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胡乔木_谢艾雯.pdf

党史博览2023.1胡乔木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前往延安，1941年2月调任毛泽东秘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胡乔木协助毛泽东编写 六大以来 六大以前 两条路线 3本“党书”，为 解放日报 撰写社论响应并传达毛泽东的整风思想，配合毛泽东的整风步骤，参与撰写修改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由此成长为党内“一位了不起的大笔杆子”。延安10年特别是整风运动的3年，是胡乔木政治思维和政治地位极大飞跃的时期，其凭借敏锐透彻的政治领悟力、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清晰透彻的文笔，奠定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地位。编写“党书”，推动整风运动为了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一段历史要算账，首先要在政治上说清楚”，把“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讲明白，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也是为原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毛泽东决定编写一套历史文献，“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这就是 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 的资料搜集工作从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最初由陈云、王稼祥等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头负责。由于他们事务繁忙，中央不久决定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搜集工作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秘书处每找到一篇资料就送印刷厂一篇，打出样稿后校对，校对完再送毛泽东审核。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六大以来 已经在编，便负责校对样稿，后来逐渐从最初负责的王首道（时任中央秘书长）手中完全接过这项任务。胡乔木有深厚的编辑和文字功底，校对样稿准确无误。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十分满MRDA名人档案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胡乔木谢艾雯1945年8月28日，胡乔木（右一）随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图为离开延安前，同专程由重庆到延安迎接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左 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左一）合影64意。党的六大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到编 六大以来 时已过去13年，间隔时间长、变化大，且中央机关几经转移，部分文件早已散佚，编写工作既艰苦又费时。文件选什么、怎么选，什么问题讲、什么问题不讲，哪些讲多、哪些讲少，都需要斟酌。胡乔木时年29岁，作为党内一个年轻后辈，对这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会，但“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通过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一目了然”。胡乔木还有相当高的政治敏锐度。有一篇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被指责“右”倾时所作的检讨文章，胡乔木问毛泽东是否选录，毛泽东答复不必要。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12月，六大以来 在延安正式出版，共收入自1928年6月党的六大以后至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分上下两册。对于这本文献出版的意义，胡乔木说：“编出 六大以来使总结历史经验得到一个武器。把党的历史文献编出来，使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对照非常明显。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了心服口服。”参与编辑 六大以来，胡乔木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党内文件，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党内斗争内幕，第一次系统阅读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内高级领导人的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件事办得好，他也受到毛泽东的喜欢和党内其他同志的看重。六大以来 的编辑出版在党内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同志重新认识了党的历史，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承认了原有错误，并主动要求从一大开始学习和研究党史。为此，毛泽东于1942年初着手主持编写 六大以前 。六大以前 的资料工作主要由王稼祥的秘书陶铸与胡乔木共同负责，文献多取材于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最终共收录文献184篇，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是学习与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资料书。六大以来 和 六大以前 编出后，毛泽东有意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再选编一本党的路线学习材料，胡乔木参加编辑工作，并负责与毛泽东联系，在编排过程中随时按照毛泽东最新的要求增删篇目，并将毛泽东选定的篇目送给参与选编的领导传阅。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乔木，加上调查研究增强党性两个决定，即可付印。”两条路线 的出版，弄清楚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件哪些是要害，哪些是阶段性的代表作，使整风运动走向深入。六大以来 六大以前 及 两条路线 三本“党书”的编辑和印行，对全党深化和统一党内在两条路线斗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等问题上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和七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认识上的准备。在编写过程中，胡乔木接触到大量党内文件，并伴随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和全党的普遍整风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等高层会议，参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经毛泽东亲自指点，胡乔木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逐渐深入并愈发准确，为下一步发表社论，对整风运动的思想、形式、方法进行再阐释再传达奠定了理论基础。发表社论，响应配合毛泽东的整风步骤在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半年之后，毛泽东认为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和历史问题基本取得共识，有必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普遍整风。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先后作了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和 反对党八股 的整风动员报告，强调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一定要彻底抛弃。3月9日，胡乔木为 解放日报撰写题为 教条与裤子 的社论。文风辛辣，措辞严厉，将反对教条主义比喻为“脱裤子割尾巴”，不仅要“脱”，还得在人民群众面前“脱”，并表示：“如果这些问题不曾实际解决或着手实际解决，那么毛泽东同志再报告它十天十夜，解放日报 再继续写它一百篇社论，各个支部小组再开它一千次会来传达讨论，还不都是白费？还不都成了教条？”胡乔木及时响应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并再次通过报纸向全党传达了这一信息。然而，全党整风初期的动向并未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发展，一些党员和知识分子没有理解整风的真正意图，自由主义倾向盛行。毛泽东认为，解放日报 尚未表现出党性，对党MRDA名人档案2023.1MRDA65党史博览2023.1的政策宣传不够。1942年3月31日，在 解放日报 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整风中出现的自由主义倾向，并指出：“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 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整风是改正干部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方法是研究文件，检查工作。为配合这一决定，4月5日，胡乔木为 解放日报 撰写题为 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 的社论，指明“一切斗争，要勇敢地进行才能成功，一切斗争，尤其需要正确地进行才能成功”。更点出正确与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区别就在于一是对事的态度，二是对人的态度，三是对自己的态度，四是前者的目的是“治病救人”，后者目的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再度响应了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所提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文中还指出，“整顿三风，就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即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问题与实践问题相互关系的一个转述。4月6日，胡乔木再次在 解放日报 发表自我批评从何着手 一文，强调“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实质”。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向，与错误的偏向作斗争。5月9日，胡乔木撰写社论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进一步说明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研究文件时走马观花和咬文嚼字的关系，检查工作时“向上”与“向下”的关系，严正彻底与与人为善的关系，反对过左和过右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提倡和正确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保证整风运动这一“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此后，胡乔木还写了 宣传唯物论 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 报纸和新的文风 等社论，点明整顿“三风”的精神与实质，倡导建立新的文风。解放日报 上的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嘱意写作，有的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和报告精神所写，有的是他写好经毛泽东修改后再发表的。从影响和效果来看，无疑是全面贯彻了毛泽东的整风思想，响应了毛泽东的整风步骤，对整风运动进行了指导和纠偏。全党范围进行整风与纠偏的同时，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为了真正解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文艺到底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下午，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举行，共100余人参加。不少作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发言内容很多。针对萧军“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这样的发言，胡乔木当即反驳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结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对于胡乔木的发言，毛泽东非常高兴，特意请胡乔木到自己的住处吃饭，“祝贺开展了斗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的整风真正开展了起来，至1943年3月，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随着4月3日中央发布的 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即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整风正式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问题，胡乔木列席会议。10月11日，胡乔木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告，题目是 关于人生观问题。这是他配合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要求中共党员和干部“进一步从世界观上求得改造，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特意而作。关于胡乔木在这一时段的表现，其夫人谷羽在 胡乔木与知识分子一文中写道：“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乔木是自始至终参加的。他那时刚30岁，精力充沛。主席在座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右为胡乔木MRDA名人档案66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述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 解放日报 全文发表。当时，中央在一份党内通知上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参与起草、修改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经过3年理论学习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对党的历史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为总结和巩固这一成果，迎接党的七大召开，党中央决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起草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助理机关，胡乔木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秘书，可以列席某些相关的政治局会议，并协助具体负责的王稼祥开展工作。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参与了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始终。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并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最早的决议草案稿于1944年5月写成，即 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这个稿子以1941年秋毛泽东起草的 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为基础，写成后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3次改动。接着，由胡乔木以任弼时的稿子为基础重新写了一稿。此稿近7000字，分4个问题阐述，并率先把“左”倾错误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表现分开讲，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核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怎样空前地丰富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开宗明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一切工作指针的代表。胡乔木此稿对这一点的强调可看作发微。这一稿还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后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此表述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无疑也是对胡乔木此观点的吸收。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准备参加六届七中全会的同志仍不太满意，中央遂指定经历并参与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的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作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 决议 的起草。1945年春，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前后作了7次修改。毛泽东后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其中，第6次修改稿由胡乔木汇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意见作了一次局部性修改。在前次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一九二一年至现在的二十五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MRDA名人档案2023.1MRDA67党史博览2023.1胡乔木对这段话加以展开，强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廿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精辟概括和凸显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并将这段开头语加上（一），使其单独成为一部分，最后通过的 决议 吸收了这一形式。考虑到当时有的同志担负着很重要的工作，如果定性为经验宗派就不好开展工作，为区分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先讲事实，后说宗派，不要轻易将问题“说死”，胡乔木随稿给任弼时附上了一条便笺：“弼时同志，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你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说清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说责任，这样说不知是否有当？”在随后的第7次修改稿上，胡乔木改写了第三次“左”倾错误“在组织上”和“在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强调毛泽东规定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正确组织路线以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的正确思想路线。胡乔木在修改完的这一部分后，增写了“扩大的七中全会在此宣布：一切被错误路线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其处分或其错误的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给予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这段话，未再作大的改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的这7次修改稿，第1稿至第3稿称“草案”，第4稿至第7稿称“草案修正稿”，第7次稿在清样上标注为“草案第3次稿”。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原则上通过历史决议草案第3次稿。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8月12日正式印成党内文件。决议经过空前、大范围、频繁、认真、深入的讨论，凝聚全党集体智慧，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下来。纵观整个 决议 的起草过程，胡乔木在决议形式和内容上都作出了贡献，毛泽东的不少重要思想经过他的笔被恰当地表达了出来。他本人后来回忆说：“在枣园的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决议稿逐章地讨论，逐段地讨论。这个会开了很多次。我多次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修改毛主席讲了什么意见，我马上就写上去。”1971年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谈到 决议的起草，仍念及胡乔木的功劳：“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胡乔木）一写，就写出来了。”杨尚昆后来回忆说：“1945年4月，决议 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至此，以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出台为标志，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 改造我们的学习 报告开始的整风运动历时3年顺利结束。这是党的历史上的光辉篇章。胡乔木从参与编辑三本“党书”，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整风运动思想，参与起草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思想、集体智慧、个人文采熔于一炉，用笔为党的建设、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延安10年特别是整风运动的3年，是胡乔木政治思维和政治地位极大飞跃的时期，他接触到许多重大政治事务和党内文献，并不断受到毛泽东的指点教育。这是此前任何时候和从事别的任何工作都难以产生的效果，为其最终成为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奠定了基础。MRDA名人档案胡乔木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