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学部委员陈众议研究员专访_高照成.pdf

文 学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 学部委员陈众议研究员专访高照成（南宁师范大学）摘要：本文就当前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国内学术界热议的“世界文学”等话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会长陈众议研究员。在访谈中，他强调：外国文学研究者要关心和介入本国文学实践；对于由西方学者发起的“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话题，中国学者应从“国家意识”出发，仔细辨析相关话语背后隐藏的利益，并表明自身独立的学术立场。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 高照成（下文简称高）：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专访！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长期担任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的学者，您在长期关注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同时，对中国文学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并时有谈论和批评性文字，能否就此谈谈您的想法？陈众议研究员（下文简称陈）：谢谢！虽然术业有专攻，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始终应该是中国学者的基本立场，这是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同样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优良传统。我的前辈如冯至、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等都是“双枪将”，他们在从事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同时，一直关心和介入本国文学实践。但这个传统逐渐被专业细化和年轻一代、二代同行有意无意地轻疏。如何传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是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现实要求。高：的确，冯至、钱锺书、卞之琳等老一辈学者都是中西兼通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诗人或作家。当然您本人也是不间断地在进行创作，而且明年会有两部新的小说作品问世。现在我想问的是，您对“鲁郭茅”“巴老曹”等传统意义上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一直保持认同，并对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其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抬高张爱玲等人的做法非常不以为然。对此，您能否稍作阐述？陈：对“鲁郭茅”“巴老曹”等现实主义作家的认同主要出于以下考量：每个民族国家都应有自己的经典谱系，因为它是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基石。当我们吟诵或听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或者“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鲜有不在内心产生强烈乡情、乡愁的。当我们阅读“鲁郭茅”“巴老曹”时，又怎能不在脑海里出现因国家积贫积弱、多灾多难，人民水深火热、救死不赡而必须奋发图强的家国情怀。反之，当我们将张爱玲、周作人等置于其作品从出的社会历史土壤，又怎能视他们为经典作家？当然，和平年代，茶余饭后权做消遣，拿去浏览无妨，但此类作家作品是不可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和经典的。高：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确没有王德威等人宣传的那么重要，而且其中作者的“西方主体性和非历史化”问题非常突出，对此我也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也特意指出其中对郁达夫“不怎么爱国”评价的不实之处。据我所知，与对待张爱玲的通俗小说和周作人等人闲情逸致小品文态度不同的是，您对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几部中国古典名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年第期，第页。一直都非常推崇，那么您认为这些名著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可以和应该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陈：是的，我的确比较推崇 红楼梦 等古典文学名著。这些作品恰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基因或染色体。简单地说，红楼梦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等在儒释道之外筑起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共同体意识 审美价值与侠义精神。用最概括的话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经常横遭批判与肢解，一曰权谋，二曰厌女。问题是我们能简单地用当代女权主义思想去苛求古人吗？再说美西方至今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间耍权谋，甚至阴谋，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此外，男权主义固然不好，但并非古代中华民族之专属，而是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封建社会都会出现的历史现象。而“双典”中虽有不少贱行辱身的女子，但最完美的形象难道不是大乔、小乔和扈三娘一丈青吗？关键是红楼梦进行了拨乱反正，替古来中华女性竖立了丰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而 西游记虽则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但其中充满了侠义精神，它在这方面呼应了“双典”。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名著的审美价值，它们悠然进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因此，无论是“四大名著”，还是“鲁郭茅”“巴老曹”，连同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我们必须认真继承的丰饶遗产。当然，这种继承必须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并创造性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唯有如此，它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今和未来，也才能更好地为中外文化交流、人心相通提供良好的介质。诚然，迄今为止，我们的文化赤字依然存在，即使像夏志清、马悦然那样的汉学家也大抵不曾看好 红楼梦。我想，要让世人客观公允地平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恐怕还得仰仗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对于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讨论颇多的“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您似乎一向不太看好，认为是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对这些话语的界定中发挥着主要和根本性作用。而对于歌德倡导的“世界文学”理想，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者大都持肯定和赞扬态度。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对于马恩在 共产党宣言 中预言的“世界的文学”，您又如何理解？您认为他们也是在期盼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吗？陈：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言说并非毫无意义，但其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他甚至过早地断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作家们应为其努力，且不必在意自己民族的文学。大意如此。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相信这种基于理想主义的世界文学，就好比他们不相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他们在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当资本完成了地区垄断、国家垄断之后，必然要追求国际垄断。一旦资本实现国际垄断，那么资产阶级必然会以自己的方式重建世界（包括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显而易见。因此，在我看来，歌德的“世界文学”愿景就像孔子的大同理想，是针对“礼崩乐坏”的一种感喟。当然，大同理想并非毫无意义，但它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可简单并置。因为这中间横跨两千多年历史，尤其是在近现代，其中的间性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百年奋斗历程。类似情况在“实事求是”的意义演化中同样存在。譬如从汉书 至朱熹再到毛泽东思想，同样一个“实事求是”，其意义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又譬如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再譬如英文共产主义（）和大多数西方语言中同一词汇一样，其拉丁词源都是“”也即公社、共同体或大同社会，所异的是无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孔子的大同都充满了乌托邦色彩，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催生和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中国模式。类似例子很多。此处补赘。高：的确，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愿景以来已过去近年了，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文学”仍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少数国家的文学，而且主要集中于西方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几个国家。当今所谓的“世界文学”其实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陈：是的，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对于“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话题，我们首先要看它们的所指，以及言说者的立场和方法。举例来说，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一份刊物世界文学，它最初是由鲁迅和茅盾创刊的，曾名译文。鲁迅和茅盾当初的宗旨很明确：力所能及地译介世族裔文学专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界一切民族尤其是被那些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立场使然，他们并不以美西方作家为主要指向，更不以美西方作家马首是瞻。由是，译文（或世界文学）更注重介绍反帝反殖民主义文学，当然也不排斥美西方文学。于是，“世界文学”的版图是相对均衡的，既有西方文学，也有亚非拉和大洋洲文学。与此同时，除了歌德的理想主义怀想，还有另一种以西方文学为主要出发点和目的地的“世界文学”。高：那么，对于文学和文化领域“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类说法您怎么看呢？陈：关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命题，人们大多将其归功于鲁迅。鲁迅的原话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致陈烟桥）然而，我不妨就此进行一番逻辑推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符合逻辑，但似乎并不合乎实际。反之，“民族的不是世界的”或“民族的并不一定是世界的”，倒听起来像悖论，譬如白马非马。本来，世界是民族的总和，民族的当然应该是世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世界是谁？是所有国家吗？非也。在很大程度上，古来及至现在的所谓世界实际上只是美西方。在这个由美西方掌握主要话语权的时代，大多数民族正不同程度地面临两难选择：顺之，可能被化；逆之，可能被灭。看看最近二三十年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命运当可得出结论。因此，“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说法理论上虽然成立，但在事实上和实践中却并非真的如此。例如，上世纪亚非拉国家或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正是针对美西方殖民主义的一次还击吗？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所作所为或可称之为资本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殖民主义的形成，譬如大英帝国就曾使资本的野蛮特征变得更加鲜明，尽管理论上西方文化界并不这么认为，除却少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至于美国，从温斯洛普登陆北美至今，它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和杀戮。其文化本质上服从于资本，背后是资产者的经济利益。这种文化一方面高举早期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另一方面则将非西方国家描绘成“愚昧”“落后”的“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借此完成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摧毁与重建。当然，重建是用坚船利炮或当代颜色革命向非西方国家强制性地输送西方模式。高：法国学者卡萨诺瓦在其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提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疆域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问题。这个国度以其作家所属地域的文化和经济繁荣程度而有其中心、次中心和边缘的问题。对此以及美国学者达姆罗什本世纪初期以来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新建构”话题，您怎么看？陈：从文学的角度看，卡萨诺瓦、达姆罗什们关于“世界文学”的指涉多少继承了歌德的理想主义情怀。譬如达姆罗什这样说：“最近几十年文学理论的细化已经减少了理论跨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界限的应用性。理论分析越是想复杂，文化差异就会越加明显地突显出来。尤其在处理非西方的素材时，欧洲的理论术语是否具有优越地位还不十分清楚，而今天的文学理论家必须警惕，不要再次造成文化 政治霸权的失衡。”但另一方面，他们何曾拿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来言说“世界文学”？即使偶有涉及，也只是蜻蜓点水、装装样子。盖因文学终究是生产力和社会存在的产物，它的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譬如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或和律诗）、成年的小说（或和传记）。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自也，它是从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的界定推演的。同时，当西班牙成为古罗马之后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时，也便有了“宁可不懂上帝的语言，也要掌握西班牙语”这样的说法。尔后，当法国崛起时，全世界“上流社会”又争先恐后地学习法语。再尔后，当英国和美国崛起时，英语也便成了“国际语言”。它们的文学顺势占领国际市场，成为强势文化工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和话语霸权不言而喻。由此，我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暂时不会来临，我也不希望看到它的来临。这不仅出于保护文学文化多样性的诉求，而且也是在国家、民族消亡之前捍卫各自向心力和认同感的正当守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和绥化，它必须建立在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之上。如此，反对不平等的“世界文学”，也即反对资本的国际化和非理性。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这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个未来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这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谓自救不暇何以助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 学部委员陈众议研究员专访 鲁迅全集 第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达姆罗什等（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人，只有自己强大，才能更好地帮助世界、拯救世界。高：在一篇名为选择的自由 再评“世界文学”的文章里，您提到英国比较文学学者波斯奈特的观点并表示认同，认为实现不同民族间文学和文化的平等比较是去“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中心化的最佳方法之一。对此，你能否稍加阐述？陈：其实“文学”现象永远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只消稍稍翻检一下近代文学的所来所往，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也有势利的一面，尽管表现形式相当复杂，甚至难以简单说明。因此，“外部研究”不仅需要，而且不可避免，否则我们极易陷入文学或“世界文学”的细枝末节，如德里达所谓的“文本之外，一切皆无”（虽然他借此指摘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但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陷阱）。拿相关的人文主义而言，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尽管一般说来它似乎总被赋予正面、积极和进步的意义，甚至经常与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相提并论。然而，历史和现实并不是非白即黑。譬如人文主义与资本的关系就相当复杂。关于资本的“原罪”，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有过系统阐述，我就不复述了。联系到世界文坛，但丁可能是最早洞见资本“原罪”的作家之一。早在世纪初，他就以独特的方式敏锐而富有诗意地对资本做出了评骘。譬如他把原始资本助推的市民文化比喻为狼、狮和豹。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篇首是这样说的：“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野、艰险、难行，是一件非常苦难的事说不清我是怎样走进这座森林的，因为我在离弃真理之路的时刻，充满了强烈的睡意”于是他看到了象征贪婪、傲慢和肉欲的三只猛兽。适值文艺复兴运动晨光熹微，但人类的欲望已经被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所唤醒。嗣后，人文主义在铺天盖地的喜剧场上演了第一轮狂欢：用世俗人性取代宗教神学。开始是东学西渐，阿拉伯人经由伊比利亚半岛将相对轻松、世俗的东方文学和古希腊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在众多作品中，数夸张幽默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影响最大。狡猾的笛木乃、聪敏和愚钝的动物以及农夫和农妇的逗笑故事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并如一股清风吹动了相对静滞的西方文坛。世纪的另一位意大利作家萨凯蒂显然受到了 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影响。他笔下的赫拉尔多老人古怪可笑，七旬高龄时居然心血来潮，要去为信仰而战，骑着瘦马从佛罗伦萨出发，结果被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戏弄了一番（他们将一把铁兰草塞进其坐骑的尾巴，使那匹马突然狂奔起来还不时地弓背跳跃，直到回到佛罗伦萨才消停下来）。在所有人的哄笑声中，他妻子将这位被愚弄的老人接回家里，一边让他躺在床上给他治疗身上的挫伤，一边对他愚蠢的疯狂举动大加呵斥。这可能就是 堂吉诃德 的前身。到了世纪，普尔契和博亚尔多也以玩笑的态度对待神圣和崇高。前者为骑士奥兰多（也即罗兰）的故事添加了不少民间笑料，后者则索性让奥兰多这么一位身经百战的骑士坠入情网后变成了贻笑大方的傻瓜。这种调笑在阿里奥斯托和拉伯雷的笔下演化为“戏说”与“大话”或“闹剧”，而在曼里克等人的喜剧中则已然发展为“恶搞”。这种比严格意义上的讽刺更为随意但也更有感染力的调笑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蓬勃兴起的喜剧在资本的推动下生成为强大的文化力量。与此同时，福伦戈在其长诗巴尔杜斯中则有意将意大利俗语，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带有戏谑和嬉闹功能的词汇和概念同一本正经的拉丁语杂糅起来，以便用前者颠覆后者。作品因此获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颇让人联想到韩寒等年轻写手对某些八股腔和空洞语汇的讽刺性模仿。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狂欢（巨人传）多少受到了 巴尔杜斯 的影响。狂欢之后是恶搞。这是宗教僧侣们始料未及（即使想见也难以阻止）的。在西班牙作家曼里克等人的喜剧中调笑和狂欢获得了新的维度。于是，约瑟变成了笑容可掬的老头儿，他甚至会说这样搞笑的话：“呵，不幸的老头！命运是如此漆黑，做玛利亚的丈夫，被她糟践了名誉。我看她已经怀孕，却不知何时何如；听说是圣灵所为，而我却一无所知。”有鉴于此，天主教内部出现了二元选择主义，以图取代“三位一体”。类似例子良多，可见人文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动摇宗教神学巍峨大厦的同时唤醒和助长了人性的弱点。世纪初，西、葡殖民者带着天花和火枪占领了大半个美洲，伊拉斯谟在批判道统和僧侣的同时复以邪恶的快意在疯狂颂（原文为“”，即“凡人颂”，英译为“”，汉译从英译作“愚人颂”）中大谈令世俗凡人疯狂的那样东西 物欲或性欲。一晃到了世纪，以洛克为代表的思想家顺应历史潮流，开始为自由主义鸣锣开道。到了世纪，自由主义在启蒙的族裔文学专题 文艺理论与批评，年第期，第页。但丁：神曲地狱篇，参见田德望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s，：，旗帜下扯下面具，进一步为资本主义擂鼓呐喊，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双重发力。高：但实现世界各民族间文学和文化的平等比较是可能的吗？世界各国的学者是否需要在此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祛除美西方主导的各色偏狭与霸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平等比较不仅需要，而且迫切。但迄今为止西方学者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基本局限于西方范式。譬如美国学者里奇（）在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s s:ss）一书中热情洋溢地历数了百余种研究理论与方法，但几乎没有一种是非西方的。同样，英国学者帕特里希亚沃（）等人也已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牛津导引（s:）等相关著述中对“后文学”“后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将“理论之后”或“后理论之后”的文学批评归结为八大类别或八大趋势。其中前四项为：（一）运用现有理论进行文学阐释；（二）关注作家写作，关注文学责任；（三）重视心理学、精神分析和创伤理论；（四）反思理论。后四项为：（一）继续对抗经典，如后殖民研究及身体、空间、流散、幽灵等方面的研究；（二）环境主义和生态批评；（三）认知美学，如认知修辞、认知叙事学和新老诗学、接受美学等；（四）后文学文化批评。这一归纳尽管未必全面，但所昭示的已是一个前后糅合的大杂烩。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概括，我借此概括也无意否定复杂而多维的后现代及后现代之后的理论生态，但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跟风和偏食，以至于连世界主义这样的笼统和抽象的概念也成了热门话题。高：对于达姆罗什等中外学者在推进“世界文学”真正“世界”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您如何看待？作为当代中国学者，我们应如何对待和参与这一话题？当前中外学者关于“世界文学”话题的讨论和对话在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方面，是不是也会有所助益？陈：我不否定达姆罗什们对文学世界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对于各民族之间的彼此了解不无裨益。但我们也不应忘记文学永远不是空穴来风，它在帮助人们互相了解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因此，在国家、民族消亡之前，守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依然毋庸置疑。易 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说它是民族精神基因也不为过。当我们读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时没有不为之心动的，尽管我们明知道这是理想主义之谓。反之，帕雷托的“二八原则”（即“至关重要的极少数”和“微不足道的大多数”）却令我们不悦。而今，事实证明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面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集体主义壮丽篇章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与高尚情怀所在皆是。但当今我国文坛和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少亟待清理的问题。除了山寨品充斥外，还有不少较之于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精神垃圾；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美国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一些文化乱嬲的裹挟下势不可挡。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文学正面临被日益肢解和淹没的危险。看看某些作家的“浮世绘”或“黄祸论”招摇过市，能不令人惊恐？！而他们所奉行的无不是“国际化”标准。其中的世界主义“情怀”恰好与那些唯恐不能将中华民族写得更丑陋、更不堪的“国际认同”高度契合。从简单量化的角度看，某些现代小说绝对令红楼梦望尘莫及。同样，也正是受某些人的影响，可能有一天“四大名著”会成为未来的青年一代“死活读不下去”的滞销品。再不妨让我们扪心自问，有几多人关心过“巴铁”文学或者“津钢”文学？如是，真正意义上的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文学”将何从谈起？高：对于您一直以来倡导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国家意识，很多学者都表示认同，因为这事关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身份和意义。那么，您能够谈谈当今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共性问题？譬如关于研究方法、学术视野或其他方面的问题？陈：我多次提到过，在民族消亡之前，国家意识始终是国族人等积沙成塔、团结一致的重要纽带。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 学部委员陈众议研究员专访：s:：无论是“四个自信”还是“三大体系”建设，都要求我们具有牢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还有不少问题需要下力气解决，譬如：一、囿于唯文本论和学术碎片化风潮的扫荡，近几十年我国在去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评、去审美理性与审美理性批评等二元对立中不断摇摆，甚至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其中就包括不加分析地挪用、套用西方理论和方法。二、东西、男女、中外等二元概念遭到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攻击。然而，二元论不等于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否定二元论却很大程度上滑向了反本质主义的虚无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三、夸大所指的不确定性。的确，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借用袁可嘉先生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指涉，后现代主义大抵也是出于片面的深刻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能指与所指的相对性和延异性，却无视其中约定俗成的规约性和常识性。因此，所谓“文本之外，一切皆无”不仅仅是结构主义的问题，同时更是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问题。四、随着跨文化研究的发展，突破边界成为许多学者的关切。这没有问题，因为文学的触角从来都深远地指向生活的所有面向。问题是，文学及其研究方法固然是发展的，但同时也是叠加的，是加法，而非绝对的、科技般的替代。惟其如此，文学原理、概念、方法才更需要去伪存真的鉴别、去粗存精的辨析。同时，文学批评终究要立足于文学本体，以免被其他学科所淹没或简单替代。因此，它不能因噎废食，抛开韦勒克们否定的“外部研究”，也不能一味地拥抱新批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内部研究”，甚或完全遁入卡勒们的“不可定义”。五、过去的文学理论很少关注口传文学，同时网络文学也大概率尚未进入有关著述者的视野，但后者具有鲜明的集体创作倾向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与读者（粉丝或拥趸）的互动。如是，文学从旧口传到“新口传”或“同构性”的大循环正在形成；同时，数字人文奔腾而来，我们正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高：陈老师以上几个方面说得非常好！最后，如果请您向我国大学生推荐十几部外国文学名著的话，您会有限推荐哪些作品呢？至于当代中国作家，您又愿意推荐哪一位或哪几位及其代表作品呢？陈：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当然，如果借用西方的“荒岛”说法，即只许你带走十几部作品，那么一时的任意性就难以避免。倘使被迫无奈 比如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提问 我大概率会选择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至世纪末的外国文学经典，譬如塞万提斯的 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 李尔王 或 威尼斯商人 或 罗密欧与朱丽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雨果的 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 欧也妮葛朗台、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左拉的中短篇小说、果戈理的 钦差大臣、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哈谢克的好兵帅克、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千零一夜 它们大抵取决于我童年的阅读、童年的味蕾，就像儿时喜欢我国广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 北宋杨家将，等等。至于我国当代作家就更不好选择了，或者说很难取舍。随即涌入脑海的就有体现王蒙机智的季节系列、标志莫言狂放的 生死疲劳、见证贾平凹完美的“城乡三部曲”（秦腔 高兴 和 带灯）、象征张炜高大的 你在高原、代表阎连科反讽的受活、记录余华“轻史诗”的 活着、抒发格非“矛盾叙事”的 江南三部曲，当然这些只是我随机想到的一些，并不一定完全具有代表性。我所希望的是我们外国语言文学界的学者要去看这些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而且要看见。这正是犹太先知所罗门的至理名言。高：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是首先对自己国族的文学熟谙于心；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需要时时关注自己国家的文学并在批评活动加以介入践行。您作为一位资深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者的确是这样做的。谢谢陈老师的推荐和接受本次专访。族裔文学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