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规避这五个“发展陷阱”_曾铮.pdf

130深阅读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规避这五个“发展陷阱”文/曾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基本论断，是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人类历史教训、借鉴各国发展经验、审读全球演进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指引和战略部署，是我党现代化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纵观人类近现代史，虽然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尽相同，但主要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陷入了各式各样的发展陷阱。有的国家难以跨越发展陷阱，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有的国家貌似跨越了发展陷阱，却将跨越陷阱的代价与成本转嫁给了国内部分群体或其他国家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走出了一条既实现自身跨越发展陷阱又兼顾全球发展包容的道路，必将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探索出新模式，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出新道路。一、跨越李嘉图陷阱：避免低水平国际分工带来的发展锁定从历史上看，某些后发国家依赖资源优势实现了经济起飞，却落入了“资源诅咒”，最终未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陷入了“贫困化增长”陷阱；而某些国家虽然利用劳动力等资源廉价的后发优势迅速融入全球分工和推进国内工业化，却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加上其他制度性因素，人均经济总量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水平，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两类国家都过于依赖比较优势发展经济，而未能在合适的时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所谓的“李嘉图陷阱”。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利用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释放人口红利，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经济高速增长，即将推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于我国产业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争论不绝于耳，不少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唱空我国经济转型。但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全球竞争力明显提升，逐步从基于比较优势的跟随式全球分工模式转向基于综合竞争优势的主动式全球分工模式。不论贸易行业结构还是技术结构都明显优化，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速度明显加快。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贸易总额比重从2008年的29.1%提高到2021年的45%。与此同时，根据OECD/WTO（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率从2008年的70%提高到近年80%以上；此外，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8年的3468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12551美元。近几年，我国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基本原则，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加快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积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在不断提高发展质量的基础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通过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跨越李嘉图陷阱，逐步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跨越拉美陷阱：避免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加大经济增长难以自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而政策性福利赶超又可能拖累经济发展，因此解决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各国共同面临的发展挑战。在历史上，一些拉美国家在高速发展阶段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又在经济增速下滑阶段超常规实施福利赶超，没有平衡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陷入了“拉美陷阱”。过去四十多年，我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引导下，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完善，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较好地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扩大的趋势。必须承认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131深阅读政府采取了多类政策有效遏制了居民收入差距过度拉大的趋势，但是我国收入分配仍然存在持续拉大的态势。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峰值0.491，较1978年增加了0.17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1979年的2.551上升至2008年的3.311。近年来，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避免超福利政策的同时，我国政府成功实施了精准扶贫，加快推动了财税等关键领域改革，常态化推进反垄断，有效防止了资本无序扩张，在一定程度遏制了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截至2021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下降至0.46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降至2.51。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中，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再分配中，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同时发挥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跨越拉美陷阱，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跨越“垮掉的一代”陷阱：避免财富增长带来的精神虚无经济发展是道德进步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不必然带来精神上的追求，如果引导不好可能就会出现精神的虚无和道德的败坏。从历史上看，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后，由于缺乏正确的社会引导，出现了明显的精神虚无，比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陷入了“垮掉的一代”陷阱。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我国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强化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创造了精神文明发展的丰硕成果，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能力大幅提升，精神文化财富大大增加。近年来，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依然在竭力宣扬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大谈普世文明观，逐步从“主体中心论”演进为“自我中心论”，极端性地演变为“唯我中心论”，并试图改造其他文明，加剧了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妄加批评我国现代文化偏离了所谓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体系。针对这些无端非议，我国坚定了“四个自信”，牢固树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文明的大幅提升。未来一段时间，既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键阶段。我国将坚持马克思132深阅读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提升公民文明素养，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跨越“垮掉的一代”陷阱，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跨越环境库兹涅茨陷阱：避免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诅咒现代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而不是主观认识水平问题，也不是制度、战略和政策失误造成的。从历史经验看，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约束和引导，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并不会立刻带来资源环境的改善。有些西方国家在经济高度发展后环境恶化程度并未明显改善，而有的国家迷信“先发展，后保护”的教条，在步入高收入阶段后才逐步强调环境保护，但是在环境治理中付出了巨大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废”治理，到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强调环境容量约束与总量控制，再到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我国人均排放或历史累积的人均排放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走出了一条“边发展、边保护、边治理”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但是，由于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部分地区环保意识不强，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上仍然存有欠账。近十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了一批包括环境治理保护和山水林田湖生态在内的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巨大成就。2021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历史性达到了世卫组织第一阶段过渡值，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2013年至2021年，我国I-III类优良水体断面比例提升了23.3个百分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黑臭水体基本得到了消除；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了7.1%，达到2.27亿公顷，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近年来，我国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强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改善环境质量和扩充环境容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跨越环境库兹涅茨陷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跨越殖民化陷阱：避免超级大国发展带来的对外掠夺殖民既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和基础，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动力和需求。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还要求向海外输出剩余资本，因此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崛起过程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殖民史，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得以确立、发展和壮大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搞“联盟大家庭”，不推行“集团政治”，不划分“势力范围”，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加强对外经济科技交流与协作，全面开展国际贸易分工，尽力开展对外援助，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繁荣，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繁荣和后发国家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不怀好意地大肆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不实概念，妄图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延滞我国的改革开放。针对这些谎言论调，近几年我国大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支持经济全球化，持续主动扩大进口，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已经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在过去十年由10个增长到19个，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各国企业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促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各国人民。未来一段时间是我国对外交往和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实现互利共赢。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殖民化陷阱，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作者简介/曾铮，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本文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