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科技体制建设战略选择的演进_侯强.pdf

收稿日期:2021 10 12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1BDJ093)。作者简介:侯强(1966)，男，江苏镇江人，江苏理工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中国 70 年科技体制建设战略选择的演进侯强(江苏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摘要:新中国 70 年，我们党自觉担负起了追求科技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不断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推进科技现代化战略的实施，科技体制建设中的战略选择历经了从国防建设战略、经济建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创新型国家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发展之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关键词:新中国;科技体制;战略选择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 790X(2023)01 0049 06DOI:10 19576/j issn 2096 790X 2023 01 008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Choices to 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andTechnological System for 70 Years in New ChinaHou Qiang(School of Marxism，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angzhou City，Jiangsu Province，213001)Abstract:For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sciously shoul-dered the great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pursu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has exploredand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The strategic ch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has undergonethe different stages such as the strategy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the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and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Our party has blazed a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scienceand technology in line with China 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made the remarkable historic achievementsKey words:new China;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strategic choice科技是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是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自觉担负起了追求科技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不断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推进科技现代化战略的实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从横向看，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大大缩小;从纵向看，科技发展开始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科技体制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经历了与时俱进的战略选择。一、科技体制建设中的国防建设战略选择“二战”以后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新中国所面临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严峻形势，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的发展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国防建设在国家建设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正由于此，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改革开放前，在重组和规划的基础上，我国建立起的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主要是由中国科学院及产业部门、国防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所属研究机构组成的，其从国防战略的高度构建起了新中国最初的科技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凸显了国防建设的战略选择，推动了我国第 25 卷第 1 期Vol 25No 1黄河科技学院学报JOUNAL OF HUANGHE ST COLLEGE2023 年 1 月Jan 2023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探索，使得中国的国防力量迅速增强，并一跃成为世界上五个核大国之一，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现代工业革命兴起以来，军事技术的优先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做法。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分析了核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地位，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并从机构的建立、领导干部的配备、科技骨干的抽调、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到经费的提供、仪器设备和房舍的保障等各个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充分的保证。1950 年 5 月，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在原子核科学研究上得到了政府经费的重点支持。1955 年 7 月，为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中共中央又指定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等组成三人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同年，随着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 2 月 11 日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宣告成立，开始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紧接着，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 1956 年又宣告成立(1964 年 11 月，又以五院为基础成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1962 年年底和 1963 年年初，薄一波先后两次召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委和有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提出对五院的任务要优先安排、逐项落实，做到定点供应，形成长期固定的协作关系。对于一国军事实力来说，武器装备是其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其中，核武器和尖端科技更是一国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对于发展原子能事业以及研制原子弹、导弹，中共中央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迫切的要求。在1956 年4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1。这在随后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 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如在科学机构的设置上，十二年科技规划 从我国国情和国防科技的特点出发，明确提出“必须按照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要求，积极设置各种研究机构。对于少数重要的空白和薄弱学科的研究机构，如原子能、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自动化、半导体等，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优先给予各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2，把原子能的利用列在了 12 个重点方向的首位，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攻关。及至1961 年，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高潮，为协调国防工业各部门、国防工业与其他有关工业部门以及使用部门之间的关系，中央成立了由罗瑞卿负责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直接管理二、三机部和国防科委、国防工委所属范围的工作，其任务主要是全面规划、组织实施并监督检查国防常规与尖端武器的生产、建设、科研以及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培养工作。由此，初步形成了以国务院国防工办为龙头的、统一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体制。1962 年 11月，为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原子武器研究和试验工作的领导，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协调领导机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由周恩来总理、7 位副总理和7 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下设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专抓尖端事业大范围内的指挥协调，从更高的层次上处理了大量需要总体上进行协调的问题。1963 年至 1965 年，在中央专委的主持下，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国家物资部又联合召开了 3 次两弹研制所需新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定点协作会议，极富成效地组织了全国性大协作。也就是在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下，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关键国防科技项目才最终得以研制成功。这些带给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是突破性的，因为其不仅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而且使中国的国防装备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对此，邓小平在事隔多年后的 1988 年也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3 279在国家经济、科技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要发展国防尖端科技，又必须做到统筹规划，突出重点。1963年，在 十二年科技规划 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我国又制定出台了十年科技规划。其在比较充分地考虑了经济和国防建设需要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国防尖端技术的攻关，关系到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加速，必须把保证国防尖端技术攻关的工作摆在优先的地位，并将其上升到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的高度来看待。据统计，仅在开始实施原子弹研制的最初两年，“全国先后有 26 个部(院)，20 个省、市及自治区(包括 900 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4。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如果掌握了它，就可以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新的跨越。1965 年 8月，中央专委又原则上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确定整个人造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05黄河科技学院学报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该报告坚持以国家高科技发展战略和空间技术发展战略为导向，紧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当时国家经费投入较为有限、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力图通过选择有限目标实施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发展。及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国建立起了完整配套的导弹、火箭工业体系。1966 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国防工业的生产、科研、教育和基本建设受到了冲击，开始出现停顿或半停顿的状态。1967 年，为迅速扭转这种混乱局面，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建议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 18 个研究院，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但后来由于国防科研部门不久也被卷入了政治运动中，使得国防科研体制的调整工作被迫停止。二、科技体制建设中的经济建设战略选择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科技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原有科技体制表现出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科技自身发展要求的状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脱节，堵塞了二者之间直接联系的通道，使得科学技术最终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生产力功能，造成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结果。以国防科技成果为例，其尽管在全国取得的科技进步成果中占比超过 20%，但其经济增值效益呈现的还基本是负值，有时虽能保持勉强持平，但从来没有实现超过 2%的正效应5。由此，原有科技体制不仅丧失了自我武装的能力，而且缺乏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随着全党工作的重点向经济建设方向转移，科技体制建设也开始向经济建设方向调整，从为生产、国防建设服务转变为“面向经济建设”。1980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全国科学大会后我国科技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得不够紧密。翌年，国家科委党组在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 中明确提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6。对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7 49。翌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了 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的讲话，强调“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3 108。这一有关科技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阐明了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方向也是一致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启，科技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任务。因之，中共中央在 1985 年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为目标，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明确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科技和社会的发展”7 147。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根本改变，意在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正由于此，“这场改革一起步，就像一块强磁体一样，吸引推动着广大科技人员、科技部门由过去比较多地考虑科技本身的发展，转向更多地考虑为经济建设服务作贡献的轨道”8。对于科技体制改革来说，科技经费拨款制度的改革是其关键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切实加强我国科技经费的宏观管理，以便做到合理和有效地使用科技拨款，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促使科技运行机制转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国务院在 1986年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拨款制度改革的暂行规定 中，对于科研机构的任务和经费，改变过去统统由国家包揽、单纯采用行政手段分配的做法，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和运用经济杠杆，按科研机构所承担的任务和活动特点进行分类管理。时隔一年后，国家科委、财政部又于 1987 年发布了关于科学事业费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根据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对科学事业费实行分类管理，以保证其合理而有效地使用，从而推动科学技术工作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这些科技经费改革举措的出台，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科技投资的主体结构，有力地促进了15侯强:新中国 70 年科技体制建设战略选择的演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从而推动了科研院所更好地面向市场、走向社会。同年，为进一步提高科研机构的活力，通过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国务院又接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要求“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促进多层次、多形式的科研生产横向联合，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9，以形成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新局面。这一科技体制改革政策的导向是，通过让科技尽快地长入经济的改革，鼓励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有计划地以多种方式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形成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的新体制。也就在该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按照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确立了技术交易的规则，建立起了按照价值规律有偿转让的机制，为技术成果商品化奠定了法律基础。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直接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988 年，为进一步建立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国务院又颁布了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倡导广大科技人员向经济发展急需的方向流动，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向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转化。1994 年，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在其发布的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 中，又明确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科技体制中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建立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新型体制。在改革和建设的呼唤下，出现了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空前活跃的局面。三、科技体制建设中的科教兴国战略选择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中，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阐明科教兴国战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的进一步深化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紧接着，江泽民在同年同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其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在进一步转变科技工作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又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至此，我国科技体制建设进入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中，对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的新目标。1995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事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关于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意见，指出培养和造就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工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予以重视，将其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加强领导，争取 20 世纪末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专业技术队伍的素质。党的十五大报告，则在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资源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九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新的时期对科技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1996年，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中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了坚持在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发展高技术和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上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力争在“九五”期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形成科研、开发、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使科技发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撑，提高科技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1999 年，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体制和机制，推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紧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又于2000 年转发了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制定的 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按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科技创新、加速成果转化的总要求，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管理和运行机制。由此，在 1999 年前后，形成了推动技术创新和发展高科技的强大动力。2001 年，国家计委、科技部在其联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要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大幅度提高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和自主25黄河科技学院学报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技素质。2002 年，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精神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提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总体要求，科技部又颁布了关于加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发挥高新区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优势，提高高新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国际化重要基地的地位，为新世纪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体制保障。2005 年，科技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 20042010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和 “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 文件精神，以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为重点，共同启动实施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四、科技体制建设中的创新型国家战略选择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里程碑。2006 年，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了题为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的讲话，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要在 2020 年把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并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标志着包括科技体制在内的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推动我国科学技术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建设创新型国家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从而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06 年发布的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中，明确强调必须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全社会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形成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等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中，则对未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发展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强调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并将其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大幅度提高国家的竞争力。2006 年，为切实落实自主创新战略和纲要 的部署，科技部发布了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自主创新为主线，确定了未来五年科技发展的总体思路，并对未来五年科技工作进行了重点战略部署。具体是:加强科技创新的基础能力建设，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为科技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良好环境。同年，为落实纲要 的目标和任务，科技部还发布了关于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作为科技计划的主体，国家科技计划要围绕促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建立有利于促进自主创新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模式。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行了专题阐述，明确指出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与此同时，为实现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又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主动权的关键。2008 年，为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决定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其所确立的指导思想是，着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大幅度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这一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011 年，为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纲要，科技部在其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中，提出要把深化科技计划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作为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12 年，科技部在其印发的国家中长期科技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年)中，又提出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政策和制度创新为重要手段，充分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围绕大力提升科技人才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为 2020 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科技人才支撑。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印发的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35侯强:新中国 70 年科技体制建设战略选择的演进系建设的意见 中，又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我国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基础。五、科技体制建设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选择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实现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性跨越，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又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中，又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提出，把创新驱动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10。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以转变职能为目标，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完善创新驱动导向评价体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再次吹响了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其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又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要求，强调要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为实现发展驱动力的根本转换奠定体制基础。发动创新驱动“新引擎”需要友好的创新环境。2016 年，为加快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发布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对今后一个时期实施好创新驱动战略进行了顶层设计，强调必须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规律，构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环境。同年，国务院在其发布的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中，又提出要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由此，随着科技创新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四梁八柱”的确立，创新资源的配置逐渐优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2017 年，国务院在其印发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 中，又强调要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激发科技创新主体的活力，发挥好技术转移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进而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总结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11，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紧接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科技体制改革要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通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表明，创新驱动发展既是新时代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我国以科技强国支撑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 2 胡维佳 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上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277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下转第 62 页)45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4 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N 人民日报，2021 03 13(01)5 华慧婷，郝渊晓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农村电商物流模式选择 J 中国流通经济，2018(4):70 76 6 朱鸿昌，李苡漪，杜襄玉，等 我国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问题与提升对策 J 物流工程与管理，2018，40(1):1 2 7 于小燕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电商物流遭遇的瓶颈及破解路径 J 对外经贸实务，2018(6):85 88 8 张诚，张广胜，王艳玲 政府减贫的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及政策优化 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1):98 105 9 刘建鑫，王可山，张春林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J 中国流通经济，2016(12):57 64 10 王小兵，康春鹏，董春岩 对“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再认识 J 农业经济问题，2018(10):33 37 11 梅燕，蒋雨清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202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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