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高层次语言学人才培养改革的若干设想_徐杰.pdf

粤港澳大湾区高层次语言学人才培养改革的若干设想徐杰(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相对于金融湾区纽约、科技湾区旧金山、产业湾区东京，新兴的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它几乎集其他三大湾区所长于一身，它既是金融湾区，也是科技湾区，更是产业湾区;其次体现在它在行政、司法、经济、货币乃至语言文化等方面具有多样性。以语言为例，且不说香港通行“两文三语”，澳门通行“三文四语”，就说大湾区内的广东九市，也是中国大陆地区方言和地域文化最为多样、最为丰富的地区，没有之一。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跟逐渐普及的普通话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分工并存，各显异彩、各领一片天地。如此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对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既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同时又蕴含着多方面的机遇。在这些独特的挑战和机遇面前，高层次语言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体制和模式可以而且应该在粤港澳大湾区率先有所作为，其中某些创新性设想可以先行先试。一、率先提升大湾区语言学学科地位中外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工具性”“描写性”和“解释性”三个历史阶段。所谓工具性阶段，是指传统语文研究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研究语言文字为其他学科服务。比如中国传统语文学就是以汉字为中心的三门“小学”:研究字音的音韵学，主要为吟诵古代诗词服务;研究字义的训诂学，主要为读懂古书服务;研究字形的文字学，主要为文献和考古服务。语言研究到了近代才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亦即为理解语言本身的性质而研究语言。获得独立地位后的语言学早期重在描写，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当代语言学是在描写的基础上聚焦解释，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前者即为现代描写语言学，后者即为当代解释语言学。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学科设置，应该准确地把握学科发展脉络，并根据学科本身发展和社会经济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和优化。目前学科分类体系的一级学科名单中，我们找不到语言学的身影。与语言学相关的有两个一级学科，一个是“中国语言文学”，另一个是“外国语言文学”，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下面分设有“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样的学科设置，背后的学术理念正是把语言学研究当作依附于文学等其他学科的服务型学术领域来看待的，停留在工具性语言学阶段，显然是不可能适应学科发展、不可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正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学科分类中语言学不是一级学科，我们只好把跟语言学相关的学科和专业权宜之计般地放在中文系和外文系。这种状况极大地制约了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现有的中文专业或外文专业课程已经很难满足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科学生的知识需求。现代语言学学科培养的人才毕业后有的从事科学研究，有的为社会大众提供各类专业服务。前者对语言学的专业训练要求更加专门化，应开设句法学、形态学、音系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语言学核心课程，但这些核心课程在现在的中文专业或外文专业课程表中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立身之处。后者则应着眼于应用语言学知识和相应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涉及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应用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临床医学等领域，而这些课程更是不可能在中文系和外文系开设的。所以，要突破现有学科设14置和课程体系的束缚，建立一套独立的知识和能力训练方案，是语言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语言学界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就此举办过多场规模不等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且已形成了初步的共识。那就是在保留原“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的前提下，增设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语言学”，并在这个新的一级学科下面设立包括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工程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句法学、词汇学、语音学、辞书学、文字学等数个二级学科。而如此美好的制度设计之所以迄今没有落地，主要是因为反对意见认为语言跟文学关系密切，二者不应分家。而此类异议的学理基础显然是前述工具语言学，就是语言研究要为文学服务，甚至只为文学服务。诚然，语言确实跟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但是这两个学科只是交叉关系。语言学研究不仅可以为文学研究作出贡献，它还能为其他许多学科作出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今日之语言学除了要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多个学科作出贡献外，还有自身独立而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理解语言规则，认识语言机制，解释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预测语言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让语言学作为二级学科分别寄生在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框架下，那么是不可能让它得到充分施展和快速发展的。令人欣慰的是，语言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尤其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已经分别设立了此类学系，有的直接称语言学系，有的称语言学与现代语言系，还有的称翻译及语言学系，并且相应地设立了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各级学位课程，这等于给予了语言学事实上的一级学科地位。澳门大学虽然尚未设立语言学系，但是成立了语言学研究中心，借以协调校内语言学领域内的学位课程，整合相关研究力量，推动跨语种的语言学研究与教学。澳门通行多种语言，并存着多种文化，拥有独特的城市气质和文化禀赋，素享“多元文化的鲜活博物馆”和“多种语言的天然实验室”之名，是研究语言接触与变异、不同语言相互影响与融合的难得场所。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语言学学科地位问题仅仅在港澳地区得到解决还不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地区也可以进行与时俱进的学科调整，先试先行。具体做法可以是: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语言学学术力量较强的高校，率先设置语言学系，并相应地设置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学位课程。当然，设置新的语言学系和新的语言学一级学科后，基本不动原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只是对其二级学科进行有限的调整，比如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保留“汉语言文字学”，但是不必保留“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进行跨语种协同整合，尤其是要拆除汉语、民族语言和外国语之间人为设置的学科障碍。这样一来，整个语言学科在崭新的平台上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发展前景。二、率先在语言学人才培养中注入新文科理念粤港澳大湾区高层次语言学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创新应搭乘新文科理念和计划的顺风车。“新文科”这个概念最近才突然热络起来，特别引人关注。当然不同的人对这个新概念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概念的提出跟已经存在多年的“新工科”有关。新工科当然是相对于旧工科或者传统工科而言的，说的都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不同范式。传统工科跟其他传统学科一样，其教学和24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研究都是从学理入手的，首先是系统地通过教科书掌握基础理论，然后再推到应用领域，看看哪些基础理论和前沿发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而所谓的新工科则是从问题入手，或者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痛点入手，首先识别和圈定问题，再去找寻解决办法，在找办法的过程中无疑要吸收前人智慧结晶，对接前人的相关成果。就此而言，不管新旧，工科都是要打通学理和问题之间的链接，区别只是在于二者的入口不同。旧工科从学理入口，对接问题，新工科反其道而行之，从问题入手，对接学理。显而易见，新旧工科虽然入口殊途，最终仍是同归的。这一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莫过于香港科技大学分设于香港清水湾和广州南沙的两个校区了。该校管理层明确表示，两个校区要错位发展，学科设置要尽可能避免重复。怎么错位发展呢?香港校区是旧工科，设置了以理工科为核心的四大传统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22 年 9 月 1 日开始投入使用的广州校区称要发展新工科，定位就是问题入口、问题导向，干脆就不设置学院了，直接针对“问题”设立了四大“学域”，又称“枢纽”:功能学域、信息学域、系统学域和社会学域。这真是个有特色的办法。扑面而来的新文科新风尚已经刮到了语言学领域，应该很快就会出现旧语言学与新语言学之分。二者也一定是入口不同，殊途同归。这里我想强调以下两点。第一，学理和问题的对接是检验和衡量学术研究乃至高等教育的最重要标尺。如果不能实现二者的有机对接，不管从哪个入口进来，都走不远、爬不高，发展前景就会严重受限。一方面，从学理入口当然是可以的，那就是首先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前人理论。但是决不可就此满足，要主动对接语言和语用运用中的问题和痛点，用理论工具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痛点，并在解决的过程中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去反哺、发展、延伸、修正甚至推翻那些理论。另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也可以从问题入口，首先从人类语言活动中识别和定位出问题和痛点，可以是理论问题，也可以是实践问题。之后再主动对接语言学的学理，充分吸收、主动善用古今中外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的学术成果和智慧结晶，以求解决我们的问题和痛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工具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自己造一个理论出来，直接进行理论创新。从问题入口后，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积极主动地跟学理对接。地球上已经架起那么多美轮美奂的桥梁，聪明的我们能用则用，不必时时事事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定要善用前人理论工具，只有这样，才可能事半功倍、稳步前行。第二，跨学科属性对包括新语言学在内的新文科来说是自然发展和天经地义的，或者说是理所应当和顺理成章的。之所以说从问题入口跨学科对新语言学来说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社会问题、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等等一定会涉及到不同学科的学理。传统语言学从学科入口，自然只聚焦于语言现象中跟自己学科甚至自己分支学科有关的方面，有意无意地排除它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属性。这样做利弊兼有。利的方面是可以对语言某个方面的属性进行精细归纳概括，弊端是人为割裂了语言不同属性之间的有机联系。新文科理念下我们如果从问题入口，就可以将学科划界暂时搁置一边，聚焦问题，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学术研究就跟到哪里，学科建设就跟到哪里。解决问题需要多少学科就整合多少学科。面对重要问题，我们可以集合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一起协同创新，攻艰克难。新旧文科，入口不同，殊途同归，各有其长，相得益彰，毫无矛盾，不可偏废。旧文科不应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排斥新文科，甚至贬低新文科;新文科也不应自以为新，否定旧文科的基础地位和支撑作用，蔑视旧文科所代表的34粤港澳大湾区语言学人才培养:优势与挑战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学术结晶。喜新当然无妨，厌旧大可不必。国际上新工科的概念和实践虽然已经风行几十年，但是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等人类壮举，基本上仍是旧工科干出来的，首先是靠数理化测算出来的，新工科出来后只是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补充。卓有成效的新工科尚且如此，刚刚提上议事日程的新文科更应该是这样。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样例丰富，双语多语同一社区并存，痛点明显，问题突出，注入问题导向的新文科理念更有用武之地。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文科之风也能给高层次语言学人才的培养带来新机遇和新气象，整个语言学学科的创新发展也必将由此获得强大的动能和旺盛的生命力。三、为高层次语言学人才创造更多发展机遇在社会需求和职业选择日趋多元的今天，为了让高层次语言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事业后继有力，我们还需要打开思路、开拓创新，为高层次语言学人才创造更多的就业渠道和事业发展平台，决不可让他们的事业发展局限于文化教育、新闻传播等传统的狭窄领域，要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职业增长点。我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做好个体语言规划与咨询。语言是我们人类离不了的唯一思维平台、主要交际工具以及族群认同和感情寄托的重要文化符号。语言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体现的是核心竞争力。语言是人们获取知识、消化知识、整合知识、创新知识等智能活动的平台和依托。语言能力强，其他能力弱不到哪里去;语言能力弱，其他能力强不到哪里去。现代人所谓的4C 核心能力 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批判性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以及创新能力(creativity)，或直接，或间接，无一不跟语言能力密切相关。语言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语言既可以是宝贵的资源，如果管理不好的话也极有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在多方言和多语言成为社会新常态的今天，个人的语言取舍和应用存在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会说家乡话，要不要学普通话?会说民族语言，要不要学外语?学了普通话，学了外语，本民族语言、家乡话怎么办呢?真的需要留住方言留住根?外语学哪一种比较好?学到什么程度才叫好?学多少个语种才叫够?出现冲突时，是迁就单一语言的水平，还是让位语种数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跟语言扯上关系的烦恼和纠结统称为“语言烦恼综合症”。有趣的是，语言烦恼综合症是现代城里人的富贵病，几乎跟体重超标和尿酸过高等富贵病发生于同一时空。对于这些语言问题的回答、语言痛点的解决，语言学家或者语言工作者原本应该当仁不让，可惜的是这些问题长期处于语言学家的盲点，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大家更关心的一直是群体层面的，也就是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语言规划，包括推广普通话的效果、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方言保护等大问题。我们认为个体层面的语言规划、家庭语言咨询服务，完全可以成为语言学人才的一个崭新职业选择，前景广阔，就跟投资理财一样，看似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专业的投资顾问和理财经理可以为普罗大众提供难以企及的专业服务。二是做好语言障碍筛查与治疗。语言能力重要，但是，社区中很多人存在各种各样的语言病症和语言障碍，且长期得不到识别、重视和治疗。在这个方面，当代语言学高层次人才可以大显身手。高校的语言学系可以开设此领域的学位课程，给予学生系统完整的语言治疗训练。他们毕业后走向社会，定能针对此一社会痛点施展专长，服务大众，贡献社会，同时实现自身的人生理想与社会价值。44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