措手不及而加以反对。文在寅执政时期，因为韩国高院对强制劳工受害者及家属有利的判决以及日本对文政府的不信任导致韩日双边关系急剧恶化。2 0 19年，安倍政府对韩国生产半导体所需的前体化学品实施出口管制，日韩军方在邻近海域几乎发生冲突，文在寅政府也威胁要退出日韩军事情报共享协议（GSOMIA）等又进一步恶化了双边关系。此次和解，虽然尹锡悦政府吸取教训，在宣布措施前提前与受害者家属进行了私下沟通交流，但日本方面却认为“2 0 15协议”的失败意味着韩方是不值得信任的。日方希望的“最终的、不可逆转的”解决方案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所以就不愿真心实意地付出。岸田文雄的低支持率也使得他缺乏政治资本和勇气去投人到日韩双边关系中。所以，当前日方只能以取消安倍政府2 0 19年对韩生产半导体所需的前体化学品实施的出口管制来回应韩方善意。而韩国方面撤销了在世贸组织对日本的起诉等相关回应看似是想让双方的善意能够不断积累从而实现更大的突破，实则是韩国的一厢情愿，很难再得到日方实质的回应。日韩双方的内部问题可能会成为未来其双边关系的不稳定因素。韩国在野党民主党已经称尹锡悦政府和日本的和解方案是“韩国外交史上最 M i s s y R y a n.K e y n a t i o n s s i t o u t U.S.s t a n d o f f w i t h R u s s i a,Ch i n a,l e a k s s h o w O Lj.T h e W a s h i n g t o n Po s t.(2 0 2 3-0 4-2 9).h t t p s:/ 期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耻辱的时刻”，因为尹锡悦和日方的和解居然连日方一声道歉都没能换来。大多数韩国民众反对此次尹政府的一厢情愿，认为让韩国的公司来赔偿受害者意味着尹锡悦做了太多的让步，没能维护韩国人的利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方，日本的商界如果能有人站出来愿意和韩国公司平分赔偿责任，那双方的和解可能会更持久、稳定。当然，日本政府如果能真诚道歉，也能有所帮助。但日方好像并没有要再做让步的意思。在备受瞩目的两国元首峰会后仅几周，日本教育部就批准了新的小学历史教科书，粉饰日本对韩殖民统治和战时罪行，并强化其对独岛（竹岛）的主权主张。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也驳斥了首尔的抗议，称其“基于（日本）的一贯立场是不可接受的”。3)显然，韩日双方内部、民间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让双边关系长期回暖。三、中日韩间的经贸因素中日韩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经济因素一直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如果日韩需要在中美之间选择一条中间路线的话，虽然安全方面会更倾向于美方，但中国在经济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过，近几年来，这样的形势有了一定的变化。日本和韩国面对中国快速的发展与产业升级，觉察到此前“互补为主、竞争为辅”的对华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变成了全面竞争关系。中国产业体系的全面升级正好达到了日韩的水平，但可能还没完全达到欧美的高度，这就使得中美欧之间反倒在经贸上仍然存在很好的互补。在战略性产业方面，面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日韩能够从中国市场上获得的收益也在急剧下降，日韩发现彼此之间的产业竞争反倒成为了次要矛盾，联手打压中国才是当务之急。在一些重要的出口行业，这样的变化尤为显著。比如在汽车领域，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日本在2 0 2 2 年汽车出口量下降了8 个百分点。4而中国自已的市场也随着国产汽车质量的提升、品牌的建立而更多地被国内企业占领，日韩在华的汽车销量则大幅下14日本研究 2023 年第 2 期降。比如，尼桑对华汽车出口在2 0 2 3年第一季度下降了2 5%，本田和丰田则分别下降了19%。15而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达到了35%，而日本在2018一2 0 2 2 年的四年时间里，其全球电动汽车的占有量则从2 5%下跌至10%。而日本经济由汽车工业主导，日本前三大企业中有两个是车企（丰田和本田）。可见中国在日本眼里的角色转换是多么的明显。汽车行业对韩国来说虽然不像其对日本而言那么重要，但依旧是经济上不可或缺的行业。韩国市值排名前十位的公司里有三家是车企，而韩国最大的公司三星也是汽车产业链中重要的供应商。韩国虽然在电动汽车领域依旧在扩张，但来自中国的强劲竞争显然让韩国车企忧心仲仲。另外，韩国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在2 0 2 2 年下降到了不到2 个百分点，而在2 0 16 年这个数值还在差不多8%左右。汽车行业是日韩的重要行业，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着日韩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互补的经济体，中国与日韩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也在逐渐缩小。当然，中日韩之间在经贸上也存在着机遇。中国一直致力于和日韩寻求稳定的三边关系，如今日韩双边和解，中日韩之间推进自由贸易区可能会更有希望实现了。美、欧各自所处的地理区位上都有紧密联系的自由贸易区，而亚洲庞大的经济体量一直没能有效地高度整合。作为RCEP的主要成员，中日韩显然可以继续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中国作为地区大国，显然也可以扮演美国、德国在其自贸区中所处的角色，提供一定的全球公共产品，促成自贸区内各国之间合作共赢。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并不只给日韩带来竞争，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红利。这一点，中国在政策上可以有所侧重，在公共外交上也可以着重宣传。四、中美的地区博奔对于日韩关系的回暖，美方在背后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而尹锡悦访日的相关成果也被拜登政府大加赞赏。拜登对日韩关系升温的重视显而易见，他希望利用日韩当前的和解以及在日韩眼中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中国带来的潜在威胁，在尹锡悦任期剩下的四年里进一步推动美日韩三边关系，以使其印太战略在东北亚能有更扎实的落脚点。继作为共同主办国（co-host）参与今年的第二届民主峰会之后，韩国还被邀请主办第三届民主峰会。而2 0 2 3年4月2 6 日，在尹锡悦访美期间，拜登与第一夫人也为尹锡悦及夫人准备了国宴。国会这边，尹锡悦也应美国两党领导人的邀请于美韩同盟建立7 0 周年之际的4月2 8 日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说。可见，美国国内各方希望能进一步巩固并提升美韩关系。不能否认，虽然有中美韩经济上的现实因素，但中美关系的变化仍然是影响日韩对华态度以及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最核心变量。而中美关系虽然处于历史低谷，但在2 0 2 3年的下半年也存在着一定的机遇。美国方面希望能利用2 0 2 2 年中期选举和2 0 2 4年大选之间的窗口期来做一些调整，尤其是去尝试稳住中美关系，不让双边关系继续下滑。这才有了贸易代表戴琪在4月2 0 日再次重申美国没有和中国脱钩的意图，财长耶伦也表示要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公平的关系，而沙利文随后也很不情愿地表态希望与中国保持经济联系，支持“去风险和多样化”，而不是脱钩。与此同时，布林肯顺利访华并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也印证了中方一直以来愿意探索与美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立场。美方虽然更为看重的是“沟通渠道畅通”本身，并没有做好在实质议题上和中国加深合作的准备（在高科技领域可能马上还会变本加厉对中方有所打压），但上面所提到的这样的姿态或多或少也源于外部大环境的改变，以及美方对中方硬实力正在逼近美国的评估。随着中美关系窗口期的到来，中日韩之间应该也能获得一定的缓和机会。不过，这个窗口期并不会太长久。中国在国际议题上的积极作为，也会影响日韩民众，从而改善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中方在成功撮合沙特与伊朗恢复关系之后又开始尝试在俄乌之间斡旋，并在布林肯访华时表达了不会向俄方提供致命武器的态度，这与中国一贯注重和平、对话的立场是吻合的，也显然能够得到包括日韩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支持。而接下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半岛无核化等一系列议题上的动作同样可以提升软实力，并带来中日韩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美日韩三边关系的紧密程度取决于朝鲜、中国对日韩产生的威慢或者至少是对潜在威慢的话语包装。如果中国向日韩主动示好，这不一定会在实质上影响韩日关系，却可能会让美日韩“三角”产生变化。毕竟同在东北亚，日韩也希望能和中国有稳定、和睦的关系。中国若是主动示好，更可能让日韩回归到“中间路线”，哪怕是有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而不是一边倒地朝向美国。因为地理和文化等很多方面的因素，中日韩之间有多管道的互相依赖与纽带，尤其是在经济上的联系与互补。而真正能让东北亚关系稳定避免冲突的不是美日韩三角的紧密程度，而是中日韩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冲突，在利益相同的领域推进合作，推动地区繁荣。寻求“国际合作”的日本安全战略转型刘星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2023年12 月，日本修改了10 年前首次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与之配套的防卫政策（即国家防卫战略）和装备计划（即防卫力整备计划）。面对在日本看来日益不确定和危险的安全环境，日本的安全战略正在转变，决心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介人国际安全事务。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引人“反击能力”等新概念和追求“军事大国化”，这种转型的重心更在于注重通过构建由同盟与多边安全机制一一所谓的“国际合作”塑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安全环境。其中，由于日15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美同盟因历史缘由及不断加强的制度化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多边安全机制（国际合作）的建构或将成为日本安全战略转型最重要的变数。长期以来，日本的安全战略思路相对简单，出于对战争的“忌讳”和受宪法的限制，其重点在于构建以“专守防卫”为原则的高质量“自卫力”，而对地区安全的关注和介人则主要依托日美同盟的战略框架、美国在亚洲的前沿军事部署和日本向美国军事行动提供除直接作战之外的各种支持（如后勤、情报、基地等）。这一“战略”既可以让日本避免因直接卷入地区安全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又可以实质性减少美国的“负担”以换取美国的容忍，还可以借助对同盟的支持显示日本对地区安全的关心和存在感，并且不会带来因自卫队可能的境外活动而导致国内政治陷人宪法争论的麻烦。但是，这一“战略”的有效性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日本“无条件”相信美国具备保卫日本的意志与能力，即美国的军事存在是日本安全的前提与最终保证；第二，在地区安全局势中，美国的军事力具备难以被颠覆的优势，或至少不存在具有对美国军事优势进行正面挑战意愿与能力的国家（即使冷战中处于顶峰的2 0 世纪70年代末，苏联也没有在亚洲形成对美国的全面性军事威胁）；第三，美国具备介入地区安全的能力与意志；第四，至少在常规武器方面，日本的防卫力量不仅可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在必要时，还具备支持美国实现其地区安全战略的能力（如在“新冷战”中日本的防空与反潜能力有效监视并实质上遏制了苏联海空军在太平洋方向的活动）。冷战期间甚至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条件总体上一直是有效的。可以说长期以来日本的安全战略基于两个基本因素，即自卫（一国）与同盟（两国）。由于没有安全上的现实需求和必要性，多边安全合作的因素很少体现在日本安全战略之中，自然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多边安全机制在二战后的国际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的初衷之一是打造一个可涵盖绝大多数国家的多边集体安全机制，只是16日本研究 2023 年第 2 期随后的冷战使联合国在安全领域无法发挥理想中的功能。冷战伊始，两大阵营各自形成了多边安全机制即同盟体系，西方阵营建立了以美国为首、至今仍不断扩展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社会主义阵营则建立了以苏联为首、随着冷战结束而分崩离析的华沙条约组织。奉行相互防御原则、准备与明确的敌人进行战争、制定联合作战计划、设置联合司令部、允许外国军队驻留等制度化与一体化是这种多边同盟体系的主要特点。但是，这种“以暴制暴”的同盟体系虽然可以维持一种基于恐惧的和平状态，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安全困境和加剧军备竞赛。2 0 世纪70年代初，在两大阵营对峙最为严重的欧洲，由于担心美苏竞争会诱发两国乃至两大阵营的擦枪走火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因此诞生了以建立互信、缓和紧张、加强沟通为目的的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一一欧安会（CSCE）。欧安会的目标并不在于备战而在于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甚至避免战争，其主要措施是通过交流、危机管理等，寻求各方“求同存异”的生存空间，而非加强军备。相对于同盟，这种安全机制尽管在合作力度上不如同盟，但减少战争威胁的作用依然功不可没。冷战后，亚太地区出现了不同于上述两者的新的多边安全方式，如基于明确目的、期待通过谈判寻求妥协解决危机的朝核六方会谈。还有以对话合作为主、寻求共识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如由东盟牵头成立、中美日甚至朝鲜都曾参加过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地区论坛对于亚太各国在安全领域交换看法和寻找合作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香格里拉会议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构建可持续性的地区安全对话、为各方表述政策立场提供平台的角色。多边安全对话机制通过官方等多维渠道的安全对话（表述立场）进行沟通、增加信任，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和构筑安全互信关系。尽管朝核六方会谈等对话或合作的范围有限，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也存在着仅限于“对话”层面而缺乏解决问题能力的现象，但各种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方式可谓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重要议题，未来充满了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由于亚太地区并非冷战的主战场，且随着中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美关系缓和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地区并没有呈现出高度对抗以及由此衍生的重视对话缓和紧张的局面，日本自然也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尽管日本参与了冷战后的朝核六方会谈和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但总体上日本并不积极，传统的安全思维依然根深蒂固。换言之，尽管多边安全机制是国际安全事务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但却并没有成为以往日本安全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反而更像是短板。如果地区安全局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短板并不会对日本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优势为前提的地区形势的确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冷战时期苏联对亚洲的影响更多限于在部分军事领域挑战美国的话，那么崛起的中国则是越来越深刻地全方位影响甚至改变着地区的权力结构。这种变化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或许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没有想到和难以预测走向的。哪怕仅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在安全政策领域扩展影响实际上都绕不开日本列岛，这种巨大的现实和心理“压力”是这次日本安全战略转型调整的基本出发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表达了日本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危机感与担忧。修改前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即表示“基于国际协调主义及积极和平主义，我国将更为积极地实现我国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定与繁荣”，体现了维持现有秩序的决心。而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称“国际社会正在面对划时代的变化。仅仅依靠全球化与相互依赖明显无法保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而日本也“正在面临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为此，日本将根本性地加强防务以及“开展旨在主动创造我国期待的安全环境的强力外交”，其措施包括“以维护普世价值的形式推动安全政策”和“重视与同志国的携手以及多边合作”。由此可见，在日本看来，主动创造安全环境仅仅依靠加强防卫力和同盟显然并不充分，需要更多的手段才能限制中俄等所谓“打破现状”的势头，与旨在维持现状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可选项。国家防卫战略由防卫计划大纲改名而来，作为日本防卫力量建设、维护与使用的基本方针，强调“国家”的意欲不言自明。这份侧重防务的文件对威胁的叙述更加直白，指名道姓地批评中俄这两个“没有共享普世价值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不断扩展势力，通过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同时，在面临中美竞争激化这一“日本战后面临最大挑战”的今天，日本必须构建足以抵御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防卫力量，其措施包括：（1）构建不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安全环境；（2）与同盟国、“同志国”联合，合作进行遏制与应对并早期解决（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事态）；（3）日本遭受侵略时，日本将承担主责，在接受同盟国等的支援的同时阻止与排除侵略。可以发现，与同盟国与“同志国”的合作被排到了日本自卫之前。并且，在自卫时除了同盟国之外，还出现了“等”的表述，为今后除了日美同盟之外出现新的集体防御（多边安全机制为其一选项）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同志国”（Like-mindedcountries）概念的强调。这一概念或许与美国安全战略有所关联。“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进行了军事行动并实施了占领，为了便于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提出了所谓“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的新军事合作概念。日本称这一概念为“有志联合”，顾名思义，志同道合者采取联合行动实现目标。“同志国”或许正是受到了美国这一新合作概念的启发，或许是为了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的姿态，也或许是为区别于日本传统的经济领域对外援助外交的思路，将军事援助也纳人其中而创造出的概念。安保三文件强调的创造“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安全机制也对构建“同志国”网络多有提及。文件原文在“同志国”后实际还有一个“等”字，一部分日本媒体将此解读为暗藏着将来与中国台湾进行某种防务合作的玄机。此外，区别于与同盟和友好国家的“合作”（协力）关国家防卫战略这份2 9页的文件31次提到了“单方面”（改变现状），危机意识堪为强烈。17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笔谈：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系，与“同志国”的关系则是“连携”（本文将沿用连携一词以与“协力”加以区别），在日文语境中较“协力”更强调军事色彩，这意味着与“同志国”的合作显然更多地聚焦于安全领域。换言之，日本将本国的安全战略与国际安全形势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根据战略重要度和“亲密度”，此次安全战略的转型对“同志国”进行了排序。排名首位的是日本唯一的盟国一一美国。第二位是“构建了紧密防务合作”“深化各级别商、联合训练、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的“特殊战略伙伴”一一澳大利亚。第三位则是“构筑了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在海洋安全和网络安全等广泛领域进一步深化双边及多边军种间交流”的印度。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实际上也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各个成员国。随后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北约、欧盟、加拿大及新西兰。与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强“连携”的目标都指向以印太地区议题为中心“形成国际规则”。此外，根据不同的地区安全问题与防务领域，日本还关注着与以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连携”，包括韩国（朝鲜问题一一文件中并没有将韩国称为伙伴，也从细节上体现了去年年底为止非常冷淡的日韩关系）、北欧、巴尔干和中欧东欧各国（情报战、网络安全以及安全许可证SC合作）东南亚各国（各级别商、联合训练以及提供防务设备）蒙古国（支援蒙古国的能力建构，推动多边联合训练以及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亚各国（推动防务交流）、太平洋岛国（为能力建构提供支援）、印度洋沿岸各国、中东各国、非洲各国（推动防务合作）。显然，“志同道合”者以如何防范和限制中国为“志同”，而尽可能地建立各层次、各领域的安全合作则为“道合”，尽量通过“统一战线”弥补美国实力相对衰退导致日美同盟实效性下降以及日本防卫力量难以走出国门所带来的安全缺失。不可否认，日本的“国际化”战略部署紧凑迅速，既有试图主导印太战略、推动QUAD、试探与“五眼联盟”建立某种情报共享关系、加强与北约的对话并拟在日本建立北约办事处等战略层面上的措施；又有启动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18日本研究2023 年第 2 期制新一代战斗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旨在增强海上执法能力的人员训练和装备、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加强与美军及其他国家军队联合演习等实务层面上的举动。总体而言，日本今后的国际安全合作将一方面注重战略概念和合作框架的打造，一方面注重加强基于同盟、自身和多边防务的“实战”性。在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人口减少和经济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