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海外留学生的号召与争取_裴广强.pdf

史事本末662 0 2 3.3 Mar.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革命向建设过渡，对各类建设人才的需求日益急迫。据统计，当时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尚有 5600 余人，主要分布在美、日、英、法等国。中共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这些海外留学生高度重视，周恩来于 1949 年 12 月 18 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邀请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为争取海外留学生早日回国，党和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成立办理机构，确定工作政策早在 1949 年 4 月，中共中央就曾指示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尽快展开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的活动。同年夏，周恩来指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徐鸣：“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不过，当时尚没有一个直属办理机构负责推动此事。鉴于此，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于 12 月 6 日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称“办委会”）。12月13日，“办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马叙伦为主任，张宗麟、邵荃麟（后改为冯乃超）任副主任，黄新民为秘书，统一办理海外留学生回国事宜。“办委会”成立后，工作有序展开，确定了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工作的基本政策。一是明确争取对象。“办委会”明确界定了留学生的范畴，即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为进修目的出国者（主要对象），华侨回国大学毕业生有专门技能者，国内高中毕业曾去国外大学肄业者，以及大学毕业在国外工作的知识分子。争取的对象并不限于学生，也包括了已经就业的教授、学者和专门人才。这一界定使得争取海外学人的工作能够有的放矢，有所遵循。二是确定具体任务。“办委会”通过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则，规定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海外留学生的号召与争取裴广强DOI:10.16624/ki.11-3844/d.2023.03.008百年潮67“根据新民主主义政策，统一领导有关留学生回国事宜”。具体而言，其职责包括调查尚在国外的留学生，动员其早日回国；对留学生回国前后的宣传、了解及教育；留学生回国后的招待；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等四个方面。三是搭建工作框架。“办委会”成立时有 19 名委员，分属 17 个政府部门和直属单位。为便于具体工作，决定由教育部、外交部、情报总署、财政部、新闻总署、全国学联以及团中央派代表组成调查组，负责调查海外留学生的基本情况；由财委会、文委会、政委会人事局，以及教育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派代表组成招待组，负责招待回国留学生；由卫生部、文化部、科学院及相关机构派代表组成工作分配组，负责安置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四是区别争取原则。“办委会”为团结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出台了争取国外留学生回国原则，根据海外留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了不同的争取原则。规定学习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有关财经建设技术方面者，如学业尚未告一段落，“则一般地劝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并设法指导其学习方向，鼓励他们于学成后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学业已成者，鼓励他们尽速回国，并协助与各机关学校、企业部门洽定工作者回国；学习文教、政法及财经理论等科者，劝他们早日回国；政治上遭受帝国主义迫害者，助其回国；经济上困难，无法继续学习者，劝他们回国。1952 年 11 月，高教部成立，改由其下属的留学生管理司负责办理海外留学生回国事务。1956 年 11 月，继而改由国务院专家局专理此事。虽然办理机构迭有变更，但是上述基本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有的只是进一步的细化与调整。调查联系留学生，积极开展宣传新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调查海外留学生的基本情况，查明有无使其回国的可能性。主要方法是调查留学生在国内的亲属、朋友，以及回国留学生、国外侨民团体、学生组织等，获取详细信息。在周恩来的提议之下，1956 年后还在留学生家属比较集中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武汉等，设立了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不定期召开座谈会，采集留学生资料。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各国学生组织、主要学生报刊、学生政治思想状况、留学生人数等事项。1950 年 8 月 31 日，部分留美学人乘轮船回国682 0 2 3.3 Mar.在进行调查的同时，利用多种关系联系海外留学生，呼吁其早日回国。“办委会”、全国学联、中国科协及其地方分会等组织致信海外留学生，表达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爱，号召留学生回国。比如时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从事冶金专业学习和研究的李薰，曾先后收到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钱三强、国家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来信，邀请其回国筹建冶金研究所，领导科学研究事业。此外，还通过已回国留学生致信尚未回国的同学或师友，介绍自己良好的亲身体会，现身说法地消除海外留学生的各种顾虑；通过留学生家属致信在外求学的子女亲属，规劝他们回国与亲人团聚；通过知名科学家、学者、教授等致信在外求学的学生、同行或朋友，争取他们回国施展才能。这些信件的数量不在少数，仅 1950年上半年由全国学联、中国科协和已回国留学生发出的信件就达 200 余封。宣传中国共产党良好政治形象和新中国新气象，是另一项重要工作。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当时欧美各国对新中国的舆论报道多持消极态度，蓄意抹黑者亦有之。这使得大部分海外留学生对新中国真实的政治状况难以把握。为此，新华社和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前身）及时整理国内新闻，电送海外留学生所在国的一些报社或杂志社。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还寄出 45 种书籍（共 600 余册）以及人民中国等刊物给国外十多个留学生团体，宣传新中国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还利用了一些海外留学生组织开展联系和宣传活动。比如“办委会”与巴黎中国学生会建立联系后，传达“中央人民政府欢迎留学生回国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动员学生会协助留法学生与国内有关单位联系。在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创办留美科协通讯，累计出版 13 期，最多时单期印数 1000 份左右，对新中国进行多方位、全景式报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理论，在留美学生群体中影响甚大，被称为“全美科协联络的纽带，几十个分会之间的桥梁”。此外，中共党员还在留学生人数较多的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开展活动。浦寿昌、浦寿山、陈翰生等曾多次在该会中就中国共产党政权和中美关系问题发表演讲，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和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推荐阅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使留学生们增加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正确认识，逐渐引导留美青年自觉拥抱新中国。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3 日关于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的报道百年潮69提供外交保障，协助留学生回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环境并不安定，既有铁幕落下后冷战的考验，也有朝鲜战争爆发后热战的风险。这注定了海外留学生的回国道路充满荆棘，一波三折。英、美、日政府均不同程度地对留学生们采取了阻挠措施，限制他们回国。为了营救海外留学生，减少其回国阻力和经济压力，新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外交工作。当时，海外留学生多乘轮船经香港转道回国。英国政府对过港学人百般留难，起初要求他们须持有“中国入境许可证”方可过境，之后又规定只有香港人或者在香港有亲戚担保的人才可获得入境签证。留美学生持有国民党颁发的旧护照，无法凭此进入新中国。为帮助留学生回国，“办委会”特寄交每位拟回国留学生一份信件，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留学生回到自己祖国，参加建设，为人民服务。你们只要持有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证件，即可进入国境。”以此作为留学生过港时交涉签证的依据。此种信件发出数量颇多，仅 1950 年五六月即有 193 封。同时，中央政府委派已回国的留英学生曹日昌至香港大学任教，协助留学生们办理过境担保事宜。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留学生掌握着对中美两国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因此开始通过停止办理签证、破坏留学生组织、无故逮捕学生等手段阻挠留学生回国。到 1951 年 9 月，美国司法部正式颁布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威胁“如有人故意违反上述规定，将被处以五千美元以下罚款或者不高于五年的徒刑，或者二者兼施，直到这一命令被撤销为止”。为逞其凶毒，美国政府还明令 120 名中国留学生不得离美。美国方面的阻难，最典型的例子是扣留航空工程专家钱学森。1950 年 9 月 9 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企图运输机密科学文件回国”的罪名逮捕并扣押钱学森。此后，钱学森虽获保释，但是遭到了长达五年的监视和跟踪。新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的上述行径，通过外交途径保护留美学生的人身安全与行动自由。1954 年 5 月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公开发表了“美国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的言论。之后，在周恩来的领导和王炳南的斡旋下，中美双方在当年 6 月至次年 9 月间进行了多次会谈，讨论留美学生及双方侨民回国事宜。会谈开始时，美方矢口否认曾扣留任何中国公民，不肯提供在美学生的留美科协通讯第 11 期首页702 0 2 3.3 Mar.最新情况。中国代表团随即列举了受到迫害的钱学森以及赵忠尧、汪良能和黄葆同等人的例子予以驳斥，当场揭穿了美方谎言。最终，迫使美方于 1954 年 11 月发表了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协议的声明，宣布全面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出境限制。新中国成立之初，日本仍被美国占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东京设立“驻日代表团”，监视留日学生言行。因此，留学生从日本回国并不顺利，需要办理复杂的手续。1953 年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后，中共中央通过东京华侨总会转告留日学生“好好学习提高本领，早点回国服务”。中国留日同学总会根据国内指示，积极动员留学生回国，并与东京华侨总会合作，统一办理回国手续。1956 年 2 月，国务院侨委副主任廖承志致信留日同学总会，要求其“动员所有留日学生回国”。留日同学总会将此作为头等任务，进一步加强活动，先后动员和组织 600 多名留日学生返回祖国。新中国在为海外留学生提供政治援助的同时，也适时提供经济援助。1952 年 4月 18 日，“教育部”制定了接济国外留学生回国旅费暂行办法，规定留学生国内经济来源断绝，回国后可以设法归还者，可以申请借款；留学生经济困难，无力筹措旅费，回国后也无力偿还者，可以申请补助；与留学生一起在国外的家属，如确有需要，也可酌予接济。“办委会”成立半年内，先后呈请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拨款 4 万美金作接济之用。1955 年 5 月，在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对留美学生的援助之后，外交部、高教部经国务院同意，决定紧急拨款 50 万美元，对申请回国的留美生予以资助。此外，留日学生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新中国政府于 19521957 年期间陆续向留日学生提供了多笔救济金，除了支付留学生的学费外，还提供给每人每月最多 6000 日元生活费，总额达 40 万美元。热情接待留学生，妥善安置工作留学生抵达香港后，可由水陆两道前往内地，一路乘火车至广州，一路转乘轮船至天津。回到祖国后，新中国政府给予留学生一系列特别款待和优惠政策。比如广州和天津人民政府热烈欢迎留学生回国，均派专人至车站或码头迎接。到达北京后，留学生们先至“办委会”登记在册个人信息，交验学历证明文件。如暂时没有住处，可持“办委会”开具的介绍信，到教育部招待所免费住宿。为使回国留学生深入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办委会”多次组织实地参观和访问活动，以增加其感性认识。此外，周恩来批示每年组织在京新回国留学生参加国庆大典观礼，1950 年的国庆典礼即有 80 多名回国留学生受邀参加。1956年 2 月 20 日，高教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历年回国的留学生。次年 5 月 10 日，留学生家属联谊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晚会，有 1000 多位回国留学生及其家属参加，聂荣臻、郭沫若、李德全等人与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回国留学生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勉励留学生们要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欢迎仍滞留海外的留学生回国。百年潮71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欧美各国存在一定差距。为了兼顾到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水平，不使其感到回国后骤然降低太多，“办委会”规定一律按“中灶”标准招待新回国留学生，并尽量提高伙食质量，改善留学生的生活条件。1955年底，针对伙食费偏低的情况，进一步将新回国留学生的伙食标准修订为：留学生本人（连同爱人）每人每月 30 元，子女 21 元；入招待所时，发给留学生补助费每人 50 元，有子女的，子女每人 20 元；每月发给留学生本人及其爱人零用费每人 30 元；医疗费用实报实销。这一待遇颇为丰厚，给新回国的留学生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物质保障。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工作安置问题。“办委会”安置工作的原则是：学社会科学的留学生，一般动员他们先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然后再参加工作；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一般动员他们马上工作，在工作中学习；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工作问题者，根据本人专长、志愿及客观需要，与有关部门洽商解决；对回国前或回国后自己落实单位的回国人员，基本尊重其意愿。1955 年 12 月 23日，高教部制定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的分配工作和接待、管理工作的改进意见，进一步强调安置工作要实行“发挥专业特长、照顾个人志愿、简化分配手续”的原则。当时回国留学生大部分到北京登记就业意愿，也有一部分回家乡自行联系就业。1950 年上半年，要求政府帮助就业者共 409 人，约有 90%在抵京后 30天内解决工作问题，有半数在15天内解决。19491954 年，在京登记在册的回国留学生中有 97.6%顺利就业。相比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应届毕业学生就业异常困难，“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实施情况，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海外留学生的重视以及欢迎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诚意。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争取下，海外留学生在 19491956 年间掀起了回国运动的高潮。保守估计，有3000 名左右的海外留学生陆续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绝大部分成为各行业的翘楚与栋梁，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王淦昌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相比而言，19501957 年前往台湾的海外留学生仅有 200余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旧中国“只知派出，不知召回”留学政策的一次正确调整，也充分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统战工作的智慧。（责任编辑 崔立仁）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恩来与自英归国的李四光亲切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