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内外的“老少年”形象_周旻.pdf

晚清小说内外的“老少年”形象周 旻1906 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清末小说出现了继 1903 年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1)心系政局的作者们，写作小说以点评新政、批评立宪，提出对未来中国的设想。吴趼人的 新石头记 塑造出“老少年”这一流行于晚清的文学概念，是其中特别的一例。顺着 红楼梦 的结局，小说讲述出家后的贾宝玉“忽然想起”尚有“补天之志”，携通灵宝玉重回红尘，来到 1901 年的上海。宝玉在新旧思想交杂的时空中接触新学，逐步成为一位新式知识分子。恰好薛蟠来信，提到自己在刘学笙（留学生）的引路下，前往“比较上海有天渊之隔，好上好几倍”的“自由村”。宝玉受来信吸引，遂离开上海，却误入“文明境界”。此地不仅拥有远超西方水平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富足的经济状态，还在国家的精神思想上完成了儒家伦理与西洋社会制度的完美结合。贾宝玉在向导“老少年”的引领下，徜徉其间，所见所闻缤纷纸上。小说前半部的“黑暗社会写实”和后半部的“光明科幻理想”(2)映衬出奇妙的阅读体验，再加上 红楼梦 的“旧瓶装新酒”，使其颇受读者喜爱，1908 年单行本出版后更是掀起“拟旧小说”热潮。(3)新石头记 最初写作于 1905 年。(4)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吴趼人辞去汉口 楚报 职务，返回上海，一面声援运动，一面为 新小说 等刊物供稿，继续着职业小说家的工作。同时，作者的政治思想由积极改良转入消极厌世，心态也从希望变作失望。当时的报刊舆论界流行着关于“少年中国”的讨论，精英知识人普遍认为少年将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力量。吴趼人则用逆喻（oxymoron）(5)的手法，创造性地将“老年”与“少年”的年龄差、新旧的矛盾感捏合在“老少年”形象中，熔铸身世抱负，并借此纾解“历史中间物”的青春体验。文本中一共出现了三位“老少年”：心老身不老的贾宝玉；向导“老少年”；身老心不老的甄宝玉。此外，吴趼人发表小说时的笔名也是“老少年”。过往研究多从“科学小说”的文类视角解读 新石头记 及其中人物，认为小说“在想象与认识论的层面，挑动着读者的非非之想”(6)，格外强调文本的虚构性。不过，科幻小说的分析范式因倚重对“想象”的分析，却可能脱钩于历史语境，难以深入作者创作小说的时代背景、政治气氛与写作心境。本文尝试以 20 世纪初报刊文章及类型小说中的“少年”论述为背景，还原“老少年”形象的建构过程，探讨政治思想、科学知识与文学立场在其中的投影；在“政治科学文学”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下，重新审视 新石头记 及相关晚清小说文本内外折射的思想史问题。一、精神、形骸之分合：“老少年”诞生的时论背景新石头记 中贾宝玉一心寻找的“自由村”，是吴趼人从政治小说 黄绣球 中借用的一个核心概念。黄绣球 中的“自由村”位于“亚细亚东半部温带之中”，村民“大都是黄氏子孙”(7)，但因封闭隔绝、缺乏“竞存”意识，面临危机。故事以寓言的方式和讽刺的笔法，讲述“新女性”黄绣球如何在村里发起新政，推行新教育。“自由村”既是中国/朝廷，又是地方/民间：作者希冀的是中央与地方合力，推行有效、稳定、温和的改良措施。到了 新石头记 中，象征特定社会发展形态的“自由村”则有两种，即“文明自由”与“野蛮自由”，对应中国与西方。在“文明自由村”，“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会上的规则，能明法律上的界线”，而“野蛮自由村”则“破坏秩序”，“动不动说家庭革命”“把伦常捐弃个干净”。(8)较 黄绣球 更进一步，吴趼人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革命”和“文明论”的质疑在介绍“文明境界”的政体演变时，老少年强调的是一种不以历史进步为前提的“文明”/“野蛮”观念，试图提出中国“自己的”价值。(9)“小说界”之外，早在 1904 年，就有报刊文论将“文明”分解为“有形之文明”与“无形之文明”；认为“物质之文明必起于制度文物完美之后，而制度文物之完美，又必起于精神发达之有素。”(10)1906年，梁启超在文章中描述民主渐进的政治构想，推行教育、德育、地方自治等稳定性更高的政治制度。新石头记 中的部分内容几乎是“无形之文明”的翻版：施史论081行德育、儒家仁政，强调国民之“道德力”与政体之“进化力”同等重要。“自由村”与“乌托邦”既是晚清小说家进行社会制度想象的“实验田”，也是一面“观照、丈量、鞭策现实世界的 镜子”(11)，映照出报纸、杂志等“新式政治出版物”(12)中发表“我见”的晚清知识分子关于世界秩序与文明形态的反思。清末的小说创作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下发生的：纯粹的文学写作并不存在，作者的想象与时论相互渗透，小说中关键性的概念装置往往“浓缩”着报刊文的观点、逻辑、内容。文学一方面被彼时的政治诉求与社会改革目标所框限，情节、结构、人物等文本要素皆有“本事”，所谓“虚构”也是“无一字无来处”；一方面则迸发出惊人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反过来影响着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构想与论述表达。那么，吴趼人在 新石头记 中着力创造的“老少年”又对应着怎样的现实脉络呢？率先登场的“老少年”，是从 红楼梦 中走出来的贾宝玉。“且说续撰 红楼梦 的人，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我何如只言贾宝玉不死，干了一番正经事业呢！”(13)摆脱了“儿女情长”的贾宝玉，是一位身体年轻、“心之老大”的“老少年”，梦想成为当代“英雄”，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强、安定的建国之路。他接触新式的报刊、书籍、知识和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这段经历改造了贾宝玉的“思想”，激活了他吸收新知新学的能力。不过，“思想”上的新变，更接近于物质性的“野蛮自由”。小说后二十回，贾宝玉在未来乌托邦遇到“文明境界”的主人甄宝玉，后者的身心构成与初始的贾宝玉恰恰相反：身体已老去、“须发如银”，但精神上却“无异少年”。作者设置一对互为镜像的“老少年”，让他们分别占有少年的形骸和灵魂，呈现出少年身体与精神的不同组合方式。事实上，这也是晚清知识精英讨论“少年中国之少年”必备质素的两条主要线索，其中，精神线索被认为是“少年中国”取代“老大帝国”的关键。梁启超在 1900年发表的 少年中国说 中对此已有谈及：“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14)“心力”，即道德精神之能量，是不同于身体的心灵、灵魂之力。以“心力”创造新的国家，也是维新党人所坚持的制造“新民”之道。谭嗣同在 仁学 中便要求重视灵魂力量，以此改造身体与人种。(15)“少年者，新世界之表率人也，新中国之代表人也。”(16)梁启超打造的“少年中国”想象，迅速流行开来，成为趋新避旧、振兴国族的一种典型论述。西方心理学在此时的大量输入，更是为“心力”的重要性提供了科学上的凭据，有关精神之少年与形骸之少年的讨论得以在更为细致的层面上展开，不再只是“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的表层隐喻。1900 年 12 月，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冯自由、郑贯公、冯斯栾等人创办的 开智录，是一份由青年学生主导的激进刊物。开智录 上围绕“少年”展开的话题俯仰皆是，对于少年的精神亦有深入讨论。冯斯栾所作之 真少年说，开篇便将“少年”特性分为两种：少年有二种：一精神上之少年，一形骸上之少年。此二者实各独立不相附属，有精神是少年而形骸则老人者，亦有形骸是少年而精神则老人者。(17)世人多以老、少的生理性界线立论，贬斥年老，颂扬青春。但作者指出，形骸少年，即“假”少年，是以年轻掩盖思想落后，并非真具有先进性；精神少年，“则无论其外形之老少，此以内观也，吾又定其名曰真少年”。因此，精神之有无、“心力之消长”，内里的青春才是定义老、少的标准，随即便有了“心之老大”与“心之少年”的概念。形骸与精神兼具，拥有希望、进取、冒险、动作四种性质的被称为“少年之少年”，也即理想中“自由潮汐新中国，独立风云壮少年”的缔造者。1902 年，香港 中国日报 刊登 少年性质 一文，引用并延续了 真少年说 的论述，强调精神应高于形骸：“吾谓有精神之精神上少年，有形骸之精神上少年。精神也，形骸也，固不可以假借者欤。然精神之精神，与形骸之精神，尤不可以不辨而别之，以存少年之真相焉。而后二十世纪之少年，庶足为精神上之少年，更足为精神之精神之少年。”(18)作者认为少年的精神性应由实际、谦和、修束、践实、血性、爱群组成。在其影响下，报刊文论抛开了年龄，重新定义何者为“少年”、少年之性质等问题，例如 国民日日报 上的诗篇 箴少年，认定“气力活泼，怀抱壮图者，即少年耳”(19)；新加坡 天南新报主笔黄世仲馨香祝祷的“今日之少年”，应是“具真少年之材料，负真少年之思想”，“以个人始，以合群结，不必为君主计，而当为国民计”。(20)梁启超也提出“少年国民”必须具有国家、体貌、灵魂三方面特性。(21)别开生面的少年论述，引入新鲜的科学认知与生理主义的文化观，(22)勾勒出一条由身体至心灵、从形骸到精神的少年进化谱系。对“心力”“思想”的恒定关注，又为“制造少年”提供了方法，“少年中国”不再只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而“少年”的对立面也不再只局限于“老大帝国”。晚清报刊时论中关于少年性质的讨论，无疑正是吴0822022.12趼人创造“老少年”概念的重要背景，为这一人物形象赋予了精神与身体两方面的可能性和成长空间。“老者之心既宜少，而少者之心益不可使之老”，身老心不老的“老少年”是通向“真少年”的一种过渡形态。开篇登场的贾宝玉，代表“形骸之少年”，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年轻的优势在小说中表现为宝玉的“呆性”(23)毫无滞涩地吸收各路新名词、新字眼、新风气；却未习得“文明之根本”。向导“老少年”与甄宝玉是具备“民权之程度，平等之界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义务”的“精神之少年”，但他们在体貌上欠缺少年的特性。相较之下，贾宝玉更有希望进化为真正的“少年国民”。“改造少年”也成为 新石头记 隐在的叙事动力。在“漫游文明境”的后二十回，吴趼人对贾宝玉的身心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造”用政治想象与国家理想打破了宝玉最初接收到的西洋文明论的局限，为其注入传统中国的道德之力；无论是“变成全方位的感时忧国者”(24)，还是成长为晚清社会变局的理想“补天”者，贾宝玉都在旅行过程中完成了通往“少年精神”的质变。二、政治自况与再造“青春”“老少年”是兼具政治与科学的文学概念，因此在同时代的政治小说与科学小说中都并非罕见。两种不同类型的新小说对于“老少年”形象的塑造，折射出晚清小说家以文学手段处理少年精神与身体、未来政治与国家命运等问题时的心态与想象。1908 年问世的寓言体小说 水月灯，在第三回借一场三方辩论阐述时下纷争的政治立场：“鬓发半苍”、年逾古稀的“守旧老年”，主张开科取士，维持声名文物；留学日本、“年二十余”的“维新少年”，作为“当代人物”大谈自由、平等、天演等“新名词”；介于少年与老年、维新与守旧之间的“进步老少年”，提出将民族事务分为 81 类，辅以三纲伦常实行共和改革。(25)“老少年”在小说中承担了陈述作者政见的角色，被塑造为一种政治立场的发声筒。发表在吴趼人主编的 月月小说 上的 新舞台鸿雪记，是一部模仿 新石头记 的短篇小说。作者陶报癖是为 新石头记 撰写书评的第一人。小说描述“我”偶遇一位自称“老大帝国之老大”的老头儿，此人虽已七八十岁，“但精神面孔，觉得比少年人还要强健些”。老头儿带“我”游览国中新创的植物园，园中开遍奇花异草：“文明菜”“自由果”“平等草”“独立树”“革命花”。途中又偶遇一队青年志士，“我”因此陷入年轻时的回忆1902年，维新少年“新事业”失败的经历。(26)在持革命立场的青年看来，“我”是一位过时的“老少年”；作者却批评这些青年“只重形式，忘了根本”。代表新思想、新名词和新概念的植物水土不服，不能开花结果，唯有“国粹药”才是包治百病的“解毒剂”。此中的“老少年”不再担任少年的向导，而成为一名与之对立的保守人士。“新”与“少年”结合，象征国家的进步方向和充满活力的新兴政治力量，这本是政治小说教育大众的常见手法。但在这两部小说中，“青年志士”却成为批评、讽刺的对象，政治小说文类的形式要素尚在，劝勉激励的文体感觉已失。“老少年”形象中蕴含的结构性的进化力度，褪色为浅显的政治寓言。这符合晚清政治小说退潮时期的典型特征。1909 年，一部与 新石头记 同名的小说面世，作者南武野蛮。(27)与吴版 新石头记 有意借小说与社会现状对话相比，南武野蛮的 新石头记 更多地继承了 红楼梦 续书的普遍主题，述宝黛再续前缘。小说讲述贾宝玉一梦醒转，来到 20 世纪初，得知林黛玉尚在人世，已成留学生，决定寻找黛玉。此时的林黛玉正在富士山下的“大同女子学堂”教授英文。全书第九回，宝玉寻至课堂，两人相见，故事被推至高潮。宝玉以为黛玉“必然悲喜交集，当哭不胜哭”，哪知她“学就了一身学问，开拓了万丈心胸，把以前的一切性情扫除尽净。”(28)原来林黛玉游学欧美，习得男女自由平权的道理，又与美国“真真女子”一同到日本创办了女子学堂，俨然成了一名新女性。两位“老少年”相见，林黛玉劝宝玉留在日本学习，洗去身上可怜可笑的孩子气，做一个“世界人”。至于两人的爱情，信仰自由结婚的黛玉以开启民智才是国民之“天职”为由，拒绝了宝玉，提议先实施文明恋爱。(29)林黛玉的“改造”和“重生”堪称理想，在求新知、做新人的过程中亦达成个体与国族的融合。在宝黛二人相认的情节中，原本对情感需求更强烈的女性扮演了政治性更强的角色，将“私情”替换为公德、天职等国民义务，以“少年国民”的身份和文明演说的形式劝导贾宝玉“忘情”。情与理的张力、两种感情（爱国还是爱情）的论争，正是晚清政治小说有别于欧洲、日本的政治小说的一大特征。叶凯蒂指出，中国的作家“用孤独的改革英雄代替了才子佳人的主题，让传统的读者无法只关注浪漫的故事而抛弃其政治意涵。”(30)在岌岌可危的国势面前，政治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会选择牺牲爱情、家庭，甚至生育，全身心投入爱国救亡活动。不过，1909 年的 新石头记 最终给出了“大团圆”结局：宝黛完成学业，奉旨完婚。这一结局虽破坏了“政治小说”的完成度，林黛玉却也因此在“新女性”的身份之外，多了一重“老少年”特有的“未完成”气质。083史论晚清小说内外的“老少年”形象乍看之下，晚清政治小说中的“老少年”充斥着不彻底性，是一种半新不旧、半老不少的落后人物，在社会政治进步的叙事中扮演过渡角色。但进入具体文本，会发现小说作者往往站在“老少年”身后，将其塑造为代表自己政治立场的替身。光宣之际，趋新的旧式文人常以此自况，并在批评小说的写作中融入自己的政治意见，以游离于老/少、新/旧之外的“老少年”形象表达对现实政治的讽刺与批评。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老少年”的“改造”潜力，而是一个点评与发声的身份。同时代的科学小说却更关注“老少年”改造精神、改造身体的可能性，意图以科技为助力，通过再造“青春”的想象，鼓舞新民与新国的信心。1905 年，杨度根据元素守恒定理推导出中国“老少年”的两套“更新”方法：其一，新身体、旧灵魂，“则惟有借来人之体魄，以载去我之精神而已”；其二，旧身体、新灵魂，“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兴四千年前之人物，后、先相接，而发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国，变而为更生之中国。”(31)表面的科学依据背后，仍延续着教育新民的思路。同年发表的科学小说 新法螺先生谭 则天马行空得多。新法螺先生思索科学之外，是否存在关于精神之“学问”，想了两年，脑筋紊乱，“躯壳”“灵魂”分离，各成一团。四分之一的灵魂与肉体跌入地底之中国，偶遇白发老翁“黄祖”，他虽掌管国人性质的各种元素，但国民之“善根性”被侵蚀，已危在旦夕。剩下的“灵魂”飞入太空，漫游月球、水星、金星，再返回地球，回归本体。重组的新法螺先生又对动物磁气学产生兴趣，研究运用“脑电”的新技术。因为“脑电”代替了人工，工商界遭到重创，失业者群起而攻之。新法螺先生为了避祸，“潜踪归里”。这部小说延续了包天笑所译 法螺先生谭 系列荒诞不经的风格，原作中的“吹牛大王”，在新传中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发明“脑电”的灵感和依据，一是来自晚清的“催眠术”，一是来自在水星观摩到的“造人术”：余过时，见有二三人，系一头发斑白、背屈齿秃之老人于木架，老人眼闭口合，若已死者然。从其顶上凿一大穴，将其脑汁，用匙取出；旁立一人，手执一器，器中满盛流质，色白若乳，热气蒸腾。取既毕，又将漏斗形玻管，插入顶孔，便将器内流质倾入，甫倾入，而老人已目张口开，手动足摇，若欲脱絷而逃者，迨既倾毕，用线缝伤口，则距余已远，不能再见。(32)随后，更换了脑汁的老人重获青春，“则齿秃者必再出，背屈者必再直，头发斑白者必再黑”，成了“雄壮之年”。这套改良脑汁的“手术”并非纯粹的空想1879年，英国人完成了现代医学史上的第一例开颅手术。在中国，1830 年问世的 医林改错 已经带有现代科学的色彩，其中 脑髓说 一篇，介绍脑的生理解剖构成，明确提出脑髓、脑汁等结构是人体“贮记性，生灵机”的核心，即脑是精神的核心器官。(33)关于“脑”与“青春期”关系的记叙，则可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传教士所办的科普杂志，如 中西闻见录 格致汇编 等。普遍认为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人脑的发育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此后，脑部的容量、清度、灵敏度将大幅衰减。关于“脑”的知识，特别是它对人体的决定性作用、与生理年龄的关系，伴随着本土医学的发展与西方解剖学的进入，在 20 世纪初已成常识。(34)小说所构想的脑部手术，虽如天方夜谭，但也确有科学的背景。通过改良、增强“脑”的能力，进而制造出身体内外的“青春”，对应着“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的政治愿景，时常出现在晚清的科学想象中。“换脑”“洗脑”“洗髓”等情节，也表达了快速改造国民性的希冀。女娲石 中便有“洗脑院”，专事将人的脑筋解剖出来，用特质的药水洗去“种种外触”所导致的污浊，再安装回去。在这个设定中，人体仿佛是台机器：器官可以随意地摘下、更换，“思想”和寄存它的“大脑”，更是可以被清理、重装。对此，著者很是得意地评价道：“是回全为调侃时世之文，妙在又能夹说科学理论，于痛切淋漓之中，时闪时烁，异样光彩。”(35)新法螺先生谭 的作者徐念慈，亦是晚清科学小说重要的译者、作者，他对科学如何发现、解释、改变人的灵魂怀有极大兴趣。1907 年，在为 科学小说：电冠 所作的 觉我赘言 中，他又提到近世科学“于虚空界之发明”“尚未曾肇端也”(36)，甚为遗憾。这其中自然有对科学万能论的批评；而更重要的，是他动用生理学、医学、化学、卫生等，为改造精神、返老还童等非理性的幻想提供“科学”的方法，也为政治性的“老少年”描绘了一幅再造“青春”的技术蓝图。三、“老少年”的主体性新石头记 中亦有以“科技”改良身体/精神、驻颜益寿的医学新发明。进入“文明境界”的第一步，是验“精神”：医学博士用特质的“测验性质镜”窥测人身，“则血肉筋骨一切不见，独见其性质”，“倘是性质文明的，便招留在此；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质所去”。(37)另有“验脑镜”，用 X 光的原理诊断思想，促其进步。东方法则研究“制造聪明”的“聪明散”：将脑筋的原质研磨成粉末，“加入药料与及轻0842022.12清之气”。药从鼻子进入，在脑中“便成了脑筋”，富足境界中人的思想。(38)更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环境、日常饮食具有调理精神、血气的功能，使人的身体逐渐年轻、面目不老。贾宝玉在此间生活几日，觉得“走路轻捷的了不得，身上也长了好些力气”；“老少年”看着只有四十岁的样子，实际已是一百四十岁的高龄。“文明境界”中科学理论的基础是伦理道德的政治理想；而“德育专制”的主要参与者、领导人和执行者，也都有科学上的知识与建树。张治曾总结以“补天遗梦”为原型的晚清科幻小说，认为它们一方面“用未来补历史”，在现实危机感中“预支未来”，“设计科学进步的中国重新恢复文明生机的新纪元”；另一方面“用政治补科学”：“以小说家言幻想读书人的新命运，使得怀有出色科学技术的民间科学家走入庙堂，确立科学家主管国家各大小事物的科学乌托邦。”(39)关于第二点，除了从科学家到政治主脑的身份跨越，晚清小说家还善于将科学与幻想之间的空白交由“政治”来填补，研究科技的动因、使用的知识，甚至一些关键性的操作工具，都可归入政治的内容。比如“洗脑”“洗髓”所用的“药”，新石头记 中影响人的身体变化的“环境”。在这些后来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的作品中，“政治”的定义是模糊的，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制度等具体的内容或立场；它可能是一种理念，也可能是以道德、精神等抽象的面貌出现。吴趼人自道 新石头记“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40)，时人曾感叹：“少年读之，可以油然生爱国自强之心。”(41)小说中塑造的“老少年”形象，带有强烈的自我投射与国族隐喻，在晚清的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中频繁登场。可是，不论政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单一文类其实无法笼罩或定义 新石头记 的类型，遑论解释其中的核心形象“老少年”。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在耐人寻味的结尾处可见端倪。“老少年”如何“补天”，“是全书故事发展的根源，也是主导全书情节走向的核心”(42)。吴趼人从二十二回开始着力搭建“文明境界”，以贾宝玉为限制观点的观察者、评论者，向导“老少年”为全知观点的解说者、揭秘者；两人一问一答，逐步深入这个理想社会的方方面面。后者隐晦地透露，此地太平繁盛与一位名叫“东方文明”的人有关。直到第三十九回，贾宝玉才见到“东方文明”。见面后，此人的身份却更加成谜，因为他称呼宝玉为世兄、故人，宝玉遂发出疑问：“他如何认得我？我何以总想不起来？”设下悬念后，第四十回进入了宝玉的梦境，小说的叙事声音也从多声部调换为单一声部。在梦中宝玉又回到了上海，听朋友叙述自己离开后发生的大事：美国禁止华工入境、日俄交战、预备立宪、五大臣出洋、立宪成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宝玉来到万国和平会现场，适逢皇帝的演讲，发现此人竟是“东方文明”，而他所发表的观点，正是前一晚众人酒后畅谈的新理想：解放世界上的红、黑、棕色人种，消灭强权。宝玉随后苏醒，发现是大梦一场。而梦醒时刻，作者如是描述：看看司时器已是寅正一刻，天还没十分大亮。觉得燥热，便起来到外面乘凉。走到外面，谁知东方文明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看荷花。(43)这段没有“主语”的描写，读者通过贾宝玉的“透视”来观察世界，是趋向于真实性的第一人称“客观”叙事。有别于此的，是第三人称“主观”叙事。在 新石头记 前三十九回的篇幅里，虽然出现了两种叙事声音贾宝玉与老少年，似乎各有其经历与个性，但事实上是叙述者嵌入主人公的内部，分别扮演说书人、听众的角色。换言之，作者的想法，即有形之叙事者一直主导着从晚清社会到“文明境界”的旅行过程，新石头记虽充满着新意境、新事物、新名词，但在叙事者的层面仍未突破传统的讲故事者，即便在大部分行文中取消了叙事者的声口，并较少出现对结构的解释及分析。而通过“做梦”情节的设置，小说不借助有形之叙事者便切入了贾宝玉的内心世界由于一切都发生在梦境中，吴伯惠的叙述与中国的成功，实际上只发生在贾宝玉自己的想象之中，他甚至在梦中发出疑问：“我自从到了文明境界，一切都叹观止了，再游历甚么呢？”随后，“东方文明”前来揭示自己的身份：他不是别人，正是 红楼梦 中的甄宝玉。甄、贾宝玉在曹雪芹的笔下互呈镜像、互在梦中、互为虚实；吴趼人则借用“镜影蝶梦”的意象，安排贾宝玉追寻“补天”之志、甄宝玉完成“补天”之功。(44)并且，甄宝玉以“道成肉身”的方式终结了“文明境界”的想象：他所建立的乌托邦世界是“补天”的完满，他的身份是对贾宝玉（假宝玉）存在的否定。行文至此，小说也迎来结局：宝玉再次“如梦初醒”，“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于是去往“文明自由村”。梦里的一切既是宝玉所想，又是吴趼人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所见所闻，叙事者与主人公暗默地发生着重叠和置换。贾宝玉的怅然若失，与其说是因为“补天”的成功、自己的无用，不如说是因为吴趼人意识到身为“老少年”的自己，是一个永远无法完085史论晚清小说内外的“老少年”形象成进化的人。结局处梦境与现实的强烈对比，让“改造老少年”的预设破灭，无论精神或是身体，他们都是被历史抛掷出去的“中间物”，无法置身在“旧”，更难以熔铸于“新”，在先进、完美、成功的未来国家（甄宝玉）面前，“老少年”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 新石头记就此完结，那么“老少年”的命运将以“失败”告终。然而文学面对危机的反应往往不同于政治或科学，即便是以同一个时代议题为原型构思的小说文本，也会在关键处以独特方式重新“验算”进化的逻辑，发现主体新的可能。贾宝玉前往“文明自由村”后，将通灵宝玉送予老少年，以此了断自己的“补天之愿”。但“宝玉”却不慎丢失，老少年一路寻访，找到了一块嵯峨怪石，石上印有一篇绝世奇文。他遂改用演义体将奇文翻写而出。此外，石上还留有一首“宝玉”自叹自述的“歌”。他在歌中叹息：“悲复悲兮世事，哀复哀兮后生。补天乏术兮岁不我与，群鼠满目兮恣其纵横。”一改“文明境界”的光明未来，宝玉陷入对中国/自身命运的深切悲观中。“歌”的尾声，他又唱道：吾欲吾耳之无闻兮，吾耳其能听！吾欲吾目之无睹兮，吾目其不瞑！气郁郁而不得抒兮吾宁喑以死，付稗史兮以鸣其不平。(45)为了填补“补天”不成的失落，宝玉从参与者的位置上退下，成为故事的记录者，而其开篇所立下的“干了一番正经事业”的愿望，最终以写小说的方式实现。并且其所写下的、流传于世的正是一部“新小说”。吴趼人将被历史抛下的贾宝玉，以写小说、鸣不平的方式，重新收编回“现在”的时间秩序中，为宝玉如何介入现实找到了一条出路。这整首歌同时也是作者吴趼人的心声他们都是 新石头记 的作者，通过作者身份的嵌套关系，文学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韩南在分析 1896 至 1900 年中国小说创新的第一次浪潮时，重点关注于叙事者及叙事方法。1895年因 马关条约，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直面国势危机，这使“亲自介入的作者”的叙事技巧被广泛地应用于小说写作中，影响到小说界革命。“付稗史兮以鸣其不平”，新石头记 的结局，亦是吴趼人对现实和未来黄金世界的回答：“写小说”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一份职业，更象征着文学如何在“无力补天”的维度，为主体提供一种新的身份位置。“在危机年代，人们期望一个小说家抛开旧有的与消遣小说相关联的不具人格的叙事者，而 用自己的声口 说话，实际上采用了某种非小说文类的自我指涉的特征。人们也会期望这样一个小说家解释清楚他一个个人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写这部小说的。”(46)1905 年，杜阶平在 书吴趼人 中回忆“年四十”的吴趼人，说他“浪迹燕齐，郁郁不得志，乃纵酒自放”。(47)也正是在此时，吴趼人称呼自己为“老少年”。自嘲的背后，是像他这样步入中年的旧式文人切身所感的、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时差”：年幼时接受传统读书体系的训练，却“终不能达于用”(48)；没有机会学习新的知识，便会被新世界淘汰。友人回忆中纵酒自放、寄情文字的吴趼人，也难掩落寞。很多时刻，他不得不正视年龄所带来的力不从心新/旧、老/少、过去/未来之间，究竟有没有栖身之所？因此，“老少年”不仅是称谓，不仅是自况，更是一种新的身份：以写“小说”入世“补天”的晚清文人，以文学介入现实的文学家。文学对“老少年”的再创造，与政治论述、科学理想中的“老少年”形成有意味的缝隙与张力。吴趼人在新石头记 的最后，安排贾宝玉孤身一人在“文明境界”的“自由村”中写小说，以此济世。在现实与幻想、过去与未来、老年与少年之间，为他创造了一方容身的天地，以笔墨，以文学，以雕虫末技的“小说”积极地进入现世，以慰平生之志。与晚清流行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的处理方式不同，在吴趼人的叙事中，改造“老少年”没有成功，但贾宝玉却不再是一个“夹”在新旧之间、亟须改造的人物形象，而是文学的主体应对现实的一种介入姿态。它也许没有一个结果，却在小说内外的言论空间里提出了新的问题。注释：（1）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4 页。（2）黄锦珠：论吴趼人的 新石头记 ，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吴岩编，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98 页。（3）该书所属的改良小说社 说部丛书 系列中有一批同类型的作品，大约占总数的 35%。付建舟：改良小说社及其作品与晚清社会改良，江汉论坛 2018 年第 11 期。（4）关于 新石头记 1905 年在 南方报 上的连载情况，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史料问题，限于篇幅，本论文不做具体论述。据笔者调查，该小说自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905 年 9 月 19 日）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906年 3 月 24 日），总计二十回未刊完。（5）“如果自相矛盾的言语是将日常使用中意思相反的两个词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叫作逆喻。”美 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0862022.122009 年版，第 404 页、第 405 页。（6）美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92 页。（7）颐琐：黄绣球，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69 页。（8）（13）（23）（37）（38）（43）（45）吴趼人：新石头记，吴趼人全集 第六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82页，第 7 页，第 43 页、第 162 页，第 175 页，第 274 页，第322 页，第 324 页。（9）晚清从日本输入的“文明论”，包含着“以西洋为排头的一元性顺序和普遍公理的价值判断”，本质上，“文明”是“非中国自己的”价值。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修订版），狭间直树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 90 页。（10）论文明第一要素及中国不能文明之原因，大陆报第 2 年第 2、3 号，1904 年。（11）陈平原：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 134 页。（12）季家珍：印刷与政治时报 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05 页。（14）任公：少年中国说，清议报 第 35 册，1900 年 2 月。（15）谭嗣同：仁学，收入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谭嗣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7 页、第 8 页。（16）（18）少年性质，收入 中国脑，寅半生编，袁志才校，时中书局，1903 年版。（17）自强：真少年说，开智录第 3 期，1901 年 1 月。收入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 4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388 页。（19）箴少年，国民日日报汇编 第 4 集，1904 年。（20）世仲：论今日中国少年之责任，天南新报 1902 年 12月 16 日。（21）贯公：国民不可缺少之性质，开智录 第 3 期，1901 年1 月，收入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 4 辑，第 395 页。此文为郑贯公录梁启超演说而成，后修改为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发表于 清议报 第八十二、八十四册，1901 年 5 月。（22）刘纪蕙：“心的治理”与生理化伦理主体以 东方杂志杜亚泉之论述为例，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2006年 9 月第 29 期。（24）颜健富：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年版，第 184 页。（25）冯文兽：希奇小话：水月灯小话，汇通印书馆，1908 年版，第 3742 页。（26）报癖：社会小说：新舞台鸿雪记，月月小说 第 2 卷第 3 期，1908 年 4 月。（27）关于“南武野蛮”为何人，尚无定论，可参考林丽婷：到日本留学去读南武野蛮 新石头记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8 年第 4 期。（28）（29）南武野蛮：新石头记 卷一，小说进步社，宣统元年（1909），叶二十上，叶二十二下。（30）美 叶凯蒂：晚清政治小说：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迁移，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50页。（31）杨度：杨叙，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合集 专集第六册，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 5860 页、第 5862 页。（32）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新法螺，小说林社，1905年。收入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 科学卷，于润琦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1 页。（33）王清任：医林改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 页。（34）关于中国近代“脑”取代“心”的地位的历史，可参考美国学者 Hugh Shapiro（夏互辉）的研究论文：“The Puzzle of Spermatorrhea in Republican China”(East Asia Culture Critique 551-596)，以及会议论文：“Interpreting the Idea of Nerv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8）。（35）海天独啸生：女娲石，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娲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95498 页。（36）徐念慈：觉我赘语，科学小说：电冠，小说林 第 8期，1908 年 1 月。（39）张治：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天人怀想晚清科幻小说与现代性，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吴岩编，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3 页。（40）（48）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 自叙，吴趼人全集第三卷，第 299 页、第 300 页，第 299 页。（41）吴克歧：忏玉楼丛书提要稿本（一节），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19 页。（42）黄锦珠：论吴趼人的 新石头记 ，第 199 页。（44）贾立元：镜与像：新石头记 与吴趼人的观看之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9 年第 3 期。（46）美 韩南：“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8 页。（47）杜阶平：书吴趼人，小说月报第 8 卷第 1 号，1917年 1 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张涛）087史论晚清小说内外的“老少年”形象