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访贤政策与江南士人仕进_陈博涵.pdf

年第 期（总第 期）.，.元初访贤政策与江南士人仕进陈博涵摘 要 南方平定后，元廷面临着经略江南的严峻问题。自至元十三年（）实施江南访贤政策，到元贞大德之际，元廷对江南士人的笼络一直没有间断。元初的访贤政策显示出元世祖忽必烈治理江南的雄才大略，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大量参用南人基础上，有效缓解了南方的抵制情绪。与此同时，这种政策也得到了江南士人的积极响应，特别是程钜夫、赵孟頫等人为江南士人仕进经营的关键通道，对提振江南士气、挽救一代文运产生重要意义。关键词 元朝 江南访贤 赵孟頫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作者简介 陈博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北京）编号.南宋灭亡后，元廷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经略江南之地。对于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南宋故地，江南士人在接受新朝统治的态度上，远没有北方士人那样主动。应该看到，自亡金士人入元至南宋灭亡，北方士人 多年的政治经营和人脉关系培养，使得南方士人感到相形见绌，这导致了平宋之际江南士人仕进的犹豫徘徊。此一局面的打破，得益于元廷持续不断的江南访贤政策，而使这一政策真正发挥作用，为江南士人群体带来政治利好的两个关键人物便是程钜夫与赵孟頫。探讨这一历史进程，有助于深入了解元初南方士人群体的创作心态。一、元初访贤与程钜夫的作用自南方平定后，元世祖忽必烈就开始了持续的网罗贤才的工作。至元十三年（），在南宋呈送降表之际，元廷连续颁布了两道纳贤的诏书。一是“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僧、道、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实以闻”。二是“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穷居无力、不能自达者，所在官司开具实迹，行移按察司体覆相同，申台呈省，以凭录用”。截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奉旨南下求贤，元廷的访贤工作大约进行了八次之多。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访贤活动，一方面确实与经略不断扩大的南方版图有关，元廷需要适时增补官员或笼络当地贤达协助地方上的政务管理；另一方面对新附地区人才的笼络，显示出忽必烈吏治改革的重要一步。元廷中央机构从形成那天起，就是一个多族色彩的政治共同体。据王恽 中堂事记 记载，在中统元年（）于燕京设立的行中书省的官员结构中，就是一个融合蒙古人、汉地士人、西域人的多元综合体，而且汉地士人在行省中占有绝对优势。这有利于元廷加强汉地的稳定和治理，也是忽必烈初步经略中原的慎重考虑。随着中枢行政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元廷新建立的中书省，作为管理全国的政务中心，就不仅限于北方汉地，其治理范围更随着南方的新附有了进一步的扩张。为了更好地经略南方，吸纳江南士人的策略基本上延续了元廷经略北方的思维惯性。但是，新附的南方士人在元廷内部的地位远没有汉地士人那么显赫。在北方归附之初，忽必烈不仅在自己的顾问团队中大量任命汉地士人担任翰林学士，而且还在行政机构中让汉人执掌机要，他任命的十路宣抚司官员中，汉人成为治理国家的主力军。随着汉地士人在元廷地位的巩固和提升，尤其是得到真金太子的强大支持后，围绕着许衡、窦默、张文谦等人形成了以义理为宗旨的儒臣群体，并与以理财为急务的中枢宰相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被称为“反功利思潮”。遗憾的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几乎鲜有江南士人的身影，他们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政治的焦点，也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作为早期进入中央机构的南方降臣谢昌元、留梦炎等人，虽然元廷给予了较高的政治身份，但他们始终未能形成有气候的政治势力。至元十三年（）开始接触元廷政要、十五年（）入职宿卫的程钜夫，在接受忽必烈改直翰林以备顾问的旨意后，谢恩自称是“疏远儒生”，虽是面圣时的一种卑称，但却带有江南士人浓重的被边缘化的心态。然而，正是这位自称“疏远儒生”的程钜夫，却获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与信任，并在落实笼络江南士人的策略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说，忽必烈借着这位江南才俊的政治活动能力，改变了元初的吏治格局，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大量参用南方士人，有效缓解了南方的抵制情绪。至元十九年（），担任集贤直学士的程钜夫向忽必烈上书，陈说了五件有关政治得失的事情，其中三件涉及江南情况。一是至元十三年（）朝廷颁布的允许江南士人持告敕赴省“换授”以保留原职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并不彻底，导致很多有钱没有告敕的人行贿作假，扰乱了江南的吏治。程钜夫建议，朝廷应派遣有能力的南北官员，协同地方政府详细核查江南州县亡宋官员姓名，设立仕籍，登记造册，以便辨别前来“换授”官员的真伪，澄清江南吏治。二是南北混一后，除江南行省等大衙门由朝廷直接派员之外，其余郡县官员的选任多为贪污狼藉之辈。这种吏治弊端的产生源于北方士人对江南的偏见，他们不仅不愿意远走江南任职，而且还认为江南士人“不识体例”不适合在北方做官。程钜夫建议，省部应详细梳理、比较南北方府州司县各级官员的任职情况，对官员进行流转式选拔。江南士人可以进入北方州县任职，北方士人也必须赴南方任职。三是建议支付江南州县官吏俸禄，以革除贪戾之弊。程钜夫的建议大多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在推动江南士人参与元廷政治、打造江南仕宦群体方面，程钜夫走出了关键一步。至元二十三年（），借着集贤院的成立，程钜夫又连续上书，他提议朝廷在监察机构中参用南方士人，并建议再次遣使江南，搜访遗贤。程钜夫说：“臣窃惟国家自平江南以来，内而省部、密院等衙门，外而行省、行院、宣慰司、总管府州县官，并皆参用南人，惟御史台、行台、按察司独不用南人。”由此可见，程钜夫多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在参用南人问题上已初见成效，只是在监察系统中还缺少南方士人的声音。程钜夫建议御史台、行台、按察司也应该参用南人，这是因为南北风俗不同，若不参用各处人员，便不能尽知各地政府工姚从吾认为，程钜夫得到忽必烈的赏识与信任，能够得君行道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相貌出众，引起了忽必烈的敬重；二是公正评论贾似道，引起忽必烈的好感和注意。忽必烈平宋以后的南人问题，姚从吾先生全集（七）辽金元史论文下，台湾正中书局 年版，第 页。作的利害得失，也就起不到监督纠察的作用。程钜夫积极争取南方士人话语权的努力，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但是从经略江南的角度看，程钜夫的建议固然是遵循了忽必烈的意图。从程钜夫官拜侍御史来看，忽必烈对其建议还是非常重视的，也因此打开了监察系统任用南人的先例。与此同时，程钜夫还对朝廷江南访贤工作的得失进行了反思，并建议启动新一轮访贤工作。他在奏议中指出，朝廷派人到江南求“好秀才”、求“好人”。到底何谓“好人”？“好人”就是无所不能的人，可以用于一时，亦可以验于一事，而不是卜相、符药、工伎等人。程钜夫认为，江南为数百年涵养之地，必定能找到为朝廷所用的“好人”。程钜夫的多次上书，深合忽必烈经略江南的心意。随后，御史台作出反馈，台臣建议：“近奉旨按察司参用南人，非臣等所知，宜令侍御史、行御史台事程文海与行台官，博采公洁知名之士，具以名闻。”至此，程钜夫奉旨南下求贤水到渠成。至元二十四年（），程钜夫推荐赵孟頫、张伯淳等二十四人赴阙复命，高效完成任务。他说：“至元二十有三年（），余以集贤学士、行台侍御史将旨江南，搜罗遗逸，得二十四人焉。既复命，朝廷分其半，掌宪诸道，余悉授任有差。”这一年的访贤工作，程钜夫历经浙东、浙西、江东、江西各州县，向江南士人广泛传递了元廷重用南人的信息，并且还带来了两位影响江南士林的重要人物，一位是南宋太学生叶李，另一个是宋宗室赵孟頫。叶李是元世祖钦点的人物，可见叶李的声名早就为元人所知。叶李的出名得益于他早年曾联合南宋太学生一起上书批评贾似道，奏章末句“前年之师，适有天幸，克成厥勋”，深得元世祖赞许。所谓“前年之师”，即指南宋开庆元年（）贾似道与忽必烈两军对垒的鄂州之战。“适有天幸”则是蒙哥汗的突然离世对战场格局的深刻影响，为争夺汗位，忽必烈不得不放弃南下，班师回朝。这是上天眷顾了宋军，使贾似道“克威厥勋”，并非他真有却敌之功。叶李直言不讳的批评，显示出其内心固有的一片赤诚。至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相威向朝廷举荐了叶李，元世祖立即授其为奉训大夫、浙西道儒学提举。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南下行台之际，元世祖密谕务必将叶李请来。叶李的到来，使元世祖如获至宝，基本上五天一次入阙议事。叶李对江南儒生的贡献，在于向元世祖陈奏保留学官体制。他认为，朝廷混一区宇，偃武修文之时，正需要培养人才，弘扬治道，而各道的儒学提举及各郡教授正肩负着这项重任，不宜废除。叶李建议恢复提举司，专门提调学官，教育学生，为太学输送人才，以备国家录用，同时还建议豁免儒户的徭役。这些都得到了元世祖的同意。江南士人能够大量出仕为学官，或以斯文为系，或为国家作养人才，均离不开叶李的这番奏言。叶李令江南士人折服的另外一点，是其显赫的政治地位。至元二十四年（），在尚书省成立之际，叶李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已然位居尚书省宰相之列。江南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是说叶李被元世祖召见后，非常受器重，凡是军国大事都要与他商量。一天，元世祖没有在朝堂看到叶李，便询问原因，后来得知腿脚不好，便派人驾着五龙车去接他，让他坐着议事。元史 载，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程钜夫陈奏御史台参用南人后，忽必烈便征询了御史大夫玉速铁木儿的建议，玉速铁木儿认为应该选拔有贤能的人。这种没有明确态度的回答，实际上是在回避参用南人问题。忽必烈听出了言外之意，便指责御史台所用汉人也并非都是贤能之士，他说：“汝汉人用事者，岂皆贤邪？”（元史 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世祖十一，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下旨拜程钜夫为御史中丞，遭到台臣的反对，忽必烈大怒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元史 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五十九 程钜夫传，第 页。）然而，省台等中央机构参用南人的政策，在忽必烈之后基本被废除。贡师泰传 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元史 卷一百八十七列传第七十四，第 页。）此事见于陶宗仪的记载，他甚至还补充道：“尝于其孙以道处，见当时所画 应召图，五龙车中，坐一山野质朴之老，其遭遇有如此者。使无贾似道以发其正大之论，直一书生耳，而望功名显天下，亦难矣。”无论故事真假与否，叶李在元廷所获得的声名应该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叶李终因早逝而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宋宗室赵孟頫对士林的深远影响，要得益于他广泛的交际圈子和较长的仕元经历。赵孟頫自认为才能不输叶李，但他初次拜官时为兵部郎中，却位居叶李之下。大概赵孟頫在行政上并无太大优势，而且宋宗室的身份在朝臣看来毕竟心存芥蒂。然而，赵孟頫出色的文艺才能超越了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成就，他在广泛结交朝中大臣、扩大交际圈子的同时，也为江南士人的出处进退做出了表率。二、赵孟頫的出处之义在儒家传统中，士人出处进退的选择是多元的。孔子曾将伯夷、叔齐、柳下惠、虞仲等人的出处分为三类：一类是守志保身者，一类是降志辱身者，一类是避世隐居者。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朱熹注道：“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即便孔子能够做到进退自如、无可无不可，但一以贯之的社会关切总是蕴含其中的。孟子通观了伯夷、伊尹、柳下惠等人的出处之义，指出“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而孔子则是三者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士人出处进退的方式可以随时机而变通，但不变的宗旨却以道义为遵循，即出处之义的“义”兼有“道义”与“时宜”两层含义。赵孟頫出处进退的选择有其“道义”性，他曾作 咏逸民 十一首，对古逸民的气节操守给予充分肯定，这也坚定了他早年不愿出仕的选择。诗云：“矫矫孤竹子，求仁斯得仁。于心有不厌，视世等埃尘。俯仰志不屈，又不辱其身。”“劳生本非情，禄仕吾不苟。”“功名不可为，我志久已安。一闻耆旧传，使我心悠然。”赵孟頫被推荐入仕与夹谷之奇是分不开的。至元十三年（），随着南方的新附，一批北方士人南下为官，夹谷之奇是这批南下的北方官员。至少在至元十四年至十九年间（），夹谷之奇先后担任过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路治今浙江杭州）、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司（路治今江苏扬州）的佥事等职，而他举荐赵孟頫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一事应在任职杭州期间，但赵孟頫拒绝了夹谷之奇的好意。在夹谷之奇调任扬州之时，赵孟頫作 赠别夹谷公 一诗表明自己的心迹。诗云：“青青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相去千里余，会合大江浔。促席谈自古，知我一何深！此别虽非远，怀思渺难任。公其爱体素，尚无金玉音。”诗歌以幽居山林的兰花起兴，以春风相拂比喻诗人与夹谷之奇的相识，连二人会面的地点都显得那么隐逸。诗人认为夹谷之奇是深知自己幽栖之心的人，引为知己，并对他的离别表示难舍难分，希元史夹谷之奇传 载：“会御史台立，擢之奇佥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佥江北淮东。至元十九年，召为吏部郎中”（元史 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六十一，第 页。）按至元十四年，元廷在南方设立江南行御史台，并置八道提刑按察司，其中包括浙西江南道提刑按察司（路治今浙江杭州）和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司（路治今江苏扬州）（徐松、文廷式辑，王国维编 大元官制杂记，文殿阁书庄 年，第 页），这里的御史台应指江南行御史台。至至元十九年赴任吏部时止，夹谷之奇至少在这五年间曾任职杭州、扬州，担任提刑按察司佥事。又赵孟頫在 赠别夹谷公诗中表明了自己不愿出仕的想法，并说：“此别虽非远，怀思渺难任。”应作于夹谷之奇离开杭州赴任扬州之际，而非远赴大都吏部之时。因此，夹谷之奇举荐赵孟頫之事应发生在任职杭州期间。按杨载在 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 中的记录，夹谷之奇举荐赵孟頫时的身份是吏部尚书，此应视为对夹谷之奇的尊称，因在至元二十五年，夹谷之奇才出任吏部尚书，此时赵孟頫已经仕元。望他保重身体，常通音讯，不要疏远了友情。兰花之喻本身就有道德高尚、寂寞林泉、不与群芳争艳的脱俗品质。赵孟頫借此表达了与世隔绝、不求闻达的幽心，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夹谷之奇的荐举，但诗歌末句还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留下了余地。一个愿与朝廷命官保持联系的士人，一个曾多次感受朝廷南下访贤的南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他没有出仕之心。至元十九年（），夹谷之奇调任吏部，也恰恰是赵孟頫入仕机缘的开始。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奉旨南下求贤。在程钜夫接受任务之初，元世祖的名单中并没有赵孟頫这个名字，但程钜夫荐贤的首推人物便是赵孟頫，因此这可能与吏部官员夹谷之奇的推荐有很大关系。这一次，赵孟頫接受荐举，北上大都，开启了出仕新朝的仕宦生涯。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江西大儒吴澄，当然吴澄并没有因此出仕，而是在大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便去了江浙。在离别之际，赵孟頫作 送吴幼清南还序，集中探讨了出处问题。他说：“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莱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最基本的处世原则，然而天命有别，穷达不一，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在这一矛盾中，士人需要审慎地思考“所学”与“时用”的关系，恰当选择自己的出处进退，不能苟活于世。至元二十三年（）的出仕，对赵孟頫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缘，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毕竟还是答应了程钜夫的荐举。也可以说，赵孟頫此时以“时用”衡量出处，其所谓“了然于胸”，蕴含着待时而动的智慧和不愿苟活的人生抱负。他北上之后，虽然羡慕吴澄的翻然归去，并说道“吴君之心，余之心也”，但他毕竟没有选择归去。学以致用的事功心态，是赵孟頫摆脱夷夏观念、出仕新朝的主要因素。他在送序中领会了吴澄南归的意味，正如孔孟在其出处观念中所显示的那样，士人会因时机不同对自己的出处进退做出灵活的变通，但儒家固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却是不变的遵循。三、南方士人仕进与赵孟頫的影响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南下求贤之后，南方士人通过荐举而入仕的方式并没有停止，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元世祖先后派遣朝臣多次到江南访贤。而二十五年（）的访贤，谢枋得成为南方士林的焦点，甚至成为一个事件。谢枋得是参与过宋末抗元斗争的忠直之臣，宋亡后拒不出仕，隐居闽中以买卜为生，在江南遗民圈子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程钜夫南下之后，力荐谢枋得，却被其拒绝。谢枋得在 上程雪楼御史书 中，以为母守丧的古制和解官持服的大元制典为理由，详细申明了尽孝于家，方能尽忠于国的道理卷四。显然，程钜夫并未强人所难。至元二十四年（），朝廷又举荐谢枋得被婉拒。二十五年（），在江西行省参政管如德奉旨江南求贤之际，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再次推荐谢枋得。谢枋得 上丞相刘忠斋书，没有给故宋同僚一点情面，他从君臣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 载，赵孟頫的母亲教育他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这说明，元廷自至元十三年起多次南下求贤的事情，赵母应该是知晓的。见钱伟强点校 赵孟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赵华在 关于赵孟頫致郭天锡 应酬失宜帖的几点意见 一文中指出，赵孟頫写给郭天锡的 应酬失宜帖 应作于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南下访贤之际，并认为是赵孟頫的“应酬失宜”导致了出仕大都的“远役之忧”。帖云：“此番应酬失宜，遂有远役之忧。即虽见尔辞之，尚未知得免否？若必欲行，将何以处之？忧烦不可言。”见 书法，年第 期。大义出发，反复强调拒不降元的坚强志意。他甚至怀疑举荐带来的逃遁之苦和困顿受辱，是留梦炎心怀不轨，有意加害自己卷四。谢枋得所说的困顿受辱，是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在建宁崇真道院囚禁了他，并迫其北上。在 与参政魏容斋书 中，谢枋得借用公父文伯之死的典故，意在表明魏天祐的行为是出于对自己全节的嫉妒，其所谓“干冒钧严，不胜悚慄”，即希求速死，以成全自己的气节，他说：“与周夷齐、汉龚胜，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万世为臣不忠者。”卷四这种坚持忠孝节义的浩然正气与文天祥如出一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记。北行之际，谢枋得作 初到建宁赋诗一首，再次表明以身许国、舍生取义的高尚节操。诗云：“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卷二由诗序“魏参政执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诗别妻子良友良朋”可知，这是写给妻子、朋友的诀别诗，谢枋得并没有在诗中流露一丝的生死离别之痛，反而呈现出誓不降元的铮铮铁骨。他以龚胜、伯夷的高节相激励，决心赴死，不负道义。谢枋得坚信自己的行为肩负着万古纲常，将有助于廉顽立懦，维护社会风教。谢枋得之所以成为一个焦点，是因为他践行了杀身成仁的儒家精神。至元二十六年（），到达大都的谢枋得，绝食多日后以身殉国。对于谢枋得的慷慨赴死，江南士林反响强烈，友人王奕、陈杰、何中、毛直方、叶爱梅、游古意及门人张子惠、蔡正孙、魏天应、王济渊等人均作诗送别；友人谢翱、王奕、赵涧边、洪光基、李仲栗以及门人周岳等人在其身后都有诗文悼念。例如，王奕送别诗 和叠山到山阳郡学 云：“君臣分义如能尽，天地鬼神终不忘。自有人心香火在，不消畏垒与桐乡。”卷二悼诗 闻叠山己丑四月七日死于燕 云：“诺士倘能如孔子，杀身未必死盆成。骨埋北壤名山重，冤入南天上帝惊。”卷二无论送别诗还是悼诗，王奕都对谢枋得的不世之举给予了崇高的敬意，并相信这种举动定会泽被后世，千古流芳。谢枋得不仕新朝，绝食而死的行为受到南方士人的普遍关注，似乎延续着对文天祥当年殉节时的情感向度。但是在南方新附十余年后，在朝廷三番五次南方求贤的政策影响下，这种情感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谢翱元贞元年（）的离世，那种群情激昂的亡国之痛，正在被平和正大之音所代替。由宋遗民组织的“月泉吟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吟社主事者以陶、杜为典范，重视诗歌的寄托感兴，具有肇开元音的意义。作为遗民以及抗元英雄后人的何中，是这个思潮转变中的过渡人物。他身上既保留着父辈忠肝义胆的文化基因，又受到元廷三番五次南下访贤的影响。他曾在谢枋得北行之际作 别谢提刑 诗送别，显示着“主恩天罔极，苟生岂良图”的忠直之气。二十年后，受到程钜夫的招引，他与揭傒斯一同北上游走其门下，并借机拜见了许多朝中大臣。从揭傒斯后来官拜翰林院，步入仕途来看，他们二人的北行绝非简单的游历而已。只不过，何中逗留了两个月便返乡了，其真实原因不得而知。但是，何中不肯苟合于人的个性以及骨子里存在的忠义气节，在出处进退的关键时刻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我们看到了遗民身份在时光流逝中不断地被消解，那些信念不坚定的遗民或逸民，受举荐而出仕新朝的情况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当我们再次回到谢枋得去世前后那段时间时，发现谢枋得尽管受到了南方士林的极力颂扬，但步武其后尘的人物几乎没有，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南宋的“最后殉葬者”。这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启，即程钜夫经营的入仕通道，已经再次激活了南方士人的政治热情，叶李、赵孟頫的入仕对南方士人出处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谢枋得。至元二十六年（）的江南访贤，激发了另一波人的热情，即南方文艺人才的仕进。为应对大型的写经活动，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六年（）派遣牙牙住僧前往江南搜寻艺术人才。北上的士人中有后来以词学成名的张炎，以及应征途中偶遇温日观的书法家曾遇。他们二人的北游，有着以荣名相期的目的性，并非只是完成写经任务。尽管他们此次写经活动，因种种原因，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借径文艺以致身的途径并没有堵塞。元世祖之后，几乎历朝都举行过隆重的写经活动，其中元成宗大德二年（），由赵孟頫亲自组织的北上写经，对南方文艺人才的仕进影响最为显著。赵孟 頫 再 次 被 朝 廷 启 用 是 他 元 贞 元 年（）离任济南后的第二年，未赴任，次年年初便收到朝廷诏书，责令他组织善书者赴大都撰写金字 藏经。按杨载所写 行状 记载，此次写经使赵孟頫带来的二十多人“皆受赐得官”。在赵孟頫北上之际，方回作 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 长诗送别，诗有云：“北门学士董此事，一儒迥胜缁辈百。精神如玉鬓如漆，天上知己密如栉。省台要官俱可得，还自管城子中出。”卷二十四“北门学士”是对唐高宗朝二圣并立后，武后周围若干以修撰为名，行参决朝政之实的文官的特定称谓。方回以“北门学士”相期许，显然对赵孟頫此行寄予厚望，加上赵孟頫出色的书法造诣，他相信写经活动的圆满成功一定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其谓“省台要官俱可得”，虽有夸张之嫌，却道出了北上写经的事功之实。方回对赵孟頫有如此期待，在 送邱子正以能书入都，并呈徐容斋、阎靖轩、卢处道集贤翰林三学士 一诗中，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借径文艺以致身”的主张。他在诗中坦言，自古以来仕进之路就非常艰难，能够邂逅登名的人毕竟是少数，十之八九都会沉沦下僚。他指出，身怀绝技的士人要懂得韫椟而藏、怀才待用的道理，书法不是无用之物，“胸中奇者五色笔，可以补天可活国”。既然士人以能书闻于朝廷，那么就会产生它的事功价值。“公等翰墨今第一，谁云识字不得力。借径文艺以致身，勋名政要无心得。九万里迅扶摇风，今日朝廷贞观同。联翩房杜肩王魏，试代常何草封事。”卷二十四可谓对当时文艺才华之于仕进的重要性进行了较为精确的把握。蜀籍士人邓文原是步履这条“终南捷径”较为成功的一例，他早年曾与张楧有十年之久的共同研习学术的经历，但这并没有给邓文原带来仕进的机缘。戴表元说：“先是巴西邓善之与仲实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题其扁曰 学古斋，相与读书玩义理于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艺选召，且 由 此 而 进 为 于 时。”大 德 二 年（）的写经活动，正是邓文原“借径文艺以致身”的重要机遇，戴表元所说的“以艺选召”即指此事。方回在 送邓善之提调写金经 一诗也说：“平生识字乃余事，仓颉科斗扬雄奇。饰翠泥金写梵夹，凡善书者能办之。至用儒流董厥役，借此进贤培邦基。”卷二十四这个机遇的到来，距离上次写经已过去约十年时间，距离谢枋得殉国亦近十年，这十年足以消磨南方士人的遗民情结。遗民气息较重的牟巘在 送邓善之 一诗中也对邓文原应征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此事惟须一艮卦，今朝顿见两文星。帻沟娄畔传书去，人在金坡白玉扃。”卷四而袁桷的送序更多地关注出仕后如何保身守志的问题，他说：“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诬之流也。相时而行，守身于不辱，谨得避难，贞白而无愧，斯近之矣。”如此看来，大德间南方士人的仕进，已不在于要不要入仕，而在于何时入仕，更在于出仕后如何做到守身而不辱。写经任务完成后，邓文原即由学正调任崇德州教授。大德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修撰。至此，邓文原显然已成为元廷省院内的一名要员。总而言之，程钜夫和赵孟頫，二人前后相继，在推动江南士人仕进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德二年（）写经之后，赵孟頫出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总摄江南各地学校教育等事。到至大二年（）秩满，赵孟頫为江南仕进通道的畅达做出了近十年的努力。随着赵孟頫在仁宗朝的进一步显达，其威望已覆盖大江南北。元史 总裁官宋濂曾这样评价赵孟頫：“文运中微，颓波日靡。公起东南，作天一柱三百年间，西东万里。雄鸣一代，如公者几。”可谓看到了赵孟頫的出仕，对振作士气、挽救文运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参 考 文 献元典章 陈高华等点校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陈爽 忽必烈时期南方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沉浮：元代“南人”地位的局部考察 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王恽 中堂事记 顾宏义，李文整理 金元日记丛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宋濂，等 元史 北京：中华书局，萧功秦 元代儒臣的反功利思潮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程钜夫 程钜夫集 王齐洲，温庆新点校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王雪玲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赵孟頫 赵孟頫集 钱伟强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谢枋得 叠山集 四部丛刊续编本王奕 玉斗山人集 民国刻枕碧楼丛书本慈波 遗民之外：诗歌史上的月泉吟社 文学遗产，（）何中 知非堂稿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元别集类）：第 册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揭傒斯 揭傒斯全集 李梦生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周兴陆 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本事钩沉 文学遗产，（）闫雪莹 亡宋北解流人诗文研究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方回 桐江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梁尔涛 唐李元轨墓志所涉北门学士问题献疑 中原文物，（）戴表元 戴表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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