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记所反映的北朝家族的系谱意识_邵正坤.pdf

第1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No.12023年1月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Edition）Jan.2023doi：10.3969/j.issn.2096-2991.2023.01.009造像记所反映的北朝家族的系谱意识邵正坤（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摘要造像记是民众信仰情况的记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北朝的造像记有很多关于家族谱系的记载，尤其是以家族或宗族为主体的团体造像，经常可见对造像人祖先世系的回溯，除此以外，其家族成员的婚姻、仕宦以及子孙繁衍等情况，也成为其记录的对象，从而表现出明确的系谱意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受当时社会上修谱风气的影响。将家谱铭刻于金石，有利于聚合宗亲，强化该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佛、道二教与中土固有的祖先崇拜相融合的一个表征。关键词北朝；造像记；系谱中图分类号K2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991（2023）01-0070-08造像记作为记录北朝民众宗教信仰情况的一种特殊文本，是反映当时北方民众信仰和心态的第一手资料，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它带有基础的性质，很多记载是正史所阙如的。北朝的造像记，尤其是那些由家族或者宗族发起的团体造像，除了一般造像记涉及的基本内容以外，往往热衷于对先祖的情况进行追溯，并且对子孙的繁衍也予以记录，有的还兼及仕宦与婚姻，表现出相当明确的系谱意识。造像记中此类记载多见，但目前除了个别学者，如李凇、1罗宏才2299等对个案有零星触及外，尚无人做专门的、系统的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即在搜集相关造像铭文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一探讨。一、北朝造像记所见的家族谱系关于“谱”的含义，汉代便有学者予以论列，刘熙 释名 卷6云：“谱，布也，布列见其事也。”3唐人继承了汉代的观点，张守节 史记正义 释“谱”曰：“布也，列其事也。”4487由此可见，“谱”也就是罗列之意，只要将出自同一父系祖先的血缘集团罗列出来，就构成一个简单的家谱。548北朝的传世文献并无关于家族谱牒的完整记录，出土文献，尤其是墓志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学者可根据墓志中的相关记录，对当时的家族谱牒进行复原。除此以外，造像记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北朝的团体造像，尤其是以家族或者宗族为主体的造像记、发愿文以及造像题名中多有关于先祖情况的记录。就造像记所呈现的信息来看，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健在之人，不过，许多先祖与造像人相隔收稿日期 2022-11-11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20VJXT020）作者简介 邵正坤（1976-），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古宗教与社会史。-70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数世，二者生活的年代距离极为久远，显然早已亡故。一般说来，将祖先名讳、所历职衔、配偶情况、子孙繁衍等一一记录在案，是墓志中常见的做法，是故论及中古时期的家谱，很多学者都引墓志作为例证。造像记虽是宗教信仰的见证，但却也依样炮制，无疑显示了造像人对家族系谱的高度重视。这类材料在造像铭文中不乏其例，如北魏正光二年（521）八月二十日 锜麻仁合家造像记 记载：富平令王承祖，邑师锜石生。母朱女炽，祖亲李长命，曾祖亲柳聘，曾祖君锜光，父锜元伯，叔父锜。侄锜丰洛，弟锜灵，兄锜胡奴，兄锜文庆五郡宗主、州都平望，五郡宗主、像主锜麻仁，弟锜燕石，弟锜双胡，侄锜神敬。孙锜定世，侄锜俊兴，侄锜稚兴，侄锜汉川，侄锜金柱，息锜荆周，侄锜众夆，侄锜平川，侄锜晋兴，侄锜平洛。孙锜世荡，孙锜神欢，孙锜定阳，孙锜阳生，孙锜旅阳，息锜道曲，侄锜仵兴，息锜道兴，侄锜申报，息锜。孙锜定进，孙锜景俊，孙锜欢昌，孙锜道孙，孙锜道润，孙锜昌德，孙锜延昌，孙锜定昌，孙锜道昌，孙锜神定。孙锜昌玉，孙锜昌，孙锜道族，孙锜荣族，孙锜神哲，孙锜族昌，孙锜朔德，孙锜道温，（下残）。清信妹娥朱，清信妹蜀女，王童，王，魏堂女，麻妻赵安姜，弟石妻王桃化，亡妻王娥，弟胡妻李仵阳，妻魏罗朱，侄女道妃，侄女小女。侄女老女，侄女阿女，息女巧女，侄女磨女。女堂，侄女安，堂息女仵阳。侄信女迎男，侄女含，侄信女道，清信女玄妃。妻褚要，柱妻李男朱，侄女阿小，清信女蓓凡，清信女老，清信女阿大。夆妻公孙邑冬，汉妻王兆女，周妻赵清，妻何要，舀妻李真朱，洛妻魏三好。女道之，女阿回，女道女，妻郭容资，仵妻王买取，申妻张童，王妻魏真朱，敬妻李金幼。女阿好，女神好，孙女转，孙女颜好，女神好，女千方，女润好，孙女阿鲁。神欢妻魏花女，放阳妻孙含姜，女香女，孙女阿眇，孙女香，女香好，女小鲁，孙女小香。耳孙秀花，孙女娥香，孙女婆香，女道香，女贵好，女婆好，孙女男。夫自光迁前晕浮扇（下泐）殖姿，超然独悟，识达生缘，建崇冥果。是以大代正二年八月廿日，北地郡富平县北锜亭城西二里锜麻仁合家大小一百廿九人，竭家所珍，减割身口，造石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历劫先师，七世所生，托神紫宫，纵大道（下泐）。曾祖锜更，府世东征军主，祖锜先素，世东征八统军，父锜元伯，皇帝西巡华山太守，锜承，西征军主，锜荆周，军主县功曹，（上泐）州郡令、西征征虏本曹参军，锜众举，皇帝西巡贡士板，锜道兴，县主簿，锜平洛，军主，锜道回，县主簿，锜道，军主功曹，（上泐）凉都录事参军，锜道僖统府录事。6 127锜麻仁等造像记记载的是锜氏一族的造像活动，造像地点为北地郡富平县，记文中称合家大小129人共同造像，从世代来看，至少涉及从曾祖到孙辈共6代，包括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造像人夫妻、兄弟、子侄、孙子女等，表面看来这个家族人丁兴旺，而且高寿者颇多，实际上题名中的某些人很可能已经亡故，因此将其姓名刊刻于碑上应视为对造像者家族世系的罗列。除此以外，该造像记对于锜氏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配偶、仕宦等情况也予以记录，更为明显地凸显出家谱的特征。除此以外，北魏太昌元年（532）六月七日北雍州北地郡高望乡 樊奴子造像记 也堪为例证：大魏太昌元年，岁次壬子，六月癸亥朔，七日庚午，樊奴子体解四非，玄识幽旨，志洪慈-71邵正坤造像记所反映的北朝家族的系谱意识善，自竭家珍，敬崇石像一区。上为帝主延境，遐方启化，偃甲收兵，人民宁怙。又愿奴子父母，七世师徒，历劫兄侄妻息，六亲中表，身安行吉，神和调畅，菅（馆）舍清美，万善庆集，吉祥敢应，福于来生。七世先亡，上升兜率，面奉慈尊，飧听大乘，悟无生忍，及三界众生，三会初兴，愿登先闻，果报成佛。八世祖樊坦，坦生琯，琯生宝，宝生夺，夺生世，世生雷，雷生倭，倭生宝。北雍州北地郡高望乡北鲁川佛弟子樊奴子为七（下缺）一区。比丘僧龟一心，比丘僧庆一心，佛弟子樊奴子供养，祖樊倭供养。亡父宝供养时，道师张道洛，息供养，亡兄樊客生供养，亡兄樊三虫供养，道民樊奴子供养。息纯陀一心供养，侄明达一心供养，侄陀得一心供养，侄侯一心供养，侄龙驹供养，侄陀一心供养，侄鲁供养。宣威将军、骑都尉、梁泉县伯、彭县令、骧威将军、奉朝请、都督樊奴子，亡兄前统军身故赠北地太守，亡兄宝，军主。曾祖亲巩丰姜，祖亲魏回香一心，母啖童好供养。积射将军阳、富平、三原三县令、州主簿、镇西（缺）后除龙骧将军、都督、使持节、渭南北二郡太守、广县开国子、从陇西王征西都督、使持节（缺）地县开国子、身故赠泾州刺史樊客生。7165与正光二年锜麻仁合家造像记相类，樊奴子造像题名中也涉及多个世代，并且记载了家内重要人物的婚姻与仕宦。与前者不同的是，该造像记中对亡者一一予以明确标注，如供养人题名中的“亡父宝供养时”“亡兄樊客生供养”“亡兄樊三虫供养”等，因此，根据造像铭文，对樊氏家族中的见存者和亡故者就能够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碑文铭刻了像主樊奴子八世祖樊坦至其亡父樊宝的世系：“八世祖樊坦，坦生琯，琯生宝，宝生夺，夺生世，世生雷，雷生倭，倭生宝。”北朝的造像记有较为固定的格套，通常包括造像时间、造像人、回向对象、回向内容等，作为造像记来说，关于祖先的世系本没有必要予以书写，而且一般的造像记也确实不包含这类内容，但正因造像题名对“常例”的突破，才使我们清楚地窥见该造像记表现出的谱牒特征。除此以外，碑文中还记录了樊奴子曾祖母、祖母、母亲、妻、子、亡兄、侄辈的名讳，以像主樊奴子为中心，分别向上追溯，向下延伸，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婚姻和血缘关系也可以确定。由此，根据铭文的记载，完全可以画出一幅樊氏家族的家谱来。又如现存于山西芮城的 蔡氏造像碑，又称 老子祠造像碑 蔡洪造太上老君碑，831-33此碑造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铭记中称：“启原承胄，胤自周姬，辟地命爵，武王封弟蔡叔汝南君，号曰蔡国，即筑上蔡城，因国字姓也。”831为了说明蔡氏得姓的缘由，题铭将其家族姓氏源流一直追溯至西周初基、武王大封同姓之时。不唯如此，造像记还向我们展示了汉魏以降这个家族亦代有俊才：远祖讳元，传文所美，声被州邦，魏武帝宁朔将军、渤海太守。次祖讳谟，识量渊悟，出于自然，晋太初元年，征东将军、六州诸军事、陈留太守、兖州刺史、司徒公。次祖讳定，蕴业衡街，器显当时，刘聪麟嘉元年，征东将军、平阳太守、河北县侯。七世祖讳洪，才佑世须，文继前英，刘曜光初五年，冠军将军、关内侯、平阳太守、豫州刺史、太尉公。曾祖瑛，名简素，望冠海华。家于困窘，流居魏邑。831从其远祖蔡元、次祖蔡谟、蔡定，到七世祖蔡洪，再到曾祖蔡瑛等，都予以记录。蔡氏后裔在大统十四年雕凿太上老君像，其目的是“上追过去，俯寻未来”832，祈愿先祖“永升常乐，居游神土”832，同时，“又愿在生眷属，与时招佑，恒而和”832，表达了追慕先祖、继往开来的美好愿望。除发愿文中提及的蔡氏祖先外，供养人题名中还涉及蔡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共计120余人。832其中多人曾担任中央-72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和地方的重要官职，三公以外，刺史、太守、县令比比皆是，832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宗族官僚体系。除蔡氏道教造像碑以外，现藏于耀州区药王山碑林的 姚伯多造像碑，是又一典型例证。姚碑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由姚氏家族出资雕凿而成，该碑有一段铭文颇值得注意，现移录于下：有北地郡姚伯多兄弟等，承帝舜之苗胄，珠紫弈世，仰论士爵，杳不可托。九族雍穆，贞素清洁。兄弟至孝，通于神明。望标青族，雅量渊廓。神心肃悟，发自天然。虽形寄时俗，超然远欲。乃自克削，内怀欢心，于大代太和廿年，岁在丙子，九月辛酉朔，四日甲子，姚伯多、伯龙、定龙、伯养、天宗等，上为帝主，下为七祖眷属，敬造皇老君文石像一躯。99“北地郡姚伯多兄弟等，承帝舜之苗胄，珠紫弈世，仰论士爵”的记载，与 蔡氏造像碑 一样，也是对先世源流的追溯。值得注意的是，姚氏自称“望标青族”“珠紫奕世”，看起来似乎他出身于中原世族，然寻之史籍，却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羌人后裔。晋书 姚弋仲载记 记载：“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102959这正与姚碑中“承帝舜之苗裔”暗合。羌族姚氏，虽非中原世族，却是西羌大姓，姚碑所列的先祖世系及仕宦经历，也颇令人瞩目。“始祖帝元年，拜为皇越大将军、雍州刺史。司徒公姚和，晋时镇南大将军、州刺史。石，晋时大中大夫，江夏太守。姚石，使部尚书、冠军将军、上谷太守。姚铨荫，姚时，县都留统、晋阳保主、州令。祖姚束，魏中大夫，北地。父姚（下缺）”99。姚碑原文磨泐太甚，有些字迹已经很难辨认，但大致情况仍可见。羌族姚氏在魏晋和十六国时期纵横捭阖，高官显贵布满朝列，甚至一度建国，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产生了很大影响，说是“珠紫弈世”并不为过，但进入北朝之后，这个家族却不复昔日的荣光，这从造像人姚伯多兄弟五人当中无一人有官职这点上，便可以窥见。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祖先昔日荣光的追慕，事实上，这也是姚氏家族在政治权力格局发生翻覆、家族地位整体下降后的一种自我塑造，是他们奠定自己社会地位和扩大家族影响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造像记中所列家族的谱系，并非家内全体成员的载录，它对家族之中那些佼佼者往往给予特别关注，无论前引 姚伯多造像碑 还是 蔡氏造像碑，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这是因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固然与全体族众的努力相关，但更取决于族中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所做出的贡献，因此，作为一种形式较为简略的谱牒，造像记对于这部分人给予特别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二、造像记所见家族谱系的真伪混杂状况如前所述，北朝的部分造像记表现出明确的系谱意识，供养人题名中往往不仅涉及生者，而且造像人早已逝去的先祖，有时也被包含在内，因而我们可以依据供养人题名，排列出其简单的家谱。但是，若对铭文中所指涉的家谱或族谱进行纵向考察，我们便会发现，某些家谱呈现出精华与糟粕并存，真实与虚假并蓄的芜杂状态。仍以大统十四年 蔡氏造像碑 为例，蔡氏造像记中所涵纳的家谱，提及了一些汉晋以来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如蔡顺、蔡邕、蔡元、蔡谟等，这些人在东汉以迄魏晋的史籍中都能找到出处，但造像记所记其官职却与正史所载存在出入。铭文的显要位置标有“蔡洪造像碑一区”字样，根据碑文的记录可知，蔡洪乃十六国时期前赵人，距离雕凿造像碑的西魏大统十四年，至少相距200年之久，以他来命名造像碑，与惯例不符。有学者敏锐地体察到，蔡氏造像碑 所列家族系谱之树的前端，无论官职还是人名，疑点颇多，而这个系谱之树的后端，却有相当大的可信度，尤其是北魏以后的蔡氏宗人的官爵，其可信度相当高。与铭文中提及的其他蔡氏先祖相比，蔡洪的职官与地位并不是最煊赫的，他对蔡氏家族的后续发展和影响也不是最深远的，造像碑之所以用蔡洪来命名，而不是像北朝的其他造像碑那样，以主要出资人或者组织者来命名，当是蔡洪处于这个家谱序列的拐点。此人应是蔡氏家族所能追溯最远且身份可以确定的祖先，在他以前，时代越远，可信度就越低。其中，造像碑所记东晋蔡谟的身世与 晋书 所载大体相当，但造像碑所记东汉的蔡顺、蔡-73邵正坤造像记所反映的北朝家族的系谱意识邕、蔡元等人身世则与史书所记严重不符，再往前，西汉时期的蔡翟则于史无证，近乎捕风捉影的臆造。1当然，为了强调自己出身高贵而假托望族或者伪造家谱的现象在中古时期并非孤例，即便正史关于某人出身的记载，也有很多值得推敲之处。在北朝的史书中常见“自云某某人”字样，就是突出的例证。如“杨播，字延庆，自云恒农华阴人也”111399；王慧龙，“自云太原晋阳人”11969；宣帝后陈氏，名月仪，“自云颍川人，大将军山提第八女也”12530。此类记载在北朝的正史中俯拾皆是，说明著史者对他们的出身亦心存疑虑，不能排除存在有些人为自抬身价而作伪的情况。碑铭中的记载之所以与现实情况存在差别，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编制者有意作伪。郑樵 通志 卷25 氏族略 氏族序 记载：“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13谱牒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朝廷选官的依据，二是缔结婚姻的参照。在世家大族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婚姻与仕宦不可分离，因此，谱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与人们的现实利益紧密相连。对此，瞿林东指出：“在门阀制度下，死人的历史地位总是极其密切地跟活人的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史书对于历史人物的门第、郡望、谱系、功业的记述，也就格外为他们的后人们所重视。”14183-184门第能带来政治、经济权益，与家族的兴盛和个人的腾达关系密切，这便给人们篡改谱牒与附会望族提供了原动力。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由于子孙后代不断生息繁衍，以及配偶等外来人口的引进，家族人口也在不断增多，因此，家谱的撰修也不能一蹴而就，修谱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而连贯的活动。此外，由于灾荒和战乱等外部因素，家谱还存在损毁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后世子孙为了达到某种功利目的，而更改郡望、冒人籍贯，从而将本家族与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联系起来，以此为本姓氏增光添彩，并从中获取利益，这在当时生活中的确存在。除此以外，也有人基于现实考虑，通过删改或者篡改的方式，遮蔽家族中不愿为外人所知的历史，尤其是汉魏以来的选官制度，更是对这种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唐人柳芳所言：“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155678铨选的弊端，在于崇尚门第，过于重视门第，又造成编制家谱时诈伪现象的出现，这当是谱牒不尽符合事实的一个十分重要原因。其二，由于年代久远，谱牒在流传的过程中散佚，抑或后人记忆缺失而导致的误差。冒籍或者伪造家谱，以及在可靠的系谱中植入令人怀疑的片段，是不值得提倡的。对古人而言，领受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荣光，亦无疑有沽名钓誉之嫌。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人的记忆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当祖先的系谱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时，更是如此。一般说来，家谱不可能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代便开始撰修，它通常是后代子孙通过追溯前代的历史编纂而成，正因为如此，越早的家谱，其所述及的人物越是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单凭记忆难以避免误记或者误植，错漏在所难免。除此以外，历史上的兵燹战乱也会使一部分家谱散佚或焚毁。两晋和十六国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对家谱的保存带来极大困难，而这不能不对后世家谱的准确性产生影响。魏收在魏书 完稿之后，曾针对书中“诸家枝叶姻亲，过为烦碎”16489的问题，对当时的左仆射杨愔做过如下解释：“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16489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魏书 的体例带有明显的谱牒色彩。对此，赵翼在 廿二史札记“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条中早已指出：“若一人立传，而其子孙、兄弟、宗族，不论有官无官，有事无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谱，则自魏收始。”17203前引 蔡氏造像碑 中出现的与正史相互颉颃之处，正发生于汉晋之际，因此，这种舛谬，除了有意作伪以外，亦不能排除因谱牒遗失而导致后人追录时出现的衍误。尊祖敬宗是自先秦以来的传统，家谱不仅承载了家族的历史，而且还要供子孙后代瞻仰和供奉，左传 记载，“神不歆非族，民不祀非类”，随意篡改祖先的历史及仕宦经历，必然要冒令祖先无法世参见（春秋）左丘明撰，蒋冀聘标点：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第60页。左传 中说，神不享受与其不同族类者供奉的祭品，百姓不祭祀非其本宗族的祖先。即非同宗者的祭祀祖先无法享用，也不会对祭祀者加以保佑。-74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代血食的危险。退一步来说，中古时期是世家大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门第阀阅对于时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表面上看，修改家谱也就是修改家族的历史，实际上它暗含着对世家大族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分享和再分配，而这是身居高位的门阀世族们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家谱撰修完毕之后，势必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监督，倘若其中出现明显不合事实之处，很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因此，完全不顾事实、肆意作伪意味着有较大的风险，技术上的修饰和某种攀附倒是存在相当大的空间，造像记中的谱系存在的诸多疑点，也可作如是观。三、在造像碑上铭刻家系的功能及意义如前所述，北朝时期，谱牒与婚姻和仕宦密切相关，各个阶层的人们，尤其是世家大族极其重视谱牒的撰修，这个时候“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131，造像碑上铭刻家系，在某种程度上当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至于其作用，则有以下几点：首先，通过强调家族系谱来强化自身及家族的地位。如前所述，墓志铭中亦有镌刻家内谱系的惯例，但墓志铭大多潜埋于地下，所针对的是鬼蜮，而造像碑立于地上，直接面向人界，因此，相对于墓志来说，造像碑在当时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造像记的记录和造像碑的出土地点来看，很多造像碑雕凿完毕之后，置立于通衢大道和寺庙、道观等公共场所，该处往往人流密集，便于来往行人和到寺庙、道观礼拜的信徒观瞻，当旁观者慨叹造像之精美雄奇、造像人信仰之虔诚时，造像者显赫的家谱也会给旁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造像记中，凡是造像者本人、祖先、子孙，以及兄弟、从兄弟有官职的，皆一一予以罗列。这在前引山西芮城的 蔡氏造像碑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除此以外，锜麻仁合家造像记 樊奴子造像记 也是如此，樊奴子造像记 刻录了造像人樊奴子的一长串头衔宣威将军、骑都尉、梁泉县伯、彭县令、骧威将军、奉朝请、都督，其一亡兄为“前统军”，身故之后，赠北地太守，另一亡兄樊宝曾任军主之职。除朝廷实授的官职以外，即便是板假之官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虚衔，造像人在造像记中也不厌其烦地加以刊刻。如北魏孝昌三年（527）四月八日 庞双造像碑 中有“板假京兆太守庞安宗”“板假京兆太守庞伯”等题名。18477西魏大统六年（550）七月十五日 巨始光造像碑，在“像主建义都督、巢山监军、镇远将军、前平阳令、高凉令、安平县开国侯巨始光”之下，有其父“板授建兴太守巨天祖”的题名。19529板授之官乃是荣誉头衔，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和俸禄，但朝廷板授的官职通常授予那些年高德劭或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之人，因此对家族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此外，在有些造像记中，对“宗主”“民望”也予以标注。如 锜麻仁合家造像记 记载锜麻仁之兄锜文庆为五郡宗主、州都平望，像主锜麻仁本人亦为五郡宗主。这类头衔在国家的职官等级序列中并无实际意义，反映的实为其人在地域社会或血缘集团中的地位和影响。造像时无论虚职还是实授都予以罗列，主要是因为在北朝这样一个以差序格局统合的社会当中，人们需要通过社会关系来给自身定位个人并非孤立的存在，它总是与家族的背景紧密相连。明确了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空间中的相对坐标，他所能享有的政治、经济权益也随之确定。其次，为显耀门庭推波助澜。就历时性的角度而言，门阀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它本身是一个层累的过程，一祖之脉，赓延不绝，子子孙孙，世代相承，年深日久，才逐渐形成造像人所在家族的系谱之树。子孙当然有为这棵大树增光添彩的义务，反过来，祖先的荣光也能给子孙以荫庇，在注重门第的中古社会，就更是如此，因“门荫”而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者比比皆是。因此为崇重家族名望，有的子孙在追溯远祖时，甚至有不少虚构和神化的成分，即便是追录近现代的祖先，也有攀附世家大族的现象。家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难免包括撰修者对本家族历史的美化、技术性修饰和重新塑造。以山西芮城的 蔡氏造像碑 为例，如前所述，据学者考证，这个家族的历史，尤其是汉晋之际的-75邵正坤造像记所反映的北朝家族的系谱意识记载，有很多令人疑惑之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家谱其实可以看作是当时所能收集的大蔡氏名人堂，而不限于蔡氏某一具体小支系的家族”1。姚伯多造像碑 则是另外一个典型例证。羌族姚氏在十六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曾经叱咤风云、煊赫一时，进入北朝之后，则渐呈衰落之态势。姚伯多造像碑 供养人题名显示，入魏之后，姚氏家族的子孙已经没有一人有机会跻身官场。不过，由于长期的积淀，他们与普通的羌人究属不同，姚伯多造像碑 无论就其庞大的体量还是铭文的丰富程度来看，都超出一般的造像碑。与其他造像碑不同的是，姚碑造像记更像是姚氏一族的家传，它只记载家内名人的事迹，而非将所有家族成员皆载录于其上，因此在世系上并不连贯，也无法据之确定家族之内的血缘流衍。在追溯祖先荣光的同时，姚碑刻意申明姚氏一族“承帝舜之苗裔”，在十六国时期更是满门朱紫，后来由于布防的需要，才“迁民北地”。因此，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门第的衰薄，权势的旁落，必使姚氏一门时有眷恋故国，回味显赫的自慰、惆怅与些许不满。这一点，或即当时姚碑不惜长篇大论，指斥时弊，刻意标榜，一味宣扬之际钟情于道，相率立碑的又一原委吧。”2299再次，有利于对祖先的祭祀。在造像碑上镌刻家谱，在祭祀佛教和道教尊神的同时，也能达到祭祀自己先祖的目的。对子孙来说，定期祭祀祖先，既是香火传承、宗祧不替的一个表征，也是礼制的要求。魏书 礼志 载太和十六年（492）正月戊午诏：“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113002“四时祭祀”本为“人子常道”，不过，随着佛教和道教日益深入人心，传统祀典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颜氏家训 卷7 终制篇 记载：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20602为避免杀生犯戒，在信仰佛教的家庭里，传统的牲牢之祭、血祠之祈逐渐为佛教的素食斋供所代替。随着造像、写经、做斋、建塔等宗教活动的渐次开展，通过具体的宗教实行为亡者追荐的现象也大量出现，其中，造像活动更是蔚为大观，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很多造像记中含有超荐亡者的内容，其中，为父母、祖父母乃至七世父母造像追福者更是屡见不鲜。造像碑上铭刻家谱与世系，当亦含有为亡者追福的动机。亡者既是佛、菩萨、太上老君等神祇的供养人，也在死后蒙受诸神祇的恩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传统的祖先崇拜与民间流行的佛教、道教信仰的有机融合。对造像的供奉，既是供奉佛、道二教的尊神，也是在供奉自己的先祖。与此同时，子孙亦同时处于佛、道二教的神仙以及自己祖先的双重荫庇之下。最后，能够聚合离散的宗族。造像碑上镌刻家族系谱，除了敬宗以外，亦具有收族的作用。杜正胜认为：“中古谱牒均上呈官府，专员执掌，目的在于选官；宋元谱牒是私家记述，目的在于收族。这是宋元以下谱牒与中古谱牒的本质差异。”2125事实上，非独宋元以下的谱牒用于收族，北朝的家谱也有收系离散宗族的作用。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板荡、胡族内徙、灾荒和战乱频繁，背井离乡的情形较为常见，流离异乡的人长期与原本的宗枝隔绝，能够定位他们身份的，就是各家持有的谱牒。颜氏家训 卷2 风操篇 记载：“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2086-87这就说明，在北朝时期，即便是相隔二三十世的宗亲，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仍然可以查考，谱牒当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战争频繁的社会背景之下，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家族利用各种手段以实现敬宗收族的需求当比以往更为强烈，而铭刻于造像碑上的家谱，便可视为手段之一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纸张和绢帛易毁，而石质的造像，如果不是有意毁损，甚至能够挺立千年，由此，造像者家族的谱牒，亦能够千秋万代地流传下去。观览造像碑上所铭刻的谱系，就可对某一特定家族的婚姻、仕宦及子孙的繁衍情况有所了解，而同宗之人也可以对自己在该家族中所处的坐标迅速定位。造像碑上所镌刻的家谱凸显了父系血缘的传承脉络，这种供奉能够加强宗族的血缘观念和凝聚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家族和宗族的存在催生了记录其成员的谱牒。与此同时，家谱对于宗族本身也能产生反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宗族的聚合和发展。-76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参考文献1李凇.神化的碑文及新样的造像：山西芮城县西魏 蔡洪造太上老君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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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s of family pedigrees in the inscriptions for the sculptur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Especially in the group statues dominated by families or clans,it is common to see the retrospection of the ancestors of donors.In addition,the marriage of family members,official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descendants also become the objects of record which show a clear sense of genealogy.The reason is main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atmosphere of the ethos of writing a family tree at that time.To engrave the family treein ston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aggregation of the clan,strengthening the status of the family in the society,and is also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m and Taoism with the inherent ancestor worship in the Middle Earth.Key words the Northern Dynasties;the inscriptions for the sculptures;pedigree-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