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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制度”概念的本土建构：内在张力、多维特征与基本面向马雪松 冯 源内容提要 概念建构反映了在具体研究与理论研究间架设桥梁的学术努力，政治学具有整合“制度”概念多重内涵、实现“制度”概念综合功能的重要潜力。政治学“制度”概念的本土建构在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等多重张力的影响下进行，缓解一系列重要范畴间的紧张关系。“制度”概念建构得益也受制于其多维特征，主要涉及经验现象层面国家治理制度性要素的稳定性与复杂性，认知范式层面不同研究路径的议题分工与关系调适，以及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三化叠加”的文化生产实质。根据知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实效的差异，“制度”概念建构呈现诸多基本面向，包括以相关社会制度概念、国体、政体等形成概念基石，以体制、机制、制度为主干构成规范概念体系，深入发掘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等制度要素不断充实概念内涵，并有望围绕“制度”概念进一步凝练总结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以制度认同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促进制度文明间对话交流。关 键 词 制度 政治学 概念建构 本土化“制度”（）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重要概念。同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制度”概念建构方面存在更多分歧和争议，并因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实践的差异而呈现本土概念建构的独特之处。从相关现象可以注意到，当代西方政治学“制度”概念一定程度上处于有实质共识而少系统认知，有普遍应用而少自觉反思的状况。其一，西方政治学者的概念史研究较少留意近代以来“制度”概念的演变，“制度”所受的重视远比国家、政府、宪法、体系等概念要少，这也致使“制度”概念独有的价值难以被全面审视。其二，西方政治学者在制度分析中汇聚成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取向，反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把制度视为个人或团体的附带品或附属物的做法。但由于新制度主义内容庞杂、立场纷杂，对“制度”的界定往往大相径庭。其三，西方政治学者撰写的经典教材是学科知识传承的重要载体，具有规范学科认识和凝聚学科共识的功能，但在对待“制度”概念的丰富意蕴和多重歧义时常常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源流与方法变革研究”（项目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中国式民主：中国政治文明新形态研究”（项目号：）、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研究”（项目号：）的阶段性成果。DOI:10.16091/32-1308/c.2023.01.004采取笼统的界说方式，如认为“制度是一套基于既有的规则、程序来调节个人和（或）群体的行为的持久而稳定的安排”。对“制度”概念作出更加清晰和准确的把握，有助于推动政治学学术观念的凝练和研究路径的更新，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这个方面尚不能令人满意。国内政治学“制度”概念建构逻辑的复杂性、内涵层次的丰富性、现实功能的指向性、指代对象的多样性，使之成为观察和反思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状况的典型样本与合适切片。当前政治学本土“制度”概念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路径。第一条路径专注于比较“制度”概念的不同来源及其内涵，通过取其交集或细加辨别区分而进行语义分析、规范阐释与内涵说明。第二条路径专注于辨析政治生活中可被称为制度、体制、机制的广泛概念，尤其注重在特定内涵与层次关系上作出考释。第三条路径专注于从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的学术研究中提取具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关怀感的“制度”相关概念，在史料勘查与现代检视的前提下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不过，在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意义上，反思回顾政治学“制度”概念建构的努力仍付之阙如。面对本土政治理论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往复、规范与实证之间徘徊的状况，真正值得“关心的是一个发展时期的哲学是否会在下一个时期变成一门科学”，而无论涉及的是经验与实证还是形式与规范意义上的问题，“哪里概念严格、明确并得到普遍承认，哪里就会诞生一门新的自然或形式科学”，概念建构对发展科学理论至关重要，“制度”概念对政治学而言意义尤其重大。世纪 年代中期，西方政治学者率先将“制度”概念的规范界定列入研究议程，随着学术研究不断积累，相关概念的创造和使用也日趋丰富。在此过程中，本土“制度”概念背景张力的深刻化、特征维度的立体化、基本面向的清晰化，为构建涵盖更多范式、更具实质意义的学术共同体提供概念纽带，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研究取向分化的消极后果。政治学进一步明确特色、巩固基础的必要努力，理应包括全面审视与总结反思当前的“制度”概念建构，以明确“制度”在本土政治理论与话语体系中的关键位置。政治学“制度”概念本土建构的内在张力政治学的“制度”概念客观上处于多重张力的交汇点，其概念建构成果浩繁、意旨纷繁。各种张力的客观存在既造成“制度”相关概念趋于庞杂，也使其能够较为直接、敏锐、具体地表征时代风貌，成为领会处于特定时代社会环境中的思想动向与实质观念，“关注知识和思想对维持和改变社会秩序的作用”的典型样本。政治学本土“制度”概念建构的内在张力兼具背景呈现与特征描述的意义，涵括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等多重关系，在权力与观念的交融互动中发挥独特的话语中介、知识提炼、规范指引作用。在此意义上，应对政治学本土“制度”概念建构的背景性张力加以描述，考察概念建构的各类矛盾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一）理论与实践的张力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为政治学本土“制度”概念建构提供基本动力。当前“制度”概念的思想语境与认识论原则很大程度上来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政治学知识生产与实际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制度”作为将社会实践经验提取为理论认识，以理论规范实践的概念中介，在基础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结合中汲取发展动力，并作为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相统一的核心概念而持续建构。概念建构兼顾“制度”作为“政治学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双重性与平衡性，“制度”概念在现象描述和机制提炼中得到构建，概念内涵的解释性寓于描述性当中。第一，“理论”与“实践”的一般性张力具有马克思主义与本土传统双重来源。近世以来，社会政治秩序在不同场景、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持续受到冲击并处于重构进程，塑造现代认知、重建政治秩序，客观上需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可行的社会学说与政治图景，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将诸多政治概念吸附并镶嵌于其既有理论。“制度”概念的使用具有超出其他概念的普遍性，在认识论原则上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强调，以及概念作为二者间中介地位的确立。就具体内涵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观从根本上规定了“制度”概念的内在限度与发展形态。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张力也具有深厚的本土传统，中国经济与法政思想“长期以来，一直都惯常地区别理念和实施、理论和实践。所政治学“制度”概念的本土建构：内在张力、多维特征与基本面向反映的是一种与现代西方基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此背景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自然包含着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环节。“制度”概念建构动力的持续获得、空间的不断开辟均得益于此组张力。第二，理论对实践的统摄作用在政治领域是必要和显著的，“制度”概念建构因而具有现实重要性。一方面，从意识形态特征看，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实现其自身的中国化，因而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的指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西方政治秩序的认知与实践，往往奠基于一系列抽象概念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规范，与之不同的是，本土政治概念更加强调内涵的具体性、语境的历史性与价值的人民性。“制度”概念的建构依据与内涵基准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界定，即“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狭义的政治制度主要指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中的政治秩序相较传统社会更为稳定，政治概念所内含的应然价值必须同国家意志和社会实际状况产生一定程度的结合，才有可能将价值要求落实为制度现实，进而规范政治运行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积极稳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公共权力制度化、规范化面向的真实基础，并非域外经验的抽象普遍价值，而更多体现为“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实现。从具体社会政治历史条件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差异在扩大开放中得到日趋具体和深入的体现，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完善制度体系尤其是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政治学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学”，?I1“制度”概念表征、指导实践的重要性、典型性，以及制度理论解释实践的有效性愈益彰显。第三，实践启发与充实理论，“制度”概念的科学性与反思性得到强化。一方面，提升“制度”概念科学性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性质与知识分层角度看，理论与实践的张力表现为一般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狭义“政治科学”同本土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广义“政治理论”间的联系和差异。由于西方理论的经验基础与研究视角存在局限，科学化知识生产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结构化程度更高、内在逻辑更为复杂深刻。分析本土经验现象的“政治科学”研究能够进一步规范研究过程，提高知识生产的合理性，却往往以理论假设对实践状况不同程度的忽略为代价。另一方面，科学建构“制度”概念还具有反思意义。实现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概念使用的合理化、概念内涵的完善化，需要将社会科学的“主体”和“客体”之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分纳入具有本土色彩的“理论与实践”关系框架，并在特定层次予以恰当安置，以在确保意识形态合法性与现实研究有效性的基础上，推动具体研究的科学规范、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增强理论反思实践的深刻性和理论指导实践的有效性。（二）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使政治学“制度”概念建构嵌入特定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背景。在此意义上，“制度”概念建构需放置于“古今中西之变”的宽阔历史背景中加以观察分析。具体看来，传统概念资源与现代概念语境间的关系，是造成“制度”概念表述多样性与内涵丰富性的原因。现代政治理论与传统丰富的“制度”表述间存在天然疏离，而“制度”概念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进一步深化的趋势，并非断然而彻底地否弃传统，而是更多意味着传统政治制度相关特征在政治学理论中受到公允承认，在政治史研究中构建立体认知。第一，政治学意义上的“制度”概念建构，以传统资源与现代语境的差异与联系为基础。概念不只是对事实、现象和经验的概括，从历史视野看，其深层意义在于传统资源只有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有效的重新组织才可进行正确认知，概念建构的目的之一便是缓解传统与现代间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制度”概念涉及制度文明的传统面相，以及社会科学中“历史概念”向“分析概念”的转化。?I2从历史概念看，与“制度”概念有关的系列表述出现较早、含义较多、情境性强并不断累积，表述背后更有着制度精神、社会条件以及个体行动间的复杂张力，?I3如“祖宗之法”“边政”“兵制”等，以及援引“故事”为决策寻求经典依据的做法，?I4影响到近现代“政制”“法制”“政法”等概念的语词构造与现实理解，因而政治学“制度”概念建构理应涵盖多种表述并使这些表述体系化、规范化、现代化。从分析概念看，“制度”概念能够作为分析性概念加以运用，与现代国家建设中以制度建设增强基础性权力的现实努力密切相关，而作为传统政治思维本质性特征的、有别于批判性思维的“制度性思维”，渗透于“制度分析”的研究方式。第二，“制度”概念建构涉及概念表述的由隐而显。在此过程中，制度文明与本土实践同现代政治理论产生疏离。对大多数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文化传统来说，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具有标志性意义，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以建设现代国家为目标，现代国家建设则以制度建设为引领。线性史观是现代政治生活基本秩序的论述依据与心理依托，制度史在其形成与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启蒙思想家“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创设了制度史”，主张“人类的历史是制度的历史”。?I5外来文化的输入由“器物”而“制度”，加之社会发展与国际竞争的现实压力，造成各式“制度决定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层出不穷，“制度”作为政治概念的重要性自然随之显著提升。但一系列传统“制度”表述及其含义难以同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概念直接对等，原因在于传统思想中天命与人事、合法性与有效性、相对内在的政道与相对外在的治体轻重界分本末有别。由此，近代历史转型焦虑下的“政制崇拜”既使“制度”由文化传统中的“习惯表达”逐渐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概念”转型，也造成实际概念内涵与相关表述的传统含义相疏离。同样，中西不同语境下的“制度”概念也存在一系列交叉和差异，?I6因而“制度”概念需要通过不断建构以缓解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第三，“制度”概念建构涉及概念内涵的由简而繁。传统政治制度的形态特征在“制度”概念内涵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自觉认识，概念的本土特色及创新价值得到突显。一方面，一些与“制度”相关的传统表述和含义较多出现，能够直接作为理解传统“制度”表述、建构现代“制度”概念的素材，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周易节）的秩序状态含义，“百姓而不遂其生，在上者于是有制度文为、条教号令，以覆育而生成之”的权力结构含义。?I7另一方面，就认识对象的自身特征而言，中国国家治理传统中正式制度框架较为成熟完备，但制度运行所仰赖的国家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在对传统国家治理的现代理解中，“制度”范畴要想发挥作用，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纳入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内的更宽泛意义上的制度要素。这一状况间接表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协调性而非对抗性为本质特征，“制度”概念的建构过程也是政治学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分范式的过程。（三）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张力在以分门别类和专科研究为基本特征的学术体系中，社会科学的特定学术概念往往身处不同学科的学理脉络，广泛存在于多个学科的“制度”概念尤其面临学科层面的多重张力。当代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词语交流更为频繁，社会学理论对组织结构和制度因素的重视，新制度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经济制度史、演化博弈结构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坚持比较历史分析、结构功能主义、新国家主义研究取向的政治学者，将“制度”作为凝聚学派认同和凝练学术话语的标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成果大量出现，制度研究通过吸收其他学科的经验素材和理论观点而成为制度研究的关键知识场域。?I8政治学“制度”概念受到多个学科的塑造，但也反映了政治学者进行制度概念建构的方式，将社会科学的学科张力转化为复合性的理论体系，并在本土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中凸显政治学的学科属性。第一，从本土意识及各学科内部发展趋势、独特问题意识出发，进行了科学与人文两个方向上的深入探索。一方面，经济学者针对契约等制度要素的实证研究成果丰硕，社会学者从利益结构、制度要素、历史维度对政府行为进行具体分析。?I9政治学者不仅建构了富于解释力的诸多概念，还使微观机制与宏观理论得以结合，从而与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风格更加契合，以“行政发包制”等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描述并解释了中国特色的国家能力。?20另一方面，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文化主体性与学科本位性，更加批判性地看待源自西方的现代概念，面向传统展开深刻的人文思索，注重发现本土制度传统的不同侧面与思维潜力。重视制度研究的趋势涉及多个学科，制度对于社会各类现实议题的重要性得到重新认可，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在研究中不断显明，但这一趋势满足于“对制度进行思考”，将“人”完全外化于“制度”，因而无助于认识“在精神上栖居于制度所呈现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制度”概念失去其应有的洞察力与反思性，削弱了“从制政治学“制度”概念的本土建构：内在张力、多维特征与基本面向度角度进行思考”的能力。对比之下，“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日常统治等源自传统制度史议题的创新性研究路径，?21则强调对政治制度之行为背景与后果等含义的理解，在忠实回返历史语境的“复古”之举背后，具有探索“由内而外地”理解制度、“思考制度”（）的现代价值。?22第二，政治学在其中发挥综合与规范作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是关于国家发展道路、国家组织方式和国家公共政策的学问”。?23政治学较为突出的“双重属性”使其在某种意义上天然发挥检视和规范作用。如在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关系上，“制度”概念的扩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共行政研究，但在相关研究科学方法、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分歧渐深的背景下，更应重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在概念与方法上的规范作用。从政治学科的外部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是论证制度的优越性、必要性、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是阐释怎么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24从学科内部看，政治理论与公共管理两种研究取向，一定程度上对应“理解”和“解释”两种认识论取向，文化视角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优势对其间存在的矛盾具有一定缓解作用，?25将有助于建构更为真实、有效的政治学“制度”概念。简言之，政治学“制度”概念在强调制度化与支持性因素等方面具有自身优势，?26社会科学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再兴、政治科学分析主义与功能主义方法的调和、“阶级”要素在比较政治中的重新发现，则为“制度”概念本土建构不断开辟着新的通道。政治学“制度”概念本土建构的多维特征在特定学科视域下发展完善其核心概念及概念丛，意味着在业已相对稳定的概念体系内进行概念的有效建构。根据特定概念与既有概念体系间补充完善、竞争取代、另辟场域等相互关系，本土政治概念建构可区分为种属政治概念“供给”、政治概念“更新”、类政治概念“建构”等类型。?27一些具体概念的建构常常局限于学术议题下，但由于“制度”的基础性与复杂性，对这一概念的建构较为普遍地包括了一类在特定思想文化基础上、依据特定知识范式、认知特定经验对象的本土化知识生产实践。就经验基础而言，“制度”概念建构的多个维度关涉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与现实；就知识范式而言，政治学实证主义与阐释主义范式的歧义渐趋深刻且亟须弥合；就文化属性而言，“制度”概念建构处于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三种倾向共存的“非对称协调”状态，有待进一步清理、规范与反思。（一）一种传统：经验对象的稳定与复杂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相对抗的常态，就中国国家治理而言，社会中最广泛意义上的制度性要素一向得到国家的密切关注与有效控制，因而以建构“制度”概念的方式，刻画、理解并规范国家治理中的主体行为，具有本土语境下的独特价值。传统治理体系在行政体制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体，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28国家治理中以治理体系为主干、以治理能力为效果的制度性要素兼具稳定性与复杂性。第一，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具有秩序价值优先与制度建设早熟的特征，制度性因素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稳定发挥主导作用，“制度”因而是具有重要作用和关键地位的政治概念。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驱动型竞争”塑造了传统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政治对其他社会领域、国家政权对其他社会组织获得绝对优势，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高度耦合的政治运行逻辑就此形成，?29正式制度不断传承演化以至发达。而汉代以降得到进一步完善的“天下”体系与中央集权治理框架，受到情感习惯价值三位一体的卡里斯马崇拜、利益分享与无限褫夺相结合的官僚运作机制、消除内部隐患的反集团化和反地方化机制等一系列非正式宏观机制的保障。?30近代初期社会处于低组织状态，共同体中实际可资利用的制度资源极度匮乏，由先锋队政党凝聚社会力量建立国家并对社会进行再组织，成为制度化进程中的必然之选。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制度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成为主流，经济奇迹的取得也体现出制度性因素的强大作用，“制度”概念以微观现象为经验基础不断得到建构。第二，概念建构面临的一项历史性前件，是“制度原则”与“具体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间的层次区分。制度性因素在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但其表现形式却一向复杂，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制度”相关概念虽大体合用却纷繁多出。一方面，无论在较为宏观的宪制结构层面，还是在较为具体的行政国家层面，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特征更多是在“制度原则”而非“具体制度”中得到彰显。具体制度本身便是依据一套规则体系而建立起来的，但其组织结构及实际运行仍要受到相对抽象的特定组织原则的支配与指导。相较于与正式制度直接相关的那些具体规范，这种原则性的规范在逻辑与现实层面普遍享有更高的优先级。另一方面，在制度原则与具体制度间不断往复的历史循环和逻辑上升，是本土制度演化的特殊规律。国家建设周期往往包含与超越政治权力周期，以“秦汉大一统”“隋唐大一统”为例，后世王朝在“一代有一代之制度”的基础上，将前代具体制度吸收为制度原则或制度背景，合法性上否定前政权而在制度化与制度变迁方面实现非线性的层层演进，重建政治秩序并推进国家建设。总之，制度性要素的现实地位在深化改革中并未减弱而是持续强化，政治运行与政策过程中制度要素的主导性，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制度性思维而非批判性思维主导本土研究，而以本土经验为对象的制度分析，出于更加准确全面把握现实素材的需要，容易偏离确切细致的“制度”定义。?31“学术语言的创造、理解与转化直接映射研究的本体”，制度性要素在经验层面兼具稳定性与复杂性，制度原则的“行为规范”意味着具体制度的“组织形式”属性，在理论分析中同样难以完全割裂，正是“实践语汇和学术概念间的结构性张力造成了知识生产的困境”，形成更为系统扎实的本土学术话语需要准确对应、有效回应实践语汇，?32这就涉及更深层次的知识生产范式问题。（二）两条路径：研究范式的分工与调适“制度”概念建构涉及众多相关概念组成的概念集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知识生产范式的当前特征。“政治学概念”建构逻辑空间的纵横坐标，由“政治概念”与“学术概念”两个维度组成。同样，社会科学中强调潜功能、系统方法的“第三人称解释”，与强调显功能、生活世界方法的“第一人称解释”等两种基本路径，?33对政治学“制度”概念的影响，表现为概念建构所依托的“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路径，实证主义的概念建构方式提高了规范概念的现实适应性，阐释主义的概念建构则为前者锚定方向、开辟道路。两种路径在议题领域和研究旨趣上的分工及其相互间关系的调适，为建构兼顾学术性与政治性的“政治学概念”积累成果。得益于多重内涵在不同话语间形成的重叠共识，同一词汇得以在日常话语、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之间平滑移动，?34而中国共产党概念史的变迁既承载其思想史的变化，也因思想史的存在而使自身得到解释，?35尤其是重大政治表述中的“制度”概念表现出发展性寓于规范性的特点，与不同时期的关键领域或问题关联密切，?36能够为认识其建构路径的特点提供必要的线索与抓手。官方政治语言和政治学研究所共同涉及的“制度”概念，大体包括了制度、体制、机制等基本类型。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政治文本可初步发现，在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体制”的数量稳定在 至 区间，其内涵相对客观而用法较为固定；“制度”是历届党代会报告的关键词，其用法较为固定化、常规化，其数量从未被同一文本中的“体制”“机制”超越，在一些特定文本中占绝对优势；“机制”一词出现最晚，其在党代会报告中的出现频率不断升高，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体制”“机制”的数量远超其他文本。正是以这些词语为中轴，“制度”相关概念得以兼具实证性与规范性。第一，依循实证主义路径建构的制度概念，可归入“机制”一类。“机制”作为规范性政治话语得到大范围应用，得益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政治传统与“先行先试”的改革语境，在客观上为大量的实证性概念建构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结构功能主义本自社会系统理论，一般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既有宏观分析的简约，又具有实证研究的取向”，?37便于将中国政治运行的实践特色、改革发展的时代特征与“理想类型”的概念建构方式结合起来，成为制度概念建构的主要学术范式。另一方面，“制度”概念建构的实证主义路径，具有关注实践、构词机动、通用性强等突出优势。例如“项目制”理论在央地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等宏观议题的认知框架中开创性地引入更多符合实际的能动性因素并重构其作用机制，提炼出科层制、单位制外的第三种组织安排与国家治理的特殊方式。第二，阐释主义路径的制度概念建构，大多对应“体政治学“制度”概念的本土建构：内在张力、多维特征与基本面向制”“制度”类语词。较为严格的行政科层体制与党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全面领导构成“党政体制”的基本张力，其与西方政治学规范理论间的差异，为“制度”概念创新提供了空间。阐释主义的路径依托历史脉络与比较视野，力求创造新的“提法”以加强概念的现实洞察力，但却导致本土经验研究中“制度”概念建构的泛化。在改革发展中，制度原则与具体制度间的复杂关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微妙差异，难以得到实证研究的完全描述和充分解释，阐释主义路径具有实证路径无法完全代替的价值。此外，虽然澄清概念是开展政治哲学论辩的前提，但在建构本土政治概念的意义上，政治哲学更多以提供价值指引与做出逻辑说明等间接方式，在阐释主义路径中发挥不可替代的背景性作用。总而言之，学术共同体以“制度”概念建构为中轴展开的主动分工、自发调适，使不同研究范式造成的分裂找到相近话语，为学科发展凝聚共识与动力。（三）三类倾向：作为文化生产现象的政治学“制度”概念建构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文化生产中，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尤其是关键概念的建构，具有开拓思维路向、规范价值导向、探索语言现象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强调对现代性政治和后现代政治进行双重反思，以提炼更为积极的建构性政治概念，?38而“非对称协调”的政治学知识生产模式，是“制度”概念建构同时具备前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三种倾向的深层原因。第一，所属思想传统与主要智识资源的前现代化或反现代化。从“制度”概念背后所连带和反映的心理基础与思维方式看，那些强调前现代传统的思想倾向对制度概念的建构具有持续助推作用。尽管在特定政治文化中具体含义有所差异，但保守主义通常较为强调制度传承与秩序稳定，认为“在技术性的知识和产品方面，也许越新越好；在实践的知识和制度方面却未必如此”。?39“制度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相对，较之逻辑更强调历史，较之精神更强调物质，较之应然更强调实然，在中外思想史和政治史中，“正是制度性思维为制度赋予真切实在的属性，使其不至于成为空洞无物或空泛无垠的具文”。?40儒家思想中“仁”“礼”高度统一，具体制度原则需内化为伦理原则；而域外政治学中“制度主义”的回潮以其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形态为基础，?41但追溯其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旧制度”与“大革命”作为概念领域的一组经典对立却有着隐秘但不可忽略的关联。?42第二，主流问题意识与普遍价值意涵的现代性。在政治革命引领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进程中，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被赋予规制经济、治理社会等非政治功能，而支撑“制度”概念的政治逻辑在理论与现实中皆有所削弱。在此背景下，政治制度不同于其他制度的独特意义及其背后的现代价值，得到思想家们强而有力的重申与翻新。现代保守主义者对制度的强调更早也更彻底，如乔万尼萨托利晚年曾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做出诸多贡献，弗朗西斯福山重新回顾人类政治史，阐明政治制度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等三大组件。作为其逻辑对立与政治科学兴起的思想背景，自由主义在揖别启蒙、回应现代性进一步提出的现实问题时，以更加关注制度作为其内在转向的标志，如约翰罗尔斯通过将“社会基本结构”作为理论主题推动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认为自由和平等是相互联系的价值，对政治学的制度认知影响深远。现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也意味着其“与自由主义的平等有更大的统一”。?43第三，语词构造方式与所指经验现象的后现代化。“制度”概念建构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语词先行、内涵重复与概念失效等。作为文化消费主义的一种表现，这些现象标志着社会文化层面政治标准的放松，?44展示着经验现象与认知图景的后现代性。一方面，在价值、议题、方法等层面渐趋固化的现代学术范式，越发难以有效处理现代性下的复杂经验现象。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后现代化“两化叠加”现象突出，?45而“制度”概念建构即可视为其观念后果与话语实践，表征着社会结构与知识生产间的断裂，社会结构的正规程序化与文化产品的琐碎无效相伴生。?46在强调规范、科学、创新的评判标准下，从经验现象中提炼总结“制度”概念的努力，难以真正触及治理实践中技术治理发达而规则虚无主义泛滥、制度建设内卷而制度资源缺乏等“负面”现实。这种“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庄子齐物论）的概念特征和话语倾向，与“法治大跃进”现象类似而解决之道相通。?47另一方面，“制度”概念的泛化，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乃至消解着现代政治秩序的心理基础。一些概念创新的知识积累作用，或受到其话语解构后果的对冲。“隐喻蕴含着做科学之方式的诸多方面”，并在“制度”相关概念的语词建构中得到大量应用。其中，“晋升锦标赛”“项目竞标赛”“环境达标赛”“制度架构”“制度基础”“制度定型”等，同政治话语中较为频繁使用的战争隐喻、建筑隐喻等有所重合，?48“制度惯性”“制度韧性”“制度形塑”等牛顿式隐喻，典型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动中价值系统的转移”。?49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特征的世俗化、务实化、包容化的一个侧面，便是这些概念在学术乃至一般话语中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但后现代倾向背后的深层问题则是学术研究的碎片化与知识主体性的部分丧失。只有洞见“建构者 被建构者”的同一性并在知识生产中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立场，才有可能形成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50政治学“制度”概念本土建构的基本面向“制度”概念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持续建构并强化创新性、标识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学议题的广受关注和跨学科研究的广泛流行。相关概念的构建多依托细分领域，遵循相对具体而微观的基本预设而欠缺概念之间跨越议题的内在联通和系统完善，不利于围绕“制度”概念形成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本土理论体系。对“制度”概念建构基本面向的把握难以限定在某一具体层面，而是多个面向互有侧重、同时推进，应寻觅多重线索以在不同维度对相关具体概念加以划分和串联。从知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实效出发，可将这一进程区分为基石概念的历史建构面向、观念系统的规范建构面向、要素取向的实证建构面向、文明交流的话语建构面向。（一）概念基石：社会制度、国体、政体一些关键“制度”概念在历史发展中承载了重要的思想内容，因而在概念建构中具有基石性意义，主要体现在“制度”概念的“社会制度”内涵和以“国体”“政体”为代表的政治制度概念。政治生活由观念、行为与制度等三种基本要素组成，其中制度一方面介于思想与行为之间，“是对行为施加约束和激励的一套动机模式，它产生于自由心智所揭示的无尽可能性”，另一方面更具统摄性与核心性，“政治文化本身不是制度或行为。行为因素连同对其施加激励和约束影响的意义因素，一道构成真正的制度”，?51故而对本体论、研究对象、研究边界等学科基本问题而言，建构本土“制度”概念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回应机制。其一，“制度”概念内涵的基本底色是对社会性质的界说。在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概念市场上，“制度”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较淡薄的词语，难以成为论说中的主词或标识性的概念。社会持续处于低组织化状态凸显了制度论述与制度性思维的价值，而以“主义”概念为标识的思想观念体系，在重新理解和组织现代社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52“制度”概念就此被打上了在一般意义上化约与描述、改良与引入社会相关典型特征的烙印，乃至形成“主义制度”这一具有本土特殊性的概念构造。相较而言，具体化、描述性的制度概念被赋予不同程度的负面色彩，如封建制、郡县制被指“完全是皮相的观察”。?53相较清末民初积极介绍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具体“制度”的热潮，抗战时“制度”的社会性质内涵更加突出，如认为从统治权归属和行使、行政与立法的关系等划分而来的政治制度皆为“抽象而空洞的名词”，政治制度类型划分“应该以整个社会的结构与政治的本质为出发点”。?54民族危机似乎使“制度”概念的社会性质内涵更为牢固，亦可佐证“制度”概念的这一内涵底色并非完全缘于特定意识形态规定，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时代思想市场自由竞争的概念后果。相对狭义的“政治制度”概念，除受到由现代西方引入的早期中国政治学影响外，更多地来自政治史研究的深厚传统，如钱穆认为，秦主要的统治实绩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尤其是“封建制破弃，郡县制成立”的政治制度变革。?55其二，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产生“国体”“政体”的差异化概念构造。国体与政体是近现代宪法文本规定国家制度体系所使用的主要概念。国体乃“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梁启超因此主张“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56国体概念先后发挥建构国家形态、政治权威正当化、形成国家统合原理的功能，从最初的形式性概念嬗变为实质性概念。?57历史悠久的政体类型学在近代西方重焕生机，政治社会学家关注制度内涵与制政治学“制度”概念的本土建构：内在张力、多维特征与基本面向度实况的名实之辩，以及政体特征与普遍理性的永恒张力，促进政体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并使其成为“一般社会学”的核心内容。?58本土语境中，“政”以其介于体用之间的特殊性挑战了近代“中体西用”的二分法，?59“政体”在此基础上具有国家组织原则的含义。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受到政党意识形态纲领与组织文化特征的重大影响，主要政治力量曾围绕现代国家建设方案展开激烈论争。其中相较中国之命运“今后的政治建设其最基本的项目为培植民主制度与健全国防体制”，并在社会层面达成“技术役使人生的制度和思想的结束”的宽泛认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国体、政体论述重在明确规定国家制度原则，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同实际政治路线高度契合。此外，政治学者引入国家自主性，发掘“治体”传统，以补充、替代、批判等方式促进政治学的政体概念趋于完善。总而言之，特殊历史条件与思想背景下的“制度决定论”使一些概念获得概念基石的地位，为相关概念建构确立基本内涵与内在限度。（二）概念体系：制度、体制与机制众多庞杂的“制度”概念可视为一个特殊的“概念体系”，制度、体制与机制构成其主干和层次。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制度的认识出现了一种将制度和组织、机构等分开的倾向。?60就政治学而言，在实证主义与行为主义占据核心地带的背景下，制度主义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回归，多在所谓“碎片化威权主义”框架下研究体制、制度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难以真正反映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实际过程与政策背后的价值理念。?61在此现状下，“制度”概念体系以“制度”“体制”“机制”三类具体形态共同展开、有序递进，作为政治实践的概念化产物与政治观念的概念式表征，体现和推动制度化与制度变迁进程。其一，“体制”在具体语境的使用具有不同层次的内涵。“体制”一般被用来从过程角度实际把握制度性因素，这种把握多以政治体系的特定功能为基础，如“纪检监察体制”。将其界定为“具体政治制度”，或更能适应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需要。?62其二，“机制”即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性问题”和“体制机制问题”存在区别，后者可分为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机制、资源汲取和再分配等各项机制，?63为实现特定目的，被正式概括为“机制”的行为序列在一定限度内突破正式规则，其在一定条件下的定型是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机制”同样多用于描述政策过程，如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治理新模式作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其政府间协调合作过程包括促进“块块”合作的“分类对接”机制与推动“条条”贯通的“跨层协调”机制。?64在“机制”概念的建构中，制度体系意义上的“运行机制”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因果机制”的张力及其调适，体现了经验现象与知识范式的共同演进与互相契合。其三，以“制度”为中心语的一系列规范性概念。政体即政权组织原则的特征及变迁，体现为一系列以“制度”为中心语的概念表述。“根本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的具体化表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较之以“政体”为核心进行制度概念建构，以“秩序”为核心的制度概念建构能够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高到更为抽象的层次，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