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民国时期国人行记中的喀什形象_杨波.pdf

第44卷第1期2023年2月喀什大学学报Journal of Kashi UniversityVol.44 No.1Feb.2023晚清与民国时期国人行记中的喀什形象杨波，卿乳洁（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摘要：晚清到民国时期，各类人士陆续从中国内陆地区前往新疆开展考察活动，并以行记的形式记录下沿途经历，而新疆喀什由于其在新疆甚至整个中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必经之地。晚清与民国时期的行记中的喀什形象呈现出一个发展过程，喀什形象逐渐不再作为他者被审视，而是作为多民族文化的代表，打破了一直以来内陆与边疆之间的误读，填补了内陆与边疆之间的认识鸿沟。这不仅是对国土意识的强化，同时也促进了中华多民族团结发展。关键词：行记研究；喀什形象；形象研究中图分类号：J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2134（2023）01-0085-07晚清时期，行记已经成为中原内陆人群赴往中国西北边陲之地记录沿途之事的一种惯用的文学样式。行记著述在这一时期大幅增长，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抵御外侮方面多次失败，海防已经彻底失败，塞防的重要性愈加凸显。1884 年新疆建省之后，新疆与内地的行政建制趋于一致，新疆与内地各省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各种类型的治疆、考察等活动逐渐增加。这一时期的西域行记多出自一些赴疆朝廷官员之笔，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朝廷派遣官员前往西域所记的行记，如王廷襄的 叶柝纪程、倭仁的 莎车行记 和袁大化的 抚新日记 等；遣戍人员前往西域所著的行记，如裴景福的 河海昆仑录、温世霖 昆仑旅行记 以及林则徐的 荷戈纪程 等；以随行或幕僚的身份前往西域所著的行记，如吴恢傑的 西行日记、陶保廉的 辛卯侍行记 以及宋伯鲁的 西辕琐记 等。1这一时期的西域行记从实地考察出发，详细准确地记录了当地的风俗、民情、山川、自然等情况，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同时也具备相当的史料价值。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传统的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已经彻底破裂，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带给中华民族的屈辱以及西方现代化观念的影响，更是刺激了国人新型国家观、民族观的推广,此等怀揣爱国情怀民族大义的有识之士前往新疆并留下行记著述。他们创作的行记中不再将新疆作为“异国”“异域”进行描述，而是凸显其作为祖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各族群众也被看作中华多民族一员的身份，这使得内陆与边疆之间的误读与“套话”鸿沟得以纾解。这一时期的行记著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 1927年，由中外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主要考察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份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其中国内以黄文弼为首的知识分子肩负着捍卫国家文物的任务前往新疆开展的考察工作，留下了黄文弼 昆仑旅行日记、顾颉刚 西北考察日记 等行记，多方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新疆的社会地理与风土风貌。另一类是奉命前去新疆调查、任职的官员所创作的行记，如谢晓钟的 新疆游记、邓缵先的 叶迪纪程、林竞的 亲历西北 等。达尼埃尔亨利将形象的概念简括为“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2121。收稿日期：2022-03-01修回日期：2022-11-2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叶前汉语书写中的喀什形象研究（16BZW176）”；喀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RW202105）。作者简介：杨波（1971-），男，重庆人，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喀什历史文化研究；卿乳洁（1998-），女，重庆人，喀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DOI：10.13933/ki.2096-2134.2023.01.01485858585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被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结果。因而，西域行记中的边疆形象不仅是行记作者对路途中所见所闻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行记作者的自我意识的产物，甚至是一种集体想象物。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疆与内陆之间的政治、经济等实际力量以及二者之间的身份关系2195。喀什作为新疆西南部城市，有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理位置，外接中亚国家，内连古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和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同时也是我国西北防线重要的一环，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价值。一、晚清天下观与民国时期国家观视野中的喀什形象书写“形象是一种对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2121行记中的形象描述其实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描述，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此在”，具有浓厚的空间特征。在什么时候言说，对谁言说，言说的内容是什么，都与特定空间的文化氛围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喀什是新疆西南部边陲城市，与多个国家接壤，其实也是相对远离文化“中心”的区域，在这种特殊的空间里喀什的“形象”随着对“文化空间”的理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晚清时期前往边疆地区的多为政府遣派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看待所谓“天下”，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喀什的描写多以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喀什地区进行舆地考察和民风民情调查，对于喀什的一些落后之处，也是以他者的立场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而发展到民国，随着现代化的国家观以及民族观的发展，行记作者所流露出的同胞情怀、多元一体意识更加鲜明，虽然也是对喀什的现实情况进行描述，也没有回避喀什相对落后的面貌，但这些书写流露出行记作者的家国情怀与爱国之情，秉笔直书中充满了忧患意识。（一）喀什地区的地理环境形象书写同治、光绪年间，西北边疆危机全面爆发，清廷以左宗棠为督办一举收复新疆，同时部分官员也意识到旧有的军府制度存在官员结构不平衡以及隶属关系复杂等诸多弊端，经过左宗棠五次上书恳请新疆建省，清政府最终决定于 1884 年建立新疆行省，并设立新疆巡抚，以加强对西北边疆的有效管理。晚清时期，被遣戍、调任、贬谪到新疆的内地政府官员数量较多，代表性人物有袁大化、林则徐、裴景福等等。民国时期，在西方民族、国家思潮的影响下，大量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前往新疆喀什开展考察活动，他们把对当地风土地貌、人情世故的体会和感悟记录于其行记之中。在这些行记之中的喀什形象，延续着清末西北舆地学的传统，注重实地考察以及和对行经路线的严格记录，同时，走进西北的考察团很多人接受过现代地理科学培养，他们基于实地考察，对喀什当地的地理地质提出建设性的发展建议。1喀什的地理位置形象书写清末严谨规范的西北舆地学以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对之后的行记写作方式有很大的影响，行记多以纪实性为第一要务，故而，行记中对于途径地理皆有考据，格外注重各地区边界界定。现在所称的喀什地区主要包括疏勒、塔什库尔干、莎车、英吉沙、叶城等地，晚清民国期间多位官员与一般知识分子或因调任或因勘地考察或因谪戍到达过喀什部分地区。对喀什地理位置的书写，其实是从空间上确定其地理疆域与文化疆域。我国自古史书记载中，就有记录地理距离的习惯。史书的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并影响到行记的书写。如林则徐 乙巳日记 中记录南疆八城的勘地之路，每到一处也是详述距离或道路里数。四月二十四日靠近喀什附近，林则徐书写记为：“此处距喀什噶尔只六十里四十里曰沙枣子，又十里过桥数道又十五里过浑河又五里树木夹道，过校场即至喀城之东门”34755。如此严谨地记录距离，其实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强化“空间”距离。咸丰元年，倭仁奉命前往新疆勘地，他对喀什的地理描写多从国界及地域幅员辽阔着手。在进入叶尔羌城之后，他写道“进叶尔羌城东界阿克苏，东南界和阗，西南阻大山，东南界布鲁特，北阻荒滩戈壁，西北界英吉沙尔”485，并与 汉书 西域记 后汉书 中所记载地理位置进行引用对比。民国时期，对于地理位置的描述延续了清代的传统，以各地为边界勾画喀什地理位置。邓缵先在 叶迪纪程 中对于莎车的地理位置的界定同样以地区边界为基准：“莎车为汉古国，东界叶城，北连英吉沙，南毗蒲犁，东北接巴楚。”513而在界定喀什疆域范围的同时，对喀什地区的边防问题也十分重视，对界牌的查勘极为详尽，并认为“会勘定界，建树石碑，并申前约，三年会勘一86次”，谢晓钟对国家边境安全十分注重，一再强调“实行屯垦实边主义，内足以固吾圉，外足以备边患”520。谢晓钟在描写疏勒地理位置的时候，还将从汉代太初三年开始直到清代光绪九年新疆建省时期的每个阶段疏勒的版图变化都进行了概述，这种对历史归属的详细考察也不难看出谢晓钟对于边境归属问题的重视。2喀什的气候环境形象书写光绪年间，裴景福在其 河海昆仑录 对喀什地区地理风貌的描述，多是基于其行经路线的所闻所见而成。“前进由昆仑东址绕西南址，攀岩壑，踏冰雪，蹑云雾，猎户前导，险峻不能登者，从溪涧行，曲折巉岩，逾绝壁”以及“冰雪迷漫，万壑玉立，并野兽亦无之，其高峰西北当风处多野牛粪，乃暑月逐队来此避热也。”6168他的描写既不同于以往流放或贬谪之人笔下的荒凉与孤寂，也不同于以往行记以搜奇探秘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不同于中原内陆的奇异险峻的景观。他身处喀什，亲身体验到了“塞外奇观”的震撼。林则徐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正月从伊犁出发到南疆勘地，在其行记中多有对喀什气候的描写，如林则徐四月到达南疆，四月二日早晨出发前，“微雨数点，回疆所稀有也”34739，以及四月十二日途行中“尘土尤大”34742，突出了喀什地区的少雨多风沙的气候环境。民国时期行记中也可以看出喀什地处沟壑林立且多风沙戈壁之处。谢晓钟在六月十七日晴天前往巴楚九台时，途径大风，谢晓钟写到此风沙已经是“尘土蔽天面，不见人”的程度了，而且“中有沙窝数十里，日行天气炎热，人马皆易疲困，必须午后启行，渐行渐凉，方不苦乏”7175，喀什当地风尘肆虐“流沙填道，行未数里，即迷所向”7176的情况对于日常生活及交往都有所影响。另外，喀什当地各种生活资源都不甚丰富，水利灌溉更是其生活耕种的一大难题。在清朝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的 南疆勘界日记图说 中“是晚向东行十五里，过卡顺河，四十五里，又过克其克卡，行六十五里，过回城东南。渠道纵横，庄村稠密。二十余里，过乌兰乌苏河桥，瞬息间至喀什噶尔城”8125。谢晓钟对喀什周围的水道、渠道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同时还关注南疆喀什地区的饮水质量，如“水苦鹹不堪饮，地属叶尔羌。”8125“南四十里至叶尔羌界。其地产碱，小水浸漫北流，味亦鹹涩，缠民才数家而已。”8126饮水环境恶劣是南疆地区的一大特点。民国时期，谢晓钟虽是奉财政部命前往新疆进行调查，但在其途中发现了“盖巴楚土地本腴，惟居葱岭南北二河下游，历苦水乏”以及“巴楚地势低洼，又当葱岭南北两河下流冲路，春间农作，上游节节堵截，水不下泄，几若旱海，秋季农毕，渠水涓滴归河，汗漫横流，又成泽国，常有水患而无水利”7179的地理情况，针对这种独特的地理情况，出于对民生的关怀，谢晓钟再次强调了“开渠濬涝，引水积水”7179的水利工程对于当地灌溉及引水的重要性。从整体环境而言，邓缵先在 叶迪纪程 中反对以往对南疆所谓“不毛”的描写，他认为“然戈壁之间，有水即有土，必有烟户，渐次垦殖”540。在邓缵先看来，原本的戈壁乃是未经开垦，而只要进行屯田垦殖，不毛之地也会成为鸡犬相闻的城镇。谢晓钟在 新疆游记 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想法，“荒地亦可广为垦辟矣”，甚至当地已经有了“城中街衢交互，廛肆纠纷，楼房层列，全疆稀有”7184的堪比省城之所，这些文字体现了他们虽经历沙尘，感受到了边疆气候的苦寒，但对新疆将来的发展仍怀有相当的信心。晚清与民国时期的行记中对喀什地理环境的描写均学习了西北舆地学的实地考察方法，对于喀什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都有详细的描写，但不同的是，晚清行记作者在行记中鲜有情感的流露，多将其作为一处归属地进行地理风貌及民风民俗的客观描写。而民国时期的行记作者笔下的喀什更带有情感倾向性，是基于家国情怀关注喀什的发展建设，已经逐步摆脱“家天下”的观念，以现代国家观看待与书写喀什的地理环境。（二）喀什的民风民俗书写喀什地区历来就是多民族聚集之地，也是欧亚客商汇聚通商的重要节点，民俗民风互鉴互动是其一大特点。1喀什的民俗形象袁大化作为新疆建省历史上最后一任巡抚，在 新疆图志 礼俗篇中就大量涉及边疆民族生活习俗，对于缠回者的婚嫁、丧葬、服饰等俗皆有描述，其中带有明显的“天朝上国”中心思想，在礼俗篇中开篇他就指明新疆乃“冰雪之窟”“不毛之地”，并且多以“夷俗之淫陋”等带有明显地域文化偏见色彩的词概括当地居民。新疆图志 中表达出来的对回部民俗民风的看法，代表了当时较大一部分人的观点，如光绪年间抵达新疆考察的裴景福，在他笔下也多有对缠民“性愚”“懒惰”的偏见，他认为缠民迷信“灵丹大药”而“远87道经年，跋涉寒暑，至饥渴劳病而死，人更仰之如生天成佛”的行径是“其愚至此，而其俗不可易”6255。道光年间，林则徐前往南疆勘地时在具有行记特征的 乙巳日记 中记录了南疆维吾尔族的婚俗，同时在 回疆竹枝词 中将当地的婚俗概括为“归化于今九十秋，怜他伦纪未全修。如何贵到阿奇木，犹有同宗阿葛抽”，诗中概括了当地尊贵如阿木奇伯克也仍然坚持只娶同宗族的女人为妻的情况，林则徐对当地婚俗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欠缺人伦纲常的表现。另外，林则徐还注意到当地“民回杂处，汉民亦赁种回田，并有典铺一家，山西人所开也”34735的民回合住的情况，这对于当地习俗也有所影响，如“回人丧事无挂纸钱者，独此地有之，盖汉人遗俗也”34750，民回两族不仅是共住，同时也是两族民俗习惯的交流借鉴。民国九年，谢晓钟作为具有现代知识素养的知识分子，颇具民族忧患意识，他确切意识到喀什“犹全疆命脉所系”，因而要“刻意经营，勿为异族所得，固我全疆门户”7184，民回两族更要同心协力对抗对中国国土怀有觊觎之心的西方列强。谢晓钟在描写喀什民俗时也十分注重喀什与内陆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他首先就注意到了喀什的娘娘庙，相较于裴景福所写的“德威远播，臣妾四夷”的中原权力彰显，谢晓钟所写“缠俗迷信香妃虔诚，损赀作祀，岁有其人”7186，对喀什人民迷信香妃，以至于庙产甚富的盛况的记录，是多元文化在喀什交流、汇聚的体现。其次，谢晓钟谈及南疆婚俗的变化，由“不喜近汉人，近则必痘”“二庄之间，互为婚嫁，亦不与他族交通”转变为“近年以来，其少壮者稍解耕牧，而与他族交通”。谢晓钟基于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认为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惟生齿日减，种姓将灭，其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淘汰也欤”7237，南疆婚俗的这一转变过程也是民回两族消除双向误读的过程，推动了中华各民族团结发展进程。2.喀什的民风形象在袁大化编纂的 新疆图志 中记载了喀什当地维吾尔居民的热情、诚信的朴素民风，这些都体现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维吾尔族人民善于借歌舞来表达兴奋之情，值筵席“男女当筵杂奏唱歌，女子双双逐队起舞”9858。新疆图志 中直言新疆维吾尔族民风中的“以无信为辱，以无礼为耻”9865，这里的居民“家人长幼，以次相识，均 交 手 鞠 躬”，每 逢 宴 客“以 多 杀 牲 畜 为敬”9855。在谈到喀什地区人民好客热情以及诚信友善等朴素民风时，谢晓钟 新疆游记 中“守法”以及“敬客”等描述与 新疆图志 中几乎一致，喀什人民朴素的民风的认识从晚清一直保留至民国。另一方面，喀什当地也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对当地“重利盘剥”的批判，从道光年间林则徐前往南疆勘地时就已经指出当地“汉民在此开铺面者约二十余家，皆放债与回子，其息甚重，每七日八栅一次，不还本钱则加其息。此次回子滋事，杀死汉民十九人，即因重利盘剥，致被仇害。今此处业已平静，而被杀者仅剩空屋矣”34755。再到光绪年间，裴景福亦发现当地“重利盘剥”之恶习，并认为乃是“尚有绝远之地，无大银行开设，民间无处通挪动，有放债者，即借之则息必昂”653的缘故，以至于此弊端始终难以禁止，唯有“金银富足，广开银行，始能敌之”654。民国时期，谢晓钟于南疆任职期间写下行记著作 新疆游记，在其中指出喀什地区因“缠民性愚，最喜质物借债”7212而多有重利盘剥之事。在谢晓钟看来，此种恶习“固须痛除，使改轻利”，但若极端禁止也会“徒为英俄籍民之放债者，广辟利源”7212，故而，谢晓钟提出“不如任汉人放债，尚为楚弓楚得也”7212。喀什作为被注视者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的注视者文化及立场下，被注视者形象同时也是注视者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呈现。在林则徐对当地“重利盘剥”的不良风气的陈述中更侧重于当地“回子滋事”对汉民的损害，对于回民反抗重利盘剥的缘由却并无深究，这也是林则徐作为中原内陆人士与边疆民族之间的隔阂所在，边疆“回子”在此更多是作为“他者”的身份而呈现的。裴景福则是从中原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出发将重利盘剥的原因归结于“绝远之地”现代化建设不足。谢晓钟作为受过现代化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深知国家整体观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首先要避免外籍人员从中获利，然后才是解决此地重利盘剥之风气，尽管他所提出的“缠民性愚”的缘由以及任由汉人放债的方法有待商榷，但显然在谢晓钟的笔下，喀什居民不是“他者”，而是共同抵御外敌的民族同胞。在对于喀什民风的描写中可以发现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的行记，喀什地区人民的淳朴、好客之风一直贯穿在其中，并且二者之间多有承袭的关系。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总体88而言，晚清官员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对一些落后的民俗以中原中心意识来看待，并居高临下地将其概括为“夷俗之淫陋”。在民国时期行记的描述中，行记作者并没有因喀什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而对其进行美化，也写到了喀什地区的落后民俗以及不良民风，但却不同于许多晚清行记中将喀什视为归属地的轻视的口吻，而是视为民族同胞进行书写。（三）喀什社会生产状况的形象书写喀什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商贸重镇，无论是内陆还是西方国家的商人大多来往此地进行贸易活动。新疆图志 实业篇中的“西顾重视新疆思所以经营而扩张之，此诚实业振兴之机而国家富强之局”9539这一句，很好地概括了晚清以来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济战略，前往新疆的官员以及有识之士在考察新疆本土情况的基础之上，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许多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清代以来，我国仍旧处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喀什地区也以绿洲农业为主，同时也有畜牧业传统。而自民国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力求建立现代化国家，喀什也开始出现现代工业的萌芽。首先，是喀什的农业发展。早在宣统年间，新疆图志 中就有对喀什丰富农牧业产品进行总结性描述。喀什在气候上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主要以种植小麦、苞谷、稻米为主，种植的水果也以沙枣、梨、桃、杏等耐热耐高温的水果为主。谢晓钟和邓缵先于民国时期勘查南疆时在其行记著作中记录下了当地农业生产如“谷有小麦、包谷、胡麻、棉花，果有杏”7 181，以及“沃野广衍，秿菽丰收，夹道杨柳桑榆，葱茏掩映，有接阴十数里者，宜大米、小麦、苞谷、棉麻、葫麻之类”512。在此基础之上，移民屯垦政策对于当地作物种植也大有裨益，谢晓钟在 新疆游记 中提到“稗贩耕作，汉民汉回，无虑数百户”7183，并且认为“沿途平原广衍，若多辟水源，良田百万顷不难获也”7198。其次，是畜牧业的发展。光绪十一年，新疆行省初建立时，清廷就有在天山南北建立牧亭以供放牧之用。新疆图志 中写道南疆各处的畜牧情况“珠勒都斯河岸，土尔扈特牧其东，和硕特牧其西布鲁特游牧偏于烏什以西喀什噶尔以南，强盛不劣于哈萨克岁鬻牲畜常数十万计”9553，由此可见喀什畜牧业发展规模之大及完善。再次，在工业方面，随着现代化文明的发展，现代化工业收入在国家经济占比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民国以来，更是有意识地偏向促进工业发展。这时，人们逐渐注意到喀什地区的林业及矿产资源的丰富。对于喀什资源的丰富，早在 汉书西域传 中就有所记载“莎车有铁山，于阗子合多金玉若斯之类山出碁置不可殚纪”转引自9561，在袁大化看来，这也是历来西方人来西域“踵趾相错”的原因。晚清以来，工业原料资源也逐渐受到重视，清廷遂也派遣大吏前往边疆各处进行勘查。喀什各处的丰富资源得以发掘，如叶尔羌之金以及英吉沙之铁等等。新疆游记 还记录了当时喀什的维吾尔族塔什所建立的一家火柴公司，且“年来获利颇丰”。最后，是在贸易往来方面，喀什一方面以丝绸之路连接内陆，另一方面与欧亚接壤，西方商人亦多来此进行商贸交流，喀什地区的居民便以本土作物为主要交易物，其中丝绸的贸易往来最为频繁。道光年间，林则徐在 乙巳日记 中写到喀什当地的贸易市场“并有汉民在此零星贸易。凡回子有贸易处，皆谓之巴咱尔，亦作八栅，其七日一期者，如关内之墟集”34747。在外贸方面，在谢晓钟的行记作品中记载了巴楚“汉商八九家，回商七八家，英俄商十一二家，余皆缠民”7179，以及各商家之间的商务来往，其中，俄国商人来喀什地区多采购棉布及丝绸作物，“土产以棉布为大宗，销路及于俄属费尔干省”7181，新疆图志 中也对此有所记载“俄商人颇有运我兰丝出口者”9544。晚清民国时期，边疆危机频发，不论是清廷还是民国政府都在力图加强边疆与内陆之联系，这一时期不仅仅有政府派遣的遣戍官员，也有受过现代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到来一方面为喀什的民生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揭示了新疆真实面貌，促进了民族团结。二、喀什形象“套话”的建立与颠覆巴柔认为，套话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式”，是“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这个具象传播了一个基本的、第一和最后的、原初的形象”，对他者“套话”的研究实际上属于“集体社会想象物”的研究范畴。2186形象的变化脉络往往是通过套话的解读梳理出来的。套话虽然是一种文化的凝固性表达，但其中所释放出的基本信息中带有一种恒定的评价标准，且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一种固定的表达模式，是此在对彼在的价值评判。因此，对一个地区形象的描述首先是从误读开始的，最终的被注视者文化的89呈现往往是一个在注视者的文化观影响下的想象性形象。在晚清行记中喀什形象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构建为中央集权文化的“他者”，而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国家观的逐渐形成，喀什形象中蕴藏着行记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共情。“套话”一经建立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并且深入社会集体的潜意识之中，但在遭遇了重大社会变革，注视者与被注视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发生变化时，原本的“套话”便会被颠覆，与此同时形成新的“套话”。自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在新疆设置了伊犁将军府，进行建制沿革，新疆与中原关系愈加紧密，西北舆地学在这时也成为了显学，西域行记成为西北舆地研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但在封建王朝的“天下观”的影响下，此时的西域行记多数没有跳出天下、四夷的窠臼。民国时期，稳固国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成为国人的共识，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家国意识将中华民族大家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此时的西域行记或者新疆行记由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向描写变为了双向交流，新疆与内陆之间的关系转换，体现在行记中就是不同时期的“套话”发生了转变。第一是关于地区居民称谓的套话，晚清至民国时期行记中对于喀什地区的人民的称谓从多次使用的“缠回”“回民”“回子”等逐渐转变为统一的“维吾尔”，这一转变体现了内陆对于新疆人员的认知的混淆到统一。林则徐于道光年间前往新疆，在勘查地区人户之时以“回子”“回人”34748等来称呼维吾尔族。倭仁于咸丰元年赴叶尔羌帮办之任，在 莎车行记 中，对当地居民仍称为“回人”480“回子”485。宣统年间袁大化所编纂的 新疆图志 中明确出现“缠回”的称呼：“缠回者汉西域城郭国诸种人也”9856，并且在介绍叶城建置情况时写到“缠民为土著，客籍英人为最多，汉民次之，俄人次之、汉回又次之”993，从中可以看出袁大化对叶城这个地区的居民分类，将身为土著的“缠民”与作为客籍的“汉民”进行了区分。“缠回”这一称谓一直得到了延续。民国初年谢晓钟考察新疆时，其行记著作 新疆游记 中依旧沿用了 新疆图志 中的说法，同时增加了“居民”7178“回民”7181等称谓。吴蔼宸1932-1933年前往新疆所著的 边城蒙难记 中多次出现“维族”1052等词，吴蔼宸作为民主人士，始终秉持着“同在中华民国旗帜下，无种族宗教之派别”1053，在记录新疆“四一二”政变时多次提及“维族”人民的牺牲以及风险，这也是随着中原内陆来往愈加密切，对新疆同胞的认知愈加清晰和全面、中华多民族意识逐渐得以发展的表现。第二是关于自然景观的套话。喀什地处中亚腹部，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多沙漠戈壁，行记中对这些异于内陆的景观的刻画，揭开了喀什在内陆集体想象中的瑰奇绝伦且神秘危险的面纱，在民国行记中更是增添了别样的关山之感。道光年间林则徐奉命勘查南疆地理，三月初十进入叶尔羌属台站，其入住多处台馆均觉其“萧条殊甚”34744，然行至叶尔羌河，见其“因风荡漾，微波绉绿”34745视为佳景。裴景福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六抵达叶城，正值寒冬腊月，裴景福 河海昆仑 录中 记 录 喀 什 景 观“冰 雪 弥 漫，万 壑 玉立”6168。民国五年，谢晓钟前往南疆，七月六日从英吉沙出发时，望见“十里戈壁尽，道旁杨柳，枝拂影移，车行其间，时隐时显，净座寻玩，颇有逸趣”7199。同样感觉喀什景观颇具意境之美的还有邓缵先。民国十年，邓缵先前往新疆任职，十一月到达莎车后所宿客店异常窄陋，居于此凄清之境，他犹感叹其“处之最有味、最炫耀、最快足之境”528的关山之感。从不同时期行记中对喀什景观的描写，可以看出这既是逐渐发现边疆喀什独特意境美的过程，也是逐渐打破内陆地区对边疆地区的认知偏差的过程。第三是关于喀什地区本地居民特征的套话。不同时期的行记中，喀什人民形象并非固定不变的，其形象套话的转变也体现了边疆与中原所处文化及意识形态空间的转变。道光年间，林则徐于南疆勘查，由阿克苏至叶尔羌途中接受伯克郡王的设毡帐迎谒，称其“谒见之礼甚恭，自称奴仆”34748。光绪年间，裴景福谪戍边疆，将路途所见所闻记录于 河海昆仑录 中，其中对于喀什居民的形象描写带有明显的天朝上国的居高自傲心理。他笔下的喀什居民“愚惰不开化”“无伦理”“性不向学”，并且认为“欲缠民向学”之行为是“以我智慧开彼隔阂耳”6258，居高临下的自我中心意识跃然纸上。清代光绪年间方希孟到新疆，虽未到达喀什，但亦记录有：“缠回愚懦，散居南八城中，向畏官吏如虎，任其鱼肉蚕食，莫敢谁何。近亦稍黯，官有浮征强派，辄聚数十百人，赴省控诉，必求易官而始甘心。”4 123这应该是他听说或阅读他人记录之后的言说。民国年间，谢晓钟在 新疆游记 中沿用 新疆图志 中对于缠回“畏法，敬长官”7123以及“宾主之间，情意周洽90浓至，少诈虞者”的说法，对新疆的“恪守宗风”，谢 晓 钟 赞 叹 其“回 民 之 善 守，其 坚 卓 不 渝 之风”7197。晚清行记中喀什的定位是在中央集权意识下的边疆属地，在此傲然睥睨的态度下，喀什居民形象的描写多有愚惰及缺少人伦纲常等具有偏见的词汇，发展至民国，这一形象套话发生了转变，行记中此类带有明显偏见的词汇便鲜少涉及，对于喀什居民的民族特色也予以一定的尊重。晚清与民国时期的行记的形象套话是形象中的基本信息，其中既有更替也有承袭。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行记中的形象套话，总体而言是在朝着打破内陆与边疆的认知偏差的方向不断发展。三、结语喀什地处新疆西北边境。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时期，对于大部分内地读者来说，喀什还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边疆人民在内陆人民心中也是蛮横以及懒怠的“缠回”。至晚清民国时期，西北边疆持续遭受英俄帝国主义的侵扰，在国家安全观的影响下，晚清民国时期有大量官员及知识分子前往喀什进行勘地考察活动，以行记的方式记录下当地自然地理和民风民俗。行记作为一种纪实性的文学样式，从古至今，一直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促进民族交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过了数代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积累以及政治舆论的导向，这种基于真挚的爱国情怀及边疆认同、领土认同感的喀什形象，颠覆了以往的“缠回”形象套话，而作为具备固守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区位特点，以及重要资源基地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喀什形象的转换暗含了“夷夏观”向“国家观”的转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疆与内陆之间的联系将愈加紧密，而真实、积极的喀什形象是打通内陆与新疆精神文化之路的关键步骤，古今行记中的喀什形象便是中华文化长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参考文献：1 王中敏、李中耀.清代西域行记分类及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01）：108-114.2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 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4 方希孟.西征续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5 邓缵先.叶迪纪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7 谢晓钟.新疆游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8 李之勤.西域史地三种资料校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9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麟等,整理.新疆图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0 吴蔼宸.边城蒙难记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责任编辑：徐梅】The Image of Kashi in Chinese Travel No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YANG Bo，QING Ru-jie(College of Humanities,Kashi University,Kashi 844000,Xinjiang,China)Abstract: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various people from Chinese mainland went to Xinjiang to carry out study activities and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along the way in the form of atravel notes,and Kashi,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Xinjiang and even the whole CentralAsian region has become a must.The image of Kashi in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presents a development process,and Kashi image is gradually no longer examined as someone else,bu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ulti-ethnic culture,breaking the misreading that has always been between inland and frontier,and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understandings.This is not only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ense of territory consciousness,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ethnic unity in China.Key words:Travel notes of Xinjiang;image of Kashi;image research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