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_张汨.pdf

41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式探究*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Towards a Model of Writing the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A Case Study of Zhu Shenghaos Spiritual Pursuit张汨谢斐ZHANG MiXIE Fei摘要：我国源远流长的翻译史中涌现出了许多不朽的翻译话语，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背景下，如何对中国翻译话语进行深度挖掘和当代阐释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现实问题。翻译话语是基于翻译实践的论述，也是翻译知识的凝练，对翻译话语的挖掘和阐释隶属于翻译史研究的内容，因此中国翻译话语的书写可借鉴史学知识来展开。基于此，本文以知识史为指导，建构了翻译话语研究的“材料收集、内容分析、译作传播与话语位相”书写模式，同时以朱生豪“神韵说”翻译话语为例进行个案钩沉和阐释。关键词：中国翻译话语；翻译史；知识史；朱生豪；“神韵说”Abstract:The deeply-rooted and splendid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witnessed tremendous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deep discovery and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is a realistic issue for researchers.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is the thought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summarization of translation knowledge,and research on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belongs to translation history research,thus related study could b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Consequently,this article adopt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to construct a model of material gathering,content analysis,*基金项目：本文受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朱生豪译者档案的建构与研究”（项目号：19YJC740118）资助。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12023/2/15/周三 17:27:172023/2/15/周三 17:27:1742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transl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course position for writing the history of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and Zhu Shenghaos spiritual pursuit is used for case study and analysis.Keywords: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Translation history;The history of knowledge;Zhu Shenghao;Spiritual pursuit1.引言翻译话语是基于翻译实践的直接或者间接论述，包括翻译思想、翻译概念、翻译机构等等（张佩瑶 2012）。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提倡，梳理相应学科的话语体系逐渐成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因为学科话语的建构有利于提升文化自觉与学科自信。在此背景下，中国翻译话语研究逐渐得到学界关注，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重释传统翻译话语或从中国哲（文）学传统剖析翻译现象，例如上海翻译2019年“文章翻译学”专栏集中探讨了我国传统的文章学在各种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尝试建构当代翻译理论话语，例如中国翻译2019年刊发“生态翻译学”专栏以及202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召开的“首届中国翻译理论话语高峰论坛”（耿强2020），学术共同体所做出的努力推进了我国的翻译学学科建设。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译学理论都是由翻译家掀开的第一页（王东风 1999），而翻译家基于自身实践体会总结的翻译话语长期以来都是翻译史研究的焦点。我国源远流长的翻译史中涌现出了许多不朽的翻译话语，但仍有很多论述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还需加大对传统翻译话语深度挖掘和阐释的力度。2.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现状及推进路径罗新璋归纳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1984：19）的中国翻译话语流变体系，也引发了大量研究者的上下求索，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翻译话语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宏观勾勒。研究主要基于不同阶段或分期，通过史料爬梳，从宏观上钩沉各时期的翻译话语。例如，王宏印（2003）以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当代部分等三个分期勾勒中国翻译话语，更重要的是通过“新译学探索”部分提出对这些翻译话语进行现代重释，以烛照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的当代价值；王秉钦（2004）从传统和现代角度勾勒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发展，同时呼吁要关注新时期的译论、观念和思想；张佩瑶明确提出“翻译话语”概念并通过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Cheung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2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22023/2/15/周三 17:27:202023/2/15/周三 17:27:2043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式探究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张汨 谢斐2014、2017），为西方了解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绝佳途径。（2）个案挖掘。宏观勾勒主要呈现的是中国翻译话语流变图谱，而更多研究者选择透视某位具体的翻译家，以深度个案来挖掘某种翻译话语的历史位相。例如，刘全福（2007）将周作人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其对日本、希腊以及西欧文学的译介，同时比较了周作人和周树人两兄弟的翻译事业；许钧等（2016）从翻译诗学、翻译风格、翻译选择、文艺思想等全面扫描傅雷翻译行为，结合个案研究，总结了傅译研究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张汨和文军（2016）聚焦朱生豪莎剧翻译活动，通过其仲夏夜之梦翻译手稿动态呈现朱生豪追求译文可读性和可表演性的特点，进而为总结其“神韵”话语提供基础。（3）学理反思。除了宏观勾勒与个案挖掘之外，随着近几年学科自信和理论自觉意识的不断提升，研究者在回顾过去的基础上，开始思索如何从学科建设角度研究中国翻译话语。例如蓝红军和许钧（2018）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译学话语的发展历程，指出当前翻译话语研究应该融通中外并且扬帆出海；任文（2018）通过回顾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提出要关注中国口译话语研究，尤其要注重对史料的爬梳和阐释；方梦之（2019）提出可以通过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国外范畴以及完善已有表述等方法来加强中国译学话语建设。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进步空间，其中对传统翻译话语的挖掘和重释仍旧是推动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还需要深化理论建构（张汨、余浩 2020），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建构研究模式以更好地书写中国翻译话语。翻译家研究是翻译史研究的一部分，而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交叉意味着学科间的知识交流，不同学科术语的移植、理论的集成、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采用，交叉有可能孕育出更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屈文生2018：831）。近年来，微观史（张汨2021）、口述史（张汨2022）等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并被用于研究翻译家和翻译事件等，而翻译话语是翻译家基于大量翻译实践形成的论述，而我国传统翻译话语系统也是知识的整合（张佩瑶2012），而近年史学界广泛关注的知识史可以作为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理论源泉。3.知识史与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模式知识史由英国史学家彼得 伯克（Peter Burke）基于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知识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概念发展而来，他（2016）进一步指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电子化手段的普及，人们有必要保存所生产的知识以进行研究和反思，记录影响其生成的社会因素。对于史学家而言，知识是人类在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3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32023/2/15/周三 17:27:212023/2/15/周三 17:27:2144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某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存在，而且存在“原始的”（raw）和“加工的”（cooked）知识，前者是未建构、自发的知识，而后者则是已建构并能够进行解读的知识；同时，知识史考查的是知识生成的动态过程，可以从四个阶段来开展，包括收集（gathering）、分析（analysis）、传播（transmission）与应用（employment），研究者可以通过上述步骤将原始知识进行加工，在此基础上帮助大众理解相关知识。知识史提出之后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很多学科已经将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知识史的相邻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学”（Burke 2016：9），但知识史研究在翻译学里的应用甚少。除了张佩瑶（2012）以外，当前国内外只有少部分研究提及“翻译知识”这一概念，如蓝红军（2016）指出当前“后理论时代”翻译学的知识生产问题，将知识体系划分为技能知识、技术知识以及理论知识，该文虽使用了“翻译知识”这一概念，但并非基于知识史的史学观而开展的研究。真正从知识史视角探讨翻译史相关问题的研究目前只有两部著作：邹振环指出“知识史研究是新近兴起的一门研究知识起源、发展、生产、类型、传承与传播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兴起受益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问世”（2017：9），并且借鉴知识史视角勾勒了20世纪的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起源与发展；德胡尔斯特（Dhulst）&甘比尔（Gambier）（2018）将知识史运用至翻译学知识的考察，两位编者通过该论文集绘制了西方现代翻译学学科史的知识图谱，勾勒了翻译学学科史（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现状与未来（张汨 2020a）。可见当前借鉴知识史开展的翻译研究相对较少，因此该史识观中的应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基于知识史的相关论述，德胡尔斯特（Dhulst）&甘比尔（Gambier）（2018）提出了“翻译知识”概念，他们认为这些知识是“在不同时代收集、建构、分析、使用以及传播的各种对翻译行为的反思集合，这些反思在世界各地以各种语言存在，存在的形式包括条约、手册、理论、批评、方法、信件、前言、论文等等”（2018：6），它们是“与翻译行为有关，涉及如何翻译、对翻译活动的意识或了解、翻译的影响。它还包括脑化知识（基于概念技能和认知能力）以及体化知识（通过实践所得、从事翻译行为的能力），同时还包括通过翻译行为传播的知识”（同上：7）。上文提到，中国翻译话语由翻译家提出，大多是基于自身翻译实践的所感所悟，讨论的是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理念等内容，同时这些话语也往往蕴含在相关翻译家的译者前言、书信等，根据上文对“翻译知识”的定义可以发现，中国翻译话语所含内容与知识史的考察对象相互契合，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知识史观来建构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模式。在知识史研究中，伯克（Burke）（2016）提出了“收集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4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42023/2/15/周三 17:27:212023/2/15/周三 17:27:2145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式探究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张汨 谢斐分析传播应用”四步模式，我们可以基于此建构中国翻译话语的“材料收集、话语分析、译作传播与知识应用”研究模式，具体阐释如下。3.1 材料收集从知识史角度看，对翻译知识研究的第一步是收集相关的研究材料。伯克（Burke）指出，“信息的获取就好比收集植物以从事医学或者植物学研究，或者将收集的岩石作为地质学样本。这些物质材料与原始数据最为接近，但收集者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观以及一定的筛选原则来获取材料”（同上：47），同时在材料收集过程中还需要关注信息的保存和提取。就中国翻译话语而言，上文提到它们通常由翻译家基于自身实践提出，而我国传统上更注重形象思维而非逻辑思维，因此过去大部分翻译家的论述都相对较为零散，这就需要研究者尽量收集和整理翻译家相关的论述，正如廖七一指出，“我国历史上有大大小小数百的翻译家，是否每一个研究都有价值？如果研究视角基本相同，理论借鉴也基本类似，研究方法和结论也没有太大差异”（彭红艳 2020：109），因此研究的开展需要考虑是否有一手或者新史料以避免重复性研究。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梁启超和傅斯年分别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史学方法导论中均提及过史料的分类，尤其是后者的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分类被翻译史研究者借鉴较多（参见郑锦怀、岳峰 2011；刘泽权2016）。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来源文本以及目标文本刊印本（包括不同时期的刊印本）等是研究者最常使用的史料，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翻译手稿、译者访谈、往来通信等直接或间接史料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以拓展翻译过程研究，进而走进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刘云虹、许钧 2020），因此通过各种渠道将所获材料整理成系统的档案可以算是一种尚佳途径，尤其是近年来，“翻译档案”（许诗焱、许多 2018）或者“译者档案”概念成为了翻译研究中的新关键词。3.2 内容分析收集、整理、提取相关材料信息之后，第二步是对知识的分析，指的是“之前提出的加工（cooking），也就是通过描写、量化、分类以及验证等行为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Burke 2016：57-58），具体包括描写、量化、分类、比较、阐释、验证、发掘、批评以及叙事等（同上：58-77）。可以看出，此步骤是将史料中的信息进行条分缕析，通过不同的方法将原始信息转化成知识的过程，探讨知识的内涵和表现。对于中国翻译话语研究而言，此部分是基于收集的材料对翻译话语具体内涵、表现进行呈现，同时还应该对话语具体成因进行解释。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5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52023/2/15/周三 17:27:222023/2/15/周三 17:27:2246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就翻译话语内涵和表现而言，由于中国翻译话语的表述大多比较零散，往往存在于译者前言、往来通信、序跋后记等之中，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占据了充分史料基础上再归纳总结。同时，对翻译话语的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来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静态对比，还应该结合翻译手稿等材料洞悉翻译过程，通过不同修订处来动态呈现翻译话语。与此同时，“知识史的重点是研究学科演变史，研究知识门类的产生和变迁”（邹振环 2017：9），也就是说在解读知识生成时关注知识门类产生的历史背景。随着翻译学中“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的次第发生，翻译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文本对比，更重视发掘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译者习惯等影响翻译行为的各种因素，因此在话语分析步骤中还要进行语境还原，通过不同史料钩沉和多元互证来发掘翻译话语产生的宏观和微观因素。3.3 译作传播作为第三个环节，“传播有时候就是科技中提到的转换（transfer），强调朝向某个方面的运动。其他学者更倾向于将其称为知识的流通”（Burke 2016：77）；同时伯克（Burke）进一步强调，“不论将此步骤称为转换还是流通，研究者需要记住的是，由于误解（精英史相对忽略的部分）以及刻意修改或者文化翻译，接受的知识和发出的知识并不一致”（同上）。在论述知识传播时，伯克（Burke）关注到了口述和笔传两种形式，同时还指出知识传播过程中会受到审查。翻译话语是关于翻译的论述，它一方面需要研究者从各种散论中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又会在译作中得到呈现，因此在翻译话语研究中应该关注译作的传播情况，因为翻译话语通常涉及翻译策略或方法等理念，而这些会在译作中自然而然地反映出来。就该步骤而言，研究可以分两部分开展，首先可以通过译作出版情况以及彼时彼地的译作评论等材料来管窥译作接受情况；另外，对于知名翻译家而言，其译作可能会时常再版，而对译作自我修订的复译也必然会体现出其翻译理念的贯彻或者改变，因此可以通过历时对比来进一步探讨翻译话语的传播。3.4 话语位相知识是否有用是第四步骤关注的对象，伯克（Burke）认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对谁有用，为何有用”（2016：98）等问题，同时知识会从一位应用者传递给另一位应用者，还可能会出现被重新应用、错误应用等情况。由于翻译话语阐述的是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考察这些知识是否有用、对谁有用，那么要关注的问题便是该翻译话语是否受到后辈翻译家的关注和使用，换言之便是该翻译话语在整个中国翻译话语体系中的传承性。在罗新璋勾勒的“案本求信神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6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62023/2/15/周三 17:27:222023/2/15/周三 17:27:2247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式探究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张汨 谢斐似化境”（1984：19）为主线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中，不同翻译话语之间往往存在关联，并且上述四种翻译话语只是不同时期具有典型代表翻译思想的凝练，而其各自又会对后世翻译家的翻译话语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其具体可以表现在后续翻译家对该翻译话语的进一步承袭或者超越，因此位相研究考虑的是某种翻译话语的阐发作用。综上，我们基于知识史观构建了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模式，该模式还考虑到了史学研究中内部史和外部史两种研究途径的结合。在知识史研究中，内部史取向主要关注知识本身的内容和变化，而外部史取向则考察知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而在中国翻译话语的知识史研究模式中，内部史途径关注翻译话语的内涵和呈现，也就是某种翻译话语“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外部史途径关注翻译话语生成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也就是“为什么”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本文所建构的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知识史模式相对较为完整，但同时也需要开展相应个案予以验证和阐释。4.朱生豪“神韵说”翻译话语的知识史个案书写朱生豪（1912 1944）是我国知名翻译家，为中国读者留下了“译笔流畅，文辞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罗新璋 1984:12）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当前翻译界对朱生豪的研究或评点其译文，如杨艺、朱安博（2020）基于自建平行语料库，从认知突显角度研究了朱生豪莎剧译文中AABB重叠式的翻译，发现叠词的使用有利于提高译文的文字美和音韵美；或比对朱译与其他译者之间的异同，如李媛慧、任秀英（2012）关注朱生豪和梁实秋莎剧翻译思想的差异，指出朱生豪重在追求“神韵”而梁实秋则旨在“存真”，这两种不同文学观使得两位译者在翻译莎剧时选择了各异的翻译策略和审美取向，但是对朱生豪提出的翻译话语关注较少，主要原因在于朱生豪一生较为短暂，毕生精力均放在莎剧翻译之上而没有留下专门的翻译论述，但通过上述研究模式，我们可以发掘相关档案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4.1 朱生豪译者档案材料收集史料整理和拓展是翻译史课题展开和深化的前提，翻译话语主要由翻译家提出，因此围绕译者译事建立的译者档案能够帮助研究者夯实史料基础。上文提到，史料可以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傅斯年 2019：4），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7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72023/2/15/周三 17:27:222023/2/15/周三 17:27:2248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鉴于此，郑锦怀、岳峰认为翻译史研究中的直接史料包括“原始的报刊译文、原始的译本单行本、文集里的译文、译作未刊本、译者及其同时代人物的日记、书信等”（2011：445），而间接史料则是“经过转录的译文或译本、书目索引、前人著述、译者追记等”（同上）；张汨（2021）将翻译家研究史料分为前文本（翻译手稿）、文本（来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副文本（序跋、访谈等）以及元文本（译作评论等）。基于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就朱生豪译者档案而言，其所含内容可以包括朱生豪莎剧翻译手稿、译文原始刊印本（1947年世界书局版本）、译者通信、译者前言、译者传记、不同时代译文刊印本（1954作家出版社版本、1978及1994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1998年译林出版社版本等）以及对朱生豪本人及译作的相关评论文章或著作等。当然，研究者还需要根据史料具体情况来爬梳、甄别与使用，因为“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傅斯年 2019：4）。4.2 朱生豪翻译话语内容分析在占有足够史料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材料归纳翻译话语内涵和表现。上文提到，由于中国翻译话语大多较为零散，因此我们可以在译者序跋或者后记等副文本材料中找寻并归纳相关论述。虽然英年早逝而所留翻译论述较少，但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前言中大致呈现了自己的翻译理念：“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借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弊。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吴洁敏、朱宏达 1990：264），此段论述虽只有寥寥数百字，但我们可据此将朱生豪翻译话语归纳为“神韵说”。“神韵说”具体而言是指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时考虑更多的是将原文的旨趣保留下来，而不拘泥于逐字翻译，在将原文意思译出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关注译文可读性。“神韵说”的表现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来考察。静态层面对比来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动态层面可以通过朱生豪翻译手稿修订处呈现。事实上，在朱生豪每部莎剧翻译手稿上都留存了大量修订痕迹，例如仲夏夜之梦一剧的手稿中就有近600处（张汨、文军 2016），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详细论述，仅以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诗及其译文为例加以说明。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8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82023/2/15/周三 17:27:232023/2/15/周三 17:27:2349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式探究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张汨 谢斐Chor.Two households,both alike in dignity,In fair Verona,where we lay our scene,From ancient grudge break to new mutiny,Where civil blood makes civil hands unclean.From forth the fatal loins of these two foes.A pair of star-crossd lovers take their life;Whose misadventurd piteous overthrows.Do with their death bury their parents strife.The fearful passage of their death-markd love,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ir parents rage,Which,but their childrens end,nought could remove,Is now the two hours traffic of our stage;The which if you with patience ears attend,What here shall miss,our toil shall strive to mend.(Shakespeare 1928：764)（开场诗）故事发生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他们的悲惨凄凉的陨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这一段生生死死的恋爱，还有那两家父母的嫌隙，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绘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交代过这几句挈领提纲，这才是吵哄哄角色登场。请诸位耐着心细听端详。1（朱生豪1947：27-28）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来管窥朱生豪如何将“神韵”理念贯彻在翻译实践中。静态层面我们可以看出：形式方面，莎翁此首开场诗符合其十四行诗五步抑扬格的音律特点，而朱生豪译文诗也能体现作者追求原文神韵的独具匠心，译文每句字数均为十字，对应每一行诗的十个音节，译文整齐工整，较好地契合了中文读者对称的审美习惯，就其韵脚而言，原文为ababcdcdefefgg，朱生豪译文也大致做到了押韵（abab/ee/gg），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写出了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的句尾押韵，如译文诗中的韵脚城、族、争、渎对应原文的dignity、scene、mutiny、unclean，即韵式（abab）。在内容方面，语义层面注重对适应中国读者的认知域，例如译者将“in dignity”译为“门第”，不但巧妙地译出了两家家世显贵的特点，还能帮助读者激活语义场，从而将莎剧带入自己熟悉的文化领域；同时译者为增加译文可读性，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直译“Is now the two hours traffic of our stage”，而是译为“绘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这样翻译不仅可以避免读者困惑，也可以更好地将本句与后两句意思合在一起，激发读者对戏剧的兴趣。逻辑层面也关照中国读者的思维方式，如来源文本上“Two households,both alike in dignity,In fair Verona,where we lay our scene”介绍故事发生地和两个主角家族的情况，但是英文对地点人物的介绍习惯从小到大，因此来源文本中先指出两个门当户对的家族，再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而汉语对地方和人物的介绍习惯于从大到小，因此朱生豪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9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92023/2/15/周三 17:27:232023/2/15/周三 17:27:2350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在译文中更改了两句话的顺序，符合汉语逻辑习惯。就动态层面而言，翻译手稿上看出朱生豪在翻译时将最后一句话从“这才是吵哄哄角色登场”修改为“请诸位耐着心细听端详”，对比两个版本，初译稿与修改稿句尾押韵均对应了原文最后两句“attend”和“mend”的韵式（gg），但修改稿相较初译稿，更忠实于原文，且更能增加译文可阅读性和趣味性，因为“耐着心细听端详”既译出了原文“with patience ears attend”的语义，也更能与上文的增译“交代过这几句挈领提纲”承接，营造出一种类似说书形式，增加译文戏剧的趣味性，有利于将读者带入故事语境，而初译稿用“吵哄哄”形容角色，先入为主、含有贬义色彩，不利于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和欣赏戏剧。朱生豪保持原作神韵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朱生豪选择翻译莎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因为20世纪30至40年代正值日本侵华期间，而日本学界曾经嘲笑中国没有高质量莎剧译本，因此朱生豪将高质量莎剧作为抗日的手段，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就曾写道，“你崇拜不崇拜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 Shakespeare 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吴洁敏、朱宏达 1990：108），而要让译作具有高质量，就必须在忠实原文基础上尽量贴合中文行文习惯。其次是朱生豪对莎翁地位的理解，通过前期对莎剧的研究，朱生豪认为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为当时世界文学的四杰，而“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然荷马史诗中之英雄，既与吾人之现实生活相去过远；但丁之天堂地狱，复与近代思想诸多抵牾，歌德去吾人较近，彼实为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同上：263），因此在朱生豪心中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文豪，所以中国读者独到的也必定是一流的译文，如果译文完全按照英语的词句顺序和语法结构对译的话，佶屈聱牙和插科打诨的译文必然影响到读者对莎剧地位的认知。4.3 朱生豪莎剧译作传播不同译家的译作各具特色，但普遍认为朱生豪译本可读性最强、传播度最高。虽然译文读者可能不会关注朱生豪的“神韵说”翻译话语，但朱译中对神韵的保持是其翻译话语在译文中的贯彻执行，因此译文传播程度能够反映出其翻译话语的接受程度，国内对其评价也非常高，如“译作中洋溢着浪漫的激情和青春的活力，直到现在仍然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孙会军、郑庆珠 2015：71）、朱生豪莎剧汉译“语言生动流畅，风格朴实自然，音韵优美和谐，传神达意、功能对等地表达了莎士比亚原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50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502023/2/15/周三 17:27:232023/2/15/周三 17:27:2351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式探究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张汨 谢斐作的思想与情感，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经典译作”（李正栓、王明 2013：19）。在1947年商务书局版本出版后，国内几家知名出版社先后基于朱译出版了略加修订的不同版本，包括1954年作家出版社（实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1978年和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1998年译林出版社版本以及201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能够在不同时代均被出版社选中，这充分说明了其译文接受度。关于朱生豪译文传播，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黄雨石曾回忆，当时出版社想放弃朱译而选择新本，但黄编辑却觉得“新译本远远赶不上朱生豪的旧译。朱生豪的中文很有修养，文字十分生动，而且掌握了原剧中不同人的不同口气。我为了说服编辑部的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在办公室里朗诵朱生豪的翻译和新译中的相同段落，我问他们到底哪个听起来舒服得多。最后终于让编辑部的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仍保留朱生豪的旧译，可以分别找人校订一下，补入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苏福忠 2009：96），通常而言编辑会出于质量和销量的双重考虑来决定是否推出某部作品，而黄编辑曾以第二名的英语成绩考上西南联大，后研究生师从钱锺书先生，也翻译过毛泽东选集 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大量作品，因此他对于翻译的理解非常到位，朱译最终被选中能够从编辑和读者的角度反映出其质量的上乘。其次，莎剧也会用作舞台上演，而对于莎剧汉译本而言，是否得到戏剧界的使用是衡量其质量高低的参照物，有研究者曾评价道，“正是因为朱生豪在翻译莎剧时处处使演员方便、时时为听众着想，所以他的译文念来上口，听来顺耳，我国各个上演或移植莎剧的剧团多半采用朱氏译本”（冯颖钦 1991:30）。虽然很难精确统计到相关数据，但曹树钧（2013）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莎剧演出史上基于朱译本排演的话剧有威尼斯商人无事烦恼仲夏夜之梦等11部，1994年上海国际莎剧节首次基于朱译上演了亨利四世，“导演根据朱生豪译本提供的厚实的文本基础，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显示了浓厚的功力，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又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戏曲中某些假定性原则，也使观众得以充分展开千军万马、一泻千里的想象”（曹树钧 2013：12）。同时，据笔者了解，2016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时，国家大剧院陈伊薪导演也是基于朱译排演了最新版的哈姆雷特，首次将朱生豪融入了莎剧之中并将其与哈姆雷特的命运作对比，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独具特色的视觉盛宴，此次搬上国家大剧院舞台据朱译首次出版时隔近70年，现今仍能得到戏剧界导演的关注，这充分反映了朱译受到的认可。4.4 朱生豪“神韵”话语位相在罗新璋勾勒出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1984：19）体系中，神似和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5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512023/2/15/周三 17:27:242023/2/15/周三 17:27:2452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化境分别由傅雷和钱锺书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而朱生豪提出的“神韵说”大致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因此如果从宏观历时角度来看，“神韵”、“神似”以及“化境”可以算作是同时代的翻译话语。但是由于朱生豪英年早逝而受到的关注不足，因此“神韵说”在中国翻译话语体系中有所遮蔽，而推动相关研究应该尽量还原其位相，因此必须擦亮这颗遗珠（张汨 2020b）。就中国翻译话语体系而言，由于“神似”和“化境”提出的时间间隔不长，因此罗新璋勾勒的上述四种话语可以归纳为“古代的文质说、近代的信达雅说和现代的神化说”（朱志瑜 2001：3）。而“神似”强调“优秀的译作应该摆脱原语语言的束缚而获得与原文对等的艺术效果”（许钧，等 2016：33），“化境”则是指“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周领顺 2014：101），因此两种翻译话语在本质上并无大异，无怪乎朱志瑜将“神似”和“化境”合称为“神化说”（朱志瑜 2001：3）。4.2节我们可以看出，朱生豪“神韵说”的具体内涵是不拘泥于原文的字句而注重将旨趣传递给读者，所以从本质上看，朱生豪“神韵”也应该属于“神化说”中的一部分，并且可以看作是“神似”和“化境”的前奏。对翻译话语位相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在整个翻译话语体系中的独特性和传承性。就其独特性而言，我们主要考究的是其对之前时代话语的发扬和革新，而传承性则关注的是该话语对之后时代话语的影响。从历史的时代性来看，“神韵”之前的两大主流翻译话语为“案本”和“求信”，其中“案本”针对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而“求信”则化自严复的“信、达、雅”之说，所以“案本”“求信”“神韵（化）”的总体流变反映出了我们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化，因为“案本”的文质之争体现的是对原文一丝不苟地模仿，“求信”允许在句法层面有一定的灵活度，“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