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创造与族群构建：元朝“国俗旧礼”射草狗考_马晓林.pdf

仪式创造与族群构建：元朝“国俗旧礼”射草狗考马晓林摘 要 射草狗是元朝独有的一种脱灾祭祀仪式。见载于元史祭祀志的射草狗，反映的是元末至正时期的宫廷礼俗。作为元朝糅合多种因素创造出来的新仪式，射草狗仪式中的射箭、草人、草狗、解衣脱灾等元素，能够在蒙古、辽、西夏等文化中找到踪迹，既根植于北方萨满信仰文化，也夹杂了一定的宗教因素。参与射草狗仪式的各个民族，勾画出 世纪中叶最广义的蒙古圈层结构和身份边界。因此射草狗是元朝后期象征着统治阶层的族群凝聚的一种仪式。关键词 礼制；祭祀；元代；氏族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宋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元代国家礼制主要源于蒙古、汉二元传统。前者也被称为“国俗旧礼”。尊崇国俗旧礼，是元朝礼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于元朝这样一个由漠北草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国俗旧礼对统治阶层的凝聚有重要意义。元朝郊祀、太庙中的“国礼”因素，已受到学者的关注。但与郊祀、太庙等礼制相比，元代国俗旧礼研究还不够深入。关于国俗旧礼最重要的文献，是元史祭祀志卷末的国俗旧礼，下分 条，价值极高。一些涉及元代礼俗的著作，只是稍加概括介绍。第 条白伞盖佛事得到了日本学者石滨裕美子、乙坂智子的关注。德国学者拉契涅夫斯基（）将国俗旧礼前 条全文译为德文并作注，旁征博引。以往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元朝国俗旧礼有因袭契丹、女真礼俗之处，但常常倾向于将国俗旧礼笼统归为蒙古礼俗。实际上，蒙古是由草原上的众多部族经过不断迁徙和融合而形成的，随着成吉思汗建国、扩张以及忽必烈定都华北而不断发展变迁。这决定了元代蒙古文化与宫廷礼仪呈现出复合性。元代蒙古人的祭天仪式，便黄时鉴：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蔡美彪主编元史论丛第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高荣盛：元代祭礼三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收入高荣盛：元史浅识，凤凰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刘迎胜：从七室之祀到八室之祀 忽必烈朝太庙祭祀中的蒙汉因素，刘迎胜主编元史论丛第 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刘迎胜：至元元年初设太庙神主称谓考，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 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马晓林：蒙汉文化交会之下的元朝郊祀，中国史研究 年第 期等。黄时鉴：元代的礼俗，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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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纂成时间射草狗仪式，载于元史祭祀志六国俗旧礼，全文如下：每岁，十二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太府监供彩币，中尚监供细毡针线，武备寺供弓箭环刀，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段为之肠胃，选达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非别速、札剌尔、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珊竹、雪泥等氏族，不得与列。射至糜烂，以羊、酒祭之。祭毕，帝后及太子、嫔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觋祝赞之。祝赞毕，遂以与之，名曰脱灾。国俗谓之射草狗。关于此条史料反映的时期，官署名太府监、中尚监、武备寺以及地名西镇国寺是重要的参照系。据元史百官志，太府监始设于中统四年（）；中尚监原为尚用监，至元二十四年（）改中尚监；武备寺，前身为军器监，后改武备监，至元二十年（）升为寺。因此，这三个官署名同时出现，不早于至元二十四年。西镇国寺，系元世祖皇后察必所创建。程钜夫故河东山西道宣慰副使吴君（诚）墓碑载，至元七年（）夏，大司徒阿你哥（阿尼哥）向昭睿顺圣皇后（察必）推荐吴诚，“会建镇国仁王寺，授诸物库提领”。这说明镇国寺创建年月在至元七年夏或稍早。学者考证其地址，在平则门外白石桥，高良河南畔，昭应宫西邻。一些学者认为镇国仁王寺即大护国仁王寺，但目前尚不能定论。从元世祖时期到元中期，“镇国寺”屡见于文献记载，但被改称为西镇国寺应该是在元武宗之后。元武宗在大都城南建大崇恩福元寺，简称南镇国寺，而原来的镇国寺遂改称为西镇国寺。国俗旧礼此条用“西镇国寺”之名，可知记事不早于元武宗朝（）。国俗旧礼中的另一条记载也为文本编纂时间提供了线索。国俗旧礼第 条：“每岁太庙四祭，用司禋监官一员，名蒙古巫祝。”元代太庙起初每年仅冬季祭一次，英宗延祐七年（）即位后决议四时躬祀，次年开始施行。此条记载“每岁太庙四祭”，即可判定其记事不早于元英宗朝。而此条中提及的官署“司禋监”，更将其记事时间推至元顺帝朝。拉契涅夫斯基对司禋监做过简单梳理，但未觉察到这关系到国俗旧礼的纂修时间。元史百官志载，至正元年（）十二仪式创造与族群构建：元朝“国俗旧礼”射草狗考参见马晓林：元代蒙古人的祭天仪式，民族研究 年第 期。元史卷 祭祀志六国俗旧礼，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元史卷 百官志六，第、页。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程钜夫：雪楼集卷，元人珍本文集汇刊影印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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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契丹攻入后晋都城开封，“契丹主（辽太宗）自赤冈引兵入宫，都城诸门及宫禁门，皆以契丹兵守卫，昼夜不释兵仗。磔犬于门，以竿悬羊皮于庭为厌胜”。辽圣宗时（），宋朝使节在辽朝见到“有巫者一人，乘马抱画鼓，于驿门立杆长丈余，以石环之，上挂羊头、胃及足，又杀犬一，以仗柱之”。上述两条史料所记当为同一种仪式，羊、狗各悬于一竿上。第二种屠狗祭祀是将狗头埋于帐前，在中秋时节举行。辽道宗清宁七年（宋仁宗嘉祐六年，）由辽入宋的武珪撰燕北杂录，记载契丹礼俗：“八月八日，戎主杀白犬，于寝帐前七步埋其头，露其嘴。后七日移寝帐于埋狗头地上。番呼此节为捏褐妳。汉人译云：捏褐是狗，妳是头。”契丹国志辽史礼志皆承袭了这一记载。契丹的悬狗祭、狗头节，皆有祈禳之意，但是没有射箭的环节。而元代射草狗以射箭为突出特征，而且并不真正杀狗，与契丹杀狗仪式无法等同。笔者认为，射草狗是一种糅合多元因素的宫廷礼仪。下面将射草狗仪式中的各种因素条分缕析。史林元史卷 百官志八，第 页。元史卷 世祖纪四，第 页。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 吏部一职品拾存备照杂职正四品，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丹羽友三郎元朝諸監一研究、法制史研究：法制史學會年報 號、年、頁。元史卷 武宗纪二，第 页；卷 仁宗纪一，第、页；卷 顺帝纪三，第、页。元史卷 顺帝纪三，第 页。，“，”，资治通鉴卷，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叶隆礼著，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 太宗嗣圣皇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徐松辑，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蕃夷一辽”，四川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武珪：燕北杂录，说郛卷，中国书店 年版，第 页。参见苗润博：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实问题发覆，文史 年第 辑。叶隆礼著，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 岁时杂仪中秋，第 页。辽史卷 礼志六岁时杂仪，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第一，射箭仪式，在北方民族中有多种类型。辽朝“瑟瑟仪”射柳，是逢旱祈雨的仪式。金朝重五重九拜天射柳，有演武和节庆的性质。辽代有射木兔礼俗，三月三日“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也是演武节庆。辽代还有射鬼箭仪式，“凡帝亲征，服介胄，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师，则射所俘”。学者已经指出，射鬼箭是杀人厌禳的仪式。西夏出征时也有类似的仪式，“若获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射草缚人”。综观这些仪式，皆以射箭的形式来达到祈福厌禳的目的，所射对象包括人、动物、草木，在元代射草狗仪式都有体现。第二，草人属于替身巫术。替身，蒙古语，元朝秘史第 节音译为“勺里阿”（）。蒙古传统巫术中有一种治病之法，用草或纸扎为人形，作为病人的替身，现代犹存。前述西夏“杀鬼招魂”仪式，有时并不射杀人，而是射“草缚人”，也就是草人。元代宫廷还有一种射草人的仪式。析津志记载，元顺帝时十月择吉日开垛场，储皇、诸王、省院宰辅、武职枢密参加，太子发矢至高远，射天狼，俗呼“射天狗”，束刍为草人以代天狼，因此又俗称“射草人”。元朝十月射天狗、十二月射草狗的仪式中，都有射草人的环节。草人应该与西夏杀鬼招魂仪式中的一样，代表敌人。第三，草狗是活狗的替身。杀狗祭祀，在北方民族礼俗中占据重要位置。元朝射草狗仪式用秆草扎束成狗之形，不禁让人想起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以秆草做成的祭祀之物，是上古风俗，与元朝射草狗仪式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北方民族广泛流行着杀狗祭祀礼俗，除了前述契丹的两种仪式外，还有很多例子。金朝女真初兴，尚巫祝，“病者杀猪狗以禳之”。突厥语系民族有杀狗盟誓的仪式，也有杀狗以驱除疾病的信仰，还有将狗头骨置于房基之下的风俗。通古斯、蒙古、突厥系共通的杀狗祭祀礼俗，足以说明元朝射草狗的驱灾祈禳目的。第四，射草狗的射箭仪式完毕后，用羊、酒祭祀。羊是蒙古祭祀中最为普遍的牲品，但蒙古礼俗中最尊贵的牲品是马，“其大祭则用马”。这说明射草狗的规格不如祭天祭祖那样尊贵。第五，最后解衣脱灾的仪节，由萨满巫觋祝赞。在射草狗祭祀的最后，皇室等人解衣交给蒙古巫觋祝赞，祝赞完毕后将衣服赠与巫觋，号称脱灾。这种仪节又见于元朝宫廷岁末祭火仪式中。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载：“每岁，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日，用白黑羊毛为线，帝后及太子，自仪式创造与族群构建：元朝“国俗旧礼”射草狗考辽史卷 礼志一吉仪，第 页。金史卷 礼志八拜天，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武珪：燕北杂录，说郛卷，第 页。叶隆礼著，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 岁时杂记上巳，第 页。辽史卷 国语解，第 页。参见黄清连：辽史射鬼箭初探，史源 年第 期。唐统天：辽代“射鬼箭”浅探，史学评林 年第、期合刊。辽史卷 二国外纪西夏，第 页。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熊梦祥：析津志辑佚，第 页。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 初兴风土，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丹尼斯塞诺：以切成两半的狗立誓，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叶子奇：草木子卷 下杂制篇，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顶至手足，皆用羊毛线缠系之，坐于寝殿。蒙古巫觋念咒语，奉银槽贮火，置米糠于其中，沃以酥油，以其烟熏帝之身，断所系毛线，纳诸槽内。又以红帛长数寸，帝手裂碎之，唾之者三，并投火中。即解所服衣帽付巫觋，谓之脱旧灾、迎新福云。”岁末祭火仪式，主要是皇室将羊毛、红帛等织物烟熏、火烧。祭祀最后皇室将所穿戴的衣帽交给巫觋，是脱灾的仪节。一个相似的仪式是辽朝宫廷岁除仪：“初夕，敕使及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以盐及羊膏置炉中燎之。巫及大巫以次赞祝火神讫，閤门使赞皇帝面火再拜。”元朝宫廷岁末祭火仪式与辽朝宫廷岁除仪极为相似，都是拜火的仪式。只是关于辽朝岁除仪的记载较为简略，解衣脱灾虽未被提及，但可能也是存在的。解衣脱灾仪节，大概是契丹、蒙古共有的习俗。以上五条分析的是射草狗仪式中所含的北方民族固有礼俗因素，也可以说是萨满教因素。而我们还可以发现射草狗仪式具有制度性宗教因素。射草狗受佛教影响。射草狗举行的地点西镇国寺是皇家佛寺。蒙古崛兴于草原之初，尚无佛教信仰。在佛寺中举行的射草狗，显然是后起的仪式。使用草人、草狗，很可能是受佛教不杀生观念的影响。元朝所制草狗，“剪杂色彩段为之肠胃”，是为了最终射至糜烂，呈现逼真效果。可知其仪式的原型是射人杀狗。与射草狗类似的，是辽代射木兔。射木兔的契丹语名称是“淘里化”，“淘里”义为兔，“化”义为射。也就是说这一仪式的契丹语本义是射兔，而不是射木兔。由此可以推知仪式早期形态是用活兔的，后来才改用木兔。射木兔载于武珪燕北杂录，所记为辽道宗时期礼俗，这时辽朝佛教极盛，宫廷礼仪已受佛教影响。元朝自世祖广建皇家佛寺，奉僧人为国师、帝师，大为崇奉佛教，宫廷礼仪如太庙中也杂糅了佛教因素。因此元代射草狗仪式与草原本俗必然有很大差别。射草狗中还有其他宗教因素。文献所列举参加仪式的八个氏族中，有一个“列班”，颇费琢磨。拉契涅夫斯基未找到与此音相符相近之氏族名。周良霄元史北方部族表是迄今收录氏族名最为全面的著述，亦不载此名。伯希和猜测，“列班”非部族名，而是音译叙利亚文，是对景教高僧的尊称。近期张晓慧提出新说，认为前面的“台”字当与“列班”连属为“台列班”，指朵儿边（）。朵儿边，又译朵鲁班、朵鲁别，属于尼伦蒙古部族。但是台列班这一译名不见于他处，只能构拟为 或，与 不合。若将“台”字理解为“朵”字之讹，“朵列班”对音 仍不完美。因此笔者仍赞同伯希和之说。元代一般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列班”通常指教内高僧。按照这种理解，景教高僧构成了一个“列班”群体，与诸氏族并列，相当于一种特殊的氏族。元代景教主要在回鹘、怯烈、汪古等民族中流传。拖雷妻唆鲁禾帖尼、幼子阿里不哥也信仰景教。在贵由时期（），有一位高僧列边阿答（）“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其史林元史卷 祭祀志六国俗旧礼，第 页。辽史卷 礼志一吉仪，第 页。武珪：燕北杂录，说郛卷，第 页。叶隆礼著，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 岁时杂记上巳，第 页。元史卷 祭祀志三，第 页。，“，”，周良霄：元史北方部族表，中华文史论丛 年第 期。，张晓慧：元代蒙古人族群记忆的建构与书写，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年，第 页。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程钜夫：雪楼集卷 拂林忠献王神道碑，第 页。人影响力很大，事迹见于欧洲、高加索文献。景教徒爱薛受列边阿答推荐，入仕元朝，子孙在元中后期依然处于统治集团核心。基督教文化中关于狗的观念也有悠久的历史，但从中寻找射草狗的原型就是舍近求远了。蒙古统治者将各宗教高僧大德一律视为“告天人”，因此在蒙古祭祀中出现基督教士并不稀奇。如 年在蒙古汗廷的欧洲旅行者鲁布鲁克（）记载，五月九日，蒙哥汗聚集白马举行祭祀，同时要求基督教士们也携带香炉到那里集合。“列班”也可以泛指基督教士，如鄂多立克（）记载，元代天主教士被称为“法兰克列班”。因此，在射草狗仪式中，出现“列班”甚至其他宗教的高僧，应该不令人意外。射草狗仪式在元代以前不存在，在元代以后也消失了，后世蒙古族也没有类似的礼俗。射草狗仪式没有单一的原型，而是元朝糅合多种因素而创造的。这些因素中不仅有蒙古本俗，更有契丹、女真、西夏等北方民族礼俗，乃至宗教因素。将多种元素融为一体的射草狗仪式，是元朝独有的。三 参与仪式的氏族元代射草狗的参加者，包括“帝后及太子、嫔妃”与“达官世家之贵重者”，而且“非别速、札剌尔、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珊竹、雪泥等氏族，不得与列”。这反映出明确的身份限制。前文已述，列班是宗教高僧，因此这里要分析七个氏族在文本中的意义。元史祭祀志记射草狗仪式时，为什么写这七个氏族？其他重要的蒙古氏族如弘吉剌、蔑儿乞、许慎、伯岳吾等，贵为元朝皇室姻亲，为何没有被列出？一种可能性，是元史祭祀志所记仅为特定时间点的情况，在至正时期参与射草狗的显赫人物恰好出自这几个氏族。但我们无法找到能直接印证这一观点的史实。尤其是别速、雪泥等部，在元代中后期大抵寂寂无名，未出现显贵。因此笔者认为，祭祀志既然明确记载“等氏族”，那么实际上参加射草狗的还有其他氏族。其所列举的七个氏族名，并非随意挑选，其实在族群认同层面是具有代表性的。蒙古的崛起，揭开了草原上族群认同的新一页。张帆指出，蒙古群体内部呈现出“圈层式”结构，蒙古部族集团居于核心地位，其他集团在被征服过程中逐渐向核心贴合。“圈层”，体现出诸氏族与蒙古皇族的亲疏远近，置于历史发展的维度中，也反映出蒙元时期各阶段族群认同的构建过程。我们采用的主要参照系，是蒙古秘史和史集部族志。蒙古秘史成书于 年，保存了大蒙古国官方对诸氏族亲缘关系的书写。史集部族志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编纂的，反映了 世纪初（相当于元成宗朝）蒙古官方的观点。此二书记载的差异，大体上反映了跨越半个世纪的蒙古族群认同变迁。史集部族志将草原上的众多部族归为四类：乌古斯诸部、各有君长的突厥诸部、“过去就被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现今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需仪式创造与族群构建：元朝“国俗旧礼”射草狗考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 年版，第、页。，：，西蒙圣宽庭原著，让里夏尔法译、注释，张晓慧中译，周思成校鞑靼史，西域文史第 辑，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金浩东：蒙元帝国时期的一位色目官吏爱薛怯里马赤（，年）的生涯与活动，李花子译，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译丛第 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第 页。，：，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张帆：圈层与模块：元代蒙古、色目两大集团的不同构造，西部蒙古论坛 年第 期。，“，”，（），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要注意的是，拉施特所谓突厥，是当时波斯人对所有游牧民族的泛称，并非专指突厥人。我们在史集部族志分类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将射草狗文献中的七个氏族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别速（）、忙古（）、珊竹（）三个氏族，属于尼伦蒙古诸部，与成吉思汗所在的乞颜部血缘最近，是“过去就被称为蒙古”的诸部。据史集记载，别速人负责施行“札撒迷失”（或）礼仪，为成吉思汗氏族重申成规和习俗。射草狗仪式提及别速，大概也与这一习惯有关。忙古，又译忙兀、忙忽惕，早年曾与成吉思汗为敌，归附后被编为先锋军，以作战勇猛著称。忙古台（）是在氏族名忙古的后面加上词缀，义为忙古氏人。在元代汉文文献中，忙古台也可以当作氏族名来用。珊竹（），又译撒勒只兀惕、散竹台、撒只兀、撒朮兀歹、撒朮歹等，据史集部族志记载，成吉思汗规定皇族不可与珊竹部通婚。郑玉徽泰万户府达鲁花赤珊竹公遗爱碑载：“蒙古氏族珊竹台，亦曰散朮，其先盖与国家同出，视诸臣族为最贵。”“最贵”是元后期人的夸饰之辞，“其先盖与国家同出”，确实道出了其与皇族的亲缘关系。第二类，札剌尔（）、塔达（），与蒙古无血缘关系，被蒙古征服后，世纪初已成为“现今称为蒙古”的诸部。札剌尔，又译札剌亦儿、札剌儿，很早就被成吉思汗的祖先海都征服，因而成为“斡脱古孛斡勒”，译言世仆。在蒙古诸部统一过程中，札剌尔部人随成吉思汗征战，功绩显赫，其中最著者木华黎家族在元朝始终保有很高地位。塔达，又译塔塔儿、达达、鞑靼，是宋代就活跃于草原上的强大部落，与成吉思汗家族有世仇，后被成吉思汗征服。因为鞑靼在蒙古崛起前声名已盛，直到元代，蒙古也被称为达达。第三类，雪泥（），又译雪你惕，是混合了突厥、蒙古成分的部族。史集对雪泥的归属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一是记载这个部族比蒙古还要古老，只是“现今称为蒙古”；二是记载雪泥部与蒙古的很多分支氏族同出一源，“过去就被称为蒙古”。第二种记载与蒙古秘史第 节相合。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实际上说明雪泥部是由突厥、蒙古成分混合而成的，其族群身份的认定应该与雪泥人在元朝政治地位的沉浮有关。第四类，乃蛮（），在 世纪初被归为“各有君长的突厥诸部”，不被视为蒙古，但在元后期逐渐以蒙古为身份认同。乃蛮是成吉思汗兴起时草原西部的强大部落，政治组织、文化较发达，行用突厥语。史集将乃蛮归入“各有君长的突厥诸部落”，但又称“他们的习俗与蒙古人相似”。乃蛮族属是突厥还是蒙古，以往学者看法不一。黄时鉴、萧启庆皆主元代乃蛮是蒙古说。然而我史林，“，”，（），：，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页。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郑玉：师山集卷 徽泰万户府达鲁花赤珊竹公遗爱碑，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版，第 页。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参见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参见蔡美彪：元代文献中的达达，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 页。求芝蓉：世纪蒙古大中军的雪泥部研究，民族研究 年第 期。拉施特：史集第 卷第 分册，第 页。，“：，”，（），黄时鉴：元代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考，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 年版，第 页；又收入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们可以发现，乃蛮是否属蒙古，元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元世祖朝，乃蛮不同于蒙古。元史选举志元典章所载至元六年（）、七年（）的官方规定，皆将蒙古、回回、畏兀儿、乃蛮、唐兀并列。世纪初拉施特史集将乃蛮归为“各有君长的突厥诸部”，而非蒙古。而到元代中后期，乃蛮被归属于蒙古，氏族名“蒙古乃蛮”多见于记载。如元明善魏国忠懿公神道碑，立石于英宗至治元年（）；元史卷 和尚传，记事止于天历元年（），传主是元武宗至文宗朝军官，两都之战有功；元统元年进士录以及至正庚子（）国子题名记，反映的是顺帝时的情况。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氏族记载蒙古氏族有“乃蛮台”，色目氏族又有“乃蛮”，应该是将不同时期的资料混编在了一起。韩儒林先生已经怀疑氏族是用两种资料合并而成的。刘迎胜进一步推论，认为元代中期开科举以后需要记录氏族籍贯，因此将同一氏族的不同译名汇集到一起。这种汇集工作是很粗疏的，罗列顺序没有规律，同名异译也没有得到甄别。“乃蛮台”脱漏“乃”字也说明汇集之粗疏。色目人是一个粗疏的范畴，在元代没有严格的定义，常常处于变动中。乃蛮、怯烈都属于介于蒙古、色目之间的氏族，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动。可以推测的是在元中期开科举之后，越来越多的乃蛮人将蒙古作为身份认同。上述四类氏族，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的圈层式结构。第一类是原本就属于蒙古的氏族，第二类是在大蒙古国建立后逐渐进入蒙古共同体的氏族，第三类是混合了蒙古、突厥成分的氏族，第四类是元中后期才进入蒙古共同体的突厥氏族。这四类氏族随着时间推移，依次建立起蒙古认同。笔者曾从族群的社会建构论（）解读射草狗仪式。虽然当时的论证较为粗略，对国俗旧礼的复杂性理解不足，但基本观点仍然可以成立。射草狗仪式是元中后期建构蒙古共同体的一种手段。从族群认同的角度而言，射草狗礼仪列举这七个氏族是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涵盖了元后期蒙古族群的多圈层结构。因此，国俗旧礼所谓“不得与列”，强调的不是蒙古的其他氏族不得参加，而是强调蒙古之外的族群如色目人、汉人不得参加。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构建出了元后期最广义的蒙古统治集团上层的身份边界。结 论礼仪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元朝礼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当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政治功用。近年有研究者提出“元代礼失百年”之说，是将“礼”狭义地定义为儒家礼仪了。实际上，元朝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因俗而治，必然不能局限于儒家礼仪。元朝统治者并非一味被动接受某种礼仪文化，而是有意识地从多元文化中择用一些因素，创造新礼仪。元朝在创造影堂、三皇庙、帝师殿等礼仪式创造与族群构建：元朝“国俗旧礼”射草狗考元史卷 选举志二铨选法上，第 页。元典章卷 吏部二达鲁花赤弟男承荫，第 页；卷 刑部十一刺字女直作贼刺字，第 页。元明善：清河集卷，藕香零拾本，第 页下。立石时间，据湖北金石志卷，石刻史料新编第 辑第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年版，第 页上。元史卷 和尚传，第 页。萧启庆：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食货月刊（复刊）（台湾）第 卷第、期，年。罗振玉：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下，历代碑志丛书第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氏族，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韩儒林：蒙古氏族札记二则，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刘迎胜：“汉人八种”新解 读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西北民族研究 年第 期。参见舩田善之：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 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元史论丛第 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年版，第 页；胡小鹏：元代族群认知的演变 以“色目人”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参见马晓林：元代国家祭祀研究第三章第二节，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年版，第 页。吴恩荣：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北京社会科学 年第 期。仪方面，就体现出很强的能动性。射草狗作为一个整体仪式在元代以前并无先例，而是元朝糅合多种元素创造出来的一种宫廷祭祀礼仪。射草狗仪式中的射箭、草人、草狗、解衣脱灾等因素，能够在蒙古、辽、金、西夏等民族文化中找到踪迹，也显示出宗教因素的影响。射草狗号称“国俗旧礼”，实际上却是元朝为适应新时代而创造的新仪式。多元因素的糅合，体现了元朝政治文化的特色。射草狗仪式，是观察蒙古族群发展动态的一条线索。蒙古族群的形成变迁，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成吉思汗兴起前，草原上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部落，族群成分复杂。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千户制度，蒙古高原的社会结构得到重整，逐渐塑造出新的蒙古族共同体。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从元朝初期到中后期，蒙古族群的范畴一直在变动。参与射草狗的四类氏族，呈现出圈层式结构，随着时间推移，依次建立起蒙古认同。元史祭祀志所载射草狗仪式，反映的是元后期的礼仪和族群构建状况。元代国家祭祀的各种礼仪，按照参加者身份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蒙古传统的洒马湩祭天“皇族之外，无得而与”，强调血缘身份，范围很小。元上都六月二十四日的洒马湩祭祀，参加者不仅有蒙古人，也有汉人秀才；中原传统的吉礼如郊祀、太庙、社稷等，参与者包括蒙古、汉、色目等各种官员，范围很大，呈现出更大的多元性。射草狗介于其间，参加者既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而是代表了统治阶层中的蒙古族群。射草狗礼仪中糅合多元因素，适于容纳广义的蒙古人。元朝帝后亲自参加射草狗这一脱灾仪式，起到凝聚蒙古族群的目的。元亡后，统治阶层剧烈变动，射草狗礼俗不仅在中原消弭，在草原上也失去了根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世纪欧洲文献中的蒙元史料译注与研究”（项目批准号：）阶段性成果（责任编辑：杜 倩）史林参见马晓林：元代八思巴帝师祭祀研究，北大史学第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元史卷 祭祀志一郊祀上，第 页。元史卷 祭祀志六国俗旧礼，第 页。参见马晓林：元代蒙古人的祭天仪式，民族研究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