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理论史与中国实践_罗攀.pdf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 年月 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 理论史与中国实践罗攀 摘要博物馆在人类学学科建制之初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后则因为人类学发展重心从物质上转移而在人类学研究视野中沉寂。但博物馆展览理念变更与人类学理论更迭始终保持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许多在博物馆中展开的田野与理论论争也反向促进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因此，应重视博物馆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以外的价值。博物馆人类学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实践历程，当前在中国的博物馆中重新引入人类学视角，也会给学科与博物馆带来新的可能性。关键词博物馆人类学；展览；民族志；权力；关系 作者简介罗攀，中国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邮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人类学专业的学生翻阅学科史的时候，可能会邂逅“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这个久远的传说。传说中的一些人类学家不甚光彩，他们搜罗殖民地的宝物和标本，并回到殖民国家的博物馆中开启了分类、陈列与解释的序幕。但他们在博物馆的学术生活不甚如意，于是，又经过一段若即若离的“博物馆大学时代”（），人类学家们告别了博物馆。此后数十年，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博物馆人类学”门庭冷清，仅有少数人类学家以博物馆为对象进行过田野，或对博物馆的展览开展批评。当下，人类学专业的学生都以进行理论对话和写出深刻的民族志为目标，而不觉得身为人类学家与博物馆有什么瓜葛。人类学与博物馆在中国同样经历过亲密与疏离，当前中国的人类学者与博物馆的关系似乎更为浅薄。但在中国博物馆大发展大繁荣浪潮中，重新温习人类学的历史与经典，从中追溯人类学家与博物馆的关系，并重新认识博物馆人类学，也许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人类学者，重新发现博物馆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以外的价值，将可能提供思考人类学的新角度，突破“分支学科”的壁垒；对于博物馆从业者，或许将有助于重新理解博物馆的作用。一、“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到“博物馆人类学”解释“博物馆人类学是什么”这一问题，需要从“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这个“传说”说起。在威廉斯特蒂文特（）广为流 传 的 一 篇 文 章 人 类 学 还 需 要 博 物 馆 吗？中，他将 世纪 年代至 世纪 年代定义为“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这种划分方式在后来得到了许多著述认可，似乎“学院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的智识关系便宣告中断。人类学成为研究人类文化的专门学科，而博物馆则怀着不同的志趣，凭借其收藏品吸引观众。人类学世界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大致曾有本文根据 年 月 日在北京大学 人类学专题讲座同主题录音整理稿修订完成。威廉斯特蒂文特认为，世纪 年代至 世纪 年代之间为“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世纪 年代至 世纪 年代是重心开始向大学转移的“博物馆大学时代”，世纪 年代以后则完全以大学为主（）。，？，（）：美史蒂芬康恩：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王宇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年。三种关于“博物馆人类学”的解释。第一种，博物馆人类学一度被视为“学院人类学”以 外 的 实 践 学 科。比 如 安 娜 劳 拉 琼 斯（）在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博物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学术界的初级机构。博物馆并不被视为人类学者择业的上选，更不必说当成人类学学科训练的重要内容。在高校工作的人类学同行们认为，具有同样学术背景的博物馆策展人从事的是 不那么受人尊敬、对学术性要求不高的活动。”“博物馆人类学”被划成一个与“学院人类学”有边界的“阵营”。第二种，相关学者倾向于把博物馆视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博物馆等同于一个特殊的村落，供人类学家操演各种理论技术。甚至曾有学者将这些博物馆中的人类学家们视为“他者”，运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的观察技术进行了研究。第三种，相关学者认为博物馆人类学以博物馆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分析 世纪末至今人类学与博物馆两者专业间的互动与脉络关系；另一方面，思考包含人类学家们在博物馆的实践中所贯彻应用的人类学理论的方式。这种阐释最为常见，且照顾到了博物馆人类学的实践性与理论基础，但视博物馆为“研究对象”，也将博物馆人类学固化为一种分支或学科方向，不免减弱了博物馆在人类学历史与当下的实际影响。二、从空间开始：博物馆机构化与人类学建制重新认识博物馆与人类学的关系，也许需要回归博物馆最初形成的时期，从博物馆空间的变迁开始谈起。提及博物馆空间，我们的脑海中往往会首先浮现两种建筑类型：第一类是有宏大罗马柱的巍峨殿堂，第二类是有空旷的广场和庄严的大厅，以及有各种分隔式房间的现代建筑。这两类建筑恰好反映着博物馆最重要的两种性质：神殿和现代分类知识的殿堂。从“神殿”到“知识殿堂”这两种空间的转换是博物馆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之间沟堑产生的开端。人类学者们参与了博物馆空间的转型过程，而后空间又成为人类学家们批判的对象。“神殿”代表着博物馆最初的神圣性。自古希腊地理和历史学家斯特拉博（）所记载的亚历山大博物馆开始，到神圣场所去观望奇珍异宝，一度是人们学习自然与历史知识的重要方式。到航海时代，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成了皇家与极少数富裕家庭的时尚。一般公众仍只能在教堂或仪式场合远距离观看，在仪式背景下获得的知识就显得愈发庄严神圣。“现代分类知识殿堂”图景来源于 世纪上半叶。当珍宝被大量搜罗到殖民国家，形成有收藏体系的空间，现代机构意义上的“博物馆”开始出现，并伴随着一系列成规模的重大社会与知识的变迁。文学与哲学领域留存了许多对新型博物馆的观感，“神圣”或“仪式感”几乎是包揽了最初印象的关键词。哲学家阿多诺（）对博物馆印象的描述在人类学与博物馆研究领域很有存在感，他曾激烈地指出，即便收藏之地已经是另行选择的世俗建筑，但空间氛围与身体控制却把神圣感扭曲成了另一种敬畏，比如进入卢浮宫的行为规范：收走手杖，不让吸烟，让身体迅速感受到了君权式的权罗攀/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 ，（）：美迈克尔埃姆斯：博物馆、公众与人类学 博物馆人类学论集，尹凯译，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第 页。，（：，）；桂榕认为博物馆人类学可以定义为在博物馆中实践的人类学，或者是关于博物馆的人类学。这两个方面有重合的地方，前者包括了人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以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为主；后者是博物馆学（）或博物馆研究（）的新领域。这与第三种说法类似。参见桂榕：博物馆人类学刍议，青海民族研究，年第期，第页。美赫尔曼奥古斯特哈根：博物馆起源和发展史，路旦俊译，载于 美休吉诺韦斯、美玛丽安妮安德烈：博物馆起源：早期博物馆史和博物馆理念读本，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页。中国的各种庙宇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收藏和展示的作用，但一般习惯于用 世纪左右欧洲形成的现代博物馆当成目前各类博物馆的前身，所以一般不大会有“庙宇”这种建筑空间进入我们想象范围。力侵袭。早期博物馆建筑有其场所本身的神秘与庄严，现代博物馆的仪式感则实属有意为之，人类学者也参与了建构空间的过程。例如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兹博厄斯（）身为策展人时，也曾经坚持要保持博物馆的适当气氛：大厅里的“一切都应该经过精心布置，凸显出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庄重与孤高”，不能扰乱了那种最适合把博物馆所代表的思想带回家的思想状态。后来维克多特纳（）将参观行为前空间氛围的营造类比为仪式中的阈限（）。卡罗尔 邓肯（）沿用这一概念指出：博物馆长期以来从过去的纪念仪式建筑中借鉴建筑形式，罗马柱、雕塑等都是有意为之，博物馆是一个为仪式感而设的特殊仪式空间，而其目的是让知识产生更高的效力。这一做法显然效果卓著。邓肯卡梅隆（）指出：在神庙般的博物馆中，他们把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奉为圣物。一般情况下，公众会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某样东西出现在博物馆中，那么它不仅是真的，而且还代表着一种非凡的品质；如果是博物馆发布的观点，那么肯定是真理。可见，知识在从神殿进入“现代博物馆”，由神圣转而变为权威，不变的是公众对博物馆所产生的知识的仰望。博物馆观众最开始以知识阶层为主，随后一百多年间，一般公众对博物馆的兴趣逐渐呈上升趋势，博物馆的分类和展示从服务于科学家的研究转向对大众进行教育。观众们倾向于相信博物馆传达的价值观、知识，相信国家或公共博物馆代表着历史和文化的标准和权威。收藏体系、分类知识的形成被视为是“世纪上半叶，从珍奇柜到博物馆的转向过程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殖民收集成果使民族学博物馆在现代知识生产机构中独树一帜，而许多人类学家曾为博物馆开展收藏、积累、研究与分类、阐释和比较等工作。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实践为人类学家们积累了大量的学科分析基础，博物馆的空间与机构转型阶段恰好是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学科成长时期。弗朗兹博厄斯曾写道：“我们从事的工作绝不是初级的收藏，而志在对田野地区的深入调查。我们收集某地的标本并不是为举办夺人眼球的展览，而是为了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甚至在“博物馆大学”的年代也走向尾声的时候，马塞尔莫斯（）仍高度强调博物馆的重要性。他在 年呼吁法国重视人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文章中赞叹了美国史密森学会（）、德国柏林学会建立博物馆等举动，并抱怨法国在处理殖民收集的藏品方面多有不当：田野、收集、分类、展览和发表都混乱不堪，投入不够且建树不足。莫斯反复强调科学应建立在观察基础上，而教学、博物馆、民族志研究机构是这一门学问的基础，博物馆中的观察、分类与出版无论在数据的收集、文化的保存或人类学学科的建树方面都意义重大。三、展览：实现理解的争议之地（一）第一场争议：知识与知识生产 博物馆时代的衰落最初的人类学者寄望博物馆展示能用于理解他者，并呈现研究者各自的学术观念，于是“展厅”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德西奥多阿多诺：瓦莱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郑弌译，美术观察，年第期，第 页。美弗朗兹博厄斯：博物馆管理的一些原则，路旦俊译，载于 美休吉诺韦斯、美玛丽安妮安德烈：博物馆起源：早期博物馆史和博物馆理念读本，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 页。，：（：，），：（：，），（）：，：（：，）转引自 ，：，：（：，），（）：成为人类学理论操演的争议之地。展厅中理论的迭代自博厄斯率先挑战分类秩序开始。在 年 科学杂志的一次书信交流中，他与美国国家博物馆的奥蒂斯梅森（）进行对话，直接批判了博物馆展示的观念依据。在博厄斯发难之前，博物馆展示体系参考的是自然科学所遵循的进化观念，根据技术类型演变摆放来自不同文化的标本。而博厄斯发现来自西北海岸的物品“分散在建筑的不同部分，而且在其他部落展出”，这很是令他迷惑。博厄斯深受文化整体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理想的民族学博物馆”组织收藏品的方式应该是物品按特定文化区域一起展示，让物、人、环境之间的文化联系得以呈现，整体体现“一个民族群体的代表文化”。他主张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在其历史和媒介中的民族学标本”，关注点应该从物的外在形式转移到人工制品的意义上。但博厄斯在 年没有说服任何人，毕竟当时的博物馆把物的收藏视为主业，研究只是针对物的外形，展览更与理论建树毫无瓜葛。年以后，博厄斯入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主持策划西北海岸展厅的陈列工作，他再度运用展览表达对博物馆与人类学学科发展关系的思考。他始终认为博物馆应为学术研究提供辅助，他认可收集的重要性，但“我们的工作绝不是以收集为主，我们的目标是对田野点的深入调查。我们收集的标本并不是为了吸引人，而是为了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民族学和考古学”。在他看来，人类学的使命是呈现“本土观点”，制作情境化展览是履行使命的做法。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看，情境化展览旨在回答两个问题：藏品如何能够增进对他者社会的理解？如何利用藏品来阐明人类学的概念和见解？年月，博厄斯辞去了博物馆的工作。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博厄斯对博物馆只有肤浅的兴趣，或者他只把博物馆作为实地考察和研究的支持来源。但实际上，博厄斯一度对博物馆充满雄心，他认为博物馆为人类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研究基础，并且是呈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场所。人类学家们转移阵地的举措，一方面源于策展人身份与博物馆权力关系的复杂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学科领域更新换代，对物的兴趣下降。（二）第二场争议：博物馆之罪与接触的可能许多博物馆人类学的论述在提及 世纪 年代时格外浓墨重彩，那一时期“学院人类学”与博物馆人类学重新在展厅遭遇，但不该忽略，策展人与批判者之间对垒的根基却来自那个看似博物馆与人类学分道扬镳的沉寂时代。年，一位人类学背景的策展人简妮坎尼佐（）在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策划了一场名为“深入非洲之心”（）的展览。展览开幕后遭受了人们强烈抵制，负面评论多达上百篇，并导致策展人从博物馆离职，甚至在 年其公开道歉后，仍招致新的谴责。质疑首先针对展览中来历不明的展品。策展人试图向公众展示非洲仪式物品如何落入传教士之手，并被博物馆收藏。她让博物馆展出加拿大士兵和传教士从殖民地带回来的战利品和纪念品，想以此表示博物馆对殖民后果的承认。展览引起最大争议的图片名为“爵士与一个祖鲁人的相遇”（）。策展人认为将非洲的武器和图片进行并置，目的是揭露殖民者收集非洲文物时候的偏好，并讽刺西方文本中把祖鲁人描述为凶猛的战士的观点。但图片中的残杀却令观众只感受到了物品被收藏时的残暴与罪恶。文本也是招致质疑的重要原因。策展人设定展览目标是批判殖民主义，用自我反思的角度解构博物馆收藏，追溯文物的意义和产生背景，并且赞美非洲各民族的文化与多样性。然而措辞最客气的评论也只提及这个展览只是有后现代反讽的可能性，罗攀/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 ，（）：，（）：转引自 ，：，：（：，），（）：，：，：，而不算真正的反讽。无独有偶，同时代的一系列关于非洲艺术的展览纷纷触礁。展厅成为争议之地，辩论声浪不绝于耳。从批判声浪中，我们可以辨识出 世纪中期以后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对博物馆领域的多重影响。比如 年皮埃尔布迪厄（）在博物馆观众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 艺术之爱（），探讨关于阶级、教育和习惯对艺术品位和博物馆游客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博物馆是一种虚假的慷慨，人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艺术，实际上却是权力。他的研究使博物馆引起了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注意，使人们越来越广泛地意识到博物馆是地位和声望的象征，以及博物馆提供的民主幻想都是假象。米歇尔 福柯（）对“异托邦”（）的观点以及他在权力、话语、空间方面的一系列的研究，引发了博物馆中人们对无处不在的权力和秩序建构的反思。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启发人们注意到博物馆如何解释国家作为在时间和空间里延续的共同体，以及“国家遗产”“民族精神”之类概念如何被嵌入博物馆的陈列逻辑中。世纪 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研究也批判了为物质建构语境的居心，建议重新认识物质和精神、人与物之间关系。与学术思潮相伴随的社会运动也给博物馆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 世纪 年代末到 年代，文物收藏的物权问题，原住民运动与新公民权益的认定，表征的政治、性别问题等，都为展开博物馆关于“政治正确”的广泛辩论埋下了伏笔。博物馆的藏品合法吗？无法定论。新博物馆运动中，归还文物的尝试、追回文物的诉讼时有发生。然而即便在摆脱了跨国殖民掠夺后，现代博物馆的购买、征集和捐赠等行为就能够确保博物馆对其陈列物的所有权吗？博物馆的表述绝对正确吗？博物馆固然从未直接声称其表述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但博物馆生产知识的过程早已被质疑：脱离了其原生环境的异文化之物、离开了其所在时间的历史之物，经由特定的工作人员（或者学者）基于某些因素（如时间、空间、技术、族群等等），建构一套特定的知识系统或逻辑。博物馆可能避免其政治性与社会功能吗？也许不能。许多借助了福柯主义的话语、知识、权力为核心的研究，将博物馆的表述完全解构后，或认为博物馆是国家用于控制记忆和书写历史的道具，或认为博物馆是国家用于集合民众和制造认同的机构。其中托尼本尼特（）更将之与福柯的惩戒性机构等同，视为一种“致力于组织自愿进行自我约束的公民的文化性技术”。这一系列事件以后，詹姆斯克利福德（）提出了著名的“接触地带”这个概念。克利福德提出博物馆应是进行收藏、提出假设与阐释的地点，各种声音汇聚此间，即形成了接触地带，一切关于权力、知识、接触和改变都是过程，是持续而未固化的。克利福德提出：博物馆应该为那些原本被排除在博物馆决策之外的各种社区提供赋权的机会，人类学家应时刻提醒博物馆注意用多元视角去探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注意降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在博物馆运作上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展厅里的冲突从社会爆发，并席卷学院。然而这一系列事件也带来了许多令人乐观的改变。首先，博物馆的话语权开始广受质疑。文化展览背后的各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参见 ，：，（：，）；，（：，）；，：（：，），：，（：，），：（：，）个社区和族群开始发出声音，对展览内容进行挑剔与批评。其次，这个时期策展人和博物馆人类学家的创新受到了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转而影响了人类学学科的转变。博物馆成为像学术界一样充满活力和挑战性的人类学舞台，并为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机会。（三）第三场争议：作为行动者的博物馆 年 月 日，布鲁诺 拉图尔（）的“重启现代性！”（！）展览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开幕。拉图尔带领策展团队利用艺术装置、画作、照片、视频等艺术品，经过对表现内容与表现力进行选择后分别组成六道程序（），让观众依序体验“重启”过程，从中思考“现代性”带来了什么。这场展览被声明为一场思想实验，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参与性事件。展览在多地巡回，不断吸纳在地化的内容。在此过程中，拉图尔的思想被转译并呈现给学术界以外的观众。而观众带着“田野笔记”（）在展场穿行，找寻的是自己的观点，而不仅是策展人的理念。在展厅里，最具即时性的议题、未确定的观点、不受控制的人与突破常规之物的相遇，让博物馆不再是与过去和他者联结的神庙与异乡。拉图尔的展览方式在几个方面显示了三十年来博物馆与人类学关系的新动向。展览首先仍是时代的产物，近几十年来，艺术、科学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合作日益广泛，新博物馆时代质疑博物馆是不是还需要物，而该展览跨越了物的种类，将不同类型的展览综合在一起。展品分类更侧重于观念与思想的相似，而不仅针对物。拉图尔并非一支孤军，这个时期泛博物馆概念下的许多展览已经超越了考古与物的研究，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博厄斯对“情境”与观念的表达，并不断将地方化的表达吸纳进展览中。将博物馆或展览视为“人工制品”作为民族志研究对象的研究由来已久。而麦夏兰（）等人在拉图尔对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启发下，意识到以往的博物馆民族志太倾向于将博物馆视为“孤岛”，却忽略对其延伸的网络进行追踪与探索。麦夏兰等人倡议把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戈夫曼（）的后台理论结合，提出“走到幕后”，去关注策展人处境，理解展览的形成过程。茂斯（）与麦夏兰等人给出了方法论建议：一方面，要把博物馆放置在更广阔的多行动者的网络里，分析那些在博物馆中的实践与决议，了解博物馆展览表述形成背后的关系本质。另一方面，博物馆应该被视为一个“人的组织”，观察博物馆各类型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评估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专业背景给予工作人员的行动指引。在博物馆后台上演的摩擦（），行业内外的变化都应该被纳入观察范围。毕竟，早在博厄斯时代已经发现展览的实现其实是一种关系的达成。无论如何，博物馆与人类学之间曾经互相关闭的大门已经打开。琼斯曾经断言：“挑战策展人和机构的传统权威，分享表征的权力将成为未来的潮流。”年，策展人罗杰桑斯（）呼应了琼斯 年前的判断，认为策展在全球范围成为热潮的时候，人类学者应挺身而出，“或成为策展人，或批判策展人”。四、博物馆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人类学与博物馆在中国同样走过了密切关联到断裂，再走向复苏的历程。博物馆人类学在中国最初的实践可以从人类学家主持的各类边疆文物收藏算起，并汇集于建设一座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愿望。罗攀/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 ，（：，）美迈克尔埃姆斯：博物馆、公众与人类学 博物馆人类学论集，尹凯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 页。，！（：，），：，（）：，：，（）：，（）：，？（：，）世纪初期，中国境内专项陈列少数民族器物的博物馆仍相对少见，蔡元培是明确提出以政府之力创设博物馆展示少数民族器物的先驱者。他在 世纪 年代的多次演讲中明确提出了设立“人类学博物院”的倡议。在蔡元培看来，博物馆应作为学校以外的公民教育机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承担不同的教育任务。年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组长，他旋即再度倡议建立“民族学博物馆”，并联络各方人等，展开了针对少数民族文物的大规模调查与标本收藏活动。中央研究院所主持或邀请的民族标本采集与田野调查，包括：年月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所 派 遣 颜 复 礼（）、商承祖组成广西科学调查团队对凌云瑶族进行的调查与物品和影像征集，以及对采集物品进行的记录。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史禄国、杨成志、容肇祖进行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同时还包括派遣黎光明对川边羌人进行的初步调查；由辛树帜、容肇祖负责的民物采购；年由林惠祥承担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的调查与采集行动等。影像资料采集也是当时重要工作内容，如 年，凌纯声、商承祖开展的赫哲族调查，凌纯声与芮逸夫、勇士衡等人开展的浙江畲民调查、湘西苗族调查等，这些行动也积累了众多藏品与影像资料。年，在蔡元培倡导下，教育部在南京设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下设有人文、工艺、自然三部。其中人文馆的设立宗旨就是“系统地表述世界文化之演进，中国民族之演进”，“以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为主，凡与人类文化演进相关之材料，均陈列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时期，少数民族田野调查与文物征集工作仍由人类学者推进。首先以马长寿率队，于 年初自川康开始对不同族群进行了详细调查，随后又于 年往西康越隽一带，年往越旧一带开展了持续考察。还由“中英庚款”中拨出 元，由李霖灿展开滇边民俗材料采集工作。年又因博物院工艺馆计划，由谭旦冏、庞薰琴在西南负责展开对手工艺品的调研。此外，新疆、甘肃、青海等地也被列入了后续调研范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组织民族标本的同时，积累了字数以百万计的调查资料。收藏方向将少数族群与民族考古囊括在内，坚持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手段，坚持一切标本与文本资料均归于公用的原则，为后世征集与研究工作做出了良好示范。这一时期由人类学者参与筹谋国家民族学博物馆的举措，一则是作为国家建构的辅助，意在以国家整体立场分辨文化之多元，二则也为呼应当时民族学界关于“国家包含无数民族”的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人类学者仍为以少数民族为展览对象的博物馆建设、展览与文物收藏等实践提供助力。如林惠祥在厦门大学建立人类学博物馆，吴泽霖主持筹建西南民族学院民族文物馆等。世纪 年代，伴随学科复苏，学者们也迅速展开了关于民族博物馆定义的辨析和民族文物范畴的讨论。定义之辨显示出人类学与民族博物馆的割裂，如 年吴泽霖先生在重新撰文讨论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志博物馆时，将民族学博物馆视为服务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专业研究之特别场所，而认为民族博物馆服务于政治宣传，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一种专业博物馆”。石建中在 年则将民族博物馆直接分为四个类型：中央的综合性民族博物馆、地方性民族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专题性博物馆。而文物范畴之辩，则更能显出民族博物馆中人类学的缺席。年在作为民族文物工作方面标志性事件的“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上，尽管文博界人士看到了民族文物工作人才的严重不足，但无论是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抑或人类学作为民族博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六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年，第、页。徐坚：名山 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第 页。谭旦冏：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暂行规则，载于谭旦冏：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年，第页。参见李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年月 年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年第期，第 页；谭旦冏：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暂行规则，载于谭旦冏：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年。石建中：民族博物馆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物馆的支柱学科在当时均无人提及，文物部门与地方民族干部被认为应承担起少数民族文物收集与研究的主要任务。年中国民族博物馆成立，同年 月份，工作人员开始奔赴海南进行黎族文物征集。费孝通先生特意在广州为工作人员做收集工作培训。费孝通明确指出民族文物绝不应该局限于 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历史性价值，提出应该收集“那些能说明这一民族历史、生活、劳动、风俗习惯的器物，从这些文物中，能看到这一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在 年 谈谈民族学博物馆学一文中，杨堃也建议使用民族志工作方式来开展民族文物的收集。数十年间，博物馆名称的改变与民族文物收藏方式的改变明显经历了以人类学为主导，到去人类学化的过程。直至今日，人类学仍然与民族类博物馆保持着一定距离。五、重新看见博物馆当前世界的各类博物馆在长期的批判与自我反思中动辄得咎，但同时都积极将自身重塑为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的对话空间。各类博物馆都修正着表述他者的方式，不断尝试改进藏品的展陈与阐释手段，以应对所受到的质疑。在此过程中，人类学不断展现了在创造理解、展示互动等方面的突出作用。博物馆人类学者们正视学术与展览不可避免的政治性，并运用学科训练尝试对博物馆进行幕后的观察，同时满怀希望地看待人类学与博物馆可能共同构建的未来：用人类学深刻的洞察力，为变动中的文化与身处摩擦中的族群间相互理解做出贡献。不仅学院与博物馆互相打开了大门，一系列的变化正在发生：物的范畴被跨越，学科的边界被打开，公众不断参与进博物馆的知识生产过程，借助人类学理解他者的尝试正在进行。相较博厄斯时代，策展人的角色已经被重新定位：策展人不再只是一个封闭空间的权力关系焦点，不断投入策展行业的人类学家开始致力于促进展览中多元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博物馆可以通过鼓励实验，记录发生的社会变化。展览不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一个研究空间，是民族志的镜子。人类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是否适宜中国的民族博物馆？答案是肯定的。在世界范围，许多民族学博物馆与博物馆中的少数族群展览，已经走向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彼此理解的可能性，走向对全球文化接触互动的阐释。博物馆重新引入人类学视角，在人类学领域重新关注博物馆，也许对中国的博物馆与人类学而言，也带来新的可能性。致谢：本文的录音由代明远、龚之璇、阮可欣和张晨琳同学整理，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陈彪罗攀/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费孝通：年 月日在广州接见中国民族博物馆海南工作对全体队员的讲话，民族文物工作通讯，年第期，第页。杨堃：谈谈民族学博物馆学，中国博物馆，年第期，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