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_王伟武.pdf

遗产保护【文章编号】10063862(2023)0100660666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王伟武许玮頔(浙江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摘要】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涵盖国家、区域、城镇等多重空间尺度，在世界观、发展观、价值观等视角百花齐放。在国家层面，先贤以系统性的思维认知自然、治理环境、规划都城、建构岳渎体系，形成了整体经营水文环境的世界观;在区域尺度，统治阶级借助水文环境对内加强社会治理、对外实现“耕战结合”，社会各阶层相向而行、推动国家战略的实施，体现了追求水文环境与政治、经济要素相辅相成的发展观;在城镇范畴，地方官府在时空统一性中考察人水关系，在水文环境规划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生态、人文与技术的平衡，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观。上述思想对我国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探索营建未来城市、完善当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新时代的生态文明观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启示【中图分类号】TU984.2【文献标识码】A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578482)0引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人对水文环境的探索始于先秦时期，留下了鲧禹治水、共工治水等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现代水文科学多偏重于技术层面的研究，但地面水系人工化、城市给排水与设计暴雨强度、河流保护与水质清洁、地下水平衡、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内容显然不是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才需要开始考虑的问题。本文将借助史料探讨中国古代规划、管理水文环境的思路与方法，希望为建构与发展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体系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以帮助我们沿着全新的思路解决问题。1国家层面: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的世界观1.1道法自然:构建生命共同体汉语中的“自然”一词有“自然而然”之意，老子认为“自然”不仅表示大自然，更是世界万物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在“自然无为”的视角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不仅指道路，更是超越社会、历史而接近自然的1。“道”生“万物”，万物互相平等。文子自然 借“形势”进一步解释“自然”与“道”的含义:“夫物有胜，唯道无胜，所以无胜者，以其无常形势也。”先秦诸子用“形势”表明各种情形或综合、或相对的状况，如孙子兵法 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形”与“势”在这里分别指谋划布局的两个方面，即分散与集结、包围与迂回。管子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源头，也常从“形”、“势”两种角度出发阐述规划原理，在乘马一文中，论“形”即“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论“势”即“因天材，就地利”“顺自然之势而为之”2。“形”强调个体局部细节，“势”强调宏观整体控制。可见，千年前的规划先贤已开始思辨整体与还原的关系。水文环境既是生成整体的重要要素，也是“天下”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在传统水文环境规划的世界观中，一方面古人重视以“道”法“自然”，水文环境要素与其他自然要素甚至社会要素相平等;另一方面古人强调以“势”谋“形”，即水文环境是还原后的整体，要整体经营人居环境。这便是传统水文环境规划的思想要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有一种国家层面整体管理山林川泽的传统。礼记曲礼下 记载:“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国家统筹各“典”，通过整体的制度和系统的规范管理国有资源，这种对山林川泽的统一管理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事实上，古代统治集团从来都没有设立某一单独的机构来负责全王伟武等: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遗产保护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67域水文环境的管理与维护4，这本身与当今国土空间规划中要求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十分接近。秦汉时期，人水和谐的综合国土整治思想进入萌芽期。西汉时黄河时常决堤，两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从河海一体、经济补偿、田野灌溉、谷物替换、通渠水运等角度出发，对治理黄河的方案作出了全面综合的论证5，以“定山川之位”，他认为水文环境灾害的治理并不是水文环境一门学科的责任，这需要复杂的人居体系来配合响应。若仅“缮完故堤”，即从水文特征背后可调用的防洪手段出发解决水文环境问题，则“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是最下策。1.2都城规划:构建智慧共同体都城及京畿地区在中国古代规划史上往往被视为“首善之区”，被视作“天下”尺度的规划，素来人文荟萃6。中国古代对都城规划师的培养模式属于全才培养，都城规划师身兼数职，精通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也因此，古代研究、规划水文环境并不如现代自然科学般视其为一个学科分支，而是视作水文环境本身与城市及其他要素相互联系的共同体。规划先贤依照自身极为丰富的知识储备，能够在农业社会以超前的眼光考量水文环境及其周边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推演分析规划方案的利弊。在古代都城规划史上，曾有多次“水文性迁都”。宇文恺(555612 年)被誉为划时代的规划巨匠，他分析了汉长安以来八百余年都城建设所导致的旧城水文性质变化，认为汉长安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地表地下水系统严重失衡，“水皆盐卤，不甚宜人”，同时从保存旧朝故迹的角度考虑，隋大兴城宜避开旧址，故筛选出位于汉长安东南方“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的龙首原高地建设新城。公元 582 年，隋文帝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统一创制全城。他巧妙利用大兴城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将高地北麓的凹陷低洼地带改造为曲江池、通大明宫，在美化城市景观、协调城市立面的同时降低了雨季山洪对首都的威胁。公元 593 年，宇文恺主持设计仁寿宫。仁寿宫“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耸阙”，山水对景更为丰富。由此可见，宇文恺的规划立意已不止于顺从自然，而是在坚持水文风骨的同时营造意匠7。仁寿宫在唐代改名九成宫，隋大兴后改名唐长安，唐朝前后经营 322 年，城市供水与防洪系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此外，唐陪都洛阳选址于伊洛之间，以谷水、洛水为水文系统的中枢，适应了城市供水的需要，为唐中期后承接长安城非首都功能提供了重要保障，今天的洛阳市仍沿袭唐洛阳的基础发展8。北宋汴梁“四水贯都”，汴河“运东南方粮”、横穿东西，五丈河沟通东京附近地区、商旅繁盛，金水河通大内、提供绿化，蔡河穿过天街、激活南城，主河道与护城河沟通，东京以此为骨架织出一张水网，促进了商业发展，为古代城市逐渐抛弃延续千年的坊市制度、转向街巷制奠定了基础9。元时，汉人刘秉忠(12161274 年)选择将“海子”的形态引入元上都、元大都的规划，一方面融汇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另一方面赋予排水管网与城市内部水系蓄水职能，大大提高了首都的设计暴雨强度，这一点甚至比现代城市市政设施的设计思路更完备10。明、清紫禁城以其水文系统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生态景观功能，为城市供绿、供蓝。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学科细分能推动各条分支深化研究内容、丰富学科内涵;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当今规划学科的高学历人才却缺乏充分考量各种要素的能力。吴良镛院士倡导建立人居环境学科，要求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中心，不仅限于依靠传统模式下单个行业、单个学科、单个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11。事实上，历朝历代的都城规划师正是具有一种特殊的系统性思维，他们深悉水文环境与城市功能、城市战略、城市发展的密切关系，能够充分考量各种要素，在保障都城水文安全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奠定华夏大地上崭新的天下格局。1.3岳渎体系:构建文化共同体周易系辞下 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秦始皇曾用三十五年追求“象天法地”嬴政从“渭水贯都”的地理特征出发，用跨越渭水的复道连接渭水以南的新朝宫与渭水以北的咸阳宫。三辅黄图 有载“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即天上的星宿“天汉”“牵牛”与地上的渭水、横桥一一对应，杜牧在阿房宫赋 中也写道“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始皇帝幻想自己如天帝通过跨越银汉的阁道星般在南北宫间行走，叩开了中国古代上映群星、下合山川遗产保护王伟武等: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68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的规划模式12。后人附会汉长安西北角沿渭水“城址曲折仿北斗星”，也是受此影响。事实上，早在夏商周时期，历朝历代就开始建构同名川大山相对位置相照应的文化信仰体系。国语 谓“国必依山川”;史记封禅书 曰“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高也”，“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因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便均在崤山以东。秦时四方一统，天下地理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重封大川六，即“济水、淮水、江水、河水、沔水、湫渊”，汉宣帝时期调整作河、江、淮、济四渎，唐朝时则确立了“东渎大淮、南渎大江、西渎大河、北渎大济”的文化坐标。统治者凭借水文格局稳定天下秩序，水文脉络同天地星辰的走势、国家社稷的命运紧密联系，从一种功利主义的治世态度逐渐演化为一种朴素的政治哲学观13;天下的水文体系经过丰富的文化建构逐渐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从各个空间层次上看，江、河、淮、济是天下的水文坐标，横纵交织的运河是区域的水文坐标，年湮代远的市河村溪则是城镇的水文坐标。在社会稳定的时代，百姓口耳相传，全民意志尊重、敬畏水文，认同“自然为崇高、城次之”，逐渐发展出“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治灾共识，即以自然脉络疏导洪水。敬畏水文被尊为中国古代防治水文灾害的“圣人之道”。2区域尺度:传统水文环境规划的发展观2.1水文配置:推行国家战略管子 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目前，世界上所出土的历史最为久远的彩色地图是秦汉时期的马王堆 驻军图，其上详细标明了湘江上游各支流水系的骨架与等级，表明了水文要素与军事活动的密切联系14。杨广称帝后，曾认为西京军事上“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政治上“关河重阻，无由自达”15，故设东都。金军攻陷汴京后，南宋政权于 1138 年建都临安，赵构认为“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聘也”，长江天堑与江南水网成为了汉人防御金人的天然屏障16。出于古代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背景，水文环境关乎朝代命脉，在此基础上，古代统治者逐渐养成了将区域水文配置与国家战略结合考量的思维模式。公元前 506 年，伍子胥开挖胥河，这条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人工运河联通了太湖流域与长江水系，为吴国伐楚提供了充足军粮，至今仍用于航运。秦时，为沟通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促进岭南地区在文化上归属中国，公元前 214 年灵渠通航，其工程建设原理甚至与今天的巴拿马运河一致17。先秦时期“先有都江堰，再有成都城”，秦汉时期开凿的郑国渠、白渠、漕渠等，隋唐至元贯通的京杭大运河，都是区域运河水系的一部分 和平时期用以调配物质资源、战争时期为军事防御提供支撑，是“耕战结合”的重要保障。古人认为，水文环境是配置区域经济资源的重要基础，流域空间是城邑群落发展的重要支撑。汉书晁错传 记载，西汉名士晁错从战略的高度阐释水文环境规划的意义，他认为水文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密不可分，故建议汉文帝在边疆民族政策上要注意“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即为使边疆人民“乐其处而长居”，宜在内地迁徙民众实边的过程中将水文环境作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对象，通过宜居的生态建设引导民众逐步摆脱思乡情节，从而团结工作、和谐相处，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水文环境的建设在空间上往往超出了城镇与乡村的范畴，也不仅仅是为解决单一的水利问题而服务，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大背景下，调动流域广大居民参与、推行国家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2.2岁修制度:社会联动管理区域人工水系统的正常运行与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为实现人工水系的后续管理与反馈，同时加强区域间水网信息的联动，中国古代探索出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岁修制度。都江堰传承两千余年、至今仍充满活力，正是因为其岁修准则科学合理、岁修时序约定成俗18。新都水利考 记载，古代水网维护讲究“有长有吏，有夫有约”，“大堰，官督民为之;小堰，则每岁听民自举”，意思是官员与村民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官与民两个群体常态化、规范化地共同负责不同等级的水文维护，促进了社会和谐。此外，地方有识之士与区域行政长官还通过设立历代水利功臣的纪念性场所、立碑记叙、整理著书等手段记录人工治理区域水文的方法、故事，天时地利堰务说 、灌江备考 、山水会则 等均是世界水利史上的经典著作。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王伟武等: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遗产保护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69从天府平原到江南水网，无一不留下了大量记录长时序水文规律的题刻19，在信息交互极不便利的农耕时代，这便是古人认识区域水文环境变化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治水文化并非完全依靠区域自发形成，统治者深知，水资源的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秦、汉两朝开始探索中央统一管理与区域分级治理相结合的治水模式，设立了较为完善的水事管理机构;在区域治水思想逐渐形成和创新的过程中，唐朝的 水部式，宋、元两朝的宋刑统 与用水则例 使国家层面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深入人心，北宋中期颁行的农田水利约束 中则明确强调区域水文资源必须由国家统一管理。清雍正时，两浙区域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海塘岁修、抢修制度。一方面，沿海海塘工程日渐完善，古人岁修、抢修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统治者被尊为天子，能通天意、知人事，为确保皇权威信，汛、旱期时地方官员更不能玩忽职守、必须有所作为20。中央政府将水文环境与政治环境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对区域的控制与调度能力。岁修制度在管理区域水文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区域与中央、地方与地方及官与民的关系，促使百姓与统治者相向而行，具有极强的可持续性。3城镇范畴:传统水文环境规划的价值观3.1官府作为:以运动的观点治理地方水文全球史研究的开创者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曾提出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环境史，他认为中国的地理禀赋与国家弹性与众不同 “中国的水系作为整合广大而丰饶的土地之设计，世界上没有一个内陆水系可与之匹敌借着这个水系，自宋代以来的中国政府在大部分的时间都能控制巨大而多样的生态地带，整合一系列有用的自然资源在每次破坏之后，大致都可以及时修复，因而显示出强烈的循环”21。苏轼曰“盖人事不修之积，非特天时之罪也”，雍正帝谓“灾患如此，皆因人事不修，人事不修，上天才降下灾祸”。可见，中国古代应对天灾的基本思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运动观与规律观，即认同“天行有常”“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22，必须分时序、分阶段动态更新水文环境，在时空统一性中考察人水关系。管子轻重甲 曰“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这告诫历朝历代的君王与地方要员，为官为王必须把生态保护放在心上。在水文环境动态演进的过程中，清廉的地方官员将水文环境的维护、改造与城镇战略、城镇发展相结合，部分官员直接参与当地的水文环境规划，是古代水文环境维护方面的第一负责人。西湖先后由白居易、钱谬、苏轼等人经营。唐时，杭州“春多雨、夏秋多旱”，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浚治西湖，解决了西湖与周边农田的供水平衡问题，平衡了人、水、农地的关系，沟通了运河、西湖与杭州水网，通过水文改造奠定了杭州未来上千年的发展基础23。五代时期，有人谏言填平西湖以拓宽吴越国都城，钱谬坚持不允许以牺牲西湖为代价发展杭州城区，制定了合理的城市战略保护西湖水文。宋时，苏轼先后任杭州通判、杭州太守，将西湖水文定位为渔业、民饮、灌溉、酿酒、助舰、景观供水、休憩的复合功能，他主动参与水文景观的设计与塑造，设立“开湖司”较为长期地解决了西湖的淤塞问题。南宋与明清时期，历任清廉的地方官吏相继承担起水文维护的职责，上奏呼吁“开浚西湖”“以瞻民生”24。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城镇水文环境的治理中已然出现了河长制的雏形。目前，中国各地“河长”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负责辖区内河流的治理25。经过多年的探索，由于地方负责人换届流动，水文环境往往是片断性的整治，虽然经济投入很大，但长期综合效益仍不理想，因此仍有一定的局限性26。对此，“时空统一”的观点仍具有实践意义，地方行政长官应当以运动的观点治理地方水文环境，同时拥有更高的视野，将地方水文生态与城市战略、城市发展、城市功能等捆绑在一起综合分析。3.2理想图景:从井田水文到文明大国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水文环境有一种城乡共生的生态观念 水文的一端连接着乡村，另一端则连接着城市。清朝时，城市中产生的餐饮废水并不直接排入城市水文系统，而是通过水运转移到乡村作为牲畜的饲料;在农村，水田、梯田、雷鸣田精细化耕种，桑基鱼塘将人、田、水与其他生态要素整合到一个有机循环的系统中，由此形成一个贯穿城乡的完整链条。所谓“天地之生殖资民之用，人事之生殖裕民在天”，在“天地之生”的基础下，“人事之生”通过诸多口耳相传的水文要领同遗产保护王伟武等: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70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精耕细作联系在一起，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由人主观参与的水文环境系统。中国古代城市的形制起源于周朝井田制的理想模式，先贤在田中交织的阡陌与水系的启发下划分城邑空间，形成了井田式的社会管理单元，城市规划也往往从“相土尝水”开始 人与土地、水文三位一体，形成了“无缝的天衣”。纵使生前在城市打拼，人们也大都希望死后安葬家乡、“落叶归根”。因此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水文环境也是连接家乡与社会的纽带。南北朝士人在社会动荡的时代追求山水之美，王羲之、陶渊明留下了兰亭集序 桃花源记 的佳作，他们不仅仅是追求杏花微雨的别致景色，更是寓情于景，借水文景观的营造追求理想的美好生活;而在社会稳定的时代，新一代文人将着手营造这些诗篇景观、建设“花园城市”。北宋文人还将水文环境的营造与科学技术相结合，进一步探索理想人居环境，如沈括根据地理信息调查研究、创新设计，隐居“梦溪园”，推动传统水文一步步接近环境、技术与人文的平衡点。中国古代的水文环境久经人类的利用与改造，逐渐成为重要的“故事场所”，古人与水文环境本身所建立起的深刻情感超越了景观美本身。因此，水文环境不应只是一种城市景观，更应是连接人与居所的重要纽带;水文环境规划不应是图底关系中的陪衬，更应是一种生态文明的创造。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大国，自然、复杂的水文与千年来人工耕耘、建设的水系共同支撑起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繁荣。4总结与启示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融汇了各历史时期的诸多哲学观念与文化创造，涵盖国家、区域、城镇等多重空间尺度，在世界观、发展观、价值观等诸多视角百花齐放，具有系统性、战略性、哲学性的思维;传统水文环境规划思想经过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实践与社会各类主体的应用检验，历久弥新，为现代水文环境的各类工程项目提供了丰富的样板材料。一方面，溯源传统思想有利于打破工程技术与人文智慧的界限，以史为鉴、发掘先贤智慧不能止步于空喊口号而不探索具体应用。近年来，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被国土空间规划所取代，国土空间规划将成为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空间管理的手段28。尽管现今国土空间规划所能调用的水文环境数据已经可以覆盖最长几十年的跨度，但这些监测数据在历史长河中寥若晨星。现代城市规划不能埋头陷入数据分析的陷阱，应当尝试将考古发掘与水文史料补充对照、尽可能完善和丰富传统水文环境规划的案例库，将十年尺度的定量分析与千年尺度的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在归纳、反演的过程中有效探索现代技术与古代智慧、自然科学与传统哲学的融合方法。另一方面，在“两山论”、“生命共同体”、“双碳”等绿色生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传统水文环境规划思想获得了再认识、再融入与再利用的宝贵历史机遇。目前，我国城镇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过度城市化、城市空间增长粗放无序、人地矛盾日益尖锐27 等反生态的影响长期存在，水文环境曾被视作城市与区域规划方案的边缘要素屡屡遭到破坏。挖掘这些文化遗产，对于我国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探索营建未来城市、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新时代“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29 具有重要意义。倡导新时代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逐步走向文化创造，才能引领我们更加自信、更加坚定地应对当前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参考文献】1何如意老子“道法自然”的伦理思想及其生态启示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9(04):22302郭璐 管子乘马 国土规划和城邑规划思想研究J城市规划，2019，43(01):75813吴良镛 中国人居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4344袁琳从古代都江堰灌区看本土人居生态实践思想 兼论对生态文明时代城乡规划的启发J城市规划，2020，44(01):63715翟志娟，程得中西汉治河思想述论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0，41(01):70756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04):1397王树声宇文恺:划时代的营造巨匠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6(01):1291438田莹隋唐洛阳水环境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93949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7183 10吴庆洲，李炎，吴运江，等中国古城排涝减灾经验及启示 C/中国市政工程 编辑部2013 城市防洪国际论坛论文王伟武等: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遗产保护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71专集上海: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13:1521+139140 11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与景观学的教育J中国园林，2004(01):710 12徐斌，武廷海，王学荣秦咸阳规划中象天法地思想初探J城市规划，2016，40(12):6572 13牛敬飞中国古代五岳祭祀之演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213(004 版)14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J 文物，1976(01):1823+9597 15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的名与实 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2(06):187194 16林正秋南宋定都临安原因初探 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01):2934 17王丁正，丁思超浅论我国古代水利工程及当代启示J农家参谋，2020(14):233+238 18彭邦本古代都江堰岁修制度 从 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 说起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7(04):818 19李云鹏，谭徐明，邓俊中国古代水文题刻的类型、分布及特征研究 J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2019，17(04):279284+292 20王大学古代大型公共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制度形成中的环境与政治 以清代两浙海塘岁修、抢修制度为中心J 社会科学，2014(08):160166 21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J 南开学报，2006(02):1421 22刘刚周易思想对城乡规划理念的启示J 城市发展研究，2014，21(12):3844 23袁畅，周晨我国古代风景园林中的“设计结合自然”以杭州西湖为例 J 绿色科技，2017(11):2324+27 24林正秋古代杭州西湖的治理 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05):9196 25李嘉琳河长制:一种破解中国水治理困局的制度评析J广东水利水电，2017(02):1113+29 26刘超，吴加明纠缠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河长”制:制度逻辑与现实困局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25(04):3944 27张荣群，王大海，艾东，等基于生态位和“反规划”思想的城市土地开发适宜性评价J 农业工程学报，2018，34(03):258264 28汤钟，张亮，俞露，等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构建海绵城市系统的探索与实践C/环境工程 编辑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9 年科学技术年会 环境工程技术创新与应用分论坛论文集(三)西安:工业建筑 杂志社有限公司，2019:802808 29韩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 兼论构建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J哲学研究，2021(04):515+127作者简介:王伟武(1972)，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史。收稿日期:20220112The Historical Tracing of Chinese Thoughts on Traditional Planning of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spirationsWANG Weiwu，XU Weidi【Abstract】Thoughts on traditional planning of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emerging in ancient China covers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fromstate，region to town，including the views of the world，the concept of th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values In the spatial scope of thestate，sages regard the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various elements as an entirety，who possessed such worldview recognizing thenature of nature，planning the capital as well as constructing the Yuedu system At the scale of region，governors rely on the concept ofthe development that the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arit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actice Theystrengthened the governance and enhanced the capability to switch the modes of country between peacetime and wartime，which madedifferent classes to work together and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area of towns，by investigating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water under the unity of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pursuing the balance of ecology，humanities andtechnology，local governments that gave full play to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planni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adhered to the valu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ideas abov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xplor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itiesin the future，which might help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 and the cognition of ecologicalcivilization view of Chinese Marxism in the new era【Keywords】Ancient China;Hydrological Environment;Thoughts on Urban and ural Planning;Historical Tracing;Inspi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