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_田沛玉.pdf

收稿日期:2022 09 21;修订日期:2022 11 25作者简介:田沛玉(1998)，女，硕士研究生，从事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111799010)。*通信作者:武荣伟(1989)，男，博士，讲师，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E mail:wurongwei16 mails ucas ac cn。第 41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江西科学JIANGXISCIENCEVol 41 No 1Feb 2023doi:1013990/j issn1001 3679 202301018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田沛玉，谭熙悦，黄春梅，武荣伟*(重庆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00067，重庆)摘要: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文物保护单位是文化遗产中的杰出代表。以长江上游地区国家级及省级共 2 600 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算、重心迁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基于 20 km 20 km 的均匀网格，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索其空间关联模式及影响空间分布的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上游地区的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主要集中在宋元以后的 3 个时期中;2)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江上游地区整体呈现东密西疏、连片分布的空间特征;无论是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不同类型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都存在高度集聚性;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关联模式以 H H 型为主;最后，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重心迁移均集中在四川盆地，迁移距离呈波动变化趋势;3)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 8 个变量共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按因子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是年末人口数、地区 GDP、公路里程、海拔、19561992 年平均降水量、河网密度、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坡度，位于前 3 的人文因素指标更具解释力，即人口密度越大、地区 GDP 越高、交通越便捷的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数量越多。关键词: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影响因素;长江上游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3679(2023)01 101 11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Upper eaches of the Yangtze iverTIAN Peiyu，TAN Xiyue，HUANG Chunmei，WU ongwei*(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400067，Chongqing，PC)Abstract: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e，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a total of 2 600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cultural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s research objects，the spatio tem-poral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units are studied by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nu-clear density estimation，gravity center migration and other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and based onthe 20 km 20 km uniform grid，ESDA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irspatial correlation patterns and factors affect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perienced a long time，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three periods after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2)Firstly，the units of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s a whole present the spatialcharacteristics of east west sparse and contiguous distribution;Secondly，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of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units is highly concentrated Moreover，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hasa stro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it s significant areas are mainly H H types;and finally，the trans-fer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is concentrated in Sichuan Basin，and the migration distance shows a fluc-tuating trend;3)A total of 8 variables，of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affe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the units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among which the indicators of human factors are more explana-toryKey words: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 factor;the upper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0引言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蕴含了华夏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文物保护单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随着国人对文物保护认识的日益增强，国家越发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许多文物遗产相继被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 1961 年起，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 8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达 5 170 处。伴随着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增加，分层保护体制日益健全，已构建了包含国家级、省级、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级和县(县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体系。同时，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依托文物保护单位，充分活化文化资源，提高文物资源综合利用率，可以增强文物价值的生命力。然而，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具有显著的非均衡特征，这对文物资源的活化利用、区域协同保护等提出了挑战。当前，部分地区存在文物保护单位知名度有限、保护不到位、活化开发利用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整理文物保护单位的基本信息与空间坐标，科学分析并揭示其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并加强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价值与功能充分开发。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较多地从历史、考古、建筑、旅游等角度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展开研究1 4。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文物保护具有重要价值，众多学者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田小波等(2021)对历史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发现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是自然指向性规律和人文指向性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5。部分学者以文物保护单位的子类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涵盖古建筑、红色革命遗址等6 7。已有研究对于理解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特征、资源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展:1)从研究对象上看，已有研究多注重于对全国范围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分析，对各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注不足，少数对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分析集中于京津冀、湖北、江西等个别省份8 10;2)从研究尺度选取上看，多以行政区划为主，以流域单元为切入视角的并不多见;3)针对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因素进行分析时，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刻画相对欠缺，少数对于文物保护单位影响因素的探究以行政单元为主，解释力受限11。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时期环境、文化、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从流域视角出发，对其展开研究:一方面可以突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更便于开展人与自然的耦合研究。从自然地理单元出发解析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组织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体现区域内部的人地系统特色。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首先收集长江上游地区国家级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通过百度坐标拾取器获取其具体位置，从流域的视角入手，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数据库;其次采用最邻近指数分析、核密度分析、重心迁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最后，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因子及其进行交互探测。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开发策略。长江上游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从发源地到湖北省宜昌，全长 4 511 km，长江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等多省市。这里201江西科学2023 年第 41 卷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区域。自古以来，长江上游流域滋孕出了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等区域性历史文化12。截至 2022 年，长江上游地区共有国家级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600 个。其中，四川省有 1 449 个、重庆市有 466 个、贵州省有 384 个、云南省有 238 个、青海省有 47 个、西藏自治区有 16 个。图 1区位图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1 1数据来源及整理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本文选取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 2 类共 8 个具体变量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影响因子(表 1)。自然环境类因素包含海拔、坡度、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年降水量、河网密度。其中，海拔、坡度是区域地貌形态的表现指标，可对历史时期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NDVI是生态环境指标，通过比较其指数大小可以判断该地的生态环境状况如何。多年平均降水量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一地的气候状况，长江上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牧区，其农业种植和牧业生产均离不开降水资源。河网密度是河流水系指标，河流流经的地区通常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频繁之地，因此留存的文化遗迹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社会经济类因素包含地区 GDP、年末人口数和公路里程3 个指标。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规模为区域文化遗产的形成、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前提性条件，分别以地区 GDP 和年末人口数作为量化指标。另外，交通也是衡量区位条件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文化跨区交流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当今中国大多数公路交通是在历史大道或驿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文以公路里程作为其量化表征。将每个格网中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作为因变量，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 2 类 8 个具体指标作为自变量，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布局的因素。表 1数据来源及整理自变量因素指标来源X1海拔/kmX2坡度/地理空间数据云X7公路里程/kmX4河网密度/kmkm2家地理信息中心X5地区 GDP/亿元X6年末人口数/人X319561992 多年平均降水量/mmX8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因变量 Y每个格 网 中 文物保护 单 位 的数量/个各省份政府网站和国家文物局1 2研究方法12 1最近邻指数本文通过计算最邻近指数来判定长江上游地区每个文物保护单位质心与其最邻近文物保护单位质心位置之间的距离，以识别其空间分布类型是离散、随机还是集聚的。该指数是根据对象点实际最邻近的距离与理论最邻近的距离之比计算得到13。=r1rE=2D r1rE=12n/A=12D(1)式中:为文物保护单位最近邻指数;r1为实际最近邻距离;rE为理论最近邻距离;n 为文物保护单位数;D 为点密度。最近邻指数有 3 种模式，即当=1 时，文物保护单位趋于空间随机分布;当 1 时，文物保护单位趋于空间离散分布;当 1 时，文物保护单位趋于空间集聚分布。12 2核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Estimation，KDE)可以清晰地反映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江上游地区的分散和集聚特征以及这种形态的变化14，其计算公式为:301第 1 期田沛玉等: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fn()x=1nhni=1kx xi()h(2)式中:k 为核的权重函数，h 为带宽，即以 x 为原点的曲面在空间上延展的宽度，h 的取值会影响到图形的光滑程度;x xi是密度估值点 x 到 xi之间的距离。1 2 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ESDA(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经典的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本文旨在用来描述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并发现异常值，揭示空间联系、簇聚以及其他异质性的空间模式15。根据分析区域范围大小可以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2 种。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采用 Moran s I 进行度量。其计算公式如下:I=nS0ninj=1Wij(xi x)(xj x)ni(xi x)2(3)式中，xi表示第 i 个空间位置上的观测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 W(n n)的元素，本文采用的是反距离权重，S0是空间权重矩阵 W 的所有元素之和。当 Moran s I 值为正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趋于空间集聚;当 Moran s I 值为负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文物保护单位趋于离散分布;当 Moran s I 值趋于 0 时，表明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呈随机排列。12 4地理探测器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异的因子，采用了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2 个模块 16。计算公式如下:q=1 1N2ni=1Ni2i(4)式中:Ni、N 分别为第 i 层区域和整个区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n 为层区域的个数;Nii2、N2分别表示第 i 层区域和整个区域文物保护单位数的方差。q 的取值范围 0，1，q 越大说明该影响因素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解释力越强。交互探测主要用来分析各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或拮抗作用，即评估影响因素(X)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强或者减弱对文物保护单位(Y)的空间解释力，或这些因素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影响是否是相互独立的。2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2 1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时期分布根据考古学、年代学研究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文物保护单位所处的年代划分为史前、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代以来 8 个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按申报名录规范，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 6 类。长江上游地区的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文物资源遗留在各时期中。从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变化特征看(图 2)，史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总体趋势是除秦汉时期外均趋于下降，秦汉时期数量快速增加。此后，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宋元以后的占总量的 75%，构成文物保护单位的主体，并于明清时期达到数量和增长频率的顶峰。总体而言，其数量先减少再增加，越接近现代，数量越多。由此可见，文物保护单位出现的频次与其保存程度紧密相关。由于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历史越悠久的文物越难以保存，随着时间推移，近现代文物遗迹保存的品质越高，数量越多。图 2历史时期长江上游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及频率变化从各个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型占比情况看(表 2)，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存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史前时期，古遗址类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最多，占比为 95 77%。先秦时期，古遗址和古墓葬类几乎涵盖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比重分别为 57 14%和 36 73%。秦汉时期，古遗址和古墓葬类依然占绝大多数，占比分别为 20 35%和5310%，其次是古建筑类占比为 18 58%。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类型按占比大小排序依次是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和古遗址类，其余类型均未涉及，占比分别是 46 15%、30 77%和23 08%。隋唐五代时期，石窟寺类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类的占比，达 58 03%，其次是古遗址类占401江西科学2023 年第 41 卷1813%，接着为古建筑类占比是 13 47%，合计占比达 89 63%。宋元时期的古建筑类比重相比其他时期增幅较大，占 38 61%，具有明显优势，其次为石窟寺类，比重达 28 71%。明清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达到峰值，共有 1 177 处，其中古建筑类占比最多，为 78 42%。近代以来，几乎全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古建筑类型。表 2长江上游地区不同历史时期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类型数量及占比时期古遗址(处)/%古墓葬(处)/%古建筑(处)/%石窟寺及石刻(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处)/%其他(处)/%总计/处史前时期68(9577)1(1 41)2(2 82)71先秦时期28(5714)18(3673)2(4 08)1(2 04)49秦汉时期23(2035)60(5310)21(18 58)7(6 20)2(1 77)113魏晋南北朝时期3(23 08)6(46 15)4(30 77)13隋唐五代35(1813)10(5 18)26(13 47)112(58 03)1(0 52)9(4 66)193宋元时期34(1683)29(1436)78(38 61)58(28 71)2(0 99)1(0 50)202明清时期53(4 50)72(6 12)923(78 42)71(6 03)48(4 08)10(0 85)1 177近代以来1(013)11(1 41)4(0 51)762(97 44)4(0 51)782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尺度看(表 3)，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显著的时期特征。古遗址类在史前时期占比最高，达 27 76%，其次为明清时期的 21 63%，隋唐五代的 14 29%和宋元时期的1388%，4 个时期的古遗址数量占此类文物总量的 77 56%。古墓葬类以明清、秦汉、宋元及先秦时期为最多，分别为 36 92%、30 77%、14 87%和 9 23%，合计占 91 79%。古建筑类的数量分布高度集中于明清及宋元时期，分别为 87 16%和 7 37%，合计占比 94 53%。石窟寺及石刻类以隋唐五代、明清、宋元时期占比最高，分别占43 24%、27 41%、22 39%，合计达 93 04%。近代以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占绝大多数。其他类主要见于明清时期、隋唐五代和近代以来，其共占总量的 79 3%。表 3长江上游地区不同类型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阶段数量及占比时期古遗址(处)/%古墓葬(处)/%古建筑(处)/%石窟寺及石刻(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处)/%其他(处)/%史前时期68(2776)1(0 39)2(6 90)先秦时期28(1143)18(9 23)2(0 77)1(3 45)秦汉时期23(9 39)60(3077)21(1 98)7(2 70)2(6 90)魏晋南北朝时期3(1 22)6(3 08)4(1 54)隋唐五代35(1429)10(5 13)26(2 46)112(43 24)1(0 12)9(31 03)宋元时期34(1388)29(1487)78(7 37)58(22 39)2(0 25)1(3 45)明清时期53(2163)72(36 92)923(87 16)71(27 41)48(5 90)10(34 48)近代以来1(0 41)11(1 04)4(1 54)762(93 73)4(13 79)总计(处)2451951059259813292 2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2 2 1空间集聚特征由表 4 可知，总来来看，文物保护单位的平均观测距离小于预测平均距离，最近邻比率 值为 0 42 1，Z 值得分为 56 34，501第 1 期田沛玉等: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表明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整体上呈现集聚分布。此外，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高度集聚。除魏晋南北朝时期外，从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江上游地区基本均呈集聚型分布。其中，由史前时期到秦汉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最近邻比率 值从0 68 降到了0 52 又升到了 0 72，表明其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先增加再减弱。由魏晋南北朝到近代以来，最近邻比率则从1 41 降低到 0 43，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江上游地区的空间分布趋势由离散变向集聚，尤其是近代以来，空间集聚度处于 8 个细分历史时期的最高水平。表 4长江上游地区不同时期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最近邻分析文保时期平均观测距离/m预测平均距离/m最近邻比率 Z 值集聚排序总体5 492 7713 002 310 4256 34史前时期48 833 4371 588 940 685 126先秦时期40 265 6077 584 840 526 444秦汉时期24 916 4934 722 250 725 747魏晋南北朝107 778 2576 625 401 412 808隋唐五代20 355 1142 863 920 4713 962宋元时期23 578 6944 743 830 5312 865明清时期8 801 8517 173 510 5131 993近代以来9 858 4523 175 990 4330 7412 2 2空间密度特征如图 3(a)所示，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江上游地区整体上呈现东密西疏、连片分布的空间特征。从东西分布来看，川渝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较高，云贵地区空间密度次之，青海西藏等地区空间密度较低。川渝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类型丰富且数量多，从史前到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均有广泛分布。而青藏等地区由于地形复杂、人口稀疏等，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密度较低。从连片分布看，核心区主要分布于四川中东部(成都、自贡、巴中、内江、南充、广安、遂宁等)、重庆主城区、贵州中部及东部(贵阳、安顺、遵义、铜仁等)和云南中部及北部(昆明、玉溪、大理等)四大片区。川渝地区是巴蜀文化的发祥地，巴蜀文化灿烂辉煌，历久弥新，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巴蜀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物遗迹。因此川渝地区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齐全:古遗址、古墓葬、石刻造像、寺观祠庙、会馆、民居、名人故居、手工业作坊、近现代史迹等文物保护单位遗存丰富。而云贵地区是夜郎文化、滇文化等的发源地，历史悠久，区内留有诸多古遗址、古墓葬、古崖画、青铜文物等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从细分时期来看，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区数量由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呈现波动变化的发展特征，但大体都集中分布在东部区域。1)史前时期(图 3(b)文物保护单位核心区主要有四川中东部、重庆主城区及渝西、渝东北、贵州大部分区域和云南中部 5 个。这一时期人们的居住方式以穴居为主，因此在选址时多靠近山地区域。另外，史前文化主要分布在以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营盘山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2)先秦时期(图 3(c)核心区则呈现点状增加趋势，增加了如四川中部及南部、青海南部等地区，随着历史变迁，长江上游流域人类文明发展区域的不断扩充，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范围也愈发广泛。3)秦汉时期(图 3(d)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区集聚分布于四川中东部、渝西、渝东北和贵州中西部。该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西南夷”地区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规划和发展，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民族治理思想和政策17。这一举措，有助于加强北方汉族与西南地601江西科学2023 年第 41 卷区各少数民族的联系，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米仓古道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4)魏晋南北朝时期(图 3(e)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区分布则更加广泛，增加了贵州中部及云贵川交界区等地，该时期北部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战事不断，北人南迁以促进民族融合，人们内心追求平静、祥和的大同世界，便为长江上游地区留存下众多古墓葬、石窟寺等文物遗址。5)隋唐五代时期(图 3(f)的核心区集中在四川中东部及云南北部少数地区。隋唐五代一共380 多年的历史。在这近 400 年间，巴蜀战争较少，社会安定，并且地处长江上游，自然条件优越，使巴蜀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因此，隋唐五代成为巴蜀的繁荣期。6)宋元时期(图 3(g)的核心区也较为集中，主要分布于云南中东部、青海南部、贵州东部及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主城区及渝西等地区，其中，川渝地区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主导地位。例如大足石刻是该时期石窟艺术的典范之作，它代表了公元 913 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极高水准。7)明清时期(图 3(h)核心区集中于川渝地区、云南中部及北部、贵州中部及北部等地区，逐步遍及更广的区域。明清时期商业的崛起为这些区域留下众多古城、寺院、庙宇、牌坊等文物遗址，这与当地的制度政策、民俗信仰等有一定联系。8)近代以来(图 3(i)核心区分布呈现核心向边缘扩散的形式，即从重庆主城区向贵州中部、北部和东部扩散。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分布区与中国革命活动的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地区不是革命事件发生的地方，就是革命活动集中的地方。图 3长江上游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密度图22 3重心转移分析利用重心迁移模型分析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重心的转移轨迹和移动距离，8 个时期呈现西北东南西西北东南东南东南的转移趋势(图 4)。史前时期文物保护单位重心在宜宾市翠屏区，先秦时期转移至西北的自贡市荣县，秦汉时期移至东南的渝西荣昌区，魏晋南北朝时期沿西北移 24 km 至内江市，隋唐五代时期南移 121 km 至眉山市境内，宋元时期重回内江市，明清时期沿东南移 15 km，近代以来继续向东南移回渝西荣昌区。8 个时期重心共移动 540 77 km。由此可见，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川渝地区亦是如此，尤其从隋唐五代时期以后，该特征表现得愈加突出18。图 4长江上游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心迁移图2 2 4空间关联分析运用 ArcGIS10 6 创建渔网工具，构建以长江上游地区为范围的 20 km 20 km 的均匀网格(共 3 343 个)，每个网格作为一个评价单元(图 5)。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对流域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空间关联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0 34 0，Z Score=28 22 1 96，P Score=0 00 0 05，表明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具有很强的空间自相关，即不同文物之间分布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关联性。局部自相关 Morans I 指数将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分为 H H(高高)、H L(高低)、L H(低高)、L L(低低)4 种类型，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显著区域包括 H H、H L、L H 3 种类型。H H 型表示流域内某一网格单元及其周围网格单元内文物保护单位数目都相对较多，表现701第 1 期田沛玉等: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出空间关联上的集聚效应。H H 型网格单元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核心区包括成都市、渝西和重庆主城区，其之间形成大规模片区，而在云贵地区分布极少，青藏地区均未分布。H L 型表示流域内某一网格单元内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较高，但其周围网格单元数量较低。H L 型网格单元分布范围最广，但在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之间呈小规模点状分布，数量较少。在川西地区和青海、四川与西藏自治区交界之处形成较大规模片区，其分布在以西藏昌都市、迪庆州和四川阿坝州、甘孜州等地为中心并向周围果洛州、凉山州等毗邻城市辐射的区域，各片区之间形成良好的相互作用。L H 型表示单元网格内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与地域周围空间网格单元，在空间关联中属于过渡区。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 L H 型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四川中部、东部和川渝交界处。L H 型聚集区总量较小，主要分布在 H H 型聚集区附近，与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数量较多的网格单元相关性较小。总的来说，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型为主，H H 型网格单元占 59 3%，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H L 型与 L H 型网格单元共占局部空间自相关显著区域的407%，分布相对分散，空间异质性较弱 19。图 5长江上游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3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因素3 1因子探测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 8 个变量进行探测分析(表 5)，可以发现:第 1，所有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 8 个变量共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自然要素奠定了文保单位分布的基本格局。1)海拔因素在自然环境类要素里解释力最强(q=0 219)，除史前时期外，文物保护单位均主要集聚分布在四川盆地区域内部，这是海拔要素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强烈塑造的体现。即海拔越适宜的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数量就越多;海拔越不适宜的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数量就越少，这进一步体现了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2)多年平均降水量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解释力也较强。古代社会农业生产力较低，农业发展受自然环境的严重制约，因此降雨量通过影响农业经济发展而影响人类的空间分布，进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即多年平均降水量越多的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数量就越多;3)河网密度的解释力比海拔和年均降雨量低一些，虽然长江流域的水系丰富，有众多支流，但若在海拔不适宜且河网多的地区，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因而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数量也就较少;4)NDVI 和坡度的 q 值较小，表明地表植被和坡度大小对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产生的影响不大。表 5长江上游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影响因素q 值p 值影响程度排序海拔0 21904坡度0 0360819561992 年多年降水量0 13805河网密度0 10606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0 06407地区 GDP0 23902年末人口数0 34501公路里程0 22403第 2，社会经济类指标的解释力整体强于自然环境类指标。因子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是年末人口数、地区 GDP、公路里程、海拔、19561992 年多年降水量、河网密度、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坡度。很明显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是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空间特征的形成主因，具体地:1)年末人口数是所有因子中最具解释力的变量。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双重影响，几千年来，地形地貌、海拔、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始终是人口分布格局的重要基础，人口分布格801江西科学2023 年第 41 卷局具有典型的稳定性20 23。因此，纵观历史发展长河，人口密度越高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数量越多;2)地区 GDP 变量也是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子。一方面，从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角度来看，在现行的保护机制下，保护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相对于经济落后的地区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文物保护资金更多，自然拥有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更多;另一方面，从文物保护单位的开发角度来看，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要能够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才能进一步促进文物的保护;3)交通的发展状况能映射出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的前进。交通便利的区域，其经济较发达，人类活动频繁，文明程度较高，自然会留存下更多的文化遗产。3 2交互探测交互作用探测的目的在于探测出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或拮抗作用。表 6 表明，影响长江上游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因素两两交互作用后主要表现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两种类型，尚未出现减弱和独立型关系。其中，双因子增强关系的因素组合占多数，即解释力比两者单独起作用时的解释力都大;非线性增强关系共有8 对因素组合，即因素两两交互后解释力均大于其单独作用之和，因子解释力增加得更为明显。这说明，任意 2 个因素交互后的解释力要强于各因子自身的解释力，也就是说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受到各个维度影响因素的共同制约24。表 6长江上游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交互探测X1X2X3X4X5X6X7X8X10 219X20 3040 036X30 2290 2820 138X40 2860 1910 2390 106X50 3170 2740 2790 3090 239X60 3780 3660 3590 3900 3660 345X70 3120 2860 2800 2900 3310 3890 224X80 3340 1940 2570 1530 2970 3750 2960 064注:加粗体数字表示非线性增强关系，下划线斜体表示双因子增强关系。具体阐释如下:1)海拔因子和 NDVI 因子交互作用后的因子解释力(0 334)显著大于二者因子的解释力之和。这表明，海拔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的交互作用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起协同作用，即使该区域生态环境良好，但海拔不适宜，则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数量较少;若该区域生态环境良好，且海拔适宜，则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数量较多;2)海拔因子和坡度因子交互后作用后的因子解释力(0 304)显著大于二者因子的解释力之和。这说明在分析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因素时，一般要同时考虑海拔和坡度两个因子，更加强了地形对于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即地势较平坦、坡度较缓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数量就越多。如在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在内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呈显著集聚分布;3)河网密度因子和人口密度因子交互作用后因子解释力(0 390)分别大于二者因子各自作用时的解释力，具有协同关系。也就是说，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小于 2 个因素解释力的总和，但大于每个因素单独作用时的说明力。很明显，人口密度因子作为二者的主导因子，一些区域的河网密度虽然高，但人口密度较低，那么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数量则较少;4)同样地，人口密度因子和公路里程因子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为 0 389，分别大于人口密度因子的解释力(0 345)和公路里程因子的解释力(0 224)，这说明人口密度高且交通便捷的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数量比单一交通便利区域的数量更多。以上足以证明，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时期环境、文化、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4研究结论与展望4 1结论1)从时间演变看。长江上游地区的文物保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