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人类学百年——村落及村落之外_申玲玲.pdf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 年月 中国乡村人类学百年 村落及村落之外申玲玲 摘要从 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学者以村落为中心的乡村社区研究，到 世纪中期以后学界对超越村落边界的思考，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历经百年历史，形成了家族与宗族、市场体系、祭祀圈、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经典研究范式。特别是 世纪 年代后，国内学者进一步扩展空间、深挖历史、思考乡村发展趋势，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乡村区域研究、乡村变迁研究和乡村转型研究体系。中国村落社区研究及超越村落研究的两种理论范式，对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方向和应用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关键词中国乡村研究；理论范式；人类学本土化 作者简介申玲玲，湘潭大学碧泉书院社会学系讲师。湖南湘潭，邮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工业革命后，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系统研究受到西方统治者的鼓励和支持。世纪中后期，西方欲以入侵手段将中国整合进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中国救亡图存谋求自身发展的双重背景激发了中国乡村研究的诞生。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石，各个学科从不同解释维度对其进行了知识生产，重视实地调查的人类学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一般说来，中国乡村人类学意味着两个意思：一是指实际上的乡民、农人或农民社会的研究；二是指中国本土乡村社会特定回访与再研究的学术检视。庄孔韶等人曾将乡土中国人类学分为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汉人家庭家族制度、回访，以及农民的心态、信仰与认同等五个方面的研究视角，这些也基本代表了目前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的五个方面。世纪上半叶，学界以村落为中心的乡村社区研究滥觞于葛学溥对凤凰村的调查，兴盛于“燕京学派”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实践。世纪中期以后，学界对超越乡村边界的思考主要形成了弗里德曼（）的家族与宗族研究范式、施坚雅（）的经济与市场研究范式、以台湾祭祀圈为代表的信仰与宗教研究范式、杜赞奇（）的国家与地方研究范式。国内学者也在人类学学科重建后，在更广阔的空间跨度和更深远的时间深度里探寻研究不断变迁的中国乡村的新主题，将视野扩展至区域和变迁研究，并关注乡村转型的动态发展。回溯中国乡村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明晰其研究的发展脉络，厘清不同学术思想间的传承和发展，对更好地认识乡土、改造乡村、振兴乡村具有重要意义。一、世纪上半叶：村落社区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开创的“民族志方法”演变成“微型社区研究法”被运用到中国的乡村研究中。村落社区的相对独立性与封闭性，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湘粤桂交界地区的技术治理与数字赋能研究”（项目编号：）；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潇贺古道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潇贺古道的族群互动与区域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杜靖：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 汉人村庄研究述评，民族研究，年第期，第 页。参见庄孔韶：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页；庄孔韶、徐杰舜、杜靖等：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页。的中国乡村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村落社区研究把村落视为一个社区，“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认为“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述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而用“小地方”反映“大社会”，探讨变迁时代中国命运的大问题。即借助村落研究来认识中国社会。（一）国外开启对中国乡村的“全景性”调查 世纪末 世纪初，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悠久的农业文明受到严重冲击。中国乡村被西方社会视为古老文明的缩影，他们抱着对中国社会的好奇和兴趣，把村庄看作认识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用“全景性观念”对其展开调查。最早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中国乡村进行调查研究 的 学 者 是 美 籍 社 会 学 教 授 葛 学 溥（）。年，他指导学生两度前往广东省“凤凰村”展开调查，收集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发展、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社会问题、族群关系等方面的资料。年他又亲自前往考察，对学生们的调查进行检验和补充。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乡村开展的全面田野调查，正式开启了中国乡村人类学发展和中国村落社区研究的序幕。年，以此次调查为基础出版的 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作为首本华南汉人乡村社区民族志，全方位地记录和分析了一个村落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社区组织等情况，并对该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调查，是广东最早的体质人类学记录之一。葛学溥认为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和观念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乡村所有其他的制度，包括亲属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控制、宗教信仰等都围绕着这一制度展开，即“家族主义”（）。他摒弃进化论，开始用结构功能论的视角把社会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研究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被誉为社会人类学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年，戴乐仁（）和马伦（）指导北平（今北京）所大学的 名学生，分工调查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 个乡村的农民生活。年，约翰卜凯（）指导学生分别在安徽芜湖和直隶盐山考察乡村经济和社会状况。年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早的中文乡村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 沈家行实况。该书在沪江大学美籍教授白克令（）的指导下，对当时上海仅有 户人口的一个小乡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由张镜予编辑完成。世纪上半叶，国外对中国乡村的调查难以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也疏于理论上的提炼，对村落本身的关注忽略了对村落以外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但以葛学溥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已摆脱进化论的桎梏，开始向结构功能主义转变，影响了日后以村落为单位的中国社会研究。（二）村落社区研究的本土化早期人类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具有明显边界，不论在文化上还是地理上都是有距离的。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在于国内学者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自己的国家为田野点进行实地调查，对本土资料进行研究并发展出自身的人类学学科体系。世纪 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对西方势力的入侵倍感危机，引发了有关“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最终晏阳初主张的“乡村教育改造”和梁漱溟主张的“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学术实践；另一方面，借助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美明恩浦：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年，第页。杜靖：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 汉人村庄研究述评，民族研究，年第期，第 页。，：（：，）容观夐：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庆祝讨论会论文，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通讯，年。王建民：中国人类学的国内与海外：学术史及评述，中国研究，年第期，第 页。杜靖：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 汉人村庄研究述评，民族研究，年第期，第 页。西方思想的涌入，立足中国的现状和问题，积极寻求救国兴国的道路，形成本土化的学科特色。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已初见成效。在北方，北平社会调查所积极开展包括农村调查在内的社会调查工作。李景汉主编的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基于地理环境、历史、政府机构、人口、教育、健康、农民生活、乡村娱乐、风俗习惯、信仰等 个专题，对定县展开了大规模的全面调查，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开展的系统的乡村实地调查。在南方，南京中央研究院在陈翰笙、凌纯声、芮逸夫等学者的努力下为中国农村调查，特别是边疆民族调查做出了突出贡献。另外，杨成志于 年对凉山彝族社会的生活风貌、文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完成了中国较早的田野考察成果 云南民族调查报告 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著作。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他深感中国当时的贫穷落后，希望运用西方先进的社会学知识，立足中国国情使之“中国化”。年，吴文藻邀请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派克（）到 燕 大 讲学。在“集合行为”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两门课上，派克介绍了社区研究和参与观察的方法，他还建议吴文藻把“村落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试验室。年，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立即着手推行对中国各地区乡村和城市的社区研究。年，英国结构功能派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应吴文藻邀请在燕大开设一个半月的“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使功能主义理论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在他的用心带领和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形成了集社区研究与功能主义人类学两种理论于一身的特点，构成了燕大社会学青年学者的主导思想与方向，为“燕京学派”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世纪 年代至 年代初，国难当头的燕大学子立志于学以致用，纷纷去往全国各地实地调研。他们深入乡村，“以科学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区研究范式，“在社会学学科里可以说是偏于应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社会的一派，在社会人类学里可以说是偏于以现代微型社区为研究对象的一派，即马林诺斯基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费孝通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方法，在乡村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年，他携妻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生死，著成 花篮瑶社会组织；年，以 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博士论文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更名为 江村经济出版；回国后，先后完成 云南三村 生育制度 乡土中国等著作，提出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其中，江村经济不仅描述了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易体系，探讨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而且全面介绍了该村的人口、家庭、婚姻、伦理、亲属关系、教育、医疗等实况，内容远超经济的概念。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该书不是由一个到异国猎奇的外来人撰写，而是来自一位对自己人民充满关怀的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关注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原始部落，而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将促使人类学从简单的“野蛮社会”走向复杂的“文明社会”，是“人类学田野工作和理论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而国际人类学界到 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关注家乡。相比费孝通，林耀华最卓著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宗族乡村”的概念，这一概念把村落模式和家族宗族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结合地缘和血缘的观察单位。其硕士学位论文 义序的宗族研究首先将宗族问题置于乡村社区探讨，博士学位论文申玲玲/中国乡村人类学百年陈沛照：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省思，青海民族研究，年第期，第页。徐杰舜、韦小鹏、张艳：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胡炼刚：中国社会史上的“燕京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年月 日。潘乃谷、马戎：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页。金翼进一步研究汉人家族宗族制度及其实践，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南方乡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与变迁。年回国后，他深入凉山地区，同样以家族为中心考察彝族社会结构及文化现象，于 年出版 凉山彝家。他对宗族的敏锐观察对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产生了较大影响。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 系 被取消，以吴文藻及其弟子为中坚力量的燕京学派也淡出历史舞台。对时代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国问题的思索让燕京学派把村落视为一个由不同子系统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独立的社区单位，通过乡村社区的文化图景及运作方式一窥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虽因相对封闭的视野和对历史变迁的忽略而饱受质疑，但培养了一大批本土学者扎根乡土社会，开创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的高峰之一。二、世纪中期后：超越村落研究范式燕京学派通过小的社区来透视中国社会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为乡村人类学的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引起了海外人类学界的关注。然而，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复杂文明体系的国家是否能浓缩进某个乡村进行研究？村落社区能否被视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对乡村社区研究法的反思成为 世纪中期后国内外学者探究乡村研究理论新范式的主要动力。（一）四大经典研究范式后继学者尝试超越村落社区研究方法，主要形成了四大经典的研究范式：弗里德曼的家族与宗族研究范式、施坚雅的经济与市场研究范式、以中国台湾祭祀圈为代表的信仰与宗教研究范式、杜赞奇的国家与地方研究范式。家族与宗族 世纪 至 年代，福特思（）和埃文思普里查德（）通过研究无国家社会如何建构社会秩序，人类是否共有一套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制度，建立起主导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界的非洲范式，提出了在没有类似欧洲国家制度的状态下，非洲部落的政治生活是如何运作的。弗里德曼一方面希望用中国的材料挑战非洲宗族模式，展现在一个政权体系成熟、中央权力集中的国家里，宗族势力同样发达；另一方面，强调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反对以村庄的数量堆积出整个中国，主张以宗族为单位研究乡村社会，将微型社区扩展为宗族关系及宗族关系网络组成的区域社区，以此反思传统的村落社区研究。他在 年出版的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 年出版的 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中，细述了福建、广东宗族的规模、组织结构以及围绕共同祖先展开的各项祭祀和礼仪，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宗族之间、宗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宗族系统”超越村庄社会、以“宗教网络”展示区域社会、以“宗族关系”接连国家与村庄，将宗族模式模型化、函数化，开创了中国汉人社会宗族研究的先河，使得宗族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视角。然而，弗里德曼没有意识到，正是当地处于东南部“边陲地区”，宗族组织才得以发展壮大，这反而论证了福特思和普里查德的非洲宗族模式。而且宗族关系只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仅通过宗族关系而不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很难得出整体中国的一般性结论。经济与市场 世纪 年代，美国学术界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开始强调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史，提倡在总体史观的指导下展开区域研究。受此影响，施坚雅和弗里德曼一样尝试从村落之外的社会关系中提炼出社会组织原则，但他进一步提出每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处在不断地、有规律地运动中，展现出区域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感。施坚雅认为，中国社会的村落社区研究模式过于强调民族志细节而忽视对整体社会的把握，在代表性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感知上存在着明显不足。他通过 年对四川盆地的田野调查发现，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并不是他所在的村庄，而是他所处的基层市场区域，因此必须跳脱出传统的村庄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邓大才：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方法论视角 以施坚雅、弗里德曼、黄宗智、杜赞奇为例，社会科学研究，年第期，第 页。民族志，关注乡村地理与人文环境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去“探索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域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他将村落置于不同层级的市场链条之中，提出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大约包括 个村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其边界决定农民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的区域范围，承担着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交换和交易功能。同一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宗教活动大致相同，通婚圈基本吻合，习俗、方言、食品、服饰等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不同市场区域间所使用的度量衡差异较大。施坚雅试图超越中国传统乡村研究的微观社区模式，通过市场理论建立理解中国社会的宏观模式，对中外学界影响巨大。但其研究难以认识乡村内部完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联系，难以解释个案特殊性与整体一般性之间的关系，村落与国家之间存在断层，为后来学者提供了修正的空间。信仰与宗教武雅士（）主编的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集结了弗里德曼和 世纪 至 年代以来，位在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研究中国宗教与仪式的西方学者。他们于 年相聚美国加州，讨论中国宗教的整体性与多样性，挖掘背后展现的宗教秩序，使中国民间信仰与帝国官僚的象征性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中国宗教研究的焦点之一。王斯福在本次会议论文 台湾的家庭和公共祭拜的基础上，持续思考仪式深蕴的政治内涵，分析人们如何在信仰实践中通过隐喻来模仿帝国的管理体系，于 年出版了讨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隐喻与仪式象征的经典之作 帝国的隐喻。另外，中国台湾人类学界也于 世纪 年代开始反思村落模式是否能有效认识中国社会。年，张光直推动了为期四年的“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以下简称“浊大计划”），以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和多学科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浊大流域的人群如何适应当地的生物、生态和地理环境，尝试突破村落范围和学科界限，探究乡镇乃至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文化作用和互动机制，重建区域文化史。浊大计划不仅影响了陈祥水、庄英章、许嘉明、萧新煌等人之后的研究，还“成为祭祀圈理论发展的沃土”。祭祀圈是具有共神信仰，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传统地域社会的形成建立在这种对区域神灵信仰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集市体系，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更大区域范围的概念。比如林美容在探讨祭祀圈与地方组织的关系时，就将土地公庙作为村落正式形成的标志。国家与地方 世纪 年代，黄宗智从乡村经济关系出发考察村落结构与社会关系，通过建构国家政权、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对接。杜赞奇在黄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考察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阐释模式，形成了自己的乡村研究范式。杜赞奇指出，市场不是孤立地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是与其他的文化网络相互交织，共同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即在市场体系之外，还有一系列与之相联系、共同发生作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一方面，他强调村民纽带的多重作用，是市场体系和村民纽带共同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比如通过联姻得到强化的亲戚关系就是“超越市场的纽带”，是当乡村市场体系削弱或瘫痪时人们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他指出村庄和市场并不能满足村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各种组织不一定以集镇为中心，其活动也不一定局限在集市范围内。如离县城近的村民多选择到中级市场而不是初级市场去贸易；人们的借贷关系大多通过村庄内的街坊邻里牵线完成；虽然婚姻圈常常处于基层市场的范围之内，但是它的中心并不一定与市场中心重合；一些重要的社会组织如水利组织的活动和组织范围也不限于基层市场之内因此，是文申玲玲/中国乡村人类学百年 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徐自立、王嗣均等译，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庄英章：汉人社会研究的若干省思，“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年第 期。周大鸣：祭祀圈理论与思考 关于中国乡村研究范式的讨论，青海民族研究，年第期，第页。林美容：乡土史与村庄史，台北：台湾台原出版社，年。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年。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他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活动范围。杜赞奇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扭转了受宗族范式和集市体系理论影响下的轻视社区研究的倾向，使人们重新重视村落研究，他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也已成为诠释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概念。（二）三大主题深化早在 世纪 年代，费孝通已认识到功能论的局限性，他和张之毅尝试突破对单个乡村社区的研究，选择云南三个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调查，出版 云南三村。然而，这仍遭到弗里德曼的质疑，他认为即便在不同的村落社区去反复实施微型社区研究方法也不可能理解整体中国社会，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这让费 孝 通 进 一 步 反 思 类 型 比 较 法 的 局 限。年，费老首次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两年后以 岁高龄正式复出的他把社区研究领域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提出“模式”概念，又延伸至经济区域，用 年的时间书写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变化，出版 行行重行行 中国城乡及区域发展调查。同时，费老还一直牵挂着江村，一生去过 次江村做调查，对江村的历史变迁进行追踪记录，思考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人类学学科重建后，学者们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再度通过乡村解读中国社会时，反思过去研究模式的局限，在更广阔的空间跨度和更深远的时间深度里探寻研究不断变迁的中国乡村的新主题。空间上的拓展：乡村区域研究乡村区域研究是指超越村落民族志，关注更大地理范围以期对某区域进行整体认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华北农村研究”“珠江三角洲研究”等都属于区域研究的范式。年，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建以来就致力于乡村民族志与区域研究的结合。第一任系主任梁钊韬就试图以区域研究的视角，结合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来综合考察海南岛的黎族文化。周大鸣将村落共同体的实证研究与区域文化总体考察有机结合，出版 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等著作。麻国庆主持的华南与环南中国海研究、张应强对贵州清水江文书的长期关注等都秉承了中大一直以来的区域研究传统。此外，陈志明长期从事族群、侨乡与海外华人研究，也有效促进了中国乡村研究与国际华人社区研究之间的对话。年，费 孝 通 首 次 正 式 提 出“藏 彝 走 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三大民族走廊的区域研究框架。进入 世纪，对民族走廊的研究掀起了一波波热潮，出现了王明珂的 羌在汉藏之间 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王铭铭的 中间圈 “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等经典之作。杨志强近年聚焦于“古苗疆走廊”，将由古驿道勾连的沿线及周边地域视为互为关联的整体空间，并关注了西南边疆地区“国家化”的过程，丰富了民族走廊的研究。此外，周永明通过研究藏区公路，提出“路学”是一门从跨学科的角度对道路的修建、使用和影响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并从道路史、道路的生态环境影响、道路与社会文化变化、道路与社会生态弹持、道路与“路学”等五个方面讨论了道路研究的主要内容。“水利社会”的类型 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与象征 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 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湘湖水利集团 简论“库域型”水利社会则提出了以“水”为中心的“水利社会”的概念，开拓了长期以来单纯围绕土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年，人类学高级论坛围绕流域文明展开。田阡在会上表示人类文明是由一个个流域网络构成的，弄清了流域与流域之间的网络关系，也就大致弄清了各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王莎莎：江村八十年 费孝通与一个江南村落的民族志追溯，北京：学苑出版社，年，第 页。周大鸣：民族走廊研究的路径与方法，青海民族研究，年第期，第 页。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年，第页。时间上的延伸：乡村变迁研究结构功能主义长期影响中国的人类学调查，但其忽视了历史，没有关注到国家进入村落社区的过程。在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学者们意识到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的重要性，一批学者在传统乡村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兴起了文化过程、社区史等研究方法。（）回访与再研究除了费孝通，林耀华在 年考察了凉山彝族后也不断地回访曾经的田野点，年将历次研究结集为 凉山彝家的巨变一书出版。他们均是由同一研究者从事前后多次调查，通过对乡村变化的切身体悟，分析乡村社会的变迁。世纪 年代后，师从林耀华的庄孔韶先后次访问了 金翼所描写的黄村，追踪金翼之家的后裔及半个世纪后的尚存者，撰写了由不同研究者先后调查同一个乡村社区的再研究成果 银翅 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生动地展现了该地的社会沧桑、文化传承和人事更替。随后，一大批学者投身到对“台头”“义序”“西镇”“南景”等学术名村的再研究中，其中周大鸣追踪研究了第一个从民族志角度对其进 行研 究 的中 国乡村 “凤凰村”，使 凤凰村的变迁一书在一系列回访当中占居独特的位置。周大鸣通过展现凤凰村经济生活、人口变化、婚姻家庭、宗族制度、信仰习俗、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变迁等全景式的画面，不仅对葛学溥提出的 个结论一一回应，还反思纠正了葛著中的一些错误结论，更讨论了中国乡村社会传统文化复兴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阐述了乡村都市化的发展趋势，“赋予了凤凰村新的学术生命”。（）社会史研究 世纪 年代中后期，科大卫（）、陈其南、萧凤霞（）、郑振满、陈春声、张小军、刘志伟、赵世瑜等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香港等华南地区展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学和人类学界不多见的能够和世界学术前沿对话的群体”，即“华南学派”。该学派主张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倡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树立了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典范。王铭铭的 溪村家族 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从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三个侧面展示了一个闽南村庄的历史变迁。他通过对溪村汉人宗族社会的考察，一方面把村落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充实村落的历史，另一方面把地方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超越村落的空间，提出了“在结构的研究中包容历史过程的观点”。此后，他继续统合历史进程、国家与社会两个逻辑纬度，进一步提出“小地方与大社会”的模式。阎云翔的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关注在中国历经巨大变化的 年里，村民的道德世界、私人生活、家庭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在持续的社会变化中如何参与创造了地方的历史。他以个人的心理及行为方式为切入点，通过家庭财产分割、老人赡养等问题反思青年一代传统伦理及家庭观念的衰落，提出在政策的影响下，一些青年很可能由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体转变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无道德的个人。发展的趋势：乡村转型研究 世纪 年代以来，现代农业生产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到乡村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大量农民涌向城市，“钟摆式”地往返于城乡，对乡村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乡村转型集中地体现在乡村都市化。乡村都市申玲玲/中国乡村人类学百年陈彪：乡土情结与振兴乡村：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进路与展望，广西民族研究，年第期，第 页。杨小柳、何星亮：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百年变迁 周大鸣 凤凰村的变迁评介，民族研究，年第期，第 页。王学典：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年第 期。王铭铭：社区的历程 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第页。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 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年第期，第 页。化意味着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的过程，带来乡村生计模式、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的转变。周大鸣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都市化进程分为村落的“集镇化”、集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大中城市的“国际化”，前二者属于乡村都市化的范畴。都市化的过程出现村落数量锐减、村落空心化、乡村传统文化衰落等问题，李培林通过对广州 多个“城中村”的调查，强调当地土地崇拜与工商精神并存、传统乡土民情及非正式制度依然有效等现象，得出农民的终结并不等同于村落终结的结论。乡村治理方面，学者普遍赞同要以农民为中心、以服务农民为目的促进农民再组织化，发挥民间信仰、村规民约等非正式社会规范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技术治理成为新的热点。借助“数字下乡”等外源性力量来赋能农民、农村和农业，激发基层社会内在活力，使其与治理主体形成有效对接，将成为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焦点。另外，乡村旅游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乡村传统的生计模式，旅游兴盛地区农户由农业生计方式向旅游经营主导生计转型，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农户生计环境，但也对当地社会及生态系统形成全面冲击。不少学者提倡要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旅游引导下的乡村城镇化是一种新的城镇化模式。三、研究展望纵观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百年历史，世纪初“衰败”“落后”的乡村被当成中国的缩影进入西方学者视野，他们猎奇般地对中国乡村展开全方位的调查。而中国本土学者为“救亡图存”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同乡村紧密结合起来。世纪 至 年代，以燕京学子为代表的大批学者将乡村视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关键所在，创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社区研究范式，使“社会学中国化”初见成效。丰富的研究成果使中国乡村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弗里德曼的家族与宗族研究范式、施坚雅的经济与市场研究范式、以中国台湾祭祀圈为代表的信仰与宗教研究范式、杜赞奇的国家与地方研究范式使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世纪 年代人类学学科重建后，国内学者不再将村庄当作中国的缩影，而是不断从空间、时间、发展趋势等方面扩展、深化乡村区域研究、变迁研究和转型研究，使中国乡村人类学蓬勃发展。进入 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中国的乡村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掀起了乡村建设和乡村研究的新浪潮。扎根田野、“自下而上”关怀乡土社会的人类学肩负重要使命，如何进一步发掘乡村文化内涵及文化价值，提升文化自信？如何更好地赋能乡村，激活乡村活力？如何使人类学学科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这些都要求中国人类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继续探索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路径。第一，研究方法的拓展。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的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周大鸣：人口密集型乡村的经济发展之路 以潮州归湖镇凤凰村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社会科学战线，年第期，第 页。李培林：村落的终结 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年。李秀艳：创新农村社会治理 促进农民再组织，人民论坛，年第 期，第 页。罗彩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资源结构与整合逻辑 以马关县马洒村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李友梅：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年第 期，第 页。陈佳、张丽琼、杨新军等：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 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地理研究，年第期，第 页。蔡晶晶、吴希：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 基于社会一生态耦合分析视角，农业现代化研究，年第期，第 页。黄震方、陆林、苏勤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地理研究，年第期，第 页。方法一直在微观与宏观、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备受争议，布洛维（）等人推崇和实践的扩展拓展个案法为处理这两对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选择。它将社会处境当作经验考察的对象，尝试理解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所形塑。在乡村个案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既要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来突出个案的特殊性与深度，又要善于将其特殊性置于宏观的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和理解。第二，研究视野的拓展。中国人类学长期以来钟情于乡村社区或小型区域，导致研究者多成为“村落专家”。因此，人类学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微观村落研究、中观族群与区域研究和宏观跨文化比较研究。乡村人类学应更加注重跨区域、跨国、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更好地把握乡村发展动态，全面而深入地呈现新时期乡村社会文化转型特点与发展趋势。第三，研究方向的拓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先相对静态的村落及其社会文化已在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和外界产生互动和碰撞，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及其育化的人在互动和游移中面临诸多挑战。近年 来 在 互 联 网 飞 速 发 展 下 产 生 的“淘 宝村”，其村落社会空间迅速重构，村民新的生计模式呈现出自发性、多元性与科技性的特点。人类学需进一步挖掘现代技术如何与乡村文化结合并发生涵化、人类学传统民族志如何介入乡村互联网的虚拟生活与生计空间等问题。第四，重视应用研究。“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先生一生追求的理想。从早期的江村经济研究，到后来的云南三村调查，再到改革开放后基于小城镇研究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概念，费老用毕生的学术经历阐释了如何在实践中探寻真知，用真知反馈社会的人生哲理。因此，乡村人类学研究也应该注重应用层面，为乡村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责任编辑李青蓓申玲玲/中国乡村人类学百年周大鸣：“凤凰村”与“江村”之比较及其对人类学村落研究的贡献，社会学评论，年第期，第 页。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年第期，第 页。周大鸣、向璐：社会空间视角下“淘宝村”的生计模式转型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