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发展、冲突、创新(二)——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docx

推进、发展、冲突、创新（二）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关键词： 力量博弈的推进 发展演变的冲突 产业政策的调整摘要：市场、技术、政策及其三者之间的博弈进程推进了我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在发展中各种矛盾的冲突演变成就了现实的数字新媒体发展的状况，而且正是这些冲突演变构成了产业政策不断调整的基础。因此本文分析和研究我国广电数字新媒体，是从其发展动因和现状入手，进而剖析其发展演变进程中的冲突，最后的落脚点是对我国广电数字新媒体产业政策不断调整创新的解析。技术标准的冲突对于新媒体行业来说，标准可谓是行业发展的命脉和基础，掌握了标准也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因此在新媒体领域，标准争执一直异常激烈。无论是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长达10年之久的博弈，还是手机电视标准领域广电和电信的争夺，其背后的问题是利益之争。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的冲突时间长达10年之久，涉及力量包括科技部、发改委、广电总局等国家部委以及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期间就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而几经波折难以顺应市场需求而颁发，最终于2006年8月推出了融合单载波和多载波在内的地面数字电视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虽然推出了，但是围绕地面国标的种种争执却没有停止，因为标准是融合标准，这就给芯片研发、设备制造、运营推广等环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难度，再加上国标出台前已经开展试验的地方还需要强制转换到符合国标的系统上，因此整个市场依然动荡不平。到2007年8月，按照国标颁发时的规定，此时国标应该开始正式推行，但是事实上却没能按时完成。直至2007年12月31日，香港地区开始正式采用国标系统开展地面数字电视业务，该行业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商业应用。2008年，借着奥运会的东风，符合国标的地面高清数字电视将正式开播，此举将有利于地面数字电视标准的全面市场化。虽然最终地面标准得以确立，但在标准争执的漫长过程中，我国地面数字电视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在了后面，延误了很多发展时机，比起我国有线数字电视已经超过2700万的用户以及丰富多彩的业务类型，地面数字电视发展才刚刚起步，由于标准之争而造成的产业发展延误问题，应该给业界带来警醒。2、手机电视国家标准手机电视中，关于标准问题的冲突就像一个谜局。这次的标准之争由电信部门挑起，国标委从2006年开始至2008年初一共发起了四次标准征集，有多家企业参与竞标，25但这次广电吸取了地面数字电视标准之争的经验教训，不再纠缠于单纯的标准争论，而是迅速推出了行业标准，并以此行业标准推动基于广播方式的移动多媒体广播的运营。至2008年初，移动多媒体广播的产业链已经构建完成，标准体系、芯片、前端和终端设备、频率资源、运营模式等均已筹备完成，并基本具有了产业化特征，预计2008年移动多媒体广播将正式开始面向用户推广。在广电行业积极推行本行业的移动多媒体广播服务的同时，电信业却陷于手机电视的标准冲突之中，参与国标委方案竞选的几家企业均没有较为完善的市场行为，通信业的手机电视将采用何种标准体系来推进仍然没有定论。消费市场的冲突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输方式决定其很少直接和市场上的消费者发生联系，而数字新媒体不仅在业务设计推广上还是收费方式上，都需要直接面对用户，因此消费市场和新媒体产业的运营息息相关，而要让一种新业务在消费市场上逐渐被接收，而且还要让他们熟悉并接受从免费到收费的变化，就必须为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这些都是对一直以来习惯于只提供信号、不提供服务的广电系统的一次严峻考验。免费与收费的冲突这些年来由于中国广电具有事业属性，为百姓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广播电视节目、保证党和国家的宣传需要一直是中国广电的所坚持的原则，是中国广电的基本属性，中国的百姓也习惯了免费收看电视节目。另一方面，中国广电又具有产业的属性，国家财政拨款在广电经营中已经微不足道，广电机构需要自谋生路，在数字化之前的通用做法是用广告费收入来维持广电体系的运转，但在数字化之后，广电面前出现了一个具有丰富盈利空间的新平台，而且数字化升级本身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也迫使广电机构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向百姓直接收费、把百姓从单向看电视的“观众”变为使用数字电视的“用户”，就成了数字电视运营商的必然选择。但是，对广电服务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培育用户的消费习惯、让数字电视所提供的业务真正有效，已经成为数字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在现实运作中，几乎所有的网络商在进行数字化转换中都会面临用户这样的质疑：为什么一定要转到数字电视上去？为什么原来家里只要交一份收视费，现在却要一台机顶盒交一份收视费？为什么只送一台机顶盒、却要我自己为家里的第二台电视机买机顶盒？为什么原来每月交十几块元，现在却要交二十几元、甚至更多？如此问题不一而足，问题看起来琐屑却因为关系用户的切身利益而成为激化矛盾的焦点问题。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这一问题，数字化推进就会非常难。当前，国家广电总局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或发布正式政策条文，或相关领导做报告，都把保证公共服务作为广电行业的基本原则，要求各广电机构在开展新媒体增值业务的同时，要保证民众的基本收视权，针对有线数字电视提供了必须保留3-6套模拟频道、必须给低保户等特殊家庭给以收视费价格优惠等具体措施26，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缓解用户跟运营商的矛盾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要求广电机构加强对用户的正面宣传解释工作，让用户尽快了解、熟悉并接受收费这种模式。2、服务系统的建构问题以往的广播电视行业者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下向受众提供简单的信号传输服务，基本上跟受众没有直接接触，缺乏服务意识和服务经验，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要想说服用户接受从免费到收费的变化，“服务”就成为决定性的一环，如何构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一个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广电服务的系统，就成为当前广电发展新媒体产业的一大难题。从目前产业推进的现状来看，新媒体的服务系统建设中基本上包含营业厅、呼叫中心、网站、维修等几个方面，需要为用户提供的服务包括收缴费、业务咨询、业务调整、意见投诉建议、上门维修等多个方面，大多数广电机构在这些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在用户服务方面还存在很大欠缺，需要进一步提升和改进。政策层面已经对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开始了相关服务规范的制度，预计今年内会出台相关管理规定，“构建用户服务和质量管理的体系是广电总局2008年指定的技术政策重点之一。”27矛盾冲突的焦点：旧体制不能适应新事物新技术带来了新媒体，新媒体需要新体制，之所以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此多的冲突和矛盾，正是旧体制不能适应新媒体发展的一种体现，这也是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这场由数字化所带来的新变革并不仅仅是用户消费习惯的培养、运营商商业模式的选择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更是对广电属性的一次调整，最终将深入到中国广电的骨髓之中。如前所述，中国广电具有事业和产业双重属性，模拟时代提供的服务就是免费或廉价的单向收视，而数字新媒体所带来的丰富增值业务使得数字新媒体天然具有更强的产业属性，于是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单一的服务系统开始遭到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广电总局针对不同的运营主体和服务对象，提出了把广播电视服务分成三大类别的提法，即：义务性的公共服务、公益性的有偿服务、个性化的市场服务， 从而把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进行了区分，希望以此来解决双重属性的矛盾。此举效果如何目前尚待市场检验。数字化进一步深入下去，管理体制也必然受到冲击。在模拟时代，中国广电的管理制度是基于频率资源稀缺、网络之间相互独立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出现了中国广电有系无统、条款分割的格局，而数字化之后，频率资源得到极大释放，而广电网络本身也因为需要规模效益而不得不走向联合，更有甚者，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本独立发展获得广电和电信网络也开始出现互相渗透和融合趋势，双方所能提供的业务趋同，用户市场也逐渐趋同，尤其是一些融合了广电和电信双方特点的新的媒体类型的出现，比如IPTV、手机电视等，更是难以用传统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因此模拟时代禁锢式的、保护主义的管理体制必将不能满足数字化所带来的融合、开放、合作、竞争的现实需求，开放和联合将成为数字时代管制的核心理念。事实上，一些新媒体形式的出现既是对模拟时代管理体制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广电管理体制进行调整的一次良好的历史机遇，当前中国广电系统在强力推进的移动多媒体广播就是一个历史机遇点。在移动多媒体广播的体系构架中，并没有延续以往每个城市单独建网、单独运营的历史传统，而是统一标准、全程全网，也就是说，技术标准是全国统一的，网络架构是全国统一的，就连运营也是由一个全国统一的运营主体来操作，这种新的技术和运营体系也就决定了不可能用原有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去管理，必然要建立全国一盘大棋，随着移动多媒体广播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中国广电的管理体制将进入一次大调整的历史新阶段，有可能是对现行管理体制一次彻底改变。最新政策也表明，国家层面对推进三网融合态度已经非常明确，然而如果只是“鼓励”广电参与电信的增值业务，而“支持”电信进入广电的基本业务，28这显然是一种不对等的“融合”和“开放”，很可能糟蹋了“三网融合”的美丽构思。因此基于广电和电信互相准入，构建新的管理体制已经势在必行。“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大部门制”可以视作一个信号，但是如今大部门制却采取了将电信和工业等其他产业融合的方案，并没有采取和广电、新闻出版等行业融合的方案，可见意识形态力量的巨大影响。四、创新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在广电行业体制和机制方面，随着产业发展的不断深入，最终必然要求整个产业政策发生改变，进行创新。在新技术催生出了这些新媒体之后，原有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逐渐不能适应新媒体的需要，新媒体环境要求有新的政策。近年来，伴随着新媒体的发生发展，广电政策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媒体依然存在，旧有的管理政策难以发生重大改变，而新媒体因为前所未有，旧的体制将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所以管理政策会是全新的，虽然带有旧体制的痕迹，但新媒体将采用新办法。创新的具体表现针对以上种种矛盾，政策层面并非无动于衷，在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开始针对这些矛盾进行一些调整和创新。针对主导权之争行业监管主导权的争执关系到一个行业的生存空间，在这一点上，广电跟电信各不相让，广电的基本原则是牢牢掌握对媒体及视听内容的监督管理权。广电跟电信融合的行业强调对内容的监管，广电领域的全新行业则强调其媒体属性。对于IPTV、手机电视等融合了广电和电信特征的新媒体产业，广电通过发放许可证的方式来进行监管29。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广电总局先后给上海文广、中央电视台等数家机构颁发了IPTV和手机电视运营牌照，对于那些没有牌照就开展经营的地方进行查处。通过这种方式，广电实现了对这些新媒体产业的控制。另一方面，对于完全全新的产业，如CMMB，则强调了其媒体属性。张海涛在2007年BIRTV主题报告会上的演讲中明确表示：“移动多媒体广播属于新媒体业务，中央已明确要求由广电主导，产业运作，加快发展，并纳入媒体管理”。2、针对技术层面的冲突由于各种数字新媒体都是由技术催生出来的，所以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技术层面的政策调整也最为频繁、深入。通过颁发大量的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等方式，力图给行业一个健全的发展空间。有线数字电视领域中，影响最广泛的当属“四大平台技术新体系”的建构，在这个体系中明确了台网之间和中央、省、市三级广电机构之间的职责；在地面数字电视领域，配合传输国家标准的实施，广电系统进行了相关测试，为配套标准的制定做准备，同时还在进行频率规划；CMMB领域，发布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标准及一系列配套标准，完全是由广电系统的技术建立了这个新产业。对新媒体来说，技术问题往往成为决定行业发展的核心关键问题，政策层面通过解决技术问题，为新媒体发展扫除障碍。3、针对消费市场针对用户市场对服务能力要求的提高，广电系统也随之通过相关管理政策进行了调整。要求各级广电要重视服务，提供服务水平，把“服务”这一以往被忽视的环节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总体上，政策层面把广电系统目前所提供的所有业务从服务范围的不同角度划分为“义务免费”、“有偿公益”“个性市场”三个层级，其中包括各个新媒体行业，此规定的提出便于广电有针对性的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有线数字电视发展最早也最成熟，用户接触也最多，因此广电总局专门针对有线数字电视的服务情况做出规范，明确要求各地在提供有线数字电视服务的同时，必须至少保留3-6套模拟信号，保证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电视，同时在价格方面要求各地运营商要根据本地用户的需求和市场来进行调整。构建用户服务和质量管理的体系还被列为广电总局2008年指定的技术政策重点之一，在今年出台有线数字电视服务方面相关管理规则，提出一些量化的规范性指标，30 可见，服务问题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重要地位。 4、针对市场行为政策层面还对产业经营做出了积极回应，提出一些适应新媒体发展的、指导市场运营的方针政策。整体转换策略的提出集中反映了政策对市场的指导。在此策略提出之前，市场对有线数字电视推广的方式一直采取的是销售机顶盒的方式，在此方式被市场验证为无法推行的时候，政策结合市场行为适时推出了整体转换策略，用机顶盒免费配送的方式解决了用户推广硬件门槛这一瓶颈问题，这才有了今天有线数字电视迅猛发展的局面。CMMB则在筹备一个跟现有广电行业完全不同的运营结构，即由广电总局牵头组建一个全国运营的股份制总公司，各地方广电参股，并设立地方分公司，由总公司进行统一集成、统一运营、统一管理、统一服务，31这种方式将是对现有广电条块分割现状的颠覆。虽然政策层面仍有不少跟市场行为相抵触的地方，但同时，政策也在根据市场需要提出指导性方针政策，甚至构建全新的战略结构，这都会对促进市场开始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创新的特征通过新媒体发展过程中政策创新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和特征。具体表现在：新媒体产业在政策创新过程中，一改往日纯粹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始采用市场化思路来设置产业政策；同时由于媒体自身的特殊性，政策层面并非完全导向市场化，还是会继续坚持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和公共服务属性；这种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展开；政策与市场行为之间还具有明显的互动特点。这些都是新媒体产业政策创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特征。以下将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论述。用市场意识来实现政策创新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提出了新的运营模式和管理要求，政策层面逐渐意识到原有的纯粹的行政命令式的政策思路不适合数字新媒体发展，开始以市场思维、经营意识来管理新媒体发展，重视媒介机构的企业化管理和产业化经营，以竞争促发展。在付费频道发展过程中，一开始集成运营机构只有一家，广电总局通过出台关于推进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运营产业化的意见，鼓励有条件的机构成为集成运营商，先后批准了中数传媒、上海文广、鼎视传媒、华城等四家付费频道集成运营机构，为行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此举对于促进我国付费频道市场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在IPTV产业，广电总局通过发放牌照来规范市场行为，同时也从内容角度推进IPTV发展，通过引入IPTV的竞争，刺激了有线数字电视加快发展。而CMMB的整个发展过程，本身就是跟电信行业竞争的过程，其中广电并没有纠缠于标准问题，而是积极跟产业界合作，把标准推向市场，推动相关产品的市场化运营，吸引了超过150家相关企业加入到CMMB工作组，迅速建立起了完整的CMMB产业链，在跟电信竞争过程中占据了先机。以上种种政策都清晰的展示了市场思维在其中的作用，正是这种以竞争促发展的管理思维，给了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压力和动力。2、坚持公共服务属性和宏观监管政策层面在由单纯行政命令向市场化方面转变的同时，并非一味地向市场妥协，而是坚持了新媒体作为“媒体”所应该具有的公共服务属性，坚持政策宏观调控的能力。其一，在数字电视的传输通路的选择政策上，尽管在萌芽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发展卫星数字电视先行的意愿，而且随后的政策也推动了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对卫星数字传输技术的应用。但是还是更多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到了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最终没有卫星数字电视先行，而以在城市发展较好的有线网络的数字化先行。其二，尽管数字新媒体在发展初期就面临着内容缺口的问题，而且行业外资本有迫切进入的想法，但是我国广电仍然延用了模拟体制下对频率资源严格管制的思维，控制着内容的生产，没有给业外资源进入数字内容产业一个可行和有效的政策，所以内容缺口仍然是数字新媒体进展中不能绕过的坎。其三，考虑到最广大民众的收视权利，政策坚持了某些新媒体的公共服务属性。地面数字电视被定性为面向广大农村提供义务性公益服务，直播星在初始阶段的主要应用范围被界定为“村村通”工程，所提供的服务也是义务性的公益服务，在有线数字电视的服务中，也要保证基本电视节目的信息服务，只有那些个性化的市场服务才会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来推动。不管是新媒体还是旧媒体，一定程度的公共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职能。其四，考虑到频率等国家资源的统一调配，政策层面对某些新媒体行业的发展进行了一定限制。在地面数字电视领域，政策层面坚持在频率规划没有完成之前，各地不得擅自进行技术试验，更不得违规使用频率资源。对于那些违规占用频率进行地面数字电视试验的地方，政策层面对此进行整顿。有时候政策层面的这种坚持会对产业发展起到一定阻碍作用，或者损害部分运营机构的直接利益，但是，从国家宏观战略和民众需求角度来看，必要的保护和宏观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行业的长久健康发展不能只考虑当前利益和部门利益，还需要考虑长远利益和国家利益，对公共服务属性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坚持，更是长远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体现。3、政策制定的渐近性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类似，我国数字新媒体产业政策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带有鲜明的渐进性的特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反思并修正，再到逐渐成熟，再到游刃有余地处理问题，每一阶段都随着产业进展而不断调整。数字电视产业政策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从它的发展历程中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政策创新的渐进性特点。在数字电视一开始的萌芽阶段，政策的特征是模仿和跟风，主要是对国际潮流的模仿，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现实国情，并且产业政策单薄而不成体系，比如在广电内部的有关技术发展的会议中的讨论，都还没有跨越技术的限制，进入广电管理和运营中。随后我国数字电视产业政策开始反思和回归现实，也已经开始用产业政策引导了我国的数字电视试验，在有线、地面、卫星三种通路中，针对我国现实提出了有线先行的战略方针，调整了高清的发展思路。在确定有线先行之后，政策开始较为成熟地引导产业发展。产业政策的体系已经基本构架起来，包括技术规范、数字内容建设、业务形式、运营保障政策等等，正是这些基本规范和逐渐系统化的产业政策，推动了有线数字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至此我国数字电视产业政策已经比较成熟，已经开始应用政策手段游刃有余地处理市场上的问题了，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不再是强硬地命令式地要求执行机构如何做，而是采取了一定的制衡策略，引入新的竞争，通过压力来促使执行机构对产业政策迅速做出反应；其二是树立榜样处罚错误做法更加有节奏感地推进其政策；其三是设定期限来推进政策的实施。其他行业的发展因为没有数字电视这么长时间，渐进性表现得还不是特别明显，但可以想见，随着这些新媒体行业的逐渐深入，其产业政策也将不断深入，推动市场发展。4、市场与政策的互动性我国数字新媒体产业政策的形成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它不仅仅只是政策内部的反思、修正和调整，而是在与外部市场行为的互动中不断成熟和发展而来。在我国数字新媒体的发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与产业互动的真实案例，机顶盒推广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机顶盒推广是市场先行的，但当销售机顶盒的方式遭遇瓶颈、青岛推出整体转换模式之后，政策层面迅速领悟了这一模式的内涵，据此正式提出整体转换政策，并向全国推广。推广之初市场并不认可，政策层面又通过努力推出配套辅助措施，如争取物价部门、税务部门、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的支持，给产业界更大帮助；产业界在获得这些支持之后，一部分先行者开始按照整体转换策略进行市场推广，这些先行者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刺激了后来者的热情，由此使得整体转换这一政策成为当前我国数字电视推进过程中的核心方式，在全国普遍推广开去，政策和市场获得了双赢。CMMB的系统构建也是一个政策与市场互动的典型。针对电信行业采用通信方式发展手机电视的行为，广电开始研发采用广播方式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的技术，研发成功后发布了行业标准，在行业标准发布之后，重点转向市场层面。随即市场层面开发出来符合标准的芯片以及一系列配套设备，产业链上各环节所需技术设备已经基本准备完善。此时又需要政策层面继续深入，于是我们又看到政策层面争取到了CMMB发展所需频率，随即提出了CMMB业务规划。此后市场层面开始行动起来，各地方广电积极搭建CMMB覆盖网，争取成为当地CMMB运营商，市场开始活跃起来，而政策层面又开始反思，为了防止出现各地分散经营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政策层面又开始在各地方广电之上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运营主体。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此类事件还有很多，可以说，政策和市场互相促动的结果，政策从市场中来，随后又会指导市场运行，并随着市场推进而进行调整和修正，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结语21世纪是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对于媒体行业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还是IPTV、手机电视、CMMB等数字新媒体，都是未来的媒体行业的必然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数字化带给媒体的绝不仅仅是技术变革，更是一次全面的产业升级，除了本行业的发展之外，更会带来整个传媒产业的管理制度、产业政策的变革，最终还会影响到其他行业，带动国家信息化进程，可以说，这场数字化的变革带给传媒行业的，将是一次彻底大换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数字新媒体是媒体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当前环境下，我国媒体的数字化才刚刚开始起步，很多数字新媒体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链条，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运营模式，没有跟用户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新媒体行业仍然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政策监管层面、产业运营层面、甚至理论探讨层面的进一步深入探索。注释1关于技术创新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着作中提出，技术创新理论提供了分析了经济组织借助技术手段获得经济利益的范式。史忠良主编：产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P195“四大平台”指的是节目平台、传输平台、服务平台和监管平台，它们共同构成了有线数字电视的完整体系。在广电总局2003年6月颁布的建立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新体系的实施意见中对此有完整论述。“整体转换”指的是在同一时间内、统一完成一定范围内有线电视用户的数字化，是我国有线电视数字化的过渡办法，见广电总局2003年5月颁发的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媒介杂志2008年1月。2006年8月30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正式公布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标准，该标准是基于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所提出的两个标准的融合标准。按照规定，要求在一年转换期之后，所有开展地面数字电视服务的运营机构，必须全部强制性的转换为国家标准，但是事实上，到2007年8月时，这一计划并没能顺利实施。参见黄升民等主编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月，第9-10页。2006年10月29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直播卫星“鑫诺二号”，但是由于技术故障该卫星并未能投入使用，因此业界把希望寄托在了其备用卫星“中星九号”身上。如果“鑫诺二号”不出现技术问题的话，中国卫星数字电视产业在2008年就可以启动了。黄升民等编着，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95页。这五个标准分为是2006年10月24日颁布的GY/ 移动多媒体广播 第1部分：广播信道编码、调制和帧结构；2006年11月29日颁布的GY/ 移动多媒体广播 第2部分:复用；2007年8月10日颁布的GY/ 移动多媒体广播 第3部分:电子节目指南；2007年11月16日颁布的GY/ 移动多媒体广播 第4部分:紧急广播；2008年1月23日颁布的GY/ 移动多媒体广播 第5部分:数据广播。见国家广电总局网站。102007年3月，由北京创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CMMB关键芯片“IF101”面世，随后被广泛应用于手机、MP4、PMP、SD卡接收器等接收终端中。该公司表示，2008年预计将销售芯片500万枚左右。112007年底，广电总局启动了CMMB第二批“27+2”城市网络覆盖建设工作，其中27为除去奥运城市的全国其它部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2为拉萨和贵阳，再加上已经建设的8个城市，总计37个城市。12马丽婕，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现状，媒介杂志，2008年3月刊，第27页。13即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该许可证由国家广电总局颁发，从事IPTV、手机电视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都应该取得该许可证。14见国家广电总局网站http:/articles/2006/09/08/152005年，上海东方明珠集团在上海启动DAB运营试验。广东地区的DMB运营由广东粤广数字多媒体广播有限公司负责，该公司2003年正式成立，2006年启动DMB运营试验。北京悦龙数字广播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北京地区的DAB/DMB业务推广，2005年4月18日，开始试播DAB业务，2006年9月开始推广DMB业务。大连天途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大连地区的DAB/DMB运营，2007年9月正式推向市场。162005年12月26日，泉州广电局对外发布了一则公告，称“百视通”IPTV不具备运营资格，“未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运营商所推介的百视通网络电视(IPTV)业务，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将依法予以取缔”由此泉州IPTV发展受阻。这一事件突出反映了广电和电信对IPTV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见邵芳卿，IPTV泉州被阻事件调查：地方广电错位竞争障碍共赢路，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5日。17在有线数字电视推广初期，曾希望通过跟机顶盒加密系统捆绑的方式来控制内容，后来在付费频道推广过程中，又通过双加密的方式控制内容，这种方式从一开始推出就受到了地方网络公司的强烈反对，因为它直接触动了地方网的利益。用户是直接跟地方网络公司联系的，对用户的推广、服务、收费、管理等均在地方网手中，网络公司也要通过向用户收费来获利，如果中央级广电一直坚持用内容控制用户的话，跟地方网之间的矛盾将不可调和。18陕西省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陕西省网最早于2003年就启动了网络整合，但是直到2007年才开始推广数字电视，而2003年启动数字电视的青岛、杭州等地早就已经完成了整体转换，开始大规模的增值业务运营了。19马丽婕，中国CMMB发展现状，媒介杂志，2008年3月，第34页。201993年10月5号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第十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无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历经十多年此条规定还在生效。212005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2005中国数字电视产业高峰论坛上，广电总局科技司副司长王联的演讲报告中表示国家正在进行“129”条例的修订。参见初一，129号令的前世今生，卫星与网络杂志，2006年5月。222006年4月26日，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移动数字多媒体广播技术试验的通知232007年2月1日，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地面数字电视系统技术试验的通知242007年6月12日，广电总局关于清理和规范地面数字电视技术试验的通知25正式申报的手机电视标准有四个，分别是北京新岸线提交的T-MMB方案，清华大学提交的DMB-T/H方案，中国标准化协会提交的CDMB方案和尚视互动公司提出的IMMB方案。这四个提案并不属于一个技术系统的标准范畴，有的是信道传输技术，有的是信道上的业务应用协议，有的含有大量国外专利，在国外标准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通过各种技术术语，包装成自主专利的标准，还有的就是在地面标准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根本不适合小终端的快速移动接收。这就充分表明了国标方案征集的混乱。参见黄升民周艳等编着，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262007年2月2日，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有线电视数字化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表示：“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用户至上、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地区，必须保留至少六套模拟频道，转播中央、省和当地电视台的主要节目，供没有机顶盒的用户接收”；“制定价格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充分考虑社会各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特别要照顾到低收入家庭。要对包括低保户在内的低收入家庭，给予相应的资费减免优惠政策，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享受到有线数字电视服务。” 参见国家广电总局网站http:/articles/2007/07/26/27出自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在2008年3月CCBN2008主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她同时还表示，广电总局将力促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服务的规范化，将会量化一些服务指标，包括：各种业务受理的响应时间；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服务厅、营业厅的功能和服务的指标；呼叫中心、客服中心的服务指标等。广电总局还会制定有线数字电视质量与服务监督的管理办法，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机制。见王效杰：广播电视数字化技术政策解读，媒介杂志，2008年5月，第51页。28政策出自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号，简称“1号文”)，该文件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和广电总局联名具署，国务院办公厅同意印发的正式公布，2008年2月1日正式实施。292004年10月11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规定从事IPTV、手机电视等业务必须获得由广电总局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没有许可证的将予以查处。2005年5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又广电总局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规定从即日起对全国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的单位进行清查，符合申请审批条件的要在5月20日前报送国家广电总局；未获批准的，责令其于6月15日前停止违规开办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302008年3月CCBN主题报告会上，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作出上述表示。见王效杰：广播电视数字化技术解读，媒介杂志，2008年5月，第49页。31马丽婕，产业链共同推动，CMMB势如破竹，媒介杂志，2008年3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