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蔡节及其《论语集说》述论_张建坤.pdf

第 36 卷第 1 期温 州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2023 年 1 月Vol.36 No.1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Jan.2023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蔡节及其论语集说述论张建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3）摘要：活跃于宋理宗时期的蔡节，是永嘉学派传人。尽管他与朱熹后学交往密切，任职地方期间兴建书院，举荐理学人才，推动程朱理学传播，而且其论语集说亦大量征引朱熹之说，但他并非朱子学派成员，被视为宗朱之作的论语集说，实际上应是永嘉后学论语诠释的代表。论语集说在文献征引上的拓展，透露出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性理之学为本位、集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的思想意图；在诠释体例上的创新，既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有利于突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从而使之成为折衷诸说、自出机杼的论语诠释佳作；在思想义理上的融会，将永嘉之学本有的性理与事功两个面向统合到对“天理”的真知与实行，反映出永嘉后学对事功的性理回转，构成永嘉之学在南宋后期演进的重要环节。关键词：蔡节；论语集说；永嘉之学；朱子学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23)01-0042-11DOI：10.3875/j.issn.1674-3555.2023.01.005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https:/ 获得蔡节，生卒年不详，温州瑞安人，永嘉学派知名学者蔡幼学（11541217）次子，嘉定年间（12081224）进士1，著有论语集说二十卷2。蔡节的生平事迹，鲜见于史传。四库馆臣仅能从其论语集说卷首的进论语集说表中得知，他曾于淳祐五年（1245）官至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3297。尽管孙诒让考证出蔡节“尝知庆元府、安吉州、衢州”4260，李作者简介：张建坤，男，河南固始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中国四书学史。1 据叶适在作于嘉定十二年（1219）六月的蔡幼学墓志铭中所言“子曰籥，承奉郎、仙居丞；为二弟后者节、策；节，迪功郎、浮梁簿”，蔡节为蔡幼学次子。浮梁县隶属次畿江南东路饶州，为望州。据宋史所载铨选之法“有出身：进士、明经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浮梁薄应是蔡节获取功名后所得初等职官。据宋史“常调：判、司、簿、尉有出身两任四考”，蔡节在浮梁薄任上时间最多为八年（两任）。这样来看，即使嘉定十二年是蔡节做第二任浮梁薄的最后一年，他登科的时间上限也不会早于 1211 年。因此蔡节应在 12111219 年进士及第。此外，据续文献通考，蔡节“字觉庵”。另，浙江文献要目 两宋经学学术编年指出，蔡节生卒年为 11841254 年，字答甫，号斗峰，然未列史料依据。参见：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1：44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4039-4040；嵇璜，曹仁虎钦定续文献通考G/永瑢，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30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46；方建新，徐永明，童正伦 浙江文献要目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357；吴国武两宋经学学术编年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1106。2 今存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祐六年（1246）湖頖刻本十册、通志堂经解本十卷、四库全书本十卷。3 参见：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4 参见：孙诒让温州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张建坤：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43致忠5225、顾宏义6又补证出蔡节曾于淳祐六年（1246）三月知湖州，次年七月改知婺州，淳祐十二年（1252）三月任集贤殿修撰、知庆元军兼沿海制置使，宝祐元年（1253）正月召赴行在等，但这样一份简单的政治履历，仍远不足以构成我们理解论语集说的学术背景。因此学者只能着眼于论语集说对朱熹论语集注的大量征引，将之置于朱子学脉络中进行考察，相关结论性认识莫衷一是。如四库馆臣认为论语集说“大旨率从集注”3297，宋元学案补遗把蔡节归入“朱学续传”7，唐明贵也视其为“宗朱学派”8392-397；孙衣言则因蔡节为蔡幼学之子而将之归入永嘉“经制之学”一脉9290，向辉亦强调论语集说与论语集注“有明显的差异，并非以朱子之说为本，而是有其自得之学”10。下拟通过仔细检索有关蔡节生平的历史文献，深入分析论语集说的文献征引、诠释体例与思想阐发，说明论语集说对永嘉事功之学进行了一番性理之学的回转，构成永嘉之学在南宋后期继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一、蔡节的仕宦、交游与关怀孙衣言瓯海轶闻系蔡节于蔡氏（幼学）家学之下，并指出：“蔡节初知蒲城县，见福建通志二五。真德秀答蔡宰启之蔡宰，盖即蔡节。”9290答蔡宰启称：诗礼得诸家庭，父子自为师友。关河既远，永嘉最号真传；乾淳以来，文懿见称巨擘。以所讲串，形为设施。不羞簿正之卑，必求其当；不难蜀道之远，亦勇于行。乃今父母之邦，得吾慈惠之长。晋阳保障之政，谅所究心；武城弦歌之声，遂将盈耳。敢曰尝僚之故，而怀私庇之心。11这里的“文懿”是蔡幼学的谥号，“蔡宰”即蔡幼学之子。“乃今父母之邦，得吾慈惠之长”表明“蔡宰”主政真德秀家乡福建蒲城县，结合福建通志所载蔡节曾知蒲城县，可知“蔡宰”为蔡节无疑。蔡节于绍定四年（1231）至端平三年（1236）官至承议郎、行军器监丞兼权知衢州、节制出戍军马12，而真德秀死于端平二年（1235），因此这封书启当是作于真德秀罢官闲居蒲城期间（12261231）。蔡节既与真德秀“尝僚”，后又担任蒲城县最高长官，而真德秀对他也不吝溢美之辞，推崇蔡幼学、蔡节父子得永嘉之学真传，可以想见二人在这一时期必定多有往还。这构成我们理解蔡节论语集说多采朱熹之说的学术交往背景之一，同时也表明蔡节之学渊源于蔡氏家学，为永嘉之学一脉。淳祐四年（1244）十二月，蔡节改除九江江西安抚使、沿江制置副使13。刘克庄于次年上疏说：“不幸四年五年俱旱，某与前任蔡提刑各历郡县，深知本州痛痒。”据辛更儒的考证，“蔡5 参见：李致忠宋版书叙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6 参见：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06-309。7 参见：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2012：2866。8 参见：唐明贵宋代论语诠释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9 参见：孙衣言瓯海轶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0 参见：向辉荣耀之礼：蔡节论语集说版本学考察G/张乃文版本目录学：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6。11 参见：真德秀 西山文集G/永瑢，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4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08。12 参见：李之亮宋两浙路郡守年表M成都：巴蜀书社，2001：495-496。13 参见：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4：460。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 36 卷第 1 期44提刑”即蔡节143536-3538。宋代安抚使为朝廷特派，措置“赈济”“察治盗贼”诸事宜，绍兴年后为虚名，具体事宜由转运司、提刑司负责15，江西安抚使、沿江制置副使当是加于蔡节的差遣江东提刑上的虚衔。在任期间，蔡节留下了赈济灾荒、惩治恶霸杀人、处理民事纠纷等活动记录143534-3535,7522-7545。朱熹曾批评一些南宋地方长官“以承流宣化为职，不以簿书财计狱讼为事”16，相形之下，蔡节对地方大小事务可谓尽职尽责。许应龙蔡节除司农卿兼检正制称：“以尔疏通无壅，廉静寡求，出典辅藩，入登朝列。郎闱寺监，无施不宜；省闼弥纶，奉公守正。”17由此亦可见蔡节具有比较优秀的政治品格与政治才干。淳祐五年五月，蔡节改任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18459。在此期间，蔡节除了进献论语集说二十卷外，还向朝廷举荐了朱熹高弟蔡沈的次子蔡杭。蔡节在府卿荐章中说：“蔡杭，名儒之孙。讲学之邃，得之家传。充粹无华，渊静有守。登第十七年，而闭户读书十载，佳士也。其仕于州县，则上官皆称其才。近者考举及格，赴部注籍，臣与疑之19接，熟知其人，又岂止堪州县之职。闳闳明了，甚有当世之志，言古今成败之势，类皆得其大者，此儒生之有用，它日可当事任。”20可见蔡节与蔡杭相当熟识，且对建阳蔡氏一族倍加推重，这又构成我们理解蔡节论语集说多采朱熹之说的学术交往背景。而蔡节府卿荐章突出蔡杭“有当世之志”“得其大者”，为“儒生之有用”者，则反映出蔡节对儒家有用之学及其实践的关注。淳祐六年（1246）三月，蔡节为朝散郎、集英殿修撰、知湖州21。主政湖州期间，蔡节创建了安定书院。据元人孛术鲁翀说：元统三年，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张蔚言：“宋淳祐五年，湖守蔡节始辟书院，创屋楹四百七十，置米亩二千。先圣之室，侍以颜、曾。安定之祠，传习之馆，皆循矩矱。九峰蔡氏（沈）纪其绩，双峰饶氏（鲁）主其教，道化大行。”22按张蔚之言，安定书院为资产雄厚的官方学校。姜文龙在淳祐六年的论语集说跋语中说：“永嘉蔡先生集说之作，自集义中来，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参以晦庵或问，而于晦庵、南轩先生尤得其骨髓。是书也，说虽博而所会者约，文虽约而所该者博，大有益于后学，遂请刊于湖頖。”18460所谓“湖頖”，李致忠考证为湖州州学5227-228，更具体地说，应即安定书院。论语集说以二程为宗，深得朱熹、张栻学术精髓，刊行于安定书院，无疑有助于程朱理学的进一步传播。同时，蔡节聘饶鲁为安定书院山长，而饶鲁的弟子程若庸也在“淳祐间，聘湖州安定书院山长”232817。作为蔡节地方政绩之一的安定书院，俨然成为“双峰学派”在湖州地区发14 参见：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 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7：500。16 参见：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11：2645。17 参见：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 303 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69。18 参见：蔡节论语集说G/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第 14 册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19“疑之”当作“之欵”。20 参见：福建省建阳市蔡氏九儒学术研究会，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济阳柯蔡委员会 潭阳蔡氏九儒书M 内部印刷物，2000：374-375。21 参见：谈钥嘉泰吴兴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203。22 参见：李修生全元文：第 32 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324。23 参见：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张建坤：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45展的中心。不过，蔡沈早已于淳祐五年亡故，不可能为蔡节记录其创建安定书院的功绩，“九峰蔡氏（沈）”当是误记，疑为与蔡节相交的“久轩蔡氏（杭）”。总体来看，蔡节之学主要渊源于蔡氏家学，为永嘉学派传人，但他与朱熹后学真德秀、蔡杭、饶鲁等人交往密切，这构成其论语集说多采朱熹之说的学术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永嘉学派开放包容的学术气象。同时，蔡节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长期活跃于南宋后期政治舞台、积极参与地方州县发展建设的官僚-学者型人才。关心民瘼、重视文化的具体实践，与论语集说“求知行之实”18459的思想旨趣亦相一致，折射出蔡节注重真知与实行紧密结合的价值取向。二、论语集说的文献征引拓展孙诒让曾指出，论语集说“体例清整，训释经义，虽多遵朱子集注及张氏癸巳论语说，然于何氏集解及皇、邢两疏亦多征引，永嘉诸儒则于钱白石、戴岷隐两家之说采录颇伙，固非徒钞语录者也”4260，说明论语集说具有广征博引、兼收并蓄的学术特点，比株守朱子学的论语学著作有着更高的学术价值。事实不仅如此，论语集说还在文献征引的范围上远超论语集注，在体例设计、义理阐发上与论语集注存在诸多差异，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宗主朱学”之作。据笔者粗略统计，对于他人的论语学成果，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明征引 33 家（二程合为一家），而蔡节在论语集说中则注明征引 54 家。这 54 家，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第一，汉唐注疏之学（8 家），包括孔氏（安国）、包氏（咸）、马氏（融）、郑氏（玄）、何氏（晏）、王氏（弼）、陆氏（德明）、邢氏（昺）。第二，宋儒义理之学（46 家），包括理学学者（25 家）和其他学者（21 家）。理学学者有横渠张子（载）、明道程子（颢）、伊川程子（颐）、蓝田吕氏（大临）、上蔡谢氏（良佐）、龟山杨氏（时）、建安游氏（酢）、河东侯氏（仲良）、河南尹氏（焞）、汉上朱氏（震）、致堂胡氏（寅）、无垢张氏（九成）、江都王氏（居正）、林氏（之奇）、毗陵周氏（孚先）、休斋陈氏（知柔）、檗山黄氏（颜荣）、延平李氏（侗）、晦庵朱氏（熹）、南轩张氏（栻）、东莱吕氏（祖谦）、平都李氏（承之）24、勉斋黄氏（榦）、西山真氏（德秀）、克斋杨氏（泰之）。其他学者有刘侍读（敞）、金陵王氏（安石/雱）、东坡苏氏（轼）、成都范氏（祖禹）、平仲刘氏（定国）、龚氏（原）、天台陈氏（用之）、景迂晁氏（说之）、石林叶氏（梦得）、曾氏（几）、洪氏（兴祖）、武夷吴氏（棫）、鄞川史氏（浩）、永嘉何氏（逢原）、南山王氏（十朋）25、东谷郑氏（汝谐）、永嘉戴氏/岷隐戴氏（溪）26、东溪刘氏（伯熊）、谦斋李氏（杞）、白石钱氏（文子）、岩麓赵氏（未详）。24 平都地属庐陵，朱熹曾说“李君承之来自庐陵，出示澹庵先生胡公所为作论语解序”，故疑蔡节所引“平都李氏”之说，即出自李承之的论语解。参见：郭齐，尹波朱熹文集编年评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3912。25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左原梅溪村（今乐清市淡溪镇梅溪村）人，有“论语孟子讲义，皆指授学者”。梅溪村背靠南山，蔡节或是以“南山”而非“梅溪”来称呼王十朋。参见：汪应辰文定集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9：253。26 蔡节论语集说所引“岷隐戴氏”之说共 5 条，均见于戴溪石鼓论语答问，但所引“永嘉戴氏”之说仅 1 条，即解释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章之“永嘉戴氏曰：”，却不见于氏著，疑“永嘉戴氏”与“岷隐戴氏”并非同一人，或石鼓论语答问已非旧本。这里，姑且视二者为同一人。参见：蔡节论语集说G/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第 14 册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499。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 36 卷第 1 期46当然，论语集说实际征引的文献并不止这 54 家。四库馆臣就指出，蔡节怀疑乡党“三嗅而作”的“嗅”字当作“叹”字，是来自于“徐积之说”3297。徐积曾说：“嗅当作叹，盖字之误也。”27前引姜文龙说论语集说“自集义中来”，但论语集说基于论语精义而又明显超越了论语精义，其文献征引之广，在整个宋代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蔡节晚生于朱熹，并长期活跃于经济文化优越的东南地区，能够掌握更加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毕竟能够拥有同等学术研究条件的朱熹后学，在集注论语时都主要选择程朱理学内部的论语学成果，与蔡节博采众说、广泛摄收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蔡节论语集说征引文献的拓展呢？论语集说的文献征引信息表明：第一，和朱熹一样，蔡节也比较重视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在论语集说中广泛征引相关训释，彰显出字义训诂与义理阐发并重的诠释特点；第二，对二程称“子”而对朱熹称“氏”，直接反映出论语集说“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18460这一学术取向；第三，蔡节给予了永嘉学者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何逢原、王十朋、刘伯熊、郑汝谐、戴溪、钱文子等具有不同学术取向的永嘉学者的论语学成果，均被纳入征引范围，透露出蔡节弘扬乡土文化、发掘乡土学统的区域意识。综合这三点来看，论语集说征引文献的拓展，或许旨在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二程之学为本位，在学术上综合诸说，在思想上融会贯通，以期集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三、论语集说的诠释体例创新在经典诠释中，一味追求文献征引的全面性、丰富性，往往会使经典诠释显得繁芜琐碎、主旨不明，朱熹后学中就有流入此弊者28。蔡节在拓展文献征引的同时则采用一种全新的注释体例，不仅将诸家解说井井有条地纳入自己的论语诠释当中，而且使自己的思想观点得以清晰地表达出来。四库馆臣评价论语集说称“说虽博而所会者约，文虽约而所该者博”，“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炳文等所可及焉”3297，这与蔡节创新论语诠释的体例是密不可分的。在论语集说卷首，蔡节介绍了该书的五种体例：集曰例。全用一家之说，则独书姓氏于下；兼用诸家之说，则各书姓氏于下；杂用诸家之说，则于末后总书姓氏；添入己意三数语，则于末后书本某氏说。释曰例。全附以己意。注书例。集曰已编正说，有他说可以互相发明者，则附注于下，释曰同。节谓例。集诸家说，后附以己意，故曰节谓。低集、释一字例。非正说而旁引可以见意者，则低一字书。18460这其中的“释曰例”“节谓例”，是集中表达自己思想观点、心得体会的注释体例，比较容易理解。相对复杂的是“集曰例”，它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以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章为例。蔡节注作：“集曰：游，去其家而他之也。方，谓东西南北之方也。子于父母，形体虽异而心则相属。不远游者，不远去其亲也。游必27 参见：徐积节孝先生语G/永瑢，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98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89。28 如真德秀弟子卢孝孙，广泛征引朱熹之说，编辑四书集义多达一百卷，刘因“病其太繁，择为精要三十卷”。参见：苏天爵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3。张建坤：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47有方者，虑其亲之求己也。以己之心体父母之心，斯可谓孝矣。（白石钱氏）”18470整章注解只采用钱文子一人之解并在文后注明原作者。第二种情况以为政“孟武伯问孝”章为例。蔡节注作：“集曰：孟武伯，懿子之子。仲孙，彘武谥也。疾，病也。（马氏注）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为孝乎？（晦庵朱氏）”18463整章注解兼用马融、朱熹之解并分别在所引注文之后标明原作者。第三种情况以为政“子夏问孝”章为例。蔡节注作：“集曰：食，饭也。先生，父兄也。馔，饮食之也。曾，犹则也。色，礼记所谓愉色婉容者是矣。盖非爱敬之至、和顺积中，则形于外者不能常然也。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尔。劳事则代长者，酒食则先长者，此所谓养口体也，未足以为孝。（马氏注、南轩张氏、成都范氏）”18463整章注解糅合马融、范祖禹、张栻的字义解释和义理阐发，不作具体的区分，于文后一并标明原作者。第四种情况以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在”章为例。蔡节注作：“集曰：巧，好也。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言如是之人，少有仁者也。盖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伪日滋，而本心之德亡矣。（本晦庵朱氏说）”18461此章注解与朱熹之说基本一致，但有细微区别：朱熹的解释是“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2948；蔡节则将朱熹的“人欲肆”改为“人伪日滋”，把相对抽象的人欲转化为了人们比较容易感知的虚情假意的伪善行为，更为契合论语的本意。蔡节因为添入了个人的理解，所以在文后注明“本晦庵朱氏说”，意在表明，此解虽依据朱熹之说，却非照搬其说。所谓“注书例”，指将他说附注于正说之后。如蔡节将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章注作：“集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晦庵朱氏）勉斋黄氏曰：仁曰心之德，礼曰天理之节文，义曰心之制，此言其体也。仁曰爱之理，礼曰人事之仪则，义曰事之宜，此言其用也。”18462在蔡节看来，黄榦以体、用分殊“礼”的本质（“天理之节文”）与表现（“人事之仪则”），更加完整、清晰地说明了所引朱熹释“礼”的内涵，因而他将黄榦之说以小字附注于朱熹之说后。至于“低集、释一字例”，如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章，蔡节注作：集曰：威魋30，宋司马向魋也，出于威公，故又称威氏。威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则威魋其奈我何，言不能违天害己也。（晦庵朱氏）又曰：于威魋则曰天生德于予，于康人则曰天之未丧斯文，盖夫子一身之存亡，系斯道之兴废，故其遇难也，不决于人而决于天。（休斋陈氏）18480陈知柔将此章与子罕“子畏于匡”章关联起来，虽然超出了此章的本意，但能够加深学者对孔子之德的认识，因而蔡节以“又曰”另起一段，低于“集曰”一格而标示。总的来说，通过别具一格的五种注释体例，论语集说在形式上清新脱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内容上表现出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全面摄收诸儒之说的恢弘特点；在目的上更有利于个人意见的表达，展现出有别于他人的独到观点。这种体例为方东树所继承和发展，他在汉学商兑中摘录著者原文时即“仿蔡节论语集说例，全举一家者，则独书姓氏；参举一两家者，则各注某人某书于本语上下，皆顶格写。其采合众说，翦裁联络，润以己意为辩29 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30“桓魋”作“威魋”，缘于避宋钦宗赵桓名讳。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 36 卷第 1 期48者，兼用马氏绎史例，叙明某人某书，皆低格写。其推极义类，旁见侧出，非为正文者，易蔡氏低一格写例，为低二格写”31，而且通过两方面的改进注明作者书目（参考文献）、引文低正文两格（缩进两字符），使蔡节开创的注释体例更显形式之美，也更契合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和精神。四、论语集说的思想义理旨趣据笔者粗略统计，论语集说征引朱熹之说最多（约 362 条），征引张栻之说居次（约 195条）。就此数据来看，“宗主朱学”似乎是论语集说再明显不过的特点。唐明贵也从“部分注释直接袭用朱子论语集注”“部分注释在朱注基础上润色以己意”“在解释时沿用朱子思想”三个方面予以例举，说明论语集说“宗主朱学”的特点8395-396。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前述蔡节对二程称子、对朱熹称氏、对永嘉学者广泛关注，以及“集曰例”中“本某氏”例对朱熹之说的调整等所蕴含的实际意义。同时，就理学的核心话语“仁”来说，蔡节在采用朱熹对“仁”的经典界定“心之德、爱之理”时往往注明“本晦庵朱氏、南轩张氏说”18460-461,494,507，而未掩盖张栻对“仁说”的贡献。在对论语篇章的具体解释中，蔡节也经常采用张栻和其他学者的注解，而全然不取朱熹之说，这亦表明，和朱熹后学引用张栻等人之说来推阐朱熹之说不同，蔡节是把朱熹之说与张栻等人之说置于同等地位，共同作为理解论语文本的学术资源。因此，我们应慎重看待论语集说“宗主朱学”这一观点，从其本身出发，将之置于宋代多元学术格局中进行考察，认识和理解其真实的思想旨趣。其实，蔡节与朱熹在论语诠释上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四库馆臣已经指出了论语集说与论语集注之间的部分差异：“贤贤易色”，谓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案：此郑汝谐之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谓知鲁之僭禘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案：此郑玄之说。“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口才乃可免。“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于齐国。案：此亦郑汝谐之说。“五十以学易”，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不至于谷”，谓三年不能至于善，则所学已难乎有得。“没阶趋进”，谓进疑作退。“虽疏仓菜羹瓜祭”，谓瓜为如字，以祭字属下句。“三嗅而作”，谓嗅疑作叹。案：此徐积之说。“冉有退朝”，谓朝为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谓为子路之言。“有马者借人乘之”，谓即史之阙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连上为一章。案：此郑汝谐、钱时二家之说。“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于女乐，故乐官散去。然出入者不过此数条。3297不过，他们认为论语集说不同于论语集注的地方只有这 18 条集中在章句训诂方面的解释，实在有失详察。就章句训诂来说，论语集说中尚有不少与论语集注相异之处。如为政中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一般被断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但从蔡节“先行者，行之于未言之前，其言而后从之者，言之于既行之后”18464之解来看，他是把此句断为了“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旨在突出实践的首要性，这与包括朱熹在内的宋儒有所不同。又如，雍也“子曰中庸31 参见：方东树汉学商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5。张建坤：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49之为德也”章，朱熹注云：“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2991蔡节则作：“此章言中庸之德之至，民鲜有能久行之者也。”18477二人对“久”字的解释显然是不同的：朱熹释作“长久”，偏向“中庸”的道德修养；蔡节释作“久行”，偏向“中庸”的道德实践。再如，子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朱熹注云：“肆，谓官府造作之处。”29189蔡节则作：“肆，谓市肆也。”18520“肆”，朱熹释作官府手工业作坊，蔡节释作民间手工业作坊。论语集说与论语集注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章句训诂上，还明显地表现在义理阐发中。例如，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朱熹注云：“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2978蔡节则作：“以非理相干之谓加。成都范氏曰：君子必其在己者而已，其在人者不能必也。己欲无加于人，唯恕者能之；欲人之无加于我，虽圣人不能也。故曰非子贡所及。”18472朱熹引用程氏之说并加以疏通，旨在突出“仁”“恕”体用之别，但也使其诠释超出了此章本意；蔡节则未牵连出“仁”，而是采用范祖禹之说，将诠释的焦点放在“恕”，直接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贯主张相联系，比较契合文本本意。又如，公冶长“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章，朱熹注云：“其介如此，宜若无所容矣，然其所恶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2981-82蔡节则作：“念恶即是私心凝滞处，私则有怨矣。夷、齐处心公清，无所系累，其于旧恶，何念之有。己不念则人亦不怨，此怨之所以希也。”18472朱熹诠释的焦点是“旧恶”之人，强调的是他们迁善改过而后获得人们的原谅，突出的是道德的修养与提升；蔡节诠释的焦点则在伯夷、叔齐，强调的是他们能够宽容“旧恶”之人缘于秉持“公清”之心的宽广胸怀，突出的是道德的品质和境界。再如，卫灵公“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章，朱熹注云：“不同，如善恶邪正之异。”29169蔡节则作：“道同，则可相为谋矣；道不同，其所趋异也。所趋者异，则我之不能为彼谋，亦犹彼之不能为我谋也，乌在其相为谋哉。”18510相较于朱熹的二元对立解释，蔡节之说只是对人的不同取向的事实判断，并不含有善恶邪正之不同的价值判断，反而有一种各行其是、互不相扰的包容意味。在对论语的义理阐发上，蔡节不仅与朱熹有不少迥异之处，甚至和二程也时常相左。如对于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章，程颐认为子贡之语是他得闻孔子“性与天道”之论而发出的叹美之辞32，蔡节则认为“性与天道，夫子未尝轻以告人，然非学者潜心之久，亦未易以得之也。子贡至是未之有闻，所以发为是言”18473。尽管论语集说“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但此处蔡节之言并未遵从程颐之说，反倒与叶适“子贡平日之愧，终以性与天道为不可得而闻”33179之说相一致，突出“性与天道”极其不易被把握的一面，借以强调持久潜心的学习修养的重要性。可见，即使是程颐的解说，蔡节也不一定采纳，更不用说是朱熹的解说了。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蔡节的论语集说并非“宗主朱学”之作，而是鉴别综合诸儒论语诠释成果的集成之作。32 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39。33 参见：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1。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 36 卷第 1 期50以上论语集说与程朱之说的差异，显示出论语集说具有开放包容、注重实行的学术取向和思想特点，而这又根源于“求知行之实”的思想主旨。在进论语集说表中，蔡节说：求知行之实，诚莫切于鲁论。加讲习之功，端有裨于圣学。喜数年之编集，幸一旦之际逢。窃惟洙泗垂训之书，莫非帝王传道之要。存心为大，主敬以胜百邪；克己实难，为仁以该众善。能博文而约礼，复笃志而近思。视明听聪，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举枉错，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君位之至艰，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众共，当正南面以笃恭，权不至于下移，礼乐征伐之自出。俗必期于丕变，德礼刑政之并行。常念四海之困穷，用跻群生于富庶。宁菲衣而菲食，庶足国以足民。放郑声，远佞人，邦政以立；举逸民，继绝世，人心攸归。详味圣言，悉关后德。岂惟一王之成式，抑亦百代之宏规。18459可见，蔡节论语集说经过长期编集而成，贯穿着“求知行之实”的思想旨趣。“知”即探求“天理”这一“帝王传道之要”，“行”即遵循“天理”的具体实践。从“求知之实”来说，蔡节认为，“一事一物，莫不各有当然之理。然众理本一理也，能即其理而求之，则虽事事物物之万殊，而亦无所不通矣”18506-507，因此，要想游刃有余地应对日常纷繁之事，就只有把握那个根本的、普遍的“天理”，获得真正的知识，进而由“一理”贯通“众理”，以“一理”为认识判别事物的标准，最终达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判乎君子小人之分”、举措得宜的理想状态。把握“天理”，则需要经过主敬存心、博文约礼、克己为仁的工夫修养，而这些又根源于持续不断的学习与思考，所谓“人之于理，有未之能知能行也，必贵于学焉”18460，“徒学而不思，则莫知所发明，吾心之于理且无所得矣，故曰罔；徒思而不学，则莫知所依据，吾心之于理且无所安矣，故曰殆”，“学与思相为表里”，学以认识“天理”，思以贯通“天理”，“要不可以偏废也”18464。无论如何，学习与反思的根本目的都是真正把握“天理”，因而能够帮助达成这一点的知识学问均可纳入学、思的范围。在这一点上，蔡节与朱熹并无二致，因此他也和朱熹一样，都把其他学者的论语注解视为把握“天理”、求取真知的一种知识和思想资源，而非其终极的价值依托所在。他们终极的价值依托只在于由二程拈出的“天理”二字：合乎“天理”的，不因人而废其言；不合“天理”的，不因人而存其言。而在“天理”面前，朱熹论语集注与其他学者的论语注解是平等的，但朱熹论语集注对“天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不能不使蔡节在以“天理”为标准进行择取时偏重其说。这或许正是蔡节尊二程为“程子”而称朱熹为“朱氏”的根本原因。就“求行之实”来说，蔡节反复强调，“行常病于不足，敏于事者能勉其所不足也”18462，“仁，任重道远，贵乎力行”18500，“君子乐善，故其所思，则以躬行为事也”18469。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成德还是国家治理，都需要少空言，多实践，切实遵循“天理”法则和践行“天理”规范。对于宪问“子曰莫我知也”章，为了强调要把“天理”落实到实践中，蔡节甚至断章取义地截取程颐“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之说、张栻“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之说为解，并认为此章主旨是“夫子叹当时莫能用己也”18505，以此来表明儒家之学应当落实到“用”。这一点，从蔡节解释雍也“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章时赞叹“此可见圣门有用之学”18475，推崇蔡杭是“儒生之有用”，亦可见一斑。而在对先进“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注解中，他更是把“践”解释为“实履”，认为“子张之行，好高而不务实”18492，这和其他学者一般把“践”解释为“循”以侧重于说明遵循圣人足迹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而是突出了切切实实地去实践圣人之行的首要性。张建坤：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51众所周知，作为承继二程洛学学统的永嘉学派，在南宋的发展，有两条基本脉络：一是从周行己到郑伯熊的前期永嘉学派，开展“必兢省以御物欲”的性理之学；二是从薛季宣到陈傅良、蔡幼学、叶适等的后期永嘉学派，转向“必弥纶以通世变”的经制之学或者说事功之学33178。论语集说“求知之实”，是对“天理”的真正认知，而从蔡节截取的“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和“天理初不外乎人事”来看，“天理”承载于“人事”，“人事”即“天理”之用，这样，“事功”就又被重新涵化于“天理”，成了“求知之实”的题中之义。而“求行之实”无疑更能够直接催生出“事功”，毕竟“行之实”既包括笃实的道德性命修养，也包括切实的社会政治功业，二者都是“知之实”亦即天理性命的内在必然要求。总而言之，论语集说“求知行之实”的实质就是对“天理”的真知与实行，这把永嘉学派的性理之学和事功之学两种学术取向统合在了一起，从而使论语集说在具体的诠释中既呈现出与程朱理学高度一致的一面，也具有与程朱理学截然不同的地方。五、结语真德秀曾回顾二程洛学的传承发展说：“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传之延平李氏，李传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刘元承得之，为永嘉之学，其源亦同自出。”34尽管后世学者尊朱张之学为理学正统，但永嘉之学为二程洛学传承者，在南宋中期与朱张之学鼎足而立，无可置疑，以至于有“温居瀛壖，理学之渊”18459的说法。耐人寻味的是，永嘉学者从薛季宣、陈傅良开始转向事功之学，但永嘉事功之学却又在叶适去世后迅即沉寂。这固然与叶味道、陈埴等一批“永嘉为朱子之学者”232087主动放弃事功之学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在朱子学的影响下，永嘉后学接续从王开祖、“元丰九先生”以来的理学传统，在将缺乏形上依据的事功之学重新内化于性理之学的过程中，使事功之学趋同于朱子学以致被其遮蔽。在永嘉后学的这一性理回转中，蔡节显得至关重要。蔡节与朱熹后学真德秀、蔡杭、饶鲁等交往密切，应促进了他对朱熹理学思想的接受和理解。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论语集说大量征引朱熹之说，并沿袭朱熹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并重的诠释方法，呈现出与之高度一致的一面。但仍不可否认，论语集说唯独对二程称“子”，遵循着永嘉学派“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231830的学术取向。立足于“求知行之实”的思想旨趣，朱熹理学与永嘉性理之学、事功之学，都成为蔡节探求“天理”真知与实行的知识、思想资源。论语集说在文献征引上的拓展，透露出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性理之学为本位、集历代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的思想意图。从这个角度说，论语集说应是对永嘉事功之学进行了一番性理之学的回转，通过“天理”统合了永嘉之学的性理与事功两种学术取向，赓续了永嘉之学的理学传统。不过，由于在性理层面上与朱熹理学的同质性，论语集说在后世被纳入朱子学的脉络，以致其兼具性理与事功的永嘉之学特性被遮蔽，这也是永嘉之学在叶适去世之后的普遍命运，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编辑：张龙）34 参见：真德秀西山读书记G/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 10 编：第 2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415。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 36 卷第 1 期52The Turn to Nature in the Yongjia SchoolADiscourse on Cai Jie and His Collected Sayings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ZHANG Jiankun(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sha,China410003)Abstract:Cai Jie,who was activ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Li of the Song Dynasty,was a member of theYongjia School.Although he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Zhu Xis followers,and during his tenure at thelocal level,he built a school,recommended scholastic talents,promoted the spread of Cheng-Zhu theory,andhis Collected Saying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论语集说)also quoted extensively from Zhu Xi,hewas not a member of the Zhuzi School.In fact,the Collected Sayings on the Anal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